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章 粮食问题

要研究中国的大饥荒，必须研究中国的粮食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粮食短缺就成为十分突出的问题。用国家的行政力量加速推行工业化，增加了城市对粮食的需求；强制性的农业集体化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减少了粮食的供给。粮食供求矛盾日益尖锐。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一切资源都在政府严密的控制之下，对极为短缺的粮食，中央政府对其生产和分配实行直接管理。控制越严密，粮食越短缺；粮食越短缺，控制更加严密。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进行着一次又一次的“粮食战争”：这种“战争”每年一次，到 1959 年以后，天天、月月都有。这是政府和农民的战争，是工业和农业的战争，是城市和农村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伤亡的大多是农民。被国家机器严密控制了的农民是弱者。为了粮食，农民成了政府无限压榨的对象。政府一感到粮食紧张，“征购任务必须完成”这句号令，就会迅速被政权机器物化为强大的物质力量，这种物质力量层层放大，到农民那里就成了巨大的灾难。

1958 年以后的大饥荒，是在粮食统购统销的制度背景下出现的。统购统销，消灭了粮食市场，扼杀了使粮食增加产量的市场动力；统购统销，剥夺了农民取得食物的权利，每一餐饭都仰仗政府供应。集体经济，又剥夺了农民通过个人的加倍劳动，生产食物的权利。统购统销和集体经济又是计划经济体制的必然。从这个意义上说，大饥荒是计划经济制度的必然。

一、统购统销以前的粮食情况

据国家统计局数字，城镇总人口由 1949 年的 5765 万增加到 1954 年的 8249 万，5 年增长了 43%。而粮食部统计的 1953 年城镇人口为 9182 万，这是从粮食供应的角度统计的，比国家统计局从户籍统计的数字多一些。以粮食为原料的工业的发展，对粮食的需求也大幅度增加。国家对粮食的征收和统购数由 1950 年的 355 亿斤增加到 1953 年的 721 亿斤，三年增加了一倍以上，但还不能满足城市的需要。中央 14 个直辖市（京、津、沈、旅大、抚顺、鞍山、本溪、长春、哈尔滨、西安、上海、武汉、广州、重庆）的粮食销售量，以 1950 年为 100，1951 年为 147，1952 年为 228，粮食供求矛盾十分尖锐。在 1952 年 7 月 1 日到 1953 年 6 月 30 日这个粮食年度内，国家的粮食收支出现了 40 亿斤的赤字。6 月 30 日，国库存粮由 145 亿斤减少到 105 亿斤，特别是各大城市粮食库存大幅度减少。随着工业建设的发展，城市人口继续大幅度增加，粮食供应形势日益严峻。1953 年 6 月的全国财经会议的粮食组的结论是：问题很大，办法不多，真有点难以为继。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结束了几十年的战争，加上土地改革，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粮食产量是逐年增加的，粮食产量以 1949 年为 100，则 1950 年为 117，1951 年为 128，1952 年为 145，1953 年稍高于 1952 年，1953 年粮食产量已超过战前最高年度的 10%。但是，国家征购的增长高于粮食产量的增长。而国家征购的增长又赶不上城市对粮食需求的增长。1953 年，需要国家供应的商品粮的人口为 24788 万人，需要商品粮总数为 659 亿斤。详见表 22-1，此外还有军粮和出口粮食。国家征购粮食 721 亿斤，和 1952 年相比，产量只增加 1.44%，而征购数量却提高了 20.1%。

表 21-1 1953 年城乡需要商品粮供应的人口和数量（贸易粮）

资料来源：粮食部计划司统计资料

表 22-2 可以反映出国家征购数食数量急剧增长的情况。国家从农民手中拿走的粮食（农业税 - 即征收加上收购），1950 年占产量的 13.45%，1953 年增加到 21.77%。这是统购统销以前的数，我们将会看到，在以后的年代，这个比重将会大度提高。

表 21-2 1950-1953 年全国粮食征购与产量的比较（单位：亿斤）

年份 | 产量 | 征收和收购 | 征收 | 收 购

| 数量 | 百分比 | 数量 | 百分比 | 数量 | 百分比 | 数量 | 百分比

1950 | 2646 | 100 | 355 | 13.45 | 266 | 10.05 | 90 | 3.40

1951 | 2876 | 100 | 479 | 16.66 | 299 | 10.40 | 180 | 6.25

1952 | 3271 | 100 | 596 | 18.22 | 282 | 8.62 | 314 | 9.60

1953 | 3318 | 100 | 721 | 21.74 | 316 | 9.53 | 405 | 12.21

资料来源：同表 22-1。

当时粮食紧张，除了城市人口和工业用粮增加以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停止了城市的粮食进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沿海城市的面粉工业的原料有相当一部分是进口小麦。据交通大学研究所的调查统计，从 1922 年到 1930 年平均每年进口洋麦 2516956 担，上海面粉工业所用的洋麦占其面粉产量的 28.78%，即每年有三个半月用洋麦作原料。自 1931 年以后，洋麦入口激增，低价倾销我国。上海进口洋麦数逐年增加，到 1933 年，每年 12 个月中有 10 个月用洋麦作原料。

1949 年以后，停止了洋麦进口，还有少量粮食出口。粮食部长章乃器 1954 年 9 月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中自豪地说：“我们扭转了 50 多年来依赖洋米、洋麦的进口趋势，米麦反而有一些出口”。

为了搞好粮食平衡，1952 年成立粮食部。像财政部收钱、保证财政收支平衡一样，粮食部收粮，保证粮食收支平衡。收支平衡的手段就是尽可能多收，尽可能少卖。在统购统销之前，粮食部和粮食商人争粮，统购统销以后，粮食部就和农民争粮。粮食部按月、按季分析粮食收购和销售情况。粮食部成立之初，还没有进行城乡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没有搞统购统销，还有粮商，有粮食自由市场。因此，国家必须和私商争粮。来自公粮征收和市场收购的比例，1951-1952 年度为 61：39，1952-1953 年度为 56：44。当时估算，1953-1954 年度，国家需要掌握粮食 700 多亿斤，除了农业税可以拿到 275 亿斤以外，还需要收购 431 亿斤（上年度实际收购 243 亿斤）。光靠市场收购这么多粮食是不可能的。

章乃器在上述发言中认为：“我国粮食问题的本质，反映了国家计划经济与小农经济和自由市场的矛盾；反映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道路与农民自发势力的矛盾……归根结底，是反映了社会主义因素与资本主义因素之间的矛盾”。作为一名党外人士的粮食部长章乃器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发表的这一看法，显然是代表了当时权力主流的看法。这种看法表明，统购统销和农业集体化是计划经济的需要，这势必加剧政府对农民的压榨。

二、统购统销以后农民基本没吃饱过

面对粮食短缺的尖锐矛盾，毛泽东让中央财经委员会拿出办法。中财委负责人陈云因病在外地休息，由薄一波主持工作。此时，各城市粮食进一步紧张，此时陈云顾不得养病，急忙赶回北京。中财委开始提出 8 种方案，最后选定统购统销的方案。陈云 1981 年回忆说：“我下决心搞统购统销，钻了两个礼拜。那时候许多同志不赞成……到了十月一号，在天安门城楼上，我跟毛主席讲，不搞这个我们没有出路。”所谓统购统销就是借助政权的强力，把全部粮食都置于政府控制之下。农民生产的粮食全部卖给国家，所需要的粮食全部由国家供应。农民自己食用的数量也得由国家批准后才能留下。全国城镇 5000 多万个家庭每家一个粮本，凭粮本供应粮食。在市面上没有国家的粮票买不到一口吃的。这种作法当然会引起农民的强烈不满。1953 年 10 月 10 日，在全国粮食会议上陈云说：“我现在是挑着一担‘炸药’，前面是‘黑色炸药’，后面是‘黄色炸药’。如果搞不到粮食，整个市场就要波动；如果采取征购办法，农民又可能反对。两个中间要选一个，都是危险家伙。”

在专制制度下，剥夺和保障是并存的。中央政权剥夺了老百姓的劳动成果，但给老百姓以最低生活保障。从陈云肩担两个“炸药包”的体验可以看到，一个政权想为其被统治者提供必要的保障是非常困难的。政权不是万能的，“一家包天下，天下靠一家”是很难很难的。所有的国家主义者都轻视了这种困难。

1953 年 10 月 2 日晚，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了陈云的汇报，采纳了陈云的建议。除国家以外，任何人都不得做粮食买卖。农民的粮食只能卖给国家，不能卖给他人。《中共中央关于粮食统购统销的决议》中规定，“所有收购量和供应量，收购标准和供应标准，收购价格和供应价格等，都必须由中央统一规定或经中央批准”。统购统销不仅是解决城市粮食问题的手段，也是计划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还需要指出的是，当时全国自耕农户有 1 亿万几千万户。国家直接向一家一户收购粮食遇到了技术上的困难。于是，把分散的农户组成合作社就成为必要。农业集体化，不仅是社会主义理想的需要，也是粮食统购统销的需要，即国家控制粮食资源的需要。

在统购统销中，国家规定了城镇人口每月的粮食定量。各省为了使自己有一定的余地，在国务院规定的定量中又扣除一部分，使居民的粮食定量略低于国家的定量。

表 21-3 1956 年每人每月的粮食定量（单位：市斤）

资料来源：粮食部计划司统计资料

今天看来，城镇这个定量并不低。但当年副食供应很少，吃不上油，吃不上肉，粮食是人们热量的主要来源。虽然城镇居民总是感到饥肠辘辘，但对农民来说，这种有保证的粮食定量是一种求之不得的特权。

统购统销是 1953 年 12 月实行的。在农村的口号是，把余粮卖给国家。实际上，地方官员为了超额完成征购任务以显示自己的政绩，农民卖掉的不是余粮，而是被强制性地把口粮、饲料和种子也卖掉了。

1954 年 9 月，粮食部长章乃器在上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关于粮食问题的发言中说，1953 年 7 月 -1954 年 6 月粮食年度，粮食收购数比上一年度增加了 77.78%，1954 年 6 月底以前的库存比去年同期增加了 51%。这仅是统购统销实行半年的成果。

章乃器部长说粮食库存比上一年同期增加了 51%，这是事实的一面。但是，还有事实的另一面，即由于粮食需求增加，使库存逐日减少。当时，粮食部和中央财经办公室提供了 1954 年全国粮食库存减少的数据：

• 4 月 6 日库存为 477.93 亿斤；
• 4 月 9 日库存为 469.61 亿斤；
• 4 月 12 日库存为 465.79 亿斤；
• 4 月 15 日库存为 456.52 亿斤；
• 4 月 19 日库存为 446.42 亿斤；
• 4 月 23 日库存为 434.50 亿斤；
• 4 月 28 日库存为 422.81 亿斤；
• 4 月 30 日库存为 416.56 亿斤；
• 5 月 6 日库存为 400.54 亿斤；
• 5 月 10 日库存为 389.43 亿斤；
• 5 月 13 日库存为 378.96 亿斤；
• 5 月 17 日库存为 370.20 亿斤；
• 5 月 20 日库存为 360.77 亿斤；
• 5 月 24 日库存为 352.84 亿斤；
• 5 月 27 日库存为 346.02 亿斤；
• 6 月 10 日库存为 317.38 亿斤；
• 6 月 22 日库存为 301.98 亿斤；
• 6 月 30 日库存为 298.92 亿斤。

