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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仍在长沙，未参加北京的会议。汪东兴也没有回去。汪觉得北京闹得这么凶，这样的政治局会议他没法子参加。

我想回北京。我在长沙起不了作用。我们的人手不足，万一发生突变，需要抢救，很难进行。北京的医疗组仍需一起研究，制定下一步的治疗急救方案。

胡旭东、吴洁和我于一月初回到北京。我们的医疗组又加入解放军总医院耳鼻喉科姜泗长主任。北京医院外科周光裕主任、麻醉科高日科主任，以及北京协和医院皮屑科袁兆庄医生四人。稍后，这四位同胡旭东主任去了长沙。

我留在北京，开始向几位高级领导做简报。我先找到叶剑英，希望寻求各领导人的合作。毛不肯接受治疗，我们极需政治局的帮助。另一方面，也该让政治局了解毛的病情。叶元师很热心。我们聊了一会，谈到我自已负责毛的医疗保健二十一年之久。然后我将外出这半年的情况详细告诉了他。我们也商量如何说服毛下胃管，用鼻饲，会减少食物吸入肺内，发生肺炎。

叶剑英一直鼓励我。这段期间我跟汪东兴、张耀词的关系也不好。我将毛的病向汪东兴、张耀词讲了很久，他们一再说不懂。甚至拿了模型、绘图，说了也是白搭。

自从毛发现有了这个不治之症以后，张耀词更是一副推卸责任，生怕有些事落在他的肩上的样子。张一再强调，他又不懂医，他只管警卫。

叶的话使我的精神压力大为减轻。叶说，依毛的脾气，恐怕不肯下胃管。叶也提醒我，不要使江青又藉机发动夺权活动。叶记得江在毛一九七二年病重时搞的那场闹剧。江仍可以再斗我一次。叶并要我不要担心，他答应在江青对我伸出毒掌时，帮我解围。

我长舒了一口气，全身好像轻松了一些。我回到三０五医院，开始筹备工作。

一九七五年一月二十日，我去三０五医院的新楼病房探望周恩来。周的病情又恶化了。周去年十二月去长沙前，医生发现他的大便有潜血，当时为了解决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的问题，没有告诉他。大会在一月十七日结束，中国这列火车又重新向现代化的路上驶去。这时医生又怀疑他有结肠癌，正准备做结肠镜检查。

周面容清癯，脸色苍白。他不愿整天躺在床上。我见到他时，他坐在沙发上，穿着整齐的中山服。我向周解释，因为他正在检查和治疗，恐怕影响他的休息，所以回北京两个星期都没有来。周怪我不早去，他很关心毛的身体情况。

那时毛已离开长沙前往杭州。北京医疗组第一批人已随毛去杭州。我和其他人员定于明天前往杭州。我不在期间，毛终于同意进行总体检查。

周也和别的医生讨论过毛的病情。毛的白内障好治疗。他问我们，对运动神经元病研究出办法没有。周还是难以接受那是不治之症。我告诉他，对这个病实在没有什么好办法，国外也没有办法。

周说：“可以请中医看看。”

我告诉周，毛并不相信中医。即使看了，熬的汤药，他也咽不下去。现在已经不能喝水，一喝就呛，只能喝像稀浆糊样的稠汤。

周沉默了一会，然后说：“你见到主席，替我向主席问好。”

第二天，我带着十二名护士和十名医生离开——吴洁、两位神经内科医生、三位眼科医生、两位爱克斯光科医生、两位化验医生。耳鼻喉科和外科医生已经在杭州。

毛的总体检查分四天完成。原来按保密规定，给“首长”进行检查治疗，各科医生只能了解和处理本科的疾病，不允许打听别的科的情况。我的工作便是分析各别报告，再拟出一套治疗办法。这条规定是非常不合理的，因为医疗本身是一个整体，各科之间互相保密，就不可能得到全面的判断，特别像毛已经不是一个系统、某一个系统。某一个器官有病，各科如仍互不商量，就会顾此失彼，发生医疗上的失误。经汪东兴同意，这次可以各科分别检查，然后共同讨论做出全面的衡量。耳鼻喉科医生先行检查，再来是内科、神经内科和眼科的检查。做了心电图测试，取了胸部和心脏的爱克斯光片。由心脏的爱克斯光片可以判读心脏是否有扩大的迹象，如果有，那表示有心力衰竭的危险。

综合这次检查的结果，毛患有运动神经元病、两眼白内障、冠心病、肺心病、两肺底部有炎病、左肺有三个肺大泡、左臀部褥疮、血液中的氧气过低。这时候毛还有低烧，咳嗽很厉害。大家商量这次无论如何要下胃管进行鼻饲，这样服药也方便。另外再做白内障手术。

我综合了大家的意见，给毛写报告，说明检查结果、病情分析和治疗对策。二十七日写完，交给了张耀词。张耀词给了张玉凤，让她向毛报告。因为这时毛已完全失明，一切报告都得由别人读给他听。

二十八日凌晨五时半，张耀词把我叫醒，要我和所有医疗组人员立即赶去和汪东兴开会。张玉凤刚传送了毛的旨意。我们纷纷赶到四号楼集合后，张耀词说：“刚才张（玉凤）秘书叫我去了。说医生的这些办法，都不顶用。张秘书已经同毛主席商量好了，要用输液的办法治。输液是很好的补药，有营养，能治疗。现在请你们来商量，立刻就输。”

