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中美和解与"周恩来外交"风波
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一日接近中午时分，中美关系史上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正在到来。在北京机场的停机坪上，已经年逾古稀的中国总理周恩来率领中国党、政、军领导人站在瑟瑟的寒风中，等待着迎接美国总统尼克松的到访。
鉴于中美两国当时还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中国方面刻意安排的机场欢迎仪式是低调的，甚至可以说是冷淡的，既没有准备为尼克松铺红地毯，鸣礼炮，也没有请外交使团和搞群众欢迎的场面。偌大个机场显得有些冷冷清清，只有并排悬挂在机场上空的中美两国国旗在寒风中猎猎飘扬。
然而，这种表面上的冷淡，丝毫也没有减弱中美两国首脑即将进行历史性的握手这件事本身所蕴含的重大意义。恰恰相反，更烘托出中美这两个昔日战场上不共戴天的仇敌握手言和所具有的震撼世界的效果。今天的两位主角周恩来和尼克松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加清楚这一点。这是一个举世瞩目的时刻。
在巨大的轰鸣声中，尼克松乘坐的美国总统专机"76 年精神号"缓缓地降落在机场的停机坪上。为了凸显中美两国政府首脑第一次握手这一历史性的时刻，美国方面刻意安排尼克松的随行人员先下飞机，并委派一名身材高大的保安人员把住舱门。
率先走出机舱的尼克松似乎有点按捺不住急切的心情，他三步并作班，还没等完全走下舷梯，就老远地伸出手，握住了周恩来那只带着伤残、永远只能端起来的右手。这样，两只分别从太平洋两岸伸出来的手紧紧握在了一起。
尼克松后来在回忆录中是这样描述这一历史时刻的：
周恩来站在舷梯脚前，在寒风中不戴帽子。厚厚的大衣也掩盖不住他的瘦弱。我们下梯走到快一半时，他开始鼓掌。我略停一下，也按中国的习惯鼓掌相报。我知道，1954 年在日内瓦会议时，福斯特·杜勒斯拒绝同周握手，使他深受侮辱。因此，我走完梯级时决心伸出我的手，一边向他走去。当我们的手相握时，一个时代结束了，另一个时代开始了。
周恩来则把这次历史性的握手，对尼克松作了这样寓意深长的描述："你的手伸过世界最辽阔的海洋来和我握手――二十五年没有交往了啊！"
然而，就在周恩来彬彬有礼地同尼克松谈笑风生时，他的内心却并不轻松，十分清楚在同美国这样一个世界上头号帝国主义国家打交道时在政治上所潜藏的风险。尽管这是毛泽东本人作出的决策，但毛的反复无常、翻脸无情也是他曾多次领教过的。周这种临深覆薄，唯恐越雷池一步的心情，从他接待尼克松的两个例子中可以明显地看出来：
一个是周恩来在事后精心挑选了一张由他的专职摄影师着意捕捉到的他同尼克松即将握手的瞬间，作为第二天中国官方报导的新闻照片。照片上刚刚走下舷梯的尼克松身体前倾，迫不及待地将手伸出来，而周本人则站在原地不动，面带微笑，从容不迫地等待着。
另一个是在欢迎宴会上，周恩来向尼克松敬酒时，特意将他酒杯的杯沿和尼克松的酒杯持平后再碰杯，而他在和其他国家的领导人碰杯时，总是用自己酒杯的上沿去碰对方杯子的中间部分，以示对访客的尊重。周这样做，是为了刻意体现对尼克松访华"不卑不亢，不冷不热"的接待方针。这种姿态，与其说是作给国外看的，不如说是给国内看的，以免在政治上落下把柄。
周恩来如此谨慎小心，并不全是由于他为人天性上"多畏多虑"，而是确实有着某种预感。后来事情的发展果然不出他所料。尽管他在与美国打交道时十分小心翼翼，奉命唯谨，但到头来还是遭到毛泽东的猜忌和整治。
一九七三年十一、二月，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扩大会议批判周恩来对美外交的"右倾投降主义"。会议的气氛十分紧张，充满了火药味，对周的批判上纲很高，被戴上"投降"、"卖国"，"甘当儿皇帝"等大帽子。江青甚至提出这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指周想"迫不及待地取代主席"，大有在政治上置他于死地的味道。一时间，周恩来的处境岌岌可危，中国政坛上倒周的势头暗潮汹涌，山雨欲来。
后来，周恩来总算是凭借自己在几十年政治生涯中炼就的隐忍顺守的"太极软功"化解了这场轩然大波，死里逃生。但经过这场劫难之后，他的身体彻底垮了下来，从此一病不起。这件事并成为周氏临终前最放心不下的两块心病之一。他就是在精神上背负着这样沉重的十字架，郁郁而终的。
让我们还是从被人们视为周恩来外交生涯的杰作--导致中美和解的"乒乓外交"谈起吧。
"联美整苏"构想的形成
同世界上头号帝国主义国家握手言和，对于毛泽东这样一个靠反帝起家的人来说，并不是一个容易做出的决定，完全是被苏联逼上梁山的，在两害相权取其轻的考虑下，萌生了与美国改善关系的念头。
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美、苏三国之间战略关系演变的历史轨迹，正好应验了这一说法。
二战后，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美国和前苏联两个超强对峙的冷战格局。中国的政局乃至外交政策的演变，一直受到这一格局的斗刻影响。在国共内战中大获全胜的中共在执掌了中国大陆的政权后，随即宣布了中国"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加入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
这与其说是毛泽东对苏联情有独钟，不如说是在当时东西方两大阵营对峙的冷战格局下，决心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一种必然的选择。实际上，当美国出于遏阻共产主义势力扩张这一全球战略的考虑，先是在内战中支持国民党，进而在国际上对刚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孤立和封锁后，急于获得国际上承认的中国唯一现实的选择，便是只有倒向苏联一边了。
然而即使在这时，中美两国关系也并未完全走入死胡同，双方仍留有若干可以转圆的余地。真正导致彻底关闭中美关系和解之门的是朝鲜战争。中美双方在战场上兵戎相见，互相残杀，创深痛巨，彼此之间结下了一时难以化解的仇结。
实际上，中美双方都是被这场由朝鲜金日成挑起并且在背后得到斯大林支持的战争拉下水的，结果两败俱伤。美国固然"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打了一场错误的战争"，付出了高昂的代价，给世人留下了"纸老虎"的形象。中国则更是这场战争的输家，虽然自称是"自愿"参战，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实际上却是毛泽东为了打消斯大林对他所谓"扯皮白萝卜"的疑虑，即表面上的共产党而实际上的民族主义，以便取得加盟社会主义阵营的许可证，以至在国内立足未稳的情况下，扮演了一个替老大哥和小兄弟火中取栗的可悲角色。中国在作出了重大的民族牺牲以后，不仅劳而无功，所获甚微，而且由于美国第七舰队在朝鲜战争爆发后随即开进台湾海峡，从而坐失了一举收复台湾的机会，铸成历史大错，影响至今。
相形之下，苏联则是朝鲜战争最大的赢家。它在把中国拖下水后，自己却一直避免直接卷入，躲在幕后坐山观虎斗，收渔翁之利。通过朝鲜战争，苏联一石数鸟：既利用朝鲜打了一场代理人的战争，在东方牵制了美国而减轻了苏联在欧洲的压力；同时又阻止了中美之间可能出现的和解，让双方在战场上彻底撕破了脸。而且还趁机大发中国的军火财，把大量二战时期的剩余军火卖给中国，还要加上利息，大大地赚了一笔。
不过，苏联这种损人利己，趁火打劫的作法，虽然得逞于一时，但也让中国从此认清了自己这位"老大哥"的真实面目，种下了日后中苏交恶的种子。
一九六九年三月发生的珍宝岛事件，为中美两国重新走向和解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契机，珍宝岛事件的发生或许有某些偶然因素，至今仍然无法弄清究竟是谁先开的第一枪，却是中苏关系经过五十年代短暂的蜜月之后急遽恶化，并且愈演愈烈的结果。
中苏关系从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以来开始持续恶化，从意识形态上的争论发展到国家关系的全面紧张，彼此之间激烈对骂，边境纠纷不断。两国之间的边境由原来的"有兵无防"或"有兵少防"发展到双方大兵压境，剑拔弩张，终于大打出手，彻底闹翻。
珍宝岛事件后，中国在国际上的处境变得十分险恶，受到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南北夹击，处于两面受敌的境地。特别是苏联在中苏边境大量增派部队，陈兵百万，虎视耽耽，对中国构成巨大的威胁。这种腹背受敌的处境，让中国领导层感受到很大的压力。对此，毛泽东曾向人表示："看来我得像鲁迅说的那样，我也得横过身来战斗，才能有效地进行两面战斗：一手对付美国，一手对付苏联。"话虽这样说，其实毛心里也很清楚，中国像这样"横著身子"在两条战线作战，绝非长久之计，非被拖垮下可。
为此，毛泽东不得不重新考虑以往中国反对美苏并重的外交战略，改变两个拳头打人的作法。实际上，早在珍宝岛事件之前，毛就已经开始把目光转向国际舞台，寻找在对苏斗争中各种可能的同盟军，珍宝岛事件以后更加强了这种紧迫感。谙熟中国历史的毛泽东很快便从自己的老祖宗"以夷制夷"的传统中找到灵感，萌生了"联美整苏"的想法，决心采取"远交近攻"的策略，同远隔太平洋的美国缓和关系，利用国际间的合纵连横来对付北方近邻苏联，以减轻中国自身的压力。
可以说，同美国和解的念头就是由此而来。在此之前，毛泽东已经注意到了新当选的美国总统尼克松在就职演说中向中国摇动的橄榄枝，表示将寻求改变孤立中国的政策，不让其再"生活在愤怒的孤独状态之中"。
不过，中美关系的僵局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同样也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化解的。况且，迫不及待地同美国讲和，难免给世人留下中国走投无路，只好投靠美国的印象。这样做，既有损中国"反帝旗手"的形象，也不利于中国在与美国讨价还价时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最初按兵不动，期待美方在中美和解的问题上采取主动行动。
珍宝岛事件后，毛泽东的这种心情更加迫切，他曾自言自语道："中苏发生交战了，给美国人出了个题目，好做文章了。"为了在与美国人的谈判中占据有利的位置，深谙欲擒故纵之道的毛决定暂时稳住中苏关系，至少不使两国边境武装冲突的事态进一步扩大，以免给美国增加谈判筹码，然后再徐图改善中美关系。
基于这种想法，毛泽东在处理珍宝岛事件的问题上，提出了"坚决反击，准备谈判"的两手策略。一方面在宣传战中对苏联严词谴责，以"哀兵"姿态争取世界舆论；另一方面，不关闭谈判的大门，呼吁缓和边境的紧张局势。这一点从林彪在中共九大政治报告中对珍宝岛事件的官方表态中也可以看出，文章做的是活扣，可进可退。
与做事喜欢迎接挑战，敢于放手一搏的毛泽东相比，周恩来在处理珍宝岛事件的问题上显得更加谨慎。这既是他一贯的行事风格，也是和他对国家面临内乱外患的危局而感到忧心忡忡有关。
一九七〇年，文化大革命已经进入了第四个年头，虽然九大召开在即，然而在"全国山河一片红"的背后，却是一个大乱过后留下来的烂摊子，各地仍然派斗不已，生产停滞，社会生活的正常秩序荡然无存。一切都需重新建立。
偏偏在这时，中国又与强邻交战，整个国家面临的形势异常险峻。周恩来深知兵凶战危，中苏两国的军事实力相差悬殊，扩大战事无异于玩火，会把整个国家拖入刀兵血光之中。因此必须严格控制中苏边境武装冲突的规模。在这一点上，他和毛不谋而合。
为此，周恩来在主持处理珍宝岛事件时，全力执行毛泽东的两手策略，一方面在表面上决不示弱，以中国政府的名义照会苏联政府，就边界流血事件提出强烈抗议；另一方面则在内部做工作，尽量缓和当时部队中强烈的求战情绪。周多次召见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强调说：
"我们已经有理，也要有节，我们打的是一场局部的边界战争，一方面不要扩大。这要求我们必须具有战略思想！"并再三叮嘱：炮弹至多只能打到江边，万万不可向纵深打。
在三月十五日，中苏边境再次爆发武装冲突后，周恩来又立刻指示陈锡联转告沈阳军区前线指挥部："今晚和明天都不要开炮了，通知苏方把他们的尸体和废坦克拉回去，人家面子上不大好看，给他们一个台阶下。"
当然，中国方面作出的这种和解姿态，在中苏双方敌意已深，又缺乏直接沟通渠道的情况下，难以为对方所领会和接受。苏联也面临着同样的处境。这里有一个插曲：珍宝岛事件发生后，苏联方面担心边界武装冲突的事态发展失去控制，想与中国方面进行最高层次的对话，由柯西金亲自出面，试图通过中苏之间原有的热线电话，要求同毛泽东直接通话，谁知中方的话务员竟然未经授权，把柯西金大骂一通，说：修正主义份子！你是什么东西，配和我们伟大领袖讲话？随即把电话挂断了。
事后，周恩来严厉批评了这件事，并指示外交部以中国政府备忘录的形式做了补救，表示举行外交谈判的大门并未关闭。不过，一次可能的中苏之间最高层级的对话就这样夭折了。
苏联在以柯西金为首的温和派碰了钉子后，自然恼羞成怒，其内部的强硬派意见占了上风。勃列日涅夫在随后发动的外交攻势中，严厉抨击中国，鼓吹建立旨在针对中国的"亚洲集体安全体系"。苏联军方则公开将中国和美国、西德并列为主要假想敌，并在中苏边境举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
在这种情况下，中苏边境的紧张局势不断升级，武装冲突从乌苏里江扩大到黑龙江，从水界扩大到陆地，从东段扩大到西段，直至八月间在新疆铁列吏提地区又一次爆发严重的武装冲突，苏军为报复珍宝岛事件，伏击围歼了中方的一个边防巡逻排。
不仅如此，以苏联国防部长格列奇科为首的军方强硬派甚至主张动用部署在远东地区的中程弹道导弹，携带当量几百万吨级的核弹头，对中国的军事政治的重要目标实施"外科手术式核打击"，"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威胁"。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为此奉命约见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通报苏联准备对中国实施核打击的意图，试探美国方面的反应，并通过各种渠道放出风声，对中国进行核威胁。一时间，中苏边境战云密布，两个共产党大国的关系已经恶化到爆发全面战争的边缘。
苏联这种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使得处于相对弱势一方的中国承受了极大的压力。当毛泽东获知苏联准备对中国进行核打击后，表示无非是打核大战，但鄙人不怕。毛虽然嘴上很硬，但实际上却对形势估计得十分严重，甚至准备再度上山打游击。他设想了各种最坏的可能，准备全世界的"帝、修、反"联合起来，从四面八方同时进攻中国，其中苏联是中国内外的主要威胁，打仗在所难免。
在这种情况下，一种战争迫近的危机感紧紧地攫住了毛泽东，使得他无法再故作矜持，对尼克松在一九六八年竞选美国总统前后对中国摇动的橄榄枝置之不理了。为此，毛做了两手准备：一是加强国内的战备，以防苏联随时可能发动的突然袭击；二是开始认真考虑打开中美关系，利用间接同盟军来抗衡苏联。
应该说，同世界上头号帝国主义国家握手言和，对于毛泽东这样一个靠反帝起家的人来说，并不是一个容易做出的决定，完全是被苏联逼上梁山的。在两害相权取其轻的考虑下，才萌生与美国改善关系的念头的。此外，毛决心打开中美关系，固然主要是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同时也有着眼于中共党内斗争的需要。
毛泽东深知他本人是导致中苏交恶的始作俑者，党内亲苏派对此有不少反对意见。虽然经过文革，他们已被整得七零八落，但随时可能在强邻压境的情况下，死灰复燃，里应外合，对他算总账。这种担忧，是促使毛决心打开中美关系僵局更深一层的原因。
