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四章 大跃进狂澜中的国民经济

尽管粮食生产非常重要，但国家的总体经济状况更为重要，如果国家有雄厚的经济实力，一旦出现饥荒，国家可以从国外购买粮食。所以解决饥荒问题的关键是整个经济的增长，而不能仅限于增加粮食生产方面。因此，我们有必要研究一下 1958 年到 1962 年间中国国民经济的总体状况。

1958 年 8 月 16 日到 30 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是对 1958 年的形势起决定性作用的一次会议。这次会议讨论了 17 个问题，其中，重点讨论了当年的钢铁生产和人民公社。正是大炼钢铁和人民公社给中国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参加过这次会议的李锐说，如果说大跃进是狂风巨浪，那么，北戴河会议就是洪峰的最高峰。8 月 31 日，薄一波在工业书记会上作总结发言，传达了毛泽东一个惊人想法：要破除迷信，美国算不了什么。用不了一二十年，苏联可以变成两个美国，我们可以变成四个美国。一般的超英赶美已经不够气魂了，要变成四个美国，还要成为老大哥苏联的一倍。人们的思想更加狂热。

这次会议不仅就人民公社和大炼钢铁作出了具体的规定，还提出了保证工作顺利进行的办法，这就是“拔白旗”和“插红旗”。所谓“拔白旗”，落实到基层就是对大跃进有不同看法的人施加政治压力，甚至批判斗争。“插红旗”就是对那些激进分子进行表彰。这样做的结果，形成了“正反馈”机制，使大跃进越来越向激进的方向偏移。

大跃进不仅没有使国民经济实现超越式发展，反而使国民经济落后于其它国家和地区。1957 年，中国的国民收入总值为 369 亿美元，日本只有 297 亿美元。1961 年，日本的国民收入总值超过了中国，从此以后两国的经济差距越来越大。

一、农业跃进 粮食减产

大跃进是从农业开始的。农业的跃进就是要完成《1956 年到 1967 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具体目标是，到 1967 年，全国粮食总产量将达到 1 万亿斤。如本书“粮食问题”一章所述，共和国成立以前粮食（包括大豆）最高年产量是 1936 年的 3000 亿斤，事后的实际情况是，1967 年粮食总产量只有 4374 亿斤。1996 年才突破 1 万亿斤，以后一直在 1 万亿斤上下徘徊。可见，这个指标“冒进”了 30 年，当时却作为政治任务层层下达，非完成不可。

为了完成高产任务，各地采取了种种非常措施，如，深翻土地，密植，开荒，大兴水利。而这些都是用群众运动的方式，搞大兵团作战。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极为荒唐的瞎指挥和骇人听闻的强迫命令。其中的具体情况，在本书介绍各省情况中有详尽的陈述。

农业大跃进的前奏是水利化运动。1957 年冬，中共中央就发出了《关于在今冬明春大规模开展兴修农田水利和积肥运动的决定》。以后，各地投入了大量劳动力，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兴修水利是应该的，但要求过高过急，超过了社会的承受能力，在修水利过程中，又不讲科学，强迫命令，蛮干，好的出发点，就造成了坏的结果。

据统计，全国各地农村兴修农田水利每天的出工人数，从 1957 年 10 月的两三千万人，到 1958 年 1 月，增加到 1 亿人左右。到 1958 年 4 月中旬，全国农民投入兴修水利的劳动日共计 130 多亿个，完成土石方量 250 多亿立方米。有人计算，如果将这些土方铺成 1 米厚、66 米宽的路，可以从地球铺到月球。

1 亿农村劳动力兴修水利是个什么概念呢？1958 年，全国人口为 65994 万人，其中农村人口为 55303 万人，农村劳动力约有 2.65 亿人，即每 2.65 个劳动力中，就有一个人上了水利工地。这是全国平均而言，那些有大型水利工程的地方，投入的劳动力远远超出了这个数比例。在很多地方，每家都有人长期在水利工地上。

据水利部门当年统计，从 1957 年 10 月到 1958 年 4 月，全国扩大灌溉面积 35334 万亩，比解放后 8 年增加的灌溉而积还多 29.3%。显然，这个数是夸大了很多，是不可信的。不过，当年建设的水利设施，有一些到 80 年代还起作用。所以，对 1958 年的水利建设，不能全盘否定。但是，相当多的水利工程，有的没有考虑当时科技和经济能力，有的缺乏科学的勘探和设计，结果半途而废，既劳民伤财，又破坏了生态环境。1 亿人上工地，消耗了大量的粮食，这是民饥荒的原因之一。

兴修水利是大兵团作战。在工地上的劳动者按军事编制。不分天晴下雨，不分白天黑夜，劳动都不停止。在水利工地上，干部摧残农民的情况相当普遍，特别是任务难以完成的时候，情况更为严重，打死、饿死的人不计其数。

当时搞水利化运动实行的是“三边方针”：边勘探、边设计、边施工，使很多工程仓促上马，半途而废。修成了的，也留下了很多后患。

在耕作上，一反农民千百年的犁耕的习惯，要农民用铁锨搞深翻。过去农民犁耕的深度 20 厘米左右，现在用铁锨深翻深度要求一米以上，不仅耗费了大量的劳动力，还把上面的熟土埋到深处，把深处的生土翻了上来，影响农作物的生长。深翻时候，田头红旗招展，上百个劳动力，每人一把铁锨，站成一横排，像运动场上短跑比赛一样向前挖掘。领导人还组织学生们在田头敲锣打鼓助威。

水利化运动和积肥运动，使得运输任务重。上级要求各地在搬运土方和肥料时，用手推车取代扁担。于是，各地又大搞“车子化”的群众运动。为了造车子，不仅砍树，还把农民家里的板凳也拿来做车子。有了车子，为了提高速度，上级要求给车子装上轴承。于是又搞起了“轴承化”。轴承哪里来？发动农民自己制造。于是，千家万户拿起铁锤砸铁珠子。农村铁匠把这些珠子镶嵌在大小两个铁圈之间就算是轴承。显然，这样的轴承是不能用的，大量的人力物力被浪费了。

农业大跃进，不但没有跃上去，反而大幅度下降。和 1957 年相比，1961 年粮食产量下降了 24.3%（按中央档案馆保存的粮食部的数字，减少了 26.4%――本书作者注），棉花产量下降了 51.2%，三种油料下降了 57.1%，，林牧副渔也大幅度下降。耕畜减少了 28.8%，中小农具减少了 25%，旧式中型农具减少了 40% 左右。1959-1961 年，农业总产值连续三年下降。按可比价格计算，1960 年和 1961 年的农业总产值低于 1952 年。按当年价格计算，1960 年农业总产值低于 1952 年。详见表 24-1。

