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浙江之折

有一条江横穿浙江省，上游称为新安江，中游称为富春江，下游称为钱塘江。这三条江首尾相连，却弯成一个“之”字，所以称为浙江。浙江省是一个沿海省份，海岸线长，岛屿众多，气候温湿，自然条件好，加上这里的人民勤劳而富有韧性，有很强的奋斗精神，有经商的习惯和头脑。因此，这里是中国的富煦之地。但是，在 1958 年以后的三年间，这里的农民也饱受饥饿的折磨，经历了历史上一次重大曲折。

一、从农民口中夺粮

浙江省人多地少，人均耕面积不到一亩。新中国成立以前，浙江是个缺粮省，据国民党有关记载的材料，每年要从外省调进 2 亿到 5 亿斤粮食。新中国建立以后，由于实行土地改革，粮食比建国前多了一些，但是，不仅没有粮食调入，还承受了沉重的粮食征购任务。1954 年到 1955 年度征购了 51.24 亿斤粮食，1955 年春出现了“人人谈粮食，户户等统销”、“人叫，猪叫，牛叫”的紧张局面。1956 年到 1957 粮食年度，又因征购过多，使得 1957 年春天，余姚、上虞、慈溪、桐乡、金华、仙居等县发生了闹粮事件，垮掉了一部分合作社。

到了大跃进年代，征过头粮的问题更为严重，这也与浮夸风有关。1958 年，上报粮食产量为 320 亿斤（实际产量为 142.1 亿斤），1958-1959 粮食年度，开始省里向中央认购 58 亿斤，后落实征购任务为 48 亿斤，到 1959 年 4 月 20 日，实际征购 57 亿零 6 百万斤（其中本省销售 37.6 亿斤，纯上调 10 亿斤）。尽管大幅度超额完成了任务，但中央 20 日给浙江电报称，“为了支援上海和出口粮食，浙江除完成 58 年上调粮食 10 亿斤外，现又增加 1.4 亿斤”。省委第一书记江华向中央表示：“省委研究坚决支持这一措施，同意分别在五、六月份调出。”

粮食部的数字和江华说的数字略有差异，但明确地反映，大跃进以来，浙江粮食连年减产，1961 年的产量只有 1957 年的 86％。详见表 9-1。

表 9-1 1957-1961 年浙江省粮食情况（单位：表中未注明者为亿斤，征购和销售都是贸易粮）

注：产量为生产年度，征购和销售为粮食年度。

资料来源：产量、征购、销售数据取自 1962 年 8 月 25 日《粮食部计划司粮食资料提要》。总人口数取自《中国人口·浙江》。

表 9-1 中“净拥有”等于“产量”减去“征购”再加上“销售”。在省里净拥有的粮食中包括工业用粮、饲料、种子，城乡居民的口粮。其中，口粮大约占三分之二。如，1958-1959 年度，人均净拥有 511.25 斤，其中口粮大约为 340 斤。这是城乡平均数。扣除城镇供应粮以后，农民平均有 300 斤就不错了。再经过一层一层地尅扣，吃到农民嘴里的远远低于 300 斤了。

1959 年春天，全省各地出现了粮荒。据安吉等 11 个县调查，每天口粮不到 12 两的（即 0.75 斤）占用膳人口的 50％以上，其中安吉县占 80％以上，兰溪、桐庐占 70-80％，建德、吴兴、义乌、龙游、占 60-70％，诸暨、天台、浦江、桐乡占 50-60％。安吉县南湖公社全社 224 个食堂有 168 个停伙，病人大量增加。天井生产队社员孙本根、受荣生产队社员汪明发，因断粮，病势加剧而死。省粮食厅反映，有些地区粮食紧张，表现在：1，食堂断粮停伙，吃麸皮、糠饼、草子、野菜等；2，摘青吃青情况严重；3，排队抢购副食品。安吉县 5 月 1 日到 7 日，全县 193 个生产队中，有 87 个生产队的食堂断粮停伙。农民上山下地掘笋、拔野菜、吃青蚕豆的情况相当普遍。群众因吃代食品过多因而引起脸脚浮肿、泻肚子、中毒等现象。据 5 月上旬 10 天的统计，已死亡 50 多人。上于县东关公社从 5 月 16 日开始有 6 个大队 62 个食堂断粮停伙。

1959 到 1960 年度，粮食征购任务为 58.12 亿斤，统销指标为 40.12 亿斤，扣除本省统销数，纯上调粮食任务为 18 亿斤。这个任务比上一年度增加了 80％，比上一年实际增加了 58％。任务一下达，各级干部态度坚决，全力以赴地完成任务，从 1959 年 10 月 1 日到 12 月 7 日，只用 67 天时间，全省就超额完成了征购任务，破了历年征购工作一定要跨年度的常规。到 1960 年 2 月 10 日，共征购入库粮食 59 亿零 2 百万斤（最后统计实绩为 60.2 亿斤）。与此相对应的是，省内销售量到 1960 年 2 月 10 日止只有 24.82 亿斤，比上年同期减少了 1.66 亿斤（最后统计数为 47 亿斤）。为什么能完成得这么好呢？“在粮食登场后大搞群众运动，实行“四快、四边”，这里说的“四快”是指收、打、晒、运四个环节要快，“四边”是指边收，边打，边晒，边运，及时入库。更为重要的是，“用阶级斗争的武器去克服农村中的资本主义自发思想”，“批判一部分富裕中农反对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动，揭穿和打击退地主富农破坏粮食统购统销的行为……插红旗，立标兵，掀起学、赶、超、帮的群众运动，组织粮食入库高潮，一鼓作气，短期内把粮食起来。”从这一段话不难看出，其所以能完成任务，采取了政治高压手段，打击了持不同看法的人，还批评、处分了一批干部。为什么销售粮食比上一年度减少呢？“减少的主要办法是对产粮缺粮队实行增产抵消”，这句话的意思是，由于征了过头粮，过去要靠“返销”来解决，现在不“返销”，靠生产队自己增产来解决。