在中美和解的问题上，周恩来是毛泽东首先与之商量并且主要依靠的人物。这不仅因为周多年来一直主管中国的外交事务，擅长在国际活动中同各种人物打交道，而且也是在当时的中国最高领导层中唯一能够领会并且鼎力支持这一战略决策的人物。与毛相比，周对打开对美关系，如果不是更积极主动，扮演了幕后推手的角色的话，至少也是心领神会，配合默契。这是由周本人的经历和为人的特点所决定的。
周恩来是中共党内同美国人打交道最多，也是最了解美国及西方国家的领导人。他与美国人交往甚广，其中既有总统特使、外交官、职业军人等政要，也有作家、医生、记者等平民百姓。尽管周与他们的政见不同，立场各异，但总能最大限度地求同存异，推诚相见，保持良好的私谊。
譬如，虽然当年美国在国共内战中偏袒国民党，作为中共首席谈判代表的周恩来，却与居中调解国共冲突的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一直保持着友好的个人关系。国共谈判破裂后，周在返回延安前，还特意向马歇尔话别，表示：从个人友谊上说，你仍然是一位值得尊敬的朋友。在共产党的语言中，这已经是最大限度地表达了对其对手的敬意。
后来中美关系演变到战场上兵戎相见的地步，既不是周恩来内心所愿意看到的，也不是凭他一己之力就能力挽狂澜的。实际上，即使是在中美关系处于低谷的时候，他仍想做一点事来缓和一下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哪怕只是表面上的气氛。比如五十年代在日内瓦会议期间。但是，此举却没有得到美国方面的善意回应。这就是当时在国际上曾经盛传一时的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拒绝同周恩来握手这件事的由来。
虽然后来证明这是以讹传讹，却也并非空穴来风。当年杜勒斯在日内瓦会议期间确实曾明令美国代表团成员不得与中国代表团成员握手。不过，当时美国代夫团并不是铁板一块，副国务卿史密斯就认为杜勒斯过于僵硬，不大赞成他的作法，可他在同中国代表团接触时，也不得不遵守杜勒斯立下的禁令。于是便发生了下面这样的一幕。对此，当时中国代表团秘书长王炳南在他的回忆录中有着详细的记述：
会议快要结束了。有一天，我们很多人聚在酒吧间里喝茶。这时，史密斯端着酒，走过来，主动找总理的翻译浦寿昌攀谈，这是没有先例的。史密斯对浦寿昌说："你的英文讲得漂亮，地道的美国音。你是在哪儿学的？"他还赞扬中国的古老文化，讲了许多友好的话。这在敌对的两个代表团来说是不寻常的。我们对史密斯这一举动很重视，回去后向总理作了汇报。总理说："好啊，既然史密斯愿意而且敢于同我们接触，那明天休息时，我也找他谈谈。"
第二天休息时，我一直在观察，寻找机会让总理和史密斯直接交谈。当我发现史密斯一个人走向柜台喝咖啡时，便赶紧把总理引到那里去。史密斯这时左手拿着雪茄，看见总理向他走来，并要向他伸出手时，他急忙用右手去端咖啡，这样就无法握手了。他笑容可掬地向总理打招呼，客客气气聊了一阵子……
会议结束的最后一天，又是休息时，总理正和别人聊天，史密斯笑着主动凑上来同总理交谈。他说："会议即将结束，能够在这里和你认识，我感到非常荣幸和高兴。你们在这次会议上发挥了很大作用。我们希望不管朝鲜也好，越南也好，都能恢复和平。"说完，他抓住总理的胳膊摇晃了几下，笑眯眯地走开了。
这件事给周恩来本人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事隔多年之后，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一日，周恩来与尼克松举行首次中美首脑会谈时，又重提日内瓦会议期间的这件往事，说："我给你讲一个故事。杜勒斯的副手史密斯想同我接近，但又不好破坏杜勒斯的戒条，他右手端着一杯咖啡走到我的面前，又不好用左手跟我握手，甜枯了一下我的胳膊。"一席话引得大家哄堂大笑。这已经成为中美关系史上有名的典故了。
周恩来在日内瓦会议期间所做的外交努力，终因当时世界冷战格局的形格势禁，没有产生什么效果，不过却为以后的中美和解留下了历史的伏笔。周氏这一善意和解的姿态和杜勒斯的僵硬失礼，恰成鲜明对照，让美国在世界舆论面前输了理，损害了美国政府的形象。尼克松后来正是精明地利用了这一点，把它作为抵挡美国政府内部的反对声浪，在对华关系中采取主动行动的挡箭牌。尼克松为了补救当年杜勒斯的失礼，于是便出现了本章开头描述的那场历史性握手的场面。
珍宝岛事件后，主管中国外交工作多年的周恩来凭借其长期以来对国际局势的观察，已经看出原有的世界战略格局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中国调整自己外交战略的时机己经成熟。在考虑打开对美关系这一点上，他与毛泽东"远交近攻"的想法不谋而合，不过由于兹事体大，只能由毛本人作出决断。为此，周在九大前后，有意识地从大量有关国际局势最新发展的信息中，筛选出一些值得注意的动向、重要评论以及若干可能的政策选择提供给毛参考。这既是周参与大政方针的决策时经常采用的方式，同时也往往能在不动声色之中起到影响毛决策的作用。
差不多与此同时，周恩来还利用毛泽东让他给几位闲居在家中的老帅"找点事情做"的机会，为推动中美和解的外交布局下了一着颇有匠心的棋。九大后，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虽然继续当选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但是林彪以及毛本人在内，并不想让他们染指军队，决定军队的日常工作由黄永胜为首的军委办事组主持。
在这种情况下，这四位老帅的军委副主席职务形同虚设，根本无事可做，只好另外再给他们找点事做。周恩来在奉命办这件事情时，向毛泽东建议：由四位老帅召开一个国际形势座谈会，由已经靠边站的外交部长陈毅牵头，对当前国际斗争的重大问题发表见解，供中央参考。这个提议随即得到了毛的批准。
接下来，周恩来在向陈毅交待任务时，特别强调说：你们不要被原有的看法和结论框住，你们都是元帅，有战略眼光，可以协助主席掌握战略动向，向中央提出建议。
后来老帅座谈会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分析了中、美、苏三大力量之间的相互关系，判定：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美苏矛盾大于中苏矛盾，反华大战不致轻易发生，并建议重开中美华沙大使级会谈以牵制苏联。
这一想法为周恩来所肯定，随即把报告送给毛泽东。而这又正好与毛"联美整苏"的考虑相合，在党内高层中形成了某种的共识，压过了在文革那个极左的年代，连毛本人也不得不顾忌党内反对意见。于是，在战略上打开对美关系的僵局，开始成为中国外交政策的主轴。
在这种情况下，以珍宝岛事件为契机，中国外交战略的重心发生了重大变化，尽管对外宣传的基调依然沿用以往的提法，但实际上已经开始从六十年代中期对美苏并重的战略不动声色地过渡到联美制苏的格局。这一转变是与中国自文革运动后重返国际舞台的努力同步进行的，表现为中、美、苏战略关系的重新组台：一度睦邻友好的中国和苏联反目成仇，走向战争的边缘；而长期怒目桐视的中国和美国却在努力捐弃前嫌，开始互相接近。中、美、苏之间新的三角关系的确立，动摇了原有两极冷战格局赖以存在的基石，引发了世界格局的深刻变化，揭开了结束冷战时代的帷幕。
万事开头难
从战略上打开对美关系，中国方面是由毛泽东亲自掌舵，周恩来具体组织实施的。这一过程同时体现了毛清晰的大局观和周过人的精细之处。中美双方之所以能够在试探性接触中闯过最初飘忽不定的阶段，逐步建立起一种默契，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周对大局的了如指掌和在处理具体问题时掌握分寸、时机的恰到好处。
万事开头难。中国在珍宝岛事件后，开始把从战略上打开对美关系提上议事日程，由毛泽东亲自掌舵，周恩来只体组织实施，但实际做起来却并非易事。中美两国毕竟已经在互相敌视约状态下对峙了二十年，彼此之间的敌意决非一朝一夕所能化解，不仅双方缺少基本的共同语言，而且也没有起码的构通渠道，甚至连传递一个简单的信息也要煞费周章，一波三折。
由于这件事在政治上高度敏感，中美双方都小心翼翼地互相试探，互相玩捉迷藏的游戏，传达的各种信息十分微妙，住往只可意会。在这方面，中国表现了比美国更大的耐心，对美国通过各种渠道以各种方式传递过来的各种信息和暗示，不急不躁，以静待动，稳步缓进。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的外交同时体现了毛泽东清晰的大局观和周恩来过人的精细之处。
为了实施"联美整苏"的策略，在国际战略格局中借用美国的力量来抗衡苏联，毛泽东在打开对美关系僵局的问题上采取了十分现实的态度，表现了一个政治家的战略眼光和大开大阖的气度。他深知阻碍中美关系正常化的症结在于台湾问题，但是如果从一开始就在这个问题纠缠下休，穷追猛打的话，那么就永远无法解开中美关系中的死结。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决心从大局着眼，最大限度地与美国求同存异，把台湾问题暂时放在一边。用后来他自己的话说是：台湾问题事小，世界局势事大，台湾问题拖一百年再谈也可以，先谈世界格局的大问题。
周恩来对毛泽东的这一思想心领神会，在外交工作中默契配合，积极贯彻落实。一九六九年六月下旬，中国本来准备照惯例发表抨击美帝国主义侵台十九周年的社论和相关报道。周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这一问题时，提出"目前正在进行反对苏修边境挑衅和莫斯科黑会的斗争，反对美帝侵台可暂不突出"，提议取消这一计划。事后，虑事周详的周氏还专门致信林彪，解释这一情况，说："目前是苏修、台湾勾结要搞什么亚洲集体安全，并非美帝为主"
应该说，中美双方之所以能够闯过最初飘忽不定的阶段，逐步建立起一种有来有往，彼此心照不宣的默契，就中国方面而言，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周恩来对大局的了如指掌和在处理具体问题时掌握分寸、时机的恰到好处。
比如，在处理一九六九年七月两个美国人坐游艇误入中国领海的事件上，当时正值美国准备单方面采取行动向中国示好的敏感时刻，周恩来立即召集会议，要外交部和公安部派出得力人员尽快查明事实真相，并且一杆子抓到底，明令在查明事实之前，对这两个美国人不要在政治上乱扣帽子，在生活上客客气气。中国的新闻媒介并根据周的指示保持沉默，并未加以渲染。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方面宣布放宽对中国的贸易限制和取消到中国旅游的禁令，而中国也在随后释放了这两名美国游客。这形成了中美之间最初的良性互动，并为双方进一步的接触创造了一个好的开端。
苏联本来就对美国反对它对中国进行核打击，甚至扬言不惜对苏联采取核报复的态度有很大疑虑，现在中美两国又眉来眼去，暗送秋波，苏联更是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为了扭转在国际战略格局中所处的不利地位，同时摆脱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不战不和的处境，一九六九年九月，苏联决定利用胡志明葬礼的机会同中国方面举行首脑会谈，缓和一下同中国的紧张关系。当时苏联打的如意算盘是，周恩来和胡志明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两人早在大革命时期就彼此熟识交往多年，因而势必前往参加葬礼，这样中苏两国领导人在河内的会面是不可避免的。
中国当然也看到了这一点，不过一开始并不想在中美和解的试探性阶段给苏联这样一个机会，让它利用中苏之间的首脑会谈向美国打中国牌，不必要地刺激美国。为此，周恩来提前赴河内吊唁胡志明，当天就赶了回来。这样既突出了他和胡的特殊关系，又可避开与柯西金的会面。但柯西金在河内扑了空之后，仍然坚持要在回国途中路过北京同周恩来举行会谈。
在这种情况下，掌控大局的毛泽东改变了主意，决定因势利导，利用中苏之间的首脑会谈吊一下美国人的胃口，促其在中美关系中采取更主动的行动。这样，就有了一九六九年九月十一日的中苏两国总理在北京机场关于边界问题的会谈。
周恩来非常清楚中苏关系是最容易触犯毛泽东忌讳的地方，因此格外小心谨慎。当他与柯西金会谈之后，立即将整理好的会谈记录全文送给毛审阅，并在附信中表示："这样政府性质的接触还是第一次，会谈中的措辞凡有错误和不足的地方，均请主席加以批注，以便学习改正。"周在信中分析了柯西金这次如此急迫要求会见的原因：一、取得压美帝的资本。最近美帝对苏要价甚高，联合国开会在即，美苏两外长即将会晤，而尼克松又要在联合国演说，所以柯西金要以和缓中苏关系的姿态出现。二、解决内部困难。现在集中在中国 (苏) 边境的兵力，连远东海军在内，超过一百万，长期不战不和，困难加大。三、反映苏修统治集团的矛盾。柯西金这次行动，处处事事要请示政治局就可证明。四、想摆脱修字号党、国家的责难和离心倾向。
关于中国的对策，周恩来提出如下建议："反修斗争，坚持不懈。防止苏修突袭，严加戒备。争取和缓边境局势四条协议实现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争议地区脱离接触，保证居民继续生产，打鱼放牧，发布外交文件，促进边界谈判，应否谈成，要配合国际斗争，掌握主动。"毛泽东批准了这个意见。
与对中苏首脑会谈的冷淡态度相比，周恩来更看重这一会谈给刚刚开始的中美和解进程所带来的影响。苏联出于自身战略上的需要，在起草中苏首脑会谈的公报时，极力营造中苏之间的紧张关系已经得到缓和的印象，用诸如"同志般的"、"友好的"之类修饰词来形容这次会谈。公报草稿到了中方手中后，精细的周恩来将这些修饰词统统勾掉，只保留"坦率的"一词。这样既可以利用中苏首脑会谈吊美国的胃口，又可以防止过犹不及，传递错误的信息，让美国完全失望。
这一招果然奏效。周恩来与柯西金在北京机场的会谈完全出乎美国的意料之外，令尼克松十分沮丧和着急。特别是随后宣布的中苏举行副外长级的边界谈判，更是重重地刺中了美国人的疼处。他们认识到：虽然中苏之间的问题并不是一次谈判就能解决的，但双方毕竟已经开始在谈判了。如果美国不认真做一两件事情急起直追的话，那么原先所进行的寻求中美和解的努力就有可能前功尽弃。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使中国相信美国准备同中国改善关系是有诚意的，美国接连采取行动向中国示好。先是一九六九年十一月间停止派遣驱逐舰到台湾海峡进行例行巡逻。随后美国驻波兰大使又在华沙的南斯拉夫时装博览会上追逐中国驻波兰代办，表示希望恢复中美华沙会谈。这一举动吓得当时尚未得到国内指示的中国代办立即逃之夭夭。这一戏剧性的场面经过新闻界渲染后，使得中美关系成为国际舆论关注的热点。这正是中国所期待的。
周恩来对于美国这种迫不及待的表示十分高兴，听了汇报后哈哈大笑，并马上报告了毛泽东，说：找着门道了，可以敲门了。毛也为"联美整苏"的盘算有了着落大为高兴。几年后，周恩来在北京对基辛格重提这件事，不无幽默地说："你如果要我们的外交官得心脏病，就在社交场合找他们接触，建议举行认真的会谈就是了。"
与此同时，周恩来立即抓住时机，指示中国外交部设法进行补救，回报美国的示好行动。这样，外交部便把释放因乘游艇误入中国领海而一直被拘留的另外两个美国人鲍德温和唐纳德的问题提上议程，当时他们的问题已经查清，只是在等待释放的时机。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四日，周恩来将外交部关于释放这两个美国人的报告送毛泽东、林彪审阅，外交部在报告中建议恢复中美华沙大使级会谈，说："从利用和扩大美苏矛盾出发，并布边界谈判中对苏修施加一定压力，我们考虑，对美在策略上可加以运用，选择有利时机，在适当时候继续同美进行中美大使级会谈。这对增加苏修的疑虑，扩大美苏矛盾，以及对当前同苏修的斗争是有利的。"毛泽东迅速批准了这一报告。
随后，中国采取了重大的步骤，破天荒地邀请美国大使到中国大使馆做客。为了在宣传上收到更大的效果，中国方面要求美国大使堂而皇之地从中国使馆的大门出入，而不必像美国方面最初提出的悄悄地走后门。
