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周恩来之死与毛泽东时代的终结
四届人大开过以后，周恩来非常知趣地按照毛泽东的意思，继续留在医院里，让邓小平放手工作。当然，这也和他的病情不断反复，变得越来越复杂有关，需要做进一步的检查治疗。鉴于周恩来尿血的问题始终没有中断，时好时坏，而大便中又出现了潜血，一九七五年二月初，医疗组决定对他先施行膀胱镜检查治疗，然后再对他的肠胃系统做全面的检查。为此，周写信给毛，报告他近来的病情发展和治疗方案，并特意表示：检查后"不论有无病变，仍继续住院疗养"。
然而，检查的结果却不妙，不仅发现周恩来体内的膀胱癌再度复发，而且在三月间两次作钡餐检查时，又发现他患有结肠癌，其中大的一个已经有核桃那样大，这不啻是雪上加霜，使整个治疗工作更加棘手。
医疗组经过研究后，认为事不宜迟，需要报请中央批准立即作切除手术。由王洪文、叶剑英，邓小平、张春桥组成的主管周恩来治疗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当委四人小组随即批准了医疗组的报告，但是还须毛泽东最后点头同意。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只好亲自写信给毛泽东，报告自己的病变情况，在说明结肠发生病变的历史成因时，特意向毛表示："这一大肠内的肿瘤位置，正好就是四十年前我在沙窝会议后得的肝脓疡那里穿肠成便治好的，也正是主席领导我们通过草地北上而活到现在的。"这番话的用心，尽在不言之中。几天后，毛批准了对周施行手术的报告。
三月二十六日，由众多专家所组成的治疗班子对周恩来作了长达八个小时的手术，切除了结肠腔内靠近肝曲部位的三个癌瘤，其中大的直径有三公分，呈菜花状，同时又再次给他作了膀胱癌电灼术。经过这样一番大的折腾后，周的身体变得更加虚弱，手术后很长时间下不了床，即使再想"逞雄"(周本人的话)，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于是，他只好躺在病榻上会见了来访的突尼斯总理努伊拉。尽管这样做不大礼貌，但出于对方执意要见，而本来一向注重外交礼仪的周氏又实在无法起来见客，也就只好加此了。
就在周恩来缠绵病榻之际，奉命主持国务院工仵的邓小平新官上任三把火，在政坛上刮起了一股对各方面工作进行大力整顿的旋风。邓的行事风格与周恩来截然不同：他办事果断，举重若轻，善于快刀斩乱麻。这种本色虽然历经文革劫难，也没有多少改变。相反，这段被打倒的经历还给了他体察下情，冷眼旁观的机会。抓全面整顿，便是邓小平在沉寂几年之后对整治文革乱局所开出的药方。
"整顿"的提法原本出自毛泽东"军队要整顿"一语。邓小平立即把它接了过来，加以发挥，作为手中整治文革乱局的尚方宝剑。四届人大刚一结束，兼任总参谋长的邓便利用和总参机关团以上干部见面的机会，传达贯彻毛的指示，提出军队要整顿的问题，打响了全面整顿的第一炮。
随后，邓小平又以整顿为纲，大刀阔斧地解决书阴国民经济命脉的老大难问题。他首先从抓铁路运输入手，制定出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中共中央九号文件，施展铁腕，大力整顿派斗问题严重的路局，很快便使局面改观。接着，邓小平又如法炮制，大张旗鼓地把整顿推广到整个工交战线，重点抓了煤炭、钢铁以及国防工业的整顿，效果显著，一举扭转了自批林批孔运动以来工业生产持续下降的局面，整个国民经济形势出现了明显的好转。
批"经验主义"
在组阁之斗中败下阵来的江青一干人重整旗鼓，拿反"经验主义"的题目向周恩来开刀，试图重新夺回政治上的主导权。由邓小平、叶剑英联手展开的反击，让毛泽东戒心大起。不过，毛在表面上却不露声色，欲擒故纵，大摆捧邓压江的迷魂阵，让邓充分表演。
经济形势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大有起色，确实令毛泽东感到高兴，由此对邓小平越发刮目相看。不过，毛心里更关心的还是如何保住文革在他身后不被人翻案清算的问题。在毛看来，这才是当务之急的头等大事。他之所以同意周恩来在四届人大重提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默许邓小平在各行业搞整顿，着眼点还是在于此，希望借此在政治上安抚人心，转移视线，稳住文革的阵脚。
实际上，毛泽东早在安排周恩来、邓小平组合的同时，就已经预作伏笔，策划发动一场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运动，从马、列老祖宗那里寻找理论根据，为他发动的文革辩护开脱。为此，毛在年前他生日那天特别把赴长沙汇报的周恩来找去，专门谈了一通理论学习的问题，点名要张春桥、姚文元把马克思、列宁著作中有关论述找出来，写文章加以宣传阐述。
对毛泽东号召全国学习理论的深意，"四人帮"的头面人物江青并没有马上领悟，相反还对这一政治上突如其来的转向颇有怨言，认为这将会便批林批孔运动半途而废。不过，他们很快就发觉这其中大有文章可做，拿"经验主义"的题目向周恩来开刀，远比翻故纸堆，搞评法批儒一类的影射史学来得更加直截了当，具有针对性。这样一来，在四届人大组阁之斗中败下阵来的江青一干人又重整旗鼓，利用毛指定他们负责这场理论学习运动的机会，大批"经验主义"，试图重新夺回政治上的主导权。
三月一日，还在这场席卷全国的理论学习运动方才展开之际，张春桥、姚文元二人就以奉命主持选编马克思、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语录的"理论权威"身份，轮番上阵，大批"经验主义"，强调要以此为"纲"。张春桥在全军务大单位政治部主任坐谈会上，引用并围绕毛泽东在一九五九年批彭德怀时所说过的"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这段话大做文章，称："主席的话现在仍然有效。"
不仅如此，张春桥还在讲话中藏头露尾地把矛头指向周恩来，说一九七一年批极左思潮的那一套作法，是"跟着刘少奇那条路线走"，四届人大提出的目标固然"很宏伟"，但如果不吸取苏联变修的教训，还是会"卫星上天，斯大林的旗帜落地"。同一天，姚文元在《红旗》杂志发表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一文中，和张春桥一唱一和，宣称："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
紧接着，张春桥发表了《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一文，阐述了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思想，鼓吹"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打土围子"，扫除"资产风"，"在一切领域、在革命发展的一切阶段始终坚持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应该说，毛并没有看错人，他在四届人大组阁之斗中，顶住众人的压力，坚持不让查张的历史问题，是有政治眼光的。而张春桥也没有辜负毛保他的一片苦心，这篇被称为"张春桥思想"的文章，确实深得毛晚年思想的真传。在毛死后，文革派一干人树倒猢狲散，众叛亲离，纷纷反戈一击，只有他和江青拒不认错，没有背叛毛。
据知情人说，当年在审判张春桥时，审判人员怕他在法庭上胡说乱道，曾事先问他有什么话要讲。张表示除非如实进行报导，否则他不准备讲。后来在审判人员的一再追问下，张春桥说了这样一番话：毛主席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虽然失败了，以它的精神和原则是永存的，如果执政的共产党不认真解决蜕化变质的问题，成为特权阶级，脱离广大人民群众，高高在上，当官做老爷，那么人民群众迟早会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再一次起来革命，打倒党内的资产阶级。
张春桥这番话汇报上去以后，让邓小平、陈云一干在文革中被打倒而又重新掌权的党内老人们极为尴尬和紧张，下令无论如何也不能给张春桥发表这种言论的机会。具有莫大讽刺意味的是，对照今日中国之现实，历史似乎在有意捉弄人，不知中共当政者对张春桥这番话何言以对？
江青也不甘寂寞，一改最初一度有过的某种抵触情绪，转而积极布置学习理论，反"经验主义"。她四处点火，为批"经验主义"造势，比张春桥、姚文元二人讲得更加露骨，攻击的矛头仍是锁定病之中的周恩来。她宣称："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帮凶，是当前的大敌"，"党的现在的最大的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与此同时，江青还把批"经验主义"的问题提到政治局会议上，要求进行讨论，展开思想"交锋"。
为此，江青和王洪文分头找一些政治局成员谈话，进行动员，露出批周的底牌。江青之所以敢于这样做，是因为看准了毛泽东并没有真正打消批周的念头，只不过出于策略上的考虑而暂时按兵不动罢了。谈话中，江青拉大旗作虎皮，仿照毛一年多前批周的调子，指责政治局不抓大事，不抓政治忙于业务，要求改变领导。同时又翻出历史老账，大讲王明路线的危害，影射周恩来当年充当教条统治帮凶时所犯的罪过。
三、四月间，在张春桥、姚文元的布置下，全国各地报刊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旗号下，连篇累牍地刊载鼓吹"打围子"和贬"经验主义"的文章，按照统一的口径，对周恩来施放明枪暗箭。《人民日报》一马当先，在社论中照搬江青的说法，称："十多年来的事实证明，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助手。"上海《解放日报》遥相呼应，发表以周为箭靶的文章，说："他们轻视理论学习，醉心于无原则的实际主义，满足于没有远见的事务主义，以自己的局部经验，指挥一切，而不肯听取别人的意见。恰恰是这些同志自觉地或不自觉地成了王明教条主义的合作者。"
江青一干人拿反"经验主义"的题目向周恩来开刀，是经过一番考虑的。其一，射马擒王。他们很清楚，尽管周已经重病缠身，但仍是党内元老派营垒中的核心人物。四届人大的组阁之斗中，他们之所以打了败仗，在很大程度上是和周在幕后穿针引线、出谋划策有关，因此非要报这一箭之仇不可。
其二，江青等人了解毛泽东对周恩来、邓小平二人的态度是下同的：毛眼下对邓还有好感，而对周的不满和戒心则由来已久，根深蒂固。因此集中火力打周，大概不致引起毛的不快。
