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四章 千里谋杀毛泽东－出访失态

十月九日，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九日，在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获补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此时的周恩来，除了主持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及其外交部的繁耨事务，还兼管着两件要务：一是为十二月上旬毛泽东一行访问苏联做各种准备，二是指挥中央社会情报部部长李克农、公安部部长罗瑞卿等全力侦破潜伏于北京城里的美蒋特务组织及其秘密电台。

为毛泽东出访而从各地调运来京集中的生活用品及礼物将包括：山东大黄芽白菜五千斤、大萝卜五千斤、大葱五千斤、大鸭梨五千斤；江西南丰蜜桔一千斤；湖南冬笋五百斤、湖南腊肉两百斤，以及江西景德镇青花瓷器一箱、湖南湘绣被面三十条、湘绣枕套六十个、浙江特级龙井茶三百听、上海大中华香烟五百听、贵州茅台酒二百瓶、浙江绍兴花雕酒一百瓶等等。以上物资礼品，都将装入专列，与毛泽东主席一行同行。

十二月六日深夜，毛泽东、陈伯达、师哲、杨奇清一行悄悄离开中南海丰泽园，至西直门火车站，登上即将开赴苏联的九 00 二次专列。离开丰泽园之前，毛泽东特意找来负责此行安全保卫工作的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询问：「国民党的地下电台在哪里？你们还没有搞落实？究竟是些什么人物，如此神通广大？」杨奇清举手行礼：「报告主席，基本上落实了，跟十月一日图谋炮击天安门城楼的特务组织是一伙。李克农部长说，这次会来个干净彻底，把敌特一网打尽，说不定我们到达莫斯科之后，就会听到好稍息的。」

杨奇清奉周恩来的指示，并没有把案情细节报告给毛泽东主席。尽管毛泽东为周、刘对他隐瞒「十月一日炮击天安门城楼阴谋案」一事发过火，严责过他们。然而这回，是国民党情报机关正通过其北京城内的潜伏组织，策划着趁毛泽东出访之机，把毛泽东谋杀在半道上。周恩来、刘少奇则代表党中央，对毛泽东此行的安全警卫工作，做了万全的准备：一是派出铁道部长滕代远，公安部长罗瑞卿，搭乘专列护送毛主席至满洲里；二是从北京西直门火车站到黑龙江省满洲里边境火车站，专列经过的时段，沿途每一华里派驻一名解放军士兵站岗值勤，每十华里派驻一支巡逻小队；三是专列行驶区间，沿途一切车辆停驶，铁路、公路道口一律关闭；四是专列火车上配备两个加强连的精锐兵力，一旦途中出现突袭事件，可独立作战半小时至一小时，以待大部队增援；五是专列上配备铁甲车厢一节，供紧急情况发生时主席避弹。

由于属秘密出访，到西直门站送行的只有刘少奇、朱德、周恩来、聂荣臻、李克农、彭真等少数领导人，不发表任何新闻消息。

毛泽东的专列火车分为前卫车、主列车、后卫车三部分，前卫车由五个车皮组成，装载着五十名全副武装的士兵和几十名铁道抢修工人；中间的主列车由十节车厢组成，前面的几节车厢载着一个加强连的部队，之后才分别为毛泽东的书房、小会议室、卧室以及其它成员的卧室，还有餐车、医务车、通讯车、行李车等；后卫车亦由五个车皮组成，装载着五十名全副武装的士兵以及毛泽东主席给史达林贺寿的礼品、代表团自己食用的蔬菜水果等。

专列经过山海关时，天已大亮，毛泽东下车走了走：天下第一关啊，孟姜女哭倒长城，离这里不远；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在这里放清兵入关，满人入主中原，统治全国两百六十七年罗！由于天气奇寒，罗瑞卿、滕代远赶快跑来劝主席上车。