1961 年春天，更严重的粮荒又来了。温岭、黄岩、平湖、嘉兴、兰溪、余姚、新登等地出现了大面积饥荒。这些情况下面再作介绍。

1960-1961 年度，严重的饥荒使省里不得不总结前两年“估产偏高，任务过大”的教训。当时算了一笔帐：1955-1957 年度上调粮食 23.98 亿斤，而 1958-1960 年度上调了 33.59 亿斤。浙江省粮食征购任务占总产量 30％左右比较适当，1958 年这个比重为 40.9％，1959 年达 43.2％。23 个重点产粮县 1957 年每亩平均负担为 220 斤，1958 年达 260 斤，1959 年达 290 斤。结果，“得虚名落实祸”。因此，这一年度的征购任务减少到 50 亿斤，统销 36 亿斤，纯上交 14 亿斤。但口粮还是很紧张，如果把农村口粮恢复到 1955 年的水平，全省不仅不能完成中央的上调任务，还要调入 11.31 亿斤，如果口粮水平恢复到 1957 年的水平，全省要调入 1.08 亿斤，这当然是不可能的。

1961-1962 年度，征购任务为 45.8 亿斤，统销指标为 34.5 亿斤，纯调出 11.3 亿斤。同时动员 30 万吃供应粮的城镇人口回农村参加农业生产。这一年浙江灾害严重，征购任务调整 43.7 亿斤。扣除本省销售外，这一年上调中央 9.6 亿斤，计划外支援四川省 2100 万斤。在这一年中，虽然城乡供应是紧张的，部分农村曾发生逃荒、破产渡荒的现象，但情况经上一年好一些。

这里引用的浙江省粮食部门的数字和表 9-1 中国家粮食部的数字略有差异。可能是原粮和贸易粮换算的误差，也可能是生产年度的粮食年度的误差。我把两种数字都列在这里，供今后专家研究。

从表 9-1 中粮食部的征购和销售数字中可以看出，浙江省每年都是征购数大于销售数，即每年向省外净调出粮食，而且净调出粮食数年年增加 1961 年，浙江省委办公厅对嘉兴、海宁、嘉善等 17 个重点粮食县进行了调查，写出了 17 份调查报告。本书作者将 17 个县的数字综合于表 9-2 中。从表中可以看出，除温州每年调进粮食、绍兴部分年度调进粮食、衢县、海宁县个别年份少量调进粮食以外，其余各县在这些年间都是大量调出粮食，而且调出粮食不断增加。因此，这些鱼米之乡不仅“低标准，瓜菜代”，还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农民外出逃荒，浮肿病、青紫病等营养不良性疾病大量发生，饿死人的情况也有出现。温岭县 1959 年是个平常年景，但在“入库高速度，队队满堂红”的口号下，征购入库强调“先下手为强”，征购数占总产量的 47.4％，把农民推入了饥饿的困境。据不完全统计，1959 年下半年到 1960 年上半年外流人口 2800 多人，浮肿病人达 8698 人。其它县也有类似温岭的情况。

表 9-2 浙江省主要产粮县调出粮食数 单位：万斤

资料来源：《重点粮产县粮食情况调查》（之一到之十七）

一般说来，在贸易自由的情况下，不会发生大面积的、持久的饥荒。浙江省是一个有商业传统的地方。在刚刚实行统购统销的时候，这里还有着活跃的农村集市。当时，浙江省农村市场集中于大、中、小三种集镇。大集镇（包括县城），人口 1 万左右或 1 万以上，这里大都有国营商业，私人工商业在三百家以上，这是农村的经济中心，这样的集镇全省有 70 多个。如杭县的临平、塘溪，萧山的临浦，余姚的周行。中集镇私人工商业有一二百户，如杭县的乔司、三墩、瓶窑，余姚的天元。小集镇有数十户私营商业户，分布在广大农村。那时合作社（供销社的前身）兴办不久，在大集镇还不能与私营商业竞争。1953 年，大集镇上合作社所占的比重很低（临平占 33.2％，临浦占 24.48％，路桥占 20.54％），中集镇占 50％左右，小集镇占 70％左右。农村商业集市的大部分空间还是私人商业所占有。在大集镇，私人商业的资金数倍于合作社。详见表 9-3。

表 9-3 1954 年初浙江私营商业和合作社的资金状况单位：亿元

资资资料来源：中共浙江省委办公厅：《浙江省农村市场基本情况调查》，1954 年 3 月 18 日。

这份中共浙江省委办公厅印发的调查报告，实际上是省合作社组织撰写的。他们搞这个调的目的是为了和私商进行斗争，为了用公有商业取代私有商业。粮食统购统销以后，私商大幅度减少。经过 1956 年的社会主义改造，私商基本消灭，再经过 1958 年大跃进，不仅没有私商，连商品经济也没有了。本来十分活跃的浙江农村经济也变成了一潭死水。农民完全被捆绑在有限的土地上，再没有其它生路。

