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大饥荒年间的城市生活

在中国计划经济制度下，城乡分割，城镇居民和农民是身份不同、待遇不同、生活方式不同的两个社会群体。国家计划部门每年根据预计粮食产量安排下一年度粮食收支的“盘子”。“收”是指从农民那里征购的粮食和进口粮食，“支”是指城镇居民口粮、农村非产粮人口用粮、工业用粮、出口和军事用粮，收入减支出就是粮食库存。中央政权对粮食库存十分重视。由于“收”过了头（即征购了过头粮），在“支”中还包括“返销”给农民的口粮。“支”有强大的刚性，除了农民的口粮以外，是很难压缩的。政府安排的顺序是，先保证了粮食支出以后，再考虑留给农民多少口粮。由于“支出”盘子太大，所以经常在农民那里征购“过头粮”。为了保证收支平衡，政府强迫农民做出最大的牺牲。所以，在大饥荒期间，饿死的都是生产粮食的农民。

一、城镇的粮食供应

那么，能够享受粮食定量保证的城镇居民的生活怎么样呢？普通人是按劳动强度大小不同来确定粮食定量指标的，高级干部和极少数高级知识分子，则是按权力等级享受特殊供应的。权力层次不同，享受的供应水平不同。广大普通市民，虽然不会饿死，但只能处于半饥半饱状态。

表 13-1 大饥荒时期国家向城镇销售的粮食数（贸易粮：亿斤）

资料来源：《粮食部计划司粮食资料提要》，1962 年 8 月 25 日。

从表 13-1 中可以看出以下几点，其一，按月份看，每月向城镇供应的数量大体是均衡的，这和国家向农村供应的粮食随月份变化有所不同（见本书“粮食问题”章）。其二，后几个粮食年度国家向城镇供应的粮食比 1957-1958 年度有所增加，这是因为城市副食品供应减少的原因。其三，1960-1961，1961-1962 国家向城镇销售的粮食大大减少，其原因一是 2000 多万城镇人口被赶向了农村，二是城镇人口粮食定量减少。

二、城市和农村有一个时差

除个别地方外，农村的饥荒最早发生在 1958 年冬天。而城市的饥饿发生在 1959 年的下半年，时差大约有 10 个月。农村情况好转大约在 1961 年秋后，城市生活好转在 1962 年下半年，时差大约 1 年。1960 年 9 月从我县城中学考进了北京清华大学。到北京前，我已经饿了 20 个月了。入校以后，比我高一班的同学说，1959 年学校的伙食还很好，饭能吃饱，菜的质量也很好，有鱼有肉。当我们进校时，就只能半饥半饱了。1962 年，农村自由市场可以不要粮票买到价格较高的食品，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就不行。一般人经历的大饥荒是三年，而我们这些 1960 年从农村考入大学的人，却经历了四五年的大饥荒。

粮食在农村下场到国家征购，再由国家粮库进入城市居民的厨房，需要一段时间。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的政策是由城市人制定的，农村出现了饥荒，城市制定政策的人，总是要千方百计地防止农村饥荒向城市蔓延。但是，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条件下，城市和农村的经济本来是一体的，想防止农村饥荒向城市蔓延是不可能的。但是，城市人的种种努力，可以稍微延迟城市饥荒的到来。所以，城市的饥荒相对农村而言，有一个时间滞后，简称为“时滞”。1958 年冬和 1959 年秋，农村大饥荒来临的时候，由于时滞效应，城市还保持原来的状态。这时，大批农民流入城市寻找食品充饥。四川作家东夫先生在他的记实著作《麦苗儿青菜花黄 - 川西大跃进纪实》中，记录了当时成都市周围的农民涌入成都的一幕：

1959 年春天开始，富甲天下的川西坝子的农民开始大批流亡。7 月，一次更大规模的流亡席卷川西坝子，成都市的大街小巷、旅馆车站、餐馆、糖果铺挤满了农民，每日少则数万人，多则十数万人，他们有的提着几个鸡蛋，或一只鸡、鸭，想给城里人换点粮食，有的背着个小包袱，寻求招雇，更多的人则是两手空空，只想来吃一顿饭或买点可吃的东西回去。入夜，大批人蜷缩街头露宿。据温江地委和成都市委“动员农民回乡联合办公室”统计，7 月 20 日在西城区饭馆吃饭的农民达 53428 人次，“挤购糖果”的 7850 人次。少得可怜的馆子其拥挤程度从以下的统计中可见一斑；7 月 20 日，香雪海饭店进餐人数 3528 人次，竹林小餐 2706 人次，东华饭馆进餐人数 2100 人次，7 月 21 日，香雪海饭店 3331 人次，竟成园 4658 人次。华阳胜利、桂溪、石羊等乡“挡获”进城购食品农民，查出饼干 1400 斤，糖果 400 斤，面包 800 多个，蔬菜 2000 斤，煤油 20 斤……

由于进入成都市的十之八九是温江专区的农民。温江地委和成都市委联合成立“动员农民回乡联合办公室”共同采取措施阻止农民进城。地委采取的措施是：各县各公社严格清点人数，保证“不走一个”，个别确有事需进城的，须经公社批准并出具介绍信；对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严加管理，一律不得进城；对夏征未完成、又停伙又放人进城的社队，查清情况严加处理；在靠近成都的场、镇设立检查站，“制止、挡回”进城农民。成都市采取的措施是：动员户籍员、饮食糖果业服务员、居民积极分子“全线出击”，劝说农民返乡；限制饮食糖果业供应时间和数量，饭菜不许出堂；白吃不给钱者加以“处理”，公安部门加强对旅馆、街头巡逻；农民所带鸡、鸡蛋等必须进入市场按规定价格出售，用粮食交换鸡、蛋者，买卖双方均予处罚……

农民有自发进城的，也有基层干部支持出走的。有的社队给社员出具外出证明：“兹证明×××等到成都支援各厂运输”，“该人身体条件差，不适应农村劳动，同意到成都市擦皮鞋”云云。