专列经过渖阳时，东北人民政府主席高岗上车拜望毛主席。因为都了解毛、高二人的亲密关系，其它人均自觉回避，好让他们单独叙谈。毛泽东亲昵地称高岗为「东北王」：东北称王，你比张作霖父子既神气又有运气罗。高岗连说不敢，东北永远做主席的战略大后方。并说：「主席若在北京有事，我立即挥师入关，收拾他王八蛋！」毛泽东笑说：「现在党中央很团结，你怎么火气总是旺得很？」高岗说：「我是主席的保镖，职责就是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毛泽东说：「那好，有你镇守东北，我在北京就吃得香，睡得安了。」两人相谈一小时，甚欢。高岗提出要护送主席到满洲里。毛泽东没有答应：你还是坐镇渖阳指挥吧，由滕代远、罗瑞卿二位陪我到满洲里，把我交给苏联老大哥，你就放心吧。

十二月九日，毛泽东一行的专列抵达「国门」满洲里。由于中国铁路为欧美制，路轨比苏联的窄，因此毛泽东一行人要换乘苏联政府等候在这里的豪华专列。苏式专列宽敞、豪华、舒适，暖气烧得很足，并配备有盆浴与淋浴设施。苏方派来一名外交部副部长作迎宾特使，在满洲里火车站苏联一侧铺有红地毯，举行了一个简单的欢迎仪式。至此，滕代远、罗瑞卿等完成了护送任务，告辞毛泽东，率中央警卫部队返回北京。毛泽东一行则须穿越西伯利亚大雪原，穿越欧亚大陆分界线的乌拉尔山脉，一星期后才能抵达莫斯科。

就在十二月六日深夜，毛泽东一行秘密离开中南海丰泽园不久，潜伏于天安门城楼东面南池子大街一座古色古香四合院内的国民党地下电台台长计兆祥，即发报给台北中央保密局机要值班室：「贼乘火车今夜出行，估计三天两夜后抵满洲里。入俄境后，其安全归俄方负责。若有行动，以贼返回时为宜。」

说是七日清晨，在台北国民党中央保密局局长官邸，毛人凤局座正与美方顾问布莱德上校共进早餐，机要秘书送上一封来自中共首都北平的绝密电文。毛人凤阅后，喜形于色，将电文递给美方顾问。布莱德上校懂中文，盯着电报差点高兴得大叫。但这名资深的美国远东战略特工平静地、居高临下地说：「这是你们干掉毛泽东的最好时机。你们不是有句古语，叫做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你们要立刻选派最优秀的行动人员去东北地区执行原订任务。这很重要。根据我们掌握的情报，北韩正在结集大量兵力，使用苏联红军的武器装备，准备随时侵占南韩。我们当然不能坐视南韩成为共产党天下，威胁到日本和我们在远东地区的生命线。南北韩之战已无可避免。毛泽东选在此时访问俄国，跟史达林见面，中俄联手介入南北韩局势，肯定是其重要内容之一。这对南韩、台湾都是极大的危险。你们过去在正面战场上虽然失败了，但今后在情报活动方面可以给我们共同的敌人以意想不到的打击。我们曾经成功地以情报活动的方式更换过一些国家和地区的领导人物。这次，我们希望在毛泽东抵达莫斯科之前或是之后，看到你们的成功。」

毛人凤对这个美国顾问大爷很不以为然，什么玩艺？区区一个大鼻头上校，竟对他一位国军二级上将指手划脚，不成体统。但他还是向布莱德上校通报了自己的具体计画：「在毛泽东抵达莫斯科之前动手，时间上显然是来不及了。我们只能选在毛泽东返回，途经东北地区时下手。按原方案，派赴东北的人员以空投方式到达目的地。我们的东北地下技术纵队将采行三套作战方案，一是在哈尔滨火车站内埋设定时炸弹，炸毁毛泽东的专列，制造第二个「皇姑屯事件」；二是破坏长春郊外第十四号桥梁，让毛的专列跌下几十米深的河谷里去；三是若上述二项方案均末成功，则组成突袭兵力，在吉林省境内从铁路两翼包抄围歼毛的专列，务求将其击毙。总之，毛泽东此行逃不出我们的手心！」