二、江华紧跟毛泽东

“共产风”不是群众中自发地刮起来的，而是来自上面。像全国其它各地一样，1958 年中共浙江省委也吹响了“向共产主义进军”的号角。

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对毛泽东的思想是跟得非常紧、非常快的。1956 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八大”对国内主要矛盾做出了新的估计：“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毛泽东当时并没有反对这个估计，但事隔不到一年，在 1957 年 9、10 月间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他不经讨论，就一人断然推翻了这个估计，独自提出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是国内的主要矛盾”。1957 年 12 月 9 日，江华代表浙江省委，在中共浙江省第二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作了工作报告。毛泽东 12 月 17 日看到了这个报告，于凌晨 2 时给秘书叶子龙写了一封信：

请于今日上午 8、9 时通知舒同、曾希圣、江渭清、刘顺元、柯庆施、叶飞、周总理等 7 位同志看《中国共产党浙江省委员会向中国共产党浙江省第二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这个文件，在下午 1 时以前看完。其它工作，可以移到明天上午去做。

没有这个文件的，由你立即向浙江省委找到，分发各人。

事后，他又让《人民日报》转载了这个报告，还加了很长的编者按。编者按强调“报告的第一部分所涉的问题不是地方性的而是全国性的。”江华的报告为什么引起毛泽如此高度重视呢？主要是这一段话：“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基本上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以后，阶级斗争并没有完全结束，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斗争，资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的斗争，仍然是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毛泽东独自一人推翻中共“八大”决议以后，第一个响应、并较系统阐述的封疆大吏就是江华。

在向共产主义进军中，浙江也不落后，这一伟大的进军是在农业合作化的发展与收缩的较量中开始的。1955 年，浙江省农业集体化过急过快，强迫农民加入合作社，引发了农民的抵抗，“仙居事件”影响最大。1955 年 4 月，中央农村工作部认为合作化发展太快了，对浙江省的合作社采取了“坚决收缩”的方针，从 53000 个合作社中解散了 15000 个。毛泽东对此十分震怒，说这是“胜利吓昏了头脑”、“犯出右的错误”。据说浙江省委当时就批评了中央农村工作部的作法。毛泽东表扬“中央认为浙江省委的方针是正确的。浙江省委对于今春坚决收缩’的错误方针所做的批评是正确的”。1955 年 9 月 13 日，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专门发文向浙江作检讨，承认“这是一个重大的教训”。

这说明，在合作化一场较量中，浙江省委的立场是和毛泽东一致的。这无疑会加强浙江省委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信心和决心。

浙江省委不仅在 1958 年大讲向共产主义过渡。就是在“大跃进”失败后的 1960 年，在农民处于极度饥饿的情况下，浙江省向共产主义进军的号角还吹得很响。

1960 年 3 月 3 日下午，在浙江省人民大会堂，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以《高速度是建设社会主义的灵魂》为题，向全省人民公社党委书记作报告。他以俯瞰全球、高屋建瓴的口气，向听众说：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有两个世界、两个体系存在。一个是资本主义世界，一个是社会主义世界；一个是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一个是社会主义经济体系。这是客观事实，连瞎子也会看到。我们是共产主义者，建成共产主义社会是我们的最终目的。我们的一切都要贯穿着共产主义思想，用共产主义思想来建设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因此，要不断地进行改造，用不断革命的思想来改造我们的主观世界。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有各种各样的思想。一种是停止在社会主义阶段，要巩固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巩固一个时期是可以的，长期巩固或永久巩固是不行的，那是违背马列主义辨证法的。社会主义建成了，还要不断前进。第二种是不停顿地向共产主义前进，不满足于社会主义建设，继续前进，把共产主义建成为止。第三种是把社会主义开倒车。在这三种思想中，我赞成第二种，要不断地向共产主义前进。

1953 年，毛泽东在北京批评了刘少奇的“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说法，坚持不停顿地向社会主义过渡。1960 年，江华在杭州批评了“巩固社会主义”新秩序的说法，坚持不停顿地向共产主义前进。这大概是对毛泽东的“紧跟”和“活学活用”吧。就在江华高呼向共产主义前进的前后，各地饥饿的报告频频送向浙江省委。

1960 年 3 月 21 日，在大华新大厅，江华在向县委第一书记的讲话中说：

人民公社一定要过渡，不过渡就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现在我们国家有两种所有制：一种是集体所有制，一种是全民所有制。这两种经济基础长期并存下去是不可想像的。斯大林说过，社会主义国家不可能有两种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并存。必须把这两种所有制向单一所有制过渡--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

怎么过渡？江华说：“第一步由基本生产队所有制变为基本公社所有制，第二步由基本公社所有制变成公社全民所有制，第三步由公社全民所有制变成单一的全民所有制，像工厂一样。”鉴于“共产风”带来的灾难，江华要求县委书记们不能急于过渡，为此，他要求大家努力创造过渡条件，并且开出了过渡的时间表：“第一步过渡需要三、五年左右时间，第二步要八到十年。”江华在这次讲话中再三强调，要搞好向共产主义过渡，面临着“谁战胜谁的问题，是资本主义战胜社会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是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战胜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是我们的目标，不战胜资本主义就不能建设社会主义”他提出在这场斗争中要“依靠贫农、下中农（下中农包括新的、老的），团结经过改造的富裕中农。现在地主、富农在大多数地方搞臭了，现在就是中农，特别是富裕中农（包括老的新的），他们中的一部分对我们有抵触情绪。我们要团结中农里面大多数经过改造的部分……孤立那些不愿意改造的少数中农，特别是上中农”。他要求县委书记：“你们回去查一查，每个生产队，是不是贫农占优势？是贫雇农当家还是富裕中农当家？”他还要求县委书记们要敢于改造自然，他举例说：“四川有一种茅草和麦子交配，一个麦穗长 1500 粒。牛和猪交配，生下猪来就是几十斤。”