北京也发生过类似成都的情况。不过，作为首都，是全国保证的重点，非到不得已的时候才出现饥饿的情况。所以，北京的“时滞”到 1959 年底，比它周围的天津、保定、石家庄还要晚两个月。据记载，“1959 年底，北京周边城市（天津、保定、石家庄）在大小饭馆已经实行了就餐收粮票制度，许多外地居民集中涌到北京，专程觅食就餐。一时间京城大小餐馆门前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排长龙景观。人流云集，彻夜不散。从晚上开始排次日的早餐队，早餐后又排午餐队，午餐后又排晚餐队，晚餐后又排次日早餐队．．．．．．循环往复。”

到 1959 年底，农村和城市的饥荒“时滞”消失，城市粮食和副食品供应紧张起来，再没有农民进大批入城市了。从此以后，农村和城市的饥饿同步，但饥饿程度农村甚于城市。到了 1961 年秋冬天，情况发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与 1959 年上半年方向相反的“时滞”。

由于农村一度放松了“一大二公”的所有制，大部分省份给农民以自留地，允许农民开荒种“十边地”，再加上相当一部分地区实行不同形式的包产到户，农村粮食多了起来。到了 1961 年秋冬，大部分省的农村情况开始好转，而城市好转的时间滞后。此时，城市居民反而羡慕农村了。

据 1962 年 8 月 20 日粮食部办公厅编《粮食工作简报》第 28 期报道，不少地方粮食市场上市量由少到多，成交量由多到少，出现“剩市”。河南省鲁山县每天平均上市 2000 多斤，长葛县每天上市 5000 多斤，叶县和商丘每天上市 1 万多斤。四川温江县双流镇每场上市 3 千 -5 千斤，成交 70%-80%。山东郯县城关每天上市瓜 2 万多斤，成交 50%。各地副食品、代食品上市量也大，而且花色全，品种多。河北省粮食工作座谈会分析，卖粮的 80% 是社员，10% 是生产队，10% 是商贩；买粮的 50% 是缺粮户和灾民，15% 是城镇的非农业人口，20% 是买生卖熟的，10% 是商贩。四川金堂县调查，卖粮的 60% 是生产队，40% 是社员；买粮的 70% 是农村人口，30% 是城镇人口。1962 年，安徽合肥市 22 个自由市场中，平均每天上市粮食 3200 多斤，80% 是商贩卖的，农民占 13%，生产队占 7%。

为什么要卖粮？这期《粮食工作简报》上说：四川温江调查，社员卖粮的原因：购买猪仔；购买农具；家有病人或其它急用钱；有的户分到超产油或奖励工业券需要钱买。生产队为什么卖粮食？江苏省兴化县的调查结果是：修理农船、买农具、化肥、农药。不管是农户还是生产队，卖粮不是粮食富裕，而是挤出来的。但不管怎么说，能挤出点粮食卖，说明情况比前两年好。

农村粮食市场是 1960 年以后才开放的，当时是作为解决饥荒问题的一个暂时措施。这与开放自留地是配套的政策。那时自由市场上农产的价格很高。城市里流传民谣：“城里一个八级工，顶不上农村一捆葱”。

城市和农村情况好转的时间差，引诱不少工人私自离厂，希望到农村去吃得更饱一些。1961 年 4 月，时任国家经委副主任的谷牧和经委的几个干部到石钢、京西煤矿、龙烟钢铁公司考察时发现了这一情况。龙烟钢铁公司在 1960 年一年共跑了 2800 多名工人，1961 年 1 月到 4 月上旬就跑了 1700 多人。1961 年私自离厂的工人逐月增加，1 月跑了 327 人，2 月跑了 468 人，3 月跑了 558 人，4 月上旬 10 天就跑了 423 人。石钢 1961 年 1 到 4 月上旬就跑了 845 个工人。在工人当中，对于自留地、自由市场兴趣很大。在生产时间，只要组长不在，工人就聚在一起议论纷纷，说某某回家后既有了自留地，还可以搞自由市场活动。工人说，在厂里干一个月挣的钱，不如在自由市场上卖几条鱼、几十斤萝卜、几十个鸡蛋。谷牧向中央写了一个报告，并作为中央文件转发。无独有偶，1961 年 5 月 16 日，中共中央东北局也向东三省发了《东北局关于稳定工人队伍的通知》，通知说，“最近，据各地反映，厂矿企业特别是煤矿工人自动离厂离矿的情况十分严重，对生产影响很大。”辽宁省各煤矿自春节到四月底，工人自动离矿人数达 9100 多人。黑龙江省各矿 1 月到 4 月 20 日，离矿工人达 7399 人。吉林省仅通化煤矿四月份离矿工人就达 700 多人。从 3 月 29 日到 4 月 27 日，鞍钢运输部就有 142 名运输工人自动离职。

在这种逆向“时滞”面前，城市里的机关、学校、厂矿、部队在农村大搞副食品基地，即在农村建一个小型农场。在这些基地上获得农副产品，以补食品的不足。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文化大革命之前。

以吉林省为例，1960 年以来，有些厂不仅粮食短缺，还因原料和燃料不足，处于半停产状态。虽然精简了一批工人到农村，还有一些闲置劳动力。根据中共中央有关指示，一些大企业开始建立农副业生产基地。据 12 个大企业的初步统计，到 1961 年底，已办起了 30 个农副业生产基地，共有耕地 21705 亩，收获饲料、粮食 127.4 万斤，蔬菜 253.4 万斤，养猪 4632 头、牛 659 头（其中奶牛 492 头）、羊 1066 只，鸡 38600 多只。吉林化学工业公司过去职工保健牛奶全靠市里供应，经常得不到满足，现在已能自给。还组织有职业病和体弱的职工到农副业基地边劳动、边休养，对于恢复健康效果很好。当然，在建基地时，无偿地或很少报酬调用公社的土地、车马、劳动力。这时又刮起一股新的“共产风”，靠粮食定量吃饭的强势群体，“共”弱势群体农民的“产”。由于这些基地有侵占农民利益的倾向，有些地方政府不得不下令制止。例如，1961 年 4 月 17 日，中共吉林省委发布《严格制止各事业企业单位擅自占用公社和耕地的紧急通报》。通报说，“省委认为，各企业、事业单位和机关学校等部门，利用工余时间，种植蔬菜，大搞副食品生产，争取自给或部分自给，对于这种积极性，应当加以鼓励和支持。”但是，必须注意几点：不得雇用工人或调动人民公社的劳动力；土地自己开荒，不能占用公社的耕地；工具、种子、畜力、肥料自己解决，或与公社等价交换，不能从农村搞平调。