其三，在批周恩来"经验主义"的同时，又可以给邓小平点颜色看看，用"经验主义"这块石头砸向他搞整顿所依靠的党内军中老干部，就是邓本人也难逃干系。因为邓小平当年在延安整风中虽然被列为毛派，但他是靠实干起家的，并没有什么理论，这便是他们的如意算盘。
但是，江青一干人搬起反"经验主义"的石头却砸了自己的脚。他们没有料到邓小平会从半路杀出来，和他们叫阵。如前听述，邓小平为人处事的风格和周恩来大不相同，在政治上没有周那样的隐忍功夫，但也不像他那样赡前顾后、临事而惧，而是处事果断，喜欢单刀直入。周、邓二人的个性虽说完全不同，但对很多问题的看法上是相同的，两人的治国理念都比较务实，主张应以经济建设为国家首要任务，在整治文革乱局上更是不谋而合，声应气求。
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虽说很清楚毛泽东是想让他在政治上挟制周恩来，但却不大愿意为毛当枪使。经过"风庆轮"这场风波后，他发现自己的政治处境也很险恶，与周恩来同病相怜。江青为首的文革派一干人也同样不会放过他，相反，倒是周恩来暗中相助，为他主持公道。对此，邓心存感激。再加上周为人宽厚，容易相处，能够团结人一道工作，所以邓在复出后，很快便在政治上靠向周恩来一边。
对江青一干人大批"经验主义"的图谋，邓小平看得很清楚，虽然目前首当其冲的是周恩来，但他们要打倒的目标决不仅仅是周，而且还包括他本人在内的党内军中的一大批老干部。如果任由他们搞下去的话，下一步就会批到他的头上来，而且刚刚开始的整顿工作也会夭折，因此不能坐视不理。为此，邓在政治局会议上带头抵制了江青提出的讨论反"经验主义"的问题，并针对她私下找人谈话的活动，一语道破她用心所在：这很明显，是在政治局一个一个动员反总理。
不过，邓小平在抵制江青反"经验主义"的问题上，还是有些投鼠忌器，因为江、张等人批"经验主义"是拿毛泽东说过的话当挡箭牌。邓晓得这是江青惯用的手法，与其让他们拉大旗作虎皮吓唬人，不如索性捅破这层窗户纸，直接向毛本人反映这个问题，请他来作最后裁决。当然，邓小平做得还是很策略，并没有专为此事去打搅毛，而是借四月中旬陪同毛会见金日成的机会，以"请教"问题的方式，当面向毛反映了江青，张春桥等人近来大反"经验主义"的情况，表示不同意这样搞法。
邓小平这一手立刻让江青一干人露出马脚，同时也给毛泽东出了道难题，四届人大后，一直在为维护文革的权力布局煞费心思的毛见人事安排有了着落，多少放了一点心。因此对江青他们这样不顾大局的搞法很不高兴。前面已经说过，毛本来希望江青和邓小平能够在他所设计的"左派抓革命，右派促生产"的格局中通力合作，至少相安无事，共同来确保文革大局。但江青却不听招呼，擅作主张，不断惹出事端，开罪邓小平，让他的打算一再落空，连一天舒心的日子也过不成。这让毛感到十分头疼和恼火。
但是另一方面，江青一班人马又是毛泽东在政治上维护文革所依靠的中坚力量，目前正是需要他们发挥作用的时候，所以不好过于打压他们的积极性，要是换了别人这样搞，毛早就不会答应了。实际上，毛很清楚江青他们打着他的旗号批"经验主义"的用意，也是为了贯彻维护文革的意图，以此来对付党内外的翻案复辟势力，不过选错了题目，打击面太大。如果仅仅是涉及周恩来一个人的话，那还好说，现在伤害到了党内军中的一大批老干部，闹到连需要在政治上刻意笼络的邓小平都出来告状，就不能不管一管了。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决定出面进行干预，制止江青他们批"经验主义"这种显然不策略的搞法。四月二十三日，他对姚文元报送的新华社《关于报导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请示报告》作了批示：
"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
不仅如此，善于在政治上做戏的毛为了化解人们对江青的怨恨，还在批示中不指名地敲打了江青：
"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
毛泽东的表态，给了一心想在政治上夺回主动权的江青一干人泼了一瓢冷水，陷入被动的处境。周恩来逐渐淡出政坛后，改由邓小平领军的党内元老派马上抓住机会展开反击。四月二十七日，在中央政治局讨论贯彻毛批示精神的会议上，叶剑英、邓小平带头向江青开炮，历数她近年来所犯的错误，除了批她在这次理论学习中大反"经验主义"外，还联系到她屡次违背毛的指示，"另搞一套"的问题，其中包括在一九七三年十一、二月间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批周时提出这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搞"三箭齐发"以及在政治局内部搞宗派活动的问题。叶、邓二人的发言辞严色厉，句句切中要害，让多年来总是批惯了别人的江青也领教了挨批的滋味。
邓小平、叶剑英在会上展开的反击，完全出乎党内文革派的意料之外，江青更是觉得下不了台。不过，她还算沉得住气，因为邓、叶是打着贯彻毛泽东批示的旗号批她的，所以只好硬着头皮听下去。会上江青借口自己正在"发烧"，还得再"消化一下"，只作了一个轻描淡写的自我批评，敷衍了事。会后，江青立即向毛的秘书张玉凤诉苦，倒打一耙，说四月二十七日的政治局会议是在搞"围攻"，是一九七〇年庐山会议的"再现"，希望毛能出来替她讲话。
不仅如此，江青还指使王洪文以会议主持人的身份，向毛泽东报告她在会上遭到"围攻"的情况，而且授意他挑动毛的文革心结，把邓小平、叶剑英和周恩来往一块打。随后，王洪文按照江青的意思，在给毛的报告中指周恩来是这件事的幕后主使，说：叶、邓集中攻击了江，把江一棒子打下去，所涉及到的问题，都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九、十两次路线斗争联系在一起。从会上的情况看，攻得最凶的是叶，还有邓。但估计，叶是给人当枪使的。
然后，王洪文把话锋一转，将矛头指向周恩来，说：周等人总是把形势说得一团漆黑，支持、纵容社会上最凶的谣言，邓出来后没有像样的讲过一次文化大革命的胜利。这场争论，实际上是总理想说而不好说的话，由叶、邓说出来，目的是翻前年十二月会议的案。
后来的事实证明，王洪文这番话确实说中了毛泽东的心病。如果说在半年前的"长沙告状"时，毛对这类指控还不大相信的话，那么现在毛的态度则有了改变，不仅开始听进去了，而且对邓小平和周恩来在政治上合流的苗头大为警觉。实际上，毛本来就很注意邓对待文化大革命的态度，尽管他在复出前曾保证过"永不翻案"，但毛在骨子里还是将信将疑，后来之所以决心让邓重返权力核心，主要还是出于在政治上防范挟制周恩来的考虑。现在周、邓二人靠得很紧，这不能不让毛疑心大起。
在毛泽东看来，这次邓小平和叶剑英在政治局会议上联手批江，来势汹汹，口径一致，背后显然有名堂，事先私下进行过串连。而且如只批江青反"经验主义"的问题倒也罢了，又把前年批周的事翻出来，公开为周恩来打抱不平。这样一来，就不能不让毛有所提访，因为邓若是真的一边倒向周那一边的话，非但自己原来以邓制周的打算落空，而且党内外的复辟势力将如虎添翼。对毛来说，这真是旧病未除，又添新病，无论如何也不能等闲视之。
不过，毛泽东不愧是个惯于在政治上玩弄权谋的老手，并没有马上采取行动，他还需要再看一看。为此，毛在表面上不动声色，暗中则密切注意邓小平的一举一动，看他如何表现。与此同时，毛还欲擒故纵，继续捧邓压江，在政治上迷人眼目，并表态支持政治局会议对江青的批评，随后又指定邓取代王洪文来主持批江的会议，给他充分表演的机会。
五月三日深夜，毛泽东在中南海的寓所游泳池召集在京中央政治局委员开会，解决政治局内部在批"经验主义"问题上发生的对立和争执。他一开始便向张春桥"道歉"，把放过批"经验主义"的责任揽了下来，称："我自己也犯了错误，春桥那篇文章，我没有看出来"。接下来，毛泽东话锋一转，重提王明教条主义统治党的那段历史，在批评江青一干人"只恨经验主义，不恨教条主义"的同时，也没有放过"经验主义"，当众揭了周恩来当年跟王明路线走的老底。
更为老辣的是，针对隐然成形的周、邓联盟，毛泽东在贬周的同时，又刻意捧邓、拉邓，大讲当年在中央苏区时邓小平和他一道挨整的那段经历，称邓是"毛派的代表"。这样既可离间周、邓两人之间的关系，又可在政治上摆迷魂阵，麻痹邓小平，让他充分暴露。毛这部分谈话的内容加下：
你们只恨经验主义，不恨教条主义，二十八个半统治了四年之久，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吓唬中国人，凡不赞成的就要打。
接着，毛泽东点了经验主义当年配合教条主义的问题，当众指着周恩来说：
你一个，朱德一个，还有别人，主要是林彪，彭德怀。我讲恩来、朱德不够，没有林彪、彭德怀还没有力量。林彪写了短促突击，称赞华夫 (即李德 - 一作者注) 文章，反对邓、毛、谢、古。
说到这里，毛泽东用手指着邓小平，说：邓是你，毛是毛泽覃，谢是谢唯俊，古是古柏。其他的人都牺牲了，我见过你一面，你就是毛派的代表。
谈话中，毛泽东还故作姿态，当众敲打了江青一顿，说："我看江青就是一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教条主义谈不上"，要她不要再搞"四人帮"，不要个人自作主张，以个人名义送材料，到处发号施令。但同时表示：
"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做，但有问题要讲明白，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
周恩来是抱病赶去参加毛泽东召集的这次谈话会的，在批"经验主义"这场风波中，他无法置身事外，虽然人在医院，却对外界各种动向一清二楚。这件事情一出来，周就看出了江青等人的图谋，在医院里不断和邓小平、叶剑英等人交换意见，商量对策，并和能够接近毛泽东的两位小姐王海容、唐闻生长谈。不过为了避嫌，他有意回避了四月二十七日的政治局会议。
应该说，周恩来是与会者中对毛泽东为人了解最深的一个，虽说未必马上就揣摩透毛这番谈话的全部含意，却前没有因毛在政治局开会批评江青而对形势过于乐观，怕反还心存忧虑。这固然是和毛在谈话中重提当年的老账有关，为此，周氏心情沉重，深为不安 (这一点下面还要谈到)；但更主要的还是因为他深知毛、江之间那种在政治上难解难分的关系，在他看来，毛这次虽说当众批评了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似乎对形势十分有利，实际上不过是摆摆样子，应付一下党内外的舆论，并不想真正解决问题，最多只是想稍稍约束他们一下而已。
