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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是五一劳动节，早上九点过后没多久，我带上必要的急救用具，走到卫士值班室。汪东兴与值班秘书都在。九点半毛从北屋出来，穿着一身浅灰色维呢的薄呢中山装，也就是毛服，脚上穿一双大元头的黄色皮鞋。他高高兴兴的同大家打招呼。

这时公安部部长罗瑞卿赶到卫士值班室，看到毛在北屋外面，快步走过来，满面春风的向毛敬礼，大家祝贺节日好。毛说：“时间差不多了吧？”罗说：“可以走了。”于是穿过西厢房，走到颐年堂，大家在丰泽园大门口纷纷上了红旗车。

自从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一日的所谓国庆大典起，每年的十一国庆和五一劳动节的群众游行，我都参加了。每次参加这种盛会，总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天安门广场上汹涌的人流，狂热的眼睛，使我感到作为中国人的无限豪情。

今年不同了，我不再是群众游行的参加者，我要登上天安门成为一个“观礼者” 了。

罗叫我坐到他的车上。这车打头开路，从丰泽园沿南海北岸，出中南海东门驶入午门，停在天安门北侧西箭道下。罗赶忙下了车子，跑到毛的车旁，开了车门，搀扶毛下车。毛瞪了罗一眼，用右肘甩开罗的手，申斥罗道：“不懂事，你去照顾宋庆龄副主席嘛。”罗急忙跑到宋的车前，宋早已下了车。

那时的宋庆龄一定已有六十岁，但看上去不过五十岁上下，真是雍容大方。她向大家祝贺节日好，而且走过来，同我们握手致意，使人感到非常平易近人，和蔼可亲。

另外那些所谓的“民主派人士”--李济琛、陈叔通和沈钧儒--就不同了。几个人都是老态龙钟，步履蹒跚。毛走上前，请宋先走，并招呼李、陈、沈等人一同走上箭道。临上天安门陡峭的石阶前，毛还搀了宋一把。

他们刚在天安门上露头，观礼的人们都鼓掌欢呼。

我是第一次登上天安门，感到又激动又好奇。我走到城楼两侧向下面望，人流在移动。我走进天安门城楼内，里面悬灯结彩，对着大门，用屏风隔出一大方地，摆着一排沙发，排成半园形，这是为给毛在会间休息，和会见参加五一节的外国客人。其余地方都摆着长的条案，罩上白桌布，两边摆着扶手软椅，桌上是一碟碟的点心和水果，以及茶水饮料。

往年参加这种聚会，总是很不解，大会从上午十点开始，一直要到下午三时或四时结束，在天安门上的“首长们”，怎么能站立这么久呢？现在明白了，原来有这样一个休息和饮食的地方，这是在下面游行的群众所意想不到的吧。

毛缓步同熟识的人们握手，然后走向主席台，广场上的欢呼声，像大海的波涛，起伏不停，毛挥手向人群致意。这时北京市市长彭真宣布五一国际劳动节游行开始。

二十一响的礼炮响起，乐队奏着《东方红》(“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国际歌》和《解放军进行曲》。

先由国防部部长彭德怀坐敞蓬吉普车检阅部队，然后群众游行开始。

由身著军服的海陆空三军带队，开着坦克车和大炮驶过长安街。

毛及其他政府首长站立阅兵，乐队奏着军歌。

数以千计全身白装，颈间系着红领巾的学生，高举国旗和各色厂旗的干部、工人团体一波又一波的穿过，并在游行行进间向毛及其他领导欢呼。群众游行持续了数个小时之久。毛很高兴，没怎么去休息室休息。最后一波已是午后多时，上千个著白衣系红领巾的儿童经过天安门城楼下，高举花环向毛致敬、喊着共产党、中国和毛主席万岁的口号。今天游行的群众都是经过筛选，政治成分可靠。这些群众真的热爱毛主席。

一九五五年五月一日，我只站在毛咫尺之遥，随同他检阅游行。我耳中回响着雄壮的军歌声，目睹五彩缤纷的群众队伍和中国精良的战备能力，心中涌满了澎湃的爱国情怀。

从天安门回到中南海，已经是下午四时半了。在卫士值班室前，罗瑞卿向毛说：

“主席，晚上七点钟上天安门，各家分头去，就不集合了。”毛点头示意，走向菊香书屋。

罗走入值班室，向我们这些随从人员说：“你们都辛苦了，六点半回到这里，不要误了时间。”

