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周旋在文革营垒的内斗之中
九大后，毛泽东原本准备在政治、思想，组织上全面巩固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完成斗、批、改的任务，实现所谓的"天下大治"。但是，这一过程很快就因文革派营垒的严重分裂而进行不下去了，代之而起的是中共党内高层内部激烈的权争。
毛泽东与林彪这两个昔日的政治盟友反目成仇，最后彻底闹翻，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九一三"事件，结果两败俱伤。林彪固然死于非命，葬身异国荒漠：但毛也不是赢家，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从此一蹶不振，面对文革无可挽回的败局，终日困坐愁城，悒悒而终。
这一场宣告文化大革命破产的轩然大波，最初是从文革中抛起的林彪、江青两大政治势力之间的明争暗斗开始的。林、江分别是毛泽东发动文革运动所依靠的左膀右臂。双方本来既无渊源，也没有什么交情，只是为了斗倒刘少奇，才集合在毛的麾下，在政治上结成同盟，互相捧场肋势，一度打得火热。然而，即使是在双方关系的蜜月时期，实际上仍是貌台神离，各自想拳经，不断在一些问题上发生龃龉，演成日后文革营垒的分裂。
九大政治报告的风波
在发动文革的问题上，林彪是被毛泽东拉下水的，换得一个"接班人"的空头街。林彪既不满这种状况，对文革运动也没有旷日持久搞下去的想法，认为今后还是要抓国家的经济建设。这个想法正好和周恩来不谋而合，却与毛的想法相左，由此酿成一场风波。
同周恩来相比，林彪是中共政治文化中生长出来的另一类人物，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异数，他不但打仗精明，曾为打下红色江山立下大功，而且在政治上也工于心计，对毛泽东为人的揣摩入木三分。建国伊始，林彪就有意不问政事，推说有病，婉拒了毛要其挂帅出征抗美援朝的打算，被发了"转业费"。当时，林彪曾一度动过到偏远省份当个地方官的念头，随后发生的高饶事件，林彪险些卷进去，更是让他深感政治上的凶险和毛泽东的翻覆无常。此后，林彪索性托病不出，闭门索居，韬光养晦，一再告诫自己"不要轻易骑上去"，尽量避开政治旋涡以自保待时。
然而，林彪的命运注定是要被卷入政治旋埚之中的。他的韬晦之术自然瞒不过经验老到的毛泽东。作为多年来精心培养，一手扶植起来的心腹爱将，毛当然不会让林彪超然政治，独善其身，为此曾在私下里敲打过林彪，让他克服身上的"暮气"。在毛的政治盘算中，林彪这颗棋子迟早是要派上用场的，不过当时主要还是针对彭德怀的。
还在庐山会议之前，林彪就被毛提名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和政治局常委，进入中央领导核心。这样一来，林彪这个军中"老三"在党内的地位一跃而超过彭德怀。毛此举的用心，多被世人所忽略。实际上，毛这时已经在暗中打彭德怀的主意，企图用林彪来挟制乃至取代彭。彭本人当时也有所觉察，曾主动提出辞职，被挽留下来。可惜彭大将军去意不坚，否则当时激流勇退的话，或许是会逃过庐山一劫的。
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前期，一直在韬光养晦的林彪有意托病不去，在一旁静观，会议中间，他被毛泽东紧急召上山来，参加批彭斗争。蛰伏多年的林彪在审时度势后，对毛投桃报李，在批门彭德怀时扮演了要角，口称"援兵"，对彭大张挞伐，刀刀见血，指彭是"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冯玉祥式的人物"，称："在中国，只有毛主席是大英雄，谁也不要想当英雄。"
林彪的表现深得毛泽东的赏识。会后，在毛的安排下，林彪从隐居走上前台，接替彭德怀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在看出当时党内已经形成"谁不说假话，谁就得垮台"的形势后，林彪为了保权固位，带头大捧毛泽东，用他自己的话说是采取"坚决的左倾高姿态"，刻意迎合毛，投其所好，搞起了狂热的造神运动。
其实，林彪内心深处对毛泽东的揣摩和批判远远超过彭德怀、刘少奇等党内高层中的其他人。他曾在一本辞典中"个人崇拜"的条目旁写道："他自我崇拜，自我迷信，崇拜自己，功为己，过为人。"此外，还有像诸如"毛，应照顾他，使他没有小帮帮的必要，他就不小帮帮了'政治上对其每一创举与功绩主动地指出来，则他自无锋芒的必要"之类研究心得。林彪并在私下里指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是"凭幻想胡来"，认为彭德怀的意见书是正确的，就是"急了点"：而反修斗争则是"骂绝了，做绝了，绝则错"。林彪这种私下里对毛的贬斥，甚至让他涉世末深的爱女林豆豆在震惊之余，心情灰暗，以至萌发了轻生的念头，自杀未遂。
在毛泽东发动文革的问题上，林彪最初并不十分积极，不过因为已经上了毛的这条船，身不由己而愈陷愈深。比如，在为发动文革造舆论而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的问题上，林彪的态度开始很冷淡，与奉毛之命专程赶来动员的江青"差点打起来"。据林豆豆回忆说，谈话中，江青请林彪多关心一下文艺工作，林彪表示："我不懂。"江青在不得已之下，只好搬出毛，说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不是她要搞的，而是"土宿让我请尊神"，林彪又推说："我身体不好。"结果双方不欢而散。后来，林彪看在毛泽东的面子上，还是敷衍了江青一下，让总政副主任刘志坚出来应付江青，在上海召开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而他本人则始终没有露面。后来以中央文件的形式向全党转发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其实是出自毛本人的手笔。他亲自修改了三遍，作了大段增删，并在标题上做了手脚，把原来的《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加上了"林彪同志委托"六个宇。这样一来，不仅在政治上名正言顺，而且也趁势把林彪拉下了水。
按照毛泽东的安排，林彪在五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扮演了主角，大捧毛泽东，唱政变经，为文革的发动造舆论。不料，这竟引起了毛的疑心和不安，在给江青的私房信中说了一大篇"黑话"，反指林彪"为了打鬼，借助锺馗"，让林彪碰了一鼻子灰，里外不是人，心里老大不高兴。所以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时，林彪有意告假，躲在大连疗养。
接下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决定由林彪取代刘少奇作为接班人。对此，林彪一度表现得诚惶诚恐，推辞再三，乃至正式写了书面报告。平心而论，林彪的这种心情并非全是在做戏，而是因为他深知毛为人生性猜忌和翻覆无常的缘故，伴君如伴虎，弄不好结局会很惨，刘少奇就是前车之鉴。就在这前后，他曾在私下里对林豆豆说过"刘少奇、邓小平是好同志，拿掉刘没有道理"。所以，当毛准备让林彪接班的趋势日益明显时，林彪并不大想"骑上去"，把他自己放在毛身边的炉火上烤，为此，林彪一开始并没有参加八届十一中全会，而是有意请了假，在大连疗养。会议进行过程中，毛泽东决心换马，指派汪东兴前去传他的话，让林彪一定要出席，并让周恩来安排专机接他，林彪守勉强回来的。他一回到北京，就立刻被接到人大会堂，毛亲自登门看望，做他的工作。据林彪未过门的儿媳妇张宁在自传上说，林彪回京后，"毫无喜气"，见到毛时，连连作揖，托称身体有病，不愿意当接班人。
对此，毛泽东很不高兴，本来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林彪却不顾大局，打起退堂鼓来。斥此，毛当面批了林彪，指他"想当明世宗 (即明朝嘉靖皇帝，虔信道教，不问政事--作者注)"。毛还用激将的办法将他的军，说："你不想介入运动是假的！"弄得林彪有口难辩。
在这种情况下，林彪只好从命，内心惶恐更甚于受宠若惊。这一点，从林彪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的讲话中也可看出，他几次表示：最近我的心情很沉重，中央给我的工作，我自知水平，能力不够，意料是要出错误的，恳辞再三。但是，现在主席和中央既已决定了，我只好服从主席和党的决定，试一试，随时准备交班给更合适的同志。