此外，周恩来也非常了解江青的为人，知道她一触即跳，根本听不得一点批评。因此，批江这出戏很难唱，其中的分寸和火候十分不容易掌握，只要稍一过头，形势就会逆转，当年那场"大闹怀仁堂"的风波就是前车之鉴。当时党内军中的老总们也是借着毛泽东批评中央文革的东风而在政治上展开反击的，结果就是因为没有参透毛和江青两人之间政治夫妻的关系，一着不慎，满盘皆输，几近全军覆没，最后只剩下周一个人在台上苦斗。对此，周恩来不能不有所提防。
为防止过犹不及，周恩来决定亲自出马，按照毛泽东所定下的调子，为批评江青的政治局会议做些必要的准备，把批江严格限制在毛所定的口径之内，在政治上站稳脚跟，避免跑偏走火。在散会后，他首先和邓小平交换了意见，之后提议先在政治局常委小范围内谈一下，研究如何贯彻毛五月三日的谈话精神。与此同时，他花了两天时间起草了一份学习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和中央政治局工作和手续问题的意见稿。
周恩来在这份意见稿中先谈了一通对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反修防修等问题的认识，并按照毛泽东谈话中的调子，给"经验主义"戴上了一顶"修正主义"的帽子，然后才点出正题，说：近来"强调反修正主义的一项经验主义，放过另一项教条主义，有些地方甚至连反修正主义都不提了，这不能不是一个错误：报纸全国转载，清样随时转至各地，军队报告发至下层，这不能不引起一部分地区、部队和一部分机关、学校弄得争论不休，或者年老干部又不敢负责工作。因为有文章上说，资格老，能打仗的人就有背上经验主义包袱的。这就刺激成百万的人，对于教育他们不利。
由于担心邓小平和江青这两个"钢铁公司"碰到一起顶牛，最后收不了场，周恩来在表示拥护毛泽东"有错误的，要有自我批评"意见的同时，又有意识地把邓本人抬出来，引用他的话说："愿自我批评的就说，说多少都可以，不说也可以，不要强人所难"。意见稿还针对江青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擅自以个人名义到处写信、送材料的问题，以对事不对人的方式，对政治局的工作手续问题作了若干规定。
在贯彻毛泽东五月三日谈话精神的问题上，周恩来虽然调子不高，抓得却很紧。五月四日、七日，他连续两晚从医院出来，到人民大会堂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五人会议，讨论在政治局范围内贯彻落实的问题。为慎重起见，会上花了不少时间，逐字逐句核对笔记，确认毛的谈话内容。
这一方面是由于毛泽东患病的缘故，主管咽喉部位的运动神经细胞逐渐坏死，导致口齿变得含混不清，再加上口音很重，所以很不容易听懂。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毛在谈话中张冠李戴，把本来是在姚文元的文章中提出的批"经验主义"说成是张春桥的文章，而又没有点出张在全军务大单位政治部主任坐谈会上的讲话也讲了同样的问题。这就给了张春桥为自己辩护开脱的机会，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鉴于邓小平即将出访法国，会议最后确定待他回来后再召开政治局全体会议，讨论贯彻毛五月三日谈话精神，由王洪文负责通知准备。
王洪文本来就对这次挨批想不通，满腹牢骚。在他看来，他们批"经验主义"的大方向并没有错，无非是借此敲打一下那批对文革心怀不满的党内军中的老家伙，但让人琢磨不透的是，毛泽东竟然表态支持他们，不知其中暗藏什么玄机？不过，他对毛不想"小题大做"的用心还是能够体会出来的，特别是毛在会后把他本人四月二十三日对新华社报告的批示压了下来，决定不公开发表，并要王洪文向政治局常委传达这一意见。这更让王觉得这是毛在设法保护他们，于是，王洪文便有意拖延时间，迟迟不向在京政治局成员通知准备开会的事情，想让事情不了了之。
但是，王洪文打错了算盘，毛泽东虽然不想小题大做，但必要的过场还是要走的，特别是此举还有借机观察邓小平动向之意。当他得知王洪文一直拖着不办，直到催问时才赶紧作了布置后，大为恼火，传话批评王洪文，不让他再主持批评江青的会议了。不仅如此，毛还大摆迷魂阵，明知周、邓两人走得很近，却有意把周恩来找来商量，提出批江的会议改由邓小平来主持，既试探周的态度，又把邓放在炉火上烤，给他充分表演的机会。
对此，周恩来自然乐得顺水推舟，因为这意味着毛泽东已有新的考虑，王洪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名义大概也就到此结束了，而这个位置正是兵家必争之地。不过，周也很老到，不想过于显露他的政治倾向，以免招致毛的疑忌。他没有对事情火上加油，反而出来为王洪文缓颊，在随后写给毛的报告中，把责任揽了过来，说：对主席这样重视的会议和指示，我们处理这样迟慢，报告又这样含糊，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周对文革中摇鹅毛扇的张春桥却没有手下留情，批“经验主义"是在文元同志文章里，不在春桥同志文章中，这是张春桥同志在各大军区政治部向总政反映讨论情况时说的。
张春桥对周恩来把他的问题当众端出来非常不满，却又无可奈何，只奸转弯抹角、语中带刺地表示："总理的信，有些话不确切，但我不反对报主席。"对此，周一改一贯息事宁人的态度，几天后又写信给张春桥，驳回他所谓"不确切"的指责，指出张批"经验主义"的思想由来已久，早在批林整风期间就已经流露出来，提议将毛泽东当年批印的《经验主义，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小辞典》重印一批下发；在这次理论学习中更是走到"片面强调经验主义的危险"的地步。周恩来在信的末尾表示：
"我这段回忆的文字，不知是否较为确切，如果仍不确切，请你以同志的坦率勾掉重改或者批回重写，我决不会介意，因为我们是遵守主席实事求是和'三要三不要'的教导的。"
在事实面前，张春桥只好表示："不再改了。"
根据毛泽东的决定，五月二十七日和六月三日，由邓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对江青等人进行批评帮助。会上，邓作了主要发言，围绕自一九七三年以来江青等人多次另搞一套以及拉帮结派、搞小圈子等问题提出严厉的批评，甚至拍了桌子。
应该说，以邓小平的精明，并非不知道毛泽东下令召开批江的会议，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在做做姿态，但他还是假戏真唱，狠狠敲打了江青一顿。这除了他当时自恃有毛的支持，对形势有误判以外 (这一点下面还要谈到)，主要还是想借此打掉江青的气焰，为他推行"整顿"排除阻力，创造条件。
当然，邓小平在批江时还是尽量注意在政治上站稳脚跟，掌握分寸和火候，把文章做在批她"违背主席指示"和"另搞一套"上。而且即便是在质问江青另搞一套的"三件事"，替周恩来、叶剑英讲话时，也还是严格按照毛泽东所定下的调子，称"周、叶修正主义路线"。
邓小平在发言中这样问道：倒是要提一个问题，三件事：批周、叶修正主义路线，当时钻出一个"十一次路线斗争"，这不是主席的，后来主席纠正了；批林批孔，又钻出个批走后门；学理论，是防修、反修，又钻出个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倒是要问一问，这是为什么？你们批总理、叶帅无限上纲，提到对马列主义的背叛，当面点了那么多人的名，来势相当猛。别的事不那么雷厉风行，这件事就那么雷厉风行，对于这些事情，不讲明白，没有好处，没有什么过头的！
在邓小平带头发言后，与会的政治局委员对面对面地批评江青多有顾虑，发言并不踊跃，即使发言也是多从正面谈个人对毛泽东谈话的理解认识，没有人敢像邓那样捅江青这个"马蜂窝"的。六月三日继续开会时，甚至一度出现了冷场的局面。后来还是叶剑英出来打破了沉默，作了一篇有分量的发言，呼应邓小平，对江青的批评，指出"四人帮"的宗派活动有害党的团结，甚至会走到分裂党的地步。
迫于形势，王洪文在会上不得不作了一个言不由衷的检讨，承认自己长沙告状干扰了主席，在政治局内部不能团结多数人一道工作，有宗派情绪，但坚持认为批周的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会议的大方向没有错，决不能因为批评江青提出"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就否定这次会议。江青则表示：对问题还得消化一下，再做进一步检讨。主持会议的邓小平随即适可而止，表示讲多少算多少，提议散会。
这样的批评帮助会，确实打掉了江青不少威风。虽然还远远比不上文革中批斗会的火药味，但对于一向斗惯了别人的江青来说，却已经受不了了，她感到很委屈，因为在重大问题上，她一向都是贯彻执行毛泽东的意图的。现在却为此背黑锅，受到邓小平、叶剑英这批对文革心怀不满的老家伙的围攻，这让江青心里很不服气。第一次批评会刚开过，她就跑去向毛诉苦，说这是邓对它搞"突然袭击"，进行"反攻倒算"。她在会上答应写检讨，不过是缓兵之计，实际上想蒙混过去，私下求助毛保她过关。
然而，这一次毛泽东却没有松口，坚持让江青写出书面检查。毛其中的心思，在"四人帮"中大概只有张春桥还能多少体会出来。他在检讨中说：
"主席关于不搞四人帮的指示，一定要坚决照办，并尽可能地做好团结工作。至少不给主席增加负担。"
不过，即便是像张春桥这样工于心计的人，对于毛泽东的用心也还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没有看出毛这是做的是表里文章，一石二鸟之计：在安抚那些对江青积怨甚深的党内军中老家伙的同时，故意在政治上麻痹邓小平，让他充分表现和暴露。
实际上，经过对这次批江会议的观察，毛泽东对邓小平所表现出来的强势作风十分担忧，已经看出邓如果在他身后搞翻案的话，是没有人能够管得住的。在这一点上，邓小平比周恩来更加令人不放心。大慨直到这时，毛才意识到重新起用邓小平的失算，陷入了请神容易送神难的窘境。
不过，毛泽东是个玩弄权谋的老手，他虽然已在骨子里对邓小平疑虑重重，在表面上却不露声色，继续对他表示信任，而且还进一步委以重任，让他接替王洪文主持中央政治局的日常工作，存心把他放在炉火上烤。政治局会议结束后，毛特意让江青登门拜见找邓"谈心"，他本人也找邓谈了一次话，肯定政治局会议对江青等人的批评，说：我看有成绩，把问题摆开了。他们几个人过去有功劳，反刘少奇，反林彪。现在不行了，反总理、反你、反叶帅，现在政治局的风向快要转了。