我匆匆赶回南船坞，娴和孩子在房间里正在玩跳棋，看见我回来，都说怎么这样晚，公园去不成了。我告诉他们晚上还要上天安门，没有办法，什么地方都去不成了。娴说：“那怎么办？妈妈在等着呢。”我说：“这有什么办法，你们先回去，我如果回来的早，就去接你们。要是到九点钟我不来，你们就不要等我了。”

送走了她们，我到中南海东八所食堂去吃饭。我找到值班厨师，他给我煮了一碗挂面，什么味道也没有。

我回到一组卫士值班室，秘书和警卫们已经聚在这儿，都在抱怨没有吃上饭。汪说：“不要紧，等下到天安门上你们去吃点心。你们不要挤在一起，分开了吃。要不然别人见了，会说，一组的人怎么这样闹特殊待遇，别的工作人员不准吃，为什么让他们同首长的待遇一样。”

七点时，罗瑞卿嘟嚷说，怎么主席还不出来。汪急忙顺走廊到菊香书屋。过一会，汪走回来说：“王胡子给主席理发呢，上午没有来得及理发。”快七点半时，罗瑞卿大声说：“汪东兴，你还不去请主席走。”我好奇的跟着汪去菊香书屋一探究竟。

原来毛就在中间那间饭厅内，坐在一张高背藤椅上，在颈部系上白布盖布，右手拿著一本线装书在看。

毛完全按著自己的舒服与否，随意转动著头颈。这个发可不好理。椅背太高，手不容易伸到脑后。理发的老王已经六十岁出头了。他随着毛的头的转动，而上下左右地剪着头发。没多久，老王已经满头大汗。

王胡子名王惠，从一九三零年代晚期就一直给毛理发。毛有一次同我讲到一九四二年在延安开始整风运动，在随后的“抢救失足者运动”中，王胡子被打成反革命。

抢救运动的目的是揪出反革命，被怀疑的人必须坦白交代。王胡子当时坦白说，他是暗藏下来的特务，要在理发时，用刀子杀死毛。

毛告诉我：“我就不相信，他给我理发和刮胡子这么久，一个小口子都没有割开过，怎么可能是要杀我的特务？如果要杀的话，早就可以下手了，还等到现在？我让他们叫王胡子来，我谈谈。王胡子来了，见到我就下跪，大哭说，坦白交代，要杀主席。我说为什么不动手呢？他说等国民党来了再动手，我说到那时还用得著你动手？

我让他讲老实话，他说不这么讲，日夜不让睡觉，实在受不了，只能按他们讲的坦白交代，这才让他睡一觉。这样，我才下命令停止抢救运动，凡是以前坦白的全不算，有什么说什么，没有就不要说。”

王胡子从此对毛绝无二心。在毛的宫闱中，许多与毛最亲近的忠心分子都曾受过毛的救命之恩。

理发完毕以后，大家动身，我与罗、王同车。车上，罗责备汪说：“这么大的主席，你们就这样给理发。家里搞出一间房，修个理发室，到北京饭店拉一把理发椅子来。”汪说：“这些都好办。请示过主席，他不同意，只准这样子理发。”

罗又说：“王胡子这么大岁数了，手直抖，要把主席剪破刮破了皮，怎么得了？

”

汪说：“给主席做事的人，就是不好找。王胡子从延安干到现在了，主席不同意换人。换个生人在他眼前拿剪子刀子晃，他不放心。”

罗嘿然不语。我心里暗自奇怪，毛生活上的细节，罗为什么不知道呢？我又想到以后我工作，势必要用一些医疗用具，像注射针之类，毛会不会不放心呢？看来首先还是取得他的信任以后才好进行工作。