布莱德上校听后，竖起了大拇指：「好，很好！有毛局长用兵如神，你手下的人马这次一定会取得成功！」

毛人凤当即按铃唤来机要秘书，口述命令：「电告计兆祥，通知 XX 国驻苏办事处协助侦察毛泽东在俄活动及回国的时间、路线；命令计兆祥即日起，每日定时报告情况；嘉奖计兆祥二千美金，并由国军中校台长晋升为上校台长。」

旋即，机要秘书将整理打印好的命令文书呈交毛人凤局长签字生效。

毛起座转而对布莱德上校说：「这回共产党的李克农们大约做梦也没有想到，就在他们中南海不远，大小官员集中的南池子，有我们的潜伏电台，正在大展拳脚，大显神威。」

布莱德上校说：「这我相信。仅就技术装备方面而言，共产党早就不是你们的对手。」

毛泽东所乘坐的专列火车在西伯利亚大雪原上整整奔驶了五天，才穿过了亚洲大陆与欧洲大陆的分界岭——乌拉尔山脉。专列抵达雅罗夫斯基车站时，专程从莫斯科赶来迎接的中国驻苏大使王稼祥，登上专列，陪同毛泽东走完最后半天的路程。这里距莫斯科还有两百公里。

王稼祥和毛泽东是江西中央苏区时期的老战友了。王稼祥，安徽泾县人，一九 0 六年生。一九二五年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一九三 0 年回国，为王明赐封的「中共二十八个半真正的布维什克一之一，属于毛泽东所深恶痛绝的「国际派」。在江西中央苏区，曾任中央局委员，红军总政治部主任。一九三四年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战役失败，被迫长征，一路打败仗。红军主力部队进入湘南、强渡湘江一役，兵员从十来万人一下子锐减到三万来人。红军高级将领们对秦邦宪、周恩来、李德组成的军事三人团的指挥，日益不满。倒是被撤销了军事职务的毛泽东无官一身轻，他跟中央书记张闻天、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各坐一副担架，由士兵们轮流抬着行军，走在了一起。在担架上，毛泽东日夜与张、王二人交谈，终于说服了他们，并取得一致意见，促成了抵达贵州遵义后，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改组领导班子，撤销了秦邦宪在党内负总责的地位，以张闻天代之；撤销以秦邦宪、周恩来、李德组成的军事三人团，以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新的军事指挥三人团。毛泽东被补选为政治局常委，王稼祥则被选为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又由于毛泽东在战略战术上确有主见、决断，新三人团本以周恩来居首，逐步过渡到毛泽东说了算，周、王二人辅佐之。因之，王稼祥、张闻天、周恩来三人，实为毛泽东取得中共军事最高指挥权的关键人物。红军长征抵陕北后不久，国共两党联合抗战，王稼群被派往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将原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副团长康生换回国内。康生到延安即背叛王明，投靠毛泽东。一九三八年九月，王稼祥从莫斯科回延安汇报工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传达共产国际执行局指示：中共领导机关今后要以毛泽东为首解决统一领导问题。应当说，此为王稼祥被派驻莫斯科后，向共产国际执行局全力推荐毛泽东的结果，从而奠定了毛泽东在中共党内的名份与地位。王稼祥虽然年龄上比毛泽东小了十三岁，政治上却实在是毛泽东的恩友。一九四 0 年后，由于王稼祥质疑刘少奇等人提出的「毛泽东主义」、「毛泽东思想、旗帜」之类的名词，而逐渐被毛泽东疏远。一九四三年五月莫斯科共产国际执行局宣布解散，王稼祥被改派任为中共驻苏联代表。一九四七年回国，任东北局城市工作部部长，已被排斥于中共中央决策层之外。新中国成立前夕，王稼祥又被派回莫斯科，出任首届驻苏大使。