谈话中，毛泽东还一再鼓励邓小平要把工作干起来，甚至表示：我准备找王洪文谈，叫他找你，听你的话。邓则表示自己行决心干好，但反对的人总是有的。最后，毛语带玄机地回赠了邓两句话："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仅仅两三个月后，这句话的真正含意便应验了，在毛的一手策划下，邓小平在政治上第三次被打倒。
不过，要说邓小平完全没有预感，也不尽然。他知道事情并不那么好办，在政治上有很大的风险，用他本人的话说是："主席是把我放在刀尖上了。"然而平心而论，对一个政治家来说，邓小平对整个形势还是作了显而易见的误判，被毛泽东刻意营造的假象所麻痹，更多地看到的是毛讨嫌江青、同时倚重他来扭转文革败局的一面，而低估了毛、江这对政治夫妻之间难分难解，荣损与共的关系。
更糟糕的是，邓小平并没有看出毛泽东在政治上对他的戒心，此刻正在有意把他放在炉火上烤，以致在主政后不知道戒急用忍，稳扎稳打，而是急于事功，结果过早曝光，导致政治上的大翻车。后来若不是因为毛很快就撒手归西，历史又给了邓小平一次机会，中国现代史或许就要重新改写了。
相形之下，周恩来对毛泽东和江青之间的关系揣摸得更透，手腕也更圆通，从一开始就对解决江青的问题没存什么幻想，相反担心的倒是过犹不及。因此，尽管江青带头大批"经验主义"，屡屡对他诋毁中伤，但周还是表现得极为克制，绝不从正面触动江青本人，顶多是拿张春桥开刀。
在政治局几次开会对江青进行批评帮助时，周恩来均告假。这固然和他的病情加重有关，但实际上当时还没有到卧床不起的程度，其中显然另有原因，那就是早已看透了毛下令开会批江不过是故作姿态，根本无意真正解决问题，因此不想和江青撕破脸，预先为自己留下转圜的余地。
在对待江青检讨的问题上，更能看出周恩来的这种态度。六月二十八日，江青在拖了一个月之后，总算是向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交出了一份书面检讨，其中避重就轻，强调客观，尽量撇清自己，但还了承认了"四人帮'是个客观存在以及在另搞一套的"三件事"中所犯的错误，承认她无组织无纪律，自作主张，随便乱讲话，表示"对不起恩来、剑英同志"。
对此，深谙政治上攻守之道的周恩来见好就收，率先表态肯定了江青的检讨，在批语中并没有一句直接批评她的话，而是用提希望的方式，委婉地进行了规劝，说："今后政治局同志凡遇大事都经过组织讨论，事先请示主席，遵照主席指示执行，认真深入学习，联系中国实际，在实践中多听同志好意见，坚决改正常犯的错误，政治局的团结就会搞得更好。"不仅如此，周氏还特意把一些政治局委员找到医院来，向他们打招呼，要他们适可而止，不要计较江青的态度，注意团结她一道工作。
在密云不雨的日子里
周恩来虽和邓小平在整治文革乱局的看法上一致，却不同意"全面整顿"中一味躁进的搞法，他太了解毛泽东反复无常的为人了。这期间，周非但没有像以往那样见机而作，反而有意识地按兵不动，并在小范围内交换过意见，但邓却听不进去，还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干。
到了这年夏天，由于体内癌细胞的吞噬和消耗，周恩来已经瘦得皮包骨，体重只剩下六十斤了。他心里非常清楚自己即将走到生命的尽头，所以在和医护人员谈到他的病情时，不再兜圈子了，而是直截了当地问自己还能活多久？相对于面对死亡时的心理恐惧而言，更让周放心不下的还是他本人的政治生命。
本来，周恩来以为毛泽东已经对他高抬贵手，这样他就可以在政治上全身而退了。不料，毛在五月三日谈话中又当众重提当年的历史老账，给他精神上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其中既有对往事的追悔，也有担心晚节不保的恐惧。虽说事情已经过去四十年了，但从毛的谈话中，还是可以感到毛对当年宁都会议的一箭之仇仍然耿耿于怀，恐怕是不会轻易放过他的，联系到江青一干人选择批"经验主义"的题目兴风作浪，大概也是看准了毛这一点。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感到与其坐等灾祸临头，不如采取主动，预作防备，尽可能地把它化解于青萍之末。出于这种考虑，六月十六日，重病之际的周氏提笔给毛泽东写了本书一开头引用过的那封煞费苦心的信，来回应毛在五月三日谈话中重翻历史老账，对他进行的敲打。
周恩来在信中报告了他近来的病情发展和治疗措施后，用"略表我的寸心和切望"这样的话言，恳请毛早治眼病。然后引出正题，表白心迹，刻意眨损自己，极尽低首下心之能事，乞求毛的宽恕，说：
"从遵义会议到今天整整四十年，得主席谆谆善诱，而仍不断犯错，甚至犯罪，真愧悔无极。现在病中，反复回忆反省，不仅要保持晚节，还愿写出一个像样的意见总结出来。"
写完这封信后，为了让毛泽东确实能够领会自己所表示的心迹，周恩来又拊了一封信给毛的机要秘书张玉凤，求她一定要在毛精神好，吃得好，睡得好的时候，念给他听，并再三叮嘱千万不要在毛疲倦时念。其言词恳切，嘱托殷殷，甚至不顾长幼尊卑，用"您好"来问候张玉凤。周氏这样大失身份去央求毛身边的一个女秘书，其对毛重翻历史老账的忧惧可想而知，对这封信的期盼更是尽在不言中了。
然而，周恩来这番诚惶诚恐、完全是"臣罪当诛，天皇圣明"现代翻版的央告表白，并没有打动毛泽东。毛只是圈阅了周的信，没有明确表态，相反还在私下里找党内文革派的亲信谈话，对周的看法吹风交底，说：他现在是买我面子，他是不赞同我思想的，文革他反对，他反得很精明，他在党、政、军中有基础，百姓也很尊重他，他和刘少奇，邓小平基本上是同路人。
周恩来是个敏感的人，毛泽东的冷淡态度意味着什么，他当然心里很清楚。在周看来，即使毛当时因患老年性白内障，不能看也不能写，总还可以作点表示，譬如通过身边的人传话，表示对过去的老账一笔勾销。若真是这样的话，这将对周的精神上是一个莫大的解脱，对他治病也会大有好处。况且没有不透风的墙，毛泽东上述评周的话难免传到周恩来本人的耳朵里，这对一心想在风烛残年得到毛原宥的周氏来说，实在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使他深感今后的命运恐怕是凶多吉少，内心忧惧交加。这种心情是如此强烈，以至于半个月后，一向城府很深的周恩来竟忍不住当众吐露出来。乔冠华夫妇是这一幕的目击者，他们当年在接受访问时这样说道：
一九七五年七月一日，总理在医院会见泰国总理克立·巴莫后，外宾、陪同都走了。因工作需要临时从人大会堂调来的一些服务员，围住了总理，希望和总理一块照个像。(章含之插话：是在中泰两国建交签字仪式后。因为要喝香槟酒，所以从人大会堂调了一些服务员来。过去，这些女孩子经常同总理见面，总理病后，难得见到总理，所以要求照张像片留念。总理身边的工作人员也早就有这个想法，提出过好几次了。这回一提，总理同意了。) 合影时，可以看出来总理很激动，照完后，总理突然冒出一句："照可以照，但将来可不要在我脸上划 XX。"(专职摄影记者杜修贤对周这句话的回忆有所不同："我这是最后一次同你们合影，希望你们以后不要在我脸上划 XX。"-一作者注) 总理这样一说，大家听了心情都很沉重，抬不起头来。总理是很有涵养的，一般不会在工作人员面前如此激动的。我也不好说什么，后来就劝他进去休息。
本来，周恩来是个自制力很强的人，像这样主动向人袒露心事的情形并不多见，更多的还是隐藏在心里，甚至连对邓颖超都不说，以免惹祸。这次，毛泽东的冷淡态度给周的打击确实不小，但言守侍君之道的周还是一如既往，对毛尽心尽力，在细微之处表现殷勤，以期能够多少化解一点毛的心结。
这年七月间，已经病得很重的周恩来特意从医院出来，两次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研究对毛泽东眼病的治疗方案，并连续约见汪东兴，过问其中的每一个细节，甚至拿他自己的眼睛作试验，以确保给毛使用的眼药水没有副作用。手术那天，周氏又强撑病体，赶到现场，在整个手术过程中，一直守候在外面；其间尽管别人多次劝他回去，他却执意不肯，直到等毛做完手术后才离去。
在生命只剩下屈指可数的日子里，周恩来除了一心想保住晚节而与毛泽东小心周旋之外，另一桩牵念的心事则是想在离开人世之前，尽量还清在政治上欠下的账，以便多少求得一点心理上的解脱。他非常清楚文革这些年来自己做了不少亏心之事，特别是对那些早年曾与他一同奋斗过，在文革中含冤而死而他本人又难辞其咎的老战友，更是感到内疚于心，一直受到良心上的折磨。这种感觉，在周恩来病后一个人静下来回首住事的时候越发强烈，以更于"日有所思，夜有所梦"。
据医务人员回忆，周恩来有一次睡觉突然惊醒了，他们赶快过去看是怎么回事。他说：我做了一个恶梦，梦见和陈毅在一个山腰上，陈毅脚下一滑，我一把没拉住，两个人险些都要摔下去。这种梦境，其实正是周氏这种内心愧疚的映照，是他自觉对陈毅这样相知甚深的老友被打入冷宫后，没有更好地尽到保护责任的一种心理折射。
与陈毅相比，周恩来对贺龙的负疚感则更大。其中原因，本书前面已经多有所述，这里就不再重复了。一九七五年六月九日是贺龙蒙冤而死六周年的忌日，军委决定为贺龙骨灰举行安放仪式。此前，中共中央虽然发出了为贺龙恢复名誉的通知，但实际上只是有限度的平反，仍然认为当时对贺龙的审查"是必要的"，而且仅在内部作了传达，并没有公开报导，以防止牵动维护文革的大局。这次出于同样的考虑，政治局在开会时对军委准备举行的贺龙骨灰安放仪式，作了诸多限制，尽量压低规格，要求对外"保密、不治丧、不致悼词，不献花圈，不报导，不宣传"，等等。
对这种做法，贺龙的家人感到难以接受，长女贺捷生悲愤莫名，为此上书毛泽东，慷慨陈词，据理力争，恳求补行葬仪，挽回影响，"死者虽已无知，生者定能戴德！"与此同时，她又向周恩来反映情况，希望他能在病中过问此事，纠正其中的不当之处，否则将拒绝参加贺龙的骨灰安放仪式。
这样一来，正好给周恩来一个为当年所做亏心之事补过的机会。不过，他清楚政治上的忌讳所在，只能有所为而有所不为。鉴于时间已经很紧迫，周随即双管齐下，一方面派邓颖超出面做贺龙家人的工作，说明举行贺龙骨灰安放仪式，不登报，是中央的意见，要他们一定要顾全大局；另一方面，又马上写信给毛泽东，附上贺捷生送来的申诉信，表示："如主席另有指示，当与政治局设法补救。"在得到毛的批准后，他随即决定提高规格，重新布置会场，安放花圈，由叶剑英主持仪式，他本人亲致悼词。
这时，周恩来已经是重病在身，身体非常虚弱，连走几步路都很吃力。为此，医护人员极力劝阻他参加贺龙的骨灰安放仪式，但周坚持要去，甚至还为此和身边的工作人员生了气。邓颖超显然了解周氏此时的心情，她并没有加以劝阻，而是打电话给贺龙的遗孀薛明，告知这一消息，叮嘱说："双方要控制些感情。"
六月九日下午，周恩来在邓颖超的陪伴下，前往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在参加贺龙的骨灰安放仪式的过程中，周氏极为动情，几乎到了不能自持的地步。这既是出于对亡友的伤悼，也是在为他自己赎过，这一点，在场了解内情的人都感受到了。军中老帅徐向前在回忆文章中这样记述了当时的情景：
