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燕赵悲歌

河北省在北京的周围，离皇城最近，能够最快地接受皇家的“恩泽”。这个省位于华北大平原北部，跨内蒙古高原东南部，东临渤海，西枕太行。河北省农业发展历史悠久，土地开垦程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有耕地 1 亿亩以上。但由于城市多，还是一个粮食调入省，直到 1969 年才实现粮食基本自给。这不仅是粮食增产，而是因为天津市 1966 年成为中央直辖市，不属河北管辖。在 1958 年的大跃进中及以后的三年，河北省的情况是怎么样呢？

一、徐水闹剧

徐水县距北京只有 100 多公里，属保定地区。1958 年，这个本来默默无闻的县份，成为震惊世界的“共产主义试点”，由此导演出一幕幕令人啼笑皆非的闹剧。

1. 闹剧从农田水利开始

1958 年 2 月，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冒着严寒来到徐水，听取河北省关于农田水利建设的汇报。当他听到徐水县委第一书记张国忠的汇报后，立即给以肯定和赞扬。

反右斗争胜利以后的 1957 年 12 月，谭震林参加了水利部的一个会议，在会上他否定了水利部过去的以大型为主、排泄为主、国家兴办为主的治水方针，提出了“以小型为主、以蓄为主、以社办为主”的新方针，马上得到了中央的同意，并以《人民日报》社论形式向全国宣传。各地农村积极响应，利用冬春农闲期间，在全国掀起了一个水利建设的高潮。水利部根据这个新方针，于 1958 年 1 月赶编出《水利是农业的生命线》一书。但是，在这本书中介绍了河北省几十个典型，却没有谭震林新发现的徐水。

几天以后，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兼国务院农村办公室副主任的陈正人奉命赶到徐水，帮助徐水总结农田水利建设的经验。3 月 14 日，徐水经验不失时机地送到了发动大跃进的成都会议上。题目为《河北省徐水县实现农田水利化的情况报告》。

这个报告说，徐水从 1957 年 11 月起，苦战三个月，已经实现了农田水利化，境内三条河流基本得到治理，86 万亩耕地都配备了一套到三套灌溉设施。报告中还介绍了中共徐水县委在领导兴修水利高潮中的一些经验：1，在群众高潮面前，首先强调思想大解放；2，作风战斗化，说做就做，坚持到底；3，找先进，学先进，赶先进；4，强调加强第一线，强调一切工作深入现场；5，坚持个人负责和集体领导相结合的原则；6，努力使中心工作和各部门工作相结合。

恰巧就在 3 月 13 日，即陈正人报告送上去的前一天，谭震林也上交了他主持起草的《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水利建设的初步安排》，毛泽东看到他井冈山时期的两位老战友的报告十分兴奋。3 月 21 日，他作了批示：“此件连同谭震林的报告付讨论。徐水县的经验普遍推广。”

根据毛泽东的批示，《人民日报》在 4 月 17 日隆重推出了《中共河北省委关于徐水县委组织农业生产大跃进领导经验的总结》。徐水县就这样被推上了大跃进的风口浪尖。

读者在《人民日报》这篇介绍徐水经验的文章中可以读出以下内容：1，敢说大话。如“以前不敢想的事，我们现在做到了！”“思想不冻地不冻”，“心硬地就软，心软地就硬”，等。2，大兵团作战。徐水县是一个仅有 31 万人口的小县，实际能投入的劳动力不足 10 万人。但在兴修水利中却组成了一支“平时 10 万人，多时 13 万人的劳动大军”，他们“白天赶太阳，夜晚追月亮，黑夜当白日”，成为一支“扭转乾坤的决定力量”。这种“行之有效”的组织形式很快转化为“军事化”。3，强迫命令之风。用“大辩论”推动建设，“辩论以前，1400 名民工 14 天开渠 300 公尺，辩论后，1000 名民工 3 天就开 500 公尺。”4，共产风。“南隆重善乡打井无麻，有钱买不到，发动社员讨论，各户共拿出好麻 1250 斤，麻绳 650 条。为了解决水利物资，经过发动群众，在很短时间内，总计干部、群众自愿投资 665 万元。”中国读者都知道“自愿”是怎么回事。

2. “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大革命

1958 年 7 月 1 日，县委书记张国忠召开了全县紧急电话会议，他向各级干部发出了号召：开展“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大革命。其内容是共产主义劳动大协作，具体要求是：行动军事化，田间管理工厂化，思想共产主义化，领导方法群众路线化。这“四化”的核心是行动军事化。张国忠指出，要做到全民皆兵，思想行动一致；要以党的组织为核心，把全民团结在党的周围，充分发挥党员、团员和民兵的作用，乡、社、队都要建立军事化的编制。乡要建立“社会主义跃进兵团”，设总指挥（即司令）、政委、后勤部主任等职，由书记、乡长出任；社要建立营、连、排的组织，每个排要有政治干事，负责掌握思想情况和组织辩论；每个村为一个营或一个连，支部书记、队长分别任教导员、政治指导员、营长、连长和后勤部主任。后勤部负责食堂、幼儿园、托儿所、被服厂、洗衣局、粮食加工厂等工作。乡要划分若干战区，由乡党委分片包干。

张国忠一声令下，各级干部闻风而动。几天之内，全县就建立了 93 个团、299 个营、1099 个连、3365 个排。有的乡还根据劳动强弱和年龄大小，组成了“青年火箭排”、“壮年跃进排”、“妇女突击排”、“少年先锋排”等名目繁多的组织。上下工要列队并喊口号行进，开工有战地动员，收工有评比总结。食堂也由原来的 300 个猛增到 1693 个，全县在食堂吃饭的社员达 225693 人，占全县人口的 72.9％。一时间，徐水全县变成了一个大兵营。

3. 毛主席到了徐水

徐水的创造吸引了毛泽东。1958 年 8 月 4 日，他亲自到徐水视察。人民日报记者康濯是这样描述的：“人们兴奋得跳起来，兴奋得心神无主地南北跑动，人们欢呼领袖，向领袖伸过手来”。毛主席“不时地站住，不停地呵呵笑着，他那集中了上下古今的劳动人民智慧的眼睛看着大家，他那大山般魁伟的身躯和海洋般宽阔的额头，发出万道光彩，照射到每一个徐水人的火焰熊熊的心上。”康濯写的报道至 8 月 11 日才发出，其所以晚发一个星期，是因为送中央审定耽误了时间。报道还说：

县委书记张国忠告诉主席说，今年全县夏秋两季一共计划要拿下十二亿斤粮食，平均每亩产两千斤。张国忠又说，主要是山药高产，全县共种了夏山药三十五万亩。毛主席听了以后，不觉睁大了眼睛，笑嘻嘻地看了看屋里的人，说道：

“要收那么多粮食呀！”这时候，毛主席显然是想起了张国忠在路上介绍的本县情况，就伸出又厚又大的坚强的巴掌，算账一般地说：“你们夏收才拿到九千多万斤粮食呢！秋收十一亿斤呀！你们全县三十一万多人口，怎么能吃得完那么多粮食啊？你们粮食多了怎么办啊？”

大家一时被毛主席问住了。后来，张国忠答道：“我们粮食多了换机器。”

毛主席说：“又不光是你们粮食多，哪一个县粮食都多，都想换机器，人家不要你的粮食呀！”

李江生说：“我们拿山药造酒精。”

毛主席说：“那就得每一个县都造酒精！哪里用得了么多酒精啊！”

毛主席呵呵笑着，左右环顾地看看大家。大家不觉都跟着笑了起来。张国忠也笑道：

“我们只是光考虑怎么多打粮食。”

毛主席说：“也要考虑怎么吃粮食呢！”

很多人都在私下里互相小声地说着：“毛主席看问题看得多远，看得多周到啊！”

“其实粮食多了还是好！”毛主席又笑道：“多了，国家不要，谁也不要，农业社员们自己多吃嘛！”

……

主席听到那些山药都是亩产二十五万斤，有的计划为亩产一百万斤，不禁又笑问道：

“你们这粮食吃不完，怎么办呀？”又对乡、社干部说：“粮食多了，以后就少种一些，一天做半天活儿，另外半天搞文化，闹文化娱乐，办大中小学，你们看好么？”

大家都说好，都听得高兴。有人告诉主席，说这个社已经办起了共产主义红专大学；主席惊喜地“啊”了一声，笑着直点头。

......