林彪既然做了接班人，就不能不为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摇旗肋战。他一登台就不同凡响，在全会期间接见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谈话中，表态坚决支持开展文革运动，直称"要弄得翻天覆地，轰轰烈烈，大风大浪，大搅大闹，这半年就要闹得资产阶级睡不好觉，无产阶级也睡不好觉"。并在十一中全会后主持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大讲开展文革的必要性，强调要"以主席为轴心，我们做晤盘"，"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还提出："这次就是要罢一批人的官，升一批人的官，保一批人的官。"
不过，林彪很快就发现自己所谓"接班人"的头衔只是个虚位，在毛泽东重返第一线、独揽大权的情况下，并不像刘少奇在位时那样握有实权，甚至连周恩来还不如。因为在新的党内权力格局中，决断权在毛，执行权在周，而他不过是一个性架牛的摆设。
更令林彪不快的是，他捧毛卖力不讨好。毛泽东对他在五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捧他的讲话抓住不放，不仅在私下里把看法露给江青，白纸黑宇，落下把柄，而且专门指派周恩来前来转告，还在党内高层中传阅，弄得不少人都知道。这让林彪着实领教了毛为人的难以伺候，同时看出所谓文化大革命，完全是毛和江青两人合开的夫妻店，他虽然贵为"副统帅"，但那只是毛"为了打鬼，借助钟馗"。
平心而论，这里不全是林彪的多心。实际上，毛泽东在文革中的不少重要决策，林彪都被蒙住鼓里，只是在事后才打了招呼，以致林彪对毛的意图不甚了了，不知文革运动怎么搞法。见各级领导人像走马灯似的垮台，而作为"副统帅"的林彪却对运动的前景茫然抚店，处境着实难堪。再加上林彪本人的身体也不好，毛泽东大肆接见红卫兵的举动，实在让他吃不消，但不陪又不行，有时到了难以支持的程度，有一次甚至从金水桥下走不回来。在这种情况下，林彪实在不大想干这种名为"接班人"，实际上只是个跑龙套的角色，曾几次向身边的工作人员流露过这种想法。
不过，林彪这时已经是身不由己，骑虎难下。他对这种状况虽然很不满意，但也不便表示什么。他的对策是索性顺水推舟，继续称病不出，当甩手的二掌柜，对运动中的大小事情能推就推，能躲就躲，从不主动表态。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大事不麻烦，小事不干扰"。叶群则把它总结为"三不主义"，即"不负责，不建言，不得罪"。这样既免遭毛泽东的猜忌，又可落得超脱，在政治上不负责任。
不仅如此，深知毛泽东为人猜忌的林彪还多次出面制止下面吹捧他的举动，反对诸如"副统帅"、"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一类提法，乃至郑重其事地写信给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声明："今后一切演出、一切会议、一切文件、一切报刊以及其他各种宣传形式都应突出毛主席，不要把我和毛主席并提。"
与此同时，林彪又煞费苦心地营造自己在政治上"紧跟"毛泽东的形象，以掩饰他在政治上的消极态度，所谓"言不离主席"、"手不离语录"、"突出主席"、"主席划圆我划圈"等等，都是在这种情况下。叶群为林办工作人员立下的规矩，要求"随时提醒首长"，帮助把关，就连在公开场合露面的时间也有严格的规定，要求既不能抢在毛之前，也不能落在毛之后。
稍后，叶群又要求林办的秘书在批送文件时，更进一步把原来对毛泽东所用的"请"和"送"等字，一律改为"呈"字，对此，叶群曾说得很明白："首长所处的身份，写'请主席'如何如何，似乎有点想与主席平起平坐的味道，写'呈主席'，就不犯嫌了。"
当然，林彪并不甘心听任毛泽东的摆布，做一个有名无实的接班人。他深知政治上是讲究实力的，而且看准了正在进行的文革运动正是一次可以浑水摸鱼，扩展自己实力的好机会。于是，他除了在政治上作出"紧跟"的姿态，配合毛斗倒刘少奇以外，用很大的精力来经营，扩充个人在党内军中的势力。林彪本来在军队就有一个小圈圈，即所谓"双一"(即红一方面军和红一军团--作者注) 的老部下，文革中又打着"在组织上全向调整"的旗号，排除异己，招兵买马，拉起自己的队伍。
为此，林彪曾向自己的亲信交底说："文化大革命要打倒一批，拉过来一批，保护一批。拥护你的人要保，反对你的人要打倒，中间的人拉过来。"林彪本人就采用这种手法，利用当时北京"五一三"事件后军内两大派斗争的形势，一打一拉，砸烂』／('总政阎王殿"，压垮了"冲派"，很快便控制了军中的局面：不仅所谓"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称雄于北京街头，而且扶植起直接听命于他本人的以总参谋长黄永胜 (林彪先是想用杨成武，后发现他有异心，遂换马--作者注)、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海军第一政委李作鹏、总后勤部长邱会作为嫡系的宗派集团。
林彪在军中拉帮结派的搞法，当然逃不过毛泽东的眼睛。毛对此自然不大高兴，但为了在政治上拉住林彪而不得不暂时采取了容忍的态度。同时，鉴于当时军队已成为防止局势失控的中坚力量，于是毛有意让军队在政治上发挥更大的作用，通过"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来稳住北京的政局，进而稳定全军。然后通过军队的稳定，来稳定全国。在这种情况下，毛对林彪拉帮结伙，扩充势力的种种作法也就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在趁乱打劫这一点上，林彪和江青两个集团彼此心照不宣，互相利用。比如，江青为了报私仇，让叶群去整周恩来的干女儿孙维世，说："现在趁乱的时候，你给我去抓了这个仇人，我也替你去抓人。"江青还通过英肝派出军人冒充红卫兵去上海查抄赵丹等五位文化名人的家，以便销毁她当年在上海当三流演员时落在他人手中的信件、照片等。林彪则先是请江青出面保吴法宪、邱会作等手下几员大将，后来又为了整掉杨成武，策动江青去说服当时对杨颇有好感的毛泽东，同意把他拿下来。事成之后，林彪对江青投桃报李，在宣布打倒杨成武等人的大会上，带头吹捧江青，称她"是我们党内的女同志中很杰出的同志，也是我们党的干部中很杰出的干部"，并拍板决定把江青的行政级别一下子从九级提升到五级。
应该说，一九六八年三月发生的"杨、余、傅事件"，是林彪、江青两大势力文革中在政治上最后一次大的合作。在此之前，双方虽然也有某些龃龉，但主要还是以合作为主。在此之后，尽管仍然维持表面上的团结，但吏乡的则是暗中的钩心斗角，尔虞我诈。特别是当共同的政敌已经被收拾殆尽，双方大体上平分天下以后，林彪、江青两个集团之间原本并不牢靠的政治联盟随即出现了裂痕。还没有开九大，江青就和林彪的头号亲信黄永胜撕破了脸，在"无产阶级司令部"内部闹出了一场不小的风波。
黄永胜是林彪的老部下，原任广州军区司令员，"杨、余、傅事件"后，被林彪视点进京，接任总参谋长并兼任军委办事组组长。毛泽东最初也很器重他，得知黄参加过秋收起义后，更是对他宠信有加，把黄视为自己的亲兵，九大时曾有意让他进入常委。所以，黄一度在政治上红得发紫，锋头超过江青。这让文革女老板江青心里很不是滋味。
于是，黄永胜上任伊始，就被江青找碴儿来了个下马威，整得灰头土脸。起因是原来军委办事组在写关于军队调动的请示报告时，要列上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以及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等一大堆名字。这样传阅起来很费时间，容易误事。后来军委办事组请示了毛之后，有关军队调动这类事情就不再报送中央文革了。
江青对此大为不满，认为这是黄永胜目无中央文革，在搞"独立王国"。在一九六八年五月间的一次中央文革碰头会上，江青大发雷霆，指着黄永胜的鼻子破口大骂，说军委办事组搞"军党论"，是"独立王国"，无组织无纪律，目无中央，对它封锁消息，宣称："老娘就是中央。"并且以中央文革女老板的身份宣布黄永胜、吴法宪停止参加文革碰头会，清理思想，还取消了原定由黄率代表团出访阿尔巴尼亚的安排。
江青之所以这样跟黄永胜过不去，倒并不全是因为黄在政治上的风头超过了她，有很大程度上是冲着林彪而来的，其中缘由一直可以追溯到本书前面提到过的在"大闹怀{二堂"之前，林彪斥骂江青的那一场戏。为此，江青心里一直憋了一口气，但又对林彪奈何不得，于是迁怒于人。再加上当时黄永胜也在军委常委碰头会上放了炮，指名道姓地批评了江青，后来在反击"二月逆流"时，江青非要他作检讨。黄永胜在请示林彪后，始终顶住没有理睬。江青对此一直耿耿于怀。这次，黄永胜进京是林彪亲自点的将，又因参加过秋收暴动而获得毛泽东的赏识，所以不大买江青的账，没有上门烧香拜佛。这样，就更加冒犯了江青，于是老账新账一起算。