表 23-1 农业总产值及其指数

资料来源：1980 年《中国经济年鉴》第五部分和 1983 年《中国经济年鉴》第六部分。

本表中农业总产值为当年价格。农业总产值不变价格曾有三次变动，因此表中的指数按可比价格计算。从指数可以年出各年农业发展速度。

二、以钢为纲 搞乱全局

“以钢为纲”的指导思想及全民大办钢铁的作法，搞乱了国民经济全局。对国民经济影响最大，危害最深。

1957 年钢产量 535 万吨，1958 年计划 620 万吨。如果不搞大跃进，实现 700 万吨是完全可能的，但要翻一番，达到 1070 万吨是不可能的事。

表 23-2 大跃进以前各年的钢产量（单位：万吨）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 1984》，中国统计出版社，1984 年，第 225 页。

毛泽东早就把大话说出去了。1957 年 11 月，毛泽东率团访苏期间，得知赫鲁晓夫计划苏联 15 年赶上美国后，于 11 月 18 日，就在 64 个党的会议上发言，提出了中国用 15 年钢产量等方面赶上英国的目标。毛泽东金口一出，就成为全国上下铁打不动的任务。

1958 年 3 月初，冶金部长王鹤寿组织治金部党组“务了 8 天虚”向毛泽东提出了钢铁“十年赶上英国、二十年或稍多一点时间赶上美国”的报告。这比毛泽东在莫斯科提出所目标又提前了 5 年，毛十分高兴，多次表扬了这个报告，还说这个报告是“一首抒情诗”。

1958 年 2 月 3 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家经委主任的薄一波，在一届人大五次会议上的报告中提出钢产量为 624.8 万吨的指标，比上一年增长 16.7%。但是，这个指标被认为太低。

1958 年 4 月 14 日，又把指标提高到 771 万吨，比上年增长 44.1%。但这个指标还是认为太低。

1958 年 5 月 30 日，政治局会议又把钢产计划提高到 800 万 -850 万吨。比上年增长 49.5%-58.9%。这个指标还是认为太低。

5 月底，中央政治局第 48 次扩大会议时，华东局柯庆施提出争取明年华东区钢的生产能力达到 800 万吨。这被认为“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建议指标。”随后，各大协作区纷纷召开钢铁规划会议，各自提出明年钢产指标：华东 800 万吨，华北 600 万吨，西南 310 万吨，东北 1100 万吨，西北 150 万吨，并预计到 1962 年将达到八九千万吨。

6 月 17 日，薄一波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报告，其中说，1959 年我国主要工业产品产量，除电力外，都将超过英国的生产水平。6 月 22 日，毛泽东将此件印发给军委会议各同志，将题目改为《两年超过英国》，毛泽东批示说：

超过英国，不是 15 年，也不是 7 年，只需要两年到三年，两年是可能的。这里主要是钢。只要 1959 年达到 2500 万吨，我们就钢的产量达到英国了。

在这种气氛之下，6 月 19 日晚上在中南海开各大区协作会议以前，毛泽东在北京游泳池召集了中央一些领导人，冶金部长王鹤寿也参加了，毛问他：去年五百三，今年可不可以翻一番？王鹤寿说，好吧！布置一下看。第二天他就布置了。所以，6 月 19 号才决定搞一千一。1958 年钢产指标为 1100 万吨（对外公布是 1070 万吨）就是这样的确定下来的。这么重大的事情就在游泳池边三言两语决定了。

但是，从 6 月 19 日到 8 月中旬，钢铁完成任务的情况不理想，8 月 16 日，在北戴河会议召开的那一天，毛泽东提出书记挂帅，全党全民办钢铁工业的方针。在北戴河会议的前几天，毛泽东听取了钢铁生产情况的汇报以后，给陈云打电话，作了 8 点指示，其中谈到要有铁的纪律，没有完成生产和调拨计划的，分别情况给予警告、记过（小过、中过、大过）、撤职留任、留党察看、撤职、开除党籍的处分（这些处分措施后来写进了北戴河会议的文件中）。并让陈云把各省工业书记召到北戴河开一次会议。8 月 21 日，陈云向参加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人传达了毛的指示，并提议，要发动群众搞“土炉子”，说“土炉子”在中国的命运还有一个时期。薄一波插话说，对土炉子要有信心，100 个土炉子有一个出铁那就很好。从此，“小、土、群”（小炉子，土炉子，遍地成群）在中国大地到处风行，危害极深。一向被人们誉为讲究科学、头脑冷静的陈云也出此下策，可能当时人们头脑热到什么程度。在北戴河的工业书记会上，按月落实了钢铁的生产进度，还按地区分配了钢铁生产任务，连几乎没有钢铁工业的广西，也必须生产 20 万吨生铁，其它省市的任务就更重了。北戴河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号召全党全民为生产 1070 万吨钢而奋斗》的公报。全民的大炼钢铁运动迅速展开。

在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在 8 月 30 日的总结报告中说：

死与活的问题。不是死人之“死”，是统死统活的问题，世界上没“死”是不行的。1100 万吨钢，少一吨也不行，这是“死”的。明年 2500 万到 2700 万吨，争取 3000 万吨，其中 2500 万吨是“死”的，是“死钢”，另外 200 万 -250 万吨是“活”的，归地方支配。

北戴河会议的精神传达下去已经 9 月份了。在剩下两三个月时间内，还要完成 600 多万吨的任务，才能实现全年的 1070 万吨。按常规这是不可能的，只好发动全民蛮干。9 月 1 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立即行动起来，完成把钢铁产量翻一番的伟大任务》。9 月 5 日，《人民日报》再发社论：《全力保证钢铁生产》，号召与钢铁生产没有直接关系的部门“停车让路”。这一“停车让路”，使各顶工作停顿，各个部门为钢铁行业作出牺牲，造成的损失是无法计算的。当时，1070 万吨这个数字用巨字写在全国各地的墙壁上，“为钢铁元帅升帐” “为钢铁元帅让路”的宣传品遍及各地。全国上下，不分工农商学兵，不分男女，都为“1070”而奋斗。工厂，农村，学校，机关，都搭起了炉子，找来矿石，不分昼夜地大炼钢铁。9 月 4 日的电话会议上，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传达说：“主席提出，明年粮食再翻一番，今年 1100 万吨钢也不能少，少了就是失败。”彭真说：“主席要求在 9 月 15 日钢铁有一个大跃进，因为 9 月是要命的一个月。”9 月 24 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又召开电话会议，要求到 9 月 30 日，要达到日产钢 6 万吨，铁 10 万吨。9 月，全国参加大炼钢铁的人数由 8 月份的几百万人增加到 5000 万人，建立了大小土高炉 60 多万座。10 月，达 6000 多万人，最高达 9000 万人。加上其它战线直接或间接支援的，全国投入大炼钢铁的人数超过了一亿。