毛到了天安门上，立刻放起第一批烟火，衬著夜色下广场附近的万家灯火，景色十分壮观迷人。在空中绽放的缤纷焰火，将广场上无数身着彩衣的民族舞蹈表演者点缀得非常美丽烟火放得正热闹时，周恩来走过来，请毛到大厅内和来观礼的外宾一起拍照。这次接见中，包括越南共产党主席胡志明。胡那年六十岁，瘦瘦的，留一口灰白色长胡子，穿一双草鞋，看上去很精神，中国话讲得非常好。给胡作警卫工作的张告诉我，胡十分喜欢中国，衣食住行，样样都是中国的好，全年绝大部分时间都在中国，特别喜欢住在广西和云南。我这是第一次见到胡，非常欣赏他。

最后一批烟火放完已经快十点钟了。大会里没有人告诉我这些点心总共花了多少钱。但我后来得知，光是这一晚的烟火费恐怕就不下五十万人民币。那时工人一月薪资只不过是三十人民币上下。此后，我越来越觉得这般庆典过于铺张浪费，特别是在困难时期，大家普遍饿肚子的时候。多年后，这些庆典对我便变得毫无意义。

毛后来也对这些节庆意兴阑珊。不过每年过五一及十一这两个节日，他都很紧张。一是头天总想早睡，偏偏睡不着，大会的时间不能更改，往往不睡，或睡的很少上天安门。虽然如此，群众的崇拜倾倒总能令他精神大振，得以撑完全场。问题是他典礼后又常常感冒。感冒有时演变成支气管炎，好几个礼拜都不舒服。年事更高后，支气管炎更易导致肺炎。此外，他也讨厌打扮整齐和这些繁文缛节。

他之辞去国家主席，所谓退居二线，实际上，是将这些他称之为“表面文章”的礼数，推给别人去周旋。六十年代以后，在文化大革命以前，他决定，为了节省人力物力，此后逢五逢十才在天安门庆祝国庆。这说得似乎很中听，但骨子里是怕麻烦，怕感冒。到了文化大革命，他的劲头反而来了，为了打倒政敌，巩固手中的权力，一跃而起，到天安门八次接见并鼓励红卫兵“造反”。这些花费比平常的国庆和劳动节庆典要大得多。毛在权力斗争中，从无顾及花费的问题。林彪一九七一年九月叛逃苏联途中坠机身亡之后，毛便再也不曾出席任何庆典。天安门的庆典就此取消。

但在一九五五年劳动节之时，毛仍极为振奋。

放完最后一批烟火，我以为这下可以回家了，不料毛还举行了一场舞会。这真使我大吃一惊。解放后，跳舞场就因其颓废和具资本主义特色而被全面禁止。但在中南海的深宫朱墙内，毛内住地西北的春藕斋，每周末有一次舞会；一九六零年以后改为星期三、星期六晚各一次。那晚放完烟火后，就有一个舞会，而且我还必须出席②。

我和毛一起走进春藕斋，警卫团政治处文工团的女团员们，一下子都围上来，争著要同毛跳舞。原来由中央办公厅的干部组成临时乐团伴奏，后来改由专业文工团乐队伴奏，奏起舞曲--大都是民歌小调--年轻女孩轮流上来和毛跳舞。毛的舞步迟缓而笨拙。毛跳完舞后，喜欢和女舞伴聊聊天，但马上就又换上下一个女孩。前阵子江青去杭州了，所以她没有来，朱德和刘少奇倒都来了。只有毛、朱、刘这三位领导坐在桌旁，其他百余名左右的办公厅干部和文工团的女孩子都坐在靠墙边排排放的椅子上。我那时年轻，任毛的保健医生，又是舞厅里少数的男伴之一，所以年轻女孩子也请我跳舞。

有时舞曲音乐会嘎然停止，换上北京戏曲的小调。北京戏曲是种民间通俗文化，内容多半是缠绵悱恻的庸俗爱情故事，有时甚至十分色情。西方人听不懂它高亢吵嘈的曲调，其格调和西方舞曲完全相反。

文工团的乐队奏起了“苏三起解”中的小过门，舞场内立时沸腾起来。毛和著小调，跳起他独一无二的西洋舞步。在舞会的乐曲上，毛与江青的爱好完全不同。毛喜欢民间小调，江喜欢西方乐曲。所以在跳舞上，二人也合不来。