森林工业、矿山、铁路等系统，有的组织职工家属进行自给性农副业生产，以弥补国家供应不足，改善职工生活。1962 年 6 月，周恩来到吉林视察时，要求吉林省委对这件事进行一次调查。1962 年 11 月 9 日，吉林省委向“中央、东北局、并总理”提供了调查报告。报告说，在职工家属中，能够参加农业劳动的只占家属总人口的 6%-10%。这两年职工家庭小片荒地 80% 是职工本人耕种的。有的因耕地过多，已严重影响工业生产。据通化矿务局反映，在农忙时，井下工人工时利用率仅达四个半小时，今年春耕时期，因工人种地，出勤率一度由 85% 降到 75%。工人说：“上班留点劲，下班好种地”，“星期五心长草，星期六往家跑，星期天大突击，一干干到星期一”。

上述报告说，森林工业搞农副业生产最大的问题是与林争地。据晖江市三个林业局统计，这几年开荒种地占用林地和采伐基地达 51.9 万亩，占三个局总面积的 10.3%。许多生产队和职工家属为了生产粮食，不惜毁林开荒。景山林场职工家属开荒的 300 多亩的小片地中，属于毁林开荒的占 13%。开荒种粮也破坏水土保持，开荒的小片地不少是在河岸两旁 30-50 米内的土地。职工开荒种粮与农民争地的情况也比较普遍。

对城市居民来说，除了吃不饱以外，精简下放是对不少家庭的另一种威胁。有些本来是来自农村因吃不饱是自愿回乡的，但相当多的家庭还是不愿离开祖祖辈辈居住的城市。1961 年 5 月到 1962 年 6 月，城市下乡人口共 1800 万人，减少职工 1700 万人。城乡吃商品粮的人口减少了 2000 万人。当然，精简下放的对象主要是 1958 年招工的农民。但是，城镇里出身不好的，受到种种处分的，没有固定工作的，也随之下放到农村。1962 年，流传着一首民谣：“嫁军官，怕打仗；嫁干部，怕下放；嫁工人，怕定量；嫁个农民吃得胖”。当时中印边界战争刚打不久，怕打仗也是部分军人家属的一种思想状况。

三、靠国家粮食定量生活的城市居民

自实行统购统销以来，城镇居民的口粮按人口定量供应。进入大饥荒年代，城市居民的粮食定量一压再压。1960 年 9 月 7 日，中央向各省发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压低农村和城市口粮标准的指示》。9 月 10 日晚，中共中央专门召开“关于压低农村和城市口粮标准问题电话会议”李先念在这个会议上讲话说：“1.3 亿城市人口上一年度销售了 590 亿斤粮食。今年七月北戴河会议上经各省要求确定今年销售 620 亿斤，为此总理作了检讨。现在看来只能销售 540 亿斤。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都要压低口粮标准。在上年度全国平均每人 29.5 斤标准的基础上，再压 2 斤。毛主席讲：为什么不压 3 斤？为什么不压 4 斤？如果按全国平均 29.5 斤，再压 3 斤也对，再压 4 斤也对。当然，主席讲的是问题的精神。这一措施如果搞好了，按 10 个月算，就可以节约 15.6 亿斤粮食。”

表 13-2 35 个大中城市居民口粮定量水平（斤）1960 年 11 月 4 日

资料来源：《粮食部计划司粮食资料提要》，1962 年 8 月 25 日。

1963 年粮食形势开始好转，城市居民粮食定量有所提高，但水平还是很低，详见表 13-3。

表 13-3 1963 年 8 月份 40 个城市居民口粮定量（市斤）

资料来源：同表 13-2。

在今天看来，30 斤左右的粮食，应当是够吃的。但在当年，每人每月 2 两油，一年吃不到两次肉，没有蛋，其它副食也很少，这点粮食是城市居民主要热量来源。表 13-2 中的数据是粮食部公布的，实际上，各地为了“留有余地”，都相应地减少了粮食定量。例如鞍山钢铁公司轻体力劳动的定量只有 27.5 斤。

在定量中供应的相当一部分是红薯。1957 年 9 月下旬以来，京、津、沪三大城市及主要产薯省份的大部分市镇，供应给居民的口粮中开始用红薯搭配。搭配红薯的比例和折粮率为：北京、天津为 10%，四斤薯折一斤粮。其它地方搭配红薯比例更大一些。进入大饥荒时期以后，红薯的比例提高了。

工矿企业由于粮食很紧张，工人闹粮事件时有出现。1960 年五六月份以来，辽宁省的工业生产一直上不去，主要是因为闹粮问题。辽宁省委工业部 10 月 24 日《关于在职工中迅速开展一次粮食问题的思想教育运动的报告》中反映：“闹粮原因有三：一是人们心理紧张，二是农村两条道路斗争的影响，三是五类分子趁机造谣生事。解决粮食问题的唯一办法是：政治挂帅，以增产节约为目的，对粮食问题进行正面教育，开展大鸣、大放、大辩论，组织老工人现身说法，回忆对比。凡是采用这一办法的，粮食问题都解决了。锦州市 401 厂原有 85% 的职工闹粮或同情闹粮，经过教育辩论后，反而压缩了 9000 余斤定量，没有一个人再喊粮不够吃。”辽宁闹粮，到底怎么闹，闹到什么程度，报告没有提及。但报告中提供了一个信息：闹粮是靠政治压力平息的。把闹粮提到“两条道路斗争”的高度，归结为“五类分子的造谣生事，大辩论，说闹粮是对“三面红旗”的态度，在这样政治高压下，谁敢再闹？工人闹来闹去，不仅粮食没有增加，反而定量减少了，看你还闹不闹！12 月 30 日，毛泽东对这个报告作了批示：“此件印发各同志。锦州的经验很好，可以在工矿企业中推行。机关、学校、部队也可推行。请各组同志讨论一下。”