这样，中断近两年的中美华沙大使级会谈重新恢复。一九七〇年一月二十日，双方举行了第一百三十五次会谈。中国方面所采取的谈判方针是经过毛泽东和周恩来亲自审定的，即"主要是摸清美方意图和底盘。在谈判中既要掌握原则立场，又要讲究方式灵活，注意不要把话说死，要使对方感到有希望，有继续谈判的余地。"实际上，中国并不以中美大使级会谈为满足，而是期待着与美国举行更高一级的会谈，以便对两国之间存在的根本问题"进行更为彻底的探索"。
还在第一百三十五次会谈之前，周恩来就已经采取"激将法"，暗示美国应在提高会谈级别的问题上采取主动。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十二日，他在接见当时和中美两国都保持着良好关系的巴基斯坦驻华大使凯瑟时，重点谈了中美关系问题，意在向美国传递信息，指出美国虽做出了不少努力，但始终没有像柯西金那样迈出更大的一大步："如果他们真想缓和同中国的紧张局势，改善关系，解决问题易如反掌，说难也难，说容易也容易。如果他们采取主动，我们也不拒绝，可以试一试。柯西金不是采取主动了吗？"在传递了上述信息后，周氏又把话锋一转，说："中美谈判进行了十四年，再等十四年也无所谓。虽然我的年岁等不及了，但尼克松也不可能做十四年的总统，罗杰斯也不可能当十四年的国务卿。我们不能解决，那就留给下一代。"
在推动中美和解的过程中，周恩来还不得不花费很大的精力来排除中国内部的各种阻力和干扰。在文那种极左的年代，改善与世界上头号帝国主义国家美国的关系，姑且不论江青等党内文革派的态度，就是外交部内部也是阻力重重。对此，周除了他本人花费很大精力做说服解释工作外，还借重毛泽东的权威来排除对改善对美关系的疑虑和阻力。
当时外交部由于受极左思潮的影响，对有美国官方背景的组织顾虑重重，不敢与之交往，采取拒之门外的态度。为此，周恩来专门问毛泽东这一问题，说："我外交部采一切拒绝态度，恐不甚适当"，建议改变这种作法，"采只收，只听，暂不答复态度，可能有利于我侦察美帝真实动向，也可使其发生希望，并增加苏修疑虑。"在得到毛的同意后，他又马上对下作了传达，以此作为尚方宝剑，排除对美工作的阻力，打消人们的思想顾虑。
在中美第一百二十六次会谈中方发言稿的问题上，周恩来也是如法炮制，借用毛泽东的权威来排除党内文革派的干扰。当时中美双方在第一百三十五次会谈中对举行更高层次会谈的想法不谋而合，只是在地点的选择上，美国尚未拿定主意。差下多与此同时，中苏边界谈判已经陷入僵局，苏联正试图让其代表团团长从中脱身。中国十分担心苏联在其中玩弄阴谋，选择适当时机在边境重新开战。因此，把即将召开的第一百三十六次会谈看做是一个向苏联打美国牌的"重要的时机和步骤"。
为此，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认真讨论了中方的发言稿。会后，他又反复进行了斟酌，将原稿中的中国政府"愿予考虑"改为"愿予接待"美国部长级代表或总统的特使到北京来进一步探讨中美关系中的根本原则问题。在毛泽东批准了中方的发言稿后，周恩来又写信给文革派大将康生，专门向他做了解释，说："'接待'"两字是我提议改的，因我方在 135 次会议发言中，已经提到考虑和可以通过其它途径进行，而美方在上次谈话中已经提到来北京直接讨论，并且顺着这段话，最后还用'考虑'也显得太轻了，故改为'接待'，较'欢迎'为轻，较'考虑'，就落实一些。"
与此同时，美国也在积极为即将到来的第一百三十六次会谈营造气氛。二月十八日，尼克松向国会提出就任后的第一个对外政策报告，以空前和解的语气谈论中国问题，称"中国人民是伟大的生气勃勃的民族，不应该继续孤立于国际社会之外"。不过更打动中国的，还是尼克松在报告中明确表示美国无意与任何一个大国联手起来主宰世界或结成敌对性的联盟来反对两个共产党大国中的一个。
在二月二十日举行的第一百三十六次中美会谈中，中国方面表示："我愿同它作进一步'更为彻底的探索'，不失立场！并吊它的胃口，然后把它拟派代表来北京的建议接过来，表示愿意。而美国方面则在会谈中口头同意了在北京举行高层级会唔。中美两国之间试探性的接触，终于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封冻在中美关系之间的坚冰开始打破，昔日这两个战场上不共戴天的仇敌为了各自的利益，重新走到一起，努力求同存异，以一种全新的眼光重新审视彼此之间在地缘政治上存在的战略关系。
中美和解的波折
柬埔寨事件一度打断了中美和解的进程。这是毛泽东在掌控对美和解的大局时，偏离战略目标而出现的一个曲折。不过这并非根本指导思想上的动摇，而是毛一时革命激情发作，误判形势而造成的一段短暂的插曲。
天下事总是好事多磨。刚刚开始的中美和解的进程由于随后发生的柬埔寨事件而被迫中断，向后推迟了整整一年。本来在第一百三十六次会谈后，中国一直在等待着美国对中美双方在北京举行高级会谈的正式答复。但因美国国务院从中作梗，美国方面迟迟未能答复。这使得中国已经感到不快，开始怀疑美国的诚意。正好在此时柬埔寨又发生了政变，西哈努克被废黜，滞留北京，而亲美的朗诺，施里玛达上台，在国内煽动反华浪潮，从而使得还十分脆弱的中美关系面临重大的考验。
应该说，中国并不愿意看到因柬埔寨事件而损害中美和解的进程。本来，毛泽东已经开始相信美国将逐步从针对中国的越南战争中脱身，而且无意参加反对中国的联盟的承诺。这是中国决心改善同美国关系的前提。但柬埔寨事件却把中美两国再度推向新的对抗。在中国看来，美国非但没有从越南战争中脱身，反更深地卷入这场战争中来，支持朗诺政权，其后又出兵柬埔寨，进攻北越军队在那里的庇护所。这使得毛又转而怀疑美国的诚意。
不仅如此，更令中国领导层感到不安的是，自己的头号敌人苏联将西哈努克推给中国后，转而同美国站在一起支持朗诺政权。在柬埔寨问题上，又出现了美苏联手对付中国的局面。再加上美国方面在举行中美高阶层会谈的问题上迟迟不表态回应。所有这一切，令中国不得不重新检讨自己的政策，推迟中美和解的进程。
不过，中国并没有完全被柬埔寨事件牵着鼻子走，对脆弱的中美关系意气用事，乱了自己"远交近攻"的既定方针，而是在表面上对美国大张挞伐的同时，在实际上却把斗争的重心放在揭露、孤立苏联上，做的是表里文章。这就是中国之所以从苏联手中接过西哈努克这个"烫土豆"，并有意大张旗鼓，把事情搞得那样轰轰烈烈的原因所在。这种作法与其说是出于抗美援越的需要，倒不如说是为了和苏联争夺"反帝旗手"，趁势扩大在印度支那的影响，造成苏联的难堪。
对此，中美双方都心知肚明。作者当年在采访已故中国外交部长乔冠华时，他就指出过这一点："柬埔寨问题是中苏对立的一个方面。"基辛格则说得更尖刻："柬埔寨行动远远没有伤害我们同两个共产党巨人的关系，倒是给莫斯科和北京增加了一根可供争夺的骨头。因为北京和莫斯科都要争取影响在印度支那起来反抗的各种力量而创立了一个互相角逐的新战场。"
中国在柬埔寨事件后所发动的一系列外交攻势，恰恰为上述说法提供了历史注脚。一九七〇年三月十九日，西哈努克抵达北京后，周恩来亲自前往机场迎接，仍待之以国家元首的礼遇，但对西哈努克转告苏联方面提出的中苏应采取联合行动，共同帮助他的建议，明确拒绝，提出："可以各搞各的。"
三月二十日，周恩来在向毛泽东报告柬埔寨局势的信中，对越共追随苏联的路线颇有微辞，同时却称赞了一心跟中共走的柬共 (即红色高棉)，说："现朗诺上台，我们倒可以无顾虑了。现在南越最不争气，一切都是实用主义出发，只有柬共倒是坚决要走武装道路的，不过力量还小，经验还少，需要鼓舞其决心，增强其信心，在东南亚终究会打开一个局面的。"这些评论已经预示出日后中国支持红色高棉而与越南闹翻的先兆。
四月五日，周恩来访问朝鲜。这是中国政府首脑自文革后所进门'的第一次正式出访。行前，他致信毛泽东、林彪，谈这次访问的目的，说："这次访问朝鲜，重点是在支持它反对美日韩联合行动，支持它对苏修闹点独立性，号召它支持印度支那三国的反美及其走狗的斗争，以形成远东的反对美帝及其伙伴、走狗的斗争而孤立苏修。"周氏果然不虚此行，不仅说服了金日成在柬埔寨问题上同中国采取同一立场，从而在朝鲜同苏联的关系之间打进了楔子，而且使得文革后一度冷落下来的中朝两国关系重新热乎起来。
四月下旬，在中国的大力撮合下，在中国召开了印度支那的三国四方最高级会议。这是中国在柬埔寨事件后所发动的一连串外交攻势的高潮。中国对这次会议大造声势，周恩来特地赶去祝贺，并宣布以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的消息作为对会议的献礼。通过此举，中国既增加了手中同美国谈判的筹码，同时又使仍然与朗诺政府保持关系的苏联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这令中国感到十分快意。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决定继续打柬埔寨牌，趁势扩大战果。同时采取拖而不断的策略，暂时搁置中美和解的进程。这既是对美国政府因内部扯皮而拖延答复的一个报复，又可继续吊美国的胃口。
周恩来在就第一百三十七次中美会谈的日程问题致毛泽东的信中，分析了美国迟迟不能确定中美会谈的原因，指出其矛盾心态在于目前"美认为公开派特使来华还为时过早 (他已在三月上旬透露)，但又怕我们因柬埔寨政变而加紧反美"，建议"为给美力一点颜色，拟将中美会谈推迟到四月十一、十二或十三日"。后双方经过一番讨价还价，一拖再拖，会谈的日期总算敲定在五月二十日。
然而，当美国出于军事上的考虑，于四月三十日出兵柬埔寨后，刚刚敲定下来的中美会谈再度陷入僵局：毛泽东不仅因此更加怀疑美国即将从越南战争中脱身的诚意，而且还被由此引发的美国国内校园的骚乱和抗议浪潮所鼓舞。一生以"反帝旗手"自居，总是在期盼革命高潮到来的毛，这时显露出革命家的本色，认为当前世界范围内正出现一个反对美帝国主义的高潮，中国不能袖手旁观，必须有所作为，中美关系问题可以暂时放一放。
根据毛泽东的这一思想，中国再度推迟了中美会谈，并且选择原定双方会谈的第二天在北京召开了五十万人的群众大会。毛泽东亲自出席了大会，林彪代为宣读了毛的声明，号召"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这是毛在掌控对美和解的过程中，偏离战略目标而出现的一个曲折。当然，这不是根本指导思想上的动摇，而是毛一时革命激情发作，误判形势而造成的一段短暂的插曲。
对于毛泽东这一决定，周恩来只有紧跟照办，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还是注意尽量保持对美政策的连续性，避免因摇摆过大而伤及还十分脆弱的中美关系，并为今后留下转圆的余地。五月二十七日，他将外交部《关于推迟中美会谈第一百三十七次会议的请示》送给毛泽东、林彪审阅。周在附信中表示拥护毛对国际形势的判断，说：
"关于国际形势，经主席几次指点后，我曾约外交部领导小组座谈了几次。大家对当前反对美帝及其走狗的国际革命运动的局势，有了新的认识。"
关于推迟原定在五月二十日举行的中美会谈一事，周恩来解释到：
"也曾考虑中美会谈和国内群众大会平行进行，必要时，还可发表我方在中美会谈中讲话，但几经考虑，双方既已会谈，会谈内容非万分必要不宜公布，否则，失去运用作用。推迟开会，既可暴露美苏会谈之急，又可使美苏一时难于捉摸我方意图，采取此议似较妥当。
关于下步对美谈判的策略，周恩来决定采取"拖而不断"的策略，不把谈判的门关住。根据周的意见，外交部行对中央的请示报告中提出："为今后有利于我对美帝、苏修斗争的策略运用，关于第一三七次会期问题，既不具体确定，也不无限期推迟，只向对方表示，双方联络员可在六月二十日会晤，商谈第一三七次会期问题。
其后，当中美会谈联络员会晤日期再次临近之时，中国外交部在评估了形势后，决定继续往后推迟会期，但又使会谈"暂时拖而不断"。这时，毛泽东显然已经对不断面临的会期问题感到厌烦，他需要更多的时间沉机观变，另辟蹊径。因此，他在审阅外交部《关于中美会谈联络人员会晤问题的请示》时，把外交部提出的"下次会晤日期再推迟到七月二十日"改为"可通过双方联络员'在适当时机'另行商谈"。
此后，中美华沙大使级会谈再也没有恢复。这场堪称外交史上马拉松式的谈判最终不了了之，但中美两国和解的进程却已经在逆转，双方都摸清了对方的战略意图，并尝到了其中的甜头，珍视彼此在对苏关系上存在的战略价值。与此相比，中美之间以往的积怨和某些现实利益的冲突都是次要的，至少是可以暂时搁置的。在这种情况下，中美双方虽然在柬埔寨事件中都升高了抨击对方的调门，却适可而止，避免把门关死，以便在适当时机重新恢复对话的势头。
当柬埔寨事件告一段落，毛泽东也从革命的激情中重新回到现实中来以后，中国接连采取行动，创造重新对话的气氛。周恩来首先出面澄清人们对中国外交重心是只反美不反苏的错觉。这一印象是由于中国在柬埔寨事件后大张旗鼓地支持印度支那三国的反美斗争，而毛泽东的"五二〇声明"中又没提反苏造成的。
六月十六日，周恩来在接见阿尔巴尼亚内务部长哈兹比乌时，着重澄清外界的上述错觉，说："我们现强调反对美帝及其走狗，是不是就不反苏修了呢？这是一个时候打击的重点，而实质上就暴露和孤立了苏修。因为我们这样动员世界人民，我们这些国家这样强调反帝，他就不敢嘛！在世界人民面前一比，就比下去了嘛！西方记者都懂得，说不提苏修是最大限度地孤立苏修，暴露苏修。这是辩证的。"七月间，中国又不动声色地释放了以间谍罪被判处了二十年徒刑的美国主教詹姆斯华理柱。尽管这只是例行公事，但释放的时机却具有明显的象征意义。
八月间，同中共领导人一直有着很深交情的美国记者斯诺获准访华。周恩来立刻在百忙之中抽空会见了他，并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中国是把斯诺作为中美关系全局中的一个棋子，希望通过他来做点文章的。周在谈话中详细询问了美国的政情，并全面地介绍了中国的情况，表示如果美国愿意认真对待台湾问题的话，谈判的"门是敞开的"。会见后，他立即将这次同斯诺谈话的清样稿送毛泽东阅，说"以便先睹为快"。因为此刻毛正在审时度势，考虑动用斯诺这颗"棋子"的时机。
与此同时，美国方面也不甘寂寞，积极采取行动。九月二十日，尼克松对《时代》周刊记者发表谈话，有意插进了一段有关中国在世界上的作用的谈话，并且表示："如果说在我去世以前有什么事情要做的话，那就是到中国去。如果我去不了，我希望我的传子能够去。"
本来在北京举行中美最高级会谈一直是中国所谋求的目标，不过出于策略上的考虑，故意把话说得模棱两可，从没有直接提出来过。这次尼克松主动提出来，正中中国的下怀。毛泽东认为时机已到，决定亲自出马把球接过来。国庆节那天，毛特意把斯诺夫妇留在身边，在天安门城楼上和他一起检阅了国庆的游行队伍。事后，毛不无得意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表示："醉翁之意不在酒。我先放个试探气球，触动触动美国的感觉神经。"周恩来则对《人民日报》的版面作了精心的安排，在头版的显著位置上刊登了毛与斯诺夫妇的合影照片。
可惜，中国方面把斯诺在美国政治中的分量看得太重了，刻意传达的这一信息由于"过分微妙"而被美国官方所忽略。但是，当今天更新审视这段历史时，它所包含的信息却是异常清晰的：毛泽东决心重新恢复中美和解的势头。这样，中断了半年的中美外交戈舞又重新开始，而这一次出场的是双方的主帅。
十月下旬，尼克松利用各国首脑前来纽约参加联合国成立二十周年庆祝活动的机会，先后会见了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和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有意向中国传递信息，表示中美和解"十分重要"，愿意为此派一高级使节秘密访问中国。在欢迎齐奥塞斯库的晚宴上，尼克松还以美国总统的身份，在正式场合第一次对中国使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称谓，而不是以往的"共产党中国〞，暗示美国对中国的政策正在出现重大的转变。
毛泽东当然注意到了这一点。在中国先后收到尼克松通过巴基斯坦和罗马尼亚这两个渠道传递的信息后，十二月十八日，毛与一直在等候接见的斯诺进行了长谈。虽然谈话内容古今中外，海阔天空，但着眼点还是向美国传递信息。用毛本人的话来说是："我在和尼克松吊膀子，要找红娘啊。"毛在谈话中表示：目前外交部正在考虑允许左、中、右各派政治色彩的美国人访问中国，但解决中美两国之间的问题，还是要跟尼克松谈。"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和他谈，谈的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当作旅行者来也行，当作总统来也行。"