为了配合大办钢铁，还大办地质，全国上千万人上山找矿；大办煤炭，到处设法挖煤，仅小煤窑就开挖了 10 万多个；大办运输，组成了数以千万计的运输大军，各行各业，男女老少，既有现代化的运输车辆，又有牛车马车和肩挑背驮。

这上亿人的大办钢铁的大军中，绝大多数人不仅从来没有炼过钢铁，连高炉也没有见过。对他们能不能炼出钢来，是有人怀疑的。怀疑是要受到批评的。1958 年 9 月 24 日《人民日报》在介绍湖南邵阳专区的经验中说：“他们组织全民大辩论，驳倒‘农民炼不出铁来’的’‘怀疑论’、‘条件论’等右倾保守思想，在全区组织了万余名干部、93 万群众投入炼铁运动。没有矿，他们说，把地球挖穿，也要挖出矿来。”

“全民大办钢铁”，的确到了全民的程度。中南海也架起了炼钢炉，建立了小型钢铁厂，毛泽东的生活秘书叶子龙被任命为厂长。叶子龙对钢铁生产一窍不通。毛泽东还到这个“钢铁厂”视察，听取叶子龙汇报。在中南海的带动下，中央机关和各省委机关也都架起了炼铁炉：

在国家计委在三里河的办公楼的院子里炼钢炉火冲天，把铁丝网剪成一段一段去炼铁，炼出几块铁疙瘩，还绑上红布报喜，把有用的铁炼成无用的铁。

文化部也成立了炼钢指挥部，副部长、著名戏剧家夏衍担任炼钢总指挥，倒是颇有戏剧性。

外交部也在院里筑起了小土炉，燃起了熊熊烈火。

连手无缚鸡之力的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在她家的院子里也搭起了炼铁炉，秘书、司机、炊事员一齐上阵，孙夫人也亲自动手，也在努力为“1070”作贡献。

中央命令一下，到地方就变成了荒唐的行动。河南省遂平县提出了口号：“建百厂，设万炉，日产千吨”。后来以发展到：“社社建炉，乡乡建厂，三天准备三天建，五天投入生产，日产万吨钢”。为了找矿报矿，他们提出：“向深山进军，向高山要宝，白天山河一片人，黑夜山河一片明，撒下天罗地网，围剿山中宝藏，不漏一个山头，为找到 6000 万吨铁矿石而奋斗！”矿石还没有找到，遂平县嵖岈山公社就接受到县里分配的钢铁生产指标，10 月 14 日，公社就把钢铁生产指标到各大队。经过千辛万苦，人们终于在歪尖山下红石崖发现了铁矿，品位很低。但人们已经顾不得品位高低了，疯了一样到红石崖挖矿石。几天时间，红石崖、柴王台的山野里，就建起了一座座炼铁炉子，8 万钢铁大军聚集在这里，全县建立了三个战区、42 个营，174 个连队，开始了大炼钢铁的战斗。原来这里满山遍野是树林，林子里有老虎、豹子、野猪，这一大炼钢铁，树全砍光了。县委还嫌进度太慢，高炉太少，要求村村建高炉，几户建小炉。建炉的砖从哪里来？扒房子。先扒没人住的，夫妻双双上占战区去了，房子空了，拆了再说。据统计，在大炼钢铁期间，嵖岈山公社共扒房屋 1653 间。煤烧完了，树砍光了，可钢铁指标还是上不去，急坏了公社书记陈炳寅。后来公社党委决定“六找、七查”：床下找，墙上找，墙内找，大人小孩一起找，找光，找净，不放过一根铁钉。查古老山寨，挖古炮；查古庙古寺，找大钟香炉；查武举人后代，挖古代兵器；查地富分子，挖埋藏铁器；查光，查净，家家不能有铁锅。一夜间，千家万户没有锅，古庙寺院再没有钟声，石磨石碾挖去了铁轴，门没有铁鼻。这一夜，嵖岈山公社共缴“废铁”71786 斤，全部投进了炼铁炉里。

全国各地都像嵖岈山公社一样，机关、学校、公社、商店，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钢铁生产指标，搜集各种铁件，化成铁锭，向上级交差。老百姓真正成了“手无寸铁”。

当时，我所在湖北省浠水一中也为“1070”而奋斗。在热火朝天的大炼钢铁运动中，青年学生们是很真诚的。浠水县，既没有铁矿，也不产煤。我们这些中学生到四十里外的兰溪港去挑从外地运来矿石和煤炭。那时我们热情很高，虽然体重只有七八十斤，却挑了上百斤的担子。学校请人在校园后面的空地上搭了一个很大的土炉子，请木匠做了一个很大的风箱。拉风箱是四个人，他们以同一节奏，以跑步的速度前进，后退，前进，后退，不到几分钟就满身大汗。因此组织了几个小组，十几分钟就轮换一次。物理老师，化学老师也在炉子边忙碌着。忙了几天，没见出铁。有人说，必须用铁做“引子”，新炼的铁水才会出来。于是，毕业班陈武安、范炳文、雷伯轩、侯耀等同学把学校上下课报时的大铁钟砸了，投进炉子里。不久，红红的铁水果然出来了，大家欢呼“总路线万岁！三面红旗万岁！”铁水流进模型里铸出了几块“钢锭”，还不等完全冷却，就给它扎上红绸，敲锣打鼓地抬到县委会去报喜。大家心情非常激动，认为在“1070”中也有我们的一份贡献。当时只有 50 多万人口的浠水县，组织了 13 万多人的“大兵团”砍树烧炭，建炼钢炉 168 个，炼铁炉 2846 个，在城关、兰溪两地各建钢铁厂一个，职工上千人。据当时上报共炼钢 9.34 吨，铁 3078 吨，实际多为废渣。这 13 万砍树烧炭的“大兵团”使全县所有的山林都变成一片光秃。

像农业上大放高产卫星一样，各地也大放钢铁的高产卫星。《人民日报》在鼓吹钢铁生产“放卫星”中，又一次大显身手，除了发表大量的新闻报道以外，还在一版显蓍位置不停地发表社论：

9 月 15 日，《人民日报》社论《紧紧地抓，狠狠地抓》中介绍，9 月 14 日，贵州省首放卫星，宣布生产生铁 14000 吨，提前完成了 9 月份的 9000 吨生产计划。

9 月 17 日，《祝河南大捷》的社论中说，仅在 9 月 15 日这一天，全省就产铁 18939.2 吨，日产千吨以上的县出现了 8 个，其中禹县日产生铁高达 4396 吨。

10 月 1 日，《卫星齐上天，跃进再跃进》的社论中说，9 月 29 日，是中央确定放卫星的日子。这一天，各种卫星一齐上天，全国钢的日产量近 6 万吨，铁的日产量近 30 万吨，出现了 9 个日产生铁超过万吨的省，73 个日产生铁超过千吨的县，出现了两个日产 5 千吨钢、一个日产 4 千吨钢的省。

