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大饥荒中的云南

2002 年 12 月，为了调查云南省在大饥荒中的情况，我乘波音 737 从北京飞到云南省会昆明，整整飞行了 3 个半小时。在 1958 年交通不发达的情况下，从昆明到边疆一些县还得有 10 天到半月的行程。可见云南离中央政治中心多么遥远！但是，在毛泽东时代，中央政府的权力和意志，也施加到云南这样一个多民族边疆省份的每一个角落。边疆少数民族也不能幸免“三面红旗”的灾难，也不能逃脱饥饿和死亡。表 10-1 记录了大饥荒年代及前两年云南省的人口变动。表中的总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取自《中国人口．云南分册》一书。这些数据是云南省官方提供的。

表 10-1 大饥荒期间云南人口变动（单位：总人口万人，出生率和死亡率千分之一）

根据官方公布的人口数字，可以计算出（计算方法见本书“大饥荒对中国人口的影响”一章）大饥荒期间，云南省人口变动情况，即非正常死亡近 50 万人，少出生人口近 130 万人。表 10-1 中最下面两行就是本书作者计算的结果。当然，这是用官方数据计算的，实际情况要比这个数据要严重得多。上海交通大学曹树基教授研究的结果是，在 1959 年到 1961 年三年，云南非正常死亡 80 万，死亡率为 4.2％。他没有考虑云南 1958 年的非正常死亡。

一、从刀耕火种到共产主义

由于考虑到云南的特殊情况，新政权接管云南以后，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没有采用内地那种对地主进行残酷斗争的方式进行土地改革，而是实行“和平协商土改”。和平协商土改的政策原则是：“在保证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基本满足农民土地要求的前提下，对少数民族地主从政治上、经济上作了适当让步。”“只没收地主的土地和废除高利贷剥削，不分其它财产，并保留与农民同样一份土地。改革中不打，不杀，除现行犯以外不捕，并一般不剥夺政治权利等”。边疆地区土地改革到 1955 年底才基本完成。

说是和平协商，实际上也是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进行的。和平协商土改分几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交待政策、发动群众，组成农民队伍；第二阶段是划分阶级，这一阶段要向地主阶级进行“有控制的、有领导的面对面的说理说法斗争，全面揭发地主阶级的罪恶”；第三阶段是没收征收土地；第四阶段是分配土地。

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土地改革以后，地主富农不敢请工，也不敢拿粮食到市场上去卖。农村借贷关系也停止。坝区（云南称山间盆地里的小平原为“坝子”）和内地历年有大量粮食流入边疆和山区，1956 年，因坝区和内地土地改革，流入边疆的粮食大量减少。再加上沿边一线边防工作加强，1956 年 3 月以来部队向边沿一带推进以后，边民出国帮工和购粮也大为减少，农民虽然分得了土地，但缺乏农具和牲口。所以，1956 年以来，边疆地区粮食问题十分紧张。思茅地区 1956 年 5 月粮荒开始露头，六、七月份更为严重。各地均发生农民到区政府和驻军部队要粮食的情况。由于粮荒，澜沧东回区磨界寨“坏分子企图煽动群众抢劫区政府”，后因及时发觉而制止。酒井区大卡竜乡群众私自开仓分了粮食 10 多担。募乃粮库从 4 月下旬到 7 月 8 日，发生偷粮抢粮事件 22 次。澜沧东河区还发生了饿死人的情况。为此，思茅地委在半个月间连续两次发出解决粮食问题的紧急指示。

在 1958 年大跃进以前，由于农村政策挫伤了农了的积极性，加上征了过头粮，云南农村就出现了饿死人的现象。

云南省纪委 1955 年 3 月的一份报告中说，1952 年思茅县龙潭、坝溜两区因春荒上吊、中毒致死 206 人（其中龙潭 105 人，坝溜 101 人）。这个事件一直拖到 1955 年才作处理。临沧地委在 1957 年 7 月 22 日的报告说，临沧县在 1956 年 3 月到 9 月的 6 个月时间内，发生了因缺粮而饿死人的严重事件。事件发生在三个区 26 个乡的范围内，因饥饿而致死的有 110 人。原来属余粮户和自足户，因国家多征购了粮，又没有及时供应而饿死的占死者总数的占 49.9％；原属于缺粮户，虽有粮票而无钱购粮而饿死的占死亡总数的 2.72％；因生理缺陷或劳动力极差而无人关心而饿死的占死亡总数的 8.18％；原是自足户因吃粮计划不周而饿死的占死亡总数的 29％；因基层干部贪污了粮票和救济金而饿死的占死亡总数的 6.36％；吃野菜中毒和因缺粮被家庭虐待而死的占死亡总数的 4.54％。因此，群众普遍产生不满情绪。有的说：“共产党领导好，把人饿死了。”“过渡时期是饿肚时期。”四区斗角乡饿死人丢在河里。家属说：：“共产党真伟大，饿死人拿去堵河坝。”

临沧地委上述报告说，在这一时期内，因缺粮使偷盗事件普遍发生。据 14 个乡调查，被发现有偷盗行为的有 188 人。因偷盗被吊打、斗争、游街的，据不完全统计就有 163 起。另一方面，外逃、求乞、出卖农具、家具，甚至卖儿卖女的也不少。斗角乡贫农谢廷楷以两元钱出卖了独生子（后又赎回）。有的地方出勤率降到 8％，四、五两个区插秧被推迟两个节令。

报告说，出现饿死人的事件主要原因是分配粮食征购任务上存在“偏差”。死人问题最为严重的是四、五两个区。第四区 1955 年的征购任务为 4975000 斤，相当于 1954 年实绩 3672408 斤的 1.35 倍。第五区 1955 年的征购任务为 4075000 斤，相当于 1955 年征购实绩 2930081 斤的 1.39 倍。征购任务太重，不得不对采取强制手段，层层施加压力。因而出现了逼、挤、搜、斗、打等违法乱纪的现象。五区平村乡工队干部半夜三更背着枪，点着火把，带着运粮队伍到群众家中搜查，贫农交不出粮的打欠条，富农交不出粮就现场斗争。富农王中富被打断三根肋骨，他的儿子被打成残废。

临沧县 1956 年饿死人的事件一直拖到 1957 年才处理。这个情况一直被压在地委以下，没有向中央汇报。

云南省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不仅土地改革比内地晚了几年，农业生产技术十分落后，不少地方还是刀耕火种。有的地方还沿用刻木记事、结绳丢豆记数，不会算账，完全不具备办社条件，但是，土地改革刚刚结束不久，政府就不顾生产力水平的状况，加速实现农业集体化。到 1957 年底，云南省有初级社 3015 个，高级社 18557 个，共计 21572 个，加入初级社和高级社的农户占农户总数的 88.9％。到了 1958 年初，又开始并社、扩社。到公社化前，农业合作社并为 18943 个。经过 9、10 两个月的公社化运动，到 10 月底，就在原有合作社的基础上建立了 833 个人民公社，入社农户为 301 万户，占农户总数的 82.4％。有的地方上午刚挂上农业合作社的牌子，下午就换上了人民公社的牌子。边疆民族地区变换得更快，一些民族自治州 1958 年初才完成和平协商土地改革，土改结束后才创办起来的互助组，很快就被初级社、高级社所取代，紧接着又变成了人民公社。当时称这种现象为“一年内实现两次革命”，即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又说这是“民主改革、和合作化高潮，双管齐下，一箭三雕，三步并做一步走。”。就连原来处于原始公社末期的一些少数民族，也“一步登天”地建立了人民公社。全省公社的规模一般在 3000-5000 户，最大的公社有 3 万多户。在公社化过程中，原来合作社的财产一律转为公社所有。农民私有的牛、猪以及其它大小家畜、房前屋后的竹林、果园一律折价入社。说是折价，实际只算原价的 50％，而且大部分没有付款，完全是无偿剥夺。云南边疆的少数民族历来把牛当作财富的象征，公社化强行将其牛入社，引起了少数民族的强烈不满。

随着人民公社化，公共食堂也办了起来。到 10 月 14 日的不完全统计，全省建立了 98572 个公共食堂，参加人数达 1220 多万人。大办公共食堂并不是完全自愿的，有的地方强制取消一家一户的伙食，有些地方还没收农户的小农具，甚至将农户的铁锅砸碎，集体、私人的粮食都集中到公共食堂。很多地方以管理区（大队）为单位合办公共食堂，有粮食的生产队和没有粮的生产队在一起吃大锅饭，宣布“吃饭不要钱”。在居住分散的地区，社员每吃一顿饭要翻山越岭，少则走四五里路，多则走十多里路。