中央财经办公室和粮食部紧锣密鼓地向中央提出这样一组数字，有如一次次警报，可见当时主管粮食的干部们心情之急。国家领导人眼看着全国粮食库存从 477.93 亿斤逐日降到 298.92 亿斤，心里也一定无比焦急。这种焦急的心情将转化为加强对粮食的统购力度，转化为统购指标的提高。

第二年，统购任务进一步提高，1954 年 6 月 15 日，中央人民政府国家计划委员会给粮食部的计划是：征收 309.8 亿斤，收购 569.73 亿斤（指标分配到各大区）。二者合计 879.53 亿斤，比上一年度增加了 21.98%， ，而 1954 年是百年不遇的大水灾。

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在湖北省浠水县农村，那时由于打场后粮食全部被强迫卖给国家了，秋收后一个多月，农民就没有吃的。这时乡政府不得不再开供应粮食的条子，农民拿着条子去买粮食。每到星期天，我们这些小学生都到三里以外的乡政府去排长队开条子，每次只开五斤到十斤。我们拿着这宝贵的条子再到五里以外的粮库去排队买粮食。

和有些地方比起来，我的家乡还算幸运的。为了完成过高的征购任务，有的地方，对没有完成征购任务的农民随便扣上种种“帽子”进行斗争。封门、搜查、捆绑、吊打的情况在不少地方均有发生。有关文献记载：“广东省新会县莲溪乡党支部在县委负责同志指示下捆绑农民，全乡捆绑了八九个人，乡干部拿着秤挨家挨户收粮食，不卖的当场绑起来。将一名用粮食喂鸭子的中农进行斗争。甚至没收了不卖余粮的农民的土地证。高要县第九区在购粮中捆打了 53 人搜屋 36 户。湖南全省因购粮问题被迫自杀者 111 人。”

据粮食部统计，1954 年统购中死亡 710 人，其中自杀 566 人，自杀未逐 35 人，送粮而死的 74 人。主要是被迫自杀。其中湖北 150 人，河北 130 人，河南 108 人。显然，这个数字是不完全的。

中共中央华南分局 1955 年 2 月 2 日《华南分局关于目前农村紧张情况与措施的报告》反映实行粮食统购以后，农村的紧张情况：一，在购粮运动后期（1954 年 12 月下旬），各地都普遍发生农民大量杀猪杀鸭的情况。二，在中山、新会、南海等部分地区，发生农民退田，甚至交土地证，认为这些土地产量低，负担不起购粮任务；三，农民吃不饱，生产积极性不高，出勤率大大降低；四，农民对粮食问题顾虑很大，中山县港口镇附近的农民在晚间偷偷去看粮仓中的粮食是否运走，农民看到调运粮食的船开走后站在河边哭泣。没有领到购粮证的缺粮户到干部家中哭哭啼啼；四、对党和政府普遍流露出一种不满情绪。“辛苦一年没得吃”，“共产党好是好，但是现在整死了”。这篇报告还透露曾发生过群众性暴乱事件――“中山港口事件”。

1955 年 4 月 22 日，国务院第一办公室提供的几篇题为《关于农村粮食紧张情况的调查》中反映，山东郓城县按实际产量只能购余粮 2022 万斤，上级下达了 3300 万斤任务，实际完成 2900 万斤。由于任务过重，干部强迫命令，比较普遍对群众捆打游街。三区一副区长在彭庄乡陈庄领导秋购中，造成自杀 3 起。区干部在杨庄集逼粮，打 8 人，扒衣服挨冻 16 人，吓跑 3 人，一些群众不敢在家里睡觉。郓城县自统购统销以来，曾发生两起群众骚乱。浙江金华地区在粮食征购中，违法情况严重。据东阳、义乌、浦江、金华、兰溪、寿昌、建德、汤溪、淳安等 9 个县统计，共有 570 名干部有强迫命令和违法乱纪行为。其表现：搜仓、封仓、封碾 257 户；非法关押、斗争、捆绑、吊打、刑讯逼供农民 178 人，罚款 24 户。

浙江省 1954 年粮食产量 141 亿斤，征购共 51 亿斤，占总产量的 36% 强。由于统购粮食任务重，农民顶牛，干部强迫命令。1955 年粮食工作中，除附加 7% 外，又扫了几年尾欠。全省公粮完成 112%。统购中顶牛，死了 134 人。龙游县因粮食供应不足饿死 4 人。衢州地委副书记到开化县一个村了解，全村 72 户，只有 3 户有饭吃，农民吃树皮、草根，脸色青肿。开化县 126 个村，这样的村有 39 个。农民说：“共产党把我们当鱼鹰，脖子一压，大鱼小鱼都吐出来了。”杭县开扩大干部会，乡村干部哭的就有 20 多个。上面批资本主义尾巴，群众骂不实事求是。另一报告也反映了浙江统购统销以后的情况：“现在猪、羊减少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卖家俱，吃种粮，要饭，卖子女，请愿，老弱者躺在床上饿死等现象已续有发生，呈不稳之象。”

在统购统销初期，出现了大量的反抗和严厉惩罚。湖南常德地委作出的决定：“对破坏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反革命分子，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治罪”。云南在统购统销实行初期，发生过批斗农民，导致多起死人事件，也发生过暴力抗拒。四川省德昌县在 1954 年成立“保卫粮食统购统销办公室，”召开群众大会 25 次，判决 29 人，其中死刑 1 人，有期徒刑 23 人。1953 年四川石柱县法院与公安局组成“保卫收购办公室”召开公判大会 9 次，判处死刑 2 人，有期徒刑 5 人，管制 2 人。1954 年福建省邵武县发生群众骚乱，定性为“反革命煽动群众，破坏粮食统购统销”，逮捕 114 人，16 人被处决，56 人判有期徒刑，9 人管制。

大量的农民反抗事例表明，农村粮食的确紧张。粮食部门怎样看农村粮食紧张呢？1955 年粮食部为李先念副总理起草的报告 中是这样说的：

有人认为，今年春季，我国农村粮食情况的某些紧张，主要是由于国家统购的粮食过多了。是不是这样的呢？不是的……两年来粮食统购数量我认为没有超过农民可能的限度。我们供应给农村的粮食不是少了而是多了。如果还要我们多销，那是说不过去的。”报告列举了地主、富农闹粮的例子后接着说：“农民叫喊缺粮食是虚假的，都是农民自发势力的叫喊。”“粮食紧张是不是出口多了呢？不是。1953 年出口粮食 32 亿斤，1954 年出口 39 亿斤，为了进口机器设备，不出口是不行的。

令人悲哀的是，粮食部门这种与事实不符的看法，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左右了国家主要领导人的思想。不管农民怎样发出饥饿的哀嚎，上面都当成是自发势力的叫喊，而当时认为农民中间的“自发势力”是反对社会主义的势力，甚至当作反革命煽动的结果。情况最严重的可能要算广西。由于虚报产量，征购过多，1955 年广西饿死的人数以千计。尤其平乐地区的平乐、荔蒲、横县 3 个县，发生大规模饿死人、浮肿病等严重事件。据统计，1957 年 6 月国务院 52 次全体会议，监察部部长钱瑛作《关于 1956 年广西省因灾荒饿死人事件的检查报告》。同时，国务院作出《关于广西省 1956 年因灾饿死人问题给有关失职人员处分的决定》，省委第一书记陈漫远和省委书记郝中士、肖一舟撤销党内外职务，3 人均调离广西。同时，分别给平乐地委、专署和平乐、荔蒲、横县三县县委、县政府有关失职人员撤职留党察看、记过、严重警告等处分。有的干部不服，认为饿死人是统购统销造成的。说这些话的干部被开除党籍。

三、“大跃进”前粮食就很紧张

1957 年 7 月 16 日上午，全国粮食工作会议在中南海紫光阁召开，会议由陈云、李先念主持。这是 1957 年的第二次粮食会议。不当家不知柴米贵。这两位主管粮食的最高领导人深受粮食紧张之累。陈云首先在会上叫苦：

上一年度挖了六七十亿斤库存。亏得四川调入了 50 多亿斤才救了急。目前全国可供调拨的粮食极少，已经发生了调度不灵的情况。如果再遇到一个灾荒就不行了。现在看来，国家的粮食库存，要能够应付两个灾年才行。我们能够对付两个灾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才是稳定的。

两个灾年需要多少库存呢？这次会上分析，国家应付一个灾年需要 430 亿 -450 亿斤库存，应付两个灾年需要 480 亿 -500 亿斤库存，最好能有 600 亿斤库存。

李先念在这个会上介绍了 1956-1957 年度粮食收支情况。这个年度计划征购 801 亿斤，实际征购了 833 亿斤，实际征购数比上一年度的 860 亿斤减少了 27 亿斤，因为这一年灾害较大。在粮食支出方面，销售计划是 743 亿斤，实际销售 833 亿斤。比计划多销了 90 亿斤。

比上一年实际销售多出了 132 亿斤。多销了粮食是因为灾年。另两项支出是出口和军粮。出口计划是 48 亿斤（包括大豆），实际出口 43.76 亿斤，军粮计划是 23 亿斤，实际是 17.2 亿斤。以上三项支出总共为 894 亿斤，比收入（即征购）多出了 61 亿斤，只好挖库存填平。去年 6 月底库存为 427 亿斤，今年 6 月底库存减少到 366 亿斤，连一个灾年都应付不了。库存再不能减少了。

李先念说，现在城镇人口逐年增加，今后城镇的粮食供应每年大约要增加二三十亿斤，即每年销量要增加 6% 左右。怎么办？一要坚持“三定”（即一级一级政府向下定产量，定收购数，定销量）为基础；二要增产增购；三要坚持统一调度；四要坚持先公后私；五要严格控制销量；六要加强政治工作。明眼人一看便知，这六条归结起来就是一条：加强政府对粮食的控制，多征购，少销售。

当时全国正在进行社会主义教育。陈云在 8 月 31 日的讲话中说，要把社会主义教育和粮食购销工作结合起来，用社会主义教育推动粮食收购工作。乘着社会主义教育和年景较好的机会，应当多收一点粮食。陈云传达毛主席的话说，正常年景粮食征购不得少于 850 亿斤。这次会议初步认定 1957-1958 年度粮食征购计划为 856.32 亿斤（贸易粮），销售计划为 757.20 亿斤，财政供应粮食（即军粮）18 亿斤，出口 36 亿斤。收支相抵，可以有 45.12 亿斤补进库存。1 斤贸易粮大约相当于 1.15 斤到 1.2 斤原粮（这个折算范围依原粮质量好坏而定）。国家征购的都是贸易粮，而给农民的口粮都以原粮计算。社会主义教育实际就是批判资本主义，把大批判和粮食征购结合起来，强化了征收过程的暴力性。

但是，粮食会议上定的计划遇到各省的抵制。经过中央和地方反复讨价还价，在 1957 年 9 月召开的八届三中全会上，国家对粮食征购计划减少到 852 亿斤，销售提高到 767 亿斤，再加上出口和军粮支出，库存只能增加 31 亿斤。陈云在会上说，据农业部估计，1957 年全国粮食产量可达 3685 亿 -3700 亿斤，比上一年增产 35 亿 -50 亿斤。从中央到省到专、县，层层下达季度、月度统购统销指标，专、县两级只能执行，不能改变指标。省里可以改变指标，即对中央下达的征购指标稍加提高，对中央下达的销售指标稍加压缩，为省里留下一定的调剂余地，省里改变指标可以先斩后奏。又经过和各省领导人的讨价还价，原来的 852 亿斤的征购指标还是不能落实，减为 847 亿斤。李先念根据毛主席“压缩销量”的指示，将销量由原来的 767 亿斤，减为 748 亿斤。军粮 18 亿斤和出口 36 亿斤不变。中央与地方的这一轮博弈，中央取胜：中央库存增加计划由原来的 31 亿斤增加到 45 亿斤。