毛主席到了县委会，头一句话就同省委解书记和张副省长说：

“这里的干劲不小哩！”又对大家说：“世界上的事是不办就不办，一办就办得很多。过去几千年都是亩产一二百斤，你看，如今一下子就是几千上万！”

毛主席又问了问河北省其它地区庄稼情况，又了解了一下徐水去冬今春实现水利化和今年抗旱的情况。最后，指示徐水县委要早抓明年粮食规划，要多种小麦，多种油料作物，种菜也要多品种，这样来满足人民的需要。又说：“小麦地一定要深翻，翻到一尺以上；以后人民就主要吃小麦，玉米和山药喂牲口，喂猪；猪喂多了，人民就多吃肉。

徐水的粮食真的吃不完吗？实际上，徐水当年粮食亩产最低为 200 斤，最高为 350 斤，当时有耕地 86 万亩，按 350 斤算，总共可收 3 亿斤，只有张国忠说的 12 亿斤的四分之一。

毛泽东称赞这里的食堂，称赞这里的军事化组织，称赞这里的水利建设，称赞这里的幼儿园。这一切使他十分兴奋。他情不自禁地说：

“下边真好啊！出的东西真多啊！”又笑着对大家说：“北京就出不了什么东西。你们说，北京出什么呀？”

“北京出政治领导，”张国忠说，“出党的总路线！”

毛主席又嘻嘻笑着，不断点头。

最后，毛泽东向张国忠提出了建立人民公社的建议。据辛平考证，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向一般领导干部提出人民公社。但是，毛泽东向高级干部讲人民公社就是几个月以前的事了。

晚上 7 点半，毛泽东的车队刚离开徐水，县委马上召开了全县电话会议。“乡乡都在电话会议上向毛主席宣誓，保证今年粮食亩产平均超过两千斤，保证工业的百花也要在全县处处争奇斗艳，保证整风和思想也一定要丰收，保证各个战线上都有无数卫星发射上天，要把天上的星星都遮没。”

8 月 5 日，召开了全县共产主义思想文化跃进大会，会后立即把全县 248 个农业社转为人民公社。几天以后，又将 20 个乡镇合并为 7 个乡，实行政社合一的组织形式。

4. 共产主义试点

8 月 6 日，陈正人给徐水带来了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中央要在徐水搞共产主义试点。他对河北省委的领导人说“第二个五年计划，社会主义差不多了。第三个五年计划，就要向共产主义过渡了……．刘少奇同志指示，在徐水搞一下试点，搞共产主义，搞工、农、兵、学、商结成一体，在农村、学校、机关都要搞。”陈正人在县委会上号召大家，要认真学习《共产党宣言》和《哥达纲领批判》等马列著作，深刻领会共产主义的意义。同时，他还带来了康有为的《大同书》，并将它分送给县委领导。

8 月 22 日，徐水在中央、省、地工作组的帮助下，提出了《关于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向共产主义迈进的规划（草案）》，“草案”提出：“奋斗的目标是：1960 年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建设，并开始向共产主义过渡，到 1963 年即进入伟大的共产主义社会。”要达到这个目标，就要实现：

今冬实现灌溉机械化和加工机械化，明年实现耕作机械化，农村初步电气化。一切主要的体力劳动都为机器所代替。那时，人们的劳动已再不仅仅是一种谋生的手段，而本身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了。

1959 年平均每人占有粮食 2000 斤，食油 20 斤，肉类 50 斤。1963 年平均每人占有粮食 2000 斤，食油 50 斤，肉类 300 斤，棉布 100 尺，奶品 150 镑，蛋品 800 个，糖 240 斤，水果 147 斤。主要生活资料基本实现各取所需。

1959 年消灭 30 岁以下的文盲，1963 年达到高小以上的文化程度；再过 5 年或更短一点时间，即从明年算起 7 年至 10 年内，30 岁以下的人都达到高等专科以上程度，成为专家。那时，旧的劳动分工形式要改变，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本质差别逐渐消失。

为此，徐水县还召开了动员大会，张国忠在会上说：“什么叫共产？共产就是大车、牲口全部归公…….除了生活用品和存款是自己的，其余都是公有的，这就叫共产。”“共产，共产，越共越好，一共就富了。”有的干部还宣传：“到那时候，吃什么有什么，穿什么有什么，要什么有什么。”

9 月 1 日，《人民日报》发表消息说：“徐水人民公社将会在不远的期间，把社员们带向人类历史最高仙境，这就是那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自由王国的时光。”

8 月 17 日到 30 日，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多次讲到徐水。他在 8 月 21 日下午的讲话说：“河北省徐水县搞军事化、战斗化、纪律化，这三个口号提也可以，不提也可以。组织形式不一定搞团、营、连、排、班，设大队、中队、小队也可以。实际是一个劳动组织与民主化问题。”8 月 30 日上午又说：“人民公社，有的地方采用军事组织――师、团、营、连，有的地方没有，但‘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产纪律化’这‘三化’的口号很好，这就是产业大军，可以增产，可以改善生活，可以休息，可以学文化，可以搞军事民主。”据毛的秘书李锐说，毛实际是很赞成军事化的。

由于毛泽东鼓励了徐水“全民皆兵”的作法，国家决定给徐水的社员发枪。8 月 13 日，首先在毛泽东到过的南梨园举行了发枪典礼，1100 名民兵战士根据命令，肩扛锄头手持枪，跑步奔向生产战场。报道说，这些民兵两个半钟头就锄地 410 亩，拔草 340 亩，追肥 95 亩，生产效率比发枪前高了很多。

在北戴河会议的鼓励下，9 月 15 日，徐水县成立了徐水县人民公社总社（后改为徐水人民公社），将分配权控制在总社。9 月 20 日，向全县发布了《中共徐水县委关于人民公社实行供给制的试行草案》，规定，从 9 月份起，脱产干部、工人取消工资，社员取消按劳取酬。对全县人民实行“十五包”：即吃饭、穿衣、住房、医疗、丧葬等十五项开支全由县人民公社统一包下。干部另发津贴：县级每月 8 元，科局级 5 元，一般干部 3 元，勤杂人员 2 元。与供给制相适应的是实行公社一级核算，分配权全掌握在公社手里，一切财产归全民所有，不仅生产资料，也包括生活资料。把集体所有制、个体所有制全部改为全民所有制。

徐水的共产主义吸引了很多参观的人。1958 年 9 月 18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记者康濯的长篇通讯《刘少奇同志在徐水》。刘少奇高度赞扬了这里发生的事情。看到这里的密植作物，刘少奇说：“你们这种大畦子的办法不错！只要畦跟畦之间留个小垅道，能进去人就行。要锄草、间苗的话，可以作个寸把宽的小锄，也可以用镊子夹。”刘少奇视察丰产卫星田和试验田时，鼓励他们：“要大胆试验。试验的东西不要怕失败。”除毛泽东、刘少奇以外，邓小平、谭震林、谭政、刘澜涛、胡乔木、杨尚昆、李先念、薄一波、邓子恢、刘伯承、贺龙、叶剑英、罗荣桓、聂荣臻、粟裕、杨成武、安子文、程子华、钱俊瑞、张鼎臣、胡耀邦、杨献珍等中央领导都到徐水视察过。此外，还有 40 多个国家、930 多名外国人也参观了徐水。国内有 3000 多个单位派人到徐水“取经”，从 3 月到 10 月，全国有 32 万人到徐水参观。当然，这些人到徐水后看法是不一致的，邓子恢回到北京后说；“徐水是浮夸风、共产风的典型。”

5. 幻梦的破灭

共产主义试验带来了严重的问题。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席卷徐水。

供给制的平均主义分配，挫伤了社员的劳动积极性。社员们认为“干活吃饭，不干活也吃饭，干不干都吃饭。”出工不出力的现象普遍存在。全县财政收入只有 2000 万元，根本没有能力搞“十五包”。原来说每人每年发的两条毛巾，也只发一条。当年 11 月间，徐水县曾筹款 550 万元，给全县公社社员支付过一次“十五包”的费用和津贴。12 月，又筹款 90 万元、挪用商业流动资金 700 万元，致使商业资金无法周转。以后，由于财力枯竭，供给制再也维持不下去了。

全民所有制带来的问题更多。全县统一核算，统收统支。劳动力和物资全县统一调配，造成了全县的“一平二调”。开始，县里不考虑资金能力，办起了 30 家工厂、1348 个小型企业、11 所大学，文工团、剧团、医院也一哄而上。后来由于资金跟不上纷纷垮台。