在人民公社化过程中，“五风”猖獗，对农民造成了很大的危害。据云南省委统计，从 1958 年到 1961 年，全省无偿调动的劳动力不下 5 亿个工作日。无偿占用和调用的土地约有 245 万亩，约占全省耕地面积的 6％。平调的牛、马、骡、驴大牲畜约 60 万头，拆除农民住房 100 万间以上，另外还无偿占用农民住房 100 万间。与此同时，强迫命令和瞎指挥风盛行。在高寒山区，不让种适合这里气候的荞麦，改为不适合生长的玉米，称为“革荞子的命”。对西南边疆地区，不准在旱田旱地里种适合这里气候的旱谷，改为不适宜当地的杂粮，称为“革旱谷的命”。为了推广三轮三铧犁，强行火烧老式木犁。为了争先进、抢进度，动辄命令群众割掉没有成熟的作物，或者拔掉不合“规格”的幼苗，进行改种或重种。对不执行或没有按基层干部意志办事的扣工分、扣口粮、打骂，甚至动用各种刑罚。

二、持续不断的阶级斗争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云南阶级斗争的弦一直绷得很紧。农业集体化和粮统购统销是在紧张的阶级斗争气氛中进行的。说“阶级斗争是农业集体化和统购统销的强大动力”，实际是说，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推进农业集体化和统购统销。

1957 年，在全省农村进行了打击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的斗争。这场斗争于 1957 年 8 月在云南内地 108 个县（市）展开。8 月底的不完全统计，斗争了 9153 人，捕了 1342 人。这场斗争“生动有效地批判了农村中的右倾思想。”斗争的结果，“一是合作社的劳动出勤率和劳动质量普遍提高；二是叫粮食的不叫了或不敢大叫了；三是市场物价开始稳定；四是基层干部大大出了气”。省委准备在这次斗争中，斗争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的 10％，逮捕 1％（2000 人），个别判处死刑。刑事犯罪分子不在此数之内。

也是在 1957 年，在城市开展了反右派和反“地方民族主义”的斗争。1957 年 6 月 22 日开始，云南开展了反击右派分子的运动。1958 年 4 月起，全省又开展了“反右补课”运动。这两次共划出右派分子 10731 人，占参加运动人数的 4.8％，其中，党内右派分子 1795 人，占参加运动的党员数的 3.6％，共青团内右派 1616 人，占参加运动的团员数的 3.72％。在右派分子中，县处级以上干部 158 人。在 1795 名党员右派中知识分子干部 1418 人，占 78.55％，地下党干部 1221 人，占 67.97％。国民党起义将领导龙云、副省长龚自知、省人民委会委员安思溥、杨克诚、谢崇文、宋一痕、秦淑贞等都被打成了右派。对戴上“右派分子”帽子的人给了严厉的组织处分和行政处分，大部分人被送往国营农场劳动改造，一部分人被判处徒刑。此外，还对上万名被认为有“右派观点”或“站在右派立场”的干部进行了批判，他们虽然没有戴帽子，也长期受到不同方式、不同程度的歧视。

在反右派斗争的同时，又在全省开展了肃清“地方主义”的运动，严厉批判了“地方民族主义”，划出了一批所谓“地方民族主义分子”。在云南省，批判地方主义这不是第一次。1954 年就批判过郑伯克的地方主义。地方主义当时的主要表现是，在人事上，主张干部“地方化”；在政策上，强调地方情况特殊化。批判地方主义的斗争，不仅在云南省，在山东省、广东省以及其它很多省都开展过。五十年代各省批判地方主义的斗争，加强了中央政权对地方的控制，是建立极权政治体制的一个重要步骤。

1958 年 4 月 16-22 日，中共云南省委召开第六次全体扩大会议，揭批所谓“郑敦、王镜如为首的反党集团”。21 日，会议通过了“开除郑敦、王镜如党籍的决议”。郑敦是省委组织部长，王镜如是省委组织部副部长。他们的罪状是：“实行地方主义、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修改党的全部组织原则，宣扬资产阶级民主，取消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革命，认为形势‘漆黑一团’，说当前存在‘十大紧张’、‘十大矛盾’；反对社会主义建设大跃进；地、富、反、坏、右大联合，虽他们的阶级基础”。现在看来，他们和省委第一书记谢富治等领导人不仅在干部任用上有矛盾，更主要的是他们对 1957 年以来的形势持不同看法。在各专区和县，也相继揪出一批“郑王反党集团”在当地的代表人物，挖掘他们的“钉子”和“爪子”，株连了一大批干部。1979 年 4 月，经中共中央批准，为“郑敦、王镜如反党集团”平反。但不少人早已家破人亡，损失不可挽回。

1958 年大跃进高潮以前的一系列阶级斗争，多数是人为制造的。残酷的斗争，使广大干部和群众再也不敢讲真话，再也不敢批评共产党，再也不敢批评党员干部的缺点和错误。从而为弄虚作假、报喜不报忧的浮夸风扫清了障碍。也形成了对上盲目服从、对下独断专行的恶劣作风。大跃进中的“五风”就是这样形成的。

三、农业、工业齐跃进

1957 年冬，在中央政府的号召下，云南省掀起了以兴修水利和积肥为中心的农业生产高潮。到 1958 年 1 月上旬，全省兴修水利的出工人数达 200 万人左右（1957 年末全省总人口为 1896.78 万人，其中男女劳动力总共约 750 万人）。原来没有积肥习惯的一些少数民族，也移风易俗，修厕所，盖猪厩，大搞积肥。1958 年群众性的修筑公路也形成了高潮。当年全省兴建公路 7000 多公里，虽然等级很低，但也算改变了许多地方交通闭塞的情况。这些通过政治动员而发动的群众运动，虽然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将农村劳动力的精锐部分调离农业生产第一线，影响了农业生产，也使农民处于劳动强度极大的苦役之中。

1957 年，云南省在制定第二个五年计划时，已经受到批判“马鞍形”的影响，在干部中存在急躁冒进的情绪。虽然当时云南省委对形势的分析还是比较冷静，如粮食产量，原计划“二五”时期末要达到 200 亿斤，省委确定的原则是，算账可以算 200 亿斤，争取完成可能是 190 亿斤，按 180 亿斤往上报。实际上 180 亿斤也偏高（1956 年粮食产量最高，为 120.27 亿斤）。接着是全国反右倾保守，使“大干快上”的温度急速上升。

1958 年 1 月 1 日，云南日报发表题为《革命干劲大些，大些，再大些！》的元旦社论，提出“跃进，再跃进”。省报的社论是代表省委的声音，更是代表省委第一书记的声音。

1 月 13 日，中共云南省委办公厅向云南各地、市委传达省委第一书记谢富治提出的农业大跃进指标：一，原来提的 10 年实现的水利化计划 3 年完成；二、这 3 年要为 80 亿到 100 亿方水奋斗；三、3 年内基本消灭平坝区和半山区旱田、旱地、荒地；四、改山区坡地为梯地 1000 万亩。1958 年 1 月 16 日，《人民日报》公布了上半月各省农田水利及水土保持计划的实现情况，云南省仅实现计划数的 217 万亩的 12％，在全国倒数第一。中共云南省委受到很大的震动，于 1 月 17 日召开全省电话会议，发出紧急指示，要求各地鼓起干劲，反对保守思想，提高水利计划指标。到 1 月下旬，各地报省的水利计划从原来的 540 万亩提高到 1025 万亩。全省投入水利的劳动力由每天的 200 万人提高到 263 万人，占全省劳动力的 35％。在工地上的农民，每天都劳动 10 小时以上，通常都干 14-15 小时。省委还提出“春节不下工地”的口号，民工只好不回家过年，在工地上连续苦战。

1958 年 2 月 4 日，《云南日》发表《在生产大跃进进中，要做彻底革命派》的社论，说：“在这样的新形势下，在新的革命浪潮里，是做彻底革命派呢、还是做改良派、妥协派、现状维持派呢？是做促进派呢，还是做促退派呢？这是检验一切革命者的重要尺度。”这里把对“大跃进的态度提到政治高度。

2 月 15 日《云南日报》发表了《坚决地干，大胆地干，彻底地干》的社论。社论说：“大跃进的形势，就像奔腾在铁轨上的火车一样，显示出历史的必然性；农业、地方工业的高速度增产的可能性也像‘赤壁鏖兵’的前夜一样，万事俱备了。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敢不敢取得胜利呢……这个问题可以说是把彻底革命派、促进派与保守派、促退派的分野表现得最显然不过了……要清楚地看到，我们是处在高潮当中，必须经常克服右倾保守思想，这已经具有规律性了。”社论尖锐地批评了一些人对形势的观望、怀疑态度。这个社论，对当时本来已经过热的形势，起了推波澜的作用。

像全国各地一样，云南的大跃进不仅表现在水利建设中，也表现在其它方方面面。在 6 月的大春栽插期间，发动了以盲目追求过度密植为中心的“大面积高产运动”。不管各地区是否适宜，都要求达到每亩比往年多栽 5000-10000 丛秧。凡被认为保守的就“插白旗”，被认为是跃进的就“插红旗”。