总理是不顾人们的劝阻抱病参加的。他到时，显然是由于心情激动和身体虚弱，书写签到簿时手哆嗦得很厉害。我问他："你病成这个样子，怎么还来了？"总理尽力抑制着自己的感情，沉痛地说："这个会，我不能不来啊！"在场的同志谁都可以感觉到总理心中感情的分量，谁都不能不想得很多……
周恩来的内疚和自责，在和贺龙家人见面时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贺龙的遗孀薛明回忆说：
六月九日下午四点，我提前和孩子们到了八宝山。这时候有好多老同志一个一个地进来握手。正在这个时候，我就听到外边"薛明，薛明"的声音。我断定是周总理。周总理进来了，我看他确实瘦了许多。他说："薛明在哪里呀？"很着急。我说："我在这儿。"周总理抓住我的手，他搂着我的肩膀，他说："薛明，我没保住贺龙啊，我对不起你呀！"他当时哭出声音来了。我说："总理，你不要难过。"我给他抹去了流下来的眼泪。他拉著我的手直哆嗦：
"薛明，我没想到，我没有想到！"后来我的女儿看到形势不好，怕总理太受刺激了，马上就说："希望周伯伯你自己保重身体啊！"他马上说："晓明孩子啊，我的时间也不长了！"这时候我控制不了，全场所有的亲属来宾一屋子的人都"呜呜"地哭。
即使是这样当面谢罪，似乎还是不能够减轻周恩来心里对贺龙之死的负疚感。随后，他刚一走进会场大厅，就朝着贺龙骨灰盒深深鞠了一个躬，接着在安放仪式正式开始前，又一个人向贺龙遗像鞠了三个躬，最后又和大家一起三鞠躬，前后总共向贺龙遗像鞠了七个躬。大概只有这样，才能使周氏心里多少好受一点，尽管这已是马后炮了。
进入一九七五年夏天，周恩来病情继续恶化，开始出现晚期癌症病人身体的整个免疫系统崩溃的症兆，虽然医疗组对此缄口不谈，却瞒不过周本人。他自知已是沉疴难起，各种冶疗手段已经无力回天，只是个拖时间的问题了。为此，周趁自己还能走动的时候，又特意回去看了看曾经生活了二十多年的西花厅以及经常会客、开会的人大会堂等令他留恋的地方。之后，他便开始和秘书一起清退文件，为后事作准备，甚至还打算放弃治疗，向医疗组提出要从医院搬回家中去，不再吃药和打针，和自己的家人亲属最后再团聚几天。当然，这是不会被上面采纳的。
在死神日益逼近的日子里，周恩来依然保持着政治家的本能，密切注视著外界的各种动向，特别是毛泽东的态度。虽说眼下的政治形势比文革以来的任何时期都更有利，但他却不敢掉以轻心，对时局盲目乐观，因为他太了解毛翻覆无常的为人了。实际上，这期间周恩来非但没有像以往那样见机而作，反而还因觉察出其中的某种吊诡之处而有意识地按兵不动，并针对这种形势，力所能及地做了一些工作。
据纪登奎说，这期间周恩来找他谈话时，给他的印象是除了非常注意听外面的动向外，可以看得出来对形势心存隐忧，一再提醒他要注意毛泽东的态度，说主席还在看，还没有下最后的决心，形势可能还会起变化；并叮嘱他要克服急躁的毛病，协助小平同志做好工作。多年之后，纪氏在回忆这段往事时，对作者不胜感慨地说："当时我并没有真正领会总理这番话的深意，还以为只是要我注意工作中一般的方式方法问题。后来事情的发展果然被总理所言中，局势起个逆转，走了一段不小的历史弯路。"
周恩来对纪登奎的这番谈话自然是有感而发，反映了他对时局的双重忧虑：一方面已经预感到毛泽东在政治上的态度还会有变，另一方面则对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后大力推行"全面整顿"的搞法不无担心。周、邓二人虽然对整治文革乱局的看法是一致的，但彼此的行事风格却大不相同，邓小平作风强势，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喜欢快刀斩乱麻，急于抓出成效来。而周恩来则处事沉稳，深谙雪缓则圆，急则生变的道理，递事瞻前顾后，宁可温吞水，也绝不急躁冒进。
在周恩来看来，眼下正是决定今后政局发展的关键时刻，毛泽东已是重病缠身，来日无多，邓小平已经掌握了实权，实在不必操之过急，只要稳扎稳打就可以了。特别是当毛本人还在"看"的时候，更应小心行事，避免在政治上落下把柄。
据知情人说，周恩来当时曾在小范围内交换过意见，叶剑英也持同样的看法，但是邓小平却听不大进去，还是按照自己的一套想法去干。对此，叶剑英在后来形势逆转后私下评论说：他这个人历来如此，自以为是，听不进别人的意见，喜欢一个人打天下，不撞南墙是下会回头的。
这番话确实道出了邓小平的为人。可以说，邓的刚愎自用、一意孤行的个性并不是后来在"六·四"大开杀戒时才显露出来，而是在抓"全面整顿"时就已见端倪。不过，六四屠城让他冒天下之大不韪，自毁声名，最终难逃历史的审判；而"全面整顿"则叫他大得人望，成为日后东山再起的资本，这正是历史的吊诡之处。
当然，邓小平也是幸运，如果老天爷让毛泽东的病再拖上一两年，帮助文革派在政治上站稳脚跟的话，他大概就很难再有出头之日了，就和今天的赵紫阳差不多，甚至还活不到赵现在的岁数。因为邓的心胸显然不如赵豁达。据知情人说，邓被软禁在家中时心情极坏，才半年多的时间，身体就出了毛病，要不是"四人帮"随后很快就垮台，邓因此重见天日，否则真很难说了。不过，这已是题外话了。
事实上，周恩来对毛泽东的提防并非无事自扰。毛在一九七五年整个夏天一直在对邓小平听其言观其行，察探他对文革的态度，以便最后下决心把他拉下马来。为此，毛在表面上不动声色，继续在政治上大摆"扬邓抑江"一类的迷魂阵，对邓小平推行的"全面整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同时竭力给外界造成江青已经失宠的印象，甚至有意放出风声要和她"分道扬镳"，这就是后来传得满城风雨的"红都女皇"事件的由来。
事情的起因是香港出版了一本名为《红都女皇》的书，主要是写江青在三十年代的艺术生涯，为她树碑立传。该书内容杂凑，错误百出，文字也很拙劣，但吹喇叭、抬轿子的功夫却是一流。这一点从书名即可看出，正好道出了一心想在政治上露峥嵘，以吕后、武则天自比的江青的心事。
不过，这本书却给江青帮了倒忙，在党内高层招致很大的非议。据知情人说，这年七月二十三日，早已不过问政事的朱德专门为此写信给毛泽东，奏了江青一本。
应该指出的是，目前坊间流传的"红都女皇"版本多把美国历史学者洛克珊·维特克采访江青后所写的书混为一谈。其实，这完全是两回事，前者江青未必知情，是无行文人的邀宠之作；后者则确有其事，像那首"江上有奇峰，锁在云雾中，寻常看不见，偶尔露峥嵘"的诗，就是江青在一九七二年夏天接受采访时，题写在她拍摄的庐山汉阳峰的风景照上送给维特克的。
在这次采访中，江青有意仿效毛泽东，让维特克像当年斯诺采访毛那样来采访她，先后同维特克在北京和广州长谈了六十多个小时，胡吹乱侃，竭力抬高她自己，从个人私生活、文学艺术扯到解放战争的历史，甚至宣称西北战场是她和毛泽东"共同指挥的"。
这份谈话记录后来成了周恩来手里的烫上豆，左右为难，最后还是请示了毛，才把记录稿全部封存起来。
毛泽东看了朱德的告状信后，虽然还不能断定《红都女皇》一书就是出自江青本人的授意，却知道这决非空穴来风，很有可能就是江青和维特克的谈话内容泄漏出去被人加以利用。毛早就对江青狂妄自大、到处炫耀自己的毛病反感已极，这次又让人抓住把柄，告上门来，内心的恼火和尴尬可想而知，甚至一度真的动了和江青分手的念头。
当然，毛泽东知道这并不现实，和江青离婚在政治上的影响太大，况且江青还是他手中对付党内外复辟势力的领军人物。再加上目前正需要集中精力对付邓小平的时候，更是不能自乱阵脚。在这种情况下，擅长在政治上玩弄"阳谋"的毛决定顺势行棋，拿朱德的告状信做点文章，摆出一副要和江青决裂的架势，在政治上迷人眼目。为此，毛对"红都女皇"一事作了如下批语："孤陋寡闻，愚昧无知，三十年来恶习不改，立刻撵出政治局，分道揭镳。"
然而，毛泽东导演的这出离婚戏并没有演下去。毛的批示转到周恩来那里后，他建议暂缓执行，给压了下来。周这样做，自然有包庇江青之嫌，招致人们不少非议，不理解他为何不趁势一举解决江青的问题，以绝后患。其实，这正是周氏在政治上的老到之处。他太了解毛的为人了，所谓"撵出政治局，分道扬镳"如果不是虚晃一枪的话，也是毛一时的气话，不能当真。否则，一旦毛回心转意，事情就不好收场了。
况且周恩来凭借其多年来和毛泽东打交道的经验，已经预感到眼下时局的诡谲之处，因而不能不有所提防，宁缓毋躁，以免自投罗网。事实上，仅仅一个多月后，毛自信已经看准了邓小平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而决心把他拉下马以后，就无意再演假离婚这出戏了。评《水浒》便是在政治上释放出来的第一个信号。
不仅如此，在后来扭转政局以后，毛泽东还亮出了对江青的真实看法，当着政治局成员的面表扬她，在政治上给予充分的肯定，说：江青斗争性强，阶级立场坚定，这点我俩是一致的。她不会搞两面派，但不懂策略，不会团结人，所以吃了亏。她身边如果有个好参谋，她是可以挑大旗的。"还说：我清楚，顽固派是反对她的，是反对我起用江青的，说违反党的决议。难道决议就不能收工吗？决议也是有错误的。毛这里所说的所谓"顽固派"指的是周恩来、叶剑英、邓小平一干人，不过这已是后话了。
形势逆转
当毛泽东看准邓小平确有反骨，想翻文革的案后，就无意再摆迷魂阵了，下决心批邓。选择的题目是评《水浒》。批"投降派"，把邓和周放在一块打。这对已经病入膏肓的周来说，无异于在他背后又捅了一刀。一向逆来顺受的周在生死交关之际，向毛讨还自己在政治上的清白，并当众为邓讲话。
目前大陆官方的论著多把一九七五年中国政局逆转的起因，归咎于这年十月前后毛远新向毛泽东的"挑拨性汇报"，并竭力淡化毛本人评《水浒》谈话的政治含意，把它说成是"四人帮"的"借题发挥"，以开脱毛的责任。这完全是倒果为因，过分抬举了江青一干人。
实际上，毛泽东才是整个事情真正的祸首，不仅评《水浒》运动是其精心策划、一手导演的，而且就连毛远新接任他的联络员也是整个部署的一部分，是他觉察出王海容、唐闻生二人往周恩来、邓小平那边靠得太近而采取的掉换措施，就像当年文革发动前夕起用汪东兴接替杨尚昆任中央办公厅主任一样。
自从邓小平在各行各业大张旗鼓地推行整顿以来，毛泽东一直在冷眼旁观。当时，毛之所以没有马上出面干预，是因为眼下正需要借助邓来整治文革后的乱局，重建社会的秩序和效率，正如当年大跃进栽跟头后，不得不容忍刘少奇出来收拾残局一样。不过，毛心里非常清楚，邓小平这次又旧病复发，搞起"白猫、黑猫"那套实用主义来。虽说是打着"以三项指示为纲"的旗号，却与文革的主旨格格不入，只能是一时的权宜之计，长此以往的话，势必动摇根本。这是毛不能听任不管的。
随著整顿的全面展开，毛泽东对邓小平的疑心越来越大。七月间，邓建议公开发表毛在五十年代写的《论十大关系》一文。毛一眼便看出这是邓企图打着他的旗号，为搞"白猫，黑猫"的那一套造舆论，所以并没有同意，让邓碰了一个软钉子。本来，这是一个信号，邓应该有所警觉才是，但他却不以为意。