事后证明，毛泽东的这一口信并未立即传递给美国政府高层，而是成了马后炮，但这并不影响中国方面根据毛的决策推动中美和解的进程。十二月九日，周恩来委托叶海亚。汗转达的信息传给美国。周在信中表示："如果尼克松总统真有解决台湾问题的愿望和办法，中国政府欢迎美国总统特使来北京商谈。"并强调说这不单是他个人的口信，而且得到了毛泽东、林彪的批准。
接下来，周恩来在翌年一月十一日，代表中国政府答复通过罗马尼亚渠道传递过来的信息时，更进一步提出：如果尼克松总统本人愿意访问北京，也会受到欢迎。他的原话讲得很巧妙："尼克松总统既已访问过布加勒斯特和贝尔格莱德，那么他在北京也会受到欢迎的。"
但是，美国方面由于政府内部对华政策反对派的掣肘，对尼克松访华一事并没有痛快答应，只是笼统地表示在北京举行高级会谈是有益的，它应不仅限于台湾问题，还应包括其他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建议先在第三国开一预备会议，作出各种安排。
对此，中国感到不小的失望。争取美国总统访华一直是中国打开对美关系僵局中所寻求的主要目标。中国把这一点看得很重，倒不会是因为中国在历史上总是以中央帝国自居，有着接受外藩朝拜的传统，而更主要的还是出于国内现实政治的需要：中国力图在中美和解中，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居高临下的胜利者，而美国则是一个屈膝登门的求和者。只有这样，才能为中国以往在外交上的反美路线找台阶下，说服党内外接受新的对美政策。这在文革这种极左的年代尤其重要。
恰好就在这时，美国政府宣布出兵配合南越军队为切断老挝境内的"胡志明小道"而发动的蓝山行动。这正好给了中国一个对美国还以颜色的机会，又一次暂时放缓了中美和解的步子。另外，中国国内的政局也在这时出现极大的变故。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与林彪交恶，两人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张。毛在抛出陈伯达后，决心一不做二不休，正忙于在党内发动针对林彪的批陈整风运动。这牵扯了毛的主要精力，一时无暇他顾而把其他事情放在一边，中美和解自然也包括在内。
这里顺便一提的是，现在流行这样一种说法：林彪是反对中美和解的，如果不解决林彪的问题，就不会打开中美关系。毛泽东自己在九一二事件后就曾几次讲过这样的话。应该说，林彪对中美和解确实有所不满。这其中既有因中美两国长期严重对立而对美国形成的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感，也有在庐山会议与毛失和后的借题发挥。不过，由于毛泽东一直在政治上独断乾纲，在文革年代中更是一言九鼎，任何人都难以对他作出的决策表示反对，包括林彪在内。
从作者在大陆期间所接触过的官方档案来看，林彪从未公开表示过反对中美和解。凡是经林彪审阅过的有关中美关系的文件，他都是批上："完全同意主席批示"或者"照主席的批示办"一类字样。至于林彪对中美和解的不满，充其量只是限于腹诽而已，关起门来在自己家里和老婆儿女发发牢骚，诸如"周恩来跟美国人打交道，是要吃亏，栽跟头的"等。外人根本无从知晓，就是毛本人也是事后才知道的。
至于毛泽东之所以作如是说，不过是在为他错选林彪做接班人找台阶下罢了。事实上，毛在林彪事件后，绞尽脑汁寻找一切机会来洗刷这一点，甚至不惜公布《"571 工程"纪要》这样恶毒咒骂自己的材料来达到这一目的，在政治上与林彪划清界限。应该说，后来中国的外交之所以能够在九一三事件后打开局面，在国际舞台上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与其说与林彪的垮台有关，不如说毛需要借此转移国内视线，以外交上的成功来掩盖因林彪事件而引发的国内政治危机罢了。
"乒乓外交"
中国派队参赛，是把它作为施展"人民外交"的一张牌来打的，借此对正处于微妙时刻的中美和解投石问路，吊尼克松的胃口，压他及早表态访华。中美之间这种民间的交往，为徘徊不前的两国官方触注入了新的活力，成为突破僵局的契机。
中国在对美和解暂时按兵不动的同时，积极开展民间外交，加紧重返国际舞台。后来发生的"乒乓外交"既是这战略中的一环，也是实施这一战略不期然而然的结果。它是由周恩来一手导演的。还在一九七〇年十月，周在推动中国外交重返国际舞台时，就已经在认真考虑派队参加即将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的第三十一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其后又亲自邀请积极促成此事的日本乒协主席后藤钾二来京"过春节"。
然而，在中日乒协随后举行的会谈中，因中方提出政治上的过份要求而陷入僵局。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又出面干预，排除内部极左思潮的干扰，促成双方达成协议，使中国队参赛成为定局。随后，他还多次亲临集训队讲话，直接过问有关这次比赛一切事宜。
周恩来之所以如此看重这次比赛，不仅是因为乒乓球是中国的国球，是中国体育代表团自文革以后第一次参加这样大型的世界锦标赛，而且更是着眼于其政治上的意义，把它作为施展"人民外交"的一张牌来打的。后来家喻户晓的"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口号，就是他为中国乒乓球队规定的参赛方针。此外，周还有更深一层的用意，借中国队出访之机，对正处于微妙时刻的中美接触"投石问路"。
一九七一年三月十一日，周恩来在召集外交部和国家体委开会研究中国队出国参赛可能遇到的各种问题时，就透露出这一层考虑，说："美国队作为一个团体，我们总是要和他们接触的，如果美国队进步，也可以请他们来比赛。我们想美国队可以比赛，不能来往就不通了。""因此就发生一个问题，美国是否可以去。我们的体育代表团不是去过西德了吗？那么美国能不能去？我们和日本的邦交还没有恢复，但体育代表团可以去日本……大家动动脑筋，得想想这个世界性的大问题了。"
然而，正当中国乒乓球队秣马厉兵，整装待发之际，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要求中国支持他们把朗诺政权从第三十一届世乒赛中驱逐出去。这一节外生枝，几乎使周恩来精心策划的"乒乓外交"胎死腹中。这的确给中国出了不小的难题。从政治上说，中国必须支持西哈努克的政府，但驱逐朗诺政权的提议在国际乒联中肯定通不过。如果因此而拒绝参加世乒赛的话，不但会失信于人，而且也会坐失开展民间外交的良机。
在中国内部主张不参加的意见占上风的情况下，周恩来反复权衡利弊后，力主参赛，同时准备在单项比赛中弃权。三月十五日，他写信给毛泽东，陈述自己的意见，说这样"既照顾了日本后颛、英国艾文斯主席 (均反对蒋帮参加)，又支持了柬和南越，更重要的是不使日本广大群众失望。况且，体育比赛究竟还是群众性运动，与政治开会，仍有一些区别。"毛支持了周的主张，批示："照办。我队应去，并准备死几个人。不死更好。要一不怕苦，不怕死。"
周恩来施展"乒乓外交"这一招果然奏效，立即在国际上刮起了一股不小的"中国旋风"。一时间成为国际舆论关注的焦点。世乒赛期间，中国巧妙地运用微笑外交，广交朋友，重新塑造了自己的国际形象，而且为中美两国运动员之间的友好交往创造了条件。西方新闻界对此津津乐道，大加渲染，甚至超过了对苏共二十四大的报道。
中美之间这种民间的交往，为徘徊不前的两国官方接触注入了新的活力，成为突破僵局的契机。特别是当美国乒乓球队主动提出访问中国的要求后，更是引起了中国领导层高度关注。毛泽东下令将和名古屋的通话次数，由原先的每天三次增加到五次。外交部和国家体委连续召开紧急联席会议，研判形势，商讨对策。
正如美国国务院在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过程中，时常在决策中扮演保守的角色一样，这次中国外交部也扮演了同样的角色。四月三日，外交部将研讨的结论上报中央，提出："我们考虑，美左派和有影响的人物均尚未访华，由乒乓球队打头阵，政治上不很有利。可告美队，现在访华时机还不成熟，相信今后会有机会的。"
主管外交工作的周恩来对外交部这一结论并不满意，认为这是按老规矩办事，没有看到当前形势的变化，后来他专门为此批评外交部没有掌握好大局。但是，由于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事关重大，在政治上十分敏感，周不便轻易表态，只能由毛泽东来作出决断。于是，他在外交部的报告上批了"拟同意"后，又为以后留下了余地，加上了"并可留下他们的通信地址，但对其首席代表在接触中应表明我们中国人民坚决反对'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阴谋活动一句话"，送毛审阅。
面对这一势必对中美关系产生重大影响的决定，就连中国最高决策者毛泽东也一反常态，显得十分犹豫，一时委决不下。他先是圈阅了这份报告，这在中国官方运作的语言中意味着批准了该报告。当报告送走后，他继续在考虑这件事情，反复权衡其中的利弊得失，几乎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对此，毛当时的保健护士吴旭君有一段详细的回忆：
那些天，我的直觉告诉我，毛总是有些心事。文件退走后的当天晚上，毛提前吃了安眠药要睡觉。晚上十一点多，我陪毛吃饭。吃完饭时，由于安眠药的作用，他已经困极了，趴在桌子上似平要昏昏欲睡了。但他突然说话，嘟嘟哝哝的，我听了半天才听清他要让我给外交部的王海容打电话，声音低沉而含糊地说："邀请美国队访华。"如果是平时跟他不熟悉的人，是根本听不懂他说的这句话的。
这一下可给吴旭君出了个难题。因为毛泽东平时有言在先：他吃过安眠药以后讲的话不算数，况且兹事体大，万一把毛泽东的意思传错了，岂不闯下大祸，落得个"假传圣旨"的罪名，这样就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于是，她决定无论如何也要设法再核实一下。她继续写道：
我决心冒一次险。我故意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继续吃饭，同时观察他 (毛) 到底清醒不清醒。过了一小会儿，毛抬起头来使劲睁开眼睛对我说："小吴，你还坐在那里吃呀，我让你办的事你怎么不去办？"毛平时一般都叫我"护士长"，只有谈正经事或十分严肃时才叫我"小吴"。
我故意大声地问："主席，你刚才和我说什么呀？我尽管吃饭了，没听清楚，你再说一遍。"
于是，毛又一字一句，断断续续，慢慢吞吞地把刚才讲的话重复了一遍。我还是不太放心，反问他："主席，白天退给外交部的文件不是已经办完了吗？你亲自圈阅的，不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了。怎么现在又提出邀请了呢？你都吃过安眠药了，你说的话算数吗？"我急着追问。毛向我一挥手说："算！赶快办，要来不及了。"
由于当时世乒赛即将闭幕，时间十分紧迫，通过正常的渠道已经来不及了，周恩来决定立则将这一决定用越洋电话传过去，并在事后特地在国家体委接待美国乒乓球队的请示报告上注明：遵主席指示，改正原批件，这次就邀请美国乒乓球队来访。电话传过去后，名古屋盛传这一震动世界的消息，超过三十一届国际比赛的消息。
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毛泽东改变初衷，下决心立即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呢？应该说，这其中有国际和国内两方面的因素：
从国际上说，经过近两年的观察，毛泽东自信已经看准了尼克松的意图 - 一美苏争霸的焦点在欧洲，美国为了从越南战争中脱身，确有同中国改善关系的愿望，包括不久前尼克松在官方的对外政策那当中第一次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名称，重申希望改善对华关系，并继续采取单方面措施放宽贸易限制以及取消对中国旅行的一切限制等。
对此，毛泽东认为现在轮到中国方面采取行动的时候了。而首先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好处在于，既有助于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势头而不必在政治上承担很大的风险，又可以借此吊尼克松的胃口，压他及早表态正式访华。应该说，毛对尼克松唯恐别人在访华的问题上捷足先登的心理是揣摩得很准的。这种"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策略，早已被周恩来运用于对日外交，并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
从国内来说，虽然眼下批陈整风运动暂时告一段落，但事情远没有结束。林彪拒不认错服输的态度，使得毛泽东认为同美国缓和关系变得更加迫切。因为在中共最高领导层中，除毛本人以外，其他人都或多或少地同苏联有着某种历史渊源关系，林彪也不例外。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非常担心一旦和握有军权的林彪彻底摊牌，他很有可能打苏联这张牌，与俄国人联手对付自己。这是毛在考虑解决林彪问题时内心最大的隐忧，因此必须预作打算。而与美国缓和关系便是在战略上最好的防范措施。应该说，这是毛几经踌躇后，最后下定决心采取重大步骤缓和同美国关系更深一层的原因。
历史也证明了毛泽东在这一点上的先见之明。仅仅五个月之后，林彪在同毛的较量失败后，被迫逃往苏联，结果中途机毁人亡，葬身蒙古温都尔汗。关于中共党内的权力斗争对中美关系的影响这一点，长期以来被国内外学术界所忽视。离开对当时中国国内因素的分析，就难以对中美和解进程中各种扑朔迷离的历史现象做出合理的解释。
以"乒乓外交"为契机，中美和解的进程明显加快，一个盼望已久的重大外交突破正在开始。中美两国领导人在世界面前争相作出向对方示好的姿态，正如一场配合默契、令人眼花缭乱的乒乓球双打表演。
美国乒乓球队作为打开中美关系大门的友好使者在中国受到了盛情的款待。周恩来亲自接见了他们，并发表了一篇热情洋溢的讲话，强调："我相信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将得到两国大多数人民的赞成和支持。"美国乒乓球队所受到的礼遇，在大洋彼岸帮了尼克松的忙，化解了美国政府内部对华政策反对派的阻力，为其后美国派遣特使访华创造了良好的气氛。就在周接见美国乒乓球队的同一天，尼克松也不甘落后，宣布取消已经实行二十余年之久的如中国的贸易禁运。
接着，中国方面趁热打铁，继续采取主动行动，在四月二十一日通过"巴基斯坦渠道"，以正式信件的形式转达了拖延三个月之久的周恩来给尼克松的口信，提出："要从根本上恢复中美关系，必须从中国的台湾和台湾海峡地区撤走美国的一切武装力量，而解决这一关键问题，只有通过两国高级负责人直接商谈，才能找到办法。因此，中国政府重申愿意公开接待美国总统特使如基辛格博士，或美国国务卿甚至美国总统本人来北京直接晤谈。"
与此同时，周恩来对中美关系的症结一 - 台湾问题采取了现实与灵活的态度，既在台湾问题上作出某种让步，只要求美国从台湾海峡撤军而并不坚持美国立即同台湾断交，作为举行中美高级会谈的先决条件，同时又继续坚持由美国总统来北京谈判的态度。
中国的提议立即得到美国方面的响应。尼克松断定"迈出更大的步子和提议进行总统访问的时候已经到来"。为此，他通过"巴基斯坦渠道"接连向中国发出三次口信，表示他准备在北京同中华人民共和国诸位领导人进行认真的交谈，并提议由基辛格同周恩来或另一位适当的中国高级官员进行一次秘密的预备会谈。
这样，中国在外交上打开对美关系的努力，经过近两年的艰苦跋涉，各方面的条件已经大体具备。一九七一年五月二十六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全面研讨了中美关系和即将在北京举行的中美预备性会谈。会后，他根据会议讨论的情况，为政治局起草了《关于中美会谈的报告)。报告详细地回顾了自二次大战结束后，中美关系演变的历史以及同尼克松政府进行试探性接触对话的经过，预计了会谈中可能涉及的若干问题，并提出了应坚持的原则和相应的策略：