在前往莫斯科的专列上，毛泽东和王稼祥老友相聚，谈话却不十分融洽。毛泽东吸着烟，颇有牢骚地说：记得史达林同志六十岁生日时，我们还在延安窑洞里，我们党还不怎么强大，人家也看不起我们。当时我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了〈史达林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一文，莫斯科的报纸也不肯转载。他们还怀疑我是什么民族主义者，而非共产主义者。一九四五年八月抗战胜利后，苏方又背着我们，跟国民党政府签订了同盟友好条约。一九四六年冬季国共重开内战，起初他们采取中间路线，对我们毫无信心，而对蒋介石的「三个月内打败共产党」有信心。到了一九四八年夏季，我们已经转入战略反攻，史达林还给发来指示，让我们打到长江北岸为止，实行南北分治，长江以南归国民党统治。史达林同志真是实行分治的高手啊，在德国搞了东德、西德，在朝鲜搞了北朝鲜、南朝鲜，在中国竟要搞北中国、南中国！据说他还设想要搞北越南、南越南，东马来、西马来。亏他想得出！我们中国党没有理会他的一套，我和朱总司令立即发布进军口号：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本来一九四八年我就提出到莫斯科来，跟史达林同志会面，交换彼此的想法，消除一些猜忌、误解。但史达林同志回话说，中国内仗正处于关键时刻，毛不宜离开，由他们先派人来。一九四九年二月他派了米高扬来西柏坡村，我、朱总、少奇、恩来跟米高扬谈了整整一星期，详谈我们的建国计画，外交方针。可是四月二十三日，我人民解放军部队打过长江，占领了南京，那个苏联驻南京的大使馆，竟然还奉命随国民党逃亡政府到了广州！奉陪到底，多么讲义气啊！你说他们糊涂不糊涂，像话不像话？今年七月，我们派少奇同志秘密访问莫斯科，和史达林举行了四次会谈，双方关系才算走上正轨。……没想到罗，没想到他七十岁生日时，我们已经建立起全国政权，我是代表新中国来替他贺寿罗！这叫做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栘的啊！王稼祥作为中共的首席苏联问题专家，驻苏大使，耐心恭听着毛泽东的一番诉说：心里却很不是滋味：「天啊，就快要到莫斯科了，作为中国党、政、军最高领袖第一次到访，怎样都结记着这么一本老帐，带着这么一股子情绪？」王稼祥从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的大局出发，也是从尚未立稳脚跟的新中国的外交利益出发，不能不提出自己的规劝：「是啊，正如主席曾经说过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人民送来了马列主义。从一九二 0 年三月，共产国际为帮助中国革命，派出第一位使者魏金斯基来华，协助陈独秀、李大钊等人成立我国的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到一九二一年我们党宣告成立以来，苏联党和政府一直在为我们训练干部，提供经费和武器，向我们派出各类顾问，把我们的革命当作他们自己的事业来做，已经整整三十年过去了。可以说，在我国漫长的历史上，从来都是外国侵犯我们，欺凌我们，瓜分我们，唯有苏联是个例外，真心实意的帮助了我们。如果没有苏联长时期的无私援助，我们的革命不可能这样快就取得全国胜利，我们党也不可能有今天的局面和地位……。一个最近的例子是东北战场，如果不是苏联红军把缴获的日本关东军的坦克、大炮、枪枝弹药全部移交给我们，林彪、罗荣桓同志绝无可能在短短的两年时间里，在没有后勤生产基地提供装备供应的情况下，武装起百万大军，打败美式装备的国民党精锐部队的……不说这些了，我记得主席在庆祝史达林六十诞辰的那篇文章里这样写道：「我们中国人民，是处在历史上灾难最深重的时候，是需要人们援助最迫切的时候，《诗经》上说的：「嘤其鸣声，求其友声。」我们正处在这种时候。是史达林同志和他领导的苏联共产党，以及共产国际执行局，对中国党和革命从理论指导到人力物力的无私援助……。」主席，你的文章我读过多遍，至今还背得出来呢！」