在“扫除私有观念”的口号下，有些村庄将鸡、猪、树木全部归公，把社员家里的锅砸了炼铁，户户不冒烟，全去吃食堂。为了加快消灭私有制的步伐，连箱箱柜柜都归了公，社员说：“除了一双筷子、一只碗是个人的，其它都归公了。”农民修建的房屋准备随时拆除，公社将修建若干个居民点。在很短时间内，全县就有 32000 多所房子被拆除。除了大寺各庄盖起了 39 栋 300 个居室外观美丽、质量很差的楼房以外，其它地方基本无力建房。有的社员连过冬的房子也没有。

“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劳动纪律化”造成了瞎指和强迫命令。县委书记张国忠要求每亩山药必须达到 5 万棵以上，达不到者受惩罚。有的社员觉得这样太密，又不敢抵制，只好在地头密植，在地中间按正常密度种植。被张国忠发现后，五个小队长被绑在树上接受现场斗争，喝骂、拳打、脚踢，然后送到监狱劳动改造。一个叫高老先的小队长，劳改 3 个月就死了。1958 年 8 月和 10 月，张国忠搞了两次捕人高潮，县乡村三级都成立劳改队，下达捕人指标，限期完成。1958 年，全县共捕 4643 人，其中，一些人死在劳改队里。

到徐水来参观的人多，中央机关到这里来参加劳动的人也多。到这里来参加劳动的干部发现了这些问题。中央办公厅机要室到里来劳动的干部将所见所闻向毛泽东写了一个报告。

1958 年 11 月上旬，中共中央召开第一次郑州会议。这是纠正大跃进的偏差的第一次会议。在这次会议前，毛泽东就看到了徐水问题的报告。在郑州会议上，毛多次批评徐水。11 月 10 日，郑州会议结束，毛泽东拿起《中办机要室关于在徐水县劳动中所见所闻情况报告》看了又看，最后批给河北省委第一书记林铁和书记处书记张承先：“此件是说徐水县情况的，长处短处都有，请你们研究一下，此种情况，可能不止一个社有。”批完后又加了一句：“此件，你们带回去，我不要了。”从此，徐水的报道很快在报刊上销声匿迹。

6. 目光转向安国县

毛泽东的注意力从徐水转向了安国。8 月间，毛泽东到河北视察时，曾听取过安国的汇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安国县 1956 年就建立了“集体农庄”，并且提出了“一年建成千斤县”的口号，制定了一系列高指标。后来在“反冒进”中有所收敛。1958 年听了南宁会议传达之后，又提出了更高的指标。在传达贯彻中央八大二次会议的传达以后，6 月 30 日，召开了 5 万人参加的“保旗夺旗”大会，强调“有了跃进的思想，才有跃进的奇迹”，把农业生产指标再次提高。“粮食亩产 1500 斤，争取 2000 斤，皮棉 200 斤”。7 月，河北省委、地委先后制定了工农业“元帅”、“卫星”标准，安国县为争夺“元帅县”，将指标第四次提高到平均亩产 3000 斤，高出省定的“元帅县”指标 1000 斤。8 月 5 日，毛泽东视察了安国县，涞水县不服气，送来了竞赛协议书。于是，安国县又第五次提高指标，将粮食平均亩产定为 4500 斤，棉花亩产定为 400 斤，争取 450 斤。6 月 30 日，安国县宣布：首创小麦亩产突破 5000 斤。各地慕名而来参观学习的人络绎不绝。11 月，安国县上报了亩产 3361 斤的特大喜讯，比实际亩产 330 斤高出 10 倍以上。为了强迫社员和某些不同意见的基层干部顺从，对一些社员和干部进行体罚和人格侮辱。有 29％的公社脱产干部有过体罚的行为。安国县还总结出一套“先务虚，后务实”的经验，用狠抓阶级斗争的办法，对不同意见的社员和干部，轻则辩论（即批判），重则体罚。

对这样一个比徐水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县，毛泽东只知其表面，不知其底细。他轻听了某些汇报，就下结论说：“徐水不如安国。”“以后要宣传安国，不要宣传徐水。”

二、闹剧不只发生在徐水

有了徐水这面旗帜，有了毛泽东的亲自鼓动，河北省其它地方也像徐水一样，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强迫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肆虐一时，农民深受其害。

大跃进 大跃退 大破坏

衡水县大搞“红旗粮海”、“红旗棉海”，“红旗公路”等样子工程，劳民伤财，破坏了生产。仅“红旗棉海”就有 42 万亩，涉及到 8 个公社 404 个生产队。大营公社划入“棉海”的旱地也要作畦，修垅沟就浪费了 800 亩地、8400 多个工。这个公社的 10800 亩不宜种棉的地也划在“棉海”内，结果每亩只收 30 斤籽棉。“红旗粮海”总面积 40 万亩，在公路两倒，供人参观。修红旗大街、新农村，共拆民房 111 户、603 间，用工 6 万多。为了迎接参观团，调集猪羊 1200 多只，结果死亡 95％。修衡南灌渠造成 213 名民工死亡。

地处内蒙高原南端的张北县，平均海拔 1500 多米，是高寒地带，土壤贫瘠，气候干燥。在大跃进以前，平均亩产粮食 100 斤左右。在全国“放卫星”高潮的鼓动下，这个县提出了“实现亩产 400 斤，争当粮食元帅县”的口号。当时很多人认为这个目标不可能实现，县委就组织“大辩论”，“插红旗，拔白旗”，批判右倾保守思想。张文光等三位分管农业的县委副书记有不同看法，在一起议论过，就被打成“右倾反党集团”。新来的县委书记也被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海流图公社副书记因为胆小不敢放“卫星”，也被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那时到处贴满了这样的口号：“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只有低产思想，没有低产土地”、“天冷冷不住决心，地冻冻不住恒心”、“苦干硬干拼命干，严冬寒春变夏天”。为了提高土地肥力，以实现“元帅县”的目标，狗打死了，猫杀掉了，抓蛤蟆、捞蝌蚪、逮草鱼，把这些煮成汤倒到地里。还将 44000 斤食用麻油和牛奶施在试验田里。农民的菜缸、水缸都被收去当尿缸，衣柜衣箱则成为运送肥料的工具。但是，这些努力也没能实现亩产 400 斤的目标。然而，全县还是放出了亩产莜麦 3012 斤，亩产马铃薯 24000 斤、亩产小麦 1176 斤的“卫星”。还上报粮食总产量达 4 亿零 735 斤，人均占有粮食 1770 斤。

河北省各地的瞎指挥比徐水持续时间长，不仅在 1958 年搞瞎指挥，1959 年和 1960 年还继续搞瞎指挥。省里不顾河北不少地方缺水的现实，强行扩大水稻种植面积。1958 年完成水稻插秧面积 586 万亩，实际收获面积只有 313 万亩，废弃面积占 46.6％。1959 年计划插秧 450 万亩，完成 290 万亩，实际收获面积只有 257 万亩，废弃面积占 11％。1960 年计划插秧 500 万亩，完成 290 万亩，收获不到 200 万亩。1960 年，沧县按上级分配的计划在运河东种了 60 万亩水稻，用了 760 万斤稻种。由于水源不足，收获面积只有 12 万亩，收获稻谷 120 万斤，不到稻种的六分之一。大搞“丰产方”运动是河北省的创造。所谓“丰产方”就是把一块地四周挖深沟，把土铲上去，形成一个一个的平顶金字塔。在平顶金字塔顶和塔坡上种粮食。据说这样做可以实现毛泽东提出的“少种、高产、多收”。1958 年搞了大面积的“丰产方”，1959 年冬和 1960 年春省里提出“无地不成方”的口号，省农业厅在唐县召开了现场会，组织各地干部参观 30 万亩小麦丰产方和 8 万亩甘薯丰产方。1960 年，省里提出种甘薯计划 1500 万亩，后又增加了 1700 万亩、2200 万亩，最后定为 2000 万亩。可是下面都是按 1959 年栽薯面积留的种、准备的地（1959 年种 1800 万亩），劳动力又不足，难以落实省里的计划。有的地方就用“听不听党的话”、“对党是否忠诚”的政治压力来推动种薯。造成了春薯夏种、洼地栽薯、拔了玉米、豆类栽薯的现象。有的地方到 7 月底、8 月初还在栽薯。玉田县城关公社马头山大队只有 350 亩的薯种，而上级下达了 1500 亩的任务，结果荒地 1200 亩。1958 年，上级分配沧县张辛庄种水稻 2000 亩，由于没有水，只种了 130 亩，社员背着上级把剩下的地种了玉米、高梁。公社管理区书记得知后，让社员把种好的苗儿拔出来，社员没全听他的话，秋后玉米丰收了，这位书记说：“不听上级的话，多打粮食也不光彩。”还从这个村无偿调走粮食 10 多万斤。队里交粮不痛快，公社以反“瞒产私分”的名义，来了个大清剿，翻走粮食 4000 多斤，“辩论”了干部，撤了队长的职。