中央这样坚决地压缩销量、确保库存增加 45 亿斤，是迫于形势的压力。1956-1957 年度，粮食收入（即征购）只超过计划 19.2 亿斤，而销售却超过计划 77 亿斤，使得出口计划没有完成。国家库存减少过多。

进入 1958 年，粮食购销形势使中央政府更加焦虑。1958 年 2 月 16 日，中共中央发出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做好粮食购销工作的指示》（中发[58]104），这个文件指出，要完成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任务相当艰巨，现在个别地方有些农民开始闹粮，其中有些是真缺粮，有些是假缺粮。中央要求销售粮食力争不要突破计划，收购粮力争超额完成任务。在这期间，中央和地方正在博弈。1957-1958 年度最后的实际结果是，征购 920.11 亿斤，销售 842.09 亿斤。征购比计划增多，销售比计划减少。在博奕中还是中央占优势。

表 21-4“大跃进”以前粮食产量和征购情况（单位：亿斤）

资料来源：粮食部统计司 1957 年 7 月表格和粮食部 1958 年 2 月 6 日表格，1957-1958 年度不是最后数。

统购统销以后，征购粮食占粮食总产量的比重比实行统购统销以前提高了 10 个百分点左右。从表 22-4 中可以看出，1954-1955 年度征购比重最大，多收了 70 亿斤粮食，后两个年度的征收数不得不下降。由于每年征了“过头粮”，不得不再返销给农村。每年销给农村的粮食高达 40% 以上。这些粮食在城乡之间往返运输，造成了很大的浪费。尽管浪费，国家先把粮食抓到手比较稳妥，“过头粮”还是年年征。返销给农民的粮食比“过头粮”要少。

表 21-5“大跃进”前返销回农村的粮食数（单位：亿斤）

资料来源：粮食部统计司 1957 年 7 月表格和粮食部 1958 年 2 月 6 日表格，1957-1958 年度不是最后数。

在“大跃进”以前，在粮食十分紧张的情况下，每年有 40 多亿斤粮食出口，用于换取外汇进口设备。这些粮食都是从农民的牙缝里挤出来的。

表 21-6“大跃进”以前粮食出口情况（单位：亿斤）

资料来源：粮食部统计司 1957 年 7 月表格和粮食部 1958 年 2 月 6 日表格，1957-1958 年度不是最后数。由于粮食部的数字是按粮食年度计，《中国经济年鉴》的数字是按生产年度计，所以这个表中的粮食出口数和# 第 20 章“1956-1965 年间中国食品出口”一表中的数字有所差别。

1957 年，在粮食征购中国家和农民间多年的“顶牛”现象有所发展。各地要求提高农村用粮标准的呼声很高，有的地方发生农民集体抢粮，不少地方出现成群逃荒，耕牛瘦弱病死。冀、鲁、豫、皖、苏（北）五省“顶牛”现象最为尖锐。城市反右派斗争，农村也开展“大辩论”。农村“大辩论”的主题是“明辨粮食问题上的大是大非”。例如，湘西两个地区的“粮食统购统销问题辩论要点”是：一，粮食统购统销好不好？要不要？二，口粮标准低不低？国家是不是卡农民？三，粮食统购统销任务要不要完成？增产应不应该增购？四、计划用粮和节约用粮能不能做到？通过大辩论，益阳超额完成了早稻、中稻征购任务。明为辩论，实际是为征购粮食施加政治压力。对上述辩论题目谁要作出与政府意见不一的回答，谁就要成为被“辩论”的对象。当时中央和地方报纸上发表大量的文章和新闻报道。例如：《统购统销好得很――驳右派分子》，《反对统购统销就是反对社会主义》。舆论工具告诉农民：再“顶牛”就有当右派的危险。

不管怎样加大征购力度，政府总感到粮食紧张。因此，中央政府又采取了一系列减少粮食供应的措施。

1957 年 5 月 17 日粮食部发文，对牲畜的饲料实行定量供应。北京有组织的专业运输骡马每月每头供应饲料 180 斤，驴供应饲料 90 斤，零散大牲畜减半供应。在饲料供应上，对牲畜也限制单干，鼓励集体化。麸皮、玉米皮一斤折粮一斤，榨油后的豆饼每斤折粮一斤。

1957 年 10 月 11 日，国务院发出文件：《国务院关于统购统销的补充规定》中写道：“1955 年实行的粮食‘三定’所规定的留粮标准不得提高，国家核定的粮食收购数量不得减少，定销数字不增加。灾区人民的口粮标准应该适当降低，收成较差的地区的农民口粮标准也应该比平常年景有所降低。”

由于粮食紧张，1957 年 9 月下旬以来，京、津、沪三大城市及主要产薯省份的大部分市镇，供应给居民的口粮中开始用红薯搭配。搭配红薯的比例和折粮率为：北京、天津为 10%，四斤薯折一斤粮。其大地方比例更大一些。1958 年 2 月 21 日，刘少奇从河北省拿来各种百分比的红薯面和小麦面掺和做的馍十多个，给中央领导人尝一尝。大家尝了以后觉得好吃。建议粮食部全国统一安排。1958 年 3 月 7 日，粮食部党组全面安排薯类生产和销售。根据刘少奇的意见，在农村和城市销售粮食搭配 10%-20% 的薯干或薯面。

1958 年春天，农村缺粮问题相当严重。4 月 17 日到 19 日，中央办公厅听取了安徽、河北、山东、广西、广东、甘肃、山西、四川、江苏、吉林、辽宁、湖南、福建、内蒙古、云南 16 个省的电话汇报，得知这些省都发生了缺粮、断粮、闹粮情况。安徽 130 万人缺粮。山东农村有 67 万多人断粮。广东仅 15 个县断粮的就有 69 万多人。甘肃 21 个县缺粮，其中最严重的县饿死 735 人。

在“大跃进”以前，粮食短缺问题就相当严重。粮食部党组书记陈国栋 1958 年 5 月 8 日写的《对今后五年粮食局势的展望》中说：“过去几年粮食工作是很紧张的，冬季抓统购，春季抓统销，夏季既要抓统销，又要抓夏粮统购，工作稍一放松，粮食局势就会出问题。这是因为，粮食产需矛盾非常尖锐。”“原来认为，要经过十几年的紧张，才能争取粮食情况的好转，而粮食问题的根本解决，则要到更远的将来。”

四、毛泽东担心“粮食多了怎么办”

由于“大跃进”期间“五风”成灾，农村生产力遭到巨大破坏，粮食大幅度减产。全国粮食总产量 1956 年就达到 3855 亿斤，1958 年估计为 4000 亿斤，1959-1963 年，一直在 3400 亿斤以下，最低的一年即 1960 年只有 2870 亿斤，低于 1951 年。到 1965 年才恢复到 1956 年的水平。

但是，大跃进期间，浮夸风盛行，1958 年各地大放粮食高产“卫星”，粮食总产量一下子吹到 8500 亿斤。

表 21-7 大饥荒年代及前后年代的粮食产量（亿斤）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84，第 141 页，统计年鉴的粮食数为生产年度（1 月 1 日到 12 月 30 日前。粮食部的粮食数为粮食年度（上年 7 月 1 日到下年 6 月 30 日）。

人们通常认为，1958 年粮食“放卫星”只是下面干部的荒唐，是下面干部欺骗中央。实际上，这种荒唐行为是上下互动的结果。最早是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说：“要举丰收的例子，搞几十个、百把个例子，来说明对立统一和相互转化的概念，才能搞通思想，提高认识。”毛泽东一句话，党报立即紧跟，马上宣传“丰收的例子”，就放起了“卫星”。上面有高产的希望和急切心理，并且听不进“保守”的意见，下面就千方百计地迎合上级的意图。毛泽东希望亩产 1 万斤，下面就会送来亩产 10 万斤的好消息。浮夸，实际上是对上层意志的迎合和夸大。而这种迎合和夸大是权力机器的利害所逼。

浮夸风是从 1958 年夏收开始的。《人民日报》先出现的是河南省遂平县“放卫星”的报道，说是亩产小麦 2015 斤。

遂平县假话只不过是全国假话大合唱中的一个音符。翻开 1958 年的《人民日报》真叫人大开眼界：在一版显著地位不断地用特号字（有时套红）登出小麦创高产的新闻，不断地为假话推波助澜：

6 月 8 日，河南遂平卫星公社 5 亩小麦平均亩产 2015 斤；

6 月 9 日，湖北谷城乐民公社亩产 2357 斤；湖北襄阳，700 万亩小麦亩产 1500--2000 斤；

6 月 11 日，河北魏县六座楼公社，亩产 2394 斤；

6 月 12 日，河南遂平卫星公社亩产 3530 斤；

6 月 15 日，一版头条眉题：丰收凯歌震天响 亿万人民笑开颜 主题：河南小麦产量跃增一倍多 副题：“观潮派”、“算帐派”应及时猛省了。

6 月 16 日，湖北谷城，4353 斤；

6 月 18 日，河南商丘双楼公社，4412 斤；

6 月 21 日，河南辉县田庄公社，4535 斤；

6 月 23 日，湖北谷城先锋公社，4689 斤；

6 月 30 日，河北安国，5103 斤；

7 月 12 日，河南西平，7320 斤；

9 月 22 日，青海省柴达木海拔 2797 米的一个农场亩产 8585 斤 6 两。

从报纸上可以看出，《人民日报》简直是组织浮夸竞赛，后一个参赛者的“成绩”总是比前一个参赛者要高，后一个吹牛者比前一个吹牛者胆子更大。

进入 7 月，《人民日报》又开始报道早稻亩产的高产卫星，开始新一轮浮夸竞赛：

7 月 12 日，福建闽侯城门乡公社，3275 斤；

7 月 18 日，福建闽侯连板公社，5806 斤；

7 月 26 日，江西波阳，9195 斤；

7 月 31 日，湖北应城春光公社，10597 斤；

8 月 1 日，湖北孝感长风公社，15361 斤；

8 月 10 日，安徽枞阳高峰公社，16227 斤；

8 月 13 日，湖北麻城建国公社，36956 斤；

8 月 22 日，安徽繁昌，43075 斤 9 两；

9 月 5 日，广东北部山区连县，60437 斤

1958 年 8 月 27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共中央办公厅派往山东寿张县的工作人员写回的信中提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口号。到寿张县调查的工作人员是奉刘少奇之命派遣的。这句话一时成为人们的口头禅，说假话的人胆子就越来越大，报上来的产量说越来越高。

作假者掩人耳目编造谎言，宣传机器捕风捉影散布谎言，疯狂的“卫星”大战把谎言变成灾难。全国群起效尤“后期移栽”的“先进经验”，造成惨重损失。

党的喉舌——《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在浮夸风中起了主导作用。它今天推波助澜，鼓励浮夸；明天施加政治压力，打压不相信浮夸的看法。当时吴冷西兼任《人民日报》社社长和新华社社长。2002 年 6 月 16 日，吴冷西病逝，他的老同事穆青在纪念吴的文章中写道：“冷西同志不但是新闻界优秀的领导人，也是我党老一代新闻事业奠基人之一。”“他的精神，他的品格，他为我们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永远是激发我们前进的动力。”新华社有人写的纪念文章中竟说吴冷西“用一生诠释两个字”：“真”和“严”。新华社和吴冷西同时代的老编辑私下议论：“吴冷西‘真’在何处？”“他的精神，他的品格经不起历史的考验。”“这样吹捧吴冷西，说明改革 20 多年了，中国的新闻界和吴冷西时代没有根本变化。”