1958 年春，全省开展了积肥运动。在春耕积肥中，许多歙和社大量拆民房，用拆下来的老墙土做肥料。晋宁县拆除了农民住房的 20％。每个合作社都取消了一两个小村，合并为大村。上蒜社就拆除了三个村子。不少社员住房拆除后没有地方住。

1958 年 6 月 18 日至 10 月 21 日，中共云南省委农村工作委员会根据省委指示，先后四次向地、县两级发出创高产的通知，鼓励人们“敢想敢干，创造大面积的丰产记录和单产的最高记录。”（6 月 18 日通知）“省委强调必须放出一些卫星来稻谷能否放出亩产 2 万斤的卫星”（7 月 22 日通知）。“据了解，各地的卫星都是用移苗并栽的办法，如果时间来不及，你们搞几亩或十几亩 3 万斤以上的水稻卫星（8 月 16 日通知）．．．．

省委有要求，下面就行动。1958 年 9、10 月间，云南也掀起了“大放粮食高产卫星”的高潮。9 月 6 日，《云南日报》报道亩产稻谷 33492 斤，此后，各地“卫星”频频“上天”。亩产 6 万斤水稻，3 万斤包谷，30 万斤薯类，1000 斤棉花，5000 斤烤烟等，相继在报纸上出现。这些“卫星”，大大超过了人们常识所能接受的程度，事后证明都是假话。

7 月 21 日到 8 月 4 日，省委召开地委书记会议，谢富治在总结报告中提出：三年改变全省面貌；三年工业总产值要超过农业总产值，建成比较独立的工业体系；农产品要大大有余，牲畜要大量出口。他提出 1958 年的任务：粮食产量翻一番，基本达到每人 1000 斤到 1300 斤；生产铁 70 万吨，钢 10 万吨。

在农业大跃进中，云南省的边远地区，和中原省份一样，也开展了以滚珠轴承为中心的农具改革的群众运动。丽江地委接到省委的指示以后，成立了以县委书记为首的技术革新委员会，下设办公室，由一名副县长专管，区乡也由第一书记挂帅。边看，边学，边做，边改进，工效由原来的 4-5 个工生产一套滚珠轴承，提高到一个工生产两套滚珠轴承。四华乡一个铁匠带 10 个徒弟，采用流水作业，平均每人每天生产三、四套滚珠轴承。以县农具厂为骨干建立了一个滚珠轴承厂，29 个大乡中每乡都有分厂，遍地开花。大理地委在 1958 年 10 月 3 日的《关于当前工具改革的情况报告》中说，截至 9 月 21 日统计，全州已完成铁质、木质的各种滚珠轴承共计 329825 套，占计划的 16.4％，各种秋收秋种农具 480597 件。占计划数的 48％。其中收割机 775 件，脱粒机 12000 件……滚珠轴承竟有木质的，从来没有见过机器的大理这个边远地方，竟然制造出大批收割机、脱粒机。这显然是神话。这些滚珠轴承和农业机械是怎样造出来的呢？这个报告说：“反对单纯依靠铁匠、木匠来改革工具和制造滚珠轴承的作法，充分发动群众，相信群众，形成多快好省的群众运动”“全党动手，全民动员，人人当木匠、铁匠，户户造滚珠轴承”。“白云乡原来只靠 30 多个铁匠、木匠，结果时间拖长，任务完不成，后来把工具改革变成群众运动，仅 3 天就造出各种畜力车 1500 多部，同时全乡都实现了转动工具轴承化和运输车子化。”“据大理、台庆、漾濞等县反映，制造滚珠轴承没有材料，群众就自动将自己的锄头、耙、钉耙把、赶面棒、拿出来做滚珠轴承。把棺材板、大门板、吃饭桌等都拿出来制造畜力车。床板、楼板都拿出来做打谷机。漾濞县麦地乡由于大部分利用竹、木制造滚珠轴承，仅 3 天时间就造出滚珠轴承 11260 套。”

工业大跃进也出现了奇迹。在省委的号召下，全省的工矿企业数由 1957 年的 3866 个猛增为 1958 年的 23110 个。半年就增长 5 倍。有的地区报称平均每 1.05 分钟就建成了一个厂矿；有一个县的钢厂报称“仅花两块钱就办起来了”；连刀耕火种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也报称办起了 3600 多个厂矿。大办工业使全省约有 100 万个劳动力脱离了农业生产。仅全民所有制职工就由 1957 年的 64.3 万人增加到 1958 年的 154.1 万人。

和全国一样，云南大办工业也是以钢铁为中心的。由于云南出铜，所以云南的提法是“大战钢铁铜”。7 月底投入的人力有 17.7 万人，8 月下旬增加到 25.7 万人，建成小土炉 1 万多座，小高炉 2000 多座；10 月下旬，集中的人力已达 370 多万，全省一切工作都以钢铁铜为中心。全省中小学生全被动员起来回收废钢铁，房屋的铁门把和下水道铁盖也被拆下来化成了铁锭交任务。

在“人人炼钢铁，钢铁炼人人”的口号下，全省调动了 370 多万劳动力参加钢铁铜会战。晋宁县幸福公社动员了 1 万多人去炼铁，老太婆、娃娃，背着铺盖，像逃荒一样，走了两天才走到工地。工地什么也没有，只好临时砍树搭棚子住。离开钢铁铜工地的社员不给饭吃，对有不同看法的人就辩论、斗争。有 5 个小伙子和妇女唱山歌，这本是云南的风俗，工地上的干部却说他们调戏妇女把他们捆了起来。炼铁的土高炉需要用人力推拉的大风箱。做风箱需要大量的木板和鸡毛。为了得到鸡毛，干部们把农民的鸡杀了。为了得到木板，征来了为老年人准备的棺材。炉子建了很多，但有半数没有开起来。师宗县的火箭、富乐两个公社建炉 512 个，投产的只有 234 个，出铁的只有 84 个。据省委派往富源县核算成本的工作组反映，每吨生铁成本高达 2700 元到 3300 元，而每吨生铁才值 160 元。

工、农业“大跃进”造成了大损失、大跃退。云南省的粮产量从 1958 年到 1960 年连年减产，1960 年的粮产量低于 1957 年，只比 1953 年多一些。1961 年和 1957 年相比，大牲畜减少了 14.3％，生猪减少了 15.8％。城乡居民消费水平 1958 年后逐年下降，1958 年人均为 72 元，比 1957 年下降了 4 元，1959 年为 71 元，1960 年为 70 元。由于大办钢铁铜和大办公共食堂，大量森林被砍伐，森林复盖率由五十年代初的 30％以上，下降到 60 年代初期的 22.6％。由于大面积开荒种粮，放牧草场（山）遭到严重破坏。

1958 年全省粮食产量比 1957 年减产 6.7％，却不敢讲真话，虚报粮食产量，这一年粮食征购数却比 1958 年增加了 8000 多万斤。1959 年粮食产量又比 1958 年减产 6.8％，而征购数又比 1958 年多 7.3 亿斤。农民的口粮交了征购任务，造成了大规模的饥饿和死亡。表 10-1 中是 1962 年粮食部的数字，和《当代中国的云南》一书所载略有差别，但趋势是一样的。

表 10-21957-1961 年云南粮食情况（单位：表中未注明者皆为亿斤）

资料来源：产量、征购、销售数据取自 1962 年 8 月 25 日《粮食部计划司粮食资料提要》，总人口数取自《中国人口．云南》。

表 10-1 中的净拥有粮食其用途包括：口粮，饲料，种子，工业用粮。后三项扣除“净拥有”的约 30％为口粮。如 1958-1959 年度，人均净拥有为 516.84 斤，其中口粮大约有 361.79 斤。这是城乡平均数，扣除城镇供应口粮后，农村人均口粮低于 350 斤，再加上层层克扣，吃到农民嘴里的就更少了。

四、陆良事件――“大跃进”中较早暴露的饿死人事件

陆良县属云南省曲靖地区，位于省会昆明市东，距昆明不足 200 公里。著名的石林风景区当时就属陆良县（现划归昆明市）。“陆良事件”以后，接任县委书记的孔祥柱在 1958 年 11 月 14 日向省委作了一次汇报。孔祥柱汇报时说：

从 1958 年 2 月初就发生肿病，开始出现死亡。3 月中旬蔓延到 36 个乡。小春后有了吃的，肿病开始下降。小春收获很快吃完，6 月 20 日肿病大量发生。7 月发病率和死亡率最高。病人达 17000 多人，死亡 1700 多人。从 2 月到 9 月，全县发病 33319 人次，占总人口的 13％，因肿病死亡 5203 人，占发病人数的 15.6％，占总人口的 2.04％