我看看，春藕斋里正是急管繁弦，舞步杂踏，没有我的事了。我正打算回去，李银桥拉住我，他说：“你可千万别走，主席他跳舞，总是注意身边工作的人在不在。

如果不在，他会说是我不合作，把你排挤走，会认为我们之间在闹意见。”我说：“这怎么可能？没事怎么会闹意见？”他说：“你可不了解。时间久了，你就知道。”

事情正如李银桥所说，毛很注意在他娱乐活动的时候，他身边工作的几个人是不是都参加了。一次是一九五六年，在杭州，浙江省委给他在杭州饭店举办舞会。我当晚很累，没有去。过了一会，一个卫士敲了门，说：“主席问你为什么没有来？是不是值班卫士故意不通知？快走吧。”

另一次在一九五八年，到湖南长沙，我因雨大，没有去看花鼓戏的演出。但过了半个多小时，湖南省公安厅李厅长赶来，又接我去了。从这两次以后，凡是毛参加的活动，我定到不误。

数年后我才了解举办这些舞会的“内幕”，所谓警卫团政治处文工团是由汪东兴负责组织，其真正目的在于提供毛娱乐，并非官方所说，是为了服务警卫团。文工团挑选年轻、“可靠的”女团员做为毛的舞伴。

一九五七年，当时的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彭德怀在政治局给毛提意见，问毛为什么要在警卫团成立文工团③。彭是政治局委员中最直言敢谏，勇于向毛挑战的领导干部。彭斥责毛弄个“后宫佳丽、粉黛三千”，并直斥罗瑞卿、汪东兴不干好事。因此，警卫团文工团被撤销，但毛并不缺女伴。其他文工团的女孩子--北京军区、空军、铁道兵、第二炮兵文工团等--都来陪毛。

但一九五五年的五一劳动节，在第一次舞会上，我对这些臭事一无所知，我只想尽早赶回南船坞和家人过节。曲终人散时，已是凌晨两点多钟，汪东兴招呼我去吃消夜，我没有去，急着赶回家，我知道娴还在等着我。

在家中，我们一起吃著蛋炒饭。我未能和家人一起过节，娴感到非常失望。我母亲做了不少菜，等我到十点钟才开饭。我儿子李重累得在母亲那睡著了，那晚就睡在老家。

我第一次跟毛见面至此还不到一个礼拜，但我的生活已经起了剧烈的变化，起居无时，饮食无常。娴说：“你要跟毛主席一样了。”从那时开始，二十余年来，全家的生活都被搞乱了。我非常爱娴，但我很少能待在家里。过去我们总期盼着国庆日、劳动节和春节的来临，我们通常去我母亲那一起过节。在我为毛服务的那二十二年间，我只放过一个礼拜的假，一家人也从来没机会再聚在一起度假。

毛常要我凌晨时分去陪他，因此我回家时，每每已近破晓时刻。娴往往坐在灯下忧心忡忡地等著我。我每次同毛出巡外地，常常一去几个月，甚至一年，这期间她一贯寝食难安。我二儿子于一九五六年出生时，我正在外地。

不单是我不常在家的问题，即使我人在北京，娴也不能参与一组的生活。娴一直未被批准入党。好在我是毛的保健医生，这职位使她安然度过一次又一次使生灵涂炭的政治浩劫。

以后，娴在各方面支持我，使我能无后顾之忧。我的家完全是她一个人在管理、在支持。她尽心尽力照顾孩子们和我年迈的母亲。娴刚回中国时，是个精力充沛、活泼外向，对人生充满热情的年轻女人。我眼睁睁看娴经过岁月摧折的转变，内心之痛苦，笔墨无法描述。新中国拒她于门外，她为我忧心忡忡，在在都迫使她变得内向而沉默。她常对我说：“我们过的仍是流浪生活，有家等于没有家。”她的蓬勃朝气似乎正在一点一滴的流逝。

注释

①王胡子的屈迫成招并不是停止延安整风运动的唯一原因，许多人均被诬陷。

②毛自一九三零年初期便曾在延安举办过舞会。叶子龙那时负责从其机要秘书室中挑选女孩子和组织临时乐团人员。

③毛自己在一九五三年也觉得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时期成立文工团至为不妥，但也未能将其解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