401 厂的闹粮问题是怎样解决的？省委第一书记黄火青和中共中央宣部副部长周扬说：“一方面对广大职工进行了正面教育，开展大鸣、大放、大辩论，组织老工人现身说法，回忆对比，对少数闹得特别厉害的人在小组会上进行了辩论，逮捕了三个进行政治破坏活动的分子；另一方面加强了食堂工作，解决了贪污、浪费和用粮无计划等问题。”看来，逮捕三人具有很大的震慑力量。毛泽东于 1961 年 1 月 10 日，又对这个报告作了批示：“值得推广，但要解决一些实际上的问题”。

在鞍山钢铁公司，由于社会上的“闹粮风”对职工家属影响很大。据分析，在闹粮中，能够顶得住的约占职工家属的 25%-30%；在闹粮中表现动摇、情绪不正常的占职工家属的 60%-65%；在闹粮中闹得最凶的占 10% 左右。闹得凶的家属故意刁难职工，回家只叫喝稀粥，骂他们是“熊包”，甚至不给饭吃。挑唆鼓励职工到工厂去闹粮。有的说，“共产党好，肚子吃不饱”，“人民公社好，把人饿跑了”，“生产大跃进，啥也没有了”，“老太太过年，一年不如一年”。为此，鞍山市在职工当中开展了“以粮食为中心的思想教育运动”。其主要内容是发动出身贫苦的“忆苦思甜”：“看看旧社会穷人的下场。在旧社会哪个穷人一个月能吃上二十七斤半？”同时找一些出身不好的典型作为辩论对象。如第二炼钢厂铸锭车间工人祝守义的老婆何秀英，伪满时期是一个杂货店老板的女儿，在闹粮中她编了一首打油诗：“二十七斤半，饿得冒虚汗，上楼腿打颤，有钱也完蛋”。铸工车间就组织全体家属对她“辩论”，她不得不认错。这种辩论会实际上是批判会，斗争会。

由于营养不足，城镇居民浮肿问题也相当严重。城市的幼儿也严重的营养不良。1962 年 6 月，成都市在机关、厂矿、街道的 9 个托儿所所中检查了 572 个幼儿，缺乏营养的占 18.8%，患佝偻病的占 5%。重庆比成都更为严重，托儿所的患病率达 9.4%，街道幼儿园的幼儿发病率达 40%，有的已双目失明，死亡率也高。

城市里饿死的人很少，但由于营养不良。人口出生率也大幅度下降，一些该出生的人口没有出生。用《中国人口》所提供的数据计算，在大饥荒几年间，京津沪三大城市非正常死亡总共不到 9 万人，而少出生人口总共为 28.57 万人。

四、高级干部特需供应

和农村基层干部多吃多占不同，城市里的高级干部和著名高级知识分子，却有合法的特殊照顾。能受到照顾的高级知识分子只是知识分子中的极少数，受惠最多的还是高级干部。高级干部在照顾高级知识分子的名义下享受特需供应。

1960 年 11 月 9 日，中共中央转发了国务院副秘书长齐燕铭在 1960 年 7 月 30 日拟订的《关于对在京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在副食品供应方面给予照顾问题的报告》中共中央在文件中指出：“中央认为，这个报告中提出的方案和意见，原则上也适用于全国各地区，现把它摘要转发，希望各地参照执行。”中共中央在转发时，把齐燕铭报告中的“在副食品方面给予照顾”几个字改为“特需供应”，从此“特需供应”成了一个神秘而令人妒羡的词语。齐燕铭报告的内容摘要如下：

特殊供应办法，分为以下三类（自 11 月起根据中央指示，党内以下标准再减半，纸烟不减）：

第一类，副委员长、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政协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供应标准是：每户每天肉一斤，每月鸡蛋 6 斤，白糖 2 斤，甲级烟两条。

第二类，人大、政协在京的常委，国务院各部委正、副部长，正、副主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人大、政协的副秘书长，各民主党派中央的主席、副主席，在京的高级知识分子中的一级人员，以及党政群同上述职务相当而名义不同或工资级别在七级以上的其他人员，供应标准是：每人每月肉 4 斤，白糖 2 斤，甲级烟两条，鸡蛋 3 斤。

第三类，全国人大在京的党外代表和全国政协在京的党外委员，国务院各部委党的正、副司局长和党外的国务院参事，各民主党派在京的中央常委，在京的党内外高级知识分子中的二、三级人员，以及党政群同上述职务相当而名义不同或工资级别在十一级以上的其他人员，供应标准是：每人每月肉 2 斤，白糖 1 斤，甲级烟两条，鸡蛋 2 斤。

根据上述规定，应当确定第二类和第三类照顾人员名单，各部门应分别报经国家机关党委、中直党委审查送国务院批准后，按照名单供应。

中共中央在批转这个报告的按语中还有有这样一段话：“实行副食品特需供应的照顾面，对党外民主人士和高级知识分子可以稍宽，对党内干部必须从严。不宜不分党内外，笼统地规定某一级以上的干部一律享受特需供应。坚持这一条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为了便于团结、教育和改造党外人士，在生活上多照顾他们一点，群众是不会有多少意见的。但是，对党内的照顾面如果规定得过宽，或者虽有比较适当的规定，而控制不严，听任某些干部在规定之外利用职权或‘走后门’来取得额外供应，不作严肃处理，其后果就很严重。”

中共中央这个批语是很清醒的，反映了执政党对自己的严格要求。由于没有制度性的制约，执行过程中全凭干部的自觉。好干部一般能严格要求自己，尽可能与人民同甘共苦，但不是多数干部能身体力行。

1961 年 12 月，中共中央又发了一个关于“特需供应”的文件。这个文件的按语中写道:“北京市即可照此办理。各省、市、自治区可以参照这一办法执行。”国务院财贸办和北京市委的的报告中规定：