一、美国一切武装力量和专用军用设施，应规定期限从中国的台湾省和台湾海峡地区撤走。这是恢复中美两国关系的关键问题。这一条如不能事先有原则商定，尼克松的访问就可能推迟。
二、台湾是中国领土，解放台湾是中国内政，外人不容干预。要严防日本军国主义在台湾的活动。
三、我力争和平解放台湾，对台工作要认真进行。
四、坚决反对进行"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活动。如美利坚合众国欲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必须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五、如前三条尚未完全实现，中美不便建交，可在双方首都建立联络机构。
六、我不主动提联合国问题，如美方提到联合国问题，我可明确告以我绝不能接受"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安排。
七、我不主动提中关贸易问题，如美方提及此事，在美军从台湾撤走的原则确定以后，可进行商谈。
八、我国政府主张美国武装力量应从印度支那三国、朝鲜、日本和东南亚各国撤走，以保证远东和平。
报告对中美预备性会谈的结果作了两手准备，说："上述各项，可能在基辛格到来后谈出一点眉目，以便为尼克松的访问开辟道路，也有可能完全谈不拢，使尼克松的访问成为不可能，这对我们并无损害。因我们这些主张正好为尼克松的竞选对手准备条件。反之，如能谈好，至少可使两霸相争加剧，我可增强战备力量。能战方可言和，谈和更需备战。这是我党同帝、修、反斗争的多次经验，应当永志不忘。"
这一报告经过五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并报请毛泽东、林彪批准。它成为日后指导中国进行中美会谈的纲领性文件。以此为标志，中国正式完成了对美政策的巨大转变。与以往相比，这一新的对美政策在继续坚持中国基本立场的同时，表现了对改善中美关系的诚意和在策略上相当程度的灵活性，不再坚持把美国同台湾断交当作两国政府之间交往的先决条件，表示要认真加强对台工作，力争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并提出了在双方首都建立联络机构的设想。
与此同时，周恩来发出了被尼克松称之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总统所收到的最重要的信件"，代表毛泽东正式邀请尼克松访华，并欢迎基辛格秘密前任中国为尼克松访问北京做各种必要的准备工作。
至此，中美之间封冻多年的坚冰已经打破，航向已经确定，剩下的只需顺流而下。其后，轰动一时的基辛格秘密访华和尼克松对中国进行的"攻变世界一周"的出访，便是上述中国完成对美政策转变的结果，同时也形成了中美关系正常化过程中的第一个高潮。
尼克松访华
尼克松访华期间，实际扮演东道主角色的是周恩来，而不是毛泽东，作为中国方面的前台主角兼总管，周台前幕后，忙里忙外，将他本人的外交才能、风度和魅力发挥得淋漓尽致，和尼克松一起把举世瞩目的中美首脑会谈这出戏演得有声有色。
为了迎接中美关系史上即将接踵而来的重头戏，在周恩来的主持下，中国开始了各方面的准备工作。由周本人亲自挂帅并由他点将，组成了一个精干的工作小组，主要成员包括叶剑英、姬鹏飞、黄华、熊向晖、章文晋，王海容等人。周恩来多次主持工作小组开会，研讨会谈方案，预拟各种对策，并对尼克松、基辛格的个人历史、政治观点、家庭生活习惯等方面都作了深入的研究。周还特地抽空阅读了尼克松所写的《六次危机}一书，观看了尼克松所喜欢的电影《巴顿将军》。
与此同时，周恩来主持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向与会的中央和地方的党、政、军负责人解释中央新的对美外交政策，解答党内领导干部思想上对中美会谈抱有的种种疑问，首先打通他们的思想，做好思想转弯工作。接着，中共中央向全国转发了毛泽东会见斯诺的谈话纪要，一直传达到各地基层党支部，借此向普通老百姓下点毛毛雨一 - 中国与世界上头号帝国主义国家美国的关系即将出现重大变化。
一九七一年七月九日，基辛格按照中美双方精心策划的代号为"波罗"的秘密计划，途经巴基斯坦，以"生病"为由，成功地躲开了新闻界的追踪，人不知鬼不觉地乘坐巴航专机，在中国官员的陪同下，直抵"红色中国"的心脏北京，和周恩来一道演出了现代外交史上富有戏剧性的一幕。
从今天来看，基辛格秘密访华的象征意义和轰动效果远远大于实际收获。它的历史作用在于：经过多年的互相敌视和隔绝之后，中美两国的高层官员第一次心平气和地坐下来，讨论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在不失各自原则的前提下，向对方展示善意，缩短了彼此之间的距离，消除了以往存在的莫测高深的神秘感，建立起最初的互相理解、沟通和协商。
然而，当两个长期以来怀有根深蒂固的敌意，互被对方视为"青面撩牙的魔鬼"面对面地坐在一起时，其气氛的紧张和尴尬可想而知。基辛格一直忐忑不安，表情僵硬，随时准备周恩来一上来就会狠狠敲桌子大骂一顿。相形之下，周恩来虽然在表面上镇静自若，内心却并不轻松。基辛格在他的回忆录中对周氏的第一印象作了这样的描述：
他脸容瘦削，颇带憔悴，但神采奕奕，双目炯炯，他的目光既坚毅又安祥，既谨慎又满怀信心。他身穿一套剪裁精致的灰色毛式制服，显得简单朴素，却甚为优美。他举止娴雅庄重，他使举座注目的不是魁伟的身躯 (像毛泽东或戴高乐那样)，而是他那外弛内张的神情、钢铁般的自制力，就像是一根绞紧了的弹簧一样。他似乎令人觉得轻松自如，但如小心观察就知并不尽然。
会谈中这种最初的紧张拘谨的气氛，很快就在双方进入角色后一扫而空。这在很大程度上与中美双方有着改善关系的共同愿望，都采取了下回避分歧，开诚布公的态度有关，既摆明本国的观点，不失各自的原则，又尽可能地求同存异，寻求和解。
会谈中，双方除了一般性地交换各自的观点，试探对方的虚实外，还花了不少力气讨论新闻公告稿，争论的焦点主要有三处：一、尼克松访华是由哪一方主动提出的；二、中美最高级会谈将包括的议题；三、来访的适当时间。基辛格不同意中方提出的是尼克松先要求访华，中国才邀请的说法。
对此，周恩来表现了相当的善意，设身处地替美国人考虑，认为这样的说法确实会让美国人的面子难堪，而又非原则的问题，建议避开提谁主动的问题，改为"获悉"尼克松希望访华，中国方面邀请。关于会谈的议题，周建议在"谋求两国关系正常化"之后，加上"并就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这一句暗藏玄机，让苏联人看了肯定不舒服的话。后来颇得毛泽东的好评。在来访时间的问题上，周氏也尽量体谅美国方面的难处，改为一九七二年五月之前，不定死时间，以便美方灵活安排。
然而，中美之间毕竟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存在着严重的分歧。每当会谈中出现僵局的时候，擅长打圆场的周恩来总是及时提出诸如暂时休会或吃烤鸭的建议，缓和一下双方的紧张气氛。为了让美国方面能够理解文革年代的中国外交重要的不是某些激烈的言辞，而是要看实际的行动，周氏还有意地把话题转到了当时正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对此，基辛格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记述当时的情景：
午餐过后，周恩来把话题转向文化大革命。我委婉地表示，这是中国的内政问题。但周恩来继续说下去，坚持认为，如果我们要打交道，了解这出戏是有关键意义的。他的内心无疑很痛苦，但表情却显得很自然。他描述了中国既害怕官僚主义，又害怕过分狂热的思想感情，在这两者之间疑虑重重。他描述了那种在单一的思想信仰下成长起来的社会所处的困难，它一旦遇到许多不同的思想派别纷争于街头，就会使五十年来的斗争成果陷入危机。他再一次讲到他有两天时间被红卫兵围在办公室里……现在回忆起来，我还不大明白，周恩来为什么要讲这些事情，除非他想要表明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他与文化大革命无关，或者想说明这场革命已经成为过去。
在基辛格即将结束访问前，中美双方商定了两国今后秘密联络的地点 - 一法国巴黎，由尼克松信任的美国驻法国武官沃尔特斯将军和中国政府指定的驻法大使黄镇接头，尽管双方都认为不必再使用伊斯兰堡这个信箱了，但周恩来仍然提议：我们不妨偶尔继续利用一下巴基斯坦这个渠道，中国有句老话，不能过河拆桥。
一九七一年七月十五日，中美双方按照预先的约定，同时宣布了基辛格秘密访华的新闻公告。这一消息立即震撼了整个世界，造成了外交上的"尼克松冲击"，使各国政界和新闻界目瞪口呆，引发了国际局势的连锁反应。
内心震撼中平静下来。他十分清楚毛泽东发动的文革已经难以为继，必须设法为国家寻找新的出路。
在这种情况下，善于见机而作的周恩来开始有意识地把尼克松访华作为摆脱文革困局的一次机会，着手改换国内的政治气氛。他下令各地进行政策教育，降低宣传上反美的调子，清理街头上过左的标语口号，恢复在文革中被破除的老字号店名，等等。这种做法亦被毛所认可，因为当时毛被林彪事件弄得灰头土脸，也急于要在外交上打一个胜仗，来转移国内的视线，掩盖文革的败局。
当然，周恩来很清楚这样做在政治上十分敏感，因此格外小心翼翼，掌握其中的分寸，决不越出毛泽东所允许的限度。周氏这种临深履薄的心情，在西方新闻界因"乒乓外交"和基辛格秘密访华而对他备加称许后表现更甚。他深知这是最容易冒犯毛的地方，为此专门批评了新华社在《参考资料》上登载西方报刊吹捧他的文章，说："吹我的，读了讨厌"，要求今后切实改正。
同时在接待工作中，周恩来处处注意把舞台上的聚光灯照射到毛泽东的身上。在这次设宴招待基辛格一行的即兴祝酒词中，他特别强调：中美两国关系中断二十二年之后，现在在两国关系史上就要揭开新的一章，这应该归功于毛泽东主席和尼克松总统。用这种方式向外界表明：掌握中国外交的是毛而不是他，以免喧宾夺主，惹毛不快，招致猜忌。
周恩来与基辛格会谈中的重头戏是讨论尼克松访华公报的问题。本来这一点并不在原有的议程之中，中国鉴于中美双方存在严重分歧，对此早巳做了两手准备：争取谈成，双方发表一个联合公报，也做了谈不成不发公报的准备。而美国方面却担心如果尼克松空手而归，会在世人面前留下访华失败的印象，在美国国内无法交代。
为此，基辛格提出希望在他离华前，中美双方应对公报达成一个总的谅解，并提出了美方为此起草的联合公报草案。美方提出的公报草案中刻意强调双方的一些共同点，同时玩弄文字游戏，掩盖双方在重大问题上的深刻分歧，并在台湾问题上回避美国撤军问题，反而要中国承诺只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
对于美方的这一草案，周恩来当然不能接受，因为这只会给人们造成中国为了同美国和解，不惜以原则作交易的印象。这一点，也是毛泽东在考虑打开对美关系时最忌讳的地方，为此，周决定把美方的草案推倒重来，由中方另起炉灶，参照过去国共合谈在"双十协议"中采用的各说各话的办法，提出了一个打破国际惯例的写法：既明确写出双方的分歧，同时也吸收美方草案中某些可取之处，体现出双方的共同点。
但是，毛泽东对中方起草的方案仍不满意，认为发言权不大，一点神气也没有，甚至表示不必再搞什么公报了。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先是小心翼翼地劝说毛体谅美方的难处，然后表示坚决"按照主席指示修改"联台公报草案。随后，在草案中加了大段体现毛历来对国际形势的看法，诸如：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等等，对此，毛阅后表示满意，说写了他的一些老生常谈，有点神气了。
但这样一来，美国方面又提出异议，感到难以接受中国方面这一充满火药味的提案，表示尼克松无法在这种好像是审判美国总统的文件上签字。双方的会谈为此一度陷入了僵局。于是，周恩来又转而做美国人的说服解释工作，力陈这样写的益处，说："用尝守的外交辞令掩盖分歧的典型公报往往是放'空炮'，是祸根。公开地摆明分歧，就是解决问题的开始，也是通向未来的第一步。"
在周恩来的劝说下，基辛格转而领悟到其中妙味：公开地摆明分歧，会使双方的盟国和朋友感到放心，这说明他们的利益得到了保护：而且正因为坦承存在的分歧，双方一致的观点才显得真诚可信。于是，基辛格表示美方愿意接受中方草案的基本写法，但认为其中某些提法的表达方式还是过于僵硬，火药味也太浓，建议删掉这些话。
对此，周恩来表示理解，采取通情达理的态度，接受了美方的一些意见，特别是那些富有建设性的提法，从而打破了会议一度形成的僵局。其中最著名的例子，是基辛格在台湾问题上提出来的一个模棱两可的提法，即"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对这一立场不持异议"这一提法照顾了双方的颜面，暂时回避了分歧，绕开了影响中美和解的这一最大障碍。
在准备接待尼克松访华的问题上，周恩来一直煞费心思、小心翼翼地走钢丝，既要推动并且维护还十分脆弱的中美关系，完成中国外交政策的战略转变，进而促成国内政治气氛的改变，又要与对手美国人据理力争，处处维护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避免在政治上落下把柄。这一点在接待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黑格率领的先遣组一事上表现得尤为明显。
一九七二年一月四日，周恩来在会见到访的黑格时，黑格转达了尼克松和基辛格的口信，他在通报印巴局势时，称苏联正在大幅度地改变政策以包围中国，美国方面关心中国的"生存能力（Viability)"。在政治上十分敏感的周氏马上意识到黑格所流露出来的某种帝国主义情绪，随即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也很生气，说："包划中国！要他们来救我，那怎么了得！它替我们担心啊，是猫哭耗子！"
为了驳斥美国方面提出的这种有损中国国家尊严的观点，周恩来随即要外交部的翻译和专家们遍查各类辞典，他本人也动手核实有关的外文资料，在确实弄清"Viability"一词的准确涵义后，周恩来在同黑格的第二次会谈中，专门批驳了这种观点，强调说："为什么我们这样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的生存能力，要你们美国政府来关心呢？美国人在世界上就是习惯到处充当保护人。我要直率地说，这是一种帝国主义观念的反映，也是一种大国沙文主义观念的反映。我们是不能接受的。"黑格自觉理亏而表示收回这个用词。
稍后，黑格在上海时，因不懂中国的礼节而得罪了上海地方当局。恰好就在这时，美国政府发表了"两个中国"的言论。上海方面便借机来整黑格，向他提出抗议，并在接待上"降温"，处处给他冷脸子看，弄得黑格惶然不知所措，不过为了不影响尼克松访华，只好忍气吞声。周恩来得知情况后，感到做得太不像话，有损中美和解的大局。但因上海是文革派的大本营，除了江青、张春桥之外，根本不把别人放在眼里，周便直接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取得毛的表态后，立即从北京打来长途电话，点名批评上海的这种作法，指令接待工作要"加温"，并说毛特意关照给每个美国人送十斤糖果。这样一来，黑格一行才转恼为喜，满载而归。
然而，就在万事俱备，只待迎客之际，作为尼克松访华东道主的毛泽东突然大病一场，而且病得不轻，甚至一度陷入昏迷。这完全打乱了中国方面的接待计划。周恩来为此心急如火，非常担心已经迫在眉睫的尼克松访华出现变故，使两年来所在费的努力前功尽弃。但又一筹莫展，只好在表面上不露声色，一切还照原计划进行准备，同时积极组织对毛的治疗工作，盼望他能早日康复。
毛泽东这场大病事出有因，本书上一章已经提到，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林彪事件打击的结果。对林彪之死，毛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是，庆幸他本人逃过了有生以来最大的一场劫难。忧的是，林彪曾长期在政治上追随他，彼此之间的关系极深，剪不断理还乱。在这种情况下，林彪事件的发生，使得整个文化大革命成了一场闹剧，而且毛本人的形象也受到严重的损害，陷入极为难堪的境地。