这场"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窝里斗，迫使一直在忙于收拾文革乱局的周恩来不得不放下手头上的事情，设法调解双方的矛盾。从周的本心来说，实在不愿意卷入这场纠纷之中。双方各有靠山，哪一边也得罪不起。不过，他知道这种"将相不和"的局面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势必演成另一场你死我活的党内斗争，政治上将无太平之日，他收拾文革乱局的努力也将前功尽弃。
于是，周恩来施展自己善于调和矛盾的本事，出来充当和事佬，进行劝解，把双方往一起撮合。这件事很显然是江青在无理取闹，不过鉴于她的特殊身份和一触即跳的为人，除了毛泽东以外，别人根本碰不得，所以当江青对黄永胜大发雌威时，周明知事情的原委，当场也不吭声，而是在事后向毛作了汇报。毛听后表态说：不要理她，让黄照样当团长，率团出访。
有了毛泽东的表态，周恩来心里有了底，于是带着黄永胜、吴法宪，叶群到钓鱼台登门拜访江青。行前，他再三叮嘱黄、吴二人要忍耐，不管江青讲什么，你们都不能当面顶撞，要讲团结。到了好一会儿，江青才从楼上姗姗下来，站在楼梯上就挖苦黄、吴，劈头盖脸地骂起来，说：你们带着红五星，两面红旗 (指帽徽、领章--作者注)，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红五星是老娘我给你们争来的！狠狠地把黄、吴训了一顿。在场的康生、姚文元则在一旁帮腔。
黄永胜、吴法宪等人则按照周恩来事先的嘱咐，老老实实地听着江青的训话，一声不吭。等江青发泄完以后，周趁势出来解围，打圆场，故意问黄永胜："什么时候动身啊？"并宣布从明天起恢复黄、吴两人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
大概是毛泽东觉得江青闹得太不像话，如果不下来管一管的话，纵使别人不说什么，自己也不免落下纵容宅差撒泼的名声，于是又传下话来，由周恩来主持开会，让江青为此事作检讨。为了防止再生枝节，会前，一心想把双方往一起撮合的周氏又再三向黄永胜、吴法宪等人打招呼，说："无论江青今天讲好讲坏，你们都不要说话。"会上，在江青作检讨时，他又特意用眼睛盯着黄、吴二人，防止他们放炮走火。
周恩来这种明显"拉偏架"的作法，自然引起非议。汪东兴就在政治局会议上批评周对江青太迁就，提出"希望中央常委对江青要多加教育，不要纵容江青"。周明知这是在转述毛泽东对他的批评，但他既不为自己辩解，也不当真照办。因为以他多年来相处的经验来看，他实在太了解毛与江青这对政治夫妻之间那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难解难分的关系了，所以对毛的话不能太认真，否则就会自讨苦吃。
这场风波虽然在周恩来的调解下总算平息下来，但是一波刚平，一波又起。在起草中共九大政治报告的问题上，林彪和江青两个集团再度发生龃龉。这回双方出场的是各自的秀才陈伯达与张春桥、姚文元，围绕九大报告的基调，互相争锋攻讦，彼此结下了很深的怨恨。
一九六九年一、二月间，毛泽东提议中共九大的政治报告由林彪来作。在由谁来执笔的问题上，张春桥自告奋勇，提出由上海来承担，起草九大报告。自认为是党内头号笔杆子的陈伯达不愿意被张一人抢了风头，要求毛交给他来写。而林彪也不想让中央文革摆布，遂准备自己动手，先写个提纲，等讲完后再整理成文，为此还组织了一个班子，由秘书、老婆、儿子参加。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大概是想在陈伯达和张春桥两个秀才之间摆平关系，于是提出林彪自己写"太累了"，指定由陈伯达牵头，张春桥、姚文元参加，三人共同起草九大报告。
陈伯达本来是属于钓鱼台营垒的，虽然名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但实际上却是江青的傀儡。为此，他曾多次自称自己是个"刘盆子"。陈在文革小组的日子很不好过，江青经常当众揶榆、训斥、羞辱他，指陈是"晓儒"和武昌起义时从床下拖出来的"黎元洪"，骂他政治上"不成器"。
为此，陈伯达曾几次被逼得想自杀。在中央文革的圈子里，陈十分孤立，除了江青以外，康生也看不起他，当众讥笑他是"乌笼院"的院长，就连张春桥、姚文元这些"小字辈"也不把他放在眼里，倚仗着江青，"骑在他的头上拉屎拉尿"。
在这种情况下，陈伯达不得不转向林彪，寻找靠山。而林彪为了挖江青的墙角，也有意拉他一把，通过叶群利用福建同乡的关系，对陈进行安抚笼络，而且还亲自出面替他讲话撑腰，说："陈伯达是好人，一个书生掌握这么大的局面不容易。"处于困境中的陈伯达对此感激涕零，因而在政治上逐渐倒向林彪一边，成为毛家湾的座上宾。
陈伯达在领受起草九大政治报告的任务后，撇开张春桥、姚文元二人，一个人天天往毛家湾跑，同林彪商量怎样写。在发动文革的问题上，林彪本来就是被毛泽东拉下水的，因此对文革运动并没有旷日持久搞下去的想法，特别是当他的权位日益巩固之后，更想见好就收。而林彪起初也真以为毛泽东相信他，放手让他起草，便认真搞起来。
实际上，林彪内心深处的想法与毛泽东并不相同，认为文革运动过去之后，今后还是要讲国家的经济建设，要搞民富国强，主张报告可从人民、国家的角度去讲。这个想法正好和周恩来不谋而合，陈伯达为此曾私下征求过周的意见，周表示支持，这样一来，林彪更加受到鼓舞，因为他知道自己对经济是外行，抓经济工作还是要靠周来做。
根据林彪的这一思想，陈伯达拟定了题为《为把我国建设成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的九大政治报告大纲。大概是由于陈已经上了年纪，精力不济，或是既想体现林彪的想法，又惟恐触犯了毛泽东的忌讳而颇费踌躇，总之起草工作进展缓慢，迟迟交不了稿，一拖再拖。在毛的一再催促下，陈伯达才在三月初勉强交出了原定十个部分中的三个部分。
谁知，陈伯达的稿子一拿出来，便在毛泽东主持的讨论会上，遭到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群起而攻之，说这是鼓吹"唯生产力论"的报告。毛也对陈交出的稿子很不满意，认为没有把文化大革命的作用突出出来，对经济方面讲的太多，本末倒置，在政治上的分量不够，而且对陈拖拖拉拉，耽误了九大的召开，感到十分恼火。在这种情况下，毛否定了陈伯达的稿子，决定由康生、张春桥、姚文元三人另起炉灶，再写一个比较比较。林彪、周恩来见毛表了态，都不再吭声。
善于察言观色的康生已经看出林彪对毛泽东否定陈伯达的稿子老大不高兴，不愿夹在毛、林之间左右为难，于是索性把执笔起草九大报告的事情推给了张春桥。陈伯达见毛赏识张，把自己撇在一边，更是憋了一肚子气。接下来，在讨论张春桥起草的稿子时，陈跳出来反唇相讥，说："还是要发展生产，搞好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才能尽搞运动、运动。像伯恩斯坦所说的：运动是一切，而目的是没有的。"没想到这一下戳到了毛泽东的痛处。毛大为恼怒，狠狠批了陈伯达一顿，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否定了你的报告，你陈伯达不到半个月就反攻了。帝国主义的本性是不会改变的，马列主义的本性是不会改变的，你陈伯达的本性也是不会改变的！
更令毛泽东感到不快的是，他已经从江青那里得知陈伯达老往林彪那里跑，认为陈老病复发，又在政治上搞投机，见自己老迈年高，便改换门庭，往林彪那边靠。于是，毛又把历史老账翻出来，指桑骂槐，批陈伯达一贯在他和刘少奇之间搞投机，"脚踏两只船"。最后，毛泽东表示张春桥的稿子"大体可用"，而把陈伯达的稿子退了回去。不仅如此，毛甚于还动了在九大人事安排中把陈排出常委的念头。大半辈子为毛起草文稿的陈伯达见毛原封不动地退回自己的稿子，连看都没看，不禁伤心地大哭了一场，以后更加倒向林彪。
林彪是个乖觉的人，当然能听出毛泽东发这顿无明之火的弦外之音，心里虽然不高兴，但由于毛已经明确表态，便不再说话了。不过，他从此记恨上张春桥，多次在私下表示："张、姚是无名小卒，不知是那里冒出来的小记者，他们写什么是什么，我林彪一字不改。"而且说到做到，林彪一直到九大登台作报告之前，对张、姚所写的稿子甚至连一遍也没有看过。
在中共九大期间，林彪、江青两个集团之间的明争暗斗变本加厉，双方明里一团火，暗中使绊，互相拆台，算计对方。先是江青一干人抓住林彪把九大政治报告念得"结结巴巴"一事，纷纷在文革碰头会上提意见，让林彪下不了台，林彪对此恼火之极，一定要对江青一干人还以颜色。后来在印发九大政治报告时，张春桥提出请林彪亲笔签名，说这样效果会更好些。林彪一口回绝，有意让他碰了一鼻子灰。