一、对于下列人员，除按照居民定量供应以外，每人每月再供应糖 1 斤，大豆 3 斤。

科学研究机关九级至八级研究人员；工程技术界十级至八级工程技术人员；医务界十二级至九级医务人员；出版界九级至八级编辑人员；新闻界十三级至十级编辑、记者；文艺界十一级至九级文艺工作人员；高等学校九级至八级教学人员；中等专业学校七级至五级教学人员；中等学校四级至三级教学人员；小学一级教学人员；党、政、群、厂、矿、企业、学校十七级至十四级行政干部。

二、对于下列人员，除按照居民定量供应以外，每人每月再供应肉 2 斤，鸡蛋 2 斤，糖 1 斤，大豆 3 斤，纸烟 2 条。

科学研究机关七级至三级研究人员；工程技术界七级至三级工程技术人员；医务界八级至三级医务人员；出版界七级至三级编辑人员；新闻界九级至四级编辑、记者；文艺界八级至三级文艺工作人员；高等学校七级至三级教学人员；中等专业学校四级以上教学人员；中等学校二级以上教学人员；全国人大在京代表；全国政协在京委员；国务院各部委正副司局长，国务院参事；民主党派在京常委；党、政、群、厂、矿、企业、学校同上述行政职务相当而又名义不同，或者行政级别在十三级以上的其它人员。

三、对于下列人员，除按照居民定量供应以外，每人每月再供应肉 4 斤，鸡蛋 3 斤，糖 2 斤，大豆 5 斤，甲级烟 2 条。

科学研究机关一级、二级研究人员；工程技术界一级、二级工程技术人员；医务界一级、二级医务人员；出版界一级、二级编辑人员；新闻界一级至三级编辑人员；文艺界一级、二级文艺工作人员；高等学校一级、二级教学人员；全国人大、政协在京常委；国务院各部、委正副部长、正副主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全国人大、政协副秘书长；民主党派中央主席、副主席；党、政、群、厂、矿、企业、学校同上述行政职务相当而又名义不同，或者行政级别在七级以上的其他人员。

实行本办法后，中央 1960 年 11 月 9 日发字 927 号文件中第二类和第三类供应人员，即改按上述标准供应。该指示中第一类人员除按原定标准供应以外，每人每月增加供应大豆 5 斤。

1961 年这个规定除了照顾面更宽以外，对高级干部增加了 5 斤大豆。这次没有提党内严党外宽的原则。

有了特需供应人员，随之就出现了特需供应商店。特需供应商店秘密而神秘，一般百姓只知道其存在，不知道它在什么地方。掌握特需商品的人，也享受到特殊利益。这种特需供应商店一直持续到文化大革命前，成为中国特权阶层的象征，也是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对象和批判对象。

由于市场上没有食品供应，餐馆几乎停业，仅靠这些特需供应，也难解决食品的不足。何况在一个家庭中能够享受这种特殊待遇的通常只有一个人。一个人的 4 斤肉，也难以维持全家人一个月的生活。所以，即使享受这种特殊照顾，生活水平还是大幅度下降。1960 年，卫生部和中国科学院等单位，曾对在京的一部分著名专家的健康状况进行了一次重点调查。这次调查了 123 人，其中教授有冯友兰、朱光潜、冯定等 33 人，医生有黄家驷、林巧稚、吴英恺、黄宛等 52 人，科学家有华罗庚、钱崇澍、陈焕镛等 25 人，作家艺术家有欧阳予倩、戴爱莲、马思聪、刘开渠、叶浅予等 13 人。这些人当时是中国知识界的顶尖人物，知名度非常高。调查结果是，这些顶尖人物的健康状况也不怎么好，体重普遍下降，体质减弱，疾病增加。这 123 人大体可以分为以下三种情况：体质减弱，但健康状况还比较正常的 34 人，占被调查者总数的 28%；体重下降较多，大部分有不同程度的慢性病，基本上能坚持工作的有 49 人，占被调查者总数的 40%；体重下降突出，并患有严重疾病，已经全休或半休的 33 人，因工作不能离开勉强工作的 7 人，共占被调查人数的 32%。

在一些中等城市，有意放宽特需供应面，使更多的干部得到好处。1960 年 10 月 7 日，邯郸市轻工业局干部石旭东向中央写信反映了这一问题。信中说：“上级号召不吃肉以后，我们就一点也不吃了，可是特需供应的肉比我们过去大家吃的肉还要多（全市平均每人每月 3 两）。”“中秋节，全市干部市民和工人连个月饼渣子也没吃到，而领导干部们却每人发二斤。”“邯郸市里的食品商店都成了特需供应商店，群众很有意见。走进商店一看，什么都有，但什么都要特供证。老百姓看到那么多好吃的，一问即说是供应领导干部的，怎么能没有意见呢？”

五、几类社会群体的生活状况

在城市，不同社会群体的人饥饿程度不同。饥饿最严重的是在街道工厂工作普通市民、政治上受到打击又不是高级知识分子的小知识分子。在校大学生的状况比普通居民要好一些。

大中学生的生活

城镇里的中学生也吃不饱。1959 年到 1960 年，我最后一年的中学生活是在饥饿中渡过的。当时正是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方针，学生几乎每天都要参加劳动：到农村割麦，到工地挑沙，到码头挑煤。兴修水利、开荒种粮，中学生也是廉价劳动力。大、中学生的粮食定量虽然是 31 斤，但副食供应很差，肚子里没有油水，再加上繁重的体力劳动，热量入不敷出，整天饥肠辘辘。食堂用瓦罐蒸饭，一个人一个瓦罐，4 两米蒸出来的饭几口就吃完了。学校用槐树花等代食品混在米里一起蒸。老师的定量比学生低几斤，他们饿得更厉害。我记得一位姓叶的历史老师，在饥饿难耐的情况下，在学校的菜园里拔了一棵菜，恰好被姓胡的一位同学碰见了。叶老师扑通一下跪在胡同学面前磕头如捣蒜，求胡同学不要告诉别人。结果还是被学校知道了，叶老师受了处分。

