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八章 周恩来欲做平民总理

朝鲜战争，前方总司令是彭德怀，后勤总指挥是高岗，全国总协调是周恩来。三人结成朝鲜——东北——北京一条龙，工作得相当高效、紧密。这确是周恩来生平最为忙碌的岁月，国内国外、前方后方一总揽。他又习惯于事必恭亲，既管大事，也抓小事，抓具体，抓落实。在中南海西花厅，他的总理办公室，秘书多达二十余人，分别替他联系着军事、外交、人事、工交、农林、财经、公安、统战、文教等各行各业。由这些秘书日日夜夜围着他转，随时向他汇报国内外发生的各类重大紧急事件，诸如军事政变、武装暴乱、洪涝灾害、地震、火车出轨、空难海难、瘟疫等等。

周恩来的权力，很大程度上来自他的多管事，爱办事，善处事。他虽然在党和国家领导人中排名第四，但实际上他是处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位置。上面，他只对毛泽东一人负责；下面，则归他总揽一切。刘少奇位居第二，贵为党中央党务总管，却从来没有像他那样拥有过广泛的、几乎无所不包的权力。

他每天清晨五时甚至六时才上床，上午九时或是十时即起床。每天只有三、四个小时的睡眠时间。从早到晚，他的节目表都安排得满满当当，以五至十分钟为一单元。分管各口的秘书们日常只能见缝插针地向他汇报请示工作，称为「六大办公室」：「第一办公室」为周恩来的洗手间。每天上午九时或十时起床后，他要花一小时左右坐马桶，先流览一下当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上的重要文章，接下来是听秘书们的汇报。每当这时，秘书们便挤站在洗手间门外，手拿事先写好的国内外大事汇报条，按照事情的轻重缓急，自然是军事、外交优先，轮流进洗手间向他报告。女秘书不便进他的洗手间，则由男秘书代劳。处理过当日最紧急的事务，他才刷牙、洗脸、修面，再做个一分钟他自己编排的健身操；「第二办公室」是他的早餐桌。只要是在西花厅家里，他一定要和夫人邓颖超共进早餐。在「第一办公室」没有抢上汇报的秘书们，这时便会在餐室门外探头探脑。周恩来眼尖，便会招手让某位秘书进来，边吃早点边批示急件。夫人邓颖超便会苦笑：「你们二十几个对付他一个，再忙，也得让他喝口东西啊；」

「第三办公室」是他的座车。他每日上午、下午都要赶往各种场所，出席大会小会，以及接见、拜会来访的外国元首、政要，加上国内外的著名人士。在「第二办公室」仍未轮上汇报的秘书，便陪他坐一段汽车，在座车里请示工作；「第四办公室」是他出席各种会议、主持各类谈判时的中间休息室，由秘书们把当时发生的各种紧急事件向他请示处理、应付办法；「第五办公室」是紫光阁舞场或是怀仁堂剧场，一般时间为晚上八时至十时，过有大事，秘书们随时可以进去向他报告，或是请他出到休息室接听电话、批示急件；每晚的十至十二时，多为周恩来去到菊香书屋毛泽东的办公室，与毛泽东请示、商谈工作，也是中央书记处开碰头会的时间。

凌晨一至四时，是周恩来在西花厅后院书房的办公时间。当天的重要文件、报告，都在此一时间内审批。这个真正的办公书房，被称为「第六办公室」；「第七办公室」为他的卧室，每天凌晨四时上床后，他会把当天没有审阅完的文件，坐在床头来继续审阅。他的床上有张特制的斜面小台，放着他的老花镜，以及几支削好的铅笔。