两人的谈话，真是南辕北辙，格格不入，甚至针锋相对。使毛泽东哭笑不得的，是王稼祥竟然引用了他本人的话来反驳他，规劝他。以彼之矛、攻彼之盾。毛泽东成了卖矛又卖盾。王稼祥这人也太过聪明，太过亲苏了吧？

此后的路程，除了王稼祥不时向毛泽东主席介绍些苏联的地理、人口、民族、历史、军事、政治、经济、物产资源、工农业生产以及文化艺术方面的情况，毛泽东很少开口，只是点着头，专注地听着。

十二月十六日中午，毛泽东的专列驶入莫斯科火车站，迎接他的是零下三十几度的奇寒。车站月台上，恭候着他的是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莫洛托夫、元帅布尔加宁以及外交部、外贸部的部级官员。连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国防部长，还有史达林的接班人、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马林可夫都没有出现。这也符合欢迎新中国元首的礼仪吗？

由于毛泽东有言在先，不入住克里姆林宫，不用苏方提供餐欧服务，代表团被安置到莫斯科郊外姐妹河史达林的私人别墅里，过小集体生活。

安顿下来之后，莫洛托夫眼王稼祥大使乌里哇啦说了好一阵俄文。王稼祥译成中文说：莫洛托夫同志请毛主席好好休息，睡一觉，坐了十来天的火车，一路上一定很辛苦了。下午六时整，史达林同志约毛主席在克里姆林宫会面。

毛泽东表面上不说什么，心里却不是滋味。自己万里迢迢来访，主人不来拜望客人，反要客人去拜望主人？今后我们一定不搞他们这一套大国主义作风。只要有兄弟国家的元首到访，我一定率同朱德、少奇、恩来等去机场迎接，一定要表现出我新中国的待客之道，我中华民族乃诗书之族，礼仪之邦。

毛泽东头脑清晰，看来史达林是有意要先冶淡一下自己了。直到自己来苏联前夕，据说史达林仍在担忧共产党新中国会不会是另一个「南斯拉夫」，毛泽东会不会是东方的「铁托」。史达林甚至忧虑新中国的领导人可能选择一条中间偏西方的外交路线。他手头有一份来自中国东北地区的报告。

毛泽东此次到访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清除史达林同志心里的这个疑团，向苏共表明新中国愿意加入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做为社会主义大家庭的一员，新中国的外交路线是向苏联老大哥「一边倒」，苏联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

下午五时二十分，史达林派自己的卫队队长前来迎接毛泽东去克里姆林宫。毛泽东穿戴整齐，只带了驻苏大使王稼祥和自己的顾问兼翻译师哲两人上车。

克里姆林宫由一座座金碧辉煌的教堂和宫殿组成，庄严、壮丽而神秘。车队顺着伊万大帝钟楼的右首，从斯帕斯门驶入，经过一座很大的圆型花坛，前方是气派非凡的大理石游廊，游廊的顶部，绘有罗曼诺夫王朝历代皇帝的画像。一道护城河与红墙环护着这座十二世纪修建的帝俄皇宫。

十月革命成功后，这里成为苏联的党政首脑机关。这点倒是跟北京中南海的历史与现状十分相似，不同的只是建筑风格，克里姆林宫是一座城堡，中南海是一座风光绮丽的皇家园林。

毛泽东、王稼祥、师哲三人被送进史达林的会客厅里。会客厅高阔华美，大理石墙壁光可鉴人。毛泽东原以为史达林起码会率领他的助手们在大厅门口迎接。大厅里却只有他们三位客人，显得冷清孤零。毛泽东不禁出生一股莫名的失落感。他看了看墙上的大挂钟：五点五十七分，原来早到了三分钟。他恼火地看了王稼祥一眼，仿佛在说：「看看，你这大使都替我做了些什么安排！我是一个属国的郡主、番王？前来等候晋见伟大无边、万寿无强的新沙皇？！」