肿病的症状是：发病前疲倦无力，头晕眼花，耳鸣夜盲，四肢发麻；继则精神萎糜，表情淡漠，有的性情反常，容易急躁；随后下肢浮肿，浮肿部分皮肤发亮，神经反射弱甚至消失，面色苍白；进而肚子发胀，并有腹水，肿胀及于手脸；多数病人开始腹泻。这时病人心跳减少，血压、基础代谢及体温都下降，身体消瘦，体重锐减，妇女月经停止，小孩哭不出声；此时如不及时抢救，数日即死亡。

肿病大量发生，明明是饥饿所致，但地委还是责成卫生部门去了解发病原因。4 月上旬，地委卫生局派医生曹钟朴和专区医院院长到了肿病严重的西冲和独木水库工地，曹钟朴认定肿病是过度营养不良造成的，提出了改善民工生活的建议。由于曹钟朴 1957 年被划为“右派分子”，县委否定了他的结论，还批评了专区医院院长。他们用阶级斗争的眼光来看待曹钟朴的结论。党政干部和医务人员的不同意见，在全省其它地方也有发生，因此对肿病原因长期得不出结论，延缓了救援。当然，即使县里听取了曹钟朴的意见，也没有能力改善农民的生活。因为粮食掌握在上级手里。直到 7 月份省里承认疾病和死亡是饥饿所致，才开始采取救援工作。

孔祥柱在汇报中说，距县城 3 公里的茶花乡最为严重，肿病死亡 943 人，其它病死亡 371 人，共死亡 1314 人占总人口的 11.9％。距县城 35 公里的大挤乡共死亡 759 人，占总人口的 8％，召跨乡死亡 551 人，占总人口的 10％。马街乡死亡 965 人，占总人口的 6.08％。省委检查组 1958 年 11 月 20 日的《检查陆良茶花乡情况报告》中说，陆良县茶花乡原有 2513 户，因病、饿、打而家破人亡和死绝的有 63 户，现有 2437 户。原有人口 11204 人，现有人口 9724 人。今年 1-8 月全乡死亡 1610 人，占原有总人口的 14.37％。其中被打死的 47 人，扣粮饿死的 79 人，无粮而饿死的 43 人，被迫自杀的 4 人，肿病死亡的 639 人，痢疾死亡的 225 人，因伤寒、流感、百日咳等疾病死亡的有 267 人。其它死亡 306 人。死人当中贫农占 61.8％，中农占 23.6％，地主占 6.64％，其它成份占 3.62％。余家村共有 58 户，死亡 71 人，其中当场打死或打而致死共 10 人。

1957 年，陆良粮食不足，是农民闹粮最凶的一个县，县委被迫放了一些粮食。事后省委把这次闹粮当成“地主、富农和右派分子的反扑”，认为县委放粮是严重右倾。在 1957 年的四级干部会上，省委严厉批评了陆良县委，并撤换了县委第一书记张志。1958 年初肿病发生时，新任县委第一书记陈盛年接受前任教训，不敢说粮食不够，眼看着农民饿死也不敢要粮，更不敢放粮救人。他还在 6 月 19 日的电话会议上紧跟政治形势说，农村有一股叫喊粮食的妖风。

陆良县除去公粮以外，平均每人只有口粮、种子、饲料 379 斤，死人最多的几个乡每人只有 200 多斤。而劳动强度成倍增加。据医务人员分析，一个农民在正常劳动情况下，每天需要热量 2500 卡，劳动最紧张时需要 3000 卡到 5000 卡。过去农民每天劳动六七个小时，大跃进中，增加到 12 个小时，有时达 16 个小时。云南省大米每斤含热量只有 1700 卡。没有油，没有肉，菜也很少。每天不到半斤粮食几乎是全部热量的来源。也就是说，农民每天从食物中得到的热量不到 1000 卡，而热量支出达 3000 卡到 5000 卡。这是造成肿病和死亡的根本原因。

发病和死亡人数中，男多于女，老弱多于青壮。一般是男女死亡比例为三比一，老少衰弱者占三分之二。因为男人干重活劳动强度大，容易发病。而青壮年大多参加会战队，集体吃饭，优先得到粮食供应，抵抗力又强，所以发病较少，死亡较少。

省委农村工作部 1958 年 8 月 22 日给省委的《陆良县茶花乡肿病死人情况调查》中说，茶花乡现有 2434 户，9510 人。从 1958 年 1 月到 8 月 16 日止，发病 4081 人，占全乡原有人口 11104 人的 36.8％，其中肿病 2946 人。死亡 1594 人，占全乡原有人口的 14.3％，占现有人口的 16.7％。较严重的第四社，共有 273 户、1089 人，死亡 272 人，死亡率为 25％。有的人患肿病后一泻肚子就死了，有的消肿反复两三次死亡，有的肿后皮肤破裂而死亡，有的不肿却干瘦而死。社员史正富没有肿，十分瘦，在拣小白菜时倒地即死。30 岁的社员王德民因肿病插秧时倒在田埂上就死了。社员史老秋肿病一夜小便多次，次日早晨死在床上。开始死人时还用棺材、木匣子装好埋葬，后来用席子卷了抬出去，再后来没有人抬，用牛车拉，一牛车拉三四具尸体，在村附近的泥塘、水沟、房前、屋后随便丢。县委书记孔祥柱还看到一个塘里有 9 个死人，一条沟里有几个。省委检查组 11 月 20 日的报告说，茶花乡共有土地 18817.14 亩，1957 年产粮 526.4796 万斤，1958 年产粮 381.099 万斤，比上年减少了 145.3799 万斤。减产 27.61％。1957 年人均口粮 336 斤，还要扣除吃掉的罗卜（10 斤萝卜折 1 斤粮）和已超前吃掉的国家供应指标，到 1958 年春天，农民能吃的口粮已经很少了。

省委书记处书记刘卓甫给省委的报告中说，曲靖专区从 2 月到 8 月 20 日，累计发病人数为 139451 人，死亡 18843 人。究竟死了多少还弄不清。陆良原统计 3067 人，后改为 5167 人，加上其它病死亡的人，共死亡 12912 人。在病情严重时，个别母亲吃小孩，父亲卖儿女。由于大人死亡，留下大量孤儿，仅泸西五区就有孤儿 150 多人。为什么死人问题拖半年之久？刘卓甫认为，主要是干部不敢提粮食问题，怕右倾，怕当右派。陆良、泸西对反映粮食问题的干部进行过斗争和处理。

死亡人数仅次于陆良的是泸西县。当时泸西县也属曲靖地区（1985 年划归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省监委泸西检查组向省监委报告：1957 年，泸西县上报粮食产量 10363 万斤，以 15 万人口计算，每人应有粮食 600 斤以上。每人应分口粮 400 斤以上。这是一个浮夸的数字。实际上每人只分得口粮 245-300 斤。（可见浮夸风不是自 1958 年开始，这是在极权制度下，迎合上级、讨好上级的必然现象。-本书作者注）部分群众 1958 年 2 月间就没有粮食吃，3 月份开始发生浮肿病，5 月份出现肿病死人。6 月死人增多，7 月死人最多。8 月死人数开始降。据各公社上报数字，到 1958 年 12 月底，共发生肿病 33203 人，肿病死人 5123 人，其它死亡 3295 人，无病饿死 3336 人，共计 11775 人。占全县人口的 7.34％。全马公社共死亡 4424 人，占全公社总人口的 12％，中枢公社死亡 2177 人，占公社总人口的 8％。最严重的脚册、山口管理区，死亡人数占总人口的 20％。有的饿得没办法上吊自杀，有的带孩子去找野菜，把小孩丢在山上，两天后，小孩在山上饿死，大人在家里饿死。有的把死人煮了吃，有人把孩子杀死本人投案。

路南、罗平、富源、师宗等县也发生了严重的肿病和死人情况。省委检查组提供的报告说，罗平全县有 22.8 万人口，据县委统计，1 月到 8 月 27 日共发生肿病 8847 人，占全县总人口的 3.8％，死亡 934 人。其中圭山乡 1 月到 8 月 28 日统计，肿病 2267 人，占总人口的 22％，死亡 443 人，占总人口的 4.2％。“地委书记会议资料之二”中记载，富源县 3 月到 9 月 6 日，发生肿病 8371 人，死亡 867 人。曲靖县 1-9 月共发病 12032 人，占总人口的 3.36％，死亡 1965 人，其中劳动力 800 多人。马龙县 3 月到 9 月 10 日，共发病 8608 人，死亡 1784 人。