党报宣传的这些“卫星”开始有人怀疑。但是，谁要提出怀疑的看法，谁就有被打成右倾的危险。在基层，谁怀疑，谁就会成为辩论对象。当时的所谓“辩论”，是一种看法压制另一种看法，不让另一种看法说话。在城市就是对不同意见进行批驳，说人家怀疑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扣政治帽子。在农村，“辩论”不是口头上的争辩，而是人身摧残。

说假话受到鼓励，说真话受到打击，浮夸就成为风气。而浮夸邪风一旦形成，就会产生互动效应，那些本来不说假话的人也会发表助长假话的言论，从而使浮夸风就成为肆虐中国大地的恶风。

在人们对报纸上的“高产卫星”心怀疑虑的时候，著名的科学家、当时全国青年人崇拜的偶像钱学森，以科学的名义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文章。他写道：

土地所能给人们的粮食产量碰顶了吗？科学的计算告诉人们：还远得很！今后，通过农民的创造和农业科学工作者的努力，将会大大突破今天的丰产成绩。因为，农业生产的最终极限决定于每年单位面积上的太阳光能，如果把这个光能换算农产品，要比现在的丰产量高出很多。现在我们来算一算：把每年射到一亩地上的太阳光能的 30% 作为植物可以利用的部分，而植物利用这些太阳光能把空气里的二氧化碳和水分制造成自己的养料，供给自己发育、生长结实，再把其中的五分之一算是可吃的粮食，那么稻麦每年的亩产量就不仅仅是现在的两千多斤或三千多斤，而是两千多斤的 20 多倍！

这并不是空谈。举一个例：今年河南有些特别丰产试验田要在一亩地里收一百六十万斤蔬菜。虽说蔬菜不是粮食，但到底是亩产一百六十万斤！

所以，只要我们有必需的水利、肥料等等条件，加上人们的不断创造，产量的不断提高是没有问题的。今天条件不具备，明天就会创造出来，今天还没有，明天一定会有！

著名科学家的文章以科学的权威扫除了人们的怀疑。1959 年 3 月的上海会议期间，李锐问毛泽东为何轻信粮食高产卫星，毛泽东回答说，是因为看了钱学森的这篇文章。2004 年，李锐对本书作者说，毛泽东这一说法也可能有推脱责任的意思，不完全是事实。

科学家如此，官员的狂热和无知就更不足为奇了。1958 年 8 月 15 日中共中央中南局# 第一书记陶铸在《红旗》杂志发表文章《驳“粮食增产有限论”》，认为广东水稻亩产可达一万斤。1958 年 8 月 11 日，主管农业的副总理谭震林在《人民日报》上发表长篇文章《论我国今年夏季的空前大丰收》，不仅肯定了所纸上的浮夸数字，还从政治高度肯定了这些数字的伟大意义。9 月 26 日，以讲实话著称的副总理陈毅在《人民日报》上发表题为《广东番禺县访问记》的文章，说他亲眼看见了广东省番禺县亩产 100 万斤番薯、60 万斤甘蔗、5 万斤水稻的事实。

如果说上述单产是个别现象的话，下面的报道就是全面大丰收了：8 月 22 日，安徽省宣布自己是早稻平均亩产千斤省；9 月 13 日，河南也宣布自己是第二个千斤省；10 月 20 日，四川也宣布是千斤省。9 月 29 日《人民日报》称：“甘肃粮食增产 1 倍多，粮食总产量可达 200 亿斤，比去年增长 1.4 倍，全省平均每人拥有粮食 1540 斤，至此，一向缺粮的甘肃省在粮食方面开始富裕起来了。”《人民日报》还报道，全国夏粮总产量比上一年增长 69%，早稻总产量比上年增长 1 倍。

多年来为粮食而发愁的粮食部也高兴起来。他们向中央的报告写道：“过去我们以为粮食大量增产、粮食状况根本好转是 10 年以后的事，现在我们看，三、四年后粮食状况就能根本好转。三、四年后粮食产量可达 6000 亿斤（包括大豆），人均 900 斤，比现在增长 50％。”粮食部党组 1958 年 8 月 15 日向中央的报告更为乐观：“据各地汇报的材料来看，今年全国粮食产量预计为 6283 亿斤，比去年的 3899 亿斤增加 2384 亿斤，增长 61.44％。

在这种情况下，谁要对高产提出怀疑谁就是给“大好形势抹黑”。“怀疑派”是一顶不轻的政治帽子。在信阳，谁要说高产典型是假的就要挨批斗，据信阳地委副书记、专员张树藩回忆，全区为此挨批斗的大约有 12000 人次。于是，浮夸风越刮越严重。

问题的严重性不仅在于下面的浮夸，而且在于相当多的中央领导人以致中央工作会议，竟相信这种天方夜谭的高产记录。1958 年 8 月 29 日）毛泽东对这些高产“卫星”有时相信，有时怀疑，但相信还是主要方面。他对 1958 年粮食成倍增长深信不疑。1958 年 9 月中旬的一天，毛泽东在武汉对王任重说：“许多事情看来怪得很，要就没有，或者很少，要就很多很多。过去九年粮食增加很慢，老愁粮食不足，可是今年一年就增加了几千亿斤。今年翻一翻，明年还可能翻一翻，这样我们粮食就多得不得了。钢也一样。过去九年搞了几百万吨，今年几个月就可能增加几百万吨……你看怪不怪。”

1958 年 11 月 16 日，主管农业的副总理谭震林和农业部长廖鲁言，两人联合给党中央和毛主席提交的《关于农业生产和农村人民公社的主要情况、问题和意见》中说：“根据西安、广州、南京、呼和浩特四个分片农业会议的预计，1958 年粮食总产量为 8500 亿斤。这是经过各省、市、自治区压缩后的数字，压缩幅度一般比地县报的数字少 10%-30%。下面报产，有浮夸的，也有隐瞒产量的。经过省、地、县三级打了些折扣，8500 亿斤是比较可靠的；退一步讲，总不会少于 7500 亿斤，可以照此数公布。这比 1957 年的产量 3700 亿斤翻一番还多一点，这是很大的跃进。这一点必须肯定，不能为少数虚报浮夸现象以及某些缺点错误而动摇这个总的估计。”从这一段文字可以看到，这两位领导人对待数字的态度是认真的，各省也注意了数字的真实性。但是，这些自认为“认真”的高官们却是被下面干部“认真地”骗了一把。而下面干部其所以骗上面，也是上面逼出来的。有了 8500 亿斤这个数字，这两位农业领导人乐观地说：“1958 年粮食增产较多，完成了国家征购任务以后，可以分一部分粮食给社员，使每户都有 300-500 斤储备粮……这样做，减少了集中储备所引起的仓房设备等困难”。也是有了上面的数字，“意见”中谈到下一年的计划时说：“1959 年经济作物种植面积增加，粮食种植面积减少了 4 亿亩左右，比 1958 年减少了 20% 以上。但粮食产量计划定为 10500 亿斤，城乡人口人均粮食 2000 斤。”

高产神话不仅扫除了主管农业的高官们多年粮食紧张的愁苦，也使毛泽东对粮食的状况十分乐观。1958 年 8 月 4 日毛泽东视察河北省徐水县，他相信了县委书记张国忠的假话，高兴地说：“你们全县 31 万多人口，怎么能吃得完那么多粮食啊？你们粮食多了怎么办啊？”要求干部不要只考虑怎么多打粮食。“也要考虑怎么吃粮食呢！”还说：“以后人民就主要吃小麦，玉米和山药喂牲口，喂猪；猪喂多了，人民就多吃肉。”还说，“粮食多了，以后就少种一些，一天做半天的活儿。”

毛泽东担心粮食多了，进而提出了种植方面的对策：少种，高产，多收。1958 年 9 月底，刘少奇到江苏视察时也提倡“三分之一的地种粮食，三分之一植树，三分之一休闲”，“少种、多收”。 。1958 年 12 月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明文规定：“过去人们经常忧愁我们的人口多，耕地少。但是 1958 年大丰产的事实，把这种理论推翻了。．．．．．耕地不是少了，而是多了。．．．．在若干年内，根据地方条件，把现有农作物面积缩小到三分之一左右，而其余的一部分实行轮休，种牧草、肥田草，另一部分土地植树造林，挖湖蓄水，在平地、山上和水面上都可以大种其万紫千红的观赏值物，实行大地园田化。”高产不容易，少种是最容易的，减少粮食种植面积，自然是少收。上面这么说，下面就行动。这一行动又和瞎指挥结合起来。江苏省曲塘公社胡庄大队为了贯彻“少种、高产、多收”的精神，1958 年秋种全大队只种耕地面积的 54.5%，社员看到大片良田抛荒十分痛心，瞒着干部直到腊月三十夜还偷种了 200 多亩。但是，不是所有被干部抛荒的土地社员都偷种了。主管农业的副总理谭震林在所不惜 960 年 2 月召开的全国财贸书记会上说：“1959 年播种面积比 1958 年少 17700 万亩，即减少 10％弱。这大概是 1959 年粮食减产的原因之一。

毛泽东提出“粮食多了怎么办”的问题以后，还引出中国科学院的一场闹剧。8 月 6 日，中国科学院党组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和讨论毛泽东的指示。主持人说：“主席说钢铁产量超过英国，粮食也要大大增产，过不了几年，全国人民每年有 3000 斤粮食，粮食多了怎么办？粮食多了要研究用途。”经过紧张讨论，中国科学院党组把粮食综合利用的研究任务下达给 6 个与化学和生物学有关的研究所。它们是：在长春的应用化学所，在大连的石油研究所（即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前身），在北京的化学所，在上海的有机化学所、生物化学所和植物生理研究所。这些研究所停止了许多重要的研究课题，抽调了一大批科研人员，于 8 月 25 日正式启动了粮食综合利用课题。这些课题进行不到一年，花了很多投资，取得了不小成果。此时，研究“粮食多了怎么办”的科学家们也饿得发慌。于是，20 多个与生物有关的研究所的数百名研究人员被紧急动员起来，转而进行代食品研究，提出了一系列代食品成果。1960 年 11 月 9 日，中国科学院党组上书党中央、毛主席，提出了“关于大办粮食代用品的建议”。

五、残酷的高征购

粮食高产的神话带来了两个直接后果，一是大吃大喝；二是高征购。大吃大喝是在 1958 年秋季短暂时间，但也是造成 1959 年大饥荒的一个原因。有些地方“吃饭放卫星”，“甩开膀子干，敞开肚皮吃”，一天三顿干饭。个别地方还开“流水席”，给过往行人大开方便之门。来了就吃，吃了就走。当时我上高中，利用暑假搞勤工俭学，帮邮局送信，在一次从浠水县城到洗马镇送信的路上，正碰上一个公共食堂开午饭，食堂墙上挂着“吃饭不要钱”的红布横幅。我也试着走进了食堂，管理人员二话不说，就给我一个大碗让我随便吃。我饱吃了一顿白米饭，享受了一次“共产主义”的美餐。在我家所在的八一大队，食堂还为农民炸油条吃。过去农民连节日也吃不上油条。

由于大办钢铁，大办水利，留在农业上的只有老年、妇女和儿童，已经成熟了的粮食烂在田里不能收。湖北省五六百万人上山大办钢铁，留在农业战线上的劳动力很少，有的乡只留下几个男劳动力。在这种情况下，还提“秋收放卫星”，庄稼熟了不收割，等着放卫星的时候，“青黄一齐割”，个别地方甚至出现腊月二十七还割谷子的怪现象。收获上浪费，一般要丢失一成左右，有些地方，棉花、花生、红苕丢失二三成。

