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林彪之死的致命一击
庐山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决计继续在陈伯达身上做文章，随即在党内发动了"批陈整风"运动。这场运动从一开始就是冲着林彪而来的，采用的手法是敲山震虎。实际上，如果不是因为陈伯达在政治上投靠林彪，毛纵然对他再不满意，也不至于如此大动干戈，因为陈毕竟跟随毛多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况且在文革之初为斗倒刘少奇冲锋陷阵，确实出过大力。毛泽东本来就对林彪过分膨胀的权势戒心极大，这次庐山会议上发生的事情，更让毛认定林彪在政治上有野心，不安于位，急于抢班夺权，因此下决心解决林彪的问题，以绝后患。他之所以在庐山批陈时把林彪暂时分别出来，并刻意加以安抚，不过是一时的缓兵之计，因为他需要时间来考虑和部署下一步的行动：在这种情况下，陈伯达便成了箭靶子，就如同当年在文革之初为了斗倒刘少奇而先拿彭真开刀一样。
"批陈射林"的部署
庐山会议后，毛泽东一不做二不休，在病中作了批陈整风的部署。不过，他对批陈并无多大兴趣，只不过是个幌子，更着意的是如何把火引向林彪，削减和瓦解他在党内军中的势力，为最终拿掉他的接班人地位做准备。
对于批陈整风运动的矛头所向，毛泽东本人从一开始就不完全讳言，而且有意识地在中共党内领导层中吹风。他在庐山会议结束后返回北京时，在丰台火车站同北京市党，政、军负责人的谈话中说：陈伯达是船上的老鼠，看见这条船沉了，就跑到那条船上去了。当时参加谈话的吴德回忆说："毛主席这么说，使我意识到陈伯达后边还有人，不仅是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这些军委办小组的人，而是地位更高的人。我想到了林彪。"
庐山会议后，毛泽东对林彪的猜疑和提防，由于自身的被迫害妄想症而变本加厉，处处疑神疑鬼，陷入一种莫名的恐惧之中。
毛的保健医生李志绥在回忆录中详述了这一点。原来，毛在庐山会议期间因游泳受了风寒，到 11 月下旬病情越来越重，已经转成了肺炎。周恩来为此曾派了三名医生给毛看病。他们的诊断是肺炎。那时毛的被迫害妄想狂已经十分严重。毛一听就火了，说他们是林彪派来的，是按照林彪的指挥治病，连着发了两天脾气。周为此不得不把远在千里之外正在农村巡回医疗的李志绥紧急召回来。为了劝说毛泽东接受治疗，深知其脾气的李志绥只好谎称说："看来仍旧是老毛病，慢性支气管炎急性发作，只要打打针就好了。"听李这样一讲，正在盘算如何在政治上斗倒林彪而担心自己身体拖不过对手的毛一脸焦虑的神情立刻放松了，然后用双拳猛力扣击前胸说："林彪大约希望我的肺烂了。"为此，毛非常高兴，当夜还请李志绥吃了饭。
尽管毛泽东这次病得着实不轻，但却丝毫没有放松实施"批陈射林"的部署，相反由于这次生病更加强了他采取行动的紧迫感，很多重要决策都是在这期间作出的。九月中旬，毛批准中央成立了由周恩来，康生，李德生三人负责的陈伯达专案审查小组。随后，毛又把陈所把错误的性质上升为"路线斗争"的高度，定性为"反九大的陈伯达路线"。
鉴于林彪是靠搞个人崇拜起家的，毛采取了釜底抽薪的办法，号召党内高级干部学习马、列著作。十一月上旬，中共中央专门为此发出了通知。
实际上，还在九届二中全会的闭幕会上，毛泽东就有意旧话重提，讲了一通他当年交代罗瑞卿为党内高级干部选开马、列书目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对与会者说：这件事挂不上罗瑞卿的账，而是我的账。你们不了解情况，说是罗瑞卿扰乱了林彪同志来读我的著作。说到这里，毛又故意当众对林彪说：其实是我扰乱你，而不是罗瑞卿扰乱你。十二月间，毛泽东又在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谈话中，有意把对个人崇拜降温作为一个重要的话题，对林彪旁敲侧击，说："什么'四个伟大'(即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讨嫌！"毛的这一讲话随后发至全党学习。
在做思想舆论准备的同时，毛泽东还采取了组织措施，大大加强了江青为首的文革派的势力，以便与林彪的势力相抗衡。由于中央文革小组在九大后被拆了庙，江青这一派的人成了散兵游勇，除了空头的政治局委员外，在中央不再担任什么具体职务。为了改变这种局面，毛批准发出了《关于成立中央组织宣传组的决定》，康生任组长，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以及被毛所信任的纪登奎、李德生为组员，掌管中央的人事任免和宣传大权，在政治上形成了与林彪所掌握的军委办事组两军对垒的局面。
在舆论、组织两力面准备停当以后，十一月十六日，毛泽东批发了中共中央《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批陈整风运动从此在党、政、军领导机构中全面展开。其实，毛对批陈并无多大兴趣，只不过是个幌子。他更着意的是如何把火引向林彪，削弱和瓦解他在党内军中的势力，为最终拿掉他的接班人地位扫除障碍。用毛后来自己的话说是，庐山会议后他对林彪采取了程咬金的三板斧："抛石头"-一向下发批示、批语，砸向林彪所主持的军队工作；"掺沙子"一 - 向军委办事组里派人；"挖墙角"--改组北京军区。
鉴于一时没有抓住林彪本人的什么把柄，毛泽东便用敲山震虎的办法，先拿他手下的几员大将黄、吴、叶，李、邱等人。开完庐山会议后，毛先是有意让犯同样错误的汪东兴"主动"检讨过关，然后示意汪以他的名义给吴法宪等人传话，施加压力。可是当吴法宪、叶群仿效汪东兴写出检讨后，毛却又抓住不放，作了大段批示，严厉批评吴法宪"缺乏正大光明的气概"，叶群是"爱吹不爱批"，称"反九大的陈伯达路线"在军委办事组成员中占了上风，其中有些话，像"多年来不赞成读马列的同志"等，明显是冲着林彪而来的。对黄永胜，毛泽东也不再宠信，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弯，当众斥责他一天到晚不抓大事，不参不谋，骂得狗血喷头，说："什么总参谋长，打起仗来，我就是总参谋长！"稍后，毛泽东又一改多年来对林彪所主持的军队工作倍加称赞的态度，连续提出批评，要求军队"反骄破满"，纠正不正之风，利用冬季实行长途野营拉练，称"如不这样训练，就会变成老爷兵"。
批陈整风的前台主角
毛、林失和后，周恩来被夹在当中，充当和事佬，尽量缓和事态，维护党内的团结。在批陈整风运动中，他不想按照毛泽东的意图，对林彪手下的几员大将穷追猛打，更多地扮演了一个缓冲的角色。周这种居中调解的努力，毛、林双方却都不买账，连连碰壁。
在迅速扩及全党的批陈整风运动中，周恩来成为毛泽东手中对付林彪的一张王牌，在前台扮演要角，具体贯彻落实毛的意图。处在夹缝之中的周既无意违抗毛的旨意，也不愿过分为难林彪手下的几员大将，更多的是奉命行事，希望他们能够争取主动，尽快检讨过关。为此，他在九月下旬看到毛对汪东兴书面检讨的批示后，立即提议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在"想通了后，应给主席、林副主席写一书面检讨，揭露事实真相，与陈完全决裂，对党对己都很有利"。
但是，没有想到毛泽东却对吴法宪、叶群二人抓住不放，对他们的检讨作了措辞严厉的批示。这样一来，反而帮了倒忙，弄得周恩来很尴尬。他担心本来就有抵触情绪的黄、吴、李、邱等人会对毛有意放过汪东兴，却对他们没完没了，思想上想不通，产生更大的怨气，以至在检讨的问题上顶牛，令事情更加无法了结。于是，善于做调解工作的周氏主动把自己摆进去，批告黄、吴、李、邱四人，说毛"两个批示对我们都是最大的教育"，以便多少缓和一下毛的批示对他们所造成的精神压力。
但是，毛泽东发动的批陈整风运动决不仅仅是为了进行一场思想上的"自我教育"，而是另有所图。毛在接连"抛石头"砸向林彪党羽的同时，为了防患于未然，展开了被其称为"控墙角"的行动，目标是护卫京师的北京军区。其实，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并不是林彪山头的人，兼军区政委的李雪峰在文革运动中虽曾被陈伯达出面保过，但陈不过是奉命行事，两人并无更多的瓜葛。毛之所以拿北京军区开刀，是因为他深知京畿地区的重要，而庐山会议的风波又是从华北组首先闹起来的，北京地区不少党、政、军高级干部都卷了进去。这令毛实在下能放心。
善于抓题目做文章的毛泽东很快便从隶属于北京军区的三十八军党委检举揭发陈伯达反党罪行的报告中找到了"石头"，迅即作出批示，要求北京军区党委开会讨论"是何原因陈伯达成了北京小区及华北地区的太上皇？"并点名让黄永胜、李作鹏参加会议。根据毛的指示，十二月下旬，北京军区党委召开了扩大会议 (史称华北会议)。会议的气氛十分紧张，充满了火药味。江青按照毛的意图，在会上点了李雪峰的名，郑维山也成了陪绑。李、郑二人随之在会上成为众矢之的，非要把两人打成"陈伯达反党集团"的成员不可，而且株连了下面不少人，大有重新挑起华北各地派斗之势。
这种杀鸡给猴看的场面，让被毛泽东点名参加会议的黄永胜等人心惊肉跳，就连周恩来也为此感到不安，试图出面纠正这种过火的搞法。不过，周做得很老到，采取了弃李保郑的做法，以免与江青正面冲突。他在写给毛和林彪的报告中反映了华北会议出现的偏向，提出："如不注意领导，主张打倒的人会占多数，问题会扩大而不易深入，对立会加深而不利团结。因此，我们主张对郑维山同志和北京军区仍应一分为二。"