省委领导人旗帜鲜明的讲话，党报党刊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宣传，使浙江省的“共产风”连年不断。自 1958 年以来，浙江省较大的“共产风”刮了三次。第一次是公社化初期到到中共中央郑州会议以前。当时，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热衷于全民所有制和按需分配，出现了大量的“一平二调”。郑州会议以后，根据中央精神，批判了“共产风”纠正“一平二调”。但长期灌输造成的共产主义情结很深，1959 年下半年在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中，又刮起了第二次“共产风”，以办水利工程、大办畜牧场、大办社队工业的名义，再次大搞“一平二调”。1960 年，为了“加快创造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条件”（这种行为可以从上面引用的江华讲话中找到理论根据），大力发展公社经济，提高公社的经济实力，又无偿地调用生产队的劳动力、粮食、现金和物资。据 1961 年 3 月统计，公社化以来，全省一平二调的总金额共达 20184.8 万元，平均每个农户被无偿“调去”36 元多。平调的有土地、劳动力、耕牛、房屋、家具、炊具、现金等。当时农民一年的纯收入平均不过几十元，36 元是一个不小的数字，“调去”的不仅是当年农民的收入，还把农民过去的家底也调走了。这里说的“调”实际就是掠夺。这种掠夺，打击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严重破坏了生产力。

共产主义最重要的标志就是“吃饭不要钱”。浙江省“吃饭不要钱”是靠“大辩论”推动的。建德县大洋公社卫星生产队地处山区，只有 154 户、695 人。1958 年，“由于粮食大丰收和共产主义宣传教育以后，广大群众思想觉悟大提高，进一步激发了社会主义积极性，纷纷要求实行吃饭不要钱。但有一部分干部和群众存在着右倾保守情绪，他们对粮食估产过低，认为吃饭不要钱没有条件。”生产队党支部根据公社党委指示，及时引导群众开展辩论。“在辩论中极大部分社员拥护吃饭不要钱，但也遇到少数社员（主要是富裕农民）的反对。通过辩论，驳倒了富裕农民反对吃饭不要钱的种种论调，不仅在两天内完成了粮食征购任务，一致拥护吃饭不要钱。经过公社党委的批准，立即宣布吃饭不要钱。”

共产主义强调有计划的生产，而“周密的计划”必须指挥权高度集中。生产上的瞎指挥是生产指挥权高度集中的必然产物。像全国各地一样，自 1958 年以来，生产上的瞎指挥在有些地方已经到了十分荒唐的地步。浙江省农村干部打骂农民，扣饭的情况相当普遍。一些地方农民和处境十分悲惨。平湖县新埭公社黎明生产队的支部书记自称“小皇帝”，他和生产队长、副支书三人随意吊打、捆绑农民、不给饭吃、任意扣罚、抄家。据不完全统计，仅 1959 年被他们处以打、吊、跪、关、冻、扣、罚、改造、没收、抄家，不给饭吃的有 91 起，有的农民被逼得家破人亡。1959 年夏季社员没有口粮，他们却向上级谎报有粮食，还挨户搜查，把能吃的东西全部没收。因而饿死 30 多人。

温州地区永强公社 1959 年 11 月 3 日至 10 日，在群众大会上重点批判了 63 人。其中，被戴高帽游街的 2 人，罚跪的 14 人，被捆打的 9 人，被吊的 12 人。该社永新大队总支书记韩某，将买卖 500 斤蕃薯的一个妇女戴上四顶高帽，帽上写着“套购蕃薯 500 斤在轮船码头上挂了牌，叫她自己敲锣，叫她女儿在一旁喊：“我母亲套购蕃薯 500 斤，大家不要学她样。”金化地区兰溪县游埠公社万善大队确定了 24 个批判对象，其中 7 个是富裕中农，其余是贫下中农。遂昌县西屏公社水南大队，1959 年 10 月 24 日到 11 月 1 日，共开了 11 次斗争会，被斗争的 20 人当中，罚跪的 16 人，被打的 4 人，受伤的 3 人。这个大队 10 月 13 日在清路召开了四个生产队的斗争大会，将 12 个斗争对象排列跪在两条长凳上，举起双手，从开始一直跪到结束。如果手臂垂下去，民兵就遥枪托打手臂，从凳上跌下来民兵就用枪托打屁股。南山生产队毛岩林（中农），因年纪大，从凳上跌下四五次，被打后罚跪 7 个小时，身受重伤。这个大队干部卢某、蔡某指使生产队干部对 13 小队的 24 户社员逐户搜查，翻箱倒柜，共搜走粮食 1800 多斤。

浙江省的反右倾斗争也是很积极的，曾经揪出了“沙、杨、彭”反党集团。沙即沙文汉，杨即杨思一，彭即彭瑞林，都是省里的负责干部。

三、鱼米之乡的饿殍

“共产风”破坏了生产力，高征购拿走了农民的粮食。上级农民留下的口粮已经不多了，到了公社，还要层层尅扣。安吉县南湖公社，在安排口粮时，公社从 11 个生产队的供应数中扣留了 35459 斤，到余庄生产队，又扣了 4800 斤。