10 月 18 日，《祝广西大捷》的社论中介绍，毫无钢铁生产基础的广西壮族自治区，反而后来居上，接连放了几颗特大的卫星。其中，环江县日产生铁 6300 多吨。

10 月 26 日，《“钢铁生产周”胜利以后》的社论中说，10 月 15 日到 21 日，中央确定的“钢铁生产高产周”，在这一周内，钢铁平均日产量比以前 14 天的平均日产量增加了 85%，生铁的平均日产量比以前增加了 303%。其中钢的最高日产量曾达到 10 万多吨，生铁最高日产量达到 37 万多吨。

12月23日，《人民日报》以套红通栏标题报道：《一〇七〇吨钢――党的伟大号召实现》。消息说，据治金工业部12月19日统计，全国已生产钢1073万吨。以后的报道说，到12月31日，全年累计产钢1108万吨。

《人民日报》提供的这些钢铁产量的数字，和它提供的粮食产量的数字一样，完全是天方夜谈。但是，对这些谎言不容怀疑，谁怀疑，谁就要倒霉。时任中央工业部副部长的高扬到河南了解大炼钢铁的情况，他发现“小、土、群”炼铁炉炼出的根本不是铁，只是一些熏得乌黑的石头。高扬当即对禹县委书记刁文指出，这里有严重的弄虚作假现象，上报的数字 90% 与实际不符。高扬还向中央工业部和中央监委写了报告。但是，他一回到北京就受到批评，后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人民日报》的这些假话比赛的恶果不仅是数字的浮夸，而是成天以中共中央的权威使荒唐更加扩大，逼迫人们在错误的路上走得更远。1958 年同时兼任人民日报和新华社两家权威新闻单位第一把手的吴冷西，在 37 年以后的 1995 年，出版了《忆毛主席》的小册子，其中反省道：

我主持的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宣传也随大流，但因有毛主席的再三叮咛，开始还是比较谨慎，但到了 6 月份，农业上的生产“卫星”开始放了，接着是钢铁“卫星”、煤炭“卫星”也陆续出现了，大跃进形成高潮，浮夸风到处泛滥。对人民公社，开始还只限于典型报道，后来从河南全省公社化起，就刮起一股共产风。虽然不能说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应对 1958 年的浮夸风和共产风负有主要责任，但我主持这两个单位的宣传工作在这期间造成的恶劣影响，至今仍深感内疚。

吴冷西在 1958 年的行为是制度的必然，他像所有的人一样，逃不过制度的约束。所以，人们不能过多地追究他的责任。但是，他对于造成他犯错误的制度是恋恋不舍的，以致于在 1978 年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中，公然出面强烈反对。在《忆毛主席》这本小册子中，虽然讲了一些真话，但还处处还流露出对那种制度的留恋，流露出他当年能伴随毛泽东左右的得意之情。

不讲科学的蛮干，必然受到科学的惩罚。1958 年四季度和 1959 年一季度，各钢厂调入的生铁，合格率不到一半。有的小高炉处产的生铁含硫量超过 2%、3%，有的高达 6%。生铁质量太低，用这种生铁作原料的大钢厂产品质量也下降。鞍钢 1958 年四季度一级钢在全部钢产量中的比重，由原来的 93% 下降到 50% 以下，1959 年初的几个月，鞍钢每天有 3000 多吨铁水不能炼成钢，只能铸成铁块。不仅质量差，成本也上升。原来生铁的调拨价每吨 150 元，小高炉生铁的成本多数为 250-300 元，为了鼓励群众炼铁的积极性，从 1958 年 9 月起，小高炉生铁的调拨价提高到 200 元，亏损部分由国家财政补贴。仅这项补贴就占当年财政收入的十分之一。

大炼钢铁只折腾了几个月时间，但给中国人留下的创伤是多少年也无法医治的。大量农业劳动力成了钢铁大军，使粮食烂在田里没人收获。在大炼钢铁第一线，一度“放开肚皮吃饭，甩开膀子大干”，吃掉了很多粮食，是造成 1959 年春天饥荒的原因之一。大炼钢铁还挤掉了轻工业，造成了日用品市场供应紧张。矿产资源遭到破坏，茂密的森林破砍光，古城墙的千年砖块拆下来砌了炼铁炉，价值连城的金属文物都化成了铁水。

但是，“以钢为纲”的方针并没有就此结束，1958 年 10 月，在第七次全国计划会议上提出 1959 年“为生产 3000 万吨钢而奋斗”的口号。后来到武昌会议上定为 2000 万吨，对外公布 1800 百万吨。以后看到不行，1959 年三四月，在上海会议上降到 1650 万吨。年末实际完成 1387 万吨。1960 年钢产量的指标又定为 1800 万吨。国家经委年初就提出“开门红、满堂红、月月红、红到底”的口号。七月份苏联撕毁协议，撤走专家，为了反击“苏修”，咬着牙要“争气钢”，要给毛主席争气，给我们国家争气。你赫鲁晓夫欺侮我们，我们要干个样子给你看。钢产量不是搞 1800 万吨，而是要搞 2000 万吨。就这样使国民经济比例关系失调的情况越来越严重。

谁为这场灾难负责？现在几乎所有的著作中都把责任推给了毛泽东。当然，作为国家第一把手，他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是“始作俑者”。但是，仅停留在这个层面上，是肤浅的。在当时那个制度，没有民主决策机制，没有制度性的纠错机制，没有畅通的信息传送渠道，如果把别人放在毛泽东的位置，也会犯同样的错误。

三、工业跃进 盲目建厂

在 1958 年 1 月召开的南宁会议上，中共中央提出在 5 年到 10 年内，各省的地方工业产值都要超过当地农业产值。3 月成都会议，又进一步提出发展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的方针，通过了《关于发展地方工业问题的意见》。4 月 7 日，中央正式批发这一文件，再一次要求各省、自治区尽快使本地区的地方工业总值赶上或超过农业总产值，并把达到这一目标的时间由原来规定的 5 年到 10 年缩短为 5 年到 7 年。这个文件下达不久，一个声势浩大的办地方工业的高潮在全国形成，从省、市、县到乡、社纷纷提出大办工业的跃进计划，都要求地方工业的总产值超过农业总产值。6 月到 8 日初，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先后提出各大协作区要建立比较独立、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

由于粮食高产“喜讯”频传，1958 年 8 月 17 日到 30 日召开的北戴河会议认为，中国的农业和粮食问题已经基本解决，1958 年全国每人占有粮食的平均数已经达 1000 斤左右，省一级领导今后的工作重心应当由农业转到工业上去。会议公报指出：“农业战线的伟大胜利要求工业战线迅速地赶上去，而且省一级党委有可能把注意力的重心转发移到工业方面来”。这个会议估计，“在 1958 年到 1962 年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中国将提前建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传大社会主义国家，并创造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条件。”