共产风和瞎指挥，使得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当然，这种破坏早就在农业集体化时就开始了。河北省的农业生产发展情况可以分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1950 年到 1952 年发展最快。土地改革，农民分得了土地，积极性空前发挥；第二个阶段，1953 年到 1957 年下降。下降的主要原因是生产资料由农民家庭所有变为集体所有，影响农民的积极性；第三阶段，1958 年到 1961 年，由于共产风和瞎指挥，生产大幅度下降。河北省档案馆存有一份省农业厅工作组 1962 年 7 月 1 日向省委提交的一份调查材料，名为《沧州地区 10 个生产大队农业现状调查的综合情况》，调查人员选择的 10 个大队是：沧县马落坡公社的前李宅、孟庄子、张辛庄；献县陌南公社的新北峰、豆三町、杏元；宁津县杜集公社的大苏；肃宁县付佐公社西甘河；交河县于里王公社的后赵和庆云县城关公社的冯家。自然条件和管理上兼顾了上、中、下三等，因而这 10 个大队有一定的代表性。这个材料对上述三个时期有比较详尽的描述：

1950 年到 1952 年，三年共生产粮食 1784.36 万斤，平均年产 574.78 万斤。粮食产量三年平均递增 14.3％。1952 年每人平均社会占有粮食 683 斤，每人平均口粮 416 斤。

1953 年到 1957 年，五年共生产粮食 2378.74 万斤。平均年产粮食 476.15 万斤。年产粮食比上一个时期下降了 17.2％。1955 年是收成最好的一年，但每人平均社会占有粮食由 1952 年的 683 斤下降到 609 斤，减少了 74 斤。

1958 年到 1961 年，四年共生产粮食 1354.78 万斤，平均年产 338.69 万斤，比第一个时期下降了 41.4％，比第二个时期下降了 28.9％。每人平均社会占有粮食 1958 年为 421 斤，1959 年为 492 斤，1960 年为 269 斤，1961 年为 238 斤。1961 年的人均社会占有粮食和 1952 年.1957 年比较，分别减少了 65.2％和 56.4％。

西甘河大队是一个条件较好的生产队，第三个时期比第一个时期还是增产的。1952 年粮食总产量 22 万斤，国家征收 1.6 万斤；1959 年粮食总产量 30 万斤，国家征收 9.3 万斤。由于人口增加，社员口粮由 1952 年的 370 斤减少到 1959 年的 280 斤，而且 1959 年的口粮中有一半以上是甘薯。

表 11-11957-1961 年河北粮食情况（单位：表中未注明者皆为亿斤）

资料来源：产量、征购、销售数据取自 1962 年 8 月 25 日《粮食部计划司粮食资料提要》，总人口数取自《中国人口．河北》。其它栏的数字是本书作者用上四项数据计算出来的。

表 11-1 中的净拥有粮食其用途包括：口粮，饲料，种子，工业用粮。后三项扣除“净拥有”的约 30％为口粮。如 1958-1959 年度，人均净拥有为 467.35 斤，其中口粮大约有 327.15 斤。这是城乡平均数，扣除城镇供应口粮后，农村人均口粮低于 310 斤，再加上层层克扣，吃到农民嘴里的就更少了。

河北创造了开“吃饭大会”的经验

河北省提出的粮食产量计划一直是很高的，年年不能兑现，研究粮食产量指标时，多是算如意账，在执行计划过程中，又多次变动加码。全省粮食产量计划：1958 年，从上年 10 月提出 208 亿斤，夏收后又提高到 300 亿斤，将要秋收时又提出保证 450 亿斤、争取 500 亿斤，一年之内计划指标变了 8 次。按最后确定的 450 亿斤的计划算，比 1957 年的 195 亿斤增长了 1.3 倍。最后确定 1958 年粮食的实际产量为 240 亿斤。1959 年的粮食产量计划先后变动 7 次。最高曾设想 1000 亿斤，下达 600 亿斤，5 月间修改为 348.6 亿斤，而实际产量只有 214 亿斤。1960 年全省粮食计划产量为 320 亿斤，实际产量只有 165 亿斤。表 11-1 中列出的粮食部统计的河北省的粮食实际产量数比河北省农业厅的数字还要低。

1958 年河北风调雨顺，庄稼长得很好，当时估产总产量 450 亿斤。由于上报的产量高，国家的征指标也相应提高，再加上几个月的大吃大喝，秋收粗糙，浪费了不少粮食。到了 1958 年 12 月份，一些地方就出现短粮现象。到了 1959 年初春，缺粮问题进一步发展。省委还认定农村有粮食，说缺粮的呼声是生产队“瞒产私分”造成的。不顾农民饥饿的状况，省委继续提出了 1959 年的高指标。1959 年 3 月 14 日，河北省委和省人委联合向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报送的《关于召开 1959 年农产品购销合同会议的报告》提出：“粮食产量由去年的 400 亿斤增加到 600 亿斤，争取 800 亿斤。”征购指标是：“中央确定我省今年收购 86.7 亿斤到 102.1 亿斤（包括大豆）。”“如果我们能实现收购 86.7 亿斤的计划，1959-1960 年度，我省就可以大部或全部包下天津的粮食供应。”当时天津还不是中央直辖市，属河北省管辖。

共产主义风刮得最凶的徐水县和它周围，1958 年开始就出现了大批死人的情况。1959 年 1 月，徐水县有 2447 个浮肿病人，死亡 262 人。徐水县容城公社浮肿病人死亡了 23％，经过检查的 20 个病人中，有 3 户缺锅，两户没有热炕。涿县方官乡祈黄于池村从 1958 年 4 月到 12 月共死亡 57 人，占该村人口的 9.6％。毛泽东表扬的安国县严重缺粮。这个县伍仁公社伍仁大队原估产（县城确定征购和分配的产量）亩产 405 斤，总产 38 万斤，但拿到手的产量只有 28 万斤，比估产少 10 万斤。应给农民留 10 万斤口粮，只留给 4 万斤。

1959 年 4 月缺粮问题进一步发展，省委不得不承认粮食不足。但还说“在去年年底的时候，我们估计粮食总产量 380 亿斤左右，比 1957 年增加将近一倍。近几个月来，我们对总产量进一步核实了一下。大家认为，增产一倍的估计是高了一些，但总产量达 300 亿斤以上，比 1957 年增产 50％以上是没有问题的。”但是，饥饿的现实超过了省委的估计。1959 年 3 月，黄骅、任邱、静海、沧县、武清等县缺粮人口达 80％以上。邯郸地区的 7969 个生产队，缺粮的就有 6650 个生产队，占 83.4％。农民每天只能吃到半斤粮食（其中主要是薯干），农民不得不以树皮、野菜充饥。永年县农民因吃野草（苍耳子芽）造成 127 人中毒，16 人因抢救无效而死亡。省委不得不放弃“包下天津”的大话，“请中央再次督促有关部门和单位按时按量完成调入我省的粮食计划。”

此时，中共中央对 1958 年的错误作法采取了一些纠偏措施，河北省执行了这些措施，情况有所缓和。但是，在 1959 年秋的反右倾运动中，河北省全省脱产的党员干部中，有 5802 人被戴上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严重右倾帽子。省委候补委员、张家口市委第一书记葛启、省委委员、承德地委第一书记王克东等在庐山会议结束不久，就被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全省八个地、市委中，有三个地、市委书记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右倾把 1959 年春天短暂的纠偏措施当作右倾罪证进行全面清算，在 1958 年大跃进的基础上又点了一把火，言路更加堵塞，“五风”更加泛滥。生产力进一步遭到严重破坏，粮食大幅度减产。但是，1960 年的粮食征购任务反而增加。

当时河北省农民口粮人均五两左右，而且其中 70％以上的甘薯（5 斤甘薯折一斤粮食）。由于吃甘薯过多，蛋白质含量低。因此，1960 年出现了大面积浮肿，人口死亡率大幅度提高。