从 1959 年春天开始，全省各地的饥荒报告频频送到省委。1959 年 5 月 25 日，中共浙江省委转发了两个材料：

《安吉等县口粮情况的调查》称：安吉县南湖公社全社 224 个食堂，已有 168 个停伙，占 75％。全社生病的 1042 人，已死亡 35 人。建德县农村食堂吃饭人数 263000 多人，据 5 月 10 日统计，每人每天用粮食 12 两（16 进位，12 两即 0.75 斤）以下的占 55％；8 两（即 0.5 斤）以下的占 11％。大同公社上马大队 5 月 9 日到 11 日，断粮 3 天。龙游县在农村食堂吃饭的共有 20 万零 6 千人。平均每人每天用粮 12 两以下的占 70.7％，8 两以下的占 2.8％；海宁县澉浦公社从春耕生产开始平均每人每天只能吃到 4 两稀饭，许多食堂停伙，有的食堂已经散伙。

《有些地区粮食很紧张》说，省粮食厅反映：长兴县虹溪公社 28 个生产队有 27 个因断粮停伙，社员以麸皮、草籽、野菜充饥。平湖县 100 多个食堂每天只有大米 6 两（即 0.375 斤），91 个食堂无法开饭。余姚县的横河、郎下、低塘、四明、环城五个公社口粮很紧，全县吃青 3300 亩。部分社员上山挖葛藤根吃。安吉县 5 月 1 日到 7 日全县 193 个生产队中，有 87 个生产队食堂断粮停伙。据 5 月上旬 10 天的统计，全县已死亡 50 多人。据南湖、安城、递铺三个公社的统计，患病者有 3047 人，占总人数的 4.2％。嘉兴县部分生产队断粮，陶庄公社南王、火星生产队断粮。上虞县东关公社 5 月 16 日开始有 6 个大队 62 个食堂断粮。历海公社 5 月 17 日有 26 个生产队断粮。

在浙江省档案馆存有各地向省委的求救报告：

1959 年 5 月 25 日，金华专员公署报告，据兰溪、浦江、义乌、金华、桐庐五个县统计，发生大量浮肿病人，仅兰溪县 4 月分就发生 41135 人。

1959 年 6 月 7 日，嘉兴专区安吉县南湖浮肿病报告，5 月 10 日最高发病人数为 1126 人，占总人口的 4.86％。病情为脚部麻木，全身疲乏无力，以后发展到足背浮肿，二、三天后逐渐肿至膝部，严重的肿至大腿及腹部，甚至产生腹水。

1959 年 7 月 26 日，金华专署卫生科报告，建德县浮肿病人大量发生。

1959 年 8 月 4 日，景县卫生科报告，据对四个重点村调查了 338 人，其中有 176 人有浮肿病，有病者占调查人总数的 52.07％。

1959 年 8 月 9 日 24 时，瑞安县人民委员会电报称：我县南田、学口、大学、珊溪、黄坦王壶等公社，浮肿病大量发生。仅据南田、学口、大学、珊溪四个公社不完全统计，已有 4800 例。

1959 年 8 月 18 日，温州专区《卫生工作简报》称，近来，瑞安、景宁、平阳等县发生大量浮肿病，其中瑞安县 8 月 24 日统计，就有 10985 人。

1960 年 3 月 30 日，黄岩县报告，全县有浮肿病人 2263 人，死亡 4 人。主要发生在新桥、三甲、全清天个公社 13 个生产队。

1960 年 5 月 20 日，吴兴县人民委员会卫生科《关于浮肿病的通报》称，从 4 月上旬以来，我县开始发现浮肿病人，据 6 个公社上报数统计，共有 1072 名病人。

1960 年 6 月 4 日嘉兴县卫生局《浮肿病防治工作总结》中说，据 1-5 月份统计，浮肿病发生人数为 11873 人。

除浮肿病以外，浙江省农村还发生了大量的“肠原性青紫病”。病人口唇等粘膜及四肢末端有青紫状，卫生单位认为，这是由于大量以青菜代食，引起亚硝酸盐中毒，使正常的血红蛋白变成了高铁血红蛋白。1958 年到 1959 年均有发生，1960 年突然升高。1960 年 3 月 1 日以来，全省 27 个县市的 188 个人民公社的不完全统计，发病人数有 11762 人，死亡 365 人。其中金华地区最为严重，发病的有 11 个县 79 个公社，病人 6809 人，死亡 233 人。这个专区的兰溪县 8 个公社中就有 7 个公社发病 3869 人，死亡 131 人。发病和死亡的多是 15 岁以下儿童。另据兰溪县游埠公社调查，全社 76 个生产队有 68 个生产队发现病人，从 3 月 2 日到 24 日，18 天当中，共发现 1120 例（不包括再发病人），死亡多人。

没有粮食，各级政府号召农民吃代食品。组织农民上山、下海，大搞代食品。安吉县青山公社大里生产队 1960 年完成国家征购任务后又多卖了 3 万多斤粮食。就“书记动手，干部带头，老农为师，大搞群众运动，十天挖掘代食品原料 92000 多斤”。葛藤、郎鸡根、野荢麻根、金刚剌都成了很好的食品。1961 年 12 月，江山县搞了番薯藤叶、橡子等代食品二万二千五百多担。

1960 年 5 月 10 日，林乎加在黄岩召开的“全省改造落后队现场会”上讲到，落后队有几个特征，这就是；病、饿、流、荒、坏、官。病：根据系统 29 个县的极不完全统计，从 3 月 1 日到 4 月底，生浮肿病的有 72600 多人，死亡 270 多人。流：是指人口外流逃荒。荒：是指土地荒芜。坏：是指坏干部当道。官：是指官僚主义。所谓落后队，并不是个别的，据路桥镇调查，占生产大队总数 35.5％。林乎加把这些问题归罪于“反动势力复辟”，归罪于“地主、富农、反革命的统治势力还没有摧毁”。他的这一看法和毛泽东对信阳事件看法相似。不过，林乎加这种法比毛泽东早了半年多。