他近似一台反应灵敏、速度快捷的工作机器。他的秘书们叹服他「用三个脑子同时思考各类问题」。其实造成他日夜忙碌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处理政务举轻若重，大事小事一把抓，对下属不放手，不放心。朝鲜战争期间，他的两位老下级：聂荣臻将军为全军总参谋长，杨立三为全军总后勤部部长。但前线来的每一封电报、战报他都要亲自过目，重要的电报还要呈交毛泽东批示，他再亲自回复；援朝部队的调兵令他也要亲手拟定，呈报毛泽东批准后再予发出。他完全取代了总参谋长的职权，聂荣臻实际上降格为一名「总参谋长助理」，跑出跑进，上传下达；对那位当年长征途中把也抬出大草地、救过他性命的杨立三（其时周恩来患肝脓肿病危），他同样不放手，运往朝鲜前线的每一批战略物资包括武器、弹药、干粮、被服等等，多少车皮、防潮防湿、运输时段，交接警卫，他都要一一过问，具体落实。他甚至常以电话、电报指挥某段被敌机炸毁了的铁路、公路、涵洞、桥梁如何抢修……。杨立三的总后勤部部长职权，实际上也由他包办代替了。

一九五三年杨立三因病去世，周恩来以中央书记处书记、政务院总理之尊，坚持替这位曾经救过他性命的老下级抬棺木。当场许多人哀求他不必抬，他却说：「立三把我抬出了草地，今天我一定要抬他上八宝山啊！」他的此一报恩举动，感动得三军机关上上下下热泪盈眶，人人从心底里称他为「我们的好总理」。

周恩来一度力图树立自己的「平民总理」形象。他不时忙里偷闲，离开中南海走去访一些民主党派的「老朋友」，如宋庆龄、章士钊、张治中等，或是去看望文化界的著名人士如郭沬若、梅兰芳、老舍等等。他最讨厌自己出门前呼后拥，前面警车闪灯开道，后面警卫车相随。他曾下令停止对他的座车进行「护卫」。但警卫车仍是远远的尾随。他很气愤，批评说：「你们瞒得过我的眼睛？过去我在重庆、南京，被中统钉梢惯了，你们也来这一套？我还怎么去接近人民群众？吓都被你们吓跑了！民主党派的老朋友更会对我们有看法的。」

中央警卫局却有相关的规定，凡中央领导人离开中南海，都应事先通知公安部，以便及时采行护卫措施。周恩来是很反感这套经毛泽东批准的「规定」的。有大半年时间，他每逢出门，事先不作交代，连自己的警卫员都不告诉，只是说声走上车就走，以便甩掉「尾巴」。

一次，他叫上车就出了中南海北门。司机问：「总理啊，去哪？左拐还是右拐？」他说：「右拐，往前开。」车到北海公园南大门，他让停车，下了车就往公园里边走。掏钱买了门票，售票老头没有认出他，他好开心。警卫员连忙找公用电话向公安部值班室报告。可是没等公安部的便衣们赶到，他已转身出了公园，上车后让司机再朝东边开。由于没有警车开道，司机必须遵守交通灯，走走停停。车到王府井大街，他让转右朝南，在束安市场门口，他突然提出要到市场里看看，好久没有逛过商店了。司机和警卫员不敢阻拦，只好由警卫员跟着，进了人潮涌涌的市常他确是想了解一下物价，不大相信商业部门的那些汇报材料。可他刚在柜台前站下，立即被女营业员认了出来：「总理！您是周总理！快去告诉领导，周总理来了！周总理来了！」女营业员的一声声欢叫，首先是男女营业员们围了过来，跟着顾客们围了过来，一下子围了好几百人。周恩来兴致很好，跟围观他的人一一握手。他的警卫员却急疯了，冲着一位男营业员叫喊：「快去给公安部打电话，派人来把总理接出去！」结果是公安部长罗瑞卿亲自出马，领着大批便衣赶到，才把他接走。罗瑞卿问：「总理，您没有受惊吧？」他哈哈大笑：「我高兴得很！好久没有这样跟群众见面了。