1960 年 1 月 5 日，粮食部在西安召开的北方 14 省安排人民生活经验交流座谈会上，河北省代表发言说，河北省委大抓“三宝”：一是增量法做饭；二是粮菜混吃；三是抓代食品。1960 年 11 月 26 日，中央转发河北省委批转的《保定市委关于发动群众开好吃饭大会的报告》，中共中央的按语说：“所有灾区和非灾区都可以参考这个经验进行试点，取得当地直接经验后推广。”保定的报告称：吃饭大会是为了贯彻“低标准，瓜菜代”的方针。吃饭大会的经验是五个字：一曰管，县委书记、公社书记必须当管理员，从按人头称米称菜，到加工做饭，售饭收票，一直到结算公布，都必须亲自参加；二曰作，要发动所有干部都当炊事员，参加搞增量做饭，制淀粉；三曰吃；四曰算，算这一顿饭吃了多少粮，每人平均多少，一天多少即够；五曰安，按照三季度每天的用粮标准，计算清今后需用粮食数，在摸清家底的基础上安排生活。

代食品能解决多大问题？1960 年 12 月 4 日是个星期天，张家口市委领导人亲自出马，组织 4 万多人到山川采集种种野生杂物。不到十天，仅张家口市区就有 50 多万人参加了采集代食品的活动。山坡上长的，平川里埋的，水底里游的，全部采集了回来，共获得战利品 5500 多万斤。代食品缓解粮食不足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用代食品做的窝窝头用火柴一点，即可燃烧。在宣化西望山召开所谓“吃饭大会”时，时任张家口市委第一书记的胡开明主持了这次会。他的司机吃了两个代食品的窝窝头。那还是拿到会上的展品，在代食品中属“优质品”，散会后刚刚把车子开到公路，他就觉得肚子里沉堕堕的，疼得像刀绞一样，汗水直往下流。胡开明看他这样，就让他停车。他怕耽误书记的工作，坚持开回市委大院。一开车门，便“哇”地吐了一地。门诊医生说，亏了车子颠簸，把这些东西吐了。要是留在肚子里非出大病为可。吃代食品的农民病号日益增加，最常见的是肠梗阻。食物中毒也经常发生。

“吃饭大会”不能止饿

1960 年 2 月 18 日，中共河北省委向中共中央报告中写道：“到今年 2 月 15 日，全省有 49 个县、239 个公社、5600 多个村（约占 10％的村），发现浮肿病人 59000 名，已病故 450 多人……其中唐山地区最为严重，只玉田、宝坻两个县就发现浮肿病人 19000 多名……绝大多数病人是脚部、下肢浮肿，少数已发展到面部、上肢和全身。患这种病的，50 岁以上的老人占 50％，壮年占 30％，青年儿童占 20％左右。”

实际情况比省委向中央汇报的严重得多。河北省监委 1960 年 1 月 26 日给省委的报告中反映：据省委农村整风办公室派往磁县的检查工作的同志汇报，双庙公社南开河生产队有三个食堂，三个自炊户，都是以干菜为主食。第四食堂是两锅饭，一个小锅中菜少一点粮多一点，这是管理区和县工作组干部吃的，社员那一锅基本是干菜。有的干菜已经吃完，就逃荒、要饭，把孩子送给人家。北白道村半个月就死了十个人。王家店有 34 人得重病，卧床不起，生产队已经停止了生产，而公社和县领导都认为这个村的口粮已经留足。这种情况的出现，主要是高估了秋季粮食产量，公社和县领导机关夸大了瞒产私分和群众偷秋的情况，认为群众中存粮很多。南开河生产队 1959 年共播种粮食 6018 亩，亩产平均 292 斤，公社党委按平均亩产 445 斤计算，向队里分配了粮食征购任务。为了使账面平衡，说社员偷秋 96.34 万斤（平均每户近千斤），把这个数字算作口粮分配到户。社员气愤地说：“政府不给粮食，我们还落了个偷！”其它村庄也有这种情况。县里和公社派出了 700 多名干部到村安排生活，都看到农民挨饿，但没有一个人反映农村的真实情况。南开河管理区的李书记说：“这些情况我们都知道，就是不敢说，现在正反右倾呢！”

饿死人的现实使得河北省委对粮食问题的态度比前两年冷静得多。1960 年 10 月 18 日，省委向中央报送的《河北省委关于大搞群众运动搞好粮食工作和安排好生活的报告》中，对粮食产量“全年估产数字是 170 亿斤多一点，也可能达到 175 亿斤。”“在正常情况下，全省粮食消费量为 190 亿至 205 亿斤。由于今年灾害重，收的少，我们决心本着自力更生的精神过日子，按 170 亿斤安排生活。”

1960 年是河北省饥荒最严重的一年。12 月 17 日，中共河北省委向华北局和中共中央报送的《中共河北省委关于浮肿病情况的简报》中写道：“自从今年 1 月到 11 月底，全省累计发生浮肿病人 58 万多人，死亡 4759 人。现有患者 18.3 万人，其中城市 8.5 万人，农村 8.5 万人，较重的占 17％。因农村漏报较多，实数将在 20 万以上，其中 11 月发病 15 万人。目前浮肿病发展的特点是：1，城市骤增；2；平原多于山区；3，城市里青壮年多，农村老年人多；4，重灾区多而且病重。”

省委这个数字显然是缩小了的。据封云亭向省监委书记裴仰山报告，衡水县 1960 年的粮食总产量比 1953-1957 年的平均年产量降低 20％以上。牲畜死亡 5795 头，致使牲畜总数比 1956 年减少了 44％。据衡水县委数字（这个数也是缩小了的），1960 年人口死亡率为 19.2‰，比常年高出约 9 个千分点。《河北日报》张家口记者组反映：蔚县 1960 年共死亡 18240 人，占全县总人口的 3.37％，其中 12 月一个月就饿死 4082 人。

1960 年张家口市死亡 58877 人，死亡率为 1.89％（1958 年为 1.31％，1958 年为 1.64％）。12 月，张家口市死亡 9584 人，1961 年 1 月上半月又死亡 4619 人，1 月下半月，死亡又有速之势。

中共河北省委监察委员会 1960 年 10 月 13 日报告称：目前浮肿病、拉血、子宫下垂等疾病流行。特别是浮肿病，从今春到现在一直未断，个别地方仍在继续发展。据徐水、吴桥、宁津、交河、静海、蓟县、霸县、遵化、迁安、昌黎、玉田等 11 个县的不完全统计，今春以来患浮肿病的有 109671 人，已死 1216 人（缺交河数字）。10 月上旬是秋收不久的日子，为什么这时就出现饥饿？这个调查报告回答说：“对粮食的产量估计上，主观臆定，估计偏高，征过头粮，使口粮架空，给人民生活造成困难。”交河洼里王公社党委，去年分配给姜桥生产队的种麦任务 800 亩，实际只种了 400 亩，而今年仍按 800 亩征购，致使严重影响人民生活。蓟县今年夏季评产 7400 万斤，实产 5800 万斤，亏产 1600 万斤，就压低人民的口粮。干部特殊化、大吃大喝也是造成农民饥饿的一个原因。从去年到今年 6 月，蓟县书记处就举行招待宴会 573 次，开支公款 4000 多元。该县 11 个公社，有 8 个公社和管理区的书记、副书记腐化堕落。大厂公社有 44 名干部的家属不生产，单立食堂，该公社 11 个管理区有 10 个管理区的干部不参加农民食堂。迁安城关公社省庄副支书尹某，从食堂的麦子碎米中筛出 20 斤细面，给干部们包饺子吃。遵化县堡子店公社马相营管理区的临时肿浮病医院，从患者的食物中抽出鱼 12 斤、大米 40 斤、白面 25 斤，请客会餐。

农民在死亡线上挣扎的同时，中共河北省委还念念不忘粮食征购。1960 年 11 月 8 日省委在一份“紧急通知”中强调：“11 月份必须十分抓紧粮食过秤入库工作。今年粮食征购，各地必须在保证 47.6 亿斤的前提下，力争完成 49 亿斤。”

除了饥饿浮肿造成非正常死亡以外，农民饥不择食，因吃野草中毒死亡的也不在少数。

1960 年 4 月 29 日河北省委转发省公安厅党组报告：1 月 1 日至 4 月 26 日，全省共发生中毒事件 423 起，中毒人数达 14756 人，致死 416 人。

1960 年 5 月 15 日省防毒工作检查组报告：今春以来至 5 月上旬，涿县、宁晋、唐县三个县共发生中毒事件 63 起，中毒 2139 人，死亡 59 人。唐山市委 1960 年 10 月 7 日报告，截至 10 月 7 日，因食苍茸籽中毒共计 15790 人。将这四个县、市的数字推向全省的 114 个县市，其总数显然大大超过省公安厅的报告。