虽然有饥荒，但浙江省还算比较轻的省份，饿死有的不算太多。浙江省到底饿死了多少人呢？我们还是用浙江省的人口统计资料作些研究。根据《浙江省统计年鉴》中所载历年人口死亡率，可知 1959-1961 年的三年中，历年非正常死亡人口分别为 3.85 万、6.68 万和 1.37 万，合计为 11.9 万。另外，根据同书所载历年人口出生率进行研究，可知三年中的少生人口约为 113.14 万人。

根据《中国人口．浙江分册》中的数据，用本书“大饥荒对中国人口的影响”的的计算方法计算的结果是：非正常死亡人口为 10.77 万人，少出生 105.17 万人。大饥荒对浙江人口的影响为二者之和，即 116 万人。

四、炉头生产大队：从丰足到饥荒

浙江省衢县石梁公社炉头生产大队原来是万田乡的一个自然村，距离县城只有几公里，人均耕地 1.4 亩，高于平均水平。这里地势平坦，土地肥沃，耕作方便，是一个富煦丰足之地。1953 年这里有两个互助组，1954 年，两个互助组发展为两个初级农业社。1955 年，这两个初级社在超额完成国家征购任务之后，平均每人口粮 650 斤，每个劳动日分红 1.2 元以上（不包括土地分红和家庭副业收入）。

这样一个丰衣足食的地方，从 1956 年以后，很快进入贫困，进入饥荒，而且出现了饿死人的悲剧。

问题是从 1956 年成立高级社开始的。当时，这两个初级社和万田乡的其它 12 个初级社合并为 1116 户的高级社（一乡一社），称为胜利高级社。开始，炉头的农民认为自己的收水平较高，与其它初级社合并要吃亏，不愿意合并。但上级领导认为“合作社愈大愈优越”，逼炉头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他们在炉头河滩上筑了一道防洪坝，故意在炉头方向留了一个缺口，威胁炉头：“不参加大社，管叫炉头村变成炉头滩！”炉头被迫参加大社以后，就来了一个土地大调整，上百亩好的水田被调出。在年终分配时搞“穷富拉平”，炉头农民的收入比往年下降了不少。农民说：“泥鳅黄鳝一样长，多产不多吃，多做不多分，还有什么劲头搞生产！”

面对社员生产积极因素不断下降情况，高级社的领导人不分析原因，不纠正平均主义的错误，却期望用高压的手段来提高生产积极性。1957 年整风之后，他们制定了《胜利高级社劳动纪律》，规定多大年龄的人必须做多少工分，只能超过，不能短少。要服从领导，听众指挥，农活不合干部标准的一律返工。不经组长或队长批准，不得外出。违反劳动纪律、不服从分配的要罚款或扣除口粮。从此，干部不仅掌握了社员的劳动权，还控制了社员的吃饭权。

1958 年 8 月，县委又在这里重点试办“共产主义公社”，又把周围的 5 个高级社合并了进来，组成了一个 1639 户，长 12 里、宽 7 里的大核算单位。10 月，又成立了更大的石梁人民公社，原来的“共产主义公社”成了石梁公社的万田生产大队。这一年自留地归公了，社员家庭饲养的猪、蜜蜂等都归公了，做饭的锅收去大炼钢铁了，灶拆去做了肥料。劳动力大调动，土地大调动，农具大调动，房屋大调动，社员说，这一年是真正的“共产年”。主要劳动力都调去大炼钢铁和兴修水利。当时还大搞“吃饭不要钱”，其它生产队来吃，小学生来吃，中学生来吃，过路人来吃，从 1958 年 10 月到 1959 年 3 月，整整吃了五个月。

1959 年上半年，传达中共中央第二次郑州会议，听说自留地可以退回了，可以私人养猪了，社员很高兴，有的真的养了猪。可是到了 12 月，管理区（在公社和大队间的一个管理层次）大搞千头养猪场，把社员新养的 50 多头猪全收走了。群众说：“共产党是上半年骗，下半年变”。

为了达到公社下达的出勤率指标，大队干部把社员都赶下田，让食堂把粥桶抬到田头，不管男女老幼，都到田头吃饭。连七八十岁的老人和瞎子也得到田头才能吃到饭。在田间的人必须通宵达旦地干，下雨也不能回家。干部守在路上，见谁回家就打，连喂奶的妇女也不准回家，孩子在家里哭，妈妈在田头哭。对于不听话的社员轻则骂、扣饭，重则吊打，每次开会，迟到的人不管老小，都要罚跪。管理区私设的监狱，先后关押了 200 多人。

1960 年，管理区提出落早秧、插小秧，因为气温低，不是谷种烂了就是秧苗烂了，烂了补，补了烂，一直到七月只好搞直播，还是荒了 100 多亩田。仅这一项炉头就损失稻谷两万多斤。原来炉头的 100 多亩番薯是种在村西的桥头山上，那里的土质适宜番薯生长，管理区为了成片种植，硬让炉头把番薯种在东面的白塔山上，结果没有收成，损失了三万多斤番薯。管理区要求密植，还规定株距为 5×2，社员觉得太密，就改成 6×2，管理区的总支书记发现社员没听他的话，就一把抓住正在插秧的社员的头发，狠狠地将他按在水田里，命令大家把秧拔起来重插。如果上级干部来检查工作，不但要集中欢迎，还要把大路上的野草拔干净。1960 年双季稻收割时，公社书记来检查，管理区就从炉头抽 180 个劳动力去蒋家滩二里长的大路上拔草，误了收割，损失粮食 15000 多斤。