只是手指头有些酸痛，他们哪里是握手啊，简直是来抢我的手啊，我们的市民太可爱了。」

另有一次却差点出了大祸。

那是越南共产党领袖胡志明来访，住在西郊万寿路新六所二号院。周恩来跟胡志明是真正的「同志加兄弟」。一九二二年周恩来在法国巴黎主持中共旅欧支部，会讲粤语的胡志明也在巴黎勤工俭学，两人结为好友。

一九二五年周恩来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胡志明曾入黄埔军校学习军事，好友第二度相逢。第三度相逢已经进了北京。新中国成立后，胡志明几乎每年都要来访，来要武器，要弹药，要粮食，要军事顾问，以回越南去打击法国殖民主义者。胡志明在中共领导层人缘甚佳，跟毛、刘、朱、周四巨头都称兄道弟，无拘无束。因之每次来访，都能「满载而归」。

这天中午刚下过大雨，道路湿滑。周恩来的座车前排是杨师傅和机要秘书，中间一排是可以折迭的活动椅，平时放平当茶几用。周恩来和警卫员坐在后排。那时从西长安大道出了复兴门就算郊区了，道路平直，车辆行人少。周恩来从后窗望去，没有发现警卫车「跟踪」，便让杨师傅开快车。周恩来常在车上说：「在安全这个前提下，只有坐快车才得劲。」杨师傅技术一流，更是个开快车的高手。座车以一百多公里的时速疾驰着。

车上无人说话。因为周恩来有项特殊习惯，只要无人在车上向他汇报情况，他就身子一仰，眼睛一闭，能打上十几二十分钟的盹，并很快进入状态，发出轻微的鼾声。他说：「奇怪吧？早上睡觉要靠药片，唯有上了汽车最能入眠。」

难得周总理有时间睡觉。每当这时，杨师傅就会放慢车速，选条僻静的道路多转悠十几分钟，哪怕事后因误了时间受到严肃批评。杨师傅就会说：「下次不敢，我老油条了。唯独不能停车，一停周总理准醒。」

座车快要驰近公主坟时，周恩来刚睡着，说时迟，那时快，从路南一座工厂的大门口，突然野牛一般冲出一辆大卡车，横过马路，斜刺里朝座车闯了过来！杨师傅一个急煞车，让那卡车冲到了前面去，再缓缓前行。

机要秘书、警卫员都吓傻了。周恩来被震醒了，立即明白了是前面疾驰着的那辆大卡车在肇事，便嘱咐：「杨师傅，跟上去，记下车牌号，哪有这样开卡车的？」因卡车是空车，马力大，已经跑出三百来米。追到两百米时，那卡车竟然突然一个大 U 字调转头，再次朝座车冲撞了过来。警卫员本能地叫了声：「这是美蒋特务！」杨师傅则叫了一声「护住总理——」

，方向盘几个满打把，就从大卡车的车头侧面飞了过去。警卫员这时整个身子已覆盖周恩来身子，还伸出一只巴掌罩在总理的心脏部位。大卡车是躲过了，但前面不远是水泥电线杆。杨师傅一咬牙：妈的老子今天拚啦！

连点煞车连打方向盘，硬是绕开了电线杆，再驰出不远才停下。

周恩来率先坐直了身子，称赞说：「杨师傅，你的驾车本领世界水平，我要推荐你去给主席开车。」

杨师傅这才老泪纵横：「总理，您没事……要感谢史达林送您的这辆吉姆车哪，性能可靠，棒极了。」

机要秘书仍然面无人色：「总理，我要给您提意见！您不能再不要警卫车了。今天要不是杨师傅，全国上下都要大哭特哭了。」

警卫员气不过，下车去追那卡车，可那家伙已经跑得没了踪影。

事情报告给中央警卫局和公安部。公安部长罗瑞卿找到老上级周总理提抗议：「总理，您再要违反中央领导人安全保卫条例，私下甩掉警卫车跟随，我第一要报告毛主席，第二要提出辞职，这保卫工作我没法子干了。」