1960 年 9 月 21 日，河北省委转发省公安厅报告：五、六、七三个月，全省共发生中毒事件 802 起，中毒 22033 人，致死 519 人。

两难：既要制止死人，又要完成征购任务

由于非正常死亡大量发生，1960 年 12 月 28 日，中共河北省委向地、市党委发出密电：《关于必须及时发现和制止死人问题的紧急通知》。通知这样说：

省委再次吁请你们严密注意及时发现和制止死人文题。前此，我们曾揭发了宁晋、衡水县和博野公社的死人问题，最近又发现了涿县、安新部分社队死人问题也很严重。但是，这些地方死人问题，大多是市委、省委派人下去检查才发现的，很少是县委自己向上报的。近日，又发现有的县部分社队也有不少死人问题。但那个地方的县委和有的干部对这样人命关天的大事仍然无动于衷，不能正视……可以预料，还很可能有被隐瞒的死人问题没有发现。

省委一方面要求它的下级注意解决死人问题，一方面大力催促它的下级完成粮食征购任。前者只是口头上的号召，而后者却是加速死亡的切实行动。1961 年 9 月 15 日，省委召开了电话会议，要求“在政策范围内多购一些，少销一些”，“全省全年的征购任务坚决完成 32.1 亿斤”，并把这个指标分配到了各专区。沧州专区接到 2.4 亿斤的征购任务后，再向县分配下去，有的县农民的平均吃粮水平每天只有 2 两多一点。河北省这样做也是中央逼出来的。1961 年 10 月 5 日晚，周恩来总理召开了全国粮食问题会议，他强调指出：各省务必抓紧进行征购。李先念副总理在会上还批评河北省征购任务完成得极为缓慢。10 月 16 日，参加这个会议的省长刘子厚给在省里的领导人阎达开、李砚农、万晓塘打回紧急电话，提出“首先把征购任务切切实实地肯定下来（不是力争，而是坚决）完成 33 亿斤。”“我们必须向各级干部进行深入的思想工作，帮助他们提高认识，端正思想，明大义，顾大局。要了解在目前情况下，还要少吃一点，多拿一点。动员起来，做好群众工作，坚决完成今年的征购任务。”为了完成征购任务，各地区派大批干部深入农村。仅邯郸地区就派出了 3638 名干部下乡，分片包干抓粮食入库运动，入库粮食在增加，但农民和基层抵触情绪也在增加，他们质问：今征购任务增加了两次，为会么还要增加？在这场“粮食入库运动”中有多少暴行？多少血泪？这是可想而知的。

1961 年的饥饿情况还没有减轻。8 月 12 日，河北省委卫生厅党组报告：“进入 7 月以来，全省 114 个县、市中，有 67 个县、市疾病是上升的。七月中旬，浮肿、小儿营养不良、闭经、子宫脱垂现患较 6 月底上升了 5％左右，其中浮肿上升了 10％左右。在浮肿病人中，重症和干瘦病人较多，有的地区高达 20％至 30％。在黄骅、静海、东光、汉沽等地，在儿童中又成批地发生了失明和瘫痪症，不仅病情重，而且很难医治，部分儿童已经长期瘫痪……值得注意的是，肠道传染病和浮肿病等营养疾病，由于互相影响，症状加重，突然死亡的现象又有上升。”省委办公厅 1961 年 10 月 24 日报告：1961 年 9 月底统计，吴桥、南皮、庆云、盐山、宁津、黄骅、故城、景县、河间等县统计，月死亡率都超过 9％。沧州全专区 5 月份死亡 401 人，6 月死亡 682 人，7 月 839 人，8 月 1184 人，9 月 2054 人，10 月半个月 1414 人。9 月底正是秋收季节，还出现大批饿死人的情况，真是不可思议。

河北省到底饿死了多少人？只能以省官方提供的数据作为依据。《中国人口·河北分册》中提供了官方的数据。得出在大饥荒期间，全省饿死 41 万多人，少出生 166 万多人。二者相加即总人口减少 207 万人。

三、整风整社：“四清”运动的前奏

面对严重的饥荒，1960 年和 1961 年，在中共中央“民主革命补课”的号召下，河北省的工作重点是纠正“五风”和整风整社。河北省农村整风整社运动是 1959 年反右倾运动在农村的深入。其目的是保卫总路线，保卫三面红旗，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1960 年的整风整社否定了 1959 年春天对“大跃进”错误的某些纠偏措施，使错误越走越远，从而加剧了饥荒。

河北省通过“整风整社”这种方式把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深入基层，和粮食征购、反“瞒产私分”结合在一起。中共唐山市委 1960 年初向省委的报告中写道：“我们解决领导核心问题的办法，一是县五级干部会议，二是公社四级干部会议。各县五级干部会议已于 1959 年 12 月 25 日前结束，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被彻底揭发批判，彻底搞臭。在全市参加五级干部会议的 16018 名干部中，共揭发批判重点人 622 人，占与会干部的 3.88％…….为了进一步搞深搞透，相继又普遍以公社为单位召开了四级干部会议。除支部委员、生产队小队长以上党员参加外，都吸收了团支委和小队以上非党员干部参加。以更广的范围、更多的人来集中烧三级领导核心。由于发动的充分，迅速形成了四面八方纷纷点火，上下交烧的有利形势。全市共确定重点批判对象 1871 人，占与会人数的 3.95％。这些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绝大部分已被驳得体无完肤，低头认罪。”在整风整社运动中，还继续搞反瞒产私分，据不完全统计，“共揭发、自报粮食 9214 万斤，棉花 13 万多斤，花生 291 万多斤。”

中共张家口市委 1960 年 1 月 16 日《关于反右倾整风运动和农村整风运动的综合报告》中说：“农村以两条道路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为中心的整风整社运动，从 1959 年 11 月开始，分两批进行。目前少数生产队已经结束。两个多月来，已经取得了很大成绩。一小部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富裕中农分子、农村党内代表富裕中农的人、隐藏在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和各种坏分子都已经和正在受到揭发、批判或清洗。全市揭发出来的重点批判对象 10133 人，占农村总人口的 0.4％”

整风整社运动中，河北省确定霸县、宁晋等 20 个县为重点，派出庞大的工作组。霸县胜芳公社以稻田移栽“放卫星”而闻名。浮肿、妇女闭经、非正常死亡非常严重。工作组和县委要给公社党委书记续长岭以党纪处分和追究刑事责任。续长岭对找他谈话的工作组队员安振英说：“我没有完全按照县委的规划做，若完全按县委意见办，后果会更加严重。”工作组查明，霸县县委的规划、高指标、大计划、瞎指挥，果然比下面做的更严重。胜芳的稻田移栽的高产卫星，省委负责人多数去参观过，中共中央有的负责人还站在移栽的稻谷堆上拍照纪念。县委有规划、中央和省领导人来参观、鼓励，来树旗帜，这就没有理由追究下级干部的责任了。

但是，在全省还是有大批基层干部当了替罪羊。1960 年冬至 1961 年春的整风整社运动中，河北省共揭发出各种犯错误干部 174757 人，占干部总数的 13.9％，预计处理 37412 名，占干部总数的 2.98％。 “把一些五风严重的社队看成地富反坏分子、蜕化变质分子或死官僚主义分子夺了权，把犯五风错误的干部，当成地富反坏分子、蜕化变质分子进行了批判斗争，并把这些干部集中到县社进行’训练’，实际是批判。据 1961 年 4 月中旬的不完全统计，共‘集训’了 6763 名”。

1960 年河北省还在邯郸市搞了 32 个农村“三反”试点。这也是农村整风整社的一种形式。这 32 个大队都是三类队，即落后队，也就是毛泽东说的“三分之一”。从试点的总结报告中，可以看到他们对落后原因的分析。报告认为，这 32 个队有以下四种情况：属于民主革命不彻底的占 12.5％；属于领导核心严重政治麻痹或犯有丧失阶级立场，包庇地、富、反、坏的占 15.6％；属于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很大，领导权被富裕中农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分子所把持的占 40.6％；属于领导核心能力薄弱或组织涣散的占 31.2％。值得注意的是，这里就提出了“民主革命不彻底”的问题，比毛泽东对信阳事件的批示中提出“民主革命不彻底”早半年。