好在这时，史达林的女秘书在一名翻译的陪同下走了出来，她请毛主席、王大使和师哲同志到她的值班室去稍候，并说明史达林同志是十分守时的，她立即就进去报告。毛、王、师三人只好跟着女秘书走向客厅尽头，去到一间不很宽大的值班室。毛泽东更为窝火了，差点骂出来：「老子今天是来走麦城了。」

当大挂钟「当当当」响过六下，里间的大门开了，女秘书立在门口招手。毛泽东领着王稼祥、师哲大步走进了史达林的办公室。但见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们已经站成一排，鼓掌欢迎中国贵宾。史达林站在最前面，向毛泽东伸出了他巨人的双手。史达林边握手边端详着毛泽东，说：好！好！太好了，真想不到你这样年轻，这样健壮，我见过的东方人很少有你这样高大的呢！

史达林比毛泽东年长十三岁。握手之后，他向客人一一介绍了他的政治局成员们：马林可夫、莫洛托夫、贝利亚、布尔加宁、米高扬、赫鲁晓夫、维辛斯基……。毛泽东与他们一一握手，互致问候。

史达林率政治局成员们在会谈桌的一方坐下，毛泽东则率王稼祥、师哲在另一方坐下。桌的中央摆有各种红葡萄酒、白葡萄酒和伏特加酒，以及各类水果、面包、鱼子酱、切成薄片的熏肉等等。史达林虽是第一次见到毛泽东，但表现出来由衷的喜欢，就像一位衰老的长者见到了年轻有为的晚辈一样。他望着毛泽东，直夸赞：「伟大，你们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你对中国人民的贡献很大，是中国人民的好儿子！我真诚地祝你身体健康！」

毛泽东没想到史达林会这样喜爱他、夸赞他。一股暖流流通了他周身。他忽然心头一热，像个饱受委屈的晚辈，终于见到了慈祥而有力量的长辈那样，眼睛都红了，说：「史达林同志，我可是个在我们党内长期受打击、受迫害、受排挤的人喔，有话无处说，有苦无处诉……。」

王稼祥吓了一跳，万万没有想到毛泽东主席头一回跟史达林见面，竟会说出这样一番话。这既不符合外交礼仪，也有损中国党和政府的颜面，不成了老子和儿子的关系了？诉委屈诉到莫斯科来了，诉到兄弟党的领袖们面前来了。便是师哲也毫无思想准备，一时张口结舌，不知道怎样翻译，该不该翻译。场面哑了一会，还是由坐在史达林身后的苏联汉学家费德林教授翻译过去了。

史达林一时深受感动似的，问：「毛泽东同志，能不能告诉我，在你们党内，都是哪些人打击、排斥过你？他们采用的是何种方式？」

毛泽东侧过身子，指着身边的王稼祥大使说：「就是他！他们国际派，从陈独秀，到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秦邦宪、张闻天、周恩来……。」

「不不不！」史达林没有等翻译把话译完，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捏着烟斗的手习惯而威严地晃了晃，之后笑着说：「毛泽东同志，过去的事已经成了历史，就让他过去吧。首先要向你表示歉意的应当是我，由于我对中国了解得不够，对中国革命的真实情况，对中国党的领导人的情况，了解得不够全面，以致我们之间产生过一些误解……。今天，你作为中国领袖、中国人民的伟大儿子来到了莫斯科，你已经是一位胜利者。胜利者应该宽容和高姿态。我们谁也不用去谴责一位失败者。来来来，我们大家一起，为胜利者干一杯！」

史达林虽然被西方舆论称为红色屠夫，经常引用他的一句名言「死一个人是一个悲剧，死一百万人只是一个统计数字」来印证他是一位暴君；但他却也的确不愧为列宁之后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领袖和导师。他的这番幽默的谈话，既有自我批评，又有对「胜利者」的批评。在场的苏联领导人都笑了起来，频频向客人举杯。毛泽东也举起了手里的酒杯，跟着笑了。

只有王稼祥大使一人笑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