周恩来只得好言相慰：「你激动什么？我不是好好的吗？第一你不要辞职，第二你不要报告主席。今后，我接受你们的前呼后拥、鸣锣开道还不行？」

那名开卡车肇事的司机很快被北京市公安局抓获并查明：不是什么美蒋特务，出身城市贫民，家庭无复杂背景，那天他是偷了他朋友的车匙无照驾车，而且根本控制不了那辆大卡车，老天保佑，总算没有闯下大祸。

情况汇报到周恩来那里。周恩来对公安部门指示说：「把人放了吧，让他回工厂上班，通知他们厂领导，今后对青年工人加强纪律教育。但他毕竟是我们的阶级兄弟，不要因为他们吓唬了我一次，就去妄加惩罚。」

周恩来对顽皮捣蛋的青年市民的宽容，一时传美为谈。但公安部门则长期对这名青年实施内部监控，直到文化大革命期间他骑电单车闯进一辆公共汽车的车轮底下丧生。

闲话打祝一九五一年夏季，朝鲜战场上，中美双方打得空前惨烈。第四次战役中，二万四千名志愿军士兵陷入联合国军重围。周恩来日日夜焦灼忙碌，引发鼻腔大出血，一度流血不祝秘书们怎么劝他都不肯休息，邓颖超出面恳请也不管用。秘书们最后只好向毛泽东反映，请主席下命令。结果，还是毛泽东想得开，给周恩来挂电话：「我们不也俘虏了许多美国官兵（战后统计，双方战俘为一与七之比，美方为一，中方为七）？有什么了不起？朝鲜有彭德怀撑着，东北有高岗撑着，天塌不下来！现在我命令你休息三天，不许工作。」

毛泽东发了命令，周恩来只好遵从。可是休息到第二天，周恩来躺不住了，叫来政务院办公室主任：「工作是我生活的第一需要，这样躺着不行，你去给主席讲一讲，已经好了，可以工作了。」毛泽东却答复：「天塌不下，休满三天再说。」电话里，毛泽东并告诉说：「彭德怀昨天回来过，我正在睡觉，由护士做按摩，他在门口推开卫士长就闯了进来，真有他的……。他来要求把我们部署在辽宁的三个预备兵团，统统压过朝鲜三十八度线去，他要救出那二万四千名士兵。我火了，问他听了外电报导没有？人家已经把那批人送到朝鲜最南端的济州岛上去了，你怎么去救？我还批评了他，胆大包天，无法无天，竟敢把北朝鲜人民的最高领袖扣押二十四个小时！这是犯上作乱，你今天敢扣押金日成，日后回了国，你还不敢扣押我们这些人？他倒是认了错，为了那二万四千名士兵气昏了头，做出了鲁莽行为，是军阀主义。说他这次赶回来之前，已经向金日成送去了检讨信，他请求中央给他处分。我说，现在不谈处分，先回朝鲜去，把第五次战役拿下来再说。他要求见总理。我说不准去见，总理累到鼻子大流血，中央命令他休息。情况就是这样，向你通报一下。我再说一遍，天塌不下来，你休满三天再说。」

接过毛泽东的电话，周恩来只好继续躺着。彭德怀在朝鲜闯了大祸、犯了大错的事，在中南海他本是第一个知道的，他暂时压住，未敢报告毛泽东。毛主席通过别的渠道了解到了。不管怎么说，彭德怀还是立了大功，功过相抵，功大于过。那二万四千名士兵落入敌手，金日成要负头份责任，但金日成得到了毛主席的支持。你彭德怀为这事气昏了头，扣押金日成二十四小时泄愤，不也是明摆着给毛主席难堪？说得难听点，不等于打了毛主席的耳光？彭德怀呀彭德怀，你带了大半辈子兵，五十几岁了，还这样不知死活？要是在过去的封建朝代，你彭德怀就是有十颗脑袋，也早搬家了。