文革期间，高级领导黄永胜、邱会作等人流行用输液（葡萄糖）和输年轻战士的血做为补药。江青听说年轻力壮男子的血液可增长寿命，便安排了年轻军人捐血来供她输血。张玉凤听说了这些方法，便建议毛采用。

这些话说得大家面面相戚，没有一个人表示态度。汪东兴于是一个个点名，问他赞成不赞成。汪说，只要都赞成，就好办。

在汪的这种高压气氛下，问到谁，谁也不敢表示说不赞成。最后问到我。

我忍无可忍，说：“输液是一种好的治疗方法，特别在急救时很重要。但是现在的病，不是输液能解决的。何况我们的输液方法，还用输液瓶这老办法，不是密封式的，输液后发生输液反应的不少。一旦用一种并非必要的治疗方法，引出剧烈的反应，可上医疗上的事故。那时张玉凤可以说，她不懂医，提出的方法是由医生来决定的。我怎么样交代得过去？”我绝不让步。

张耀词大为光火。他说毛听了报告很不高兴。现在起码毛同意张玉凤的办法。

这下要怎么办？

我很气张耀词和张玉凤两人。我说：“医生提出来的治疗方法，不一定会被接受。但是如果除医生以外，大家都多解释说明这种方法的重要，那么就容易接受。昨天我将报告交给你，我说最好同张玉凤谈谈，说清楚治疗方法。你说不要了，她看报告就可以了。我认为张玉凤与医生合作很重要。”

汪东兴生气了。汪说：“那么就是你一个人不同意了，一个人要听党的，听组织的话。各行其是，要倒楣。”

这件事跟党和组织都扯不上干系。这是医学上的具体问题，属于专门知识，不是张玉凤、汪东兴、张耀词或党所能决定的。我强调毛主席早就说过，有病只好听医生的。

双方僵持不下。汪叫我给毛写个报告，解释为何只有我一个反对输液。让毛自已做最后决定。当天我写了一个报告。张耀词交给了张玉凤。当晚传出话来，毛决定不输液了。

但这下我处境艰危。没有人高兴我的作法。我不能直接见毛，我工作上必须有张耀词、汪东兴和张玉凤的配合，但他们反而造成毛医疗工作上的因扰，毛的病情只会越加恶化。这次如果不拒绝这种蛮横不负责的作法，以后怎么样进行工作？而且出了问题，医疗组得负全责。因此医疗组里的人也忧心忡忡。大家赞成我的主张，但觉得得罪了这三人，以后的工作不好做下去了。

另外还有政治的因素。江青自一九六八年起要将我打成反革命，一直没有打成。

我则终日惶惶，处在刀口上。一九七二年江青又说，在一组有个特务集团。这个事情并没有完结。如果我在治疗上不小心谨慎，出了事可是自投罗网，到那时百口莫辨。

吴洁跟我说：“我们最好退出医疗组，让他们另外找人。否则直要出大事情了。

我真替你担心。”

吴洁自然是好意，但是我如果不遵守医疗原则，而出了医疗事故，我是医疗组组长，怎能推卸责任呢？毛的病是不治之症，病情逐渐加重，今后的因难多得很。

我说：“这也没有那么容易。我是组长，想退出退不掉。只要我们按照医疗原则办事，不会出大问题。”

我后来私下去找了汪东兴谈，他当时态度已经冷静下来，也为输液的事向我解释。汪说：“讨论输液的事，我不应该参加，应该由医生们自已讨论。这事情做得莽撞了。不过你也太没有弹性。我想好了，过了春节，只留下胡旭东、耳鼻喉科医生、外科医生和麻醉科医生在这里。你带着其他的医生、护士先回北京，再详细讨论各科的治疗方案。像眼睛的白内障，能治就先治。不过事先要找年龄和身体都差不多的白内障病人都试验，给这些人做手术，写出报告，让主席知道怎么作法，他才能下决心治。别的不容易治的病，可以多方面想想，不能说一点办法都没有。”

汪说要向中央政治局正式汇报一次。领导中，只有周恩来和叶剑英对毛的病了解得比较清楚。前阵子报纸上还形容毛“红光满面，神采奕奕”，中国人民和其他的政治局委员都还以为毛没有病。汪觉得如果不报告一下，以后出了事，就不好办了。

江青仍不断在找汪的麻烦。她对毛的病从不过问，反倒说，由老汪你们负全责。

汪说这是不怀好意，明明是一旦毛主席去世，她唯我们是问，然后借机会打反革命。

她可以说，主席的病，她和王洪文两个人没有插手，是周恩来、叶剑英和汪东兴在管。是他们的责任。所以这次无论如何要向政治局汇报，要政治局大家负责。

二月八日在回北京的飞机上，汪叫我到他的舱房里去。他问我是不是生气了。

我说：“我没有别的意见，主要的意见就是你对张玉凤过于迁就了。你们都不管她。大家对你们是很有意见的。”

汪听了很不高兴，说：“有些事说不清楚。主席不让她走，我有什么办法。现在主席说话，根本听不清在说什么，可是张玉凤因为一直在身边，她能听懂。换了别人，还是听不懂说些什么。”

所以张玉凤能待下来耀武扬威，完全是因为只有她听得懂毛主席的话。

回到北京以后，吴旭君离开一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