大饥荒时期的清华大学，条件比中学好一些。每月定量 31 斤左右。女同学比男同学低一些。每人每月发一个硬纸片做的“定量卡”，定量卡上有 90 个小格（大月则是 93 个小格），每顿饭一个小格。把全月的定量分配在每一小格中。吃一顿饭，划一小格，多吃是不行的。卖饭处专有一个人“划卡”。尽管定量有 31 斤，但由于副食品少，每到第四节课，肚子里就咕咕作响。我班一个同学，平时表现很好，还是团支部宣传委员。有一次吃饭时，划卡的同学还没划卡，他拿了一个窝窝头就离开了。不一会儿，划卡同学赶上来查看他的饭卡，果然没有划。这事闹到系里，让团支部开会批评，还撤销了团支部宣传委员的职务。这件事给他留下了很大的精神创伤。八十年代，他担任一家大公司的领导。我们老同学去看他，他请我们吃了一顿极为丰盛的饭，饭桌上盘子摞盘子，怎么吃也吃不完。我们都理解这丰盛背后表达的含义，但谁也没有说出口。当时北京的大学生每人每月在粮食定量以外还供应半斤糕点，凭“糕点票”供应。这半斤糕点的美味，至今还给我留下深深的回忆。

由于营养不良，一些同学患上了“甲肝”病，个别也有浮肿的。1960 年，清华大学有一个代号为 488 的科研项目（为保密起见，当时清华的科研项目都有代号），实际是培植小球藻。当时说小球藻营养价值如何如何高，我们期待着这种营养品以补营养不足。有一天，系里通知今天午饭里有小球藻，但要对外国留学生保密。我们心里暗暗高兴，吃饭时才发现，只是窝窝头里有一点点绿色，吃起来也没有什么不同的味道。可能是小球藻放得太少了。

老师的粮食定量比学生要低一些，饥饿比我们严重。我记得有一次我们班在北院平房教室（这片教室八十年代就拆了）上数学辅导课，上课的是一位又黑又瘦的四川老师。在课间休息时，他到北院的小河边拔了一把野菜放在讲坛的抽屉里，我们发现了，他不好意思地说：“这可以做馅饼。”

清华大学是中国有名的高等学府，这里供应情况应当是较好的。

高级干家庭的生活

韦君宜是一位著名作家，当时在中国作家协会工作。她的丈夫杨述，时任中共北京市委常委、宣传部长。这是一个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结合的家庭。韦君宜用作家的文笔记录下了他们的生活状况：

我是 1959 年从农村归来，又随即下放到北京郊区长辛店二七机车厂的。在长辛店这年的后半年，我们已经从自己的餐桌上发现了问题。一开始，工厂还有小卖部、食堂，后来就取消了。工厂对门的小饭馆，起初也还有肉菜，后来越变越差。夏天杨述带孩子们到工厂来找我，过星期天，我还能请他们在厂外小饭馆吃饺子。可是到了冬天，北京已经买什么都困难了。长辛店稍稍好一丁点儿，我记得星期六回家以前到街上买到一块熟牛肉和半个冬瓜带回家。家里的保姆和孩子们高兴异常，因为在城里已经买不到这样并非高贵的食物了。

这样情况，叫我回到城里怎能说好话呢？而且，城里情形也并不更好些。食物匮乏的情况越来越严重。肉已断档，鲜菜也没有了。有一阶段，我们家每天吃的是白米加白薯煮的饭，菜是腌菜叶，稍炒一炒。这种生活，曾使过去在我娘家待过多年的老保姆贵芳对我的孩子们感叹道：“唉！你们真命苦。这么小，吃这种东西！你们的妈小时吃的什么呀!”她这话作为“新旧对比”，那简直得说反动。

这时候，饭馆差不多都快关门了。孩子总嘴馋，有一次女儿缠着我:“妈妈带我去吃饭馆。”杨述这人爱吃饭馆，以前常带他们去的，这时也没办法了。我看孩子可怜，就答应：“好。”带着她，母女两人走到离家很近的一家高级饭庄--新侨饭店对外餐厅。其实我也不知道这里在这种年代卖些什么，以为总还能吃到些好的。可是跨进去一看，唉！只有一盆蛋炒饭放在柜台上，来就餐的人每人给盛一碗就是了。但是，无论如何还是比煮白薯加咸菜好一点，我就让小孩享受了一顿非同寻常的蛋炒饭。

状况越来越坏了。北京郊区已不断传来饿死人的消息，城里人也出现了浮肿。我的婶娘双膝以下都肿了。人的肚子无法用气吹起来，批判也不管事。于是各种办法都出来了：提倡“再生菜”，就是把吃剩的白菜根用土埋在盆里，让它再长出几个叶子，可以吃；机关做“小球藻”，就是把池子里的绿色漂浮物捞起来培养，也吃，据说有蛋白质。这时我们还得去农村劳动，有一次在东郊平房村，劳动完毕，大家都去摘野生的马齿苋。我也摘了一大书包，拿回来煮着吃。没有了肉，保姆张文英想尽办法，她买些田鸡来杀了吃，还有一回，买来一只很漂亮的白兔。大儿子那时才几岁，天天和这兔子玩。有一天他从幼儿园回来忽然不见了兔子，问张文英。张文英说：“用开水烫杀了给你吃。”孩子还哭了一场，哀悼他的兔子。

但是就这样也不行啊。于是最后陈云想出了办法，把各饭店宾馆的库存一概挖出，在街上出售。一个菜好几元。我记得我去百货大楼点心柜台去看过，替孩子们买了一块巧克力蛋糕。不是整的，只是一个角要两元。拿回来孩子们一个人掰一块，连说：“真好吃啊！真好吃啊！”还有一回，全家八口去东兴楼饭馆开斋，专拣便宜的菜要，其实不过是很普通的炒肉片之类，一餐就共花了四十多元。我们号称高工资，一餐花掉一月工资的四分之一至五分之一，如何能够常吃？一个月吃个一顿两顿，不过给孩子们清汤寡水的肚子加一点油而已。