农民除了饥饿而死以外，还因一些干部违法乱纪而迫害致死。干部们怕说自己右倾，宁左勿右，在执行上级任务时强迫命令，打骂农民。陆良县茶花乡有 129 名干部打过人，占全乡干部总数的 62.9％。全乡 57 个生产队长，只有 6 个队长没打过人。20 个管理区的 50 名干部全都打过人。全乡挨过打的农民有 726 人，其中贫农 313 人，中农 264 人，地主富农 94 人，打人时干部打人并不讲“阶级路线”。20 管理区生产队长邵安柱所在的生产队，200 多名社员中只有 5 个人没有挨过打。一些坏干部把农民打成残疾或活活打死。扣口粮把人饿死也是常用的手段。茶花乡打人最严重的 19 名干部（处理陆良事件时这 19 人被捕）共打过 536 人。被他们当场打死 2 人，打伤后致死 45 人，一二天后死亡的 8 人，15 天后死亡的 5 人。打残 16 人，扣口粮而饿死的 79 人。打人的手段骇人听闻。捆绑、吊打、用木头塞咀，等。打人的工具有皮鞭、剌条、棍棒、扁担、锄头、钉耙等。打人事件多发生在五六月份紧张的抗旱插秧期间。

泸西县全马公社 647 个干部中，打过人的干部占 40％以上。管理区干部胡某，指使民兵吊打农民，经他指使吊打而死的就有 4 人。治保主任朱某吊打 49 人，打死 2 人，打残 6 人，强奸妇女 1 人，逼奸 2 人。富源县在春耕生产中，很多干部任意吊打群众，还规定不参加劳动的老人和小孩不给饭吃。这个县的黄泥河乡 4 个乡干部都吊打过人，社队干部有 20 多人吊打过人，占社队干部总数的 39％。被吊打的农民有 98 人，其中，致残 6 人，病中被吊打死亡 10 人，吊打后死亡 11 人，逼死 2 人，关死 1 人。贫农李小梅饿得偷吃了几个洋芋和红薯，被社主任李某等 3 人吊起来毒打 4 小时，成了残废不能劳动，将 1 岁小孩推入河中淹死。一个小女孩因扳了一个包谷，竟被砍掉一个手指。乡党支部书记郭某每次开会都说“不打人的是右倾”。社员饿得不能出工，郭说：“没有吃的也要去做，死也要死在田里。中国有 6 亿人，死几个没关系。”社员悲哀地说：“人的性命不如一只小鸡。晚死不如早死，死晚了没有人抬了。”曲靖县除松韶、松林两个乡外，其它 9 个区都有乡干部吊打群众、造成死亡、残废的情况。麦地社党支部书记刘某亲自打过 11 人，打死 3 人。有一富农因病拉水走得慢了，刘用棍子毒打，当场打死在水车旁。一青年因到食堂吃饭去早了些，刘说：“你干活不行，吃饭倒很积极。”拉住就打，不久就死了。下坡社党总支委员张某亲自打了 100 多人，一个农民偷吃了几个洋芋，张用火油将这个农民的手指头烧掉了一个。联合社 66 个党员打过人的有 52 个，其余 14 个没打过人的有 10 个在水库工地上。社主任周某亲自打了 31 人，死亡 2 人。

云南省的问题如此严重，中共云南省委不得不向中共中央写报告。7 月 27 日的报告中说：“据了解，现在 8 个专区（州）50 多个县发生此病，患者共计 11 万多人，已死亡 2 万多人。而又集中在泸西、陆良、马龙、曲靖几个县，发病共 8 万多人，死亡 1 万多人。仅泸西就发病 1 万多人，死亡 3000 多人，占全县总人口的 3.37％。．．．．．另外，丽江、大理还有痢疾发生，患者上千人，死亡数百人。”这个报告还不敢讲出死人的全部真相。

中共云南省委 11 月 18 日向中央的《关于肿病死人的检查报告》称，到 10 月 10 日止，全省累计发病 338000 多人，死亡 39712 人。以曲靖为最严重，共死 19072 人。而曲靖地区最为严重的是陆良、沪西、曲靖等县。陆良共死亡 12912 人，占曲靖地区死亡总数的 67％，占全县总人口的 5.6％。

当时的云南省委第一书记是谢富治，他原来还兼任昆明军区司令员。1957 年 9 月 27 日秦绩伟将军接替昆明军区司令员的职务，谢富治专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对于各地大量发生肿病死人的情况，谢富治感到害怕。就在一年以前，邻省广西饿死的人数比云南这次饿死的人少得多，省委第一书记陈漫远被撤职。现在自己面临的情况很严峻，他现在只有一个选择：主动承认错误，求得中央宽大。1958 年 11 月 18 日，他以省委名义向中央写了一个报告，汇报了云南发生的情况并作了深刻的检查，并重点汇报了省委所做的善后工作及其效果。随同这个报告，谢富治还以个人名义向毛泽东和中央写了一份检讨：

主席并中央：云南省肿病死人问题，在省委常委会上，大家都开始作了一些沉痛的检讨，已另有报告送上。在这一事件中，省委的其他同志是做了工作的。由于我个人缺乏完整的群众观点，存在片面思想，把领导生产与关心群众生活对立起来，把保护干部积极性与纠正错误倾向对立起来，在这一问题上表现了不关心群众疾苦的官僚主义；在肿病的发展过程中，我虽然听到一些零碎的情况，但长期未作认真的了解和研究，也未专门召开会议讨论，以致措施无力，造成这一不可挽救的损失。因此，省委所负的责任，主要决定于我个人；应得处分，也应由我负责。

这封信中最后一句话，是谢富治专门写了一个条子让省委秘书长梁治加上去的。这个用红铅笔写的条子至今还保存在云南省档案馆里。也许是他这种敢于承担责任的态度得到了毛泽东的宽恕。11 月 25 日，毛泽东以《一个教训》为题，对云南省委的报告作了长篇批示：

这是一篇有益的报告，是云南省委写的，见《宣教动态》145 期。云南省委犯了一个错误，如他们在报告中所说的那样，没有及时觉察一部分地方发生的肿病问题。报告对问题作了恰当的分析，处理也是正确的。云南工作可能因为肿病这件事，取得教训，得到免疫力，他们再也不犯同类错误了。坏事变好事，祸兮福所倚。别的省份，则可能有一些地方要犯云南那样的错误。因为他们还没有犯过云南所犯的那样一种错误，没有取得深刻的教训，没有取得免疫力，因而，如果他们不善于教育干部（主要是县级，云南这个错误就是主要出于县级干部），不善于分析情况，不善于及时用鼻子嗅出干部中群众中关于人民生活方面的不良空气的话，那他们就一定要犯别人犯过的同类错误。在我们对于人民生活这样一个重大问题缺少关心，注意不足，照顾不周（这在现时几乎普遍存在）的时候，不能专门责怪别人，同我们对于工作任务提得太重，密切有关。千钧重担压下去，县乡干部没有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去干，少干一点就被叫做“右倾”，把人们的心思引到片面性上去了，顾了生产，忘了生活。解决办法：（一）任务不要提得太重，不要超过群众精力负担的可能性，要为群众留点余地；（二）生产、生活同时抓，两条腿走路，不要片面性。

谢富治不仅顺利过关，还官运亨通。1959 年八届八中全会（庐山会议）以后调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长。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是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一个重要人物。谢富治走后，阎红彦接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毛泽东喜欢重用犯过错误、承认错误并向他表示忠心的干部。这样的干部最听话，最好控制。

事实上，云南省委的检查还是避重就轻。在云南省所留的资料中，情况比省委向中央的报告中说的要严重得多。在 1958 年 11 月的地委书记会上，与会者的发言可能更接近真实。17 日的发言者说，大理发病 22000 多人，死亡 3000 多人。文山发病 8700 多人，死亡 1675 人。红河发病 36700 人，死亡 2975 人。弥勒发病 25800 人，死亡 867 人。新兴水库工地打死 20 多人，打残 500 多人，自杀 7 人。21 日发言的马继孔说；“曲靖松林乡事件死了几万人，没有人敢反映，云南日报记者的报道中只说这里工效高，不说死人。”“松林乡事件还是铁道部队一个连队反映的，死了几万人。”欧根发言说：“肿病大理特重，其次是丽江、德宏。据 11 月上旬统计，大理发病 23380 人，死亡 3000 多人。现在还有 1080 人在集中治疗。丽江死亡 948 人，德宏 1000 多人。”发言中还谈到各地组织“学好队”（实际是劳改队），大量捕人。刘卓甫发言说：“今年已捕反革命分子 53000 多人，比历年都多。”从这些发言中可以看出，肿病死人不仅限于曲靖一个专区，其它地区也很严重。还有一个死了几万人的松林乡事件，没有向中央提及。松林乡事件只散见于档案的只言片语中，没有看到全面的记述。毛泽东可能不知道更严重的情况，也许知道而故意装糊涂。他手中有了这些更重要的情况而不拿出来，这对谢富治是更有威慑的王牌，可以更好的控制谢富治，使谢不得不死心塌地地效忠于他。