不仅如此，林彪还布置他的亲信在九届一中全会选举政治局委员的过程中做了手脚，搞私下串连，把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三个人的选票压了下来。这让"文革旗手"江青当众出丑，面子上十分难堪。后来江青在康生的帮助下暗中查选票，虽说一时抓不到对手什么把柄，不过她很清楚是谁在背后捣的鬼，一定要报这一箭之仇。
江青由此对林彪、叶群二人戒心大起，疑神疑鬼，处处提防。先是怀疑他们在她钓鱼台的住地安装了窃听器，在翻腾了一个够后，索性搬了家。随后又交代秘书把和毛家湾之间来往的文件和电话记录统统保存下来，说："叶群这个人怪点子很多，我和她打交道不得下多长几个心眼，弄不好就被她抬绕进去了。"这以后，林、江两人集团之间的成见日深，双方都不掩饰对对方的戒备和轻蔑，张春桥公开讥讽黄永胜是个"大老粗"，什么也不懂；黄则指张不过是个"小记者"，"小毛猴子"罢了。随着林、江双方的钩心斗角愈演愈烈，毛泽东投入全部政治资本而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也开始露出败象。
毛、林交恶的根由
毛泽东并没有真想把权交给林彪，选择林作为接班人，不过是为了斗倒刘少奇的权宜之计。九大后，林彪在政治上羽翼丰满，尾大不掉，成为毛的一块心病。毛遂开始用心机解决这个问题，转而利用林彪与江青之间的矛盾，刻意扶植张春桥，造成与林彪争锋的态势，以削弱林彪的权势。
九大后，毛泽东本来想一心一意营造"天下大治"的局面，结果却囤自己的后院起火，不得不拿出相当精力来调解林彪和江青之间的矛盾。平心而论，毛在最初处理这个问题时，还是能够一碗水端平，并没有过份偏袒江青。相反，对她不顾大局接连惹是生非，感到很恼火，曾几次出面批评干预。比如，九大后，江青为了报一箭之仇，公开提出要批判林彪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的讲话。原来林彪在那次讲话中为了吹捧文革，讲出"新意"，把它与历史上的三次所谓"文化革命"--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化、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诞生作了比较，认为文革的历史意义要远远超过这三次。结果，还是被江青抓住把柄，从中挑出很多毛病。她和姚文元合编了一组题为《周扬鼓吹资产阶级文艺复兴的一些言论》的材料，采用指桑骂槐的手法，逐段批注，上纲上线，影射林彪讲话。
随后，江青把这件东西在政治局内部传闻，要求讨论通过后印发全党。为了寻求支持，她还逐个找政治局委员谈话，进行动员，毫不隐讳地声称：我这个东西就是要批判林彪的讲话！而且还把这个材料直接送给林彪，逼他表态，弄得林彪既恼火又无奈，只好东躲西藏，避免和她见面。最后，还是毛泽东获知此事后，感到江青闹得实在太不像话，出面进行干预，把这个东西压了下来，给林彪解了围。
不过，毛泽东的态度很快就起了变化。毛生性猜忌多疑，在他的政治生涯中，从来就没有真正相信过任何一个人。即使是对自己的"亲密战友"林彪，也始终存有戒心。像前述江青一干人在九大上的选票被压低一事，毛就怀疑是林彪从中做了手脚。因此，当周恩来向他报告康生帮助江青查选票时，毛并没有表态，批评这种违反党纪的作法。实际上，毛本人在九大时也对林彪留了一手。他一方面同意把林彪的接班人地位破天荒地写入党章，另一方面又设法在权力布局中平衡林彪的势力，不动声色地做了这样几件事：
一是借周恩来牵制林彪。在最初的党内人事安排中，除了林彪之外，毛泽东还曾提名周做另一名党的副主席，只是后来被周本人坚决反对掉了。二是有意打破由林彪指挥过的一方面车在军中一统天下的局面，安排原属四方面军的两位大军区司令员许世友、陈锡联进入政治局，并亲自指定四方面军出身的李德生作为军委办事组成员前兼总政治部主任。三是坚决顶住党内文革派的鼓噪，始终不同意将邓小平开除出党，把邓作为他手中保留的一张牌。后来的事实讲明，毛的这几手的确老谋深算，对以后政局的演变早已未雨绸缪，棋先一着了。
九大后，林彪在政治上的羽翼日益丰满，己成尾大不掉之势。这种状况越来越成为毛泽东的一块心病。毛、林关系开始出现微妙的变化。更让毛不放心的是，林彪在政治上的真实想法和他并不一样，这一点从陈伯达为他起草的九大政治报告中看得很清楚。为此毛戒心大起，本来，毛并没有真正准备把权力交给林彪。他之所以在文革之初选择林彪作为自己的接班人，不过是为了斗倒刘少奇而采取的权宜之计，结果却发现扶植上来一个更加难以对付的对手。林彪虽然貌似恭顺，骨子里却居心叵测。这让毛大伤脑筋，后悔不已。
而且更让毛泽东不安的是，林彪利用自己接班人的地位，在党内军中拉帮结派，积极扩充势力，非但基本上掌握了军队的局面，军委办争组几乎是他清一色的人马。而且由于当时各省、市和中央各部委的第一把手多半是奉命支左的军队干部而在政治上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俨然成为左右政局的一人势力。其中武有"四大金刚"：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文有党内大秀才陈伯达，而林彪的妻子叶群则从中穿针引线。他们在政治局内抱成一团，攻守同盟，唯林彪的马首是瞻，比当年刘少奇的"独立王国"还有过之而无不及。在毛的眼中，林彪的权势已经膨胀到了大有把他架空的地步。在这种情况下，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的心态再次攫住了毛泽东，于是开始用心机解决这个问题。
正是出于这种考虑，精于权谋的毛泽东转而利用林彪与江青之间的矛盾，有意识地扶江抑林，以便在政治上削弱林彪膨胀的势力。鉴于林彪是靠鼓吹个人崇拜起家的，从中捞到不少政治资本，毛便开始有意识地在这个问题上降温。九大前就曾多次在文件上删掉发明权属于林彪的"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吹捧自己的三个副词。九大后，毛泽东又交待周恩来把人民大会堂所挂的语录牌统统摘下来。当周照办以后，毛还故意当着林彪的面说：这些王八蛋的东西没有了。林彪当然清楚毛这番话的矛头所指，但对毛这种过河拆桥而且还恶语伤人的作法，心中很不是滋味。他表面上虽然没有表示什么，私下里却并不买账，吩咐属于军队系统的京西宾馆顶住，照挂不误，有意唱对台戏。
毛泽东在个人崇拜的问题上降温的同时，还刻意扶植能够真正体会他思想的张春桥，造成在政治上与林彪争锋的态势。九大后，毛曾带着张春桥到苏州去看望林彪，以谈如何防上出修正主义为名，试探他的态度，同时不动声色地挑动林彪对张春桥的忌心。
据知情人说，毛泽东在谈话中先是说总理年龄大了，问他对周恩来的接班人有什么考虑，然后话锋一转，问林彪：我年纪大了，你身体也不好，你以后准备把班交给谁？见林彪不吭声，毛又追问：你看小张 (指张春桥) 怎么样？弄得林彪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才好。后来林彪还是借答谈怎样才能防止出修正主义的问题时，才转弯抹角地表示：还是要靠黄、吴，李、邱这些从小就跟着主席干革命的人，要防止小资产阶级掌权。
应该说，毛、林之间这一席不投机的谈话，是解读庐山会议日后这段扑朔迷离历史的一把钥匙。不管毛泽东的主观意图如何，却在客观上挑起了林、江两个集团之间围绕接班人问题而展开的激烈争斗。正是在这次谈话后，毛、林之间的心结日深，林彪已经明显感到毛有改变接班人的考虑，预感到自己的前途凶险。为此，林彪很为自己的处境担心。他和叶群俩人在苏州时，曾为此关起门来相对落泪。
当然，林彪并不甘心听任毛泽东的摆布，为了捍卫他的接班人地位而在政治上层开了保卫战。后来庐山会议上闹出的那场轩然大波便是由此而起。换句话说，并不是林彪迫不及待地"抢班夺权"，而是他实出无奈，担心毛泽东出尔反尔，用张春桥取而代之，自己最终落得和刘少奇一样的下场，为此不得不以攻为守，在政治上集中打击张春桥，以求自保。
调解林、江两派争斗
在九大后的政治格局中，周恩来保持中立，小心翼翼地斡旋林彪、江青两大势力的争斗。不过相对而言，周更贴近林彪这一边，在很多问题上支持林彪一派的意见，同时不赞成毛泽东流露出来的想更换接班人的打算。这里有历史与现实两方面的原因。
就在林彪、江青两大势力围绕接班人问题明争暗斗之际，周恩来有意继续埋头于在内政外交两方面收拾文革乱局，采取隔岸观火的态度，在政治上严守中立，避免卷入双方的矛盾之中。尽管如此，他作为政治局日常工作的主持者，却很难完全置身事外，只好小心翼翼地斡旋其中，尽可能就事论事，绝不明显偏向任何一方。
不过相对而言，周恩来在工作中依靠和支持林彪这一边更多一些。这主要是由于江青恃宠而骄，目中无人，遇事浑不讲理，很难共事。而林彪及其手下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则对周本人及其工作表现得更加尊重和支持。