其实，毛泽东对邓小平搞"全面整顿"有所保留的态度，当时在中共党内高层中，像周恩来、叶剑英等人都已经觉察出来，曾婉言相劝，但邓本人却头脑发热，过于自信，自恃有毛的支持，根本听不进去，不知收敛锋芒，暂行韬晦之术，守时待机。反而以"不怕第二次被打倒"自许，号召"敢"字当头，横下一条心，一味逞强躁进，最后导致整个局势逆转。
后来批邓的起因，固然是因邓小平向毛泽东转送清华大学刘冰等人告迟群、谢静宜的信而起，但这只不过是个导火索，真正的原因还是因为邓在政治上急于事功，过早曝了光，而让毛警觉到邓所搞的一套就是要否定文化大革命。这一点，除了前述周恩来、叶剑英之外，连邓手下的一些人都看了出来，像当时在国务院政治研究室为邓起草文件的胡乔木就在风云突变后，提醒邓说，不只是转刘冰信的问题，毛可能对搞全面整顿的做法早就有意见。
对于中共党内领导层中对邓小平搞"全面整顿"时操之过急的非议，邓榕在《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一书中用曲笔有所回应和辩护，说：有人说，邓小平进行全面整顿是对的，但是进行得太急了。她把这归于邓认为："时问、机会，对于他来说，都太珍贵了"，说邓"早巳将个人的政治前途甚至生命置之度外"。不过以笔者之见，时间、机会固然难得，稍纵即逝，但欲速不达，导致后来政治上的大翻车，岂不更可惜？而且对一个成熟的政治家来说，仅仅不怕被打倒是不够的，还必须考虑个人的进退攸关整个大局，否则只是一种匹夫之勇，不足以成大事。
事实上，正是因为邓小平在推行"全面整顿"时不知戒急用忍，一味逞强躁进，急于抓出成效来，结果被党内文革派抓住不少"辫子"密报给毛泽东，从政治上杀回马枪过来，最终导致大局逆转。邓本人虽然也知道这一点，却认为毛正有求于他整治文革乱局，因此不以为意，掉以轻心，甚至还公开自嘲他是维吾尔族姑娘，辫子多，一抓就几个。
例如，邓小平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应该解决"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的问题，认为把登"反共启事"的责任完全归咎于他们是不公道的。然而，挖出这个"叛徒集团"正是所谓文化大革命的"重大成果"。又如，邓小平曾利用陪同外宾参观访问上海的机会，有意识地对当时在上海担任领导职务的老干部马天水做工作，向他透露了毛泽东近来对江青的批评，并点了张春桥的名，告诫他不要与他们为伍，企图挖"四人帮"大本营的墙角。结果却弄巧成拙，反而被马天水出卖，将谈话内容密报王洪文。正在多方收集材料准备反扑的江青立刻让王洪文把这次谈话整成材料，用特大字抄写，报送给毛泽东，并加了批语，指这是一次策反的谈话，在政治上，组织上都是错误的。
邓小平这些动作，无疑触动了毛泽东那根最敏感的神经，认定邓确有反骨，所谓"永不翻案"靠不住。其后一向善于揣摩上意的康生也以重病之身出来向毛进谗言，指邓"想翻文化大革命的案"。一度遭到冷落的江青更是趁机反扑，频频求见毛，告邓四处造她谣的状。她对奉命代见的张玉凤大倒苦水，除了骂邓外，还竭力对毛动之以情，说：我的事从不瞒主席，主席的事也从不瞒我。主席这么久也不见我，很伤我的心，你回去报告主席，等他精神好时，让我去看看他。
江青这番话究竟对促使毛泽东在政治上改变态度起了什么作用，不得而知。但此后毛不但不再提和她"分道扬镳"，而且还出来袒护江青则是事实。据知情人说，毛对邓小平这种在背后搞江青的小动作很不高兴，而且动了气，愤愤地表示："说我批评了江青，我是批评了江青，但是难道我批评了江青，他们就该把她打倒吗？"
到了八月中旬，毛泽东批邓的决心已定，但选择什么题目来做文章还是颇费了一番心思，因为近两年来他本人曾说过邓小平太多的好话，言犹在耳，因此需要在政治上有一个造舆论，转弯子的过程。惯于借古讽今的毛很快便找到灵感，决定从评《水浒》的题目下手。
八月十四日，毛泽东在夜读中向陪读的人发表了对古典小说《水浒》的评论，要点是："《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盖的聚义厅改为志义堂，让人招安了。"
前面已经提到，大陆官方对毛泽东评《水浒》的真实意图避而不谈，把它说成是随意而发，只是对古典文学的一般性评论，在政治上并无所指。这里姑且不论毛素以"古为今用"的专家自翔，凡臧否历史上的人物，在现实政治中必有所指，更何况连毛本人都不否认这一点。
据王海容、唐闻生说，他们曾当面问过毛泽东评《水浒》有什么深意？毛当时只是笑，不作正面回答，说是看鲁迅看的。毛之所以故作这种荧测高深状，既不承认也不否认，是因为当时他对王、唐二人已经存有戒心，不便挑明罢了。
其实，只消从整个事情的运作过程中就不难看出其中的名堂。在毛泽东深更半夜发表评《水浒》的谈话后，姚文元闻风而动的速度异乎寻常，显然是有人打了招呼，几个小时以后就写出了报告，称毛泽东对《水浒》所作的评论，对现在和将来都有"重大的、深刻的意义"，建议印发下去，组织展开对《水浒》一书的评论。而毛马上就批准了他的报告，在两三天内就发出了中共中央文件。整个过程显然是台前幕后串通一气，绝不是什么"无心插柳"，而分明是"有意栽花"。
此外还需要指出的是，毛泽东评《水浒》、批"投降派"并不是仅仅针邓小平一人，而是一箭双雕，把周恩来和邓小平放在一块打。毛不能容忍邓的地方不仅在于认为邓有反骨，企图否定文革，而且恼火他在复出后同周恩来合流，在政治上抱成一团。所谓"宋江投降"、"让人招安了"就是指的邓这一点。
与此同时，毛泽东也没有放过已经重病在身的周恩来，因为在毛看来，邓小平不过是党内外复辟翻案势力在前台的急先锋，而周才是幕后真正的主帅。所谓"投降派"便是针对周恩来施放的冷箭--既影射了周历史上的"伍豪启事"这件事，又隐指他在外交上搞"右倾投降主义"，手段老辣，不落痕迹。实际上，早在一九七三年底那次批周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毛泽东就曾当众评过《水浒》，对周旁敲侧击，用宋江接受招安来隐射他对美外交"右倾投降"。这次不过是又故伎重施罢了。
毛泽东评《水浒》的举动，对于已经罹患绝症的周恩来来说，无异于在他背后又捅了一刀。为此，他心情沉重，根本无法静下心来接受治疗。他知道此举来者不善，局势即将大变，于是在毛谈话的第二天，便与邓小平单独长谈。随后又找王海容、唐闻生摸底，并让身边工作人员找出《水浒》一书的各种版本、《鲁迅全集》中《评金圣叹》的文章以及内参中反映各地学习情况的材料送阅，揣摩毛的意图，了解各方动向。
周恩来对他已经病成这样，毛泽东还不肯放过他，备感寒心，满腹悲怆。他对前来探视的党内老大姐蔡畅吐露了自己的心情，说："我周恩来决不是投降派！"然而这种话只能对相知甚深的人才倾吐出来，对外人却不便直说。周只好借题发挥，针对江青一干人闻风而动，在报刊上大批"投降派"的举动，表示：他们那些人有些事做得太过份了！最近评《水浒》、批"投降派"，矛头所指是很清楚的。如果真有投洚派，那当然应该批，可事实并不是这样。我历史上虽然犯过错误，但几十年来还是努力为党、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
与此同时，周恩来则为邓小平的处境担心。虽然他并不大赞成邓在推行"全面整顿"时急躁冒进的搞法，但两人在整顿文革乱局，推行国家现代化的目标上是一致的，彼此心照不宣，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这回两人又同被批为"投降派"，可谓是在政治上同病相怜的难兄难弟。周知道此时正处在第一线的邓小平所承受的压力更大，如果不在政治上给他以支持的话，邓一个人将独木难支，势必中箭落马，导致大局的逆转。
为此，周恩来想为邓小平做点事情，决定正式向中央举荐邓来接替他本人的党政领导职务。周这样做，是经过一番考虑的。他知道这个位置是兵家必争之地，党内文革派觊觎已久，与其让他们抢去，不如采取主动，推荐邓出任，防止落入江青一干人的手中，况且这也是毛泽东一直在打的主意。而且由自己出面推荐名正言顺，毛不得不考虑，即便毛不同意，也不好说什么。
于是，周恩来在病床上亲自写信给毛泽东，举荐邓小平。周当时的卫士高振普目睹了这一情景，他在回忆文章中写道：
总理叫我拿来纸和笔，半靠在病床头，请医生和护士们退到病房外，室内只剩下邓大姐和我。我帮总理坐稳后，知道他要写东西，一般情况下，他不会叫医务人员退出的，所以我也想转身退出。总理叫住我，说不用出去。周总理一手托着放好纸的木板，开始写字。邓大姐见总理写字恨费劲，便说："你口述，我代你写吧。"总理说："不用了，还是我亲自写。"我站在总理的右方，看着他是在给毛主席写信，提议由邓小平代替他现任的党和国家的职务。他写完交给了邓大姐。邓大姐向小平同志通报了这封信的内容。据说此信上报后，始终无音讯。
毛泽东当然明白周恩来的用心，对周偏偏哪壶不开提哪壶的做法很恼火，可是又不好发作，因为让邓取代周毕竟曾经是他的打算，不过已是此一时彼一时了。正在暗中部署批邓的毛当然不会理睬周的建议，来了个不置可否，留下不发，对此，周氏仍不愿放弃努力，继续想方设法把这个风放出去，为邓小平作为自己的接班人造舆论。这就是随后在他本人的病情已经急速恶化的情况下，仍然不顾医务人员的劝阻，执意要在医院中最后一次会见外宾的原因所在。
九月七日，周恩来在医护人员的搀扶下，强撑着会见了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会见时，周开门见山，告诉访客他本人已经收到马克思的"请帖"，然后话锋一转，宣布邓小平现在已经接替他全面负起责任来了，将会继续执行党的内外方针。这番话主动把邓作为自己的接班人、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情况透露给外界，并且保证中国的政局和目前的内外政策将保持稳定，以期在政治上多少牵制一下毛泽东的意图，对已经隐然出见的批邓势头有所约束。
就在周恩来设法化解毛泽东在幕后策动的围剿之际，他的病情急遽恶化。八月下旬，医疗组的专家发现他的膀胱内已经长满了肿瘤，并开始向盆腔邻近的器官扩散，出现了全身转移的征兆。更糟糕的是，周体内癌细胞的性质也发生了恶变，已变成发展极快的鳞状上皮细胞癌。对于问题的严重性，医疗组虽然没有对周明言，但他自己已经感觉到了，因为这时他虚弱得连走几步路的力气也没有了。
不过，相对于病情的恶化，更令周恩来忧心的还是眼下形势的恶化。以他多年同毛打交道的经验，深知毛这回评《水浒》、批"投降派"的举动决非凭空发思古之幽情，而是大有名堂，明显是冲着他和邓小平而来的，根子还在文革心结，看来这次是不会善罢甘休的，今后凶多吉少。