这以后，华北会议上的紧张气氛才算有所缓和。而这时毛泽东也认为改组北京军区的舆论已经做得差不多了，表示同意结束华北会议。于是，周恩来出面代表中央作了会议的总结讲话，宣布了关于改组北京军区的决定，由毛所信任的李德生、纪登奎二人出掌北京军区。
华北会议后，周恩来总算松了一口气，以为批陈整风运动这回该告一段落了，于是把主要精力放到全国计划会议上去，讨论制定一九七一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和第四个五年计划设想。这次会议已经召开了两个月，但由于批陈整风运动是当时政治上的"头等大事"，其他工作只好让路，所以种让一拖再拖。对此，周心里很着急，想尽快结束会议，以便各地贯彻落实会议精神，好好抓一下经济工作。
然而，这并不是毛泽东的兴趣所在。在把京畿地区牢牢掌握在手里，毛并不想罢手，继续对林彪手下的几员大将穷追猛打。二月十九日，他在周恩来请示结束全国计划会议的报告上又一次"抛石头"，点名批评黄永胜所主持的军委座谈会"开了一个月，还根本不批陈"。
毛泽东之所以这样抓住不放，其实并不是因为黄，吴、叶、李、邱他们真的"既不批陈，也不作检讨"，而是恼火他们在私下里订立攻守同盟，在检讨揭发中口径一致，把所有的责任都往陈伯达身上推，而绝口不提林彪。这种"舍车保帅"的抵抗，自然使得急于抓住林彪把柄的毛泽东一无所获，因而越发不肯罢休，非逼林彪本人出来检讨承担责任不可。
这样一来，又一次打乱了周恩来想集中精力抓一下国民经济工作的打算，而且再度被夹在当中，不得不设法在毛泽东、林彪之间的角力中周旋。对于毛的批评，他不敢怠慢，立即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向各地来京参加全国计划会议的党，政、军负责人进行了传达，并亲自为中央起草转发毛批文的通知。与此同时，他又约集军委办事组成员开会，商量如何进行检讨，"变被动为主动"，以便争取尽快了结此事。
为此，周恩来本人在政治局会议上带头作检讨，以他自己在历史上几次犯路线错误但仍得到毛泽东挽救的事实，现身说法，表示：在政治上犯路线、方向性错误，认识和觉悟总是要有一个痛苦的过程的，但"一旦觉悟了，就有了对反党分子王明的阶级愤慨而坚决批判揭发"。在他的引导下，黄永胜等人随即在会上作了检讨，沛又给手写了书面检查。周随后给毛写报告，尽量为黄、吴、叶、李、邱等人缓颊，肯定他们的检讨是"沉痛的"，希望保他们过关。
但是，毛泽东不理睬周恩来的说情，而是继续抓住这件事情做文章。他一方面对黄永胜等人的检讨批道："我认为写得都好，以后是实践这些申明的问题。"另一方面又通过江青传话给周恩来，提出要给黄永胜等人"创造一个机会，让他们把检讨给大家说一说。"这就是随后召开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的由来。
可以说，毛泽东此举是一箭双雕：既在更大的范围内把林彪手下几员大将的问题公之于众，又可借机把火烧向林彪，迫其出来检讨。用李德生在回忆文章中的说法是"毛主席要林彪出来参加一下即将召开的批陈整风汇报会，讲几句话，给他个台阶下。"于是，这个前往北戴河劝说林彪的差事便落得了周恩来的头上。
在庐山会议后最初的一段时间里，林彪虽然因为在政治上翻了车而弄得有些灰溜溜的，但因为毛泽东给他吃了定心丸，特别是"两年以后交班"的许诺，多少让一直为接班人地位不保而惴惴不安的林彪松了一口气。因此，林彪在情绪上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据吴法宪回忆说，林彪下山时"情绪还是很高，和过去一样，若无其事的样子。"
对庐山会议上发生的事，林彪起初还是想向毛作个检讨，私下里把这件事了结了。为此，林彪曾让他的秘书代为起草个检查。不过，林彪很快便发现情形不对，毛泽东发动批陈整风运动的矛头明显是冲着他来的，非但所谓"两年以后交班"的许愿是一张空头支票，而且就连他本人载入党章的接班人地位也难保。毛对斯诺"四个伟大""讨嫌"的谈话更是明摆着针对他的。在这种情况下，深感受到愚弄的林彪心里对毛的怨恨可想而知。
为此，当毛泽东让林彪见斯诺，他拒不接见，还以颜色，并私下对家人发泄对毛的不满，揭他的老底，说："今后再也不随便讲话了。讲话都要有根据，不然你好心好意拥护毛主席，还会犯拥护过头的错误。"并愤愤地表示："什么路线，就是毛线。""什么讲老实话，他 (指毛一一作者注) 就最反对讲老实话，最喜欢吹捧，谁讲老实话，谁就完了。"
当然，林彪对毛泽东只能腹诽，在表面上继续采取"主席划圈我划圈"的对策，以不变应万变。这时，鼓动造神运动的林彪大概才品尝到了作茧自缚的苦果。面对毛在政治上步步紧逼，他陷入了和当年刘少奇一样的困境，只有招架之功，全无还手之力。不过，林彪拿定主意，不管毛如何旁敲侧击，都一概装聋作哑，绝不公开站出来检讨认错。因为林彪心里很清楚，毛现在正苦于找不到废黜他的借口，如果一旦公开认错，那就正好落入了毛的圈套。
在这种情况下，充当说客的周恩来的北戴河之行自然无功而返。林彪在泛泛地表示"完全拥护"毛泽东左庐山会议后所发动的批陈整风运动后，以身体不好为由拒绝出席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不过，林彪在与周等人小范围的谈话中还是多少作了一点自我批评，承认自己也"犯错误"，是个"炮筒子"，"讲话有气，脱口而出，放了炮"，被陈伯达"利用"了。与此同时，林彪也为自己的讲话作了辩护，转弯抹角地暗示他的讲话是经过毛的，说这些话"见到主席我也讲过，后台讲的话，搬到前台去讲"，"讲稿上本来没有，庐山几天都没有睡好，昏昏盹盹讲了"。
周恩来对林彪拒不出席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的态度既焦急，又无奈。他知道林彪讲话事出有因，讲话内容大概事先经过了毛泽东，因此对毛现在这样抓住不放，心里有气。但是，在对毛信守君臣之道的周看来，君可以不君，臣却不能不臣，只要林彪向毛泽东低头认个错，服个软，事情也许就了结了。而这种硬顶的做法只会使情况更槽。但由于林彪是副统帅，周本人不好更多的说些什么，只好尽可能地从旁缓和僵局。
为此，周恩来在返京后向毛汇报北戴河之行的书面报告中，尽量为林彪说些好话，说："林副主席要我们转报主席，他对主席从庐山会议以来一系列指示和工作部署，关于今后的工作方针和措施，都完全拥护和支持，并认为完全正确，效果显著"，"这次在庐山会议上把陈伯达揪出来，真是最大胜利"，"他对几位同志 (指黄永胜等人一 - 作者注) 的检讨很高兴，要吴法宪、叶群同志重新写一次书面检讨"。至于请林彪回京参加准备在四月中旬召开的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这个关键问题，周恩来只是在报告结尾处含糊其辞地说："我们表示希望林副主席在春暖花开时回到北京。林副主席听了很高兴，要我们代向政治局同志问好。"周恩来试图缓解僵局的努力，并没有起什么作用。毛泽东对林彪拒不参加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极为恼火，认为这是在向他公开示威，但一时又不便对林彪发作，于是迁怒于黄永胜等人。毛在随后听取周恩来关于北戴河之行的汇报时，当面指着参加汇报的黄、吴、李、邱，疾言厉色地斥责道："你们已经到了悬崖的边沿了！是跳下去，还是推下去，还是拉回来的问题。能不能拉回来全看你们自己了！"
接着，毛泽东一改先前对黄、李、邱三人检讨所持的比较温和的调子，对吴法宪、叶群两人所重写的书面检讨没有说一句肯定鼓励的话，只是冷冷地表示；"可以了"，批给周恩来，提出连同黄水胜等人的检讨"向政治局会议报告，作适当处理。"
在此之前，毛还对主要由林彪手下人马组成的军委办事组采取了"掺沙子"的措施，指派纪登奎等人参加进去。毛泽东这种在政治上步步紧逼的举措，除了陡然升高了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召开前夕的紧张气氛外，并没有慑服林彪，相反却使他更加认为这是毛在存心整人。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检讨与否，结果都是一样的。
于是，林彪索性横下一条心，硬顶到底，决不上钩。他一方面给连连告急的黄永胜、吴法宪等人吃定心丸，要他们稳住；另一方面又不加掩饰地对调子越来越高的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表示不满。在毛泽东对周恩来就这次会议安排问题的请示报告批示"同意"后，林彪一反以往对毛毕恭毕敬的姿态，只是让秘书写上"完全同意主席批示和会议安排"，并公然注明"遵嘱代写"的字样。至此，毛、林之间的失和已经完全表面化了。
这种情况更增加了周恩来在前台唱主角的难度。庐山会议后，由于毛、林开始交恶，善于随风转舵的周氏在不露声色地同林彪一派拉开距离的同时，也不想为毛泽东当打手，对林彪一派穷追猛打。他在批陈整风运动中更多的是扮演一个缓冲的角色，竭力在毛、林之间周旋，企图左右逢源。一方面，他见机而作，主动向毛批送有关过分宣扬个人崇拜、歪曲历史的材料，成为毛手中敲打林彪的"石头"。比如，他把外交部反映古巴驻华临时代办在参观井冈山时，对讲解词中不提南昌起义和朱德率部上井冈山提出意见的简报送毛阅。毛即批示：提得对，应对南昌起义和两军会合作正确解说。另一方面，周恩来又尽量为林彪开脱，维护他的形象。比如，周在华北会议后重新找出文革初期陶铸就传达毛泽东关于今后不要使用"最高最活"、"顶峰"一类语言的指示而写给中央的报告，在逐段批注时特意注明："林副主席在宣传和捍卫毛泽东思想的当时，为反对刘少奇的不提而对抗毛泽东思想的提法，有鼓舞全党全军全国人心，打击刘少奇反动气焰的必要。"