林彪一派的这种态度既有历史上的渊源，也有现实政治上的图谋。林彪是黄埔军校出身，可以说曾经是周恩来的学生；投身革命后，虽然能征善战，升迁很快，但在党内军中的地位与周相比还是高下悬殊，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两人根本不处在同一个档次上。周一直是他的上级领导。至于黄、吴、李、邱等人就更不在话下了。当他们还是红小鬼时，周已经是红军总政委了。周氏这种在党内军中的资历，自然使得素来讲究论资排辈的军队将帅们肃然起敬。此外，林彪出于政治上接班的需要，积极扩充自己的势力，网罗党内各路人马，以便日后为其所用。周恩来自然成为他有心拉拢的对象。在这一点上，林彪有意识地同江青对着干。凡是遭到江青整治的，比如陈伯达，汪东兴等人，林彪都一概加以笼络安抚，趁机拉一把。对周氏也是一样，在文革中周处境困难时，林彪曾几次出来讲话，对他表示支持，有意进行拉拢。
一九六七年夏天正是周恩来在政治上最难过的时候，社会上倒周的势头甚嚣尘上，周本人也在中央文革碰头会内部不断遭到江青组织的围攻批斗，日子很不好过。这时毛泽东正在南方巡视，林彪利用坐镇北京主事的机会，有意拉周一把，出面表态支持周恩来主持中央文革碰头会，对他表示：你要大胆主持这个会，放手处理问题，我现在情况不熟，身体不好，全靠你了。还特地向军队方面的人打了招呼，要他们全力支持周的工作。
此外，文革派摇羽毛扇的军师康生在九大期间，私下里策动吴法宪出来反周，向吴散布说，最先提"揪军内一小撮"的社论是周恩来批发的。张春桥在一旁帮腔，讲了事情的前后经过，让吴在会上提这个问题。林彪得知这一情况后，又立即托人传话给吴，告诉吴不要上当，我们党内还不能没有总理，主席管大政方针，我身体不好，没有人干这些具体工作不行。而且讲得很严厉，警告吴说，则果你提这个问题，那你就要完蛋。林彪并要叶群当面向周转告这件事情。
周恩来对林彪的这种关照自然心作感激，有意投桃报李。此外，对周来说，还有一层关系，那就是林彪曾是他的学生，虽说是毛泽东一手提拔的，但也是周眼看着成长起来的，现在林彪后来居上，成为党的接班人。这让行事谨慎的周氏更是处处注意避嫌，格外尊重林彪，以免被人说成摆老资格，看不起他。为此，周在九大的大会发言中专门讲了一段称赞林彪是井冈山会师的"光荣代表"的话。林彪听后非常激动，站起来打断了周的话，说：我林彪没什么，一切都是毛主席，我如果跟着贺龙、朱德早就完了，没有今天。林彪一边说，还当场哭了。
在九大后的政治格局中，还有一点让周恩来更贴近林彪的，是两人对文革运动过后应该着重抓一下国家经济建设的看法相同，用周本人的话说是"经济工作进入七十年代，是斗、批、改的主要方面"。
在起草九大政治报告的那场风波中，周尽管在面上保持沉默，却在私下里和陈伯达交换过意见，并不赞成张春桥给陈扣上"唯生产力论"的帽子。
当然，周恩来是个玩弄平衡的老手，在林、江两派之间的钩心斗角中，竭力在表面上不偏不倚，小心翼翼地走钢丝。不过出于上述种种原因，周内心里还是更多的倾向林彪这一边的。比如，一九六九年十月，军委办事组为了防止苏联借当时准备举行的中苏边界谈判的烟幕而发动突然袭击，遂以"林副主席第一个号令"的名义向全军发布紧急战备指示，当时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已决定进行党政军机关大规模的疏散转移。在这种情况下，由主持军委工作的林彪对部队发出这样一个指示并没有什么不妥，但却触动了毛本人那根敏感的神经，因此老大不高兴，一气之下竟把军委办事组上送的报告给烧掉了。周恩来从汪东兴那里获知这一情况后就悄悄转告了林彪。再如，九大后，周恩来开始觉察出毛对林彪日益不满，为了回报林彪对自己的好意，他曾托人劝说林彪不要老呆在家里，出来做点工作，到下面走走，搞点调查研究。但是，林彪婉拒了周的劝告，托人转告说：谢谢总理的好意，我的身体确实不行，连出去坐车都不敢了。
林彪这样做并非存心不给周恩来面子，他的身体其实也没有坏到这种地步，他身体的主要器官并没有什么大的毛病，顶多是当年的枪伤损害了中枢神经功能，怕水、怕风、怕感冒、容易出汗而已。实际上，林彪放出这种风的目的，是有意在政治上韬晦，隐幡锋芒，以减少毛泽东对他越来越大的猜疑。但是，林彪的这种"障眼法"，根本无法蒙哄过老奸巨滑的毛，很快就被他下的一个诱套而弄得露出了马脚。
一九七〇年三月间，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全面展开。这是继召开九大重建党的组织之后，毛为了营造"天下大治"的局面而在政治上采取的另一个大动作。不过，毛却对此有些踌躇，因为按照宪法的规定，有一个由谁来担任国家主席的问题。对此，毛既没有兴趣重新担任这个角色，应付日常大量的国事活动，也不愿意把这个职位让给其他人，以免重演先前"两个主席"的噩梦，特别是在林彪已经坐大的情况下，更不想让给他。于是，毛在提议召开四届人大的同时，又提出要修改宪法，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关于这一点，大陆官方的说法人都如上所述，似据当时曾在政治局会议上直接听传达的吴法宪的回忆则有所不同。他说：七〇年三月八日，主席在武汉派汪东兴回京传达准备召开四届人大的意见。主席的意见大意是：要开四届人大，选举国家领导人，修改宪法，政治局要立即着手做准备工作。国家机构究竟设不设国家主席要考虑，要设国家主席由谁当好，现在看来要设主席只有林彪来当，但我的意见是不设为好。传达完后，来不及讨论，早早地散会了。叶群、黄永胜和我跑到汪东兴家里，又问了一遍。汪东兴又这样说，还是这几句。叶群很高兴。记得那次汪东兴还请我们吃地瓜。
应当指出的是，毛泽东在这里提到由林彪担任国家主席不过是虚晃一枪，是在对他进行试探。毛这种虚虚实实的作法并非始自今日，还在九大期间就已经开始了。在九大开幕式上，曾发生过这样一幕：在推选大会主席时，毛突然说："我推举林彪同志当主席。"林彪马上站起来大声说："伟大领袖毛主席当主席。"毛又说："林彪同志当主席，我当副主席好不好？"林彪连连摆手说："不好，不好，毛主席当主席，大家同意请举手。"于是，全场一致举起手来。毛见状，说："他这个人哪，讲客气了。"但是这一回，林彪在叶群的摆掇下，确实动了心。林彪早就很不满意自己名为"接班人"，实际上只是个政治上的摆设这种状况。在他看来，如果说出任党的主席是非分之想的话，那么担任国家主席则是顺理成章的。这里不仅有刘少奇的先例，而且也是顺势解决他在政府中的职位只是副总理兼国防部长这种与接班人地位不对称的办法。此外，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一直让毛泽东打算更换接班人的意图弄得惶惶不安的林彪，希望通过此举来试探毛对他的态度，进一步巩固和捍卫自己已经载入党章的接班人地位。
熟谙"善用兵者隐其形"一类用兵之道的林彪，当然懂得在政治上掩蔽自己，撇清自身与设立国家主席的关系。四月十一日，林彪经过再三斟酌后，提出了他的三点意见，绕过是否设国家主席的问题，直接建议仍然由毛泽东兼任这一职务，称："否则不适合人民的心理状态"。至于国家副主席，则表示"可设可不设"，而"他自己不再担任副主席的职务"
老于权谋的毛泽东马上便看出了林彪所打的主意，认定他"劝进"是假，自己想当国家主席是真，而且对林彪这样公开将自己的军感到下快。因为这恰恰是毛的心病所在，他宁可把这个职务让给董必武这样无关紧要的党内元老，也决不愿意让已经尾大不掉的林彪来当。更令毛不安的是，林彪的这一提议随即得到了包括周恩来在内的在京政治局大多数成员的赞成，而支持他本人的则寥寥无几，只有江青真正懂得他的心思，在会上表示，毛主席还在，林彪如当国家主席，也不好。这越加让毛领教了林彪在政治上呼风唤雨的能量。
为了避免夜长梦多，生米煮成熟饭，毛泽东在林彪建议的第二天，便立即表态："我不能再作此事，此议不妥。"随后，毛又急急忙忙从武汉赶回北京，在政治局会议上重申他不当国家主席，也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乃至引用历史上三国时代劝进的典故来敲打林彪，说：孙权劝曹操当皇帝，曹操说，孙权是要把他放在炉火上烤。我劝你们不要把我当曹操，你们也不要做孙权。不仅如此，毛还特意做了周恩来的工作，几次和他单独谈话，表明白己的态度。毛这样做，是因为周带头主张设国家主席，而且又主持政治局的日常工作，说服了他，就能带动其他人。
但是，已经看出毛泽东并无意真正把权交给自己的林彪，这回僙下一条心，撕下了"一贯紧跟"的面具，执意坚持设国家主席的主张，存心给毛出难题。这样一来，毛、林之间的分歧在党内领导暗中暴露出来。双方暗中较劲，谁也不肯让步，最后只好将设国家主席的问题暂时搁置起来。经此争执后，毛、林两人之间的关系开始紧张起来，成见也越来越深，私下里都毫不掩饰对对方明显的不满和戒心。