大概是知道自己的大限已经临近，而且在政治上也已经无路可退，一向对毛泽东俯首下心、逆来顺受的周恩来这回不想再隐忍退缩了，背着"投降派"的罪名去见马克思，决意对横加给他的"莫须有"的罪名作出反应，向毛讨还清白。周非常清楚，光靠算当年犯路线错误的老账是打不倒他的，因为说到底，只是个思想认识问题，而不是政治立场问题，因此势必要在所谓"历史问题"上找碴做文章，就像当初整刘少奇一样。在这种情况下，"伍豪脱党启事"问题就成了做文章的题目。
应该说，这并不是周恩来多心，而是毛泽东确实一直在拿这个问题挟制他。且不说当年这件事闹得满城风雨的时候，毛起初不仅不明确表态，还有意把揭发材料交给中央文革留存。就是后来毛许诺周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所作的澄清事实的报告，当时已在会上宣布要将这个报告及有关文献资料发给各省、市、自治区一份存档，事后却不了了之。不仅如此，"四人帮"的大本营上海甚至还私存当年登载"伍豪脱党启事"的报纸。所有这一切，都不能不让周产生警惕之心，预作防范。
九月二十日，周恩来施行了住院后的第四次大手术。这次手术是医疗组面对周的病情出现恶变的情况下，为了尽量延长他的生命而作的努力。手术前，周恩来自知这次生死难料，很有可能下不了手术台：因而作了最坏的准备，特意赶在这次手术前，把该做的和想说的一一交代清楚，在临进手术室前，周要来了他在一九七一年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所作的关于"伍豪启事"问题专题报告的录音记录稿，将自己一个人关在卫生间里，把该稿从头到尾又审订了一遍，然后又提笔给毛泽东写信，请求把这份报告发给全国各省区的第一、二、三把手，人手一份。
当时，医生已经给周恩来使用了麻醉前的镇静和止痛药物，一切准备工作也已就绪，叶剑英、邓小平、张春桥、汪东兴等中央领导人亦到场守候，就等周本人出来。其间，邓颖超和保健医生曾先后进去催促，但他毫不理会，强忍病痛和药力发作后的反应，继续伏案阅读和写作，让众人足足等了一个小时。写完后，周恩来又在关于"伍豪启事"报告的封面上郑重地签上他本人的名字，注明时间、地点后，才打铃出来，并当众拜托邓颖超向毛泽东报告此事，要求将这份报告"向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各发一份存档。"
在了却了这桩心事后，周恩来在医护人员的簇拥下，被推向手术室，躺在平车上的周氏这时已经极度疲惫，不过神志却很清楚，他知道自己还有一件事情要做，耶就是要在生死交关之际，当着大家的面为邓小平讲话，借此向毛泽东进言，不要在政治上再翻来覆去了。周恩来的保健医生张佐良在场目睹了这一情景，在他的回忆录中作了如下记述：
当平车行进到距手术室门口约几米远处，周恩来忽然微微地向右边侧过头去，以低沉而沙哑的声音问道："小平同志在哪儿？请他过来一下。"我即高声向后面传话："小平同志，总理请你过来。"
邓小平的听力不好，后面有人转告他。他急走几步，来到了总理躺的平车右侧。周恩来一见邓小平，立刻从被子里哆哆嗦嗦地伸出手来，用力地握住邓小平的手，他异常激动，声音嘶哑，颤抖而使劲地当着众人的面喊道："小平同志，你这一年多来的工作证明，你比我强得多！"邓小平听罢总理的话，面部表情严肃而带激动，他紧紧地握一下总理的手，未说什么话，只是站在一旁，向总理挥手致意，含泪目送总理进手术室，祝他一路平安！
在场的医护人员觉察出周恩来今天的情绪过于激动，担心这样对手术不利，于是加快了推车的速度，然而，就在进入手术室的刹那间，周恩来突然用力大声喊道："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在场的人莫不愕然相视，在无言之中体会这番话的含意。邓颖超则让在场的汪东兴把这个情况向毛泽东报告。应该说，知夫莫若妻。最了解周恩来心思的还是邓颖超，甚至可能就是两人事先商量好的，有意说给毛泽东听的，向毛讨还自己在政治上的清白，不容许用"莫须有"的罪名来玷污他革命的一生，而并不仅仅是内心悲愤难抑的宣泄。
这次手术，医疗组的专家们虽然尽了全力，却无回天之术，甚至连预期的目的也没有达到。原因是周恩来的病情比原先想像的更为严重，打开以后，发现膀胱里面已经长满了瘤子，而且已经扩散出来，向全身转移，根本无从下手。他们在请示了在场的中央领导人之后，只好又缝合起来。因为一动的话，只会转移扩散得更快。
面对周的病情已经不可逆转的事实，邓小平心情沉重，要医疗组尽一切努力，"减少痛苦，延长生命"。
周恩来对政治上批"投降派"作出如此强烈的反应，完全出乎毛泽东的意料之外，而且大大将了毛一军，在政治核心圈中引起了不小的震动和议论。本来，毛以为周大概会像以往那样隐忍不言，不会从正面应对，因为这毕竟只是一种影射，只可意会，不可明说。不料，周恩来竟当众戳破了这层窗户纸，道出了满腹的悲愤。这令毛泽东十分难堪，让人觉得他对一个垂死的人还不肯放过，实在是太过份了。为此，毛憋了一肚子火，却又不好对周发作。更令毛有所顾忌的是，周恩来在党内外毕竟有很大的影响，现在他公开站出来为邓小平讲话，乃至向中央写信推举邓作为他的接班人，也让毛对邓一时难以下手。
为此，毛泽东不得不改变主意，决定不再拿评《水浒》的题目做文章，而且把批邓的时机也暂时往后推迟，一切端视周恩来的病势而定。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当江青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大谈评《水浒》的"现实意义"，宣称现在党内有人"架空毛主席"时，毛耍了两手，一方面故作姿态，扣压了江青的讲话稿，斥其"放屁，文不对题"；另一方面当邓小平为此向毛告江青的状时，毛一反对邓刻意笼络的态度，没有理他，有意让邓碰了一个钉子。与此同时，毛还把中国科学院根据邓的意见起草的《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即《汇报提纲》一 - 作者注) 给压了下来。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的病情一时成为各方瞩目的焦点。周本人也非常清楚这一点，知道他在政治上的分量一 - 只要还能动，甚至只要还有一口气，就会对已经山雨欲来的局势起到某种遏制作用。事实上，他已经起到了这样的作用，多少掩护了邓小平，延后了毛泽东批邓的部署。
不过，由于病情的急遽恶化，周恩来已经是心有余而力难支了。九月二十日手术后，他的伤口一直未能愈合，膀胱内出血不止，多时每天达上百 cc，而且下腹部的肿块也眼见一大比一天增大。对此，医疗组一筹莫展，只好靠输血来维持，但仍入不敷出。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的身体变得极度虚弱，生命正在被一点点地耗尽。十月二十四日，医疗组不得不再次给周施行了手术，尽一切手段延长他的生命。这次手术后，周氏再也没能从病床上起来。
油尽灯枯
由于体内癌细胞的吞噬，周恩来的身体加速崩溃，整日与癌痛的煎熬苦斗。对于政局的逆转，他已是自顾不暇了。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周心情非常压抑，百念杂陈，回首一生，内心的伤心难过更甚于恐惧悲愤，一直让播放越剧《红楼梦》中"黛玉葬花"和"宝玉哭灵"这两支曲子。
周恩来病情的急遽恶化，解除了毛泽东批邓的后顾之忧。在此之前，毛之所以暂停评《水浒》，批"投降派"，是因为不知道周的病到底还能拖多久，担心一旦批邓，周会运用他在政治上的影响力，从中作梗。现在，周恩来已经命在旦夕，周，邓二人的联盟不攻自破，于是可以放手大干了。
实际上，毛泽东在表面上批评江青搞评《水浒》、批"投降派"是"放屁"的时候，就已在另辟蹊径，更新选择了批邓的突破口。其后，他对邓小平转送的清华大学刘冰等人状告迟群，谢静宜来信的批示，便是精心选择的"石头"，而毛远新则是指派的打手。
还在周恩来九月二十日那次手术之后，毛泽东就已经在暗中调兵遣将，展开批邓的部署。他怀疑一直给自己当联络员的王海容、唐闻生是周恩来、邓小平的人，于是把在政治上跟江青很紧的毛远新从辽宁调到身边来，充当向政治局发号施令的联络员。在这前后，毛特意征询了毛远新对时政的意见，既是交底，也是搜集批邓的炮弹。
当周恩来的病势危重以后，毛泽东认为批邓的时机巳到，遂发动攻势。他指派毛远新找邓小平、陈锡联、汪东兴等人开会，对邓所主持的中央工作，大兴问罪之师，一连提了十一个方面的问题；与此同时又把几个月前下放到上海"帮助工作"的王洪文召回北京，准备换马。
邓小平虽然对形势的逆转已经有所准备，却没有看出这是毛泽东故意采用的惹战激将法，因而在四人会上和咄咄逼人的毛远新顶了起来，驳斥了他的指责，说："你的描述，中央岂不是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而且是在所有领域里都没有执行主席的路线？说毛主席为首的中央搞了个修正主义路线，这个话不好说。"毛远新自恃有毛在背后撑腰，也不示弱，回敬道："给我扣这么大的帽子，我不接受。"双方不欢而散。
邓小平的顶牛，正是在幕后坐镇指挥的毛泽东所预料到的。他在听了毛远新的汇报后，表态说："你和他吵，顺着不好，顶他，这就叫帮助。"随即下令扩大会议范围，从四人增加到八人，指定张春桥、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参加进来，在政治局内部展开对邓的批评和对文化大革命评价的讨论。
与此同时，毛泽东把早已准备好的"石头"抛了出来，让清华大学传达他对刘冰等人来信的批示，直接点了邓小平的名，称："清华大学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
当然，毛泽东一开始并没有想把邓小平一棍子打死，但前提是他必须低头认错，就像周恩来屡屡做过的那样。为此，毛提出由邓主持作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总的评价是"三七开"。但被邓所婉拒，表示：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见邓小平"死不改悔"，遂下决心把他拉下马来。继在清华大学点火后，毛又下令召开党、政、军负责人和老同志参加的打招呼会议，中央并为此发出了通知。这样，以批邓为目标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随即扩展到全国各地，整个形势由此急转直下。
周恩来十月二十四日所做的手术没有也不可能创造奇迹。进入十一月后，由于体内癌细胞的吞噬和消耗，他的身体加速崩溃，整日沉绵病榻，与癌痛的煎熬苦斗。对于政局的逆转，他已是自顾不暇了，尽管邓小平在和毛远新谈话的当天就赶到医院把消息告诉了他。周知道毛泽东这次批邓决心已下，准备全面重用党内文革派，今后的步履将更加艰难，而他本人日后恐怕也是凶多吉少，即使生前逃过，死后也难免受到批判，诸如"伍豪启事"和几篇文章一类东西便是可以使用的炮弹。