宏伟的设想使各级干部亢奋。为了实现工业产值超过农业产值的目标，各地出现了盲目建厂，乱上工业项目的热潮。工业落后的西部省――甘肃省，1958 年 1 月到 3 月，全省建厂 1000 多个；3 月到 5 月，建厂 3500 个；5 月到 6 月，全省厂矿数猛增到 220000 个。其中，省办的 2500 多个，县办的 15000 多个，社办的 185000 多个。全省出现了 10 多个万厂县，20 多个千厂乡，50 多个百厂社。河北省定县，在一个多月时间内，就建起了 1530 个中、小型工厂，平均每天 35 个工厂投入生产。只有 13 万人口的内蒙古呼伦贝尔盟布特哈旗，到 5 月底就建成了厂矿 307 座。根据各乡镇提出的数字，全旗 1958 年新建厂矿可达 1267 座。这些数字显然带有浮夸的成份，不可信以为真，但盲目建厂的情况是真实的。不过，全民大办工业为以后县乡以下的“五小”工业播下了种子，成为 1980 年代乡镇企业的起点之一。然而，这种代价是十分昂贵的。

为了追求产量和产值，新建煤井尚未投产，就追加了煤产量任务，这些增加的任务还得靠原有的矿井完成。中央直属煤矿在 1959 年时 92% 的产量依靠原有矿井提供。由于高指标的压力，这些矿井的采掘比严重失调，工作面大量减少，设备破坏。据国家矿山小组 1962 年调查，在煤炭部属的 508 处矿井中，生产能力破坏严重和简易投产的有 179 处、设计能力 7484 万吨，占设计总能力的 44%。其中采掘关系不正常的矿井占 77%，因此从 1960 年 4、5 月份开始，产量就不得不逐月下降。

由于通过大搞群众运动的方式办工业，把过去一套管理制度都冲垮了，企业管理混乱，经济效果显著下降，成本提高，品种减少，产品质量下降。重点煤矿煤炭灰分，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平均为 21%，1960 年提高到 24%；工业全员劳动生产率 1960 年比 1957 年下降了 12%。亏损额直线上升，到 1961 年达到 105 亿元。其中工业亏损 46.5 亿元。

由于以钢为纲，只顾发展重工业，忽视了轻工业，轻重工业的比重 1957 年的 53：47 下降到 1960 年的 33：67。自行车、电池、火柴、日用陶瓷、铁锅、甚至女人用的发卡等小商品严重供不应求，影响群众生活。轻工产品的质量也很差，老百姓称质量差的日用工业品为“跃进牌”。

要大上工业，就得扩大基本建设规模。基本建设投资：1957 年 138 亿元，1958 年 267 亿元，1959 年 345 亿元，1960 年 384 亿元。从 1958 年到 1960 年，三年基本建设投资共 996 亿元，比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基本建设总投资还多 81%。平均每年投资 332 亿元，比 1957 年高出 1.4 倍。机械、煤炭、电力、化工、建材等重工业部门，上了一大批重点项目，超过了国民经济的承受能力。1958 年，全国施工的大中型项目有 1587 个，1959 年 1361 个，1961 年 1815 个，而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五年施工的大中型项目只有 1384 个。小型项目更是遍地开花，不计其数。基本建设投资效果很差，建设周期长，建成投产少，许多建成项目因设备不配套，不能充分发挥效益。由于基本建设规模太大，尽管挤了农业、轻工业、文教卫生和人民生活，仍然难以为继，造成了人力、物力、财力的极大紧张。从国民收入分配看，1958 年至 1960 年三年共增加国民收入 312 亿元，而同期基本建设投资总额就增加了 246 亿元，占新增国民收入的 80%，其中 1960 年国民收入减少 2 亿元，基本建设投资还增加了 39 亿元。基本建设材料的增长速度低于基本建设投资的增长速度。三年中“三材”的平均增长速度：钢材为 38.8%，木材为 14.8%，水泥为 31.7%，而基本建设投资增速为 40.7%。在编制 1959 年计划时物资无法平衡，就留了 50 元物资缺口，致使许多项目开工后不是无物资就是无资金，长期不能投产。从人力看，尽管基建职工人数增加很多，三年增加了 421 万人，但仍到处喊人不够。不少项目不得不半途停建，仅停建项目，全国损失约 150 亿元。

表 23-3 全民 所有制单位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单位：亿元）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1984》，中国统计出版社，1984 年，第 301 页。

为了筹集基本建设投资，就扩大国民收入的积累率。国民收入即全社会创造的财富，一部分用于当年消费，一部分用于积累，积累主要用于工业建设，以图进一步发展。积累过多，消费必然减少，群众生活水平必然下降。这就是所谓“勒紧裤腰带搞建设”。如果真正有效果，“勒”几年也是可以的，但事与愿违。1958 年到 1961 年的国民收入中，用于积累的部分共占 39.1%，积累率大大超过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的 24.2%。高积累、高投入，却是低效果。每百元积累增加的国民收入，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平均 35 元，而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仅有 1 元。

“大上快上”工业，就必须大量进口机器设备。要进口设备，就得增加出口，换回外汇。而当时出口的主要是农副产品（主要是食品），1959 年和 1960 年出口商品中，农副产品和农副产品加工品占出口商品总额的比重，1959 年为 76.3%，1960 年为 73.3%。见表 24-4。出口商品都从农民口边挤出来的。

表 23-4 大饥荒年代中国的外贸进出口情况

资料来源：《中国经济年鉴》，1981 年，Ⅷ-32，经济管理出版社，第 33 页。

“大上快上”工业，不仅基本建设项目大增，城镇人口也急剧增加。1958 年 6 月，中共中央决定各地的招工计划经省、市确定后即可执行，不必经中央批准。招工权力下放以后，各地放手大招工，有的甚至在车站设立招工点。职工人数从 1957 年的 3101 万人，增加到 1960 年的 5969 万人，三年增加 2868 万人，增长 92.2%。与此相应的是城镇人口增加。1957 年，城镇人口总数为 9949 万人，以后连续三年猛增。1958 年为 10721 万人，1959 年为 12371 万人，1960 年达 13073 万人。三年共增加 3124 万人，增长 31.4%。其中从农村迁入城镇的大约有 2218 万人。城镇人口急剧增加，吃商品粮的人口大幅度上升，粮食征购指标不得不提高，加剧了农村的饥荒。

在人们的印象中，认为大庆油田是在大饥荒年代开发出来的，认为这是工业大跃进的亮点。实际上，大庆油田的地质勘探始于 1954 年初，经过几年艰辛的努力，于 1959 年 9 月国庆 10 周年前夕射孔试油成功。大庆油田并不是大跃进的成果。