五、“免疫力”难抗反右倾

毛泽东在《一个教训》中说：“云南工作可能因为肿病这件事，取得了教训，得到免疫力，他们再也不犯同类错误了。”的确，在毛泽东这个批示以后，省委头脑开始有所冷静。毛泽东的批示下达以后，省委召开了地、市委书记会议，进行了 20 多天的整风。经过讨论，省委提出了一些改进措施。11 月 30 日，发布了《中共云南省委、云南省人民委员会关于群众生活若干问题的决定（试行草案）》和《中共云南省委关于保护个人生活资料所有权的通知》。在前一个文件中，提出了调整劳逸节奏，保证农民必要的休息；除了办好公共食堂以外，每个社员家庭要有一套小锅灶，以便社员热饭、炒菜、取暖等。后一个文件宣布：“永远保护社员个人原来的和分得的生活资料所有权。”私人存款不论数目多少，一律属于私人所有，别人不得提取；私人住房不得收归公有；允许私人培养猪和家禽；等。

1959 年 1 月，又召开了省委第七次全体会议，对 1958 年的高指标进行了调整，降低了钢、铁、铜、粮、棉的指标。除了继续扩建昆明钢铁厂以外，各地兴建的小高炉陆续下马。“大战钢铁铜”时抽调的农村劳动力，陆续回到农村。与此同时，省委果断决定，边疆地区停办人民公社，一般不办公共食堂，已搭起公社架子的地方，仍办成初级社和高级社；有不愿入社的单干户，也应当允许；在一部分“直接过渡地区”，仍从互助组办起。但提出边疆在条件成熟后要向人民公社过渡。对内地的人民公社也进行了整顿，实行了三级所有、以管理区为基本核算单位。划小了公社规模，将原来的 800 多个公社划为 1281 个。公社实行“三包”（包工，包产量，包成本），小组和个人实行“四定”（定工、定量、定时、定质），使得管理混乱局面略有好转。

所有这些调整，在指导思想上虽然没有根本扭转“一高二快”、“一大二公的”问题，部分调整后的指标仍然是难以实现的高指标，但是，这些调整措施还是起了一定的刹车作用，使共产风、浮夸风有所收敛。边疆外逃的老百姓开始大批回归。

但是，到了 1959 年 8 月，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了八届八中全会，通过了《为保卫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等文件。在“免疫力”的作用下略有清醒的云南，也卷入了反右倾的激流中，“大跃进”的势头又陡然升起。

9 月中旬，在省级机关中开展了整风学习运动。从 9 月 20 日到 10 月 28 日，列为重点批判或斗争对象的 982 人，占机关参加运动总人数 16304 人的 6％。有些运动进展较快、斗争更为深入的单位，列为重点批判或斗争对象的达到 8％左右。在这些人当中，厅局长或相当于厅局级的干部有 11 人，占这一级干部总数的 7.7％；17 级以上的科处级干部有 222 人，占这一级干部总数的 12.4％；一般干部 749 人，占这类干部总人数的 5.2％。云南大学校长、著名作家李广田，医学院院长、长征干部颜义泉等名列其中。地县机关也开展了相应的运动，批判和斗争的对象比省级机关更多。

农村整风整社的风向也随之转变，由原来纠正“五风”变为开展两条道路的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这场斗争中，大批讲真话的基层干部和农民受到批判斗争。一度暂时刹车的“五风”重新抬头。

在反右倾斗争的强大冲击下，1958 年底和 1959 年上半年推行的一些旨在纠正错误的政策，有的停止执行，有的受到批判。省委提出 1960 年要完成粮食产量 200 亿斤（1957 年为 116 亿斤，1958 年为 108 亿斤，），钢 25 万吨（比 1959 年增长 40％），铁 45 万吨（比 1959 年增长 21％），铜 1.64 万吨（相当于 1959 年产量的 3.4 倍）。在高指标的压力下，“苦战”、“火烧中游”等口号又在报纸上连篇累牍地出现。省委还组织“改造落后工作队”，到一些县进行检查督促。把办好公共食堂作为农村高举三面红旗、实施持续跃进的突出内容。边疆地区一度停办的公共食堂有的又恢复起来。这些使得虚报浮夸、强迫命令、瞎指挥和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又有所猖獗。

于是，饥饿、浮肿、死人的情况又继续出现。

7 月底，省委办公厅综合报告：：“全省肿病继续有发展，6 月底统计为 18000 人，7 月底发展到 28189 人。玉溪、楚雄、昭通、7 月份都有很大的发展……仅据玉溪、红河、丽江、临沧、昭通不完全统计，自今年 1 月份起到 7 月底止，死亡人数 787 人，其中文山专区 390 人，玉溪专区 223 人。”

1959 年 8 月 19 日，玉溪地委报告说，今年春耕期间肿病 1200 人左右，6 月份增加到 3000 人，7 月份增加到 5000 人。从 3 月到现在，共发生肿病 16208 人，死亡 532 人。

7 月份以来，楚雄地区肿病、干病发展很快，据初步普查的结果，已上升到 15000 多人。其中，大姚县上升到 7667 人，楚雄上升到 3073 人。大姚县弥兴公社 7 月 1 日到 25 日就死亡 313 人。弥兴公社有些管理区食堂领不到粮食，一二百人的食堂一顿饭只给一二十斤粮食。这个公社大苴区小春以后，公粮和余粮没入库就吃掉了，上面还紧催公粮任务，管理区就把剩下的 57000 斤种子全部作为公粮入了库。从 7 月 17 日起，管理区就不能给食堂发粮了。小苴管理区是全地区的先进管理区，1955 年以来公余粮从 40 多万斤增加到 87 万斤。公粮一交，就要吃供应粮。

思茅地委 1960 年 9 月 3 日报告说，从 2 月开始，就出现了零星死人。7 月，病情和死亡急剧上升。据现在调查情况，病人已不下 15000 多人，死亡 4541 人，其中非正常 3000 多人。据省委指示，集中 180 多个点进治疗。到 8 月，全县还有病人 13165 人，8 月就死亡 1358 人，平均每天 30 多人。

据砚山县县委 1960 年统计，1959 年秋收分配的结果，平均每人每天口粮 3 两以下的 61 个队、8127 人；3-4 两的有 343 个队、50092 人；5-6 两的有 357 个队、40890 人。平均口粮 4 两以下的占总人口的 35％，6 两以下的占总人口的 65％。这还不包括寅吃卯粮的数字在内。明德公社绿采大队去年分配每天口粮 2.3 两，今年 5 月缺粮。县委书记县长到那里搞安排生活的试点，反复搞了三次，时间持续三个月，都没有正式供应粮食。直到饿死 9 个人，才按 5 两口粮供应，继续死亡多人。生活困难的地区普遍出现卖衣服、家具、被子、手饰等物品换点巴蕉充饥。在这种情况下，社员出工不积极，也有人弃农经商。县委就通过开展一场群众性的对敌斗争来解决问题，在短时间内，斗争了 500 多人。对敌斗争更影响了生产，截至 6 月 5 日，砚山全县 16 万亩稻田只栽了 6 万亩。

由于“五风”重新抬头，品质差的干部为非作歹，农民继续遭受迫害。楚雄县苍岭公社党委副书记余某在春天插秧时公开在支部书记会上讲：“五十岁以上的社员干病、肿病不给治疗。凡是有病的人一律按半劳动力发口粮。”有些干瘦病、肿病人因此活活饿死。余亲自动手打了 46 人，其中打死 4 人，打残 9 人。朝阳寺生产队社员张发良，在大拐子犁田，牛吃了几口秧，余看到后用牛担击张胸部，张当场吐血。张受伤不能劳动，余又将张的粮食标准降低。张在大山咀犁田时，因饿得没有力气，抬不动犁，被余看见后又打了一次。5 月 16 日，张在大沟边犁田，饿得不行就拿了一点喂牛的豆子吃，被余看见，就将牛解掉一条，让张代替牛拉犁。张拉不动，余就用牛棍乱打，用脚乱踢。张被打得皮破血流，跪在地上求饶，余继续毒打，直把张被活活打死。余经常用扣口粮的办法来惩罚社员，致使六七十人生病和饿死。桃园生产队社员汪兆富兄弟二人，由于六天没给口粮，到山上找野菜，饿死在山上。汪兆富的妻子也饿死在家里。陈家坝生产队 12 天没有口粮，全队 76 人只好吃菜根。86 岁的社员程树生咬不动菜根活活饿死。他家还有 4 个月的小孩子没有奶，求余批点米给小孩度命。余把申请米的条子撕掉，还骂了一吨。过几天小孩也饿死了。桃园管理区共有 1692 人，干瘦病、肿病 205 人，死 98 人。71 岁的社员郑关氏饿得上吊自杀，她儿子从田里回来料理丧事，余对郑明理拳打脚踢，不准往外抬，直到尸体腐烂才让抬出去。余某对社员如此残忍，自己却大搞特殊化。他家 1960 年吃了猪肉 162 斤，牛肉 260 斤，鸡 46 只、鱼 173 斤。他家养三条狗，每月供应口粮 90 斤。一母狗下了 6 只小狗，还供应了大米 62 斤。群众说：“余文明对社员不如狗。”余文明在 1958 年就打社员，1959 年春天有所收敛。1959 年秋天反右倾后更加嚣张。这样一个坏干部，在 1960 年的群英会上却获得了铜质奖章，又评上了“四好干部”，并由桃园管理区支部书记提拔为公社党委副书记。在权力没有制衡的制度下，出现余文明这样的干部是不足为奇的。但是，余文明的问题暴露后，不从制度上找原因，却认为余解放前当过兵，是漏划地主，是封建势力复辟。采“民主革命补课”的办法解决问题。