不仅如此，善于在政治上左右逢源的周恩来还暗中给自己留后路，除了在表面上一如既往地对林彪表示尊重，注意维护他的接班人地位外，在此期间继续在翠左问题上和林彪通消息，甚至把毛泽东的病况透露给他，而这是毛严令禁止的。对此，周本人的解释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组织和领导，林副主席是我的领导，我怎么能不报告他呢？"
在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召开期间，奉命主持会议的周恩来继续在毛、林之间周旋，尽量缓和紧张的事态，维护党内团结：他知道吴法宪和叶群两人对毛泽东对他们重写的书面检讨的冷淡态度很紧张，便传话给他们吃定心丸，劝他们不要多心，说"很好"和"可以了"都是一样。随后，为了不让林彪手下的几员大将压力过大，周在审定会议上的讲话时，有意把其中的语气减轻了一些。
四月十五日，周恩来在大会开始的讲话中按照毛泽东的调子，点了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的名，指出庐山会议后，他们一直批陈不力，连连失掉"自我教育"的机会，同时又出来为此承担了责任，称他在这个问题上督促，帮助下够。
为了避免把火烧到林彪身上，周恩来还尽量为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进行辩解，归纳出其中"应该值得我们大家宣传的"的三个要点，强调说：林副主席听了毛主席的话，并没有在报告里再强调设国家主席的问题，还提到了我们党的历史证明跟着毛主席就胜利，不听毛主席的话就犯错误。
当然，周恩来这样做并非全是为了维护林彪的威信，其中也暗含敦促他应该真正按照自己所说的那样--"听毛主席的话"，出来对庐山会议的事情表个态，作几句自我批评，以便在毛泽东那里有个交代。事实上，周在私下里也正是这样做的。会议进行中间，有人出来揭发吴法宪在庐山会议上私下串连的情况，事情有闹大之势。这样一来，林彪在北戴河呆不住了，担心阵脚会因此大乱，于是急忙赶回北京坐镇，以便必要时出来"说话"。周见机马上送去批陈整风会议的有关材料，并通过叶群转话，希望林彪能够出席会议，讲几句话。结果被林彪一口回绝。
林彪的这种态度，自然让周恩来很失望，不过他仍然试图做最后的努力，以维护党内团结的大局。四月二十四日，他在汇报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中提出："会议希望主席、林副主席能见大家一次，如能给大家讲几句话更好。"不过，这一回轮到毛泽东让他碰钉子了。这时对林彪已彻底失望，正在寻找根本解决之道的毛对周恩来搞的这类营造表面团结的文章丝毫不感兴趣，表示："我这几天不出门。"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只好一个人在前台唱独脚戏。四月二十九日，他在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上代表中央作了总结讲话。这个用周本人的话来说"颇不易写"的讲话提纲，基本上是按照毛泽东所定下的调子起草的，不过他还是尽可能地把话说得缓和一些，只在一两处点了军委办事组黄永胜等五人的名，指出他们在政治上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在组织上犯了宗派主义错误，站到反九大的陈伯达路线上去了。但错误的性质还是人民内部问题，希望他们认真改正错误，实践自己的申明。
毛、林之间的摊牌恶斗
毛泽东是那种一旦翻脸就索性得罪到底的人。庐山会议后打定主意翦除林彪，南巡之举就是为此而来。林彪也并非等闲之辈，不甘坐以待毙，遵循"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的古训，有意放"虎"出山，作为他手中与毛最后摊牌时的杀手锏。
此后，批陈整风运动在表面上告一段落，但是一场更大的政坛风暴却在酝酿之中，毛泽东和林彪这两位昔日政治上的盟友已经反目成仇，彼此都心照不宣，为最后不可避免的摊牌而用尽心机，各逞其能。在这场较量中，林彪明显处于下风，面对毛的步步紧逼，无法从正面应战，但他也不想听天由命，听任毛摆布宰割。
林彪很清楚毛泽东是不会轻易放他过去的，摆在眼前的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俯首就擒，像刘少奇一样悲惨地死去；要么铤而走险，跟毛拼个你死我活。为人个性极强，从不服软，而且又曾在疆场上征战厮杀了大半生的林彪自然不会选择前者，坐以待毙，而是在暗中有所准备，打算在万下得已的情况下，只好豁出去了。用他本人在读史时总结出来的心得是"与其坐待而亡，不如起而伐之"。
不过，林彪深知这样做在政治上所冒的风险，弄不好非但他本人将会身败名裂，而且还会祸及妻子儿女。因此他不愿意把这件性命攸关的大事托付给其他任何人，包括他手下的几员大将，实际上，黄永胜等人在庐山会议后已成惊弓之鸟，惶惶不可终日，吴法宪甚至闹着要跳楼自杀。在这种情况下，林彪只好遵循"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的古训，依靠自己的儿子林立果了，有意放"虎"出山 (林立果的小名叫"老虎"--作者注)，作为他手中与毛泽东最后摊牌时的"杀手锏"。
实际上，林彪早就开始在政治上蓄意培养其子林立果。还在文革之初天下大乱的时候，林立果就被送到吴法宪所掌管的空军"锻炼"。随后又迅速入党提干，并且在空军内部招兵买马，扩充实力，很快就形成了以他为头的名为"调研小组"的小圈子，发号施台，权力极大，俨然成为整个空军的太上皇。庐山会议期间，林彪还特意把林立果带上山，让他在政治斗争中磨练。
庐山会议后，已经预感形势不妙的林彪开始考虑动用林立果这颗"棋子"。这年十月间，在毛泽东着手发动批陈整风运动之际，林立果决定把空军司令部的"调研小组"改名为"联合舰队"，开始加紧活动，在北京、上海、广州，北戴河等地设立了秘密据点，搜集情报，训练骨干。
翌年二月下旬，面对毛泽东咄咄逼人的攻势，避居苏州的林彪终于下定决心，准备在迫下得已的情况下，采取非常手段来捍卫他本人的接班人地位：他授意林立果"先搞个计划"，说："南唐李后主有两句诗：几曾识干戈，垂泪对宫娥。他就是因为不懂得武装斗争的重要性，所以才亡了国。这是前车之鉴。我们不能束手待毙。"根据林彪的意图，三月下旬，林立果在上海召开"联合舰队"骨干成员开会，研究制定出了《"571 工程"纪要》。
应该说，《"571 工程"纪要》是一篇在当时令人振聋发聩的讨毛檄文：文中历数毛泽东建国后种种祸网殃民的罪状和一贯在党内玩弄权术，专制独裁和翻覆无常的为人，直斥其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纪要还分析了敌我双方的形势，规定了实施政变计划的时机、策略和要点。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第一手材料可以证实林彪是否看过这份东西。不过，文中的主要思想显然是出自林彪，像林立果那样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即使初生牛犊不怕虎，思想上再钉骨，也难以在批毛时写出这种只有长期在权力核心圈中与毛共事、对政情极为了解的老手才会有的那种感觉。况且此事非同小可，如果没有得到林彪的首肯，至少是默许的话，林立果是决不会轻举妄动的，拿他父亲一生的名节和全家的性命当儿戏的。
不过严格说来，《"571 工程"纪要》更像一篇批毛的檄文。缺少作为武装政变计划所噍具有的周密的实施细节，至多只是提出一个笼统粗糙的设想。其实这也不奇怪，在当时毛泽东已经被们奉为至高无上的神只，完全掌握政治上主动权的情况下，林彪只能采取后发制人的策略，一切需视毛的举动而动。因此很难在事先提出一个周密的计划，在政治上发起主动攻击，摆脱一直被毛牵著鼻子走的处境。这一点是林彪的先天不足，成为后来他与毛的较量上始终无法克服的致命弱点。
就在林立果指挥"小舰队"暗中加紧准备之际，主帅林彪的举动却十分耐人寻味，他并不按照"善用兵者隐其形"的常法行事，而是反其道而行之，毫不掩饰对毛泽东的不满情绪，有意将两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公之于众。这年"五一"劳动节的焰火晚会，本来是周恩来刻意安排的一场"讲团结"的重头戏。林彪先是根本不去参加，后经周再三劝说后，才勉强到场，却始终不同毛泽东讲话。毛对林彪也视若不见，冷淡之极，正眼都不看一下。在场的人都感觉到了。林彪仅仅坐了几分钟后，便不辞而别。
接下来，在六月间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齐奥塞斯库来华访问时，毛泽东指定林彪陪同接见。林彪开始推说出汗不去。毛为此很不高兴，执意坚持林彪一定要出面。但林彪仍不想理会。后来叶群急了，下跪哭求，陈说利害，林彪才勉强答应。但在会见时，宾朋寒暄完，林彪随即退出，一人枯坐在外面大厅的角落里，一直到会见结束。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个性倔强的林彪尽管在表面上不想认错服输，摆出一副顽抗到底的架式，实际上心里还是很想和毛泽东好好谈谈，解开彼此之间的心结。因为毛、林二人毕竟曾在几十年的政治斗争中风雨同舟，患难与共，毛固然对林彪有知遇之恩，林彪自忖也没有对不起毛的地方，凡是毛在政治上处于困境的时候，他都出来鼎力相助，帮助毛渡过难关。在林彪看来，即使他在这次庐山会议上真有弥天大错，毛也不应该如此翻脸不认人，全然不顾以往多年的交情。况且他的讲话事先还是经过毛批准的。