对农民致命的打击是高征购。由于把 1958 年的粮食总产量估为 8500 亿斤，公布数为 7500 亿斤（两三年后粮食部的数字是 3980 亿斤，1980 年代统计局公布的数字为 4000 亿斤，实际有多少只有天知道），征购指标也就水涨船高。1958-1959 粮食年度（1958 年 7 月 1 日到 1959 年 6 月 30 日），实际征购粮食 1113.35 亿斤，比上一年度多征购了 195.14 亿斤，增长幅度为 21.25%，粮食实际产量按 4000 亿斤算，只比上年增长 0.26%。1113.35 亿斤比正常年景的 850 亿斤高出 263.35 亿斤。

高征购的直接后果是挤占农民的口粮。福建省 1959 年全省粮食总产比 1957 年下降 12.2%，而从农村净征购（征购扣减返销）的粮食却比上年增长 40.9%，1960 年比 1957 年粮食总产量减少 11.45 亿公斤，而粮食净征购量却比 1957 年增加 1.4 亿公斤。粮食净征购占全省粮食总产量的比例，1957 年为 16.8%，1959 年、1960 年分别上升到 31.9%、27.2%。全省人均口粮水平从 1957 年的 294 公斤，下降到 1959 年的 240 公斤，1960 年只 215 公斤，再加上当时限制甚至不准农村公社社员个人经营农副业生产，使全省出现了严重的粮食危机。根据省公安厅与省统计局资料统计，1959 年到 1961 年全省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达 87 万人。福建当时并不是饥荒最严重的省份尚且如此，其它省份可想而知。

1958 年 8 月 13 日《人民日报》在一版头条通栏标题：“麻城建国一社出现天下第一田 早稻亩产三万六千九百多斤”。这是动用 400 多名劳动力把其它已成熟的稻子移栽在第二生产队 1.016 亩的水田上造出的假典型。干部造假，农民糟殃。从 1959 年下半年到 1960 年一年多时间内，仅第二生产队所在地河北垸的 400 多人口就饿死了 70 多人，饿死人数占总人口的六分之一。其它公社的人见了建国公社的人就白眼：“就沾了你们建国一社的光，牵连我们的粮食也卖超了。”

农民没有这多粮食，征购自然遇到困难。1958 年 10 月 4 日，粮食部党组给中共中央的报告 中说：“今年粮食大丰收，粮食问题基本解决。可是粮食购销调运情况很不好。从今年 7 月 1 日到 9 月底，全国征购粮食 268 亿斤，比去年同期减少了 49 亿斤，销售粮食 211 亿斤，比去年同期多 22 亿斤。其中城市多销 10 亿斤，农村多销 12 亿斤。全国 9 月底，粮食库存 418 亿斤，比去年同期减少了 68 亿斤。有 17 个省市库存减少，其中津、京、辽、吉库存最为薄弱。”

据中央有关部门汇总，到 1959 年 4 月初，山东、安徽、江苏、河南、湖南、甘肃、贵州、河北等 15 个省、区，“无饭吃”的人口达 2517 万。从 1959 年春天开始，农村大批饿死人。由于地方官员隐瞒和缩小死亡数字，中央一直把饿死人当作个别现象，不承认粮食不足，继续加紧粮食征购。1959 年 2 月 21 日，谭震林在晋、冀、鲁、豫、陕、川、鄂、苏、皖、京十省市小麦座谈会的总结上说：“现在粮食问题主要是心理状态，并不是实际上有什么粮食问题。河南整社还没有结束，据说就搞出来成百亿斤粮食。为什么这样的丰收他们还要打一些埋伏？这是一个心理状态。”谭震林其所以这么说，因为当时上层有这么一股舆论。

1959 年 1 月 27 日，广东委书记处书记赵紫阳写了《雷南县干部大会解决粮食问题的报告》，报告说：“自去年 12 月中旬以来，粮食问题已成为农村的舆论中心。雷南县去年晚造生产有很大跃进，年底却出现了粮食紧张的不正常现象。为此全县召开了一系列干部会议，结果查出瞒产私分粮食 7000 万斤。雷南县的经验证明，目前农村有大量粮食，粮食紧张完全是假象，是生产队和分队进行瞒产私分造成的。”这个报告介绍，雷南县反复交待两条政策：一、粮食政策。明确宣布 1959 年夏收之前粮食消费以生产队为单位进行包干，以解除大家对粮食问题的顾虑；二、对待瞒产干部的政策。应明确宣布瞒产是错误的，但只要坦白交待，可以既往不咎，拒不交待的，要给予处分，甚至法办。广东省委在赵紫阳的报告上的批语中强调“去年大丰收、大跃进是完全肯定的，粮食是有的”，“必须坚决领导和进行反瞒产、反本位主义的斗争，才能保证粮食外调任务和安排好群众生活”。1959 年 2 月 22 日，毛泽东对赵紫阳的报告作了长篇批示，认为“公社大队长小队长瞒产私分粮食一事，情况严重……在全国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必须立即解决。”毛泽东在批语中肯定了雷南县的两条政策。

时任新华社广东分社社长的杜导正，当时经常列席广东省委常委会，是知道广东反瞒产私分的。他在 2003 年 8 月对本书作者说：反瞒产私分是陶铸的意见，赵是支持的，当时只有陈郁夫人对此提出不同意见，其他人都是支持的。陶在东莞反瞒产，赵在湛江反瞒。赵比陶缓和得多。陶整人，赵不主张整人。不过，到了在四月份，陶铸看到农民真的没粮食，主动停止了反瞒产运动。

无独有偶，1959 年 2 月，国家计委办的供领导人参考的内部刊物《经济消息》# 第九期发表了《是缺粮问题，还是思想问题》的调查报告（见本书第＊页“安徽不安”一章――页数待编完后定，致编辑先生）。毛泽东不知底细，2 月 28 日，他对这个报告作了长篇批示。他认为只有实行“基本的队有制，部分的社有制”才能解决瞒产私分的问题。

1959 年 2 月 27 日至 3 月 5 日的郑州会议上，虽然各地闹粮食的严重情况不断传来，但中共中央还不承认缺粮。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说：

大家看到，目前我们跟农民的关系在一些事情上存在着相当紧张的状态，突出的现象是在 1958 年农业大丰收以后，粮食棉花油料等农产品收购至今还有一部分没有完成任务。再则全国（除少数灾区外），几乎普遍地发生瞒产私分，大闹粮食、油料、猪肉、蔬菜、“不足”的风潮，其规模之大，较之 1953 年和 1955 年那两次粮食风潮有过之而无不及。同志们，请你们想一想，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我认为，我们应该透过这种现象看出问题的本质即主要矛盾在什么地方。这里有几方面的原因，但是我以为主要地应从我们对农村人民公社所有制的认识和我们所采取的政策方面去寻找答案。

在这里，毛泽东认识到公社所有制还不行，要退回到“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这是比较实事求是的。但是，毛泽东还不相信粮食不足，不相信农民挨饿。认为只要所有制调整了，粮食就会来。

表 21-8 大饥荒时期国家调度粮食情况一览 单位：贸易粮，亿斤

资料来源：1962 年 8 月 25 日《粮食部计划司粮食资料提要》。

说明：57-59 年，58-59 年，59-60 年 三个年度购销数字中包括周转粮和品种兑换，60-61 年度和 61-62 年度不包括。财政供给是指军粮。

高征购指标下达以后，农民算计了一下，按这个指标，口粮、饲料、种子都没有了，为了保卫自己的切身利益，有些生产队的确私下藏了一些粮食，但数量不多。中央和省级干部过高地估计了这个数量，在大批农民饿死的时候，还不相信没有粮食。有了这个错误的估计，中央和各省还继续加大粮食征购力度，征购指标一斤不能少。征购任务的沉重压力，上级对征购期限的紧迫要求，基层干部也顾不得按毛泽东所要求的从所有制上、从政策上做工作，通过反瞒产私分对农民的暴力掠夺是一条捷径。反瞒产私分和整风整社结合在一起，强化了政治压力。可怜的中国农民，在深受饥饿的拆磨的同时，又遭受反瞒产私分的暴力摧残。本书在介绍各省情况的章节中，对反瞒产私分中出现的惨状进行了描述，这里再补充两个案例：

1959 年，四川省荣县小春征购任务没有完成，10 月 2 日，在长山区召开五级干部千余人的会议，反瞒产，落实征购任务。县委# 第一书记徐某布置斗争说：“群众真正起来打人，不要泼冷水。”长山区首先打人，县委立即表扬，并批评其他地区右倾。这个会上吊打了 30 多名社队干部，10 多人致残，捕了 3 个公社干部。10 月 25 日，又在钟鼓楼召开生产小队长以上的会议，规模为 4000 人。会议的内容是反右倾，查粮食。这个会有 30 多个分会场同时打人，会场严加警戒，不准外出，不准会客。乐德公社 14 个公社干部中被吊打 4 人，撤职 8 人，受其它处分 2 人。该公社大小队干部被打的有 142 人，当场打死 1 人，打残病死 1 人。县委第一书记徐某等人提出“要粮不要人”、“要社会主义不要人”、“有粮不交者打”等的口号。会后，区、公社、生产队又层层打人。县里召开的会计会、医生会都打人，打人成风，“上级打下级，一级打一级，干部打群众，坏人打好人”。一些“敢打人”的干部被提拔重用，不敢打人的干部受到批评。于是，区、公社、生产队普遍设“警察”、“监狱”、“土劳改队”，任意对下级干部和群众进行殴打、逮捕、劳教、处分，并且普遍使用肉刑。据对长山、人和、刘家三个公社了解，就有 7 名小队长以上干部被打死。复兴公社三大队打死社员 3 人。（详见本书第三章《天府饥魂》）1959 年 12 月 9 日，丰都县委在上游公社三合管区召开“反粮食瞒产”现场会，县委主要负责人提出“先打第一线 (管区支书、大队长、会计、保管)，再打第二线（生产队长），后打富裕中农”的主张。现场会上吊打 7 人，其中 1 人当场打死。会后，区、乡先后召开现场会，当场打死 173 人，1179 名干部被撤职。

辽宁省铁岭汎河公社在查粮挖粮过程中宣布：“谁藏一粒粮食，就等于私藏一粒子弹”，“谁藏一粒粮食，谁就是反革命”。有的在党员干部会上提出“没有杀人的心，就购不出粮食”。公社党委书记徐某在杨威楼片召开生产队支部书记会时，把绳子摆在桌子上，问大家：“你们认识这个东西不？有没有粮食看着办！”当场把药王庙生产队的支部书记崔凤伍斗争得尿撒在裤子里。在药王庙召开的生产队队干部会上，第一小队队长刘春林生病没有来，徐广仁让人用手推车推到会上“辩论”。徐问刘：“生产队大跃进了没有？”刘只好答：“大跃进了。”又问：“人民公社优越不？”刘答：“优越。”紧接着问：“那你为什么不拿粮食？”购粮干部（县委宣传部的）安某逼社员李墨林回家拿来 70 斤口粮，还要他再回去拿。李说这是逼人命，安就说李“破坏粮食运动”，送县公安局押了 15 天。购粮干部魏某（县农委股长）在药王庙生产队逼社员刘玉青拿粮，刘说没有粮。魏就把刘绑起来让其跪在地上，魏亲自用脚踢，还游街一天，刘被迫自杀，刘的老婆也逼疯了。魏在老河生产队开大会动员群众交粮时，叫社员跑步走，他站在台上学着日本人的腔调训话：“你们把粮食统统地拿来，粮食大大的有！”会后领着 30 多人到各家搜粮。公社秘书李兴民，在城南堡生产队立公堂，审讯逼粮。在 1959 年购粮过程中，全公社有 67 名干部打过人，被打的 88 人，被“辩论”的 112 人。