后来，中央终于决定实行干部食物补贴。大概因为有些年老的民主人士吃不消这样的苦，有的已经病倒了。补贴办法是十七级以上的每人每月糖一斤、豆一斤，十三级以上的每人每月肉二斤、蛋二斤，九级以上的每人每月肉四斤、蛋二斤。这样，我家每月有六斤肉了。可是我家人口连保姆是八口，六斤肉实际上只够每星期炒着吃两次，炖着吃还不够。但是，比一般人自然还是高级多了。老百姓恨极了，北京市便出现了讽刺的民谣：“高级点心高级糖，高级老头上食堂。食堂没有高级饭，气得老头上医院。医院没有高级药，气得老头去上吊。上吊没有高级绳，气得老头肚子疼。”老百姓愤懑的情绪自然地集中于这些高级人物，当然包括我在内。其实，不是吃这六斤肉有罪，而是让老百姓挨饿有罪。

一切能进口入肚的东西都想绝了。我有个妹夫李××，当时任市政府副秘书长。他们竟想出一个奇特的办法，想到厕所里的蛆是动物，有蛋白质，竟把蛆捞出来洗干净，试图做熟了吃，考虑推广。李××秘密地告诉我们，说他本人就亲口试尝过这种异味。我听了，不由得立即想到：尽管党的某些领导干了那样对不起人民的事，但是共产党还是有许多干部，为了党，为了人民，是什么苦都肯吃的啊！

一般高级知识分子的生活 新华社高级记者崔济哲的父亲崔柏森是一位微生物专家，1961 年任第一轻工业部发酵研究所副所长兼总工程师。就是这样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家庭，也经历了饥饿的折磨。崔济哲在他的著作中，以富有感情的细腻笔文字，记录了当时的情况：

1961 年，人们已经饥饿到了顶点，我们家吃过米糠窝窝，野菜粥，榆树叶团子；有一次，父亲不知从哪里弄回些酒糟，我家吃了几天酒糟窝窝头。能吃的吃了，大家还都感到饿，天天饿得前心贴后背。那时候感到人生最大的奢望就是能吃饱，吃什么都行，只要能吃饱就是神仙。

有一天，我听到父母在吵架，准确地说是似乎是母亲在和父亲吵。母亲在低低地哭泣，在数落父亲：你每天吃饭，就只扒拉两口，光喝白水，能行吗？你这么高的个子，这么大的人，办公室老孙跟我说，你几次头昏得差点支持不住。父亲说话低沉缓慢：你不也把那几口饭尽量剩给孩子们啦。哲儿他们是男孩子，运动量大，正在长身体，我们少吃口也到不了哪去。再说，你也不能这么刻薄自己，瞒过别人还能瞒我，你也浮肿得快到膝盖啦！母亲抽泣着说，你看看你浮肿成什么样子了？小腿上一按一个深坑，蹲下都不敢马上站起来。老人们说，男怕穿鞋，女怕戴帽。你浮肿的都快到膝盖了！听说现在医院里一看你们男的肿过膝盖的连收都不收，叫回家等着......母亲深深地抽泣，沉重地呜咽。

我只感到两行热泪顺着眼角流下去。

从那以后，每天下午我和弟弟都背上破篓子上六里屯农村或鬼子坟地去撸榆树叶或挖野菜。那时因饥饿，学校已经不得不改成半部制了。母亲准备了两个大盆，我们弄回的树叶野菜洗干净，用热水焯了就放在盆里泡，把那些苦涩的叶子汁都发出来。有时候星期天，母亲会和我们一起去野地里，她指挥我们捉蝗虫，挖地老虎，蝼蛄。有时候，累得母亲脸色铁青吐绿水。但每捉住一只大蚂蚱她都很高兴。母亲告诉我们，她在北师大念书时曾专门旁听营养专业的课，这些活动物都是人体需要的高蛋白，一个大蚂蚱就相当于一个鸡蛋。在这方面你爸爸胆子特别小，他最见不得这些小昆虫，我们就瞒着他。把它们剁成馅和树叶野菜包在一起，作上记号，到时让他不知不觉地吃进去。母亲想得真细啊。好几次我把作了记号的菜团子也给母亲递过去，母亲总是笑着不接，说我又不是够不到，拿起的是一个没有记号的菜团子。

核武器研究人员的生活

参加第一颗原子弹研究试验的张开善写道：

我国原子弹正式起步研究制是 1959 年下半年。这正是我国经济困难时期，粮食定量供应，副食品短缺。核武器研究院的广大科技人员，同样渡过了每天挨饿、身体浮肿的艰苦时期。

科研人员每天在食堂吃不饱，但回到研究室立刻开展工作。两个小时后，肚子抗议了，于是有人拿出酱油瓶冲一杯汤；有人挖出一勺古巴黄色糖冲一杯糖水；还有人拿出伊拉克蜜枣，含到嘴里。“加餐”后立即又埋头工作，就这样坚持到下班。大家自我鼓励和互相鼓励：喝一杯酱油汤或糖水，应坚持工作一小时以上；吃一颗伊拉克蜜枣，应坚持工作一个半小时以上。

我国的两弹元勋邓稼先，当时是院理论部主任，他的岳父是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许德珩，有时支援他一点粮票。他拿这点粮票作为奖励。谁的理论计算又快又好，他就奖励谁几两粮票。

核研究院副院长、著名核物理学家朱光亚，从长城外爆炸物理现场回来，途中买一点青色的杏子，回到院里送几个给我。因快下班了，正是饥饿的时候，我既没有洗手，也没有洗杏，马上送到嘴里，是苦是酸是涩，也未来得及感觉，但觉得有了点力气，就继续加了一会儿班。看着窗外还未落山的太阳，说了一句：“光亚司令今天真是雪中送炭。”

远在新疆的罗布泊核试验基地，百万大军在那里从事科研工作和基建工程，在那大戈壁里，条件本来就很苦，在那三年最困难的时候，曾经断炊。罗布泊本来植物稀少，可以吃的如榆树叶、沙枣树籽，甚至骆驼草，都被他们拿来充饥了。当时的国防科委主任聂荣臻元帅不得不向内地求援：“我以革命的名义向大家募捐，请求你们立即搞一点粮食和副食支援我们的试验基地吧，我们的科技人员太苦了，他们能不能活下来，是关系到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大事。”

六、关于“毛泽东不吃肉”