这种内心的委屈和郁闷不平之气，自然驱使林彪想要找毛泽东一吐为快。为此，叶群曾出面打电话给毛，提出林彪想见毛，谈一谈。但是，毛泽东却有意避而不见，迟迟不作答复。为此，生性孤傲的林彪不得不求助江青帮忙，为其安排会面事宜。关于这一点，林彪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说：
毛主席在巡视大江南北时说，林彪不见我，我回去要找他谈。可就我所知，林彪找他很多次，就是见不上。后来没办法才找江青。他最讨厌江青，但又没办法，因为想通过江青去见毛主席。就在这个时候，江青还给林彪拍了个相，就是解放军画报上的那一张。这张相照了两次。江青说她在钓鱼台已经布置好了，让林去。林为见毛主席赶紧去。走得急，脸都没刮。到了钓鱼台，现借了江青秘书的刮脸刀刮了刮。照片拍了，但还是没见上毛主席。
林彪在连吃闭门羹后，终于放弃努力。毛泽东竟然如此绝情，连一个见面谈谈的机会都不给，这让林彪感到十分寒心，知道毛根本无意茎祈修好，自己在政治上已经没有退路，不得不面对日益临近的最后摊牌，前途凶多吉少。为此，林彪心情沉重，不知什么时候就会大难临头。七月上旬，他携带叶群离开北京前往北戴河。据前往机场送行的吴法宪回忆说："林彪很沉闷，一句话不讲，和过去完全下同，很反常。"果然，林彪一去不复返，两个月后便从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消失，葬身于异国的荒漠之中。
毛泽东之所以对林彪避而不见，自然也是有他的考虑。他很了解林彪的为人，不相信他会诚心认错服输，更不愿意把自己置于一个难堪的境地 - 一如果和林彪当面锣对面鼓地把问题摊开，毛很难对自己屡屡出尔反尔的言行辩解。况且，毛是那种一旦翻脸就索性得罪到底的人，决不会因念林彪旧好而动摇他要解决问题的决心。只不过一时还找不到动手的适当由头罢了。这件事从反面提醒了毛要及早动手，以免夜长梦多，在政治上陷入被动。
毛泽东很快便抓住了林彪手下大将黄永胜的辫子，从而对林彪的讨伐在政治上师出有名。差下多就在林彪黯然离京的同时，七月三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访华。当晚中美双方第一轮会谈结束后，周恩来匆匆赶去向毛汇报情况。中美会谈本来是改变战后世界战略格局的大事件，不过当时在毛泽东的内心天平上，还不及查问林彪一干人政治动向的分量重。毛把急于汇报中美会谈情况的周氏撇在一边，表示："那个不忙。"然后同点名参加汇报的总参政治部副部长熊向晖进行了将近一个小时的"题外话"，详细询问总参机关内部批陈整风的情况。
当毛泽东得知黄永胜等人在总参捂盖子，封锁他们在庐山会议上配合陈伯达发难的情况时，一直在考虑下一步如何做文章而苦于抓不住多少把柄的毛当即表示："他们的检讨是假的。庐山的事情还没有完，还根本没有解决。这个当中有鬼。他们还有后台。"当周恩来出来打圆场，以他本人曾经犯路线错误而得到毛泽东的挽救为例，试图为黄永胜等人缓颊时，毛仍不放过，表示：那个不同。你犯错误是阳谋，黄永胜他们搞阴谋，搞分裂，他们是暗藏的反对派，搞阴谋，搞分裂，就是搞修正主义。
一个月后，毛泽东决定御驾亲征，前往南方巡视，向党内军中的各路诸侯吹风打招呼，解决林彪的问题。八月十五日，毛冒着炎夏酷暑，从北京启程，一路上走走停停，多次召见沿途各地党政军负责人谈话。
在谈话中，毛泽东大讲党内路线斗争的历史，把庐山会议上的发难定为党内"第十次路线斗争"，并且指名道姓，把林彪的问题端了出来，称这次庐山会议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林彪对此"当然要负一些责任"。有人看我年纪老了，快要上天了，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这件事还没有完，黑手不只陈伯达一人，后面还有人。毛在谈话中一面表示"对林还是要保"，不过又有言在先，说："犯了路线错误的头面人物，改也难”．
应该说，毛泽东的南巡之举是经过精心谋划的，在政治上一箭双雕：既先发制人，在党内制造倒林的舆论，瓦解林彪的阵脚；同时又是敲山震虎之举，暗中惹战激将，等待林彪作出过度反应。对于后者，人们往往有所忽略。其实，这便是毛的老谋深算之处。
毛泽东心里很清楚，即使对庐山会议上的事上纲再高，也很难凭此废黜林彪已经载入党章的接班人地位。况且一旦把问题摊开，林彪势必道出真相，让毛本人也下不了台。因此必须设法引蛇出洞，让林彪露出更大的马脚，这样才能抓住他的把柄，说服党内多数人同意拿掉林彪的接班人地位，鉴于林彪自庐山会议后软硬不吃，始终不开口，毛这次索性把话挑明，而且直接捅到下面去，令他无法再继续装聋作哑。而林彪无论怎样应对，都不会有好结果。这就是毛泽东的如意算盘。
后来事态的发展果然如此。
林彪虽然早就对与毛泽东的摊牌暗中有所准备，但事到临头，还是措手不及。在此之前，林彪实际上还在心存侥幸，宁愿相信毛找不到什么正当理由向他开刀，因而一直按兵未动，避居北戴河静观动向。在毛动身南巡后，林彪虽知此举来者不善，但还是故作姿态，专门打电话给周恩来，表示在毛回京前一定通知他，他想在北京迎接毛。林彪此举与其说是他还幻想和毛缓和关系，不如说是想打听毛的动向，以便及早做打算。
九月六日，毛泽东南巡讲话的内容传到北戴河后，给了林彪当头一棒。林彪本来预计毛动手的时机可能选择在国庆节之后召开的四届人大会上，为此曾派叶群在八月上旬以检查乳腺癌为名返回北京，分别找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密谈，互相通气，商讨对策。叶群告以许多迹象表明，毛这回可能要把林彪的问题往外端，提出要在四届人大会前及早做工作，向毛请愿拿掉张春桥，若毛不答应，再向毛示威，求得解决。
不料，毛泽东却提前下手，而且把本来应该首先在中央常委内部解决的问题，直接捅到下面去，四处点火放风，措辞用语甚至超过了当年整刘少奇时的分量，大有要在政治上置人于死地的味道。尽管毛在南巡谈话中并没有把门完全关死，但林彪认定那只不过是毛的花言巧语而不愿再相信他了。事实上，毛所谓"回北京以后，还要再找他们谈谈"的说法不过是虚晃一枪，如果毛真有此意，为什么在此之前一直对林彪避而不见呢？
按照大陆官方的说法，林彪随后根据《"571 工程"纪要》制定的上、中、下三种方案作了紧急应变：
上策是谋害南巡途中的毛泽东；中策是到广州另立中央；下策是作出外逃的准备。事实上并非完全如此。林彪虽然默许其子林立果暗中制定了《"571 工程"纪要》，但那只不过是一个纸上谈兵的东西，其中并没有什么具体方案可供实施。
据知情人说，林彪通过不同的渠道获知毛泽东南巡讲话的内容。林最初的想法一度是什么也不做，哪里也不去。他对叶群、林立果说；"不想活了"，摆出一副准备坐等挨整的架势。在此之前，林彪还交待身边的人说：北戴河的房子不要盖了，反正我活不了几天！那几天，林彪身边的一些工作人员看到，林彪频频与叶群关起门长时间密谈，商量对策，叶群进进出出，眼睛都哭肿了。
林彪之所以最初萌生万念俱灰的念头，一切听天由命，并非真的看破红尘，而是他在评估形势后，深知即便在政治上豁出去了，和毛泽东拼死一战，也是凶多吉少，毫无胜算。而且他此时已经看出了毛所玩弄的惹战激将的把戏，知道一旦自己有所反抗，那正早毛所求之不得的，正好坐实了毛强加给他的所谓鼓动解放军造反的罪名。再加上林彪本人长期以来一直病病怏快，对政治和人生都已经厌倦，所以事到临头，一度萌生一死了之的念头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林彪并没有斩断尘缘，不能下考虑自己的妻子和儿女。如果听由毛泽东摆布，在政治上遭到整肃的话，势必株连全家。这是身为人父和一家之主的林彪所于心下忍的。在文革中因为老子倒台，儿女们流落街头，境况悲惨，这种情况已经看得太多了。况且叶群在知道毛泽东在南巡讲话中点了她的名后，惟恐毛首先拿她开刀，已经失魂落魄，整日哭求林彪带著全家躲到国外去，像王明那样当寓公。林彪被吵得心烦意乱，甚至一度表示了同意，但因林立果的反对而暂时作罢。
与叶群不同，林立果初生牛犊不畏虎，是文革那个年代熏陶出来的有强烈参与意识和使命感的政治狂人。他既不同意林彪坐等挨整的消极态度，认为林彪的身体状况根本经不起折腾，一旦被关起来，用不了两三个月就会像刘少奇一样被折腾而死；更反对叶群的主张，不甘心临阵脱逃，而渴望与毛泽东一争高低，在政治上建功立业。为此，林立果力主动用他所掌握的"联合舰队"，主动出击，同毛拼个鱼死网破。九月七日下午，林立果在和其姐林立衡的谈话中曾透露了这一想法。林立果的未婚妻张宁在回忆录《尘劫》一书中详述了劫后重逢时，林立衡回忆当时姐弟两人谈话的情况：
立果说："反正形势对首长非常不利，坐着等死不如主动出击，说不定有一线希望！我想再看看形势发展，实在不行就跟一组 (毛泽东代号--作者注) 硬干！或者到广州立中央，再不行就上山打游击。首长带兵多年，军队威信高，到时把一组两面派老底全兜出去，把他干的坏事公诸天下，号召全国声讨。总会有办法的。
张宁接着写道：
林立衡坚决制止他冒险念头。林立果大发牢骚道："我咽不下这口气！一组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说整谁就整谁，别人不敢反，我就反！首长 (指林彪--作者注) 忍耐那么多年，还是避不过。你就甘心眼睁睁看着首长挨整？!"