这种精神上的重创和陷入困境后的焦躁，使得毛泽东的情绪颓唐，抑郁终日，内火攻心，终于病倒了下来。对此，毛的保健大大李志绥回忆说：
毛的体质上有了惊人的变化。在林彪的党羽陆续被捕，毛的安全确定后，他又像一九五六 (七) 年反右运动那样，一天到晚睡在床上，表情忧郁。毛话变得少了，无精打采，一下子苍老许多，步履迟缓，站起来的时候驼背得明显，睡眠更加差了。
令情形更加严重的是，毛泽东拒绝服从医生们的治疗，致使病情持续恶化，乃至一度昏迷休克。为此，主持整个接待工作的周恩来如坐愁城，因为尼克松访华日期在即，已经无法变更。如果毛不能露面的话，势必引起外界的各种揣测，使尼克松访华的效果大打折扣。虽然时间已经很紧迫，非常了解毛个性的周却很清楚对毛治病不能操之过急，强求只会适得其反。因此，在治疗问题上只是小心翼翼地婉言相劝：等待毛自己回心转意。
一九七二年一月二十五日，周恩来专门就治疗问题写信给毛泽东，说："您的健康，大家都在关心。治疗情况，我和东兴、耀祠、李志绥同志经常商酌。昨晚，江青同志谈及主席休息事，在这几天，建议主席可否少看或缓看电影，以便保证室中新鲜空气，请主席定夺。"毛在周等人的规劝之下，终于在离尼克松访华日期只剩下三个星期的时候，自己转弯，开始接受治疗。这样，大家才大大松了一口气。周氏更是如释重负，欣喜异常。李志绥在回忆录中对此这样描述道：
晚上，周恩来到游泳池，看到治疗见效，十分高兴，主动同我们照了一张合影，又说："我谢谢你们。我和小超大姐 (即邓颖超) 请你们吃春节饺子，外加一个大蛋糕。"临走前，周又说："二月二十一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到北京，你们一定要让主席恢复到能够会见。"
在尼克松访华期间，中国方面实际扮演东道主角色的是周恩来，而不是毛泽东。大病初愈的毛只是强支病体，象征性地会见了尼克松，海阔天空地吹了一通"哲学"问题后，便退居幕后，而把所有实质性的会谈和应酬统统交给了周恩来。
作为中国方面的前台主角兼总管，周恩来台前幕后，忙里忙外，将他本人的外交才能、风度和魅力发挥得淋漓尽致，和尼克松一起把举世瞩目的中美首脑会谈这出戏演出得有声有色。两人竞相利用电视传媒向全世界展示中美两国关系史从此揭开新的一页。其中周恩来通过尼克松夫人向美国人民赠送大熊猫的电视画面和尼克松主动为周恩来脱大衣的举动，都是被人们津津乐道，传诵一时的佳话。
然而，在双方的内部会谈中，凡是在重大原则问题上，周恩来都坚持中国的原则立场，据理力争，毫不相让。在国际形势问题上，他强调要首先解决印度支那问题的迫切性，敦促美国采取果断行动，早日撤军，不要拖泥带水，不要留尾巴。并打消美国希望中国对印支各国施加压力的幻想，重申："我们只有同情和支持他们的义务，没有干涉他们的权力。"
在台湾这个双方争议最大的问题上，周恩来坦率批评了美国不愿意去掉老朋友的想法，敦促尼克松在下个总统任期内解决台湾问题，"因为蒋介石已为时不多了"。当然，在这个问题上，周也表现出某种必要的灵活性，因为他很清楚解决双方之间的巨大分歧，不可能一蹴而就。所以当尼克松表示承认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在台湾的军事力量逐步减少直至全部撤出后，周并没有逼美方在废约、撤军、断交的问题上立即采取行动，而是留待时间去解决，贯彻实现了中方"坚持一贯立场，高屡建瓴，主动灵活，争取谈成，改善关系"的既定方针。
为了使中美会谈最终能够达到一个比较圆满的结果，周恩来还花了不少心思，设法排除美国政府内部白宫与国务院之间在对华政策上的矛盾给会谈带来的干扰。从一开始，他就对会谈的分工作了精心的安排，让中国外长姬鹏飞单独同美国国务卿罗杰斯会谈双边关系问题。这样，既是两国外长之间的对等谈判，让人无可挑剔，并在实际上避免了罗杰斯参与周氏与尼克松举行的首脑会谈和中美联台公报的起草。
然而，作为一国外长不能参加毛泽东与尼克松的会见以及两国首脑的会谈，毕竟令人尴尬。为了安抚罗杰斯所受到的冷落，周恩来除了主动从中国方面解释了毛会见尼克松时没有让其他美国客人参加的原因，还另外设法进行补救，专门召开了一个全体会议，通报各对口会谈的情况，虽说会上并没有多少话可说，但还是多少缓和了一下僵局。
稍后，在得知罗杰斯及国务院官员对已经达成协议的中美联合公报挑出不少意见，准备借机大闹一番后，周恩来又在上海专门以毛泽东的名义去看望罗杰斯一行，赞扬美国国务院对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所做的工作，并特别提到美国驻日使馆早先为美乒乓球队访华开绿灯一事，从而化解了一场可能出现的风波。
尼克松访华以中美签署上海联合公报而告结束。以此为标志，中国成功地突破了文革后乃至建国以后外交上的困局，从开始的"一边倒"和后来的"反帝必反修"的自我孤立中走了出来，为自己创造了更大的国际空间，影响深远，奠定了日后中国融入世界，对外开放的基石。而且改变了二战后国际政治的格局，确立了中、美、苏的三角关系，取代了原有的两极冷战格局，给整个世界以重大冲击，由此揭开了结束冷战时代的序幕。
与此同时，通过这场举世瞩目的外交大事件，周恩来个人的国际声望也达到了其整个外交生涯的巅峰。一时间，整个世界为他的才能、神采和魅力所倾倒。虽然周本人总是不断地利用各种场台，一再提醒外界毛泽东才是中国外交真正的主角，从始至终掌握着中国外交的大政方针，整个西方外交界和新闻界却仍然按照他们的理解，把从文革冬眠状态下重新复苏的中国外交称为"周恩来外交"，继续连篇累牍地对他大加赞扬，而丝毫不知这种作法将会对周本人造成的伤害。
周恩来这种尴尬的处境，只有极少数西方政治家才能体会出来，观察到在上述一片"捧杀"声中，周氏内心的忐忑不安。尼克松便是其中之一。他在访华结束后，谈到对周恩来的印象时说："他是一个伟人，本世纪罕见的伟人。我感到惋惜的是，他生活在巨大的阴影之中，他总是小心谨慎地让舞台上的聚光灯照射在毛泽东身上。"
功高盖主
尼克松访华后，毛泽东发现西方各大报刊对周恩来好评如潮，把中国外交说成走"周恩来外交"时，不禁醋意大发，由此萌生了要整治周的念头。毛的这种想法，随着他发现周在实际工作中打着批判极左思潮的旗号，企图扭转文革以来国内政局的方向后而益发强烈起来。周由此大祸临头。
尽管周恩来行事如此小心翼翼，不敢有丝毫的疏忽，处处把自己隐匿在毛泽东的阴影之中，但到头来还是犯了中国政治上的大忌，因声名震主而在劫难逃。在尼克松访华以后，中国在外交上打了大胜仗，在国际舞台上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而且稳住了文革败局的阵脚，在政治上帮了毛的大忙。然而，为此出了大力的周氏非但没有受到奖励，反而因为在海内外声誉鹊起而招致毛的猜忌，大祸临头。
可以说，毛泽东对周恩来的不满由来已久，想整周的念头也不是一朝一夕了，但事到临头都被周氏一一化解。这与其说是由于周为人处世圆滑，善于自保，逢凶化吉，不如说他在政治上从来没有对毛构成过真正的威胁的缘故。本书在前面对此己经有所叙述。
长期以来，周恩来在中共党内的地位一直是第三号人物，这使得他能够在中共建国后频繁的党内斗争中相对超脱，避开了与毛发生直接的利害冲突。然而，林彪事件后，周却被历史推上了党内的第二把交椅，虽然这并不是他的本意，他也绝没有任何越位非分之想，不过这让嗜权如命的毛放心不下，必欲整治而后才能心安。
毛泽东本来就生性猜忌，林彪事件对他心理上的重创，使得毛更是变本加厉，疑心大起。他看到周恩来在林彪事件后，在内政外交上连连得分，在政治上越来越得人心，而他本人却受林彪事件所累，威望大为跌落，心里很不是滋味。
尽管毛泽东很清楚周恩来在政治上并无二心，但早已习惯于唯我独尊的毛决不允许任何人的威望超过他本人，哪怕是有这种可能也不行。尼克松访华时，毛非常注意西方舆论界对这件事的反应，不断让王海容、唐闻生等人收集翻译西方主要报刊有关这方面的评论。当毛泽东发现西方各大报刊对周恩来的好评如潮，特别是把中国外交说成是"周恩来外交"时，不禁醋意大发，而且简直是有些忿忿不平了。尽管周本人一再声言毛才是中国外交的主角，然而被林彪事件弄得灰头土脸的毛，却不能容忍让别人分享乃至夺走外交胜利的光环，由此萌生了要很狠杀一下周恩来威风的念头。毛的这种思法，随着他发现貌似忠顺的周恩来在政治上有异心，在实际工作中打着批判极左思潮的旗号，企图扭转文革以来国内政局的方向后益发强烈起来。
更让毛泽东感到事不宜迟的是，中共十大召开在即，在政治上面临着重新选择接班人的问题。党内外多对毛抬出王洪文这样的"儿童团"来作接班人感到接受不了。相反，主张由周恩来顺理成章接班的呼声却很高。这成了毛的一大块心病。他好不容易才把自已在病重期间向周交权的事抹掉，又怎么可能再把权交给他呢？
为此，毛泽东决定选择在十大召开之前，以"敲山震虎"的方式，狠狠敲打周恩来一下，拿他掌管的外交部开刀。这样，既可打掉周在外交上的威风，又可借机在政治上给他脸上抹黑，为抬出造反派出身的王洪文作为接班人铺平道路。
一九七二年六月，美国和苏联签订了关于防止核战争和关于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等协定。这是当时世界上的一件大事。为此，美国驻中国联络处主任布鲁斯求见周恩来，面交尼克松致周氏的信件，并通报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外交部为此起草了周会见布鲁斯的谈话要点，经周恩来修改后送毛泽东审阅。
一直想找题目做文章的毛泽东阅后，将周恩来所修改之处统统勾去，认为口气太软，腰杆不硬，并传话给外交部，说："与资产阶级联合常忘掉斗争"。这在中共党内斗争术语中意味着犯了右的错误。在文革那种凡事左三分的年代，这是分量很重的批评。
周恩来见状，知道这是毛泽东在有意敲打他。为了不使事情闹大，他遂立即采取顺守之道，表示接受毛的批评，改正错误。随后，他在与布鲁斯的谈话中，按照毛的口径，"采取了蔑视和批评的态度"，抨击了美苏在全球争霸，企图主宰世界的想法。不仅如此，他还在事后向毛补报了检讨，并送上他与布鲁斯的谈话手稿笔录，说"仍有错误，请即指正"，尽量以低首下心的姿态，化解毛来者不善的批评。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恰好就在这时，外交师主管对美关系的美大司就美国和苏联达成防止核战争协议后的世界形势写了一篇评论文章，刊登在外交部的内部刊物《新情况》第一五三期上。文章在分析美、苏之间既勾结又争夺的关系时，更多地强调了美、苏两国正在企图勾结起来主宰世界的一面。
其实，这并不代表周恩来对这个问题的全部观点，更准确地说，美、苏之间同床异梦，钩心斗角，在争夺世界霸权的问题上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是不言而喻的。不过，周氏看后认为其中有些分析写得不错，值得一看，便向外交部打了招呼，要他们参考这篇文章，重新修改一下关于美、苏签订防止核战争协定的内诸口通报。
当时担任"主席联络员"的两位小姐王海容、唐闻生获知这一情况后，立即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正在处心积虑敲打周恩来的毛这下抓到了继续往下做文章的题目，而且火气很大。平心而论，毛在实施"联美整苏"策略时，并不真正相信美国方面对中美和解的诚意，一直怀疑美国借此打"中国牌"，"踏在中国的肩脖上向苏联跳"。这次美，苏签订核协议，彼此之间打得火热，令毛有一种被出卖的感觉。
更令毛泽东大为光火的是，这次外交部搞出来的"屁文件"居然跟著西方的舆论跑，渲染什么"美苏主宰世界的气氛更浓"，根本不提他关于"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山雨欲来风满楼"的论断。在毛看来，外交部的这种做法，完全是周恩来在暗中与他唱对台戏，企图在外交上搞自己的一套。毛本来就因西方新闻界大加渲染的"周恩来外交"一直耿耿于怀，这样一来，更是火上浇油，非要大大发作一番不可。
于是，毛泽东决心施以重手，彻底打掉周恩来在外交上的威风。他在接获王海容、唐闻生报告的第二天，严厉地批评了《新情况》简报和外交部的通报，甚至使用了"放屁一通！"之类的粗话，以表达他的强烈不满。毛在大发一通火之后，仍觉得意犹未尽。七月四日，他又亲自召见负责起草中共十大政治报告的张齐悟和准备作为接班人培养的王洪文，在谈话中继续发挥，又把外交部狠批了一顿，虽然没有直接点名批周，但矛头所指已经呼之欲出。这里，不妨照录几段：
"都说此文不错 (指《新情况》第一五三期简报 - 一作者注)。我一看呢，也许我是错的，你们贵部 (指外交部--作者注) 是正确的吧！不过与中央历来的，至少几年来的意见不相联系。你们年纪还不大，最好学点外文，免得上那些老爷们的当，受他们的骗，以至于上了他们的贼船。凡是这类屁文件，我就照例不看。总理讲话也在内，因为不胜其看。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冲动，势必出修正。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
毛泽东这篇谈话，表面上虽是即兴漫谈，海阔天空，通篇重点却是冲着周恩来的。不过故意藏头露尾，指桑骂槐，要害的地方用语很重，露出杀气，已经大大超出了对一般工作中错误的批评，像"贼船"、"搞修正主义"的提法，都足以在政治上致人于死地。
其中有关"贼船"那段话，毛原话是这样说的：不要上乔老爷 (指乔冠华 - 一作者注)、姬老爷 (指姬鹏飞一 - 作者注) 的贼船。谈话记录后经毛的修改，删去了"乔老爷、姬老爷"的字样，改为现在这样。关于这一点，王海容、唐闻生后来在十一月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周时，特别向与会者作了说明，解释了"上贼船"这句话的来龙去脉，说主席当时用"乔老爷、姬老爷"的说法，指的就是周恩来，因为乔、姬两人当时连中央委员都不是，根本没有资格当贼船的老板，能够当得上贼船老板的只有林彪那号人物。
毛泽东在放出"上贼船"这番话来的时候，周恩来本人正在玉泉山接受治疗。一九七二年发现周患有膀胱癌后，由于没有得到及时的治疗，病情发展得很快。一九七三年二月初开始出现了肉眼血尿，整个事情已经无法再瞒下去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央不得不对周本人讲出实情，并批准医疗组的治疗方案。为此，周在三月十日住进玉泉山，接受了第一次榜胱镜检查。
尽管汪东兴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命令医疗组只准做检查，不准电烧，但是医疗组的专家们在这次检查中还是悄悄地给周恩来做了电灼术，烧掉了他膀胱内的癌症原发病灶。之后，根据专家们的意见，定期对周进行膀胱镜检查、电灼术和灌药治疗。
这次，毛泽东在"七四谈话"中对周恩来的敲打，周因当时正在玉泉山接受检查治疗而一无所知。不过他已经从在此之前毛泽东对外交部《新情况》简报"放屁一通"的批评中预感到某种不祥之兆。在这种小题大做的背后，一场政治风暴正在冲着他而来。于是，他立即采取主动，抢先作自我检查，以求能够多少缓和一下气势汹汹的事态。
七月三日，周恩来在准备到玉泉山接受治疗之前，写信给外交部党的核心小组和美大组各同志，根据毛泽东对《新情况》第一五三期简报所作的批评，承认他自己"在对美关系上没有能认真研究"，"更没有找你们务虚，讲些实质问题"，表示他应对此事负主要责任，并建议外交部"也应以此为鉴，发挥钻研商讨的积极性"。
在周恩来的带动下，外交部长姬鹏飞也以外交部党的核心小组的名义向中央写了检讨报告，承认外交部对整个国际形势的看这是"右的"，表示："我们在工作中没有很好领会和认真执行王南的指示，没有做好总理的助手，干扰了主席和总理，使我们深感沉痛 (重) 和不安。对于这一严重的错误，我们负完全的责任。"
七月四日当晚，张春桥在政治局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七四谈话"的内容。毛措辞严厉的批评，让不知内情的政治局委员们十分紧张，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周恩来当时刚刚做完治疗，见毛对自己主管的外交工作进行这样严厉的批评，不敢有丝毫耽搁，连夜给毛写检讨，并把他此前写给外交部的信和外交部的检讨报告找出来一并报送给毛。周在信中检讨说：
这些错误与我的政治认识和工作方式有关。我在七月二日晚得到海容同志通知后，就于三日晨写了一封检讨信给外交部同志。现因不及再写，特将给外交部同志信要回附上，作为初步认识。待主席阅后，拟再向政治局报告。
