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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二年是毛泽东政治上的转捩点。一月十一日到二月七日，毛召开了中共中央扩大的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共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及地委、县委、重要厂矿企业和部队的负责人，共七千多人，所以又叫七千人大会。会上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作了书面报告和讲话。
这次的七千人大会讲话，刘少奇 (当时刘少奇已出作国家主席，毛仍任中国共产党主席) 事先曾呈请毛批阅。毛说他不看。毛说开这个会要民主，让各级干部按自已省区的经验发表见解，鼓励大家畅所欲言。毛叫刘先将讲话作为底稿，再根据与会人士的发言整理出一篇报告。
刘的讲话出乎毛的意料之外。刘拒绝接受毛的官方说法：天灾连连，导致叁年饥荒。刘在人民大会堂讲话中强调：“天灾是一片，人祸是一国，要记取这个教训。”
此外，刘讲到那些支持彭德怀的观点，并反对大跃进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领导和地方干部有翻案平反的机会。只是彭德怀不能平反。
毛为此很不满意。毛在会议後跟我说：“开会不讲阶级，不讲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脱离这，讲什麽天灾人祸。我看这种讲法的本身，就是灾难。但许多与会干部都同意刘少奇的看法。中国现况如此惨淡，大家对主要问题的看法不尽相同，七千人大会开了一个多月。这次会议按照中共的说法，是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有历史意义的一次重要会议，对於统一全党思想，纠正大跃进以来经济工作中左的错误，克服经济困难，起了积极作用。但并没有指出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是造成全国人穷财尽、饿殍遍野的根本原因。可是会议中，将倡导责任田和包产到乍，使农民稍微喘口气的几位典型的省市负责人开刀示众了。毛只是在大会开幕，及刘、邓、周、林大会发言时，出席大会，其他如小组会等，他都没有参加。他每早起床後，就到人民大会堂一一八会议室，在大床上由女友陪伴阅看小组发言简报。基层干部终於揭开大跃进的假象，面对经济困难的现实。基层干部在大跃进的高指标压力下，掀起一阵浮夸风，浮躁盲进，以免被戴上右派帽子。上面给压力，下面的基层干部不得不讲假话，结果下面人承担了错误的大半责任。七千人大会刚好给这些基层干部发牢骚的机会，将这叁、四年对党领导的怨气发出来。有人编了一个顺口溜，表示会议开得很好，很成功。这句顺口溜有四句话如下：“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乾一稀 (两顿乾饭，一顿稀饭)，马列主义。”
并没有人将矛头直接对着毛。大家主要集中攻击大跃进的政策。但谁都知道“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总路线是毛提出的口号。批评政策无异是批评毛。
毛对发言简报大为不满。他有天跟我说：“该改成‘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乾一稀，完全放屁。’这就是他们所谓的马列主义。”
我的值班室就在毛一一八会议室的隔壁。七千人大会期间，实在是无聊极了。坐在那里没有事情干，只好找人天南地北的胡吹一顿，要不就到人民大会堂的各个厅去闲逛，不然只好看书，憋得十分难受。
七千人的大会，大家批评得很多，已经到了由他一手造成的大灾难，不得不承担责任的时候了。虽然没有人胆敢叫毛自我批评，但毛转而把此做为一种政治策略。
毛极厌恶承认错误，他认为自已永远正确。在一九六零年，毛与蒙哥马利的会见中，我第一次听到毛坦率地承认自已犯了许多错误。毛说：“我们对战争有了不少的经验。可是对於工业和农业的建设，没有经验，办了许多错事。犯了许多错误。”
但在面对党高级干部和中国人民时，毛心理上难以俯首承认中国的灾难是他一手造成的。一九四九年解放以来，毛终於做了第一次自我批评。
“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