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劫后余生的林立衡极力回避其父林彪在企图谋杀毛泽东这个问题上的责任，而把它说成是林立果一人所为。实际上，这个主意即便是林立果首先提出来的，但最后的决心还是只有林彪才能去下。林立果纵使再胆大妄为，也不敢在谋杀毛这样非同小可的问题上自行其是，拿全家人的性命来赌博。显然，没有林彪的点头，林立果是无论如何也不敢擅作主张的。
有点反常的倒是，曾经是几十万大军统帅的林彪在这紧要关头却显得优柔寡断，举棋不定。不过，这也难怪，因为对手毕竟是被人奉若神明、令人生畏的毛泽东。林彪既无法通过党内合法斗争的途径从正面应战，在几种应变的非常手段中也找不出一个万全之策来避免自己身败名裂、累及家人的选择。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深感毛逼人太甚的林彪恶从胆中生，只好横下一条心，转而同意林立果提出的对毛先下手为强的主意。尽管林彪明知这是一招险棋，毫无成算，但在惶急之中，也就只好铤而走俭，孤注一掷了。
应该说，林彪的谋反实出无奈，是在走投无路之际，为了自保而被逼上梁山的。关于这一点，林立果在九月七日下午试图说服林立衡的那次谈话中有所透露，说：现在情况很紧急，昨天晚上，主任 (指叶群--作者注) 就提出逃到国外去。首长 (指林彪 - 一作者注) 开始没同意，后来被主任逼得同意。他们要我立即调飞机，我借口来不及，推迟了一天。今天早上，把周宇驰 ("联合舰队"参谋长 - 一作者注) 从北京找来商量，说服了首长，暂时不走。首长抱着老周，哭着说："我一家老小都交给你了，你要救救我们一家。"
九月八日，林立果携带林彪所写的"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的手令潜回北京，紧急策划部署谋杀毛泽东的行动。
然而，毛泽东对林彪的这一手早有所防备，毛一向深居简出，行踪诡秘，让人难以捉摸。南巡前，他已经从担任过他的机要员、其丈夫在空军党委办公室工作的谢静宜那里得知，林立果在空军成立了秘密组织"联合舰队"，正在做武装夺权的准备。行前，他只把此行的大体日程安排告诉了周恩来一人。南巡途中，毛更是处处加强了戒备，对行程严格保密，警惕性极高。为防止林彪狗急跳墙，毛泽东在向各地党、政、军负责人吹风交底的同时，已经预先打了招呼，公开点出了"军队造反"的问题，说：这几年我犯了个错误，过去军队被彭 (德怀)、黄 (克诚) 抓去了，如今又披林、黄抓去了，现在我要抓军队的事了；并直截了当地警告说："我就不相信黄永胜能够指挥解放军造反了。"
对于一些历史上属于林彪山头或是和黄永胜有渊源的大军区，毛泽东采取了软硬兼施的手法，有意识地做了分化瓦解的工作，把他们争取过来。比如，毛曾当众敲打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和政委刘兴元，说："你们同黄永胜关系那么深，黄永胜倒了，你倒得了？"另一方面，毛又刻意笼络他们，称"你们几个人都是我这个山头的 (指他们曾是红一方面军的 - 一作者注)。"并指挥他们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要他们步谓一致，一切行动听指挥。毛泽东这一手十分老辣，在政治上先声夺人，起了警告防范的作用，避免了各地党、政、军人员因不明就里而跟着林彪走，而且有效地挖了林彪阵营的墙角，打乱了他的部署，导致原有的打算完全落空。这一点，随着后来事态的发展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来。除此之外，毛此举还震慑住党内军中林彪的势力，令他们不敢轻举妄动，乃至倒戈一击，转而向毛反映林彪的问题。其中引起毛泽东警觉的主要是这样几件事：
一是在南昌时，时任江西省党政军第一把手、同林彪有很深关系的程世清曾单独向毛泽东汇报了林彪周围的一些反常情况，其中包括周宇驰来南昌活动和找他谈话的情况，以及林立衡曾警告他的家人以后少同林家来往，说搞不好是要杀头的。二是在杭州时，空五军军长白宗善暗中派人向毛传话说，有人并不欢迎毛到杭州来，并暗自装备飞机，要毛多加小心。三是在毛下榻的刘庄，工作人员中有人把陈励耘暗中布置向他汇报毛每日活动情况的异常举动悄悄报告了毛。
毛泽东本来就对林彪存有很大的戒心，因而一路上处处提防，警觉性极高，在接获不同渠道反映的种种可疑情况后，尽管还只是一些蛛丝马迹，但已经让正在杭州逗留的毛感到来者不善，隐伏凶兆。据他身边的警卫人员回忆，毛在杭州逗留期间情绪越来越不安，吃不下饭，睡下着觉。在获知掌握杭州警卫大权的陈励耘搞特务侦察活动后，毛意识到自己进了"贼窝子"，于是当机立断，就在林立果携带林彪手令赶回北京的九月八日晚上，决定缩短行程，尽快返回北京。
不过，毛泽东对自己的行止滴水不漏，甚至就连在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也被蒙在鼓里。同时，深知兵不厌诈有毛又故布疑阵，把他的专列调来调去，有意对外界制造国庆节前夕才准备返回北京的假象，两天后又突然离开杭州，取道上海赶回北京。
后来的事实证明，毛泽东布下的这一迷魂汤，在很大程度上摆斥了林立果一干人。本来，策划谋杀毛的行动就是铤而走险，无论在心理上还是在技术上都存在着无法克服的障碍和难题。由于多年来造神的结果，毛早已成为当时整个社会顶礼膜拜的偶像，人们在思想内心存有任何一点对毛不忠的想法都已是大逆不道，更不用说对其直接下毒手了。再加上毛的行踪无常，住地又戒备森严，更使得谋杀行动难上加难。
在这种情况下，林立果手下一干人虽然从九月八日夜里开始，经过两天两夜的密谋策划，设想了各种行动方案，但始终找不到一个切实可行的办法。与会的"联台舰队"骨干成员虽说都曾宣誓过效忠林家父子，但事到临头，大多数人还是胆怯心虚，互相推诿，极力强调客观困难，没有人愿意出头。因为谁都清楚这种事即使干成的话，也绝不会得到林家父子的善待，到头来难免落得被杀人灭口的下场。
面对重重困难和部属的畏难退缩，就连主持行动的林立果也一度动摇起来，在立即动手和继续等待时机之间委决不下，只好通知了第一线指挥的江腾蛟"先不要展开部署，否则就没有收的余地"。
当然，林立果这样做并下是打退堂鼓，而是因为他判断毛泽东在沪、杭一带至少还要再盘桓几天，这样还有时间从长计议，等搞出一个确有把握的方案后再动手。这样考虑自然也有其道理，毕竟此举非同小可，攸关林彪全家的身家性命，只可成功，不能失收，因此不敢轻举妄动。
但是，这样一来，正好中了毛泽东的缓兵之计。几乎就在林立果下令暂时按兵不动的同时，九月十日下午，毛突然从杭州启程转道上海，并且下令不要通知当地负责人。到上海后，毛又一反以往下榻在顾家花园的惯例，就留在专列上过夜。毛在上海逗留的主要目的是想向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打招呼，因为作为一方诸侯的许世友一向与张春桥矛盾很大，而林彪也有意利用这一点做许的工作，毛担心许会被拉过去，所以在上海整整等了刚好到大别山视察工作的许世友好几个小时。第二天，毛得到了许世友表态"庐山会议问题，按主席的指示办"的保证后，立即动身返回北京。
行前，毛泽东为了掩人耳目，又使用了"金蝉脱壳"之计，指定造反派出身的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王洪文代表他在锦江饭店请许世友吃饭，王洪文又把林立果党羽、第四军政委王维国拉上作陪，而毛本人却不辞而别，悄悄离开上海，命令沿途铁路全线绿灯，昼夜兼程北上，于十二日午后返回北京。
当时，警觉性极高的毛泽东并没有马上进城，而是先在丰台车站召见了北京市党政军负责人，察探动向，又对他大谈了一通庐山会议上的斗争，点出："黑手不止陈伯达一个，还有黑手。在确定京城以外确实没有异动后，毛吩咐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调集工兵进驻南口，以防不测，然后才返回中南海寓所。
等到九月十一日上午，林立果接到叶群"抽鞭子"的电话后，重新展开部署时，已经失去先机。更令事情无可挽回的是，王维国虽然在中午陪王洪文请许世友吃饭时，就已经得知毛泽东已离沪北上的消息，但害怕林立果让他出面动手谋害毛，所以直到晚上毛的专列即将驶出江苏的地界后了通风报信。这样，当林立果接获毛北上的消息时，已经是九月十一日夜里了。这时，毛的专列已安然通过苏州至无锡之间的硕放铁路桥一 - 这里曾被认为是比较理想的动手地点，即将进入山东境内了。至此，谋杀毛的计划整个落空。
