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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的办公室事先已打电话跟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打过招呼。我们到哈尔滨后，一切都安排得很周到，光参观哈尔滨市就足足有一个礼拜。我们参观了工业区，工厂组成了民兵，发了枪和弹药，随时准备迎战苏联。地下的地道连成一片，开始覆盖上水泥，成为永久性建筑。我们也去看了近郊的几个野战医院，房屋和设备都很简单，但用作急救站是绰绰有余的。我想去看珍宝岛的提议被拒绝。省革委会主任说，中苏边界仍然有时有小型冲突，战争的气氛很浓，还是不要去的好。

从哈尔滨又乘火车到牡丹江市。这是一个小城市，但是很整洁安静。我们在镜泊湖住了一夜。这是一串湖泊连在一起，景色宜人。当地人告诉我，文化大革命前，这里还有些白俄居住，靠狗熊和东北虎为生，文革以后都离开中国了。由市革委会钟司令招持参观和款宴十天后，我们乘车到了宁安。我们人员增加了，黑龙江省卫生厅派了一位医生，牡丹江市又派了一位外科医生和护士。我们一起在农村走家串户，进行义务医疗。我这下真成了“赤脚医生”。

我住在人民公社的办公室里，和卫生员小李同一个房间。李对我像对父亲一样照顾我。黑龙江的黑土丰沃，适合种植玉米和大豆。

农民的土屋也和南方不同。屋子用泥土砌成，稻草覆顶。屋内有个大坑，一家男女老少都一起在上面吃饭和睡觉。黑龙江省不像国内其他地区，森林未遭到滥砍，因此家家有足够的木材做柴火。炕下有个煮饭的火炉，烟囱冒的热气可以暖炕。

宁安县有汉人，也有朝鲜族人。朝鲜族人有不同的习俗。他们用一种彩纸贴在炕上，让炕台看起来干净，屋内也显得整洁。中国人习惯铺一层稻草在炕上，所以看起来葬乱。公社的农民没有江西穷，但手头也很拮据。没有医生，如果生了病，得走去宁安城里看病。但没有人想到要去看病——医药费太贵，城也太远。现代医疗观念在此并不存在。

秋收时，有天有个老农妇被麦芒扎穿眼睛的角膜，我没有适当的医药或设备，我要她去城里的医院看看。但她没有钱，不可能去。

我是大部分农民平生仅见的医生。我从一村到一村，走家串户，用最基本的器材药品进行义务医疗。他们看到我们时总是笑逐颜开，十分亲近。公社内有两种肆虐—

—肺结核和条虫病。农民养猎，在田里野放，不设猪圈，常食生的粪便而染上条虫。

农民吃猪肉，总不煮烂，因此很容易染上条虫病。

我虽然喜欢这里的义务医疗生活，却没能见着娴一面。娴所在的五七干校由于战备，已经从黑龙江迁到河南省沈丘。我非常思念我的家人。冥冥中，似乎命运的魔掌一直在把我们分隔开来。从娴的数封信中我得知她日子很不好过。我下放到黑龙江后有不少传闻。一个说法是说我因政治问题被调，另一个说法是说我向苏联“投诚”，或遭俄国人绑架。我的家人和我都为这些恶意中伤而感到沮丧。但宁安的封闭生活非常平静。宁安似乎是文化大革命纷拢世界中的桃花源。

我已经到宁安四个月了。一九七０年十一月六日我们正在村子里给农民看病，一辆吉普车开来。钟司令从车上跳下来说：“找你足有两个小时了。我们从一个村子到一个村子，真难找啊。”

我问他什么事。他说，北京中央办公厅来了长途电话，有紧急状况，要我立刻回去。我将医疗队交给张政委和牛医生，同钟司令上了吉普车。到牡丹江市已经是晚上九点多钟了（这一地区只有牡丹江机场）。钟司令一定要给我饯行，我推托不掉。但我一点也吃不下去，我不知道叫我赶回北京是什么事情，会不会有了新的周折。

到飞机场已经快十一点了。一架苏联制伊而六十二飞机停在机场跑道上。我登上飞机，机舱中只有我一个人。抵达北京西郊机场已经深夜二时多。毛的司机老张正有等我。

座车在空荡而黝黑的街道上疾驶向中南海。我仍穿着一身厚棉军衣。车子停在室内游泳池前时，我已满身大汗，对我说：“他老人家坐在大厅里等你。你见过他，我再告诉你详细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