在 20 世纪八十年代的一些出版物中，一再宣传毛泽东在困难时期不吃肉。2002 年夏天，曾任李先念秘书的李成瑞告诉本书作者，李先念真有一段时间不吃肉。2002 年底，我在吉林省一个资料室发现一个资料，这是商业部副部长牛佩琮给吉林省主管财贸的副书记栗又文的一个电话记录。电话记录如下：

栗又文同志：

先念同志通知，为了坚决保证完成今年猪肉出口计划，中央开会已决定不吃肉了，并且已从前天开始执行，中央对此决心很大，先念同志指示将以上情况转告各省财贸负责同志，现在中央财贸各部已从 6 月 15 日起，开始不吃肉了，特告，供参考。

牛佩琮 1960 年 6 月 15 日上午电话通知

李先念和中央财贸各部不吃肉是受了毛泽东的影响。看到毛泽东和老百姓同甘共苦，不吃肉的消息，我曾经十分感动。毛泽东能够以身作则，值得敬佩。但是，近年不断批露的资料，却是另外一种情况。毛泽东是有一段时间不吃肉，吃什么？他的私人厨师回忆道：

记得 1960 年的 10 月，北京已是寒冷的初冬了。那时正是三年困难时期，周总理提出中央带头“以素代荤”……

毛主席自己吃的也是“以素代荤”。当时北京没什么蔬菜，只有大白菜。一天，服务科科长问我：“上海有什么北京没有的菜？特别是可以根据北京的条件自己做的素菜？”我说：“有的。如大力油面筋、烤麸、素鸡等，都是北京没有的。”他又问：“你会做吗？”我说：“可以做做。”第二天，汪东兴（当时的中央警卫局局长兼一组组长）和服务科科长找我，让我到一组去烧菜。那时的一组就是毛主席，二组是刘少奇，三组是周恩来，四组是朱德，五组是彭真，六组是邓小平，七组是林彪。就这样，我开始到毛主席家烧菜，做上海素菜，做油面筋、烤麸、素火腿、素鸭，做着做着，我就留在毛主席家了。原来的厨师调走了，我就成了毛主席的私人厨师，一做就做了五年，一直做到“文革”开始……毛主席“以素代荤”一直吃到 1961 年底。

这些名为油面筋、烤麸、素火腿、素鸡的上海素菜，基本上是豆制品，要达到较好的烹调效果，必须使用较多的植物油。这样一来，无论是脂肪还是蛋白质，都是十分丰富的，其成本也不比肉低。汪东兴担任顾问的《毛泽东遗物事典》收了一份 1961 年 4 月厨师为毛泽东制定的西餐菜谱，其中各式风味的鱼虾共有 17 种，这里不妨抄录一下：

蒸鱼卜丁、铁扒桂鱼、煎（炸）桂鱼、软炸桂鱼、烤鱼青、莫斯科红烤鱼、吉士百烤鱼、烤青菜鱼、菠兰煮鱼、铁扒大虾、烤虾圭、虾面盒、炸大虾、咖喱大虾、罐焖大虾、软炸大虾、生菜大虾。

延安时代以来的见证人、党史专家何方在他的书中写道：

关于毛泽东在三年困难时期有几个月不吃肉被宣传得神乎其神。事实是，医生鉴于猪肉胆固醇含量高，建议他改吃牛羊肉。而毛本人六十年代初一度喜欢吃西餐。所以，1961 年 4 月 26 日工作人员会同厨师给他订制的一份西餐菜谱中，就有牛羊肉菜十多种，西餐汤十六七种。

何方这段引文中注明，他这段资料来自《毛泽东生活档案》下卷，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701 页。

看来，“毛泽东不吃肉”主要是造神者的宣传。即使毛泽东一段时间不吃肉，也不足以证明毛泽东与民共苦。1959 年，各省、市为毛泽东（许多地方还加上政治局常委）大造别墅。除省、市首府以外，一些中等城市也竞相效尤。其数量之多，规模之大，古今中外少有。如湖南的'蓉园'，四川的“金牛坝宾馆”，湖北的“东湖宾馆”，江苏的“紫金山宾馆”，山东的“南郊宾馆”，杭州的“刘庄宾馆”和“汪庄宾馆”，上海的“西郊宾馆”等等，都是在 1960 年前后建造的。这些“行宫”极尽奢华，气派非凡，有些地方的装修标准竟在北京钓鱼台宾馆之上。在国家极端困难时期，耗费了大量财富。和这些巨额投资相比，少吃一顿肉算什么？

天津迎宾馆位于天津河西区，园中的主建筑为四座别墅，据说分别为毛、刘、周、朱提供的。这四座别墅，建筑的规模，豪华的程度，内部的陈设，呈梯形的差别，绝不雷同。令人惊叹等级之森严。毛泽东家乡那个投资巨大的“滴水洞”，在毛泽东的老家韶山冲西南约五公里，在他家的祖居附近。毛泽东的曾祖父母、祖父母等先人安葬于此。毛泽东自己说：“这是个好地方，小时候我在这里放过牛，打过柴，割过草，和小伙伴们打过架”。1959 年 6 月，毛泽东回故乡时，对随同的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说：“小舟，这个地方很安静，我退休后，你在这个地方搭个茅棚给我住好吗？其它领导来休息一下也可以嘛！”不知道是周小舟不会拍马屁，还是几个月后被打成“彭黄张周”反党集团而没有机会，毛泽东的要求没有下文。1960 年 5 月，毛泽东在湖南又同新任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谈起这件事。张平化很快拍板在这里大兴土木，代号为“二 O 三工程”，迁出了在这里居住的农民，整个滴水洞地区封锁保密。参照毛泽东在中南海的住房式样，再吸取苏联建筑保暖防寒的优点，修建了以三座大楼为主体的建筑群，毛泽东住的那栋楼有主房、副房、会议室、餐厅、娱乐室等，同时还修通了韶山冲到滴水洞的公路。整个工程历时两年，1962 年竣工。在建设期间，正是全国饿死人最多的时候。韶山原东郊公社（后改为龙洞公社），1958 年 10 月到 1961 年 3 月，三个大队死亡 707 人，占总人口的 13.5%。陈赓公社的楠香和石匠两个大队死亡率都在百分之二十左右。全县约死 3 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