共产风，瞎指挥，使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粮食产量连年下降。但是，大队上报的产量数却是连年上升。1959 年，炉头大队产量实有 34 万斤，比“三包”产量 53 万斤少了 40％，大队上报的“核实产量”却是 72 万斤。年终分配时，为了掩盖谎言，让会计专门做了一个“超产粮”分配方案，把虚报的数字分配到每户的帐上，作为社员口粮。1959 年，全大队需要口粮 265800 斤，种子 33700 斤，只能卖粮 51300 斤，由于浮夸，一下子卖出了 127675 斤，还上交储备粮 5700 多斤，支援其它大队数千斤。到了 1960 年 2 月开始，连续三个月断粮。7 月夏收后，公社命令大搞春收入库，大队集中全部劳动力，连夜收割，脱粒，连夜挑送粮库，社员得不到粮食，以致秋收后又断粮 20 多天。在断粮期间，只有下田的劳动力每天 4 两米（相当于 0.25 斤），其余的人粒米不给。只能以树皮、野草、树叶充饥。因此，不少人得了浮肿病，不少人活活饿死。贫农邵根福的妻子临死时还挣扎着用筷子刮着空碗，说：“给我吃点饭呀！”贫农邵双土 27 岁的妻子因为把萝卜省给男人和孩子吃，自己生浮肿病死了。贫农邵石侬饿死了，他的妻子得了浮肿病，一个 4 岁的孩子得了干瘦病，双脚瘫痪了。邵石侬饿死时，有人告诉大队长周某，周却说：“人多了要吃饭，多死几个就好了。”贫农邵渭才，原来是初级社社长，夫妻二人 1958 年和 1960 年先后死亡，只留下 4 个孤儿。

经过几年的折腾，粮食产量年年下降，1957 年全大队产量 361363 斤，1960 年只有 298317 斤。社员的平均口粮由 1955 年的 650 斤，降到 1960 年的数 57 斤。

五、富裕路桥镇的昔日

2001 年 10 月底，中国改革研究会在台州召开年会。会议期间，我们参观了这里的工厂和商场。在飞跃缝纫机厂，参观者啧啧称赞这里的设备和管理，我用手摸一摸车间的油漆地面，手面一尘不染。我做了 20 多年的工业记者，到过的工厂少说也有上千家，像这样先进的工厂是很少见的。这是小修鞋匠出身的邱继宝创建的飞跃集团的一部分。2000 年飞跃集团销售额达 15.13 亿元，飞跃牌缝纫机 60％外销，出口到国外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在 16 个国家设有 17 个销售公司。我们还参观了星星电器集团，这家公司 2000 年销售额达 13.1 亿元。在路桥小商品市场，市场的规模和商品的丰富令人叹为观止。参观完了以后，我们在路桥大街边等车，看到宽阔的街道和繁华的商业，大家对这里的富裕和发达赞叹不已。

谁也不会想到，在上世纪六十年代，这里曾是饿殍遍地。可见制度稍有松动，政府对老百姓的控制有所放松，同一个地方的面貌就会发生很大变化。

路桥镇公社共辖 31 个大队。据 1961 年省委工作组调查其中，洪洋、张李、方林、杨家、应家、李家、上马、古岙等 11 个大队是落后队，占大队总数的 35.5％。有章杨、永跃、龙头王、河西、下保、蔡宇等九个大队是先进队，占大队总数的 29％。剩下 11 个是一般队，占大队总数的 35.5％。这 11 个队是：戴家、松塘、田洋王、乘风、洋洪、洋叶、洋张、竞争、肖谢、肖王、洋官。

落后队的特点是，生产和收入水平大幅度下降，社员生活十分困难，饿、病、逃、死、荒的情况非常严重。一般队的生产下降幅度比前一种小一些，社员生活没有前一种困难，但也有外流和非正常死亡情况。如戴家大队，1960 年和 1958 年比较，粮食产量下降 15.3％，总收入下降了 8.5％，发生了 22 人非正常死亡。有 30 多名社员被大队长吊打过，22 名社员被扣过饭。先进生产队粮食产量下降 10％以下。其中全镇最好的尖子大队是章杨大队，虽然也吃不饱，但用粮有计划，瓜菜多，全队只有 6 个浮肿病人和 8 个妇女闭经。没有发现非正常死亡。先进队不是没有问题。章杨大队自 1959 年以来，集体的粮食和钱款大量被盗，一直没有查出，群众认为大队干部、食堂主任、会计、粮管人员嫌疑最大。

落后队社员的生活十分悲惨。如方林大队，1960 年全年人均收入只有 14.9 元，口粮只有 255 斤。倒挂户（即劳动了一年还欠集体的钱）占总户数的 96％，平均每户倒挂 76 元。两年来，全大队只出生了 12 个小孩，死亡人数却有 60 多人。仅 1960 年就死了 46 人，其中 31 人是非正常死亡（浮肿病死亡 17 人，干瘦病死亡 14 人）。社员变卖财产相当普遍。卖得少量的钱到路桥镇上买菜维持全家生命。两年来，社员卖掉 20 间房屋全部拆了，有 9 间房屋拆了一半，有 96 间房屋拆了一部分，还出卖了大量的棉絮、棉衣、家具。

为什么在同样的条件下，不同的生产队的饥荒严重程度不一样呢？调查者将路桥镇最好的队章杨大队，和落后队利丰大队进行了比较。这两个大队相隔一里多，都是平原水稻地区，自然条件和原来的基础差不多。为什么在饥荒程度上出现了差别呢？