四、全面跃进，全面紧张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市场不能起配置资源的作用，为了保证社会再生产顺利进行，完全靠宏观经济领导部门对国民经济进行综合平衡：积累与消费的平衡，供给与需求的平衡，工业与农业的平衡，重工业与轻工业平衡，相关产业间的平衡，等等，如果这些方面失去了平衡，就是比例失调。这样，有的部门生产能力闲置，有的部门生产能力不足，就会造成严重的浪费。此外还有物资平衡，财政平衡，外汇平衡等，这些也是保证社会再生产顺利进行的必要条件。

但是，在大跃进期间，由于按主观意志行事，搞乱了国民经济各部门的相互关系，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由于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这些失调又不能靠市场配置资源去自动地平衡，就带来了极其恶劣的后果。

财政金融全面困难。从 1958 年到 1960 年，财政收入年年增加，1960 年的财政收入竟比 1957 年增长了 84%，当年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达到 47%，大大突破了中国财政收入一向只占国民收入 30% 多一点的比例。这表明国家财政集中了过多的社会财富。国家财政集中得过多，其资金又主要用于基本建设，就挤了人民的消费。基本建设投资效益又很差，就直接损害了人民的利益。财政集中过多的情况是不可能持久的，加上在财政收入中还有不少虚假部分，因此，财政收入很快锐减。在 1960 年 81.8 亿的赤字的基础上，1961 年财政收入比 1960 年减少 37.8%，1962 年又减少 11.9%。财政的虚假收入，银行的虚假存款，掩盖了财政赤字。据有关部门事后估计，大跃进造成的财政赤字，大约 180 亿元。在市场经济国家，民间财富大于国家财富，这个赤字不算大；但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这个赤字已经相当危险。何况当时的财政总收入才 300 多亿元，180 亿元的赤字，占财政收入的比重是相当大的。

财政不平衡，只能靠多印票子来解决。1961 年，全国市场货币流通量比 1957 年增加了一倍多，但是，同期的工农业总产值只增长 14.7%。货币流通量大大超过了商品流通的需要。社会购买力同商品可供量的差额，1960 年达 74.8 亿元，1961 年仍有 26.9 亿元。每一货币流通量拥有的商品库存量（包括一部分没有用的质次价高的在内）由 1957 年的 5.2 元降到 1961 年的 4.1 元。1962 年 2 月 26 日，陈云在国务院各部委党组成员会议上说：“钞票发得太多，通货膨胀。现在的通货膨胀，虽然根本不同于国民党垮台前那种恶性通货膨胀，但是，毫无疑义，也是一种通货膨胀……这几年挖了商业库存，涨了物价，动用了很大一部分黄金、白银和外汇储备，在对外贸易上还欠了债，并且多发了六七十亿元票子来弥补财政赤字，这些，都是通货膨胀的表现。

表 23-5 大饥荒年间的财政状况（亿元）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1984》，中国统计出版社，1984 年，第 417 页。

商品供应全面紧张。自 1958 年以来，市场上商品短缺现象逐渐严重，从吃的、穿的到一切日用品都严重供不应求。1960 年商品短缺状况进一步加剧，不得不在全国范围内减少粮食、棉布、食油的定量标准。1961 年商品供应紧张的情况更为严重，食盐、火柴、锅、碗、盆、筷之类日常用品都买不到。但是，商业部门的商品库存总额却增加 35%，其中，日用品库存总额增加近 70%。这些库存商品都是质次价高、不适销、不对路的冷背残次品，其中很大一部分在以后的清仓中报废了。这是盲目追求高速度的结果。货币流通过多，商品供应不足，应当物价上涨。但中国的物价受到行政管制，对占人民生活开支的 60% 的生活必需品，国家不让涨价，它们是列入国家控制的 18 类商品。但越管制，商品越不足。不过，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国家供应的平价消费品还是涨了 15%，为了回笼货币，还开放了一些高价商品。1962 年一度放开了集市贸易，集市贸易价格大幅度上涨，比计划内的价格高出很多。详见表 24-6。有人分析，计划内商品涨价、高价商品的影响、集市贸易价格的带动三项因素加在一起，整个价格上涨了 30%，有的地区上涨了 40%。

表 23-6 四川省简阳国家牌价与自由市场价对比表（1962 年 3 月）单位：元/斤

资料来源：惠文：《困难时期农村整社纪实》，“大饥荒网站”。

职工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除了粮食定量减少以外，副食品供应也大幅度减少：食用油减少 47.6%，猪肉减少 80.6%，有些副食品连定量供应也不能保证。以当时生活水平最高的八大城市（北京、天津、上海、沈阳、武汉、广州、重庆、西安）1961 年居民消费水平为例，全年每人消费猪牛羊肉：重庆最高，每人 5 斤，上海 3.6 斤，北京、武汉 2 斤，天津、广州 1.7 斤，西安 1.3 斤，沈阳 0.6 斤。全年每人消费鸡蛋：天津、广州、沈阳无货供应，其它城市平均每人每年不到半斤。全年每人消费食糖：广州最高，为 12 斤，上海、北京 3.5 斤，重庆 2.8 斤，天津、武汉、沈阳 1.3-1.8 斤，西安不到 7 两。职工工资也下降。1961 年，国有制单位职工的年工资平均为 537 元，比 1957 年下降低 15.7%；如果扣除物价因素，比 1957 年下降 28.7%。根据全国大、中、小 13 个城市、526 户职工家庭收支情况调查，1961 年上半年，职工家庭每人平均货币收入为 17.07 元，扣除物价因素，每人平均实际收入只有 15.53 元，比 1957 年减少了 1.87 元。

由于商品供应全面紧张，商品“走后门”的情况十分严重。如果没有私人关系，就是手持国家发的供应票证也买不到东西。有了私人关系，就可以买到超过票证供应量的商品，商品的质量也比正常渠道买的要好。能够“走后门”的主要是干部。当然，一些掌握商品供应人员的亲戚朋友也会沾光。“走后门”卖出的商品有时比正常供应的商品还要多。河北省唐山市节日的副食品供应量，“走后门”卖出去的比实有人数定量供应量多 10%。在商品供应本来十分紧张的情况下，“走后门”猖獗，普通百姓更买不到东西了。所以，群众对商品走后门的情况非常愤慨。1961 年，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召开了反对商品“走后门”的专门会议，中共中央在这个会议的《关于反对商品“走后门”会议情况的报告》报告上批示：“在全民所制企业中反对商品‘走后门’的斗争，是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两条道路的斗争，是阶级斗争在经济战线上的反映”。到 1962 年 3 月底，在 27 个省市自治区中（不包括西藏），有 21 个开展了反对商品“走后门”的群众运动，有 3 个省进行反对商品“走后门”的教育，有 3 个省把反对商品“走后门”作为整风运动或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内容之一。1962 年 4 月 16 日，国务院财贸办和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联合向中共中央上报了《关于反对商品走后门运动情况报告》，这个报告在肯定运动成绩的同时，指出“有些地方只反下，不反上，下反上走，边反边走，有些不合理的‘内部供应办法’还没有取消。”实际上，只要商品供应紧，只要权力至上，走后门的现象不可能停止。