饥饿一直持续到 1961 年。1961 年 6 月 26 日，《文山地区马关、西畴闹粮问题的两个汇报》中说，马关县城关公社第三大队有 6 个小队，23 日晚饭后，来自几个小队的 70-80 名农民到县委会去请求解决粮食问题。粮食由公社掌握，前几天是六七天领一次粮，现在是吃一顿，领一顿，而且要写报告。23 日没有领到粮食，没有饭吃。农民找队长，队长让找大队，大队说找公社，最后一直找到县委。西畴、王栗坡每天只供应 3 两粮食。

六、边民外逃

在苛政、饥饿和干部恶劣作风的压迫下，边疆的农民大量外逃。

1954 年 4 月 14 日《思茅地委、思茅军分区对今春以来外逃外迁问题的指示》中说，“自年初以来，边疆外逃外迁事件不断继续发生。与往年比，其主要特点是，面更广，规模更大。截至 3 月底，共外逃 644 户，2433 人。4 月以来，不但没有停止，并有新的发展。”

1958 年 4 月 16 日，思茅边防司令部给军区的电报有如下叙述：

1958 年以来，我区外逃严重，已达 3000 多人。其中澜沧 1600 人，孟连 998 人，猛混 70 人，猛腊 166 人，江城 10 人。形势仍在发展。外逃的特点是：1，普遍性。但澜沧、孟连两区最为严重；2，由二线以内继续向纵深发展。开始是孟连、糯福区，现在深入到澜沧、孟连内地；3，外逃人员 65％是我基本群众，并有骨干积极分子、党团员和政府干部带领，逃跑的地主富农只占少数；4，整户、整寨携枪结队，公开对抗，不听劝阻。

思茅边防司令部提供的外逃数字并不多，另一资料所批露的情况要严重得多。大跃进开始以后，外逃人员大量增加。仅西双版纳自自州所属景洪县，1958 年 9 月到 1959 年初，全县山坝区外流外迁就有 7000 多人，其中，勐龙区就有 6900 多人。1959 年春，贯彻中央的一些松动政策以后，外逃人员大部分回来了。1959 年秋天反右倾，重新实行左的政策以后，边民又大量外逃。扣除回流人员不计，从 1958 年 9 月到 1960 年 11 月，全县 8 个坝区总计外逃人员 3411 人。

劝阻边民外逃有时还会发生武装冲突。丽江地委和军分区 1958 年 4 月 16 日 22 时《对碧江武装部电话请示要派部队帮助劝阻边民外逃的批示》中透露了以下情况：

1958 年 4 月 15 日晚，碧江县一区联合乡发现外逃 35 人。该县得悉后，于 16 日晨组织工作队前往该村劝阻，但因路途太远没有追上。在返回中，又遇外逃者 18 人。工作组当即喊话劝阻。对方不听，一直朝工作队方向走来。民兵当即朝天打了两枪。外逃者向民兵射毒箭，伤民兵 1 人。上午 9 时发生冲突，至下午 4 时冲突结束。我消耗子弹 200 多发，打伤对方 7 人，我牺牲 1 人，伤 1 人。

1958 年 12 月 6 日，中共德宏地委《关于少数民族外逃情况的检查报告》中说：

从今年 1 月到 11 月 20 日止，已外逃 56267 人占边沿县总人口的 14％。其中傣族和平土改区 27626 人，景颇族直接过渡区 24886 人。外逃者中，有国家供给干部 189 人，工作干部 62 人，小学教员 46 人，乡干部 75 人，州直机干部 3 人，中央民族语言调查组 3 人。农村党员外逃 181 人，占党员总数的 16.1％。

据瑞丽县材料看，今年外逃有两个高峰，一是 4 月，共外逃 6529 人，占外逃总人数 21765 人的 30％；二是 9 月末到 10 月初，外逃 3065 人，占外逃总人数的 14.08％。第一个高峰是大办水利的时候；第二个高峰是大办钢铁的时候。

1960 年 4 月 26 日，《史怀壁同志电话汇报澜沧等地粮食和人员外逃情况记录》中说：“今年以来，澜沧共外逃 1886 人，主要是糯福、酒井、东回三个区。”他将外逃原因归结为缺粮、大办食堂和干部作风。

七、骚乱和暴动

《当代云南大事纪要》中记载：“1957 年 6 月 5 日，中共迪庆工委就平息叛乱、准备改革问题向省委汇报。藏族聚居的三个县自去年以来都发生过不同程度的叛乱。德钦 1956 年 6 月叛乱，经过一年来的打击，现只剩下少数残余。中甸今年 3 月叛乱，现尚有部分继续顽抗。维西六区也发生过局部小暴乱。”

云南少数民族性格骠悍好斗，都有枪支武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经常出现民族骚乱和暴动。民族骚乱和暴动的原因比较复杂，不全是“大跃进”造成的。但是，不可否认，农业合作化中的过激政策、大跃进中的失误，群众生活太苦，至少是民族骚乱和暴动的重要诱因。

现将有记录的骚乱和暴动的历史资料抄录如下，供读者参考。

丽江小凉山暴乱

昆明军区 1956 年 4 月 12 日报告：

丽江地区叛乱情况：永胜、宁蒗、华坪共有叛叛乱武装 3500 多人，主要几股如下：棉花地（华坪东北）400 多人；毛牛坪 300 多人；华荣庄 300 多人；跑马坪地区（宁蒗东南）1000 多人；辣子沟（跑马坪北）700 多人。

叛匪活动情况：一，羊坪、哨坪等地叛匪 200 多人，4 月 6 日开始暴乱，抢去大米 3000 斤，豆子 200 余斤，菜 900 斤。我方护送武装（民警 7 人，公安 4 人）及马帮 20 多、马 50 多匹，除逃出 4 个马帮外，其余无下落。同时，哨坪、莫尔坪地区将我工作队包围，打死打伤我 10 人，抢走长短枪 4 支、物资全部。当晚 200 多人又包围了我羊场办事处，杀死我送信干部 2 人。二，华坪以西的水坪、毛牛坪地区有匪 300 多人、枪 200 多支。于 4 月 8 日时，包围我通达地区政府，9 日拂晓，我华坪民警及民兵两个战斗队向该敌进攻，毙、伤其 50 余人。三，新营村（宁蒗南）有匪 600 多人，于 4 月 8 日开始暴乱，抡走粮食 3000 斤和贸易组的全部物资。4 月 7 日敌 1000 多人，将我跑马坪的一个连包围，我当即向宁蒗出动四个排进击，至 4 月 8 日增援部队到达解围。

昆明军区 4 月 28 日报告：

1956 年 4 月 6 日以来，小凉山的永胜、宁蒗、华坪地区举行叛乱的武装曾陆续达到 4000 多人，为平息这次叛乱，我们先后动用了 13 个连的兵力及民警、民兵 2000 多人。从 4 月 6 日到 4 月 27 日，大小战斗 36 次，歼灭敌人 1230 余人（敌亡 363 人，伤 397 人，俘 470 人）。

云南省公安厅 4 月 28 日报告：

自 4 月 6 日起，发生暴乱的小凉山羊坪关、跑马坪地区及华坪县四五两区共参加暴乱的人数约 2500 人。在宁蒗县境，部分上层集中 3000 多人，除围攻金棉、西营两地区外，并准备全面围攻我县区政府。

富宁县瑶族骚乱。

中共云南省委 1956 年 9 月 25 日《关于富宁县瑶族骚乱事件的报告》中说：

几年来，我省苗、瑶民族不断地发生搬家骚乱事件，肯定是有反革命分子挑起和操纵的。但问题是，为什么经过我们多年工作，反革命分子仍能进行这样大的破坏活动、群众仍听信反革命的煽动…….这就不能不从我们主观工作中检查。