问题还不止于此。更令叶群、林彪胆战心惊的是，毛泽东突然中断在外地的巡视，赶回北京，在他们看来一定是内部出了叛徒，走漏了消息。一旦追查起来，肯定纸里包不住火，非但他们罪责难逃，而且还势必会把林彪牵扯出来，全家都会被送上断头台，落得比刘少奇一家人还惨的下场。自知闯下大祸的叶群、林立果母子二人此时已经乱了方寸，张皇失措，不知如何是好。在这生死关头，叶群、林立果当然不敢擅作主张，只好据实禀告林彪，一切由他最后拿主意。
林彪虽然身经百战，但这一次还没有和毛泽东正式交手就败下阵来，还是不免心慌意乱，他很清楚自己已是山穷水尽，没有什么退路了，毛绝对不会轻饶自己，最后大不了是一死。据林彪身边的人回忆说，林彪在得知毛突然赶回北京的消息后，曾对叶群表示："反正活不多久了。死也死在这里。一是坐牢，二是从容就义。"
很显然，如果说林彪在此之前还可以以静制动的话，让毛泽东去伤脑筋向党内外解释废黜他本人亲自选定的接班人，而如今事情已经败露，毛只要公布林彪企图谋害他的事实，就很容易请君入瓮，挑起众怒，让"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在这种情况下，个性极强，从不服软的林彪索性一不做二下休，破釜沉舟，作困兽之斗。他决定立则转移到广州去，同时设法带上手下的几员大将。这是林彪在毛泽东南巡讲话后，和叶群、林立果商量出来的一条退路，并为此做了各种准备。林彪之所以选择南飞广州，是因为广州军区是当年四野的老班底，黄永胜又经营多年，而且地理位置机动，远离北京，背靠香港，在政治上可进可退。
林彪的打算是坐镇广州，先静观毛泽东下一步的动向，如果毛逼人太甚，执意要往死里整人，就和他彻底摊牌，先谈判，后动武，迫使毛停止找碴整军队的批陈整风运动。如果谈不成，就在广州立即召开军队师以上干部会议，揭露多年来毛祸国殃民的罪行，号召军队站在人民一边，举事讨伐毛的暴政，并且联合苏联，实行南北夹击。
然而，这一反叛计划还没有付诸实施，就胎死腹中。原因是内部出了"叛徒"。泄露了事机的不是别人，而是林彪的爱女林立衡。在林家中，林立衡素来受到林彪的钟爱，却与她的母亲叶群的关系很紧张，一直在精神上受到叶群的虐待。为此，她曾一度怀疑自己是不是叶群所生，甚至以死来抗争叶群对它恋爱婚姻的干涉。在林立衡看来，林彪和毛泽东两人之间本来只是有些"误会"，事情闹到这一步，在很大程度上是叶群从中坏的事。
因此，林立衡认为确实应该好好整一下叶群，同时希望其父林彪能够同毛泽东好好谈一谈，解开彼此之间的心结。以后林彪可以退出政坛，像朱德一样在家赋闲养老，保住政治上的善终。基于这种想法，林立衡曾激烈地反对林立果打算谋杀毛的计划，认为这样做只会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给林彪乃至全家惹上杀身之祸；至于割据南方或流亡海外更是异想天开，自毁名节，决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但是，林立果一意孤行，根本听下进任何劝告，在这种情况下，林立衡只好在暗中展开了保护其父林彪的行动。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林立衡当时和事后都一直认为整个事情虽然打着林彪旗号，主谋却是叶群和林立果二人。早已病病怏怏、疏于政事的林彪并不完全知情，在很大程度上被母弟二人所摆布。至于她本人当时之所以没有敢告诉林彪，是因为这件事非同小可，担心林彪的身体经不起这样的刺激，再说也没有掌握真凭实据，所以才一直犹豫不决。不过，林立衡相信只要能设法把林彪留在北戴河，哪也不去，就能挫败叶群和林立果二人的图谋，最终保全父亲的名节。为此，她在私下里遂向林办的工作人员打招呼，把他们动员起来监视叶群的行动，准备万不得已时出面敦促中央保护林彪的安全。
九月十二日，也就是毛泽东突然北上，赶回北京之际，林立衡发现叶群情绪反常，整日坐立不安，不断到林彪别陛进进出出，关起门来密谈。更令她疑窦丛生的是，叶群一面四处放风说准备到大连去，另一面却又匆匆忙忙地强行为她举行订婚仪式，在这背后显然大有文章，等到林立果当晚从北京匆匆赶回北戴河后，林立衡随即又通过林彪身边的勤务员窃听到叶群、林立兴试图劝说林彪出走的只言片语，并且了解到林立果已从北京带回一架三叉戟专机。她认为情况紧急，叶群、林立果准备"劫持"林彪出走，于是通过中央警卫团向中央作了汇报。
林立衡的这一举动，完全打乱了由林彪下决心、林立果具体策划的南下广川的反叛计划，从而避免了整个国家卷进一场大的战祸之中，老百姓免遭刀兵血光，生灵涂炭的惨剧，对此，林立衡在历史上的功不可没。不过，她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此举非但未能保住林彪的名节，反而在政治上帮了毛泽东的大忙，从背后捅了自己的父亲一刀，迫使林彪在仓皇之中乘机出逃，落得个机毁人亡，身败名裂的下场。
当然，仅仅是林立衡的举报还下足以导致林彪这样的结局。在随后的事态发展中，已经在政治上转向的周恩来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坐镇北京指挥，助毛泽东一臂之力，临机处置蝉变，贯彻执行毛的意图，在有意无意之间打草惊蛇，导致整个事态急转直下，给了林彪致命的一击，把他逼上绝路，酿成震惊中外的九一三事件。
"板荡识诚臣"
在毛、林之间展开的恶斗中，从来不站在失败者一边的周恩来不再首鼠两端，决心助毛泽东一臂之力。这既和他一贯的为人有关，同时也定他内心深处为臣侍君之道的心态作祟，想为毛分忧，在政治上经受这一考验，保住自己的晚节。
自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结束后，周恩来的政治态度有了一个明显的变化。如果说在此之前，他还试图扮演和事佬的角色，极力弥合毛、林之间的裂痕的话：那么在此之后，则放弃了这种努力，不再企图左右逢源，而是明显倒向毛泽东一边了。这一方面是由于不满林彪不听劝说，执意硬顶的态度，另一方面也是看出了毛翦除林彪的决心已定，这件事绝不会轻易了结。毛、林之间势必有一场恶斗。
周恩来在审时度势后，非常清楚双方的实力悬殊，林彪显然不是对手。在这种情况下，从来不站在失败者一边的周氏自然站到了毛泽东一边。周选择跟毛走，而不帮助在治国方针和他政见相同的林彪，当然是和他一贯"西瓜傍大边"的为人有关，同时也是他内心深处为臣侍君之道的心态作祟，想为主 (毛) 分忧，在政治上经受这一考验，保住自己的晚节。为此，已经预感到山雨欲来的周恩来在这期间曾对日本的访客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疾风知劲草。"其实，作为一句完整的成语，后面还有下半句话，那就是"板荡识诚臣"，可以说，正是他这种心态的流露。
周恩来的这种态度，使政治上的天平更向毛泽东一边倾斜，使林彪陷入更加不利的处境。对周这种随风倒的作法，林彪很不满意，曾对他手下的几员大将传话，指周历来如此，为人圆滑，没有原则，在政治上摇摆不定，靠不住，要他们提防。林彪还在家中对中美和解一事借题发挥，表达对周的下满，讥讽他借此大山风头，说"周恩来跟美国人打交道，是要吃亏，栽跟头的。"并翻出一些老账来，诸如指周在办民航的指导方针上，只抓业务，不突出政治等等。
然而，对毛泽东来说，周恩来在政治上倒向自己一边，却是事先料定的结果；毛虽说对周在党内斗争中总是和稀泥，左右逢源这一点很不以为然，但他相信只要自己能够牢牢掌握大局，在同林彪的摊牌中占据上风，在政治上摇摆不走的周就会自然倒向他这一边。
为此，毛泽东在南巡前，就已经预先做了争取周恩来的工作，向他交了底，两人在政治上形成了某种默契。像前述毛在基辛格秘密访华时，当着周的面所讲的那一番"题外话"就是含有向他打招呼之意。南巡途中，毛更是不断派专人将自己同沿途各地党、政、军负责人的谈话记录送给周，让他了解最新的动向。
对毛泽东的这种关照，周恩来自然心领神会，预先知道了毛在政治上的底牌，将会有大的动作来解决林彪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周决意默契配合，鼎力相助。八月上旬，他因陪同缅甸政府总理奈温前往广州参观访问而需离开数日，临行前，特意写信给毛，表示："主席如有急事，可经吴旭君同志以保密电话告诉我，或告海容转告。"
十二日返京后，周恩来又立即赶到毛泽东的住处面茧机宜。后来的事实证明，毛正是在与周这次密谈后，才最终定下南巡大计，在党内军中制造倒林舆论。两天后，毛泽东动身前往外地巡视，而周恩来则坐镇京畿，帮助毛掌握局面。他所主持的四届人大各项筹备工作，已将林彪手下的四大金刚排除在外。
更能表明周恩来此时政治态度的，是他一改在中共九大时当众赞扬林彪是井冈山会师的"光荣代表"的说法，而对一幅准备对外公开发表的题为《遵义会议》的油画作了批示，指出该画把毛泽东、林彪放在一起的作法，"是违反历史事实，应予否定"。