在这种情况下，主持四届人大筹备工作的周恩来被夹在当中，弄得左右为难。平心而论，他起初之所以主张设国家主席，不能说没有迎合林彪之意，不过更主要的还是看重国家体制的问题，认为一个国家在形式上总还是要有国家元首和副元首。况且这也是党内外大多数人的呼声和愿望，应该加以考虑。为此，周很希望毛泽东能重新担任国家主席，由林彪担任副主席，以便体现党和国家的一元化领导，即使退一步说，在毛实在不愿意当的情况下，也不必因人废事，由林彪来担任这一职务也未尝不可，这丝毫不影响毛作为全党全军全国最高领袖的地位，同时也可反映林彪作为接班人和副统帅的身份。
其实，这种看法当时在党内很有代表性，就连康生这样文革派的大将也持同样的观点。不过，周恩来深知毛泽东说一不二的为人，凡是他所认定的事，别人是很难劝阻的，况且又是在这样敏感的问题上，违背毛的意思，只会自讨没趣，所以当毛找他谈话后，周的态度有了改变，不再提设国家主席的问题，而实际上思想并没有真正想通，只是顾忌毛的态度而暂时回避了这个问题。康生所主持的宪法修改小组也面临著同样为难的处境，被夹在当中，无所适从。直到庐山会议召开之前，是否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也始终没有定论。
但是，庐山会议前夕的政局已经是暗潮汹涌，周恩来根本无法置身事外，接连卷入林、江两派之间发生的龃龉之中。七月下旬，周在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两报一刊"的"八一"社论时，陈伯达与张春桥为送审稿中的一处提法发生争执。陈主张把"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句中的"毛主席和"四个字删掉，理由是自文革以来宣传中的标准提法是"伟大领袖毛丰席亲自缔造领导、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的提法将会引起外界不必要的议论。张则毫不退让，非维持送审稿中的提法不变。
对此，主持会议的周恩来不得不出来设法摆平双方的争执。为了弄清事情的原委，他专门作了调查，发现在头年"十一"社论的修改过程中已经有人做了手脚，造出了这个新的提法，而负责中央宣传工作的正是张春桥、姚文元二人。周知道陈与张、姚二人素有嫌隙，开始前没有把问题看得很严重，以为在这场"文字"之争的背后，不过是大小秀才之间的文人相轻，互不服气，而没有马上领悟到问题并非这样简单。实际上，是毛泽东和林彪之间的较劲。更确切的说，是毛为了在政治上削弱林彪的权势，暗中指使张，姚造出来的说法。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认为从维护大局稳定的角度来说，陈伯达的意见更值得考虑。不过，他知道兹事体大，直接涉及到毛泽东和林彪，最后要由毛本人来定夺。于是，他除了当众声明"这要请示主席"外，又随即写信给毛报告此事的来龙去脉，最后表示："我个人认为以改回为好。究竟如何，请主席决定示知。"
毛泽东对周恩来这种态度很不高兴，开始是拒绝表态，称两种提法都不是他提的。而当周利用陪见外宾之机又当面请示时，毛有意让他碰了一个不软不硬的钉子，表示：这类应景文章，既已经政治局讨论修改过，我就不看了，关于提法问题，毛一方面故作大度，表示"可以改回去，这无关重要"，另一方面却执意不肯自己动手圈去社论稿中"毛主席和"四个字，一定要汪东兴代他圈去。
实际上，毛泽东对此一直耿耿于怀，直到一年后在南巡讲话中还愤愤不平地表示：难道缔造的就不能指挥吗？在毛看来，这不仅是林彪存心与自己争夺军队指挥权的问题，而且周恩来的态度也令人可疑，如果林、周两人真的在政治上联手的话，将会使林彪如虎添翼，更加难以对付。为此，毛决意寻机敲打一下周恩来。
恰好就在这时，周恩来在外交上出了一点纰漏。在接待苏丹国家元首尼迈里访华时忙中出错，误以为毛泽东当时已经批准了他送审的同苏丹方面的会谈报告及其附件，就先与苏丹政府正式签订了两国之间经济和技术合作的两个协定。事后，他急忙为此事向毛写了检讨报告，称："这是一次重大错误，谨此呈报，保证以后严格遵守报批手续，不容再犯！"毛立刻抓住这件事情对周旁敲侧击，在批示中另有所指地说："这类事是技术性问题。应当注意的是原则性问题。"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就在周恩来向毛泽东写检讨报告的那一天，八月十三日，在中央宪法修改小组的讨论会上，张春桥同吴法宪又为宪法草案中的一些提法争吵起来，张先是以宪法序言中已经有了类似的内容为由，提议在国家机构一章中删掉发明权属于林彪的"毛泽东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一句，后来又大讲毛泽东曾在一次会见外宾时讲过"赫鲁晓夫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这是个讽刺"一类的话。早就对张春桥很气人的吴法宪认定他这是在指桑骂槐，影射林彪，于是反过来指责张"想翻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案"，"要防止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来贬低毛泽东思想"，等等。双方大吵了一顿，不欢而散。
林彪本来就因毛泽东有意让张春桥在政治上取代他而视其为眼中钉，这回见他竟敢在自己头上动土，公开否定他本人对毛的权威评价，更是怒火中烧，决心抓住这件事把张春桥从政治上彻底搞垮，为此，林彪原本准备直接枱毛写信，后经叶群劝阻后，又决定自己暂时不出面而先由手下的几员大将出马。
于是，林彪一面传话表扬吴法宪放炮放得好，立了功，一面又通过叶群分别向陈伯达、黄永胜、李作鹏等人打招呼，要他们在政治上支持吴法宪，分头去查找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论"天才"的语录，准备在政治局最后通过宪法修改草案的会议上同江青"那一边"展开斗争。
这样一来，周恩来再次被夹在双方的矛盾当中。对宪法修改小组发生的争吵，他在事后已经有所耳闻，也看出了表面文章背后的名堂实际上是林彪、江青两派围绕接班人问题的钩心斗角。从内心来说，他并下赞成毛泽东九大后流露出来的想更换接班人的打算。因为一来林彪并无大错；二来在政治上牵动太大，无法向党内外交待。而且这样做，对毛本人的形象也不好，因此在这场争斗中，周自然由于同情林彪的处境而不会支持张春桥，况且就事情本身而言，他也更赞成吴法宪的意见。不过，由于刚刚挨过毛泽东的敲打，这回周恩来更加小心翼翼地斡旋其中，要求双方消除误会，注意团结，避免公开表明自己的倾向，尽量在表面上下偏不倚，不过在私下里，周却对吴法宪表示，支持把"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写入宪法的主张。
在八月十七日召开的讨论通过宪法修改草案的政治局会议上，林彪这一派有备而来，准备同江青那一边激烈交锋。但出乎意料的是，张春桥等人在会上缄口不语，结果根本斗不起来，宪法草案顺利通过。对此，连主持会议的周恩来也感到有点反常，为此特意询问张春桥有什么意见，张表示：我有意见，但不能讲，一讲又跟吴法宪吵起来。倒是康生若有所指地回敬了吴法宪一句，说：毛主席不是谦谦君子，主席在党内斗争中是很强硬的。周见状，生怕双方又吵起来，随即宣布散会。
到目前为止，还不清楚张春桥为何突然临阵退却 - 一究竟是他本人觉得事情不妙而刻意降低姿态，还是背后另有高人指点，故意示弱，诱敌深入？但不管怎么说，都让林彪感到失去了一次整垮对手的机会而心有不甘。同时这次不战而胜，也给林彪造成了一种错觉，似乎张春桥已经自觉输了理，因而这正好是一个趁胜追击，一举拿掉他的机会。
于是，林彪把目光转向了即将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向手下的几员大将放风说：这件事没有完，到庐山会有大的斗争，不管出现什么情况，要坚持两点：一是设国家主席，一是坚持天才的观点。"要他们做好准备，带著马、恩全集上山"。
庐山会议的真相
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开幕会上的讲话是经过毛泽东首肯后才讲的。了解这一点至关重要，是明了后来整个事态演变的紧要之处。林彪早就对毛在接班人的问题上朝秦暮楚深为不满，这回更定觉得受到毛的耍弄，诱骗自己上钩而心气难平。双方由此反目成仇。
"他最大忧虑在表决时能占多数否。"这是林彪暗中对毛泽东揣摸多年之后所总结出来的心得，又恰好道出了毛在庐山会议开场后陷入的窘境，成为解读庐山事变的一个注脚。实际上，毛的内心恼火并非始自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开幕会上的讲话，而是在前一天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就已经大不快了．会上，除毛本人外，其余几名常委都异口同声地劝说毛出任国家主席。林彪、陈伯达自不待言，就连属于文革派营垒的康生也恳请毛能够考虑广大群众的热切愿望，出来担任这一职务。