五、被迫调整，一步三折

面对国民经济的困境，在 1960 年 7 月召开的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不得不年提出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所谓调整，实际就是从前两年过激的政策中退回去。不过，在这次会上，调整的目的还是为了保证完成钢铁生产任务。

北戴河会议期间及稍后，国家计委党组根据中央的决议，酝酿提出对工业进行调整、巩固、提高的初步设想。8 月底，国家计委党组向国务院汇报 1961 年的计划指标时谈了他们的设想，周恩来总理补充了“充实”两字，从而形成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个字。1960 年 9 月 30 日，中共中央在转发《国家计委党组关于 1961 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报告》的批语中指出：“1961 年，我们要使各项生产建设事业在发展中得到调整、巩固、充实和提高。”这是中央文件第一次正式提出这八个字，但当时尚未当作一个时期的工作方针明确起来。由于思想认识尚不明确，组织行动不及时，所以 1960 年下半年调整工作并未实际贯彻下去。中央对 1960 年的高指标也未提出修改。眼见钢铁生产月月完不成计划，中共中央还于 8 月和 12 月两次发出紧急指示，作为政治任务，要求保证完成当年 1860 万吨钢的生产计划。这一年虽然经过拼消耗、拼设备，勉强把钢铁生产任务完成了，而农业却大幅度地减产，结果造成了工农业比例的更大失调。

“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作为方针确定下来，是在 1961 年 1 月中旬的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决定的。全会第一次正式向全党和全国宣布：必须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当时的提法是，“适当地缩小基本建设的规模，调整发展速度，在已有胜利的基础上，采取巩固、充实和提高的方针”。

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之后，在调整方针的贯彻过程中，中共中央制定了若干具体政策和措施，首先制定和修改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调整农村生产关系。同时，压缩重工业的发展速度和基本建设的规模，充实和加强农业和轻工业战线；压缩城镇人口，精简职工队伍；压缩党政机关和社会集团的购买力；提高农副产品的价格，等等。

这些措施有一定的成效。但是，八届九中全会还抱着“十个指头”成绩和“一个指头”缺点的看法，不承认大跃进对国民经济造成的的严重后果，调整工作还是在肯定“大跃进”“已有的胜利的基础上”来进行的。因此，当时确定的 1961 年的主要工业指标，如要求钢的产量达到 1，900 万吨，比上年增长 1.6%；原煤产量 43，100 万吨，比上年增长 2.6%；粮食产量要求达到 4，100 亿斤，比上年增长 10.8%。发展速度比“大跃进”的速度是大大降下来了，但仍然要求在上年过高的水平上有所发展，而实际执行的结果同人们的主观愿望相反。1961 年上半年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战线都在全面下跌，不仅距离完成计划甚远，而且大大低于上一年同期的水平。夏收的粮食产量也没有达到计划规定的指标。

在这种情况下，1961 年 8 月下旬至 9 月上旬，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工作会议，认真研究了工业状况。会议对当时工业生产中的混乱和被动局面有了较深的了解，9 月 15 日向全党发出了《中央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在这一指示中承认，八字方针虽然提出一年多，但由于情况不明，认识不足，经验不够，一直没有按照实际情况降低指标，以致调整工作没有能够有效地进行，丧失了一年多的时机。现在再也不能犹豫了，必须以最大的决心，把工业生产指标和基本建设规模降到确实可靠的水平上。一定要从实际出发，从全局出发，在应当后退的地方坚决后退，而且要退够。庐山会议确定了具体降低钢、铁、煤、电等重工业产品的生产指标，缩短基本建设规模的指标。又对 40 种急需的轻工业和手工业产品及农业生产资料的生产提出具体的发展指标。这次会议提出“退够了再前进”的思想是符合实际的，但经济调整工作仍然不能越过“肯定‘三面红旗’成绩”的障碍。在这次会议上，周恩来发言时，毛泽东插话说：“错误就是那么一点，没有什么了不得”。随后他又形象地说，“现在退到谷底了，形势到了今天是一天天向上了”。因此，“退”的决心还不大，这一年计划指标还是很高，始终没有放下大跃进的架子，结果，调整后的计划也没有完成，工农业总产值比上一年下降 30.9%，国民收入比上年下降 29.7% 主要工农业产品，除粮食略有增长以外，多数下降，有的下降幅度很大。吃穿用的紧张局面还在发展。

在 1962 年 1 月的“七千人大会”上，大家对经济形势讲了一些真话。初步总结了“大跃进”的教训。但是，在对经济困难程度的估计以及如何克服困难的步措施上，参加这次会议的中央领导核心间和高级干部中，存在着不同的认识。一部分人能够实事求是地承认国民经的严重局面，主张采取坚决有效的调整措施，扭转危局。另一部分人不愿意承认工作中犯了错误，把困难主要归之于农业遭到的自然灾害，认为只要农业有了好收成，困难就过去了。他们留恋“大跃进”，不仅不肯下马收摊子，还认为政策的后退是右倾，并且随时准备反“右倾”。

真正实现“退够”还是“西楼会议”。七千人大会结束后的第 14 天，1962 年 2 月 21 日，刘少奇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后称“西楼会议”。这次会议上，陈云分析了经济形势的严峻情况，提出了克服困难的六点措施。西楼会议以后，中共中央决定恢复中央财经小组，统管经济工作，由陈云任组长。5 月 7 日到 10 日刘少奇又在北京主持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通称“五月会议”。这次会议，进一步统一了调整国民经济的认识，特别是在精简职工和城市人口、切实加强农业这两件事上下定了决心。进一步调低了 1962 年的各项经济指标，明确了国民经济调整的具体方案。在这次会议以后，对国民经济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1) 减少城镇人口，精减职工。城镇人口在 1961 年已经减少 1000 多万人（其中减少职工 873 万人）的基础上，1962 年又减少 1000 万人（其中职工 850 万人）。1961 年、1962 年两年内减少城镇人口 2000 万人以上。精简工作 1963 年还继续进行。从 1961 年 1 月，到 1963 年，三年共减少职工 1940 万人。如果减去同期安排就业的大中专学生等，净减职工 1744 万人。其中，下乡参加农业生产的有 1300 多万人。精简职工相应带来城镇人口减少，截至 1963 年 6 月，共减少城镇人口 2600 万人左右。