毛泽东离京南巡后，周恩来按照预先的确定留守京城，着手展开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同时沉机观变，密切注视着毛、林双方的动向。像前述叶群以"检查乳腺癌"的名义从北戴河回京后，周特意打电话到毛家湾"问候"。当听被叶群正在接待客人，周马上追问是哪些客人？前让秘书转告他的问候，说：她是病人嘛，你们要照顾她少会客，好好休息。
这期间，周恩来曾再次前往北戴河向林彪"汇报工作"。不过，与四月间的那次北戴河之行相比，这次更多的已是虚应故事，并暗中查探林彪的动向了。与此同时，周则通过各种渠道继续同毛泽东保持联系，互通信息，从汪东兴、华国锋等人那里了解毛的最新意图。
九月十二日晚十时许，周恩来接获了林立衡关于叶群、林立果准备"劫持"林彪出走的报告。当时他正在人大会堂主持讨论四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草稿。对此，周最初是有点半信半疑。他原先就被告知林彪这两天有动身去大连的打算，是计划内的安排，为此他还特意传话，让林彪好好休息，在国庆节前返回北京。此外，他对叶群和林立衡母女之问的紧张关系早就有所耳闻。在这种情况下，林立衡的报告未免让人觉得有些危言耸听，一个堂堂的副统帅怎么可能被自己的老婆和儿子所"劫持"呢？万一弄错了，就不好收场了。不过由于事关重大，周不敢马虎，随即放下手头的所有工作，紧急处理这什事情。
周恩来首先做的是想弄清情况，特别是林彪本人的态度。他知道毛泽东南巡讲话的内容，林彪大概已经听到风声。对毛分量很重的批评，林彪在精神上有压力，个人闹情绪在所难免。不过，林彪家里竟然闹出乱子，出现这等咄咄怪事，还是有些令人匪夷所思。为此，他一面命令警卫林彪住地的中央警卫团 (即八三四一部队) 密切注视，有情况随时报告，一面亲自打电话给林立衡，盘问她这样报告有什么依据？
但是，林立衡有难言之隐，不便把她所知道的情况和盘托出，只是一个劲地强调林彪的安全"有问题"，要求中央采取措施，确实保证他的父亲不出问题。周恩来这时显然更关心的不是林彪的安全问题，而是他本人是否准备政变，于是吩咐林立衡："发动所有的人，想一切办法摸清首长 (指林彪--作者注) 态度，立即报我。"
随后，周恩来根据林立衡提供的线索，着手追查林彪座机的下落，很快便发现在北戴河的山海关机场果然停候着一架三叉戟专机，而作为空军司令员的吴法宪竟然也不知情，这令周开始感到其中确有问题。联系到林彪在党内生活中一挨批就消极的为人，这次在毛泽东的紧逼下很可能出事。为防不测，他随即以"安全"为由，下令这架据称是夜航试飞的专机马上返回北京，不准带任何人回来，但是，北戴河方面稍后却又报称：飞机发动机的油泵出了故障，无法立即返航。
这种企图瞒天过海的谎报，自然蒙骗不过经验老到的周恩来。由此认定其中有鬼，证实了林立衡的报告。不过，由于林彪是载入党章的副统帅和接班人，一贯在政治上谨守职廾的周自然下会擅自采取任何重大行动。据知情人透露，周在按到林立衡的报告后，除了在他本人的职权范围内采取了上述防范措施外，周随即报告了毛泽东，提出自己去一趟北戴河，找林彪当面谈谈，摸清他的真实思想，最后争取他一下。但毛没有批准。
这种说法，在汪东兴听写的《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一书中也得到了印证。据汪说，周恩来事后曾告诉他，当时确实曾打算去北戴河，已经让杨德小准备飞机了。当然，在这样敏感的问题上，行事谨慎的周是不会擅作主张的，事先一定要征得毛泽东的同意。当时，他虽然还没有机会和刚从外地返京的毛见面，但在紧急情况下，通过电话请示还是可能的。
而毛泽东不同意周恩来的请求也是可以想见的。实际上，林彪家中闹出乱子，正是毛所求之不得的，正好达到了他南巡讲话敲山震虎的目的。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又怎么会同意让周恩来前往北戴河充当说客，给林彪任何转圆的机会呢？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人们在谈论林彪事件时，往往只注意到周恩来在其中所起的作用，而忽略了毛泽东在幕后所扮演的角色。实际上，周只是在前台的执行者，作了一些临时处置，而毛本人才是幕后掌握整个事态发展的主角。九月十二日下午，毛从外地返京后，一路风尘，旅途劳顿，本应好好休息一下，但是林彪的动向却让他不敢掉以轻心，无法安然入睡。毛本来就是一个疑心极重的人，同时又深知林彪的为人，现在林彪的问题刚刚揭开盖子，又有狗急跳墙的迹象，在这种情况下，毛即便能睡一会儿，也会睁着一双眼睛，保持极高的警觉。
当林立衡通过中央警卫团报告林彪的动向后，本来就直接听命于毛泽东，而且又急于洗刷自己与林彪关系的汪东兴自然不敢耽搁，会马上报告毛。因此毛在第一时间便知道了林彪后院起了火。这对一直苦于抓不住林彪多少把柄的毛泽东来说正中下怀，采取了幸灾乐祸的态度，有意让林彪充分暴露，并且通过汪东兴来直接指挥北戴河警卫军队的行动，遥控事态的发展。
从直接听命于汪东兴的中央警卫团后来并末尽力拦阻林彪出走的事实中，也可以看出毛泽东这一意图的影子。尽管当时林立衡苦苦哀求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们无论如何也要设法把林彪留下来，北戴河的警卫部队也为此做了几种应变方案的布置。然而，后来他们却没有像张向林立衡所保证的那样，全力阻止林彪从北戴河出走。他的一世功名，被人指为"汉奸"、"卖国贼"，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
正因为如此，直到九月十二日晚，林彪、叶群和刚从北京赶回来的林立果三人关起门来长时间密谈时，林彪还不想走这条路，不理睬叶群建议到香港去遥控指挥的央求，只是独自落泪。据当时撞见这一场面的林彪身边的公务员说，当时林彪流着泪表示："我至死是个民族主义者。"
然而，就在叶群和周恩来通话后，变起仓猝。以为毛泽东已经下令前来抓人的叶群惊恐万状，慌作一团，担心再不走就走不了了。于是立刻把当时已经服下安眠药准备睡觉的林彪叫起来，紧急商量对策。
惶急之中，林彪似乎一时也乱了方寸，完全被叶群的惊恐情绪所左右，再加上又得知广州方面已经被毛泽东挖了墙角，军区司令员丁盛等人在政治上的态度衍变，这样一来打乱了原定南飞广州的计划，于是，林彪在仓皇之下临时变卦，听从了叶群的主意--三十六计走为上，决定放弃南飞广州的计划而改为北投苏联。
这里令人不解的是，为什么林彪这位曾经指挥过百万大军的统帅在生死关头竟然如此缺乏主见，举棋不定，完全让叶群牵着鼻子走？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林彪鬼使神差地迈出了出逃这一步，铸成历史大错--是因为他本人在最后关头还是生存的欲望占了上风，惧怕落入毛泽东的手里后会像刘少奇一样悲惨地死去？还是顾念妻子儿女，不忍开到他们和自己一道受牢狱之苦？还是睡前服用的安眠药发生了作用，影响了理智的判断？抑或是三者兼而有之？目前尚不得而知，也许这将永远是一个历史之谜了。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对林彪来说，投奔苏联实在是一个痛苦的决定，行前内心很矛盾，在去留之间摇摆不定，甚至在出逃途中还曾一度萌生打退堂鼓的念头。据知情人透露，九月十二日午夜，林彪在乘车驶往山海关机场的途中，曾经命令随车的警卫秘书李文普中途停车，但被叶群、林立果所拦阻，林立果为此开枪打伤了企图执行命令的这位警卫秘书。
长期以来，大陆官方对此一直讳莫如深。当事人更是三缄其口。不过，据说李文普最初曾向上面反映了这一情况，但遭到专案组的训斥，随即被单独关押起来交代问题。迫于政治压力，李后来只好改口，回避了林彪曾下令中途停车这一情况，而把它说成是在听到林彪问"到伊尔库茨克有多远"后，他本人要求停车，以换取保留他的党籍、军籍和不株连家人的宽大处理。
然而，这位曾跟随林彪多年、后来吃了不少苦头的警卫秘书并不想永远这样沉默下去，湮没历史真相。他在私下里曾对来人表示"现在不到时候，到时候我是要讲话的。"恐怕要到那时，有关林彪出逃的更多真相才会大白于天下。
让我们还是再回到周恩来身上来，看他是如何进行应变处置的。
在与叶群通话后，周恩来断定其中肯定有鬼，立即下令封锁停候在山海关机场的林彪专机。不过，他做得很老到，事先为自己留下了转圈的余地，以"保护林彪安全"为名行事，还故意拉上林彪手下的几员大将黄永胜、吴法宪和李作鹏联合下达命令。而且周本人没有出面，而是让李作鹏通知山海关机场：林彪可能夜航，夜航不安全，不要夜航：林彪到机场时，要林彪直接给他去电话。