在这种情况下，一贯处事谨慎的周恩来也表态支持设立国家主席的主张。为了说服毛，甚至还提出一个设想：今后在接见外国使节等国事活动时，可由国家主席授权别人代行。在上庐山后，他还特意请陈伯达准备一下宪法中有关设国家主席的条文，不过话说得很活：等一等看看毛主席的意见，备而不用。
这样一来，在设国家主帝的问题上，中央常委内部形成了四比一的局面，毛泽东陷人孤立的窘境，进退两难。虽说毛作为当事人可以表示个人的意见，但是从党的组织原则来说，还是应当少数服从多数。这一点毛心里是很清楚的。而让毛有口难言的是，他本人不赞成设国家主席的真实意图不好明说，又找不出更恰当的理由来说服众人。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的尴尬可想而知，几近恼羞成怒，乃至表示：你们愿意要主席，你们要好了，反正我不做。并且放出这样的话来：要把这次全会开成一个团结的胜利的会，而不要开成分裂的失败的会。
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三日，是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开幕的日子。直到最后一刻，林彪才拿定主意，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拿张春桥开刀。在此之前，他一直在考虑主攻方向，对他在会上讲不讲话、讲什么内容有些举棋不定。据身边的人说，林彪直到上车前还在问叶群的意见。在看到毛泽东已经在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上陷入窘境，几近发作后，林彪决定暂时不再提这个问题，转而在全会上端出张春桥的问题，迫使毛在他本人和张春桥之间作出选择，就像当年对罗瑞卿、贺龙等人曾做过的一样。
在林彪看来，这次应该是稳操胜券 - 一既然当初毛泽东可以为了拉拢他而抛弃跟随多年的贺、罗两人，就更不会为了张春桥这样一个"小记者"而得罪自己了，况且他已经在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上作了让步。但是，这一回林彪却打错了算盘，竟不知形势区经迥然不同了。当年毛为了斗倒刘少奇而对林彪刻意笼络迁就，而现今在毛的眼里，林彪已经成为急于翦除的对象。因此毛的态度也就完全两样了。
关于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开幕会上的讲话，长期以来一直被说成是"突然袭击"、"抢先发言"。这是根据毛泽东在一年后南巡讲话中所谓"林彪同志那个讲话，没有同我商量"的说法而来的。但是，这并不是历史的真相，实际上，林彪在讲话前曾专门请示过毛，是经过毛的同意后才讲的，在这一点上，毛出尔反尔，对世人撒了一个弥天大谎，了解这一点至关重要，是明了后来整个事态演变的紧要之处。可以说，正是由于这个事实被长期掩盖，才使得林彪事件越发显得扑朔迷离，令人疑团莫释。
现在该是还历史本来面目的时候了。
关于这一点，大陆传记作家叶永烈在《陈伯达传》中多少有所透露，由陈伯达的儿子陈晓农编注的《陈伯达遗稿--狱中自述及其他》一书中也提到了这一点。书中写道：
在庐山全会正式开会之前，林彪个人单独在一个房间同毛主席谈话，周恩来同志和我以及其他人，都在另一个房间等待，时间并不很短 (叶永烈在此加注：又据别人回忆，叶群当时守在走廊上，以防"十一楼"闯进去。"十一楼"亦即江青)。毛主席和林彪单独谈话以后，大会开了。
但是，毛泽东和林彪两人究竟谈了些什么，书中没有提及。实际上，这是陈伯达故意使用的曲笔，有难言之隐罢了。倒是吴法宪在保外就医后接受本书作者的访问时回答了这个问题。不过，他当时也有很大顾虑，一再向作者表示："这一点，我过去不敢讲"，然后披露了毛、林之间这次谈话的内容。这是叶群事后亲口告诉他的。吴法宪回忆说：本来，叶群已经在山下为林彪准备好了讲话稿。林彪上山后，开始是不准备讲话的。后来开大会前，常委在后面休息室里闲谈，林彪问主席：我想讲话行不行？主席问讲什么？林说：听吴法宪讲，在讨论宪法修改草案时发生了争论，张春桥不赞成写上国家机构要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还说赫鲁晓夫天才地创造发展了马列主义，我想讲讲这个问题。主席听了后说：这不是张的意见，是江青的意见，是江青在背后搞的鬼，你可以讲，但不要点张的名字。此外，散会后，叶群也向陈伯达、李作鹏、邱会作等人交待说："林总的讲话，是对陆定一式的人物不点名的点名。他在讲话前报告了毛主席。"陈伯达为此在当晚还专门跑去问过林彪。林彪没有从正面回答，反而问他是听谁说的，当陈表示是听叶群讲的之后，林彪叮嘱道："这事你知道就行了。"
后来的事实证明，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开幕会上的讲话，确实是按照会前和毛泽东的约定讲的，对张春桥并没有指名道姓，只是用隐晦的语言，批驳了所谓"迷迷糊糊的思想"，说：有人说毛主席对马列主义没有发展。这是反马列主义的。这点值得我们同志们深思，尤其是在中央的同志值得深思。因为他那个中央不同。我们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共产党当权的国家，上面一声号令，一股风吹下去，就把整个事情改变面貌。林彪并从正面大力颂扬毛是"天才"，称赞这次宪法修改草案的"灵魂"，是肯定了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等内容。
当然，林彪也绝非是安分守己之辈，在当面请示毛泽东的同时，又像在九大时那样暗中做了手脚，在全会各大组私下串连，营造声势，企图上下结合，一举搞垮张春桥。不过，他还是在政治上留了一手，本人并没有出头露面，而是在幕后对叶群面授机宜，要求军委办事组成员在各组讨论时要表态拥护自己的讲话，同时给叶群规定了发言口径：要从"天才"、"领袖"、"指针"三个方面去讲，"天才从理论角度讲，领袖从历史角度讲，指针从现实角度讲"。林彪并叮嘱在发言中不要点张春桥的名，同时不要扩大打击面，牵涉江青、康生两人，否则毛那里通不过。
随后，在叶群的指挥下，林彪手下的几员大将除黄永胜因留守北京没有上山外，其余的按照统一布置，分头活动，私下串连了空军、海军、总后的一些中央委员，进行交底和动员。陈伯达则连夜选编了一份《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的材料。因向张存桥开炮而受到林彪传话表扬的吴法宪更是急于再立新功，在八月二十三日晚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提议全会各组应该学习讨论林彪在开幕会上的讲话。这一动议，随即得到了政治局多数人的支持。
于是，从八月二十四日起，全会改变了原定议程，各组转入讨论林彪在开幕会上的讲话。叶群、陈伯达、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按照事先商量好的口径，分别在所在的小组发言，大讲"天才"问题，说"刀搁在脖子上也不收回"，同时暗示党内目前有股反对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风，中央有人想把这股风往下吹，推翻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决议，翻历史的案。其中华北组闹得最凶，本来就与张春桥结怨甚深的陈伯达，在从林彪那里得知他的讲话是经过毛泽东的同意后，更是不再有什么顾虑，在华北组的发言中口讲指划，滔滔不绝，猛攻党内"陆定一式的人物"，极富煽动性。同组的汪东兴也不甘寂寞，提出"这是没有刘少奇的刘少奇路线，是刘少奇反动路线的代理人"。由于陈是中央常委，而汪是毛身边的人，这种特殊身份使人们更加相信"有人反对毛主席"的说法大有来头。于是，与会者义愤填膺，在发言中纷纷要求揪出"党内的大坏蛋"。
八月二十五日，华北组的第二号简报印发全会，提出对这种人"应该揪出来示众，应该开除党籍，应该斗倒批臭，应该千刀万剐，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这份简报立刻不胫而走，在全国中点了一把火，各地哗然，群情激愤，纷纷仿效华北组，或联名写信，或通过决议，要求揪出"毛主席身边的野心家、阴谋家"。一时间，整个会议的气氛变得异常紧张，用毛泽东后来所形容的话说是"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
在这场风波中，周恩来再次显露了善于在政治风浪中游泳的本领。同被蒙在鼓里的普遖中央委员相比，对他来说，会上发生的这场风波并不全是突然袭来的：周既了解事情的起因--八月十三日宪法修改小组发生的那场争论，也完全清楚林彪讲话的矛头所指，而且亲眼看到林彪在讲话前曾和毛泽东单独谈过话。对只知唯江青马首是瞻的张春桥，周素来没有多少好感，因此在林彪整张春桥的问题上，虽然未必准备介入参与，似也绝不会对张援之以手，相反还会乐观其成，希望杀一杀文革派干将的气焰。