河北省是从 1963 年开始的“四清”运动的发源地之一。1961 年整风整社的作法，很类似于两三年以后的“四清”运动。例如，“四清”的指导文件“二十三条”提出“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河北省委 1960 年的整风整社就提出“农村整风的重点是党内，而党内又是领导核心的正确性。”在运动的作法上也为以后的“四清”运动开创了先例。

1962 年 1 月的全国七千人大会以后，中央头脑清醒了一些，1961 年中共中央颁布了《农村人民公社条例》（即“六十条”），紧接着开始了对“大跃进”、反右倾运动中被错误批判和 处理的干部甄别平反工作。河北省成立了以省委候补书记、省监委书记裴仰山为组长、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长朱子强为副组长的领导小组，专门负责全省的甄别平反工作。

甄别平反工作阻力重重。在工作组中，相当数量的大跃进和反右倾积极分子思想难以转弯，有些在大跃进和反右倾升上去的领导干部担心自己的位子问题。经过多方工作，先是给原唐山市委书记刘汉生、原张家口市委第一书记葛启、原承德地委书记王克东等平反。省委第二书记、省长刘子厚代表省委承担了责任，向被错误批判和处分的同志道歉说：“现在向你们道歉，向你们道一辈子歉！”在这以后，其他人的问题也得以解决。

但是，事过半年，1962 年 9 月，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提出了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还批评了翻案风，河北省委多数领导人闻风而动，对甄别平反工作大加挑剔和指责。在省委内部，对甄别平反工作的估价出现了分歧，争论不休，难以统一认识。在省委第十三次会议上，省委第一书记林铁讲了一句模棱两可的话：“河北省的甄别平反工作是正常的，健康的，翻案风也是有的。”才算收场。“甄别平反工作总结”无法向中央上报。

在对被错误处分批判的干部甄别平反之后，“向你们道一辈子歉”之言犹在耳，省委于 1963 年改组了承德地委，调动了王克东的工作。1964 年又大揭张家口地委阶级斗争的盖子，“新账老账一起算”，改组了张家口地委，免去了葛启地委书记的职务，同时被撤职和调离工作的地、县级干部达 52 人之多。

当时，既容不得“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也容不得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甄别平反的人。他们抓住省监委在甄别平反时对被错误处分的干部表示同情的只言片语，罗织罪名，对省监委“拆庙搬神”，让省监委的人统统下去搞“四清”，由一位省委副秘书长管监委。1965 年 11 月，又以这些罪名，召开省直机关处长以上的干部会，对省监委书记裴仰山进行批判。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裴仰山以“老右倾”被省委抛了出来，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葛启、王克东也在劫难逃。

四、胡开明并非“胡”开明

在大饥荒期间，有一些干部敢冒政治风险为民作主，河北省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胡开明就是其中之一。《炎黄春秋》杂志 1991 年第 2 期发表了晓凌、柳铮的《胡开明并非“胡”开明》一文。从胡开明的女儿胡晓燕那里，我得到了更多的情况。

张家口市委第一书记葛启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以后，1959 年 9 月底，河北省委派常务副省长胡开明到张家口去指导整风反右工作。同年 12 月，又任命胡开明为中共张家口地区党委第一书记。

张家口地区的张北县，1958 年，实际亩产只有 100 斤，却冒充平均亩产 400 斤，成为全省粮食高产的“元帅县”。1959 年 10 月，张北县委总结上报：全县 23 万人，每人平均占有粮食 1770 斤。

胡开明到张北县以后，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看了几个粮食“高产”社队：

黄盖淖公社食堂，每人四颗焖土豆，一碗酸溜溜（草）汤。人们喝一口汤，咬一口土豆。胡开明手中的材料却明明白白地写着：黄盖淖公社平均亩产 410 斤，创历史最高纪录。

大囫囵村，刚刚秋收一个月，生产队、大队的库房只剩下一个粮底子，社员家中没有粮食。而按上报的“卫星”，说这里的粮食成十倍地超过了粮仓的库存能力。

1959 年秋收前，张北县总人口 23.4 万人，就有 21.4 万人缺粮，缺粮人口占农业人口的 93％。1960 年形势更加严峻。而各干部却大喊“形势大好”，大张旗鼓地反右倾。

通过调查，胡开明发现，全张家口地区 70％的社队缺粮。寒冬已到，200 万人生活没有着落。

胡开明走马上任以后，首先为一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平了反，并安排了工作。当然这只限于地委有权限的一批干部。像葛启那样省里管的干部，他没有权这样做。

1960 年饥荒严重。胡开明到蔚县西合营。看到这里的农民饿得没办法，春播时，前面播的种子，后面就有人一边扒出来，一边往嘴里填。生产队没办法，只好种子拌上农药，并通告了全体社员。可是，饥饿的痛苦，超过了对毒药的恐惧。种子照样被扒出来吃掉，只不过在吃以前在土里搓搓，然后迫不及待地塞进嘴里。非正常死亡人数大量增加，个别村庄没有力量把尸体从屋子里抬出去。

然而，上级自欺欺人地把农民的饥饿当作疾病，让卫生部门解决。宣化市委书记芦起到农村调查群众生活情况，看到一个老人躺在炕上，他问：“大爷，您是不是病了？”

老人没有回答。

芦起又问：“大爷，您病了吗？”

老人看了看他，还是没有回答。

芦起以为老人没有听清，又提高声音问：“老大爷，您是不是病了？”

老人突然用力撑起身子，怒气冲冲地说：“我没病，给我吃饱，什么都好了！”

随行的大队支部书记说：“这是市委书记。”

老人说：“我骂的就是他！”

有人把这事当笑话说给胡开明。胡开明笑不起来。他觉得老人骂的不只是芦起，还有自己......。

1960 年冬天一个深夜，卢起打电话向胡开明报告，由于饥饿，许多哮喘病人在黎明前死去。他要粮食，还要治疗哮喘病的大烟土。据说，只要将大烟土和一点食物服下去，就能治疗和减轻哮喘。胡开明承担风险，果然发放了一些大烟土，也真正治好了一些人。

1960 年冬，河北省委主管农业和生活安排的负责人和省委商量做出决定，农民口粮每天降为四两（16 进位，相当于 10 进位的 2.5 两）。省委负责人还说，吃四两者是马列主义，超过四两的是非马列主义。随后，河北省委提出了“吃四两，晒太阳”的口号。人不能进行光合作用，晒太阳怎能顶得上吃粮食？这也是大饥荒期间的一个奇谈。最实际的还是寻找代食品，1960 年 12 月，张家口有 50 多万人参加了采集代食品的活动。采回玉米芯、高梁杆、土豆藤、榆树叶等 2 亿 3 千多万斤。26400 多台加工机械粉碎这些原料。代食品做的窝窝头用火柴一点，就可点燃。因吃代食品而生病的人日益增加。

胡开明亲自找到省委主要负责人，说：“请你们下去看一看，一天四两粮食怎么活下去？”这位负责人说：“全省都是四两，又不光是你张家口！”“张家口是塞外高原，气候严寒，代食品也极少，不增加粮食，老百姓能活下去吗？”“老胡呀，我也想增加指标，可是没有粮食呀。”“不是没有，指标就在你们手里，关键是敢不敢负责！”

胡开明说的是实活。省委确实掌握着一批机动粮食。但是，没有人敢负责把它用于救济饥民。然而，与省委主要领导人的态度相反，在张家口的蔚县一个公社，却有人敢于负责，做出了一个秘密放粮的决定。这个人就是东城公社书记武万升。

蔚县县委书记赵某与省委驻蔚县工作组共同研究，为了模范执行省委指示，做一个“真马列主义者”，再压低一两，规定每天定量为 3 两。这 3 两粮食还是由公共食堂统一管理，经过层层克扣和多吃多占，农民能吃多少？因此，蔚县死亡人口迅速增加。这个县东城公社很多人得了浮肿病，在死亡线上挣扎。公社书记武万升想：难道饿死人才是马列主义吗？看着群众饿死而见死不救，连半点马列主义都没有！他秘密召开大队书记会议，做出了秘密决定：第一，从公社掌握的粮食储备中，给全社每人分 10 斤粮食。增产队可以分 15 斤。这些粮食不交食堂，由社员拿回家里食用。预计全社放粮 40 万斤。第二，从入库粮食中拨出白面和玉米面 5000 斤，与中药材合成制成消肿点心，分配给病人食用。第三，国家干部带头，每人捐献一个月的工资和一身衣服，救济严重困难户和病人。在会上，武万升将自己开会前刚领到的 88 元工资全捐献了。