不久，周恩来又累病了。病了也要工作，又事事不肯放手。把秘书们急得团团转。他的秘书皆为各行业精英，大者如范若愚、童小朋为正部级，多数秘书则为局级、副局级。秘书们有时也会替他「好心办坏事」，甚至不把毛泽东夫人江青放在眼里。这次周恩来犯病，秘书们未便再去惊动毛主席，而想出一个新招数，从文化部调来一部影片请他「审查」，换个方式来休息。周恩来不知底细，审片也是工作，就答应了。可是那天下午，秘书们好不容易取消了原来的一系列安排，刚请周总理坐下来看影片，就有电话来找。

文教秘书韦明去接电话，一听是江青打来的，忙问有什么吩咐？江青很不高兴，口气顶大：「不是找你，请总理听电话！」韦明耐着性子解释：「总理累病了，我们好不容易安排他看一场电影，休息一下，你的事情急不急？如果不急，是不是等总理看完影片后给你去电话？」江青是认识韦明的，在电话那头质问：「既然可以看电影，为什么不可以接电话？这是你的意思，还是总理的意思？」韦明也火了——在五十年代初，大家也实在没把毛泽东的这位名不正、言不顺的爱人放在眼里，便反问了一句：「请总理听电话，是你的意思还是主席的意思？」江青听这一问，更是气不打一处来，生硬地答道：「不用你管！我找的是总理。」韦明也是「护主」心切，你不用我管我就不管，于是把电话挂上了。人还没走开，江青又来电话了，气势汹汹地责问：「你怎么敢摔电话？你算老几？！」韦明自知有错，嘴上却说：「你不是不要我管吗？总理确是病了，主席每次来电话，都要先问一声，总理身体怎样？能不能听电话？」江青不要听韦明解释，只让他去传话。韦明因江青挂名为毛泽东的生活秘书，不敢大过得罪，只好去向周总理报告。周恩来马上到休息室接电话。

江青一谈就是四十多分钟。原来是地读了一个电影剧本，急欲向周恩来谈谈她的看法，以及是否应当支持拍摄等等。周恩来平日十分支持江青去管管电影创作的事，实际上也是在防范她插手政治。他静静地听着，耐心地应付着，一点不急不躁。放映室的影片却停在那里，等着周恩来回去再继续放映。室内一片低声抱怨：什么玩意呀，迟不来电话，早不来电话；告诉你吧，上回我去菊香书屋送文件，那里的几名卫士闲着没事，正在学江青走路扭屁股，毛主席看到了也没有批评……嘘！瞎说些什么呀？

事后，江青给周恩来写来一封两千余字的告状信，控告周的秘书韦明伤害地、打击她。周恩来把江青的信压下，拖下，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了。

只要不涉及到毛泽东，周恩来也就没太把江青放在眼里。周恩来只是给自己的秘书们规定下了一条新的纪律：今后，跟所有部门的秘书同行们打交道，特别是跟主席、副主席、总司令身边的秘书们打交道，一定要谦虚慎谨，戒骄戒躁，不可意气用事，对方有理要谦让，对方无理也要谦让。谦恭有理，态度和气，应当成为总理办公室的工作风气。

女子报仇，十年不晚。十五年后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早巳调任为甘肃省委副书记的韦明，被兰州的红卫兵小将和革命左派揪住他「疯狂反对旗手江青同志的滔天罪行」，对他施以无产阶级群众专政的铁拳，被打得死去活来，并天天被押解到兰州市中心的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的塑像下罚跪，请罪，忍受着烈日的曝晒，达两个月之久。韦明则哑巴吃黄连，心里有数：一九五一年发生在中南海西花厅的事，如果不是中央文革第一副组长江青亲自授意，甘肃省的红卫兵小将和革命左派，怎么可能了解到此一「天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