然而林彪一旦出事，毛很难把自己摘干净。想必在这时，毛才真切感受到同林彪闹翻在政治上对他的伤害，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出于一种十分复杂的心情，当林彪的飞机即将飞出国境时，毛决定网开一面，表示："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都是没法子的事，由他去吧！"
林彪的叛逃，给了一心想保持晚节的周恩来一个让毛泽东"板荡识诚臣"的机会。他知道林彪出逃对毛的震动很大，正在烦乱之中，便主动出来为毛分忧解难，在第一线指挥，把需要处置的事情全部承揽下来，作了各种紧急应变部署。
顺便说明的是，周恩来当时并没有如外界所传的那样立即下达全国禁航令，而只是命令打开华北地区所有雷达监视林彪专机的去向，并指示调度员用无线电向二五六号专机喊话呼叫，希望他们飞回来，表示不论在哪里降落，"我周恩来都到机场去接。"至于社会上广为流传的周恩来当时主张把林彪的座机打下来的说法，也是以讹传讹。其实，当时拦截飞机的主张是急于想和林彪划清界限的吴法宪提出来的。以周氏的为人来说，是不会在这样重大的问题上擅自作主的，何况又是如此敏感的问题，弄下好会让毛泽东起疑，所以更不会轻易表态，一定要请示毛本人来作决定。对此，周本人在林彪事件后讲述这件事时，说：林彪是党中央副主席，军队的副统帅，我仅是个政治局常委，在军队中又没有挂职，怎么能命令部队打掉党章规定的接班人？
事实上，据吴法宪回忆，周恩来当时在电话上劝阻了他，说：不忙，不忙，要请示一下主席。毛泽东听了周的报告后才说了那句"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的话来。大概是由于这个原因，人们把这笔账算到了周的头上。甚至大陆官方的理论权威胡乔木生前会见外国访客时也援引了这一说法。周恩来的遗孀邓颖超对此很不满意，专门向邓小平告了状。不过，这已是后话了。
周恩来是在林彪座机飞越中蒙边界后下达全国禁航令的。内容是：从现在起全国所有飞机，没有毛主席、周恩来、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五人的联合命令，一律不准起飞；绝对不准任何飞机飞到北京来；并要各地空军一律听从大军区司令员的指挥。
据吴法宪回忆，周恩来当时把话说得很严重，说：法宪，如果有任何一架飞机闯进北京，我和你的头都要掉了。当时之所以还要拉上林彪的几员大将下达禁空令，是担心林彪在军中的党羽趁机起事，故借用黄永胜等人的名义压一下这些人。由此也可以看出周处理事情的老到。
鉴于当时林彪座机飞出边境后下落下明，周恩来非常担心苏联会趁火打动，对中国发动突然袭击，情势十分紧张。为防不测，他首先劝说毛泽东转移到人民大会堂暂住，随后奉毛之命主持召开了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的紧急会议，宣布林彪叛逃事件，分别从军事、外交、新闻、宣传等方面作了紧急应变的部署。
接下来，周又一一打电话给各大军区和各省、市、自治区的主要负责人，向他们通报情况，宣布全军立即进入紧急战备状态。当时前来领受任务的北京市负责人吴隐曾目睹这一情景，他在回忆文章中写道：
我进到周总理的房间，看见他正在用保密电话给各大军区打电话。周总理示意我坐下来。我看见周总理很紧张，听见他对电话中说：庐山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第一个讲话的那个人，带着老婆、儿子坐飞机逃向蒙古人民共和国方向去了。周总理要求各大军区紧急备战。当时，有的大军区负责人还听不明白是谁飞到蒙古去了，还在电话中提问，周总理着急地说：你们还不懂吗？"
九月十三日夜，已经忙碌了一昼夜的周恩来在应变部署大体就绪后，仍不敢休息，又提笔写信给毛泽东，汇报各方面情况。他知道毛对林彪出逃一事虽在表面上故作豁达，实际在精神上受到重创，为此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急于想知道林彪的下落。为了多少让毛宽一下心，周特意附送了空军司令部刚刚获悉的一份关于一架不明军用飞机在蒙古温都尔汗地区降落起火的报告。他在信中这样写道：
现呈上政治局与总参共同拟定的紧急战备指示，参加者有春桥、文元、永胜、法宪、登奎 (德生去空军指挥) 及张才干、闰仲川、王新亭、彭绍辉、陈继德五位副总长和我，请主席审批。现与各大军区有通电话几次的 (如沈阳、南京、广州，武汉、昆明、成都)，其他也都作了布置，通了电话。江青参加了第一次会谈，现已入睡。先念、国锋，作鹏、会作分别至京西宾馆、海司、总后工作通电话。附上两张情报，值得一阅。也许三叉戟飞机逃出去真烧死了，也许是敌人迷惑我们。今 (十三) 日凌晨六时半迫降的直五飞机，被坏人打死一，自杀二，活着二，文件材料甚多。目前此主、北京军区、卫戍区部队均己进入部署位置，机场均有陆军驻扎，手中亦有机动兵力，便于机动，一切请放心。敬祝主席安康！
九月十四日下午，疲惫不堪的周恩来刚刚服下安眠药睡下，便接获中国驻蒙古大使馆的特急电报，证实了林彪等人确已在蒙古温都尔汗地区机毁人亡。这样的结局，使得连日来一直提着心的周总算是大大松了一口气，庆幸党和国家逃过了一次大的劫难，他情下自禁地连声说道："摔死了！摔死了！"然后兴冲冲地赶到人民大会堂毛泽东的住处，当面向毛报告这一好消息，劝毛放心休息，以便多少驱散一点毛心里的忧烦。
至此，自中共九大后开始的这场文革营垒内部的厮杀，以林彪一棺附身，掩埋在异国沙丘而告终。不过，毛泽东也并非是赢家，而是"抛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不仅毛本人"天纵英明"的神话在一夜之间破产，被供奉在神坛上的偶像地位摇摇欲坠；而且在政治上的阵脚大乱，发动文化大革命之举再也无法白圆其说。
为此，毛泽东不得不绞尽脑汁对文革以来的许乡问题重新作出解释，调整各方面的关系，在政治上作出某些让步，以稳住文革的败局，这样，祸乱频仍的中国政局出现了一线转机，历史给了周恩来一次可以在更大的范围内施展自己身手的机会。
在本章结束以的，顺便谈一下关于林彪座机失事的原因。显然是由于林彪死得不明不白，这种结局对毛泽东来说实在是再好不过的了，所以很多人并不相信大陆官方的说法而怀疑毛杀人灭口，指称林彪的座机是被中共军队发射的导弹打下来的。关于这一点，本书在这一章所披露的周恩来在九一三事件当天写给毛泽东的报告，已可证明此说是站不住脚的，缺少事实根据。不过，事实真相也并非像中共官方所解释的那样，是由于飞机携带燃料不足，迫降失败所致，而是其中另有隐情。
一位知情人告诉笔者，九一三事件后，林彪专机的驾驶员空军三十叫师副政委潘景寅被定为林彪死党，家人受到株连，流落街头，境况悲惨。前几年，空军有关部门对潘的家属落实了政策，在生活上给予相应照顾。潘的妻子为此感激涕零，向来人下跪磕头谢恩。
据这位知情人说，空军方面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事后从当年林彪出逃的航线分析，飞机强行升空后，曾在空中作过几次很勉强的转弯，从专业的角度来看，飞机的操作很不正常，不大像是具有高超飞行技术的潘景寅所为，很可能是潘在作某种反抗，而且当飞到接近苏联和蒙古边境时又突然掉头朝中国的方向返航，于途中坠毁，不仅如此，据说在勘查失事现场时曾发现潘的尸体上有枪伤，不过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一直秘而不宣。直到事过境迁后，才悄悄有了上述改正"
这表明，林彪的专机升空后对飞行的终点一直举棋不定，这恰好印证了本书前面提及的林彪在出逃时的矛盾心情。至于飞机在接近苏蒙边境时又折回来，这究竟是林彪改变了主意，下令返航，还是驾驶员潘景寅进行反抗，导致飞机在混乱之中强行迫降失败，不得而知。否则，凭潘氏过人的驾驶技术迫降成功应该是不成问题的。这是空军很多内行人的看法。至于所谓"燃油不够"的说法，则显然难以自圆其说。因为机上九人的死因实为油箱爆炸后，大火焚烧窒息而亡，如若油料不够，何来如此大火？此外，还有林彪座机被苏联导弹"误中"击落一说，作者没有掌握确凿材料，无从置评。
不过，如果此说能被证实的话，那么正好从反面证明了大陆官方加在林彪头上所谓"投苏叛国"的罪名并不成立。不然的话，中共了方为什么长期以来一直对当年蒙古宣称"中国军队飞机入侵蒙古，被导弹击落"一事保持沉默呢？同时，至今不敢要求俄国将这一段的历史档案解密。显然其中有难言之隐。当然，倘若林彪的座机不是被击落而迫降成功的话，这段历史的结尾就要重新改写了。补记于此，以备异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