为了化解毛泽东来势汹汹的批评，周恩来随后又放下手头上其它工作，全力应付这件事，设法消解毛的火气。周恩来这种主动请罪的姿态，弄得原本还想进一步大做文章的毛洋东一时不好再搞下去了，只好暂时住手，表示："检讨不要写了"。不过，毛还是存心给周审牵地抹了一笔。他对周的信作了批示，说："此种顽症，各处都有，非个别人所独有，应研究改正办法。"并下令在政治局会议上传阅。
接下来，毛泽东似乎还嫌这样做得不够，又授意负责起草中共十大政治报告的张春桥把他在"七四谈话"中批周的点睛之笔一"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出修正"的意思，写入十大报告之中。通过此举，毛泽东不仅给周恩来的脸上刻上了"右倾顽症"的标记，并且在十大政治报告中立此存照，为其后继续做文章留下了伏笔。
果然，批周这场戏并没有结束，更确切地说，才刚刚拉开序幕。四个月后，在毛泽东的一手策划下，已经在劫难逃的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被加上"莫须有"的罪名，遭到严厉的批判斗争，经历了其晚年政治生涯中最大的一场劫难。
顺便一提的是，有关这次会议的原始记录，已经全部销毁。事情经过是这样的：周恩来临终前，曾向邓颖超谈了对身后最不放心的两件事，一件是伍豪启事，另一件就是七三年批他的政治局扩大会议，讲了这次会议给他加的种种罪名，要她留心。文革结束后，邓颖超和叶剑英联名向中央写信，要求给这件事平反，经由华国峰批准，胡耀邦出面查找到后全部销毁。这件事情的前后经过，作者是根据对有关当事人的采访，参考一些当事人事后的回忆或揭发材料以及相关档案综合而成的。
政治局批周会议
事情的起因还是出在中美关系上。毛泽东抓住周恩来与基辛格会谈中的"纰漏"，亲自出马，为蓄意已久的批周敲响了开台锣鼓，指周对苏联怕得不得了，擅自接受了美国的核保护伞，如果苏联人打进来了，他要当儿皇帝！随后下令政治局召开会议，批判周的"右倾投降主义"。周由此经历了晚年最大的一场劫难。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中旬，基辛格第六次访华，而且是首次以美国国务卿的身份前来的。按照以往的惯例，周恩来总是先陪同毛泽东会见基辛格，由毛定下调子，然后再同美方举行正式会谈。这一次多少有些不同。十一月十一日，周先与基辛格举行了第一轮会谈。由于不久前刚刚挨过毛的敲打，周在会谈中表现得十分谨慎，主要是听取美方通报情况，自己不轻易开口表态，只是在基辛格恭维他时，周才打断了基辛格的话，表示："你过誉了。这些话可以用在毛主席身上，我作为战友向他学习，但学得不够。"
十一月十二日，毛泽东会见了基辛格，谈话的主题是"联美整苏"。作为精明而有眼光的政治观察家，基辛格已经觉察出这次会见时的气氛异常，他在日后写的回忆录中，对毛刻意要让外界了解他才是中国外交真正的主角这种心态作了惟妙惟肖的描述，这为周恩来遭受随之而来的横祸，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历史注脚。基氏这样写道：
1973 年 11 月 12 日，星期一，我们开始明白在这次访问中为中国外交政策规定官方路线的并不是周恩来。新奇的是，毛泽东用明确的语言代替了他通常使用的、富有特点的隐--虽然他的谈话和我前两次同他会见时一样是简短的、苏格拉底式的。这一次，他不想让周恩来为他转弯抹角的话补充实质性内容；他要代替周恩来担任明确阐明政策的角色。他并不满足于指明总的方向；他打算把路线图也画出来。
周恩来当然更会注意到这一点，知道毛泽东近来对外交工作的敲打，火气是来自嫌他在外交上喧宾夺主，抢了锋头，要向外界显示毛本人才是中国外交政策的制定者。这才是毛接连批评外交部的真正原因。在这种情况下，周在随后同基辛格的会谈中，更加谨言慎行，处处把毛放在前面，同时严格按照毛谈话的口径，表态回答问题，并没有失当之处。
会谈中，基辛格按照以往惯例向中方通报苏联军事动向，对外传苏联准备对中国的核设施进行外科手术式打击的报导，采询中美军事合作的可能性，其中包括互通情报、向中国出售武器以及建立防止核战争的"热线"等内容。为人一向谨慎的周恩来当然知道兹事体大，在请示了毛泽东之后，答以：此事现在不谈，等打起仗来再说。双方谈得既坦率，也还融洽。按照预定日程，基辛格将于十一月十四日晨结束访问，启程回国。
然而，就在这次访问的最后一刻，突然横生枝节。十一月十三日在告别晚宴结束后，基辛格临时提议，希望再同周恩来举行一次单独会谈，继续讨论一下中美双方的军事合作问题，正是这次临时会谈，触发了一场对周恩来酝酿已久的批判斗争，演成中国政坛上的一场轩然大波。
对此，中国大陆官方的出版物一直讳莫如深，或者故意语焉不详，一笔带过，把一切责任通通推到江青为首的"四人帮"身上，而为真正的幕后主使毛泽东遮掩开脱。这是因为在政治上有难言之隐的缘故，因为它不可避免地涉及到毛、周关系中令大陆官方极为尴尬的一幕，以及刚刚复出的邓小平在批周时所扮演的角色和其后获得重用的原因。
现在该是还其历史本来面目的时候了。
如果说毛泽东在此之前，一直想整周恩来，但苦于找不到什么像样的借口而屡屡搞不下去的话，那么这次他确实抓住了周的"辫子"，显得"师出有名"。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十一月十三日晚，当基辛格提出临时动议后，周因事起仓促，来不及请示毛，而作为东道主也不便回绝客人的提议，便连夜与基辛格就中美双方军事合作的问题又举行了一轮会谈。当时只有中方的翻译唐闻生和美方的温斯顿·洛德在场。会谈结束后，周当场并没有表态，只是表示要请示报告中央，在基辛格早晨登机前再给予答复。
然而，令人感到蹊跷的是，事后证明，周恩来并没有请示毛泽东，便在第二天早晨答复了基辛格，表态说：中美军事合作的问题，双方今后可各指定一个人继续交换意见。这就是后来指周在对美外交中犯了"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事先不向毛泽东请示，就擅自接受了美国核保护伞的由来。于是，根据毛的提议，在政治同内部展开了对周的批判斗争。
这里让人有些不可思议的是，一向奉命唯谨的周恩来办事竟会如此疏忽。这实在是与他一贯的行事风格判若两人。周氏办外交的一大特点，就是历来谨慎小心，总是强调"授权有限"，反复以"外交无小事"来提醒外事部门，而他本人又怎么会在事关中美军事合作这样敏感的问题上擅作主张呢？况且他刚刚挨过毛泽东的批评。
如果说毛泽东对周恩来"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的批评有几分道理的话，那么他只有"小事天天送"的问题，而绝无"大事不讨论"的可能。实际上，长期以来，周总是有意无意地让人感觉到他只是一个忙忙碌碌的"事务主义者"，借以避开揽权独断的嫌疑。这正是周能够与毛共事多年而始终安然无恙的要诀之一。
因此，无论从哪方面来说，周恩来在这个问题上都没有理由不光请示毛泽东就自己擅作主张，其中显然另有隐情。虽然后来周氏在接受批判时，吞下了这颗苦果，但内心有难言之隐却是让人可以看得出来的。据当时担任周处理对美事务主要助手的乔冠华回忆，十三日夜与基辛格的单独会谈刚一结束，周就挟着皮包匆匆离去。一直在外面等候的助手们都以为他一定是有重要的事情要去请示毛泽东。可是，从专门记载他每日活动的《工作日志》来看，周却在这之后莫名其妙地审查起毛泽东会见基辛格的电视记录片来。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周恩来做出这种鬼使神差、不合情理的事情来呢？倒是负责照料他日常生活的警卫秘书在《走下圣坛的周恩来》一书中，道出了其中的隐情 - 一原来周当时曾打过电话向毛泽东请示，但被告以"上帝正在睡觉"。由于警卫工作的性质，不可能了解整个事情的来龙主脉，因而他们在书中谈到批周这件事时，把时间和地点弄得有些张冠李戴，不过他们回忆当时周恩来在打完电话后的情形还是可信的。
记得周恩来当时很犹豫。毛泽东在尼克松访华前夕刚生过大病，休克了一段时间，身体还没恢复。周恩来在办公桌旁走了好几圈急步，正是人们常讲的"团团转"，因为事情很急，不能等。最后，周恩来下决心承担责任，拍板作了决定。
事实也正是这样。在外人看来，周恩来表面上好像是在深夜审查基辛格访华的电视纪录片，其实是在得知毛泽东已经睡下后，正着急地等候消息，考虑下一步该怎么办。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毛在战争年代养成的生活习惯是夜间工作，白天睡觉。由于他经常失眠，所以睡觉对毛来说是件头等大事，常常因为睡不好觉而大发脾气。因此当毛睡下以后，周一向不去打扰。在这种情况下，他在十三日深夜和基辛格谈完后，为是否为这件事叫醒毛心里很踌躇。但事情又很急，不能等，所以才急得"团团转"。
当然，这里也不排除毛泽东以睡觉为借口来挡驾周恩来，就像当年用同样的借口来挡驾即将大难临头的彭德怀、刘少奇一样。不过，周当时似乎并没有从这一点出发来考虑问题，思量再三之后，最后还是按照在工作中一直恪守的规矩：当毛睡觉时，除非万不得已，决不惊动他。同时在情急之下，他采取了某种临时变通的作法，由他自己拍板作了决定。
当然，周恩来还是考虑到这样做的后果，所以，第二天在给基辛格的答复中，说的是活话，避免做出任何具体的承诺，只是表示中美双方指定专人对此继续交换意见。应该说，这样做并没有越出作为一国总理的职权范围。
毛泽东似乎正在等待着周恩来迈出这一步。他虽然深居简出，各种消息却很灵通。在十一月十四日基辛格离京的当天晚上，他就把两位小姐王海容、唐闻生找去"谈话"，并让她们立即整理出周恩来与基辛格的谈话记录，从中找出了整周的把柄。为了不让周这回轻易滑过去，老于权谋的毛还授意王、唐二人不露声色地找周本人"核实"谈话记录。周当时完全被蒙在鼓里，还以为只是技术性的问题，并没有在意。
随后，根据毛泽东的旨意，王海容、唐闻生二人四处散风，说总理在这次会谈中闯了乱子，被苏联的原子弹吓破了胆，没有请示报告主席，就向美国承担了搞军事合作的义务，接受了美国的核保护伞。
十一月十七日，毛泽东亲自出马，为蓄意已久的批周恩来敲响了开台锣鼓。他在召集周恩来以及外交部有关人员的谈话中，严厉批评这次中美会谈公报"并不怎么样"，说：有人要借我们一把伞，我们就是不要这把伞，这是一把核保护伞。毛并放出很话："当着你们的面讲，政治局开会，你们可以来，在后面摆一排椅子，谁要搞修正主义，那就要批呢！你们要有勇气，无非是取消你们的职务。"
根据毛泽东的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随后连续召开会议，"批判周、叶的修正主义路线问题"。其中主要是批判周恩来在外交路线上的"右倾投降主义"，参加会谈的叶剑英也成了陪绑，被指在同美国军方人员会谈时"右倾软弱"。这是毛泽东亲自为会议定下的调子。
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大张挞伐，周恩来虽在党内斗争中久经沙场，似一开始还是措手不及，缺少足够的精神准备，弄不清楚毛泽东为什么如此大动干戈。更令周氏难堪的是，毛竟让他本人来主持批判自己的会议。不过，善于采行顺守之道的周恩来马上采取主动，一面向毛作出检讨，一面又在政治局会议上以介绍这次中美会谈情况的方式，解释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试图化解来势汹汹的批判势头。
十一月十八日，周恩来写信给毛泽东，报告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毛对中美会谈的批评和进行讨论的情况，并尽量根据自己的认识作了检讨，说："美国以苏向东吓唬我们，要我们当心，想套住我们，便于美苏争夺或暂时勾结中做筹码，我们不能受骗上当"，检讨承认他自己"在这次会谈中做得不够"。
信发出后，周恩来担心这样说的分量不够，又赶紧补送一信，按照毛泽东的调子，给自己戴上"修正主义"的帽子，说："应指出，目前的危险是防右，要号召和提倡从中央起，中、青干部敢于斗争老干部的修正主义思想和右倾错误，并养成一种好的风气；要防止和批判国内资产阶级思想和作风对我们的侵蚀。"
周恩来的这种检讨，当然被毛泽东认为是没有触到疼处，企图敷衍过关，他需要的是彻底打掉周在外交上的威风，同时让他领教一下在政治上打出批极左的旗号，另搞一套是决然没有好结果的。早在一旁蠢蠢欲动的江青对毛的这一意图心领神会，率先在政冶局会议上向周恩来开炮，想趁机在政治上把他搞臭。
江青在会上胡搅蛮缠，一会儿说周"左"，"是霍答"，"主张两个拳头打人"，没有执行好联美整苏的方针；一会儿又逼周交待在同美国人的会谈中究竟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道按毛定下的调子，给周恩来扣上"右倾投降主义"的大帽子，弄得周连话都讲不下去。
事情搞到这一步，完全出乎周恩来的意料之外。他一时难从接受上纲如此之高的批判，不大相信这是毛泽东本人的意思，还以为又是江青在无理取闹，所以开始时还尽量忍耐克制，希望毛能出来制止她的这种搞法。
后来江青上纲越来越高，指责周恩来"丧权辱国"、"蒙骗主席"，"给美国人下跪"，逼迫他承认犯了"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根本不由分说。周对这种在政治上对他的栽赃污辱，实在忍无可忍，当场对江青拍了桌子，说："我周恩来一辈子犯过很多错误，但是右倾投降主义的帽子扣不到我的头上！"
周恩来的顶牛，正好给了毛泽东大做文章的口实。毛随即下令扩大批斗会议的规模，并亲自拟订了列席会让的人员名单，除了让外交部的"四老四少"即姬鹏飞、乔冠华、黄镇、仲曦东和王海容、唐闻生、罗旭、章含之以及中联部部长耿枫参加以外，还饶行深意地提议让邓小平出席会议。
这样，批周的会议由原来的政治局会议改为政治局扩大会议，地点从钓鱼台搬到人民大会堂，会议的主持人由周恩来改为王洪文。毛泽东并指定由王海容、唐闻生担任他的联络员，通过他们进行遥控，直接掌握会议的进展。
从十一月二十五日到十二月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对周恩来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批判斗争。为了给会议加温，扩大会议一开场，就由唐间生介绍情况，并原原本本地传达了毛泽东批周的最新指示和最近一个时期以来对外交工作的批评，足足讲了八个钟头，调门非常之高，许多用语与毛对刘少奇、林彪所使用的一模一样。诸如：外交部是周恩来的"独立王国"，针插不入，水泼不进，等于文革前的旧北京市委；外交部不执行他的"山雨欲来风满楼"，"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外交方针，因此要对外交部"甩石头"。（"甩石头"一语，是毛在对付林彪时所采用的策略之一，意为发出警告一 - 作者注)，不仅如此，毛泽东还危言耸听地宣称：周恩来对苏联怕得不得了，如果他们打进来了，他要当苏联人的儿皇帝！
毛泽东这些充满火药味的提法，大有把周恩来从政治上彻底打倒的架势，使整个会议处于非常紧张的气氛之中。同时也使得周恩来猛醒过来，知道这并不是江青个人在和他过不去，而是毛本人的意思。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还不赶紧低头认罪的话，不仅于事无补，而且只会越闹越大，到头来咎由自取，落得和刘少奇、林彪一样晚节不保的下场。于是，周恩来只好强忍满腹的委屈，不再为自己作任何辩解，而是按照毛定下的调子，开始给自己戴帽子，往自己身上泼污水，接受会议的批判。
应该说，与会的多数人并非全都真心拥护毛泽东的批周指示，而是却对周恩来心存同情。会上对周氏无限上纲、围攻批斗的场面，特别是江青指着周的鼻子大骂的阵势，更是让一些刚刚进入中央领导核心的工农代表心惊肉跳，不寒而栗。
但是，多数与会者慑于毛泽东的威严，在政治压力下，为了自保而赶紧和周恩来划清界限，表态拥护毛的决定，跟着往同身上泼污水，上纲上线，痛加批判。在会议的发言中，"卖国"、"屈膝投降"、"目无中央"、"蒙骗主席"等一类提法，比比皆是。此外，还有人乘机泄私愤，翻历史老账，借批周来洗刷自己，狠狠踹周一脚。