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第一个应当负责的是我。”毛在一九六二年一月卅日作了以上的讲话。话後随即批评了包产到户制度。
我认为毛从未相信他的总路线有错误。抚今追昔，我才清晰见到他当时极恐惧丧失对共产党及中国的控制。即使退居二线，毛仍自视为中国的中心。毛让刘少奇做国家主席是为了考验刘的忠诚度。在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会上，毛判定刘有二心。毛一肩扛起所有的责任，不是真在承认错误，只是变相宣称他的天子地位而已。
林彪是屈指可数的数位支持毛的人之一。林在二月七日的讲话，可真是抓住了毛此时的心理状态。林说：“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事情出了毛病，造成了困难，总是因为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去做，毛主席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干扰。
”
林讲话後，毛从主席台走回一一八会议室，一路走一路说：“林彪的话，讲得多麽好哇。要是党内的领导人，都有他的这个觉悟，事情就好得多了。”
我听了毛对林的评论，觉得林彪可真是搔着了毛的痒处。与此同时，毛对刘少奇、邓小平和周恩来的发言表示很不满意。
除了林彪有心邀宠巩固地位以外，一九五九年我和毛曾第一次见过面华国锋却是诚心诚意的反包产派。毛将华在小组会上发言简报，拿给我看了。华说：“经过一九五八年、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零年大干以後，人瘦了、牛瘦了、田也瘦了。不能再大干了。可是农村要度过困难，必须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不能包产到户，更不能搞单干，否则将是死路一条。”
毛同我讲：“华国锋是个老实人。他说出了当前的困难。也说出了解决困难的办法。他比中央的一些人强多了。”周小舟等人被下放後，张平化接任湖南第一党委书记。华为湖南党委书记之一，处理日常工作。七千人大会决定恢复规模较小的人民公社和农业合作社，工业指标再度压低，整个经济重新组织，并纠正大跃进以来经济工作中左的错误，进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政策。
二月和叁月，周恩来受中共中央委托，以国务院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的名义，在广州召开了科学工作会议。所有的副总理都出席了会议，全国一些知名的科学家都被邀到会。
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後，全中国学术界笼罩着一片悲观沮丧。几十万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撤职、降职或劳改。侥幸未遭受政治迫害的人，也是日夜心惊胆战，不敢越雷池一步。有些人被迫中断研究，或是不断参加政治学习，技术旷久日疏。
国务院副总理陈毅在会议中讲：“别人不敢讲，我要讲。中国需要知识分子，需要科学家。这些年来，对待他们不公正，要恢复他们应有的地位。”
周恩来作了“关於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这个报告主要说明，中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是属於人民的知识分子。强调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要发挥科学和科学家的作用。并且指出，破除迷信不是破除科学，而要同尊重科学相结合。
不少科学家发表讲话，感谢政府对他们的尊重，使他们以後有机会发挥他们的技术专长。特别是一些在这些年中，受到批判或戴上右派帽子的科学家，对於这次会议，给他们摘掉帽子，恢复名誉的作法，表示万分高兴，简直是感激涕零。
在五七年发起反右运动时，毛指出知识分子的无知，号召工农干部破除迷信，破除怕教授的心态。周自然知道此事，因此他的发言绝对是有经过毛的同意。周的这个报告，事先是送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并送请毛批准。