（2）压缩基本建设规模，缩短基建战线。1960 年基建投资完成 384 亿元，1961 年减到 123 亿元，1962 年计划减到 46 亿元，后来实际完成 56 亿元加上自筹完成 67 亿元。这样，积累率就从 1960 年的 39.6% 降到 1961 年的 19.2%，1962 年进一步降到 10.4%。基本建设的大中型项目，从 1960 年的 1815 个减到 1961 年的 1409 个，1962 年进一步减至 1003 个，许多工程下马。

(3) 缩短重工业战线，实行某些必要的关、停、并、转。首先是压缩钢铁指标。1960 年钢产量 1866 万吨，1961 年压到 870 万吨，1962 年最初的计划是 750 吨，后来调整为 600 万吨，实际完成 667 万吨。煤炭，1960 年实际产量 39700 万吨，1961 年完成 27800 万吨，1962 年计划 25100 万吨，后来调整为 23900 万吨，实际完成 22000 万吨。关、停、并、转，1961 年已经开始。据国家统计局统计，全民所有制企业，1961 年已经比 1960 年减少 25000 个，主要是大跃进时期发展起来的地方小企业。1962 年继续减少了 18000，两年合计减少了 43700 个，相当于 1960 年 96000 个的 44.8%。

(4) 加强对农业的支援，大力发展农业。首先，是精简职工下放城市人口，停止那些徒劳无益的水利建设，农村劳动力 1960 年只有 17017 万人，1961 至 1962 年两年，增加到 21278 万人。其次，减少粮食征购量。为了解决国内粮食供应不足，仅 1961 年和 1962 年两年，净进口粮食 160 多亿斤。第三，加强工业对农业的支援，向农业增拨钢材、木材、毛竹，满足农村制造小农具需要。到 1962 年，农村铁制小农具基本上恢复到 1957 年的水平。1961 和 1962 年，集中力量修理农用拖拉机、排灌机械及运输工具。第四，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对农民实行退赔。1961 年粮食价格提高 25%，几年来由国家财政共向农民退赔 20 亿元。

（5）对一些急需的工业进行了充实。在轻纺工业方面，除了恢复传统手工业和一般轻工业产品外，还发展了洗衣粉、塑料、化学纤维工业。在重工业方面，特别是保证了石油工业的发展。原油产量 1960 年 520 万吨，1962 年 575 万吨，化纤 1960 年 10600 吨，1962 年 13600 吨，1965 年达到 50100 吨。

（6）整顿了经济秩序，整顿了管理。在经济管理方面，进行了一些必要的集中。同时，在工业、农业、手工业、商业、财政、银行、计划各个方面，都制定了许多新的规章制度。

（7）稳定市场，回笼货币，消灭财政赤字。首先是大力压缩财政支出，特别是基本建设和各项事业支出；其次，清仓查库，处理库存积压，包括机关招待所的物资；第三，在坚决稳住 18 类基本生活必须品价格的基础上，对部分商品实行高价政策，如糖果，糕点，饭馆，自行车，尼龙袜子等。第四，坚决打击投机倒把。开头，自由市场上许多产品的价格，比国营的价格要高几倍甚至十几倍。经过采取上述措施，很快回笼了几十亿货币，自由市场价格就下来了。

经济调整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在“全民所有制”条件下，说是“全民”所有，实际无人负责，工程下马以后，很多地方对停建、缓建工程撒手不管，造成了很大损失。1961 年 9、10 月，建筑工程部派了几个工作组，到沈阳、天津、太原、西安、兰州、长沙等城市，对停建缓建的项目进行了调查，向中共中央送上了调查报告。报告称，截至 1961 年 9 月的不完全统计，上述六个城市先后停建的工程共 1035 项，建筑面积 334.4 万平方米，约占开工工程的一半左右。其中，只搞了基础的有 95.4 万平米，占停建工程的 28.5%；主体工程进行了一半的约有 132.9 万平米，占 38.6%；主体工程基本完成的有 74.6 万平米，占 22.3%；只剩下少量装修工程的有 31.4 万米，占 10.6%。到工作组检查的时候，许多工程基础下沉，柱子歪斜，屋面漏水，门窗玻璃丢的丢，坏的坏，甚至房倒屋塌，造成伤亡事故。天津东郊电厂、天津西郊电厂的主厂房和天津钢厂的粗轧车间，都是只挖了槽，打了基础桩，就停下来了，这些基础槽，都被雨水灌满，槽帮遭到严重破坏。沈阳市筹建的小洋水泥厂工程，主要厂房已建成，机械设备也基本安装起来，由于地下防水工程没有做，地下水渗出，深达 3 米，把安装在地下室的机电设备全部淹没。商业部兰州石油仓库的宿舍工程，砖墙即将砌完，停工以后，由于没有搞好排水，四面墙基全泡在水里。太原艺术学院新建的 2600 平米的食堂工程，只等挂瓦，就停了工。1961 年 8 月底，一阵大风把屋顶刮掉，刮倒了墙，压死了 3 人，伤了两人。

停建以后，工地上的大量建筑材料保管不善，造成了很大浪费。据沈阳、天津、甘肃等四地的不完全统计，共留下钢材 10285 吨，木材 10900 立方米，水泥 12650 吨，以及大量的地方建筑材料。这些材料不仅呆滞积压，而且很多损坏变质。天津炭黑厂工程进场的白灰 138 吨，大部分被风刮走。

有些设备，露天放置，无人管理，损坏严重。沈阳市砖瓦厂一套隧道窑，停建以后，两台鼓风机放在野外，全部生锈，200 多个炉篦全部锈烂，不能使用。沈阳合成氨厂七台大型设备也是露天堆放，任其风吹雨淋。天津东郊电厂第一期 10 万千瓦的进口发电设备和第二期的 10 万千瓦的国内设备，先后进厂，一无仓库，二无遮盖，在车站、马路以及施工现场，到处乱摆乱放，普遍生锈。

许多停建工程下马以后，多占的土地没有及时退还，任其荒芜。凡是工程下马之处，都能看到残垣断壁，荒草萋萋。

在权力高度集中的制度下，上级一声令下，说停就停。很多本来可以利用的工程，功亏一匮。沈阳地区 1960 年砍掉的中央和省属工程中，有 13 项已经基本完成，只需用很少的材料和人工，抹抹灰，上上油，装上玻璃，就可以竣工使用，但由于“一刀切”，这些工程无人收尾。

不管代价多么大，以上措施对于纠正过激的政策，还是取得了明显效果。到 1965 年，国民经济逐渐恢复到正常状态。

但是，这样大步倒退，虽然稳住了经济，但毛泽东从心底里是不满意的，国民经济稍有转机，他就想反右，1962 年夏秋经济形势刚有转机。毛泽东等人却认为形势本来不错，主张实行大调整的人把形势看得过于严重了，犯了所谓右倾错误，刮了“黑暗风”。于是在 8、9 月间相继召开的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上，就又发动批“右倾”，提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为新一轮政治斗争埋下了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