这种墙倒众人推的场面，周恩来虽然久经党内斗争的风雨，伹还是有些吃不消，为此精神压力很大，心情沉重，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不过，他理解会上多数人的苦衷，是在奉旨行事，所以并不计较，因为他本人就曾不止一次地扮演过这样的角色。两年后，当时参加批判会的乔冠华向已经病重的周氏当面检讨这件事，请求他原谅时，周表示："这不是你们能左右的事"，"那是总的形势，大家都讲了嘛，你在我身边工作几十年，又管美国这一摊，怎么能不讲呢？再说，我也有失误，也不能说不能批评我。"
江青为首的文革派一干人在会议中扮演了核心角色。会议开始时，江青提议并经毛泽东批准，成立了一个批周的"帮助小组"，由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汪东兴、华国锋六人组成。每次开会前，江青等六人连同毛的两位联络员王海容、唐闻生，都先在钓鱼台开小会，商量在会上如何贯彻毛的意图，引导会议批周。会后，他们又在一起凑着，研究怎样向毛汇报。开过几次会议后，华、汪两人便退出，剩下清一色的文革派一干人，这便是"四人帮"正式形成的开始，钓鱼台也由此成为他们的代称。
周恩来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当时的情况说：周恩来挨批判期间，当然由王洪文主持会议。周恩来在家等候通知去参加会议，不必再提前到达会场。散会时，他亦"知趣"地即刻离开大会堂回家，因为有人留在那里商量下一步对付周恩来的办法。这本没有什么不正常，问题是，往日谁见了周恩来都会主动热情地打招呼，如今有些人则尽力回避，即使正面相遇也表现冷淡。
会上，一心想在政治上露峥嵘的江青已经不满足于毛泽东所定下的调子，只是批判周恩来在外交上的"右倾投降主义"，而是要抢到在政治上整倒周氏的头功，就像毛曾一再表扬过的她在反对刘少奇、林彪的斗争中所扮演的角色一样。为此，江青仿效毛斗倒刘少奇的手法，把批周的调子提高到"路线斗争"的高度，称"这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同时又把毛在一九七二年初病重时向周恩来交权的事情翻腾出来，反指周"迫下及待地要取代主席"。
江青此举，果然语惊四座，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投放了一颗重磅炸弹，与会者听说周恩来竟然逼毛泽东交权，虽不大相信，但因江青是会上"帮助小组"的主角，而周本人又缄口不语，于是不得不跟着批，纷纷升高了批斗的调门。这样一来，会上的气氛更加紧张，给周加的罪名越加越大。按当时的情形来看，加给周恩来的这两条罪名坐实的话，已非被打倒不可了。这给批周这出戏的幕后导演毛泽东出了一道今后如何收场的难题。
应该说，毛泽东对于一直作为自己在政治上"炮手"的江青心情很矛盾，既欣赏她敢打敢冲的性格，也十分了解她为人的弱点一 - 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毛虽决意要狠整一下周恩来，但只是想给他点颜色看看，打掉他的威风，却无意彻底打倒他。
毛泽东这样做并非想对周恩来手下留情，而是在政治上的代价太大，得不偿失，不只会给林彪事件后已经风雨飘摇的政局造成重大的冲击，而且更重要的还在于把周恩来一脚踢开之后，由谁来取代他的角色来管理这个庞大国家的日常事务。这是毛泽东在林彪事件之后，对周戒心大起后一直在考虑的问题。可以说，正是出于这种考虑，毛泽东才决心把邓小平解放出来，让他重返政坛。
邓小平在会上的角色
邓小平揣摩出毛泽东点名让他参加批周会议的用心。为了让自己的考试及格，在政治上更上一层楼，邓在发言中对周做了违心之论，话虽不多，分量却很重，仅仅几句话就把毛对周的欲加之罪讲了出来，而这恰恰是让周恩来深感委屈的地方。邓并非不知道这一点，但为了重新获得毛的信任，还是昧着良心讲了出来。
在说明邓小平在批周会议上所扮演的角色之前，首先需要澄清一个问题。长期以来，人们有一种误解，认为周、邓之间的个人关系很好，邓小平的复出是周恩来起的作用。事实上并非如此：从政治上来说，邓小平与毛泽东有着更深的关系。邓一直是毛的人，可以说是毛一手扶植起来的。毛很看重这一点，不但在文革之初，就是在后来批邓时，始终都对邓留有余地，提议"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而邓小平在后来否定文革时，压制党内胡耀邦等人公开批毛的主张，仅从个人原因上来说，固然有充当"中国的赫鲁晓夫"之虞，恐怕更重要的还在于他与毛泽东的关系毕竟太深了，一损俱损，邓不愿背负弃主忘恩的骂名。
至于周、邓两人的关系，虽说从历史渊源上来说，他们很早就相识，但两人之间的关系却并不像人们所想像的那样密切，原因在于他们在中共党内斗争中的经历大不一样，在以毛划线的站队中立场完全不同。按照延安整风时的划分，周恩来是党内经验宗派的代表人物，而邓小平则是毛派的头面人物。不仅如此，在建国以后的权力格局中，邓更成为毛泽东手中挟制周的一张王牌。了解这一点，对于理解周、邓两人在政治上和而不同、同而不党的复杂关系非常重要。
周恩来、邓小平二人同是出身于中共党内的旅欧派，不过当时邓的年龄尚小，还是个玩心未泯的少年；而周则在五四运动中已经崭露头角，一到欧洲便很快成为中共党团组织的领袖人物。两人在年龄、气质和兴趣上有不小的差距，明显不是在同一个层次上。回国后，周长期在上海中央工作，而邓则在下面闯荡磨练。在中央苏区时，两人又碰到一起，不过周是临时中央派之牵制毛泽东的钦差大臣。而邓则跟毛很紧，成为苏区毛派的头子，眼着毛一道挨整。
毛泽东格外看重这一点，对邓小平精心扶植，由此奠定了邓一生的际遇。在延安整风时，周恩来作为"教条统治的帮凶"，遭到整治；而邓则是党内著名的毛派人物，受到重用，一路扶摇直上。尽管邓本人是政工出身，对军事工作不大在行，却被委任为统帅二野、三野两大野战军的总前委书记，锋头甚至超过林彪。
建国后，毛泽东顾忌周恩来担任政务院总理，同时又兼政府总党组书记的权力太大，很快便调"五马进京"，邓小平是其中之一，出任政务院副总理，分周的权。八大后，毛更是安排邓以总书记的身份总揽全局，在政治上牵制刘少奇和周恩来。
周恩来、邓小平二人这种截然不同的政治经历和在权力格局中的相互关系，决定了两人在长期的合作共事中，虽说不是对头，老死不相往来，但也难以建立起亲密的关系，更多的是井水不犯河水，在表面上客客气气的背后，彼此都心照不宣。毛很清楚周、邓二人之间的这种关系，眼下想利用的正是这一点。
在毛泽东看来，在林彪事件以后，党内只有邓小平才真正具有在政治上挟制乃至取代周恩来的实力，就像当年中共八大以后，指派邓以总书记的身份挟制周一样。不过让毛踌躇的是，邓在文革中曾被打入冷宫多年，他能否不记旧账，甘心为自己听用，成为对付周的一张王牌，还有待观察。这就是毛之所以点名让邓小平出席这次会议的原因所在。此外，老于权谋的毛还有更深一层用意，那就是有意借此在周、邓两人的关系中打入一个楔子。
为了不让江青打乱自己的部署，同时也看到周恩来已经被整服，毛泽东遂又换了一副面孔，出来纠"偏"，给批周的政治局扩大会议降温。其实，工于心计的毛早就为此预留了转圆的余地。就在他对周大兴问罪之师的同时，又故作姿态，让王海容、唐闻生传话，提出"要开成一个团结的会"。这次，毛一方面对这次会议表示满意，认为开得很好，讲清了问题；另一方面，又不指名地批评了江青，说："就是有人讲错了两句话。一个是讲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也不是。对总理可以批评，林彪就不行。一个是讲总理迫不及待，他不是迫不及待，她自己 (指江青一 - 作者注) 才是迫下及待。"
毛泽东还针对江青准备将会议的内容捅向社会的作法，通过王海容、唐闻生二人传话说：不能搞红卫兵上街贴大字报，打倒总理、叶帅的那一套，要内部开会解决。又要批评，又要工作，几个老同志和他自己，都是不久于人世的人了。
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在会上扮演了引人注目的角色，尽管他这时还只是一个列席会议的普通中央委员。为人精明的邓当然看出毛泽东点名让他参加这次会议的用心，是对他的一次观察和考验，期待他在批周的会上作出有分量的发言，讲出毛想要说的话来。只有这样，才能戴罪立功，在政治上更上一层楼，就像只有当他表示"永不翻案"之后，毛才会高抬贵手，把他从江西的流放之地召回北京一样。
为了让自己的考试及格，邓小平对他在会上批周的调子颇费了一番心思，用心揣摩毛泽东的心事，而且一直按兵不动，直到会议快要结束时才作了发言。他的发言简明扼要，切中要害，既讲清了周恩来问题的性质，并不是像江青所说的"迫不及待地要取代主席"；又对周提出了"忠告"，道出了毛对周的疑虑和担心，说：你现在的位置离主席只有一步之遥，别人都是可望而不可即，而你却是"可望而可即"，希望你自己能够十分警惕这一点。
应该说，邓小平的这番话虽然不多，分量却很重，仅仅几句话就把毛泽东对周恩来的欲加之罪讲了出来，而这恰恰是让周深感委屈的地方。而且因为这是违心之论，比江青加的罪名，更让周有口难辩。邓本人并非不知道周对毛一贯尽忠守分的为人，但为了重新获得毛的信任，还是昧着良心讲了出来。当然，邓小平是个聪明人，这番话点到即止，随即转移话题，着重谈了他对国际战略形势的看法。
毛泽东非常注意邓小平在会上的态度，而且有意在会前不点明邓是否应作批周的发言，借以观察他的态度。会议进行中间，他专门向王海容、唐闻生了解邓的表现，一再追问他发言了没有。后来，当毛得知邓没有辜负他的期望，在会议末尾出来批圃，作了有分量的发言，正好说出了他想说而又不便说的意思后，大为赞赏，高兴地说："我知道他会发言的，不用交待也会发言的。"不仅如此，毛还一时兴起，想马上把邓找来彻夜长谈，只是因为当时已是深更半夜，一时找不到人，只好作罢。
经过这番观察和考验，毛泽东决定对邓小平委以更重要的职务，以便在政治上挟制乃至取代周恩来。半个月后，他亲自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八大军区司令员互相对调的问题。会上，毛再度点了批周的问题，说：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这回不敢了吧？
不仅如此，在有各大军区司令员和政委参加的会议上，毛泽东当众又放出文革发动前夕屡屡说过的话来："如果中国出修正主义，大家要注意呀。"还话里有话地说："我还可以打一仗呢"，"一打来，就可以分清，谁是真正愿意打的，谁是勾结外国人，希望自己做皇帝的。"毛泽东并在会上宣布说："现在，请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发个通知，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政治局是管全部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我想政治局添个秘书长吧，你不要这个名义，那就当参谋长吧。"
"他做脸，我们做屁股"
批周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最后以周恩来俯首认罪，作了一个上纲很高的检讨而收场。一直在幕后指挥的毛泽东见周已被整服，又转而出来做好人，让会议期间传达他旨意的两位小姐背黑锅。两位小姐当然不服，遂在私下里说出这番话来。
这场轩然大波，最后以周恩来俯首认罪，强迫自己喝下种种难以下咽的污水后而收场。十二月四日，他向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了一个"上纲很高"的检讨。在此之前，周曾要求见毛泽东，当面做检讨，却被毛一口回绝，说没有必要，要检讨就在会上作。江青则以"帮助小组"的名义，责令周恩来必须自己动手写出检讨，其他任何人都不能插手。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只好把自己一个人关在办公室里，枯坐终日，对照毛泽东定下的调子和会上的批判发言，给自己上纲上线，进行自我批判。当年周在为"反冒进"问题写检讨时身边还有秘书帮忙，现在则连个帮手也没有。他曾向担任毛联络员的两位小姐表示，自己年纪大了，眼花，写字手发抖，记不下来会上别人批他的发言，想请她们帮他一下。结果遭到训斥，说他是企图通过她们摸毛的底。周只好作罢。
更让周恩来作难的是，现在别人对他避之惟恐不及，没有人敢给他通气，心里茫然无底，不知道究竟检讨到哪一步才算了结，只好一个人冥思苦想，最后索性照单全收，把会上安在他头上的种种罪名硬加给自己，才总算交出了书面检讨。为了打消毛对他的的疑心，周在检讨的末尾明白提出他本人只能作助手，政治局的工作应交别人主持。
周恩来这种低首下心、唾面自干的姿态，终于使得毛泽东高抬贵手，又像当年延安整风一样，对他网开一面。毛对周的检讨作了批示：可以了。不过，毛仍下令要在外交部和军委传达讨论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内容，把周恩来在外交路线上的错误批透，改变"跟人不跟线"的状况，意在外交系统中把周彻底搞臭。江青为首的文革派一干人也不甘心就此罢休，执意要把周扳倒，四处放风，交底打招呼，为倒周制造舆论。
这样一来，周恩来犯错误挨批的消息便在京城的政治圈中不胫而走，弄得沸沸扬扬。可是，毛泽东似乎仍觉意犹未尽。十二月九日，他在会见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时，特意用说反话的方式，将这一情况透露给外界。毛当着外宾的面，谈笑风生地说：总理啊，你挨整啦，听说他们整得得不亦乐乎啊，说是你爱插我的话，弄得你现在都不敢讲话了，把我搞成了一言堂，等等。
然而，毛泽东毕竟对他本人在这件事中所扮演的角色心里有鬼。为了开脱自己，毛又在这次会见时的谈话中嫁祸于人，让他的联络员王诲容、唐闻生背黑锅。他指着王、唐二人说：她们整我，整总理，在我头上拉屎撒尿，将来就是要说她们整总理。对此，王、唐二人当然不服，在私下里发牢骚说：这是毛的一贯作法。"他做脸，我们做屁股"，"他要我们去批总理，批完了，他给总理台阶下。"
周恩来最后总算是逃过了这场劫难，但在精神上和肉体上所遭受的折磨和打击，却是十分沉重和难以愈合的。在这段挨整的日子里，已经年逾古稀并且身患癌症的周氏，面对种种横加的上纲高得可怕的罪名，而且明明是欲加之罪，却无处申说，只好打落了牙齿往肚里吞咽，满肚子的委屈和苦水，甚至连对自己的妻子邓颖超也不能吐露一点，只能全部憋在心里。为此精神上非常痛苦，心情极度抑郁。这期间，他几乎变了一个人，脸色很难看，一天到晚呆坐在屋子里，不说一句话，甚至连胡子也不刮了，人一下子苍老了许多。周恩来的保健医牛张佐良回忆当时的情形说：
这期间，周恩来的外事活动极少，其它的会议也不多。他的心绪不会好是很自然的，一天到晚脸绷得紧紧的没有什么表情，少言寡语，如坐愁城。他不刮胡子，不理发，回家后呆在办公室里，进餐也大多在办公室，偶尔与邓颖超同桌吃饭，也听不到老俩口的说话声，搞得整个西花厅的气氛很沉闷。
跟随周恩来多年的卫士长张树迎回忆道：
总理有近半个月的时间神情忧郁，落落寡欢。那些天中南海里天天开会 (应为人民大会堂一 - 作者注)，每次开会回来总理面色都很不好，但他什么话也不说，只是饭量锐减，常常一个人默默地坐在那里想心事。
在政治局扩大会议接受批判期间，周恩来在遭受精神折磨的同时，他的病情也明显加重，饱受病痛的煎熬。本来，在这次基辛格访华前，就已经发现他的膀胱癌复发，小便的颜色变深，接下来又出现了血尿。但相应的治疗工作却因这场平地风波而延宕下来。
会议期间，周恩来因无端蒙冤受辱，心情郁结而使得病情加速发展，体内的肿瘤细胞长得很快，侵犯了周围的血管，造成溃烂出血，膀胱里积存了大量血液，凝结成血块，堵住了尿道口。他每次上厕所都很痛苦，要化很长时间，用力晃动身子才能排出。扩大会议后期，周的病情已经很重了，常常在厕所里半天出不来。在这种情况下，会议只好暂时休会等待。为此，江青、张春桥还斥责周故意耽误时间，对抗会议的批判，又给他增加了一条新的罪名。
毛泽东在下令政治局扩大会议停开以后，心里并没有真正打消批周的念头，而是在考虑另外做文章的题目。江青一干人更是不肯善罢甘休，打定主意要扳倒周恩来，为政治上全面接班扫清道路。四此，一九七三年岁末的中国政局依然是暗潮汹涌，山雨欲来。
仅仅一个月后，毛泽东就在幕后发动了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的批林批孔运动，由江青在前台唱主角。这场来势汹汹、令大多数人当时迷惑不解的政治批判运动，很快便在表面文章之下显露出了本来面目：名为"批林批孔"，实则批"党内大儒"周恩来，而周这时已是重病缠身，来日无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