“共产风”刮的程度不一样。章杨大队在 1958 年刮了一阵“共产风”，1959 年在传达# 第二次郑州会议后对“一平二调”拿走的东西还进行了部分退赔，以后再没刮“共产风”。利丰大队从 1958 年开始，“共产风”一直刮到 1960 年，刮走了大量的物资和劳动力，社员的自留地也是“三擒四放”。两个大队在 1958 年都实行了“供给制”（实际只在粮食方面），但 1959 年以后，章杨大队，减少了供给制的比例，而利丰大队供给制的比重一直比较大，自从办公社以后就取消了评工记分制度。

生产小队的稳定程度不一样。自 1958 年以来，章杨大队对其所属的生产队没有进行调整，生产队的人员、组织和生产资料比较稳定。而利丰大队对其生产小队两年变动六次。每次变动，都把土地、耕牛、农具、劳动力打乱平分，因此人心不定，耕牛、农具损失很大。

生产上瞎指挥的严重程度不同。路桥公社对这两个大队都有瞎指挥。但章杨大队的社员采取了一些变相抵制的手段。大队干部对于社员的抵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而减少了一些损失。而利丰大队的干部执行公社指挥很坚决，社员无法抵制，因而损失很大。

浮夸风的程度不一样。章杨大队在上报生产进度、劳动力出勤率、施肥数量、估计产量方面也搞浮夸，但在上报分配粮食产量、接受粮食征购任务时，尽可能讨价还价，浮夸的比重要小一些。而利丰大队浮夸严重。1957 年粮食减产 8％，却上报增产 10％，1958 年亩产 810 斤，上报 1440 斤，1959 年亩产 650 斤，上报 1019 斤。1959 年粮食减产 7 万多斤，征购任务却增加了 16 万多斤。

这两个大队的干部都有多吃多占和贪污行为。

由于以上种种不同，这两个在队的社员的遭遇大不相同。章杨大队虽然也有饥饿，但只有少数的患浮肿等营养不良的疾病，没有饿死人。利丰大队的社员就很悲惨。

1960 年和 1956 年相比，利丰大队粮食亩产量下降下 32％，总产量下降了 31％。社员每户收入下降了 68％，社员口粮标准下降了 31％。据 1960 年 4 月调查，有 189 人患病，占总人口的 26％，其中患浮肿病的 50 人，干瘦病的 28 人，青壮年妇女闭经的 32 人，子宫下垂的 36 人，小儿严重营养不良的 13 人。两年内死亡 88 人，占总人口的 12.5％，其中非正常死亡的 75 人。两年内出生的只有 24 人。由于无法生活，有夫之妇带着孩子改嫁的 12 户（不办离婚手续），把子女送人的 8 户，结婚的只有一户（大队保管员，有贪污行为）。

1958 年以后的两年内，被干部吊打的社员有 28 人，被拧耳朵的有 175 人，罚工分、扣饭票的有 192 户。1960 年 1 月，社员陈开林看到干部大吃大喝，说了几句不满的话，党支部副书记大队长王某带几个人半夜敲开陈开林的门，把陈拉出去，让他脱去上衣光膀子去化“跃进灰”（用稻草烧泥块作灰肥），陈不去。就拉到大队办公室，说要送管理区，陈开林的妻子坚持要夫妻子女一同去，干部没有办法，骂了一顿才罢休。1960 年 7 月，13 岁的男孩林应彩钓了两斤黄鳝，大队长王某全部拿走自己吃了。林应彩到黄岩城里讨饭，被王碰见，说是“给利丰大队丢面子”，当场打了两个耳光，并把林带回来，用伞柄打了一路。带回后又把林吊在梁上和绑在椅子上两个小时。1960 年 10 月，社员陈小友偷吃了几块番薯，全家被扣了 17 天口粮，陈已怀孕 8 个月的妻子带着 5 岁的儿子外出讨饭，下落不明。

这个大队从 1949 年到 1958 年，群众的生活水平是逐年提高的。公社化以后，特别是 1959 年和 1960 年两年，由于粮食减产、收入减少、征购任务增加，农民生活发生严重困难。普遍出现吃草、吃糠、饿、病、逃，不少人家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社员说有十多：吃草吃糠多、生病多、死人多、出卖家具多、送儿送女多、妇女改嫁多、全家破亡多、人口外流多、讨饭的多、偷窃多。从社员蔡庙寿的变化可见一般。蔡家公社化以前 12 口人，三个劳动力，家里生活比较殷实，大小家具齐全。1959 年春，口粮不足，为了买番薯丝吃，出卖家具五件共得 13 元：席床二件，4 元；织布机一部，4 元；铜火炉一个，3 元；铜盆一个，2 元。1959 年 9 月 11 日，大儿子蔡小玉因浮肿病死亡，留下老婆和两个小孩（一个 8 岁，一个 4 岁）。二儿子蔡小头患了严重的浮肿病。到了 1960 年春，全家 11 口人，没有吃的，为了到路桥买一角二分钱一斤的菜叶，一角五分钱一斤的番薯藤，再卖家具：共卖出 26 件，得 117.6 元。到此家具基本全部卖光。1960 年 3 月，大媳妇带两个小孩改嫁，全家 12 口人只剩下 8 人。

从 1959 年到 1961 年，为了买吃的，利丰大队有 190 户（占总户数的 87％）变卖了家具、农具、衣服，有 51 户（占总户数的 23％）拆房子卖砖、木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