农民本来没有粮食，反瞒产私分是反不出粮食来的。到 1959 年初夏，中共中央才承认粮食真的紧张，但不否认 1958 年的大增产。4 月 19 日，李先念在中央电话会议上说；“今年的特点是大增产也大紧张”，他认为 1958-1959 年度粮食产量还是比上一年度增长了 35%（上一年度的产量为 3898 亿斤，增长 35% 即 5262 亿斤）。他说，国家粮食库存比去年同期减少了 55 亿斤，今年 6 月底，库存连 360 亿斤的最低线也保不住了，是统购统销以来库存最少的一年。

为了证明农民手中还有粮食，科学家钱学森又以科学为证。1959 年 9 月 25 日，钱学森又在《知识与力量》8、9 期合刊上发表了题为《农业中的力学问题》的文章。这篇文章认为，按照中国的平均纬度，接受的太阳能转换成碳水化合物的干物质，每亩粮食产量应为 7.8 万斤，扣除阴天和非生长季节，也应有 3.9 万斤。

1959-1960 粮食年度，还继续实行高征购政策。

六、粮食部的喜讯，农民的眼泪

1959 年粮食产量只有 3400 亿斤，比 1958 年减少了 15%。但当时继续头脑发热，认为粮食总产量将达 5500 亿斤。1959 年 11 月 2 日，粮食部长沙千里在他的报告中公布了这个数字后说：“在整个非常好的经济形势下，粮食形势也好得很。”

1959 年庐山会议期间，粮食部党组书记陈国栋向中央提供了一个关于粮食问题的报告。报告分析了历年城乡粮食销售情况和历年国家粮食收支情况，建议把 1959-1960 年的粮食产量定为 5000 亿斤，征购指标定为 1150 亿斤，销售指标定为 855 亿斤。7 月 5 日上午 6 时，毛泽东作了很长的批示，说这个报告是一个重要文件，我基本同意这个文件所述的意见，印发与会各同志。批示说：

一，假如今年年成比去年确实好的情况下，征购 1100 亿斤力争办到，这是变被动为主动的第一着。二，下半年销售计划我感到不但 1020 亿斤是太多了，这个文件上调整为 855 亿斤似乎也略多了一点。是否可调为 800 亿斤，或 810 亿 -820 亿斤呢？告诉农民恢复糠菜半年粮，苦一年、两年、三年就翻过身来了。多储备，少食用，以人定量，粮食归户，食堂吃饭，节约归己，忙时多吃，闲时少吃，有稀有干，粮菜混吃，仍可以吃饱吃好。三，多产粮，是上策，田头地角，零星土地，谁种谁收，不征不购，主要解决饲料，部分为了人用。恢复私人菜园，一定要配给自留地。四，好好地精细地过日子，是否可按 1957 年的实际产量安排过日子呢？1957 年的日子不是过得不错吗？这样做，农民的粮食储备就可以增得较多了。手里有粮，心里不慌，脚踏实地，喜气洋洋。五，在今年秋收确实知道粮食比去年增产的情况之下，一定要划出牲口饲料和猪饲料两种，一定要比过去多些，是否可以有人粮的一半？人粮一斤，饲料半斤……在三五七年内，力争做到一亩田一头猪。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1959-1960 年度，征购任务为 1100 亿斤，销售计划为 820 亿斤。由于估产 5000 亿斤大大高于实际产量，征购任务 1100 亿斤很难完成。为了完成毛泽东钦定的征购任务，反瞒产私分还继续进行。征购粮食和反右倾结合在一起，用反右倾的的政治压力征购粮食。因此，粮食征购任务完成得快，打破了往年的常规。1959 年 10 月 15 日，李先念在全国电话会议上称：“从 7 月 1 日到 10 月 10 日，共收购粮食 453.8 亿斤，比去年同期多收 156.8 亿斤。”他强调，收购粮食“是一场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是一场政治思想战线上的斗争。”“要开展总路线的宣传教育和对右倾思想的批判。”残酷的政治斗争终于从农民那里拿来了粮食。1959 年 11 月 27 日，粮食部向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字里行间露出喜悦之情：“今年秋季粮食征购运动声势浩大，来势猛，进度快，为往年所没有。从 7 月 1 日到 11 月 20 日，征购入库已达 897 亿斤，比往同期多 275 亿斤……全年粮食征购任务预计 11 月底可完成，比往年提早了一两个月，打破了往的常规。”这个报告还有其它的喜讯：粮食销售量比去年同期下降了 20 亿斤；出口调拨计划完成了 79 亿斤，提前 34 天完成了 1959 年的计划；10 月底，全国粮食库存已达 658 亿斤，为历年同期最高峰。报告还承诺：中央确定的 1959-1960 年度 1075.8 亿斤的征购计划可以超额完成，各地决心很大，已安排了 1100 亿斤，完成 1200 亿斤是有可能的。……

宏观报喜，微观报忧。粮食部门的喜讯是对农民压榨和剥夺的结果。正是反右倾运动，使这一轮剥夺比往年更加顺利。1959 年冬到 1960 年冬，是饿死人最多的一年。大饥荒中饿死的人，60% 发生在这一年。

表 21-9 大饥荒年间国家向农村销售的粮食数（贸易粮，亿斤）

资料来源：《粮食部计划司粮食资料提要》，1962 年 8 月 25 日。

国家销售给农村的粮食除了供给种经济作物的农民以外，基本是征购的“过头粮”的返销。从返销的数字可以看出，每年 7-12 月销售少，1-6 月销售多。7-12 月离秋收时间近，农民自己可以维持一部分，1 月以后，就得完全吃返销粮了。1958 年和 1959 年过头粮征得多，返销粮也就多；1960 年和 1961 年过头粮征得少一些，返销粮就少一些。

七、压农村，保城市

如果说，1959 年末粮食部门因收得多、销得少、库存增加而喜悦，到了 1960 年夏天，粮食部门开始尝到上一年对农民压榨过度的苦果了。7 月 12 日，国务院财贸办负责人的一个报告 称，北京、上海、天津三大城市、辽宁的 10 个城市和吉林部分地区情况紧急，现在粮食库存北京、天津只够销 4 天，上海只够销两天，辽宁只够销 6 天。

由于 1959 年冬到 1960 年春饿死人太多，到 1960 年夏，各地再也不敢多报粮食产量了。10 月召开的全国财贸书记会上，各省报上来的粮食产量汇总起来只有 3535 亿斤，比 1957 年的产量 3900 亿斤还少。征购进展十分缓慢，而销售却增加很快，粮食库存不断减少。那时，全国 82 个大中城市 6100 万人口，9 月底库存只有 26 亿斤，为上年同期的一半。津、京、沪、辽等地库存很少，随调进，随销售。10 月 16 日，李先念在全国财贸书记会上的报告说，今后 9 个月（今年 10 月到明年 6 月）剩下的销售指标只有 648 亿斤，每月平均 72 亿斤。上年度同期实际销售 886 亿斤，月均 98 亿斤。农民的口粮指标剩下更少。李先念说，如果每月平均销售量不比上年度减少 26 亿斤，今年增加 33 亿斤的粮食库存计划就不能实现。李先念总是念念不忘国家粮食库存，把国家粮库看得比农民肚子还重要，这是统购包销制度的必然。没有宽裕的库存，他就无法保证粮食供应，而粮食供应首先保城市。

城市粮食定量虽然一压再压，但还有保证。可怜的是农民。据谭震林 1960 年 11 月 2 日在电话会议上的讲话，从 1960 年 10 月到 1961 年 6 月，每人每月的口粮为：山东 11.13 斤；河南 17 斤；河北 17 斤；山西 20 斤；辽宁 20 斤。这些口粮中以地瓜为主，如河南的 17 斤中只有 5 斤纯粮，山东没有纯粮。这还是国家供应指标，各级尅扣口粮的情况分严重，农民能吃到口里的比上述数字要低得多。

在大饥荒期间一直实行压农村、保城市的政策。时任贵州省粮食厅长的王民三回忆，1959 年底，贵州正在大批饿死人的时候，中央召开了救灾电话会议，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在会上讲了话，说北京粮食告急，要求各省从速调粮食支援北京。彭真讲话态度严肃，语气很重，说：“省里死人是一个省的问题，北京死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问题。”要求各地顾全大局保北京。指定贵州省调粮一亿斤。省委书记周林态度坚决，当场立即部署，省粮食厅连夜安排，限期突击集运加工。邓小平到四川时对李井泉也讲过和彭真类似的话，认为四川缺粮不如大城市的政治影响大，要李井泉从政治大局考虑，多调出粮食保城市。

如果说过去几年压农村、保城市只是实际操作不见诸文字的话，1961 年 8 月在庐山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却明确提出了“紧农村，保大中城市”的方针。8 月 2 日下午周恩来在讲话中说，去年 6 月底库存 300 亿斤，今年只有 147 亿斤，其中新粮 55 斤，库存再也不能挖了。准备进口粮食 500 万吨，但外汇紧张。农村调整先于城市，好转先于城市。问题在城市。要紧缩农村，保大中城市。从 1960 年 6 月至 1962 年 9 月的两年零四个月里，周恩来关于粮食问题的谈话有 115 次，在总理办公室退给粮食部办公厅的现在仍然保存的 32 张报表中，周恩来的笔迹有 994 处。从这些谈话和笔迹中可以看出，周恩来关注的主要是城市粮食供应。

1961-1962 年度是粮食部最难的一年。粮食部反复算账，算来算出，中央粮库要亏空 120 亿斤（贸易粮）。国家打算进口 100 亿斤来补这个亏空。但外贸部估计，由于加拿大、澳大利亚有旱灾，我们的外汇又不够，进口 100 亿斤有困难。这一年怎么过来的？还是挤农民的口粮。1961 年粮食产量只有 2850 亿斤，即使全部留给农民，农民的口粮还不如 1957 年（1957 年农民占有粮食 3130 亿斤）。实际上，这一年从农村净调出粮食 383 亿斤，拆原粮 460 亿斤。这样，农村人均占有粮食比 1957 年少 123 斤。幸亏很多地方已放宽政策，农民自留地、三边地生产了一些粮食，有些地方还搞了包产到户，形势实际开始好转。否则 1961 年饿死人会更多。

1961-1962 年，全国吃商品粮的人口有 1.2 亿人，仅供应的口粮食就有 400 亿斤，还有食品业、副食酿造业及工业用粮，总共需要 500 多亿斤。尽管从农村挤出 383 亿斤粮食，但不能满足城镇的需要。因此，不得不大力压缩城镇粮食销售量，1961-1962 年度，城镇粮食销售量比 1959-1960 年度减少了 122 亿斤，但比 1957-1958 年度还是多 48 亿斤。为了补上亏空，只好进口粮食。1961-1962 年度，进口粮食 115.5 亿斤 (从 1961 年上半年就开始进口粮食，1960-1961 年度进口粮食 42.9 亿斤)。从 1961 年开始，津、京、沪主要是靠进口粮食维持。1961 年 8 月 26 日，李先念在粮食、商业厅局长会议上的讲话说，现在票子多了，商品少了。1961 年购买力为 675 亿元，而商品可供量为 655 亿元。尽管商品供不应求，还是要优先保证出口。为了进口粮食，一定要挤出一切可以出口的东西出口。出口的商品是猪、蛋、油之类的食品，还是从农民的嘴边上夺过来的。进口的粮食只供应给城市。这也是压农村保城市的措施。