文山地委 1956 年 10 月 7 日的《关于富宁县民族骚乱事件的报告》中说：

富宁县兰靛瑶族闹退社问题，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开始缓和下来。但是，山瑶和黑瑶闹事又有新的发展。由闹退社到斗争村干部、到抢夺枪支、组织武装骚乱。地主张尚杰（黑瑶，已批捕外逃）持枪率领地富惯匪、以及社员群众 40 多人，攻打我敬龙乡政府，抢走铜炮枪五支、党支部公章一枚、文件一捆、人民币 40 元以及衣物，并追杀我乡文书。被乡文书开枪打伤 1 人后退去。事后敬龙乡弄登社 8 个寨子 86 的男子全部跑光。另外，龙绍、龙万两个乡的山瑶族也闹退社并斗争土族社长，抢走土族民兵铜炮枪 5 支。山瑶族男子大部分日夜上山开会并积极修理枪支、倒砂子、冲火药。民族闹退社骚乱事件与土匪武装暴动有所不同。尽管有敌人策划煽动，但它是以民族形式出现的，参加骚乱的大多是被骗的基本群众。事件发生后，我们加派了干部力量，部队也进驻控制，坚持以民族形式和平解决的方针，使多数群众平息。但是，敬龙乡还有 10 多名外逃分子没回来。楷绍乡还持枪拒绝我干部进去工作。群众怕捕、怕关，不敢下山，食盐断绝，地里的谷子成熟了没有人收。

维西县伏击事件

1956 年 12 月 13 日丽江公安处电话报告：

12 月 8 日，维西县民警 11 人护送粮食 6 驮及慰问品支援凉山前线，中途遭 80 人伏击，民警牺牲 5 人，重伤 2 人，物资全被抢走。

归化寺问题

1956 年 12 月在四村若依母战斗中，我方击毙叛匪 7 人，将尸体陈列在小街子（喇嘛寺附近），动员叛属认领。到场叛属 200 多人，发生武装冲突。当场牺牲工作人员 1 名。我亦击毙喇嘛 1 人。部队闻枪声立即赶到，他们也向部队射击。归化寺是迪庆自治州最大的一个寺院。

昭通地区昭鲁二县结合部事件

《昭通地委关于昭鲁二县结合部暴乱事件的情况报告》说：

昭鲁结合部 4 个区、20 个乡，46 名土匪暴乱。1958 年 11 月 25 日晚，46 名土匪杀害乡营业所干部 1 人、服务员 2 人。26 日凌晨，先后杀害干部 10 人，打伤 7 人。他们提出“反对三化”、“反对公共食堂、反对托儿所”、“反对日夜苦战”的口号。我方组织力量即时围歼，历时 5 天，共捕获匪 180 多人，其中公开出面暴乱的 50 多名。打死 12 人。此外，大理与永胜交界处，在国庆节前发生暴乱，口号是：“反对公共食堂”、“反对苦战”。打死叛匪几人，还有 7 人外逃，大部分被争取过来。

禄劝县大松树新村煤矿暴乱

1958 年 10 月 26 日，云南省禄劝县大松树新村煤矿发生了以李光荣为首的“中国人民起义军”的反革命暴乱案。次日，暴乱首犯及骨干均被民兵擒获。28 日，平叛工作组到达出事地点，共拘捕 117 人，大搞逼供信，打死 24 人，打伤致残 36 人（致死 7 人），判刑 50 人。平叛有严重扩大化问题。

金平县崇岗公社老街管理区铁匠寨事件

1958 年 12 月 27 日晚 8 点 30 分，元阳县毛草坡、金平县崇岗公社铁匠寨、芭蕉河、铁良寨、河头寨等四个村子 43 个人为骨干及部分群众共 70 多人，持火枪 15 支暴乱。他们攻打老街乡人民委员会，抢走布匹、衣服、胶鞋及零星百货，还抢走现款 1300 多元。打死粮食局干部 1 人、售货员 1 人。攻下老街后就煮饭吃。闹了五六个小时，43 个人上了山。

宣威事件

1960 年 11 月 30 日《关于宣威反革命暴乱案件的调查报告》中写道：

1960 年 12 月 24 日晚，云南省宣威县阿都公社发生了反革命暴乱，波及增平、翠华、两个公社。这一带是云贵两省结合部，周围驻有铁道兵两个团和 3 万民工。有的叛匪就在军队驻扎的村里活动。暴乱涉及 13 个管理区的 37 个生产队，共 417 人。其中生产队长以上的干部及财贸人员、小学教员 138 人，占暴乱地区干部总数的 9％。其中有公社党委委员 2 人、支部书记 7 人，党员 47 人，团员 45 人。在暴乱中，被杀干部 13 人、群众 1 人，抢走短枪 11 支。25 日我部队到达后匪众即鸟兽散。26 口叛乱基本平息。

这次反革命暴乱是今年 7 月 28 日开始酝酿的。叛匪番号叫作‘中建中央司令部云南分部’，号称 4 个团。暴乱起来的是一个‘团’。其余在宣威的宝山、双河等 6 个公社，及铁道兵五师 24 团所属的民工中建立的三个‘团’，共 2000 多名匪徒。在暴乱前夕被我一网打尽。到 11 月 25 日止，主要匪首除徐汝俊 1 人被毙以外，全部捕获。经过审查，在 39 名‘营职’以上的叛匪骨干中，地富反坏占 54％。

在这次暴乱中，反革命分子针对三面红旗和我们工作中的缺点，提出一些政治口号欺骗群众。如，‘实行第二次土改，平分土地到户，不交公粮，不卖余粮’、‘解散公共食堂，粮食分到户，随便吃饭’、‘恢复自由市场，不要粮票、布票、饭票’，暴乱来以后，又提出‘土地回老家，土地各还各’等口号。

根据我们的调查，暴乱地区的群众对我们工作中的某些缺点是有意见的，主要有这样一些问题：1，粮食统管。群众说：“口粮三百二，墙上一行字。”群众的口粮自己看不到，摸不着，只是挂在墙上的一行字。2，食堂办得不好。管理不民主，不公布账目，吃饭不公平。山区居住极分散，有的住家离食堂二三里，最远的二十里，还不准代老人打饭回家去吃。3，共产风，搞“万头养猪场”平调了生产队和社员的猪，收回了社员开的小片荒地。4，生产指挥上要求“规格化”、“一字平”，该锄草时公社让搞积肥突击运动；该收庄稼时公社让割茅草。5，干部作风不好，脱离群众。

1960 年 12 月 2 日谢富治向周恩来总理汇报时说：“关于宣威反革命暴乱，经过云南省委、昆明军区和公安部队工作组协同地、县委进行了半个多月的工作，案情已基本查清。今年以来，西南三省发生大小暴乱 12 起，其中四川 5 起，贵州 5 起，云南 2 起。”

八、退回去就有生路

1958 年以来的过激的政策把农民推向了死亡之路。如何重新寻找生存之路？退回去。

1960 年 11 月初，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简称“十二条”）。这实际是从激进政策中大步倒退的政策。中共云南省委于 1960 年 11 月中旬召开了有 2000 多人参加的三级干部会，学习贯彻中共中央的“十二条”。在这次会上，中共云南省会对 1958 年以来出现的严重问题承担了责任：“在云南政治条件和自然条件都很复杂的情况下，对于如何结合实际执行党的政策，是比较忽略的。因而对山区、坝区以及不同民族的特点、差别注意不够，特别是内地高山分散地区更为忽视。在处理生产关系、组织生产、生活等方面都抹杀了这些差别，成为助长’五风’的一个根源。”明眼人一看便知，云南省委这认识并没有说出产生问题的根本原因，而是把全局问题当作局部问题加以分析。这是为中央领导人开脱。在出现全局错误的情况下，地方官员为中央承担责任，这是拍马屁的最好机会和方式。这时你帮助中央领导人下了台阶，中央领导人就会让你的职务上一个台阶。

为了使倒退政策得到毛泽东的认可，1961 年初，新任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到普洱、景谷、漾濞、弥渡等县进行调查以后，在 5 月 9 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对生产队规模、公共食堂、社员分配、耕牛、大农具的所有制等五个问题提出了退回去的看法。毛泽东于 5 月 16 日作了批示：“阎红彦此信写得很好。他的调查方法也是好的，普遍与个别相结合。发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供参考。”

云南省的倒退的政策是全面的：1，退赔共产风刮走的财产，对 1958 年以来的错批错斗的干部和群众进行甄别平反；2，调整人民公社的体制、规模和农村经济政策；3，压缩工业基本建设，精简职工和城镇人口；4，调整商业政策，边疆地区不实行统购统销；5，恢复手工业；6，继续对边疆少数民采取特殊政策。

以上政策起到了休养生息的作用，1961 年基本没有因饥饿而死亡，1962 年浮肿病基本消除。1964 年云南省粮食总产量达 121.34 亿斤，超过历史最高年 1956 年的 120.27 亿斤。猪肉从 1964 年 9 月起就可以平价敞开供应。除粮食、棉布外，其余数十种凭票商品完全敞开。1965 年春节，昆明市场上的日用工业品比 1964 年增加了 1800 多个品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