这本来是一件大好事，可以使广大的知识分子受到鼓舞，解除那种战战兢兢、心情颓丧的精神压力。可是毛却不以为然。他看过这些简报以後说：“我倒要问问，是谁创造历史，是工人农民这些劳动人民，还是别一些什麽人？”毛仍然相信是劳动人民，而非知识分子在创造历史。农民起义自古以来便是推动中国历史向的原动力。
在这期间，毛召集了陈伯达、康生等人，谈过一次话。这篇讲话太长，只摘录其中他对局势的看法和他采取的对策。这篇讲话没有发表过，但很重要。毛说：“知识分子天天坐在机关里，住的好，吃的好，穿的好，也不走路，所以伤风感冒。文科大学生，今冬明春分期分批下去，教授、助教、行政人员，一起下去。到农村五个月，到工厂五个月，去参加阶级斗争，才能学到阶级斗争，学到革命。”
“现在社会上很复杂，有人提出包产到户，这就是搞资本主义。我们搞了这麽多年，才叁分天下有其二，有叁分之一掌握在敌人或敌人同情者手里。敌人可以收买人，更不要提那些娶地主女儿的人了。”
我那时摸不清毛的意思，但感觉到他对知识分子和高级领导人的深切的敌意。文化大革命以後，江青多次讲话中，将这次广州科学工作会议称为周恩来和陈毅向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屈膝投降的黑会，是给知识分子脱掉资产级帽子，加上劳动人民桂冠的脱帽加冠。
刘少奇和毛也越见分道扬镳。刘要给一九五九年因彭德怀案而受牵连的人翻案复职。这行动在党内极受欢迎。在七千人大会上，当时我不知情，许多干部暗暗认为，肃清彭德怀一案有欠公允。有些人将彭比做现代海瑞。
刘也许私下赞同这些看法。七千人大会後，四月，中共中央书记根据中共常务副主席刘少奇的意见，由中央组织部发一分通知，对彭德怀案和大跃进时受错误处分的党员和干部甄别翻案。这份“全力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工作的通知”，可替至少百分之七十在“拔白旗、反右倾、整风整社民主革命补课”运动中被错误批判和处分的干部平反。但连刘也无法越权为彭德怀平反。当时毛正在返回北京的途中。
在火车上，毛同我谈到这个通知时说：“这个通知是他们同意发布以，才给我看。我看安子文 (当时负责平反的中央组织部部长)，这个人从来不向中央作报告，以致中央同志对组织部同志的活动一无所知，全都封锁，成了一个独立的王国。”随後又说：“从一九六零年下半年，一九六一年，到今年上半年，都讲困难，越讲越没有前途了。这不是在压我？”
据田家英告诉我，安子文听到毛的批评後，说：“中央？谁是中央？北京有好几个领导人：刘少奇同志、邓小平同志和彭真同志在主管中央日常工作。我向他们报告不就是向中央报告吗？”
另一个跟毛持不同理念的党领导人是陈云。陈与毛之间的关系长期紧张，毛认为陈是靠右边站的人，两人很少来往。在一九六一年，陈云就认为包产到户不能解决问题，而提出要争取时间，分田到户，七千人大会後，陈主管财经工作，陈将他的意见详细写在财经小组报告中，呈送毛阅批。
毛在上面批了：“将情况说成一片黑暗，没有光明。此人是店员出身，资产阶级本性不改，一贯的老右倾。”
陈云是党的副主席之一。毛以主席身分指控主管财经工作的副主席右倾，这种批示对党内影响太大。田家英为了维护党的团结和陈的政叉危，下了一无前例的决定：
田叫林克把这个批示压下，不要交到中央书记处去，免得以後被拿来用做批斗陈云的材料。林确实没有交出，将这个批件压在他的宿舍床上的褥子下面。
我不知道谁走露了风声，将毛批件的内容泄露给陈云，陈云立即前去苏州疗养。
陈未被撤职，文革中也未遭严厉批斗。但在毛有生之年，陈未再在政坛上扮演要角。
直到一九八零年，邓小平复出後，陈才重返政治舞台。
一九六四年毛去外地，当时的收发文件的秘书只有林克和徐业夫。毛只带了林克出去，徐留在北京。徐以清点机密文件为名，检查了林克的宿舍。在褥子下面找到了这分文件。他将文件转给了书记处。事後徐对我说：“林克这个人不适宜做机要工作，这麽重要的文件压在褥子下面。”徐也向汪东兴和毛讲了这件事。由此造成一九六四年底林克调出中南海，自此後徐成了毛唯一的机要秘书。田家英此次没有被牵连。
但文化大革命甫爆发之际，田是毛的一组人员里第一个被批斗的人。
我目睹我朋友林克遭受的痛苦和听见那些残酷的攻击，我非常庆幸自已当年没有做毛的秘书。如果我做了，我也会被牵连。
我跟汪东兴说，我怀疑毛对其他党高层领导的希望幻灭。但汪嗤之以鼻，觉得我太敏感。汪说：“我们不是苏联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一向很团结。”但我对毛的话话听得很仔细。情势正空前紧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