幸亏由于实行包产到户等应急措施，农村的粮食比前两年度多了（全国总产量统计数为 2950 亿斤，实际上农民自己在“三边”地上种的粮食很难进入统计），征购粮却比前两年大大减少，只有 679 亿斤。这是几千万农民的死亡逼得政府让步。但这个粮食年度，国家向农村销售的粮食也减少了 150 亿斤。农民还在饥饿中挣扎，据粮食部统计，1960 年农民的粮食占有量比 1955-1957 年三年平均数减少了 190 多斤。1961-1962 年度，全国农村大约有 1 亿人口每天吃粮水平在半斤或半斤以下。

“压农村”最典型是在食油供应方面。1959 年春季，食油供应紧张，城市紧，乡村也紧，出口任务完不成，工业用油不能满足。中共中央开会讨论，认为“多头紧不如一头紧”，决定把农村的食油供应坚决压下来。除了生产油菜籽的地区以外，其它农村 6、7、8、9 四个月不供应食油。中共中央为此下了紧指示。1959 年 9 月 10 日，李先念在全国财贸书记预备会议上的报告中谈到这件事时说：“采取这个措施引起了不少议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攻击我们也有这一条，他们说农村不供应食油农民会造反。现在证明，农民没有造反。”李先念用农民没有造反的事实来批驳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真是言不由衷。他说：“农村 9 月份恢复供应，但是供应量不能超过停止供应以前的水平。城市每人每月供应标准已经减少到 2 两，新油上来以后是不是增加上去？我们的意见不再增加。”

众所周知，同量脂肪的热量是碳氢化合物（即淀粉类）的好几倍。本来热量不够的农民，却剥夺了他们吸收脂肪的权利，这是农民大量死亡的原因。省下食油干什么？出口是一个方面。1958-1959 年度，收购食油 25.7 亿斤，出口 4.38 亿斤，国内销售不到 19 亿斤。农民吃不上油，更吃不上肉，连鸡蛋也吃不上。肉和鸡蛋到哪里去了？国家强行收购走了。国家用强制手段要农民交蛋交肉。有些地方为了完成鸡蛋征购任务，按人头下达指标。国家收购的生猪和鸡蛋一是满足城市的需要，二是出口。1960 年 4 月 19 日的全国电话会议上，李行念要求各省加强收购副食品，他说，收购上来的蛋，80% 出口，20% 内销。内销中第一是满足在中国的外国人，第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带有调侃地说：“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不吃鸡蛋。工农联盟，工农都不吃鸡蛋。”他说的“满足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实际就是城市的特需供应。特需供应的对象一部分是高级知识分子，更多的是高级干部。

八、大饥荒年代的代食品运动

粮食短缺，全国上下都大搞代食品运动，发动群众寻找代食品。1960 年 11 月，中共中央召开了全国代食品会议，10 日，谭震林副总理在这个会议上的报告 说：“为了广泛开展大办代食品的群众运动，省、地、县各级党委和较大的企业、机关、团体党委，都要成立领导小组，设立代食品办公室。”他说：“现在中央已经成立了五人领导小组，由总理亲自挂帅，还设立了专门办公室。”谭震林说；“人造肉精（一种食用酵母）、小球藻、叶蛋白这几种东西，比大米、小麦、高梁、玉米的营养价值还高。”中国最高的科学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利用他们“生物分类和生物化学方面的基础”，寻找粮食以外的食物。1960 年 11 月 9 日，中国科学院党组上书党中央、毛主席，提出了《关于大办粮食代用品的建议》，这个建议说：“根据中央支援农业的指示，为了有助于节约用粮，安排群众生活，最近几个月来，我们着重抓了粮食代用品的研究工作。”他们提出了一批“既有营养，又无毒害，原料丰富，做法简便，可以分别情况，大规模的推广”的代食品。

这些代食品主要是：一，橡子面粉。先将橡子去壳破碎，然后用千分之一浓度的碳酸钠溶液浸泡一、二天，就可以去掉不适合食用的单宁，得到可食用的淀粉。全国年产橡子粗估约 80 亿斤以上，如果将其中 20% 提取淀粉，可得六七亿斤。二，玉米根粉、小麦根粉。将其磨碎，碾成粉，色香味有点像炒面。用玉米根、小麦根的 20% 做成根粉，全国可得几十亿斤代食品。三，叶蛋白。经过选择后可食用的新鲜草叶、作物叶子和树叶，每百斤一般可提取叶蛋白干粉 2-10 斤。从叶中取叶蛋白跟做豆腐相似，即先把采集的鲜叶（采集后不能过夜）切碎，掺水磨成浆，榨出叶汁，加热至摄氏 70-80 度，使叶汁中的蛋白凝固沉淀，然后过滤、弄干即成。四，人造肉精。这是一种用酵母菌做成的食品，所含营养极似肉类。我们从 400 多种菌种中选出一种叫做“白地霉”的酵母菌。把白地霉放在培养液（淘米水、涮锅水、残菜帮、烂水果、无毒的树叶、野草、农作物的根茎叶煮后都可制成营养液）里，保持摄氏 20-30 度，两三天内就繁殖出一层白膜。白膜在摄氏 50-60 度温度下，即溶解成糊状，便是人造肉精。五，小球藻、栅藻、扁藻。小球藻和栅藻的干粉中含蛋白质 20%-40%，脂肪 4%-6%。小球藻、栅藻是淡水中繁殖的，扁藻是在海水中养殖的。此外，我们还在研究红虫（即水蚤）、玉米杆麯等代食品，看起来也是很有前途的。

中共中央于 1960 年 11 月 14 日向全国转发了中国科学院党组这个建议。与此同时，中国科学院昆虫研究所又提出了一个新建议：采食昆虫。他们的报告说：“两个星期来，采集了可和食用的昆虫 1200 多斤，虫体蛋白质既多，油又很大。昆虫所已用来作成了酱油、乳酱、肉松和食用油，并加工成各种糕点和饼干。”昆虫所还介绍了烤食、油炸、制干粉、榨油、作酱油、作糕点等几种简便的加工方法。中共中央东北局办公厅发通知东北三省，要求各地推广。

中国科学院昆虫研究所推荐了十三种昆虫，并作了营养分析。

表 21-10 十三种虫体营养成份分析（以虫体重量的百分比表示）

资料来源：中国科学院昆虫研究所，1960 年 11 月。

只要中共中央一号召，下面就会搞起群众运动。中央号召搞代食品，各地就大搞代食品运动。组织成千上万的人上山下水，寻找各种代食品。代食品为缓解饥饿起了一点作用，但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农民因吃代食品中毒甚至死亡的不在少数。此外，政府组织的大规模的代食品运动破坏了生态环境。本书有关各省情况的章节里，介绍了很多地方大搞代食品运动的情况。

九、农民的热量平衡

生产粮食的农民却因得不到粮食而活活饿死。李锐多次对我说：挨饿的滋味最难受。他当“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时，在劳动改造中有挨饿的亲身体会。我所查阅的十多个省的档案中，零星记载了一些饥饿死亡者濒死时的悲惨状况，因此，我想研究一下饥饿死亡的生理机机制。我的一位同乡王梅松，六十年代初毕业于湖南医学院，后在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环境医学研究所多年从事特殊条件下的生理变化的研究，转业后在天津医科大学任教，著述颇丰。1960-1961 年，他曾带领一个医疗队到湖南几个县救治饥饿病人，积累了很多资料。他父亲和伯父都是在大饥荒年代饿死的，他听说我正在写这本书，热情地给我提供了帮助。这一部分内容是根据他写的文字材料和他提供的书籍写成的。

人体活动所需要的能量

生命的活动就是能量的循环，人的生命需要能量维持，据《营养与食品卫生学》一书介绍，人体在不同的状态下能量的需求不同：

基础代谢所需要的能量：即人体处于安静状态时，体温的维持、心脏的跳动、肺的呼吸和肌肉紧张度的维持，都需要消耗一定的能量，即基础代谢能量。机体静卧在摄氏 18-25 度的环境中，完全处于休息状态，既无体力劳动，也无脑力劳动，而在 12 小时前就已停止进食，消化系统也处于静止状态，在这种状态下消耗的能量就是基础代谢能量。基础代谢能量是维持生命活动最低的能量。基础代谢能量受身体的大小、性别、年龄和气候的影响。男性比女性高，儿童和青少年比成年人高，寒冷气候比温热带气候高。一般说来，在普通情况下，成年男子每公斤体重每小时平均消耗能量 1 千卡（即 4.418 千焦耳）。以 65 公斤体重的男子计算，则 24 小时的基础代谢需要 1560 千卡。

除了维持基础代谢以外，从事各种劳动也需要能量。如走路（4.9 公里／小时）每一分钟消耗能量 3.7 千卡。一般根据劳动强度不同将人体的能量消耗分为五级：

极轻体力劳动所需要的能量：以坐位为主的工作，如办公室工作、修理钟表和收音机等。每日需供应热量 2400 千卡；

轻体力劳动所需要的能量：以站立为主要的工作，例如商店售货员和讲课教师等。每日所需热量 2600 千卡；

中等体力劳动所需要的能量：如重型机械操作、拖拉机与汽车驾驶等。每日所需热量约为 3000 千卡；

重体力劳动所需要的能量：如非机械化农业劳动、半机械化搬运工作等。每日所需要热量约为 3400 千卡；

极重体力劳动所需要的能量：如非机械化装卸工作、采矿、伐木和开垦土地等，每日所需热量为 4000 千卡。

劳动者所需要的热量除劳动强度以外，还与工作环境有关。如冬天是露天作业还是室内作业，显然露天作业所需要的能量要多一些。

中国农民所从事的劳动多是重体力劳动和极重体力劳动，都是露天作业。每天所需要的能量大约在 3400-4000 大卡之间。

中国农民在大饥荒期间获得的能量

中国农民每天需要的 3400-4000 千卡的能量是从食物中摄取的。那么，在大饥荒期间，中国农民每天能得到多少能量？

综合各省情况，在三年大饥荒期间，中国农民的口粮平均每天原粮不超过半斤。半斤原粮相脱壳后只有 0.35 斤。这还不是纯粮，多是以红薯、瓜菜替代。那时农民没有油，没有肉，这点口粮，是农民的全部热量的来源。

首先看各种食物能够产生多少热量。这一点，医学界已有成熟的研究成果。

表 21-11 不同地区每一市斤农产品所含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及热量

资料来源：中国医学科学院卫生研究所编：《食物成份表》，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76 年 12 月。

在大饥荒期间，中国广大农村平均口量定量为每天 0.35 斤大米，折合热量 618 千卡。在大饥荒期间，农民是见不到大米的。有甘薯吃还算是不错的。5 斤甘薯折一斤粮食（有的地方 4 斤折一斤），半斤口粮定量只有 2.5 斤甘薯，按每斤甘薯产生热量 552 千卡计算，折合热量只有 1313 千卡，比基础代谢 1650 千卡还少 337 千卡。有些地方以菜代粮，每斤大白菜只产生热量 80 千卡左右，一天能吃 5 斤大白菜，也只能吸收热量 400 千卡。一些饥荒严重的地方，既得不到 2.5 斤甘薯，也得不到 5 斤白菜。有的地方食堂停火，不给农民供应食品，而树皮剥尽，野草挖尽，农民从食堂以外也找不到食品。农民得到的热量更是微乎其微。