武万升是准备丢官的。但是，胡开明不仅没让他丢官，还把他提为阳原县委书记处书记。

1960 年冬，胡开明又一次打电话找到省委主要领导人。他详细地汇报了张家口地区的饥荒，提出要杀一批过不了冬的牲口渡荒，请省委领导开绿灯。这种请求使这位领导人为难。他不敢决策。恰好这时毛泽东到天津视察，于是，这位省委领导人小心翼翼地向毛汇报了张家口地区想杀老牛和瘦羊的事。毛几乎没有思索，手一挥，说：“救人要紧，杀就杀吧！”一道指示下来，杀了一批老弱牲畜，救活了多少人难以统计。

1960 年 1-10 月，张家口下属的宣化市非正常死亡 4638 人，平均每月饿死 460 多人。这时省委提出“吃四两”的政策（在这以前宣化吃五两）。胡开明曾在省委常委会上提过意见，但没有采纳，他只好含着眼泪执行“吃四两”的政策，结果，12 月就饿死了 1059 人，1961 年 1 月，饿死 1891 人。1961 年 1 月 21 日，胡开明给正在北京开会的省长刘子厚写信，谈张家口的群众生活情况：

张家口市的疾病死亡情况是相当严重的。全市去年共死亡 58877 人，死亡率为 1.89％（1958 年为 1.31％，1959 年为 1.64％）。最突出的是蔚县，去年共死亡 18240 人，占全县总人口的 3.36％。全市现有病人 86236 人，占全市总人口的 2.8％……从今年 1 月开始，口粮水平普遍提高到五两……现在吃代食品的食堂占 95％，许多社员吃了拉不下来。蔚县白乐公社田照町生产队，80％的社员便秘。虽然做了很多努力，但疾病和死亡情况未见好转。据统计，去年 12 月全市共死亡 9584 人，日平均死亡 309.2 人。今年 1 月上半月共死亡 4619 人，日平均死亡 308.2 人。1 月上半月的后五天同前十天相比日平均死亡增加了 157.3 人…….据《内部参考》3133 期刊载的中国科学院资料：从事中等强度劳动的人，每日需要热量 3000-3500 大卡，如能达到此数的 70％，就基本可以不发生营养不良性水肿。现在农村人口每日平均口粮 5 两，中等劳动力不过 5.5 两，再加上 2.5 两代食品，发热量只有 1000 大卡左右……加上有的地方工作不好，群众还吃不到自己的定量，问题就更大了。”

在这封信中，胡开明建议：“不知中央是否可以再挖库存，或者多进口一些粮食，再给河北调一点，以便比较顺利渡过灾荒。”省委终于通过了给张家口地区提高二两的定量。全省也都改为每天 6 两。

粮食定量提高到 6 两以后，胡开明注意力转向公共食堂。他认为食堂不解散，农民就不能免于饥饿。省委工作组在涿鹿县西二堡搞调查，总结出公共食堂十大优越性，什么解放了妇女，节约了粮食等等。还引用了很多社员赞扬公共食堂的话。胡开明给涿鹿县委书记王洁波打电话问：“省委调查组在你们西二堡搞的调查你看过了吗？”“看过了”，“你怎么看？”“我....”王洁波支支吾吾。

胡开明对王洁波说：“不要你现在作明确的回答。请你马上组织几个敢说真话、实事求是的同志，不带任何偏见和框框到城关再搞一次调查，要分头和社员个别谈话，优点就是优点，缺点就是缺点，如实给我报来。”一个星期以后，王洁波送上一份报告，公共食堂没有什么优越性，倒存在十个问题。

胡开明来到坝上，要亲眼看一看公共食堂的情况。等到吃饭时间，他看到几个食堂。

他顶着“白毛风”来到康保县的一个村。公共食堂设在一个破庙里，百十个社员蹲在避风的角落里，就着天上飘落的雪花和冷风，吃着糠菜饼子。他在康保县山区视察时，看到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提着个瓦罐吃力地往山坡上走，瓦罐里是半罐子糠菜糊糊。孩子告诉他：“爹娘和妹妹病在家里，这是给他们领的饭。”问孩子“你家不能做饭吗？”孩子答道：“不能，粮食都在食堂里，（家里的）锅也砸了炼钢铁了。”胡开明听了，久久没有说话。他目送那个孩子拎着瓦罐，在寒风中一步一步走上山坡，直到翻过山梁，消失在坡那边……

在这段时间，他调查了几十个食堂。在省委常委会上，他有选择地汇报了自己了解的一些情况，他请省委考虑，是否可以停办公共食堂？他的提议遭到否定。但是，胡开明抱着对群众生活负责的态度，在张家口解散了食堂。一两个月以后，由于胡乔木等在湖南实事求是的调查，经毛泽东同意，全国的公共食堂也都解散了。

为了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胡开明在蔚县常宁公社推行“包产到组”。群众进一步要求搞“包产到户”，但胡开明认为还是包产到组好。1962 年 6 月，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葛启得到平反，回到张家口任第一书记，胡开明调回省里，但他还在张家口调查研究，写了一份《关于推行“三包”到组的生产责任制建议》，7 月 30 日，在华北局农村工作座谈会上，胡开明就这个调查报告的内容发了言。会议简报送上了中央。8 月 8 日，胡开明又把这个报告送给了毛泽东。这时正在北载河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这个会议批判“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为八届十中全会定了调子。8 月 16 日，毛泽东在胡开明的报告上批示：“印发各同志讨论”，没有作任何表态。但胡开明已明显地感到，此时风向已变，对责任制多持否定态度。其实，就在 8 月 9 日，即收到胡开明报告的第二天，毛泽东在中心小组会上的讲话中，已经批评了胡开明。毛泽东说：

1960 年以来，不讲一片光明了，只讲一片黑暗，或者大部分黑暗。思想混乱，于是提出任务：单干，或者大部分单干。据说只有这样才能增产粮食，否则农业就没有办法，包产百分之四十到户，单干集体两下竞赛，这实质上叫大部单干，任务提得很明确。两极分化，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讨小老婆，一边富裕，而军烈工干四属、五保户这边就要贫困！

赫鲁晓夫还不敢公开讲解散集体农庄。

接着，毛泽东批评了内务部一个司长到凤城宣传安徽包产到户的经验。又指名批评胡开明：

河北胡开明，有这么一个人，“开明”，但就是个“胡”开明，是个副省长。听了批评“一片黑暗”论的传达，感到压力，你压了我那么久，从 1960 年以来，讲两年多了，我也可以压你一下嘛。

这段话，在文化大革命前没有传达，下面不知道，胡开明也没有受到冲击。文化大革命中，这段话被公开出来，成了“最高指示”。胡开明的命运可想而知。文革期间的 1969 年，他被由省里押送到张家口地区每一个公社轮流批斗。但是农民在给他送饭时，在白菜下面偷偷地埋上了猪肉和豆腐。

1978 年，胡开明被调到安徽省任省委常委、革委会副主任，配合万里搞联产承包责任制。

胡开明是真开明还是“胡”开明？张家口的一位老干部送给胡开明一副对联：

敢说真话击鼓破天惊

历史作证你是真开明

附记：2004 年 10 月，我到河北省档案馆查资料，有不少收获。但其中“控制”档案不让看。我所看到的与大饥荒有关的“控制”档案目录有：

毛主席对徐水县商庄公社的批示。（1958 年，档号：855-4-1270）；

毛主席、周总理、邓小平 1958 年视察河北的讲话。（1958 年，档号：855-4-1271）；

各地市委关于铁路发生偷抢粮、干部违法乱纪的情况。（1960 年，档号：855-9-4003）；

河北省委关于省办公厅翻印农村粮食、人民生活、死人整风整社的调查材料。（1960 年，档号：855-9-4005）；

毛主席听取河北省委汇报时的指示，（1961 年，档号：855-6-2005）；

毛主席、刘少奇、周总理、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1 年，档号：855-6-2008）

中央工作会议文件 - 中央负责人的信件。（1961 年，档号：855-6-2016）

中央负责人信件和毛主席的重要批示。（1961 年，档号：855-6-2021）

省委书记处会议 301 次会议材料。（档号：1961 年，855-6-2056）

省常委第一届 132 次会议关于粮食安排问题。（1961 年，档号：855-6-2051）；

省委关于当前对敌斗争情况 全省政法工作会议。（1961 年，档号：855-6-2249）；

可能还有其它与大饥荒有关的控制档案。等将来档案开放以后，利用控制档案，这一章的内容会更加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