为此，周恩来预先作了某些防范，绝不在他身后留下任何可能被人拿来做文章的东西。他在病重时把江青等人私存一九七三年十一、二月间政治局扩大会议批斗他的会议记录的情况，告诉了邓颖超，让她在思想上有所准备。"关于丧事，他和邓颖超商定了三条：不搞遗体告别，不开追悼会，不保留骨灰。其中第二条是他俩早在五十年代就约定好的，不过当局势恶化后，他又再三叮嘱邓颖超，一定要遵守过去的约定，把骨灰全部撒掉。此外，他还当面嘱托邓颖超的秘书赵帏"照顾好大姐"。
不言而喻，整个局势的逆转和自己在劫难逃的不祥预感，使周恩来在生命最后的一段时口里心情非常压抑，百感杂陈，内心极为矛盾。他这时的伤心难过恐怕更甚于恐惧悲愤。因为他毕竟已经跟着毛泽东走了一辈子，在政治上亦步亦趋，守分尽忠，从无二心，可是直到临死也没有得到毛的谅解，相反还以欲加之罪不肯放过，这又怎么能不让周氏伤心之极呢？
不过，深受中国儒家文化传统中忠君思想影响的周恩来还是恪守所谓"君虽不仁，臣不可以不忠"的为臣之道，伤而不怨，绝口不提心中的伤痛，相反还以重病之身又向毛写了检讨，而且在病中念念不忘关心毛泽东，多次问起毛的身体，起居、饮食和安全等方面的情况，就是在后来陷入昏迷醒来后也仍然如此。
当时在党内高层中，与周恩来相知最深的要数叶剑英。自周卧床不起后，叶剑英基本上天天前来医院看望，守在床边，和他长谈。尽管周氏对他内心的伤痛绝口不提，但是叶剑英还是能感觉出来，知道他心里有很多话没有讲出来。为此，他曾叮嘱周恩来身边的工作人员准备好笔和纸，说："总理原则性强，很多事很多想法和委屈闷在心里不讲，特别是对中央里的某些人，在最后时刻有什么内容要发泄，你们一定要记下来……"然而，一直到最后，周恩来还是什么话也没有说，用他对邓颖超所说的话是："我肚子里还装着很多话没有说"，而永远埋藏在心底了。
十一月下旬以后，周恩来已是风中残烛，不过神志依然十分清楚。眼见形势在"反击右倾翻案风风"的敲锣击鼓声中天天恶化，缠绵病榻的周氏已无力阻止时局的逆转，起到某种缓冲作用。据身边的医护人员回忆，这时他很少言语，一个人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凝想心事，不时发出长长的叹息。尽管如此，周在这期间还是利用人们前来探视的机会，在病榻上力所能及地做了某些工作。比如叮嘱叶剑英要注意斗争方法，无论如何不能把权落到江青他们手里：提醒王洪文要切记毛泽东关于"江青有野心"那段话。
当然，最让周恩来放心不下的还是眼下处境困难的邓小平，一方面担心他受不了毛泽东在政治上突如其来的翻脸，另一方面又为他毫不妥协的作法感到忧虑。为此曾让叶剑英去劝他不要硬顶，"再去找主席谈谈"。但邓不肯改变态度，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决不会在原则问题上让步"。在这种情况下，周只好把邓找到医院来做工作，当面进行劝说。
邓榕在回忆她的父亲邓小平在文革岁月的一书中提到了这件事，不过藏头露尾，语焉不详，书中说，周问邓："态度会不会变？"邓答："永远不会！"周听了以后，"从内心感到高兴"，说："那我就放心了！"
应该指出，书中这种描述不大像周恩来一贯的为人。换句话说，周不大可能在背后鼓动邓小平去对抗毛泽东，即使对毛的决定有不同意见，也不会正面硬顶，而是采取更策略的方式，这才是周恩来一贯的为人处事之道。至于书中周所说的那句"那我就放心了"，依作者之见，不过是在劝说无效后的一种无可奈何的表示罢了。
实际上，由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毛泽东本人的意图，周恩来即便心里再有想法，也绝不露出一句不满的话，就是对相濡以沫的老伴邓颖超也不说。周病重以后，邓颖超天天到医院来陪伴他，两人经常是手捏着手，相对无言，避免去想那些政治上敏感的话题。这已经是他们夫妻之间多年来心照不宣的约定。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内心的抑郁和苦闷只好靠另一种办法来排解了。据身边的医护人员说，周在生命最后的一段日子里，一直让播放越剧《红楼梦}中"黛玉葬花"和"宝玉哭灵"这两支曲子。工作人员觉得曲调太悲伤压抑，不肯给他放，想换支轻松点的曲子给他听，但一换不同的曲子，卧床不起的周氏就觉察出来，用微弱的声音问为什么不放？坚持一定要放下去。
需要指出的是，大陆官方一直对于这个情况讳莫如深，不敢提及，唯恐会损害周恩来在政治上的"形象"，其实恰好相反，这正好透露出他临终前悲苦的心境，让人们窥见了他内心深处不为人所知的另一面，而这正好是对周氏留在世间形象的某种补正。
在死神日益逼近的时刻，周恩来本人求生的欲望仍然十分强烈，十分配合治疗，与体内的癌魔作殊死的搏斗。但可悲的是，他并不知道自己的病情远比他想的更严重。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医疗组并没有把九月二十日手术的真实情况向他全部和盘托出，所以周完全被蒙在鼓里，还以为自己膀胱内的癌瘤已经被摘除干净了。这样一来，更增加了病人配合治疗的难度。医疗组以及主管这项工作的中央领导人不得不隐瞒真相，对周支吾其词，搪塞他，就连老伴邓颖超也不得不这样做，按照上面的口径守口如瓶，不告诉他真实情况。
不过，周恩来本人很快发觉出情况不对，他自己已经摸到了下腹部提起的肿块，而且由于肿瘤溃烂，膀胱内大量出血，凝成血块，所以每次换药都极为痛苦。更让周受罪的是，为了执行毛泽东的意图，上面一度不让医疗组使用放射疗法来控制体内出血，怕这样一来，周病情的真相就瞒不下去了。
眼见情况在一天天恶化，伤口每日出血不止，周恩来非常着急。他认为九月二十日和十月二十四日两次手术的"战略目的不明确"，提出要下决心开刀，摘掉整个膀胱，彻底解决问题。对此，医疗组有口难言，只好按照中央定下的口陆，劝他先要恢复体力，然后再说，否则他的身体禁不起大的手术。周很不满意这样的解释，认为越等只会越坏，身体这样一天天垮下去更不行。
为此，周恩来他帮持要找卫生部长刘湘屏谈下一步的治疗措施，周氏还在一时冲动之下，拔掉了他身上所有的插管，说是要"自力更生"，掌握主动权，"弄得情况一时很紧张"。后来还是医疗组对周施行了放疗后，才基本上控制住膀胱内的大出血，暂时稳住了病情。
应该说，医疗组为延长周恩来的生命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然而，对于周本人来说，活着已成为一种极大的痛苦和煎熬，在体内癌细胞的肆虐吞噬下，从十一月下旬开始，他身体各器官的功能己经明显不行了，身体下部的膀胱等部位整个溃烂，同时由于肠梗阻，进食已经十分困难，此外痰中带血，心脏也出现了危象，尽管战胜病魔的希望已经变得很渺茫，但周恩来还是不想放弃最后的努力，继续与病魔苦斗，甚至还打算用二至六个月的时间恢复体力，然后再做摘除膀胱的手术。
为此，周恩来强迫自己进食，"我要多吃几口饭"，成了他这段时间常说的一句话；但是他每咽一口都会引起强烈恶心呕吐的反应，满头是汗，每次吃饭都有如一场艰巨的战斗。周在工作人员帮助下，用数数的办法，一口一口地"消灭"，尽量争取多吃一点。
然而，这种情况并没有撑多久。到十二月中旬，周恩来的肠道已经完全梗阻，无法直接进食，只好全靠鼻饲、输液、输血来维持生命了。与此同时，由于大量使用各种抗菌素，引发霉菌病，全身高热持续不退。在这种情况下，周的体力很快便消耗殆尽，时常昏睡不醒，已经接近油尽灯枯。
同所有癌症晚期病人一样，周恩来在生命的最后时间里也经受了癌痛惨烈而持续的折磨。据他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周死后，对他的遗体做病理解剖时，发现他体内的癌瘤已经扩散到整个盆腔和腹腔，盆腔内已成"冰冻"状态，即盆腔内的脏器互相粘连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大硬块。
不过，周恩来的忍耐克制能力，一如其在政治上的隐忍功夫，却是超平常人的。每当剧痛袭来，他往往大汗淋漓，整个身体不由自主地抽动，疼得死去活来，但他总是暗自强忍，在清醒时始终不肯哼一声，只是在昏迷中偶尔发出轻微的呻吟。只有当痛得实在不行的时候，他才请求医生给他打一针杜冷丁。然而，止痛针使用次数多了，效果不免递减，开始时还可以管上四、五个小时，后来最多只能管两、三个小时，又不能连续打，间歇时还得独自承受剧痛的煎熬。
每当痛到极处时，周恩来常常下意识地紧紧握住在一旁陪伴的邓颖超或医护人员的手，或是让放《国际歌》来激励自己战胜病痛的意志。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周还是竭力控制他自己尽量不要露出过分痛苦的表情，以免让别人为他难过，甚至还吩咐他的保健医生说："你去给中央打个电话，告诉他们，党要我活几天，我就活几天。"
当然，周恩来的这种掩饰瞒不过众人，反而让旁人心里更难受。邓颖超见他人痛苦，怕他挺不住，用"共产党员呀！要坚强、要忍耐"这样的话来给他打气，但在私下里已经实在不忍看下去了，凄然地对医生表示："这么痛苦，太难受了，他太难受……"
这种恶性的刺激，也是后来邓颖超率先赞成"安乐死"的原因。
到十二月下旬，周恩来已经被病魔折磨得不成样子，只剩下奄奄一息，往日的神采再也不见了，完全判若两人。这时他已经是眼窝深陷，形容怙槁，整个人都脱了形，抽缩在一起，躺在床上，除了身上纵横交错的各种管子外，在几米远处几乎看不到他的身躯。再加上自卧床不起后，周就再也没有理过发，几个月下来稀疏灰白的须发杂乱蓬长，把嘴唇都遮盖住了。这种样子实在让人不忍卒睹。曾在周氏身边工作过的人在见他最后一面时，看到这种情景，无不踉跄而出，痛哭失声，不能自已。
一九七六年元旦前后，周恩来的病情继续恶化，已近弥留阶段，气若游丝，多数时间处在昏迷之中。元旦前夕，邓颖超来医院看望时，带了本刚出版的《诗刊》杂志，其中发表了毛泽东十年前所写的两首词《重上井冈山》和《鸟儿问答》。在年后的头两天，大概是"回光返照"的缘故，周恩来从昏迷中醒来后，精神显得比往日要好一点，几次让身边工作人员把这两首词念给他听。他除了悉心静听外，偶尔还说上一两句话，当读到"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时，甚至露出了笑容，还喃喃自语道："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六天后，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周恩来离开了人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