人体每日从食物中摄取五大类营养素：蛋白质、碳水化合物、脂肪、维生素、无机盐和微量元素。由于食物过少，除了热量严重不足以外，蛋白质、维生素、无机盐和微量元素的缺乏会引起多种疾病。但在当时的统计中，对因此类病而死亡的人，列入正常死亡之列，不算饥饿死亡。

在大饥荒年代，政府推行了很多违反科学的渡荒办法，从而加剧了农民的灾难。王梅松教授向本书作者指出了当时推广的几种反科学的办法：

“双蒸饭”：把米放在瓦盆里加上水蒸成饭，再加一次水，再蒸一次。蒸了两次以后，饭的体积扩大一倍，吃到肚子里当时感觉饱。实际上它和稀饭没有区别，过后饿得更快。当时还宣传这样做饭可以增加营养，实际上，有许多不耐高温的维生素在反复加热后遭到破坏，营养比一次蒸的要差。

“瓜菜代”：这是当时政府提出的口号，而且普遍实行。没有粮食时只能用瓜菜代替，这是不得已而为之，但报纸还宣传如何有利于人的健康。实际上瓜菜是代替不了粮食的。从食物成份表中可以看出，一斤白菜含蛋白质 5.8 克，脂肪 0.9 克，碳水化合物 15.3 克，产生热量 94 千卡。一斤南瓜含蛋白质 5.8 克，脂肪 1.4 克，碳水化合物 29.2 克，产生热量为 135 千卡。一斤冬瓜蛋白质 1.5 克，脂肪 0 克，碳水代合物 9.1 克，产生热量 42 千卡。而一斤大米含蛋白质 41.5 克，脂肪 12.5 克，碳水化合物 371 克，产生热量 1765 千卡。由上述数据可以计算出，18 斤大白菜、13 斤南瓜或 27 斤冬瓜才相当于 1 斤大米的热量，这些东西怎么能代替主食呢？蔬菜中含有较多的亚硝酸盐。人体吸收亚硝酸盐以后，它将人体内的血红蛋白氧化为高铁血红蛋白，从而使得血红蛋白失去了运输氧的功能。因此，就出现口唇、指甲及全身皮肤青紫，重者可因呼吸衰竭而死亡。这就是大饥荒年代大量出现因“青紫病”而死亡的原因。

桔杆做馒头：如将稻草用石灰水浸泡以后，再切碎加入到面粉里做馒头。稻草的主要成份是纤维素、木质素，它们是用一种很复杂的碳水化合物结构（即复杂的多糖）。草食动物吃它能长肉，这是亿万年来生物适应环境进化的结果，它们的消化道中能分泌一种纤维素酶，这种酶能消化纤维素，使之成为单糖。而人的消化道是没有这种功能的。石灰水是碱性，它也不可能消化纤维素，用石灰水处理后的稻草，人吃了以后不会得到任何营养。

吃陈骨头：有些地方将死后放在户外多年的牛骨头收集起打碎后煮汤喝。牛骨头通过在户外多年风化及细菌分解后，除了剩下钙和磷以外，不会有任何能提供能量的营养物质。

饥饿引起死亡的病理生理机制

医学界将饥饿分为“完全饥饿”（机体完全得不到食物）、“不全饥饿”（总热量不足，食物成份不足）和“部分（质）的饥饿”（总热量充足，但缺乏某一种或几种机体必须的物质）三种。大饥荒年代，中国部分地区的农民处于间断性的“完全饥饿”状态，全国城乡都处于“不全饥饿”状态。也可以说，自实行统购统销以来，中国农民中的大多数，除了短暂的收获季节以外，基本上处于“不全饥饿”状态。

当人体的能量入不敷出时，首先动用体内储存的“糖原”来供应能量。体内存储的“肝糖原”和“肌糖原”的重量为 370 克，全部氧化代谢产生的热量为 1480 千卡，还不够一天基础代谢的能量需要。

体内储存的“糖原”消耗完了以后，下一步就消耗体内的脂肪。消耗脂肪所持续的时间取决于人的胖瘦。肥胖者持续的时间长一些。但是，完全依靠脂肪产生热量，有一定的副作用，那就是产生大量的酮酸，可能发生代谢性酸中毒。

当体内存储的脂肪消耗完毕时，便开始分解体内各器官、肌肉中的蛋白质。人体内的蛋白质被大量消耗以后，肌肉出现干瘦，脏器出现萎缩。

心肌萎缩，就出现收缩无力，血排出量减少血压降低，乃至心力衰竭而死。王梅松教授在大饥荒期间参加的医疗队，在一所公社学校里收治水肿病人，常住水肿病人 200 多人，所观察到的水肿病人，最后大多是死于心力衰竭。

肾脏萎缩、肾血流量减少、肾小球滤过率降低，尿量减少，出现肾功能不全。

垂体、甲状腺、性腺等内分泌腺都出现萎缩和功能低下。胃肠道黏膜萎缩，使营养消化吸收减少。

生殖器萎缩，由于缺乏蛋白质，年轻女性子宫发育不良，出现幼稚子宫。更多的人是月经量减少，乃至停经。由于子宫悬吊组织萎缩，子宫脱垂出体外。全国妇联党组在 1961 年 2 月 16 日《关于农村治疗妇女子宫脱垂、闭经病初步经验的报告》中指出，“去冬以来，各地党委在大抓群众生活的同时，将普查普治妇女病列为除害灭病的重要内容之一”。报告中明确指出妇女病就是闭经和子宫脱垂。可见这个问题的普遍性和严重性。时任甘肃省委书记汪锋 1961 年 5 月 9 日在临夏调研时给毛主席的报告中说，临夏新集公社新一号生产大队第九生产队有青壮年妇女 25 人，闭经的 12 人，占 48%。一直没的闭经的两人中一个是女队长，一个是炊事员，1959 年以来，只有脱产干部的家属生了一个孩子。第五生产队有青壮年妇女 26 人，闭经的 21 人，占 81.2%，全队自 1959 年以来没有生一个孩子。第六生产队有青壮年妇女 19 人，闭经的 13 人，占 68.4%，在通经的 6 人当中，三个是炊事员，两个是女队长，一个是脱产干部的爱人。1959 年以来生了两个小孩，都是干部家属生的。第七生产队有青壮年妇女 24 人，闭经的 16 人，占 66.6%，一直没闭经的四人，一个是炊事员，另三个是干部的爱人。1959 年以来只有干部家里生了一个孩子。

王梅松教授在 1960 年 -1961 年在湖南参加医疗队时，在涟源、邵东、祁东等县调查发现，一整个县的育龄妇女中，数十万人中只有极少数妇女来月经，其它都是非妊娠性停经。这些极少数来月经的妇女是多吃多占的“四不清干部”家属。青壮年男性出现睾丸、附睾萎缩，精液不能生成。青壮年未婚男子，在正常营养的情况下，每月遗精 1-3 次是正常现象，王梅松教授在湖南调查发现，在 1960-1961 年间，许多青壮年未婚男子，一年到头都未发生过遗精现象。所以，在大饥荒年代，除了因饥饿而死以外，人口出生率降到极低的水平。

在食物缺乏时，所需要的各种营养素都有不同程度的缺乏，但首先最突出表现出来的症状是蛋白质热能营养不良（protein energy malnutrition），也就是摄入热能量和蛋白质量不足的症状最先发生。热能不足，人的各项体力活动都不能进行，全身无力，各项机能下降。蛋白质摄入不足，血液中的血浆蛋白含量下降，血浆胶体渗透压下降，血管的通透性增加，血管内的水份大量渗透到血管外的皮下组织中，引起全身水肿。

人体内的各种酶和激素其本质都是蛋白质，是以蛋白质为原料合成的。如胰岛素、垂体前页激素，在蛋白质摄入量不足时，这些酶和激素就不能合成，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症状。例如，胃蛋白酶、胰蛋白酶、胰脂肪酶缺乏，摄入的蛋白质、脂肪就不能消化吸收，这就更增加了体内蛋白质的缺乏，从而出现恶性循环。

当蛋白质摄入不足时，体内抗体不能生成，如免疫球蛋白不能生成，淋巴细胞、吞噬细胞、白血球减少，抵抗力极度下降，很容易患细菌性感染疾病而死亡。

长时间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摄入量不足，体内脂肪消耗尽，内脏、肌肉的蛋白质亦消耗穷尽，病人出现干瘦，骨瘦如柴，这就是干瘦型的蛋白质热能营养不良。

至于饥饿时生命的持续时间长短，则看热量不足和蛋白质缺乏的程度，看机体原有的营养水平等因素。长的可达几年，短则数月，当体重下降到正常值的 70% 以下，这个病人就无可救药了。但是，很多饥饿者在机体消耗尽以前就因并发症而死亡。但是，当年各地的死亡统计中，将并发症死亡都列入正常死亡之列，排出饥饿死亡数字之外。

上面介绍的是“不全饥饿”的情况。如前所述，在大饥荒期间，部分地区的中国农民处于间断性“完全饥饿”状态。“完全饥饿”可分为“饮水全饥饿”和“不饮水全饥饿”，前一种完全饥饿可以喝到水。大饥荒年代的农民都是属于“饮水全饥饿”。

饮水全饥饿的整个过程通常可分为三期：1，兴奋期，约 3 到 4 天；2，抑制期，约 35-40 天；3，麻痹期，约 2-3 天。

兴奋期以消耗机体内储存的糖原为主；糖原消耗殆尽，就转为以分解脂肪为主。机体能量 80% 以上靠分解脂肪获得；到末期时，由于脂肪消耗殆尽，同时代谢调节机能发生了深刻的障碍，组织蛋白质急剧地被分解。因此上述三个时期也可称为：1，最初适应期；2，最大适应期；3，濒死前障碍期。

和不全饥饿相比，完全饥饿水肿较不突出，在早期可能发生水盐丧失。到了后期，当血浆蛋白减少、血液胶体渗透压降低时可以出现水肿。但它并不是普遍出现的症状。

完全饥饿的脏器形态改变没有不全饥饿明显，尤其是心脏一般并不萎缩。就各器官的重量丧失程度而言，心脏重量减少得最慢。但是心脏的收缩力的减小与其重量的减轻并不成比例。心脏的重量虽然减少得慢，但心力衰竭并不慢，因为心力还与糖的供应有关。所以，相当多的饥饿者死于心力衰竭。完全饥饿 100 天时，脂肪消耗了 97%，脾消耗了 60%，肝消耗了 53.7%，睾丸消耗了 40%，肌肉消耗了 30.7%，血液消耗了 30.7%，肾消耗了 25.9%，皮肤消耗了 20.6%，肠消耗了 18%，肺消耗了 17.7%，胰腺消耗了 17%，骨消耗了 13.9%，神经系统消耗了 3.9%，心脏消耗了 3.6%。最为重要的器官消耗得最少。和不全饥饿相比，完全饥饿时往往体重丧失更多，达 40%-50% 或 50% 以上时才死亡。

人在极度饥饿的状态下，人体的各种机能活动能力下降，而在一段时间内，其本能的饥饿反射极度强烈。由于生存本能的需要，他会不择手段地去搜寻一切能吃的东西。这时，生存压倒一切，动物性压倒了人性。饥到极点的人们，为了找到吃的，不考虑亲情、道德、人格和其它后果。据不完全统计，全国人吃人的记录超过一千起，其中有吃自己亲人的。读者在本书上篇中已经看到，在各省的章节中记录了很多人吃人的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