应该说，周恩来的这种心态当时在曾饱受文革之苦的党内老干部中间是很有代表性的：比如，早就对中央文革憋了一肚子气、因"二月逆流"而被打入冷宫的陈毅就在小组发言中愤愤地表示，不论在什么地方，就是有人在墙旮旯里反对毛主席，我陈毅也要把他揪出来。张春桥之所以在林彪讲话后立即成为过街的老鼠，人人喊打，实在是因为文革派一干人在文革中作恶多端，在党内外结怨太深的缘故、周对这一点心知肚明。所以，当吴法宪在政治局会议上提议全会学习林彪在开幕会上的讲话时，主持会议的周恩来不仅表示赞成，而且还决定先听两遍录音后再讨论。这在实际上改变了九届二中全会的原定议程。当然，这是请示报告过毛泽东的。在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上，对林彪憋了一肚子火的毛尽管对这个提议不悦，但因为这是政治局绝大多数人的意见，不便表态反对，只是冷冷地表示："大家同意我同意"。
善于观风的周恩来当即从毛泽东这种不冷不热的态度中，意识到问题并不简单。毛对林彪讲话的态度很难判定，形势可能有变，随即在政治上为自己留了退路。于是，在八月二十四日下午的分组讨论中，参加东北组讨论的周对自己的表态发言颇花了一番心思，竭力在政治上左右逢源。一方面，周恩来点出林彪的讲话具有"针对性"和"纲领性"，表态赞同林彪关于称毛泽东是"天才"的提法，甚至还使用了发明权属于林彪而被毛多次删掉过的那三个副词，说："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尽管毛主席叫我们不要总强调三个里程碑，但客观上就是这样。"另一方面，周恩来在发言中又避免暗示"揪人"，着重讲"保持晚节"的问题，预先为自己留下转圆的余地。周把林彪的讲话概括为"勿忘过去，警惕现在，教育后代"三句笼统抽象的话，并且把他本人摆进去，又一次讲述自己在历史中犯过路线错误而得到毛泽东挽救的经验，表示"要夹着尾巴做人，发现错了就改，真正做毛主席的学生，要做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
果然，仅仅一天之后，整个形势便由于毛泽东的强力介入而逆转，八月二十五日上午，华北组的二号简报分发全会后，已经成为众矢之的的张春桥和姚文元十分恐慌，立即由江青带着紧急面见毛，反映全会各组"揪人"的情况。实际上，毛对整个事态了如指掌，一直在暗中注视着林彪的一举一动。毛之所以同意林彪在全会上作针对张春桥的讲话，并告以"是江青在背后搞的鬼"，如果不是有意设下圈套，欲擒故纵的话，那么至少也是在有意无意地挑拨林彪和江青之间的矛盾，以便在政治上加以利用。不过，事情竟然闹到这一步，却是毛泽东始料不及的。中央处处闹翻了天，各大组异口同声地要"揪人"，显然背后有黑手。政治经验老到的毛马上就看出这是林彪在下面搞鬼。他在随后与康生的个别谈话中就点出了这一点，直接把林彪端了出来，说他不当中央主席了，这会让林彪去开，他下山不参加会了。
毛泽东本来就对林彪疑心极大，现在林彪竟然又在他的眼皮底下发难揪人，而且有这样大的号召力，就连许世友、陈锡联这些并不是林彪山头的大军区司令员在林彪讲话后，也都主动上前握手表示，祝贺。这使得毛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如果这次采取默认的态度而让林彪得手的话，以后他本人势必被架空，完全成为政治上的傀儡。接下来，林彪还会得寸进尺，最后搞到他头上来。这是呈雄一世的毛无论如何也不能忍受的。
于是，毛泽东决定采取断然措施，迅速展开反击。熟谙"先孤立弱小之敌"一类攻伐之道的毛分而治之，先稳住林彪而拿陈伯达开刀。八月二十五日下午，毛紧急召开了有全会各大组召集人参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严厉批评陈伯达在华北组的发言违背了九大方针，把会议的方向搞偏了。毛充分施展了擅长演戏的本领，软硬兼施。会前，他当众握着许世友的手，说我的手都发凉，还能当国家主席？让我多活几天吧。会上，毛泽东又故伎重施，把当年弹压"大闹怀仁堂"的那一套拿出来，以危言相要挟，不过这一次已经不再是"我和林彪同志上井冈山打游击"了，而变成：你们再继续这样搞下去，我就下山，让你们去闹，等你们闹完了，我再上山，就．．，，f；下去了。再不然，就辞掉党中央的主席！"并决然表示："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不要再提了。要我早点死，就让我当国家主席！谁坚持设，谁就去当，反正我不当了。"与会者见毛泽东真的动了怒，说出这样的绝话来，都不再吭声，林彪也没有料到毛竟会如此翻脸，弄得一时措手不及，他虽然有心替陈伯达缓颊，但见毛的态度这样决绝，没有任何转圆的余地，再加上对私下串连倒张的搞法也有点心虚，看毛已经把他与陈伯达分开，只好舍车保帅，把自己洗刷干净，说他过去与陈伯达没有接触，军队里吴法宪这批人也没有与他共过事，他们是炮筒子，说话走了火。然后表示："坚决拥护毛主席"。根据毛的意见，会议决定全会分组会立即休会，停止讨论林彪的讲话，收回华北组二号简报，并责今陈伯达请假检讨。
这样一来，整个形势急转直下。同处境狼狈的林彪恰好相反，周恩来意外地在这场林、江两派的争斗中成为实际上的大赢家，在政治上的分量赫然加重，一时间成为会议前台的主角，忙于和各方人物打招呼，做工作；同时也是当时唯一能够缓冲毛、林两人之间紧张关系的人物。
不过，周恩来此刻的心情却并不轻松，毫无疑问，他是决心在政治上跟毛泽东走的，希望保住自己的晚节，但也并不希望看到毛、林失和的局面。因为这样一来，他本人将被夹在领袖和副帅之间，很难做人。更重要的是，这样一来势必动摇大局，使刚刚稳定下来的局势再生变乱。这是他所不愿意看到的。
出于这种考虑，周恩来随后和康生一起主持追查幕后活动时，同康生穷追掹打的态度有所不同，除了毛泽东决意抛出的陈伯达外，对林彪手下的几员大将有意采取保护的态度，以免把林彪牵扯出来。即使对陈伯达，周也不愿过分为难他，还是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帮他检讨过关。比如，陈伯达稍后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的检讨发言就是周恩来代他念的。回北京后，陈伯达想求毛和中央宽恕，毛和康生根本不理他，只有周接了他的电话，"说话的语气是亲切的"。陈氏一直对此心存感激。
其实，周恩来当时心里很清楚陈伯达只是个替罪羊，这场风浪是由林彪讲话而起的。为了避免把火引到林彪身上，他当时煞费苦心，连夜校阅林彪的讲话直到天亮，仍不放心，又专门为此事写信给康生，说：为使林副主席讲话不发生任何副作用，请你起来后认真读两遍，如需要改动处，请用铅笔改上于午前退代亲收。此举纯属爱护副帅，忠 (于) 党，忠于领袖，以此共勉，暂勿告人为恳。"
随后，周恩来又劝说吴法宪争取主动尽快写出检讨，为林彪讲话承担责任。他对吴说：
"现在要保护副帅，这是由副帅讲话引起的。法宪，你出来作个检讨，承担责任，不然就要搞到副帅头上了。"并给他出主意说，在检讨中要重点写自己对林彪的讲话"理解错了"。后来，全会转入批判陈伯达后，西南组把斗争矛头对准了吴法宪。周闻讯后，亲自到该组坐镇，对凡是涉及到吴的地方，均以"主席指示要重点批陈"为由给挡了回去。甚至随后毛泽东为批陈伯达而写的《我的一点意见》中原先有一段涉及到吴法宪的内容，也经周的进言后给删掉了。
当然，周恩来是善于在政治上随风转舵的老手。在毛泽东展开反击后，他随即调整了以往的策略，开始同林彪一派拉开距离，并有意洗刷他本人与这场风波之间的干系。为此，周在追查中示意吴法宪应该在政治局决定全会讨论林彪讲话的问题上替他讲几句话。吴法宪果真照做了，把责任担了起来。不仅如此，周还一再要吴法宪出来证明他当初曾经批评过黄永胜不愿留守北京，非要上山这件事，以便让毛知道他并没有上林彪的这条船，事先并不知情，而且是有过斗争的。
此外，周恩来还设法补救他过去对张春桥一直比较冷淡的态度，刻意在一些场合当众表扬张、姚两人，说他们这回姿态高，照顾大局，不计较别人的误解，事后还主动在发言中讲了维护林副统帅的好话。与此同时，周要求林彪这一边也这样做，对张春桥抛弃成见，把双方往一块撮合。八月二十九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周氏曾经连续三次给主持会议的林彪写条子，希望他在讲话中表扬张春桥、姚文元几句，以利团结。但林彪根本不予理睬，令他碰了一鼻子灰。
其实，林彪这样做并不是存心驳周恩来的面子，而是冲着毛泽东而来的。与周的为人不同，林彪个性倔强，从不轻易认错，而且也是中共党内少数敢于当面顶撞毛的人。他早就对毛在接班人的问题上朝秦暮楚深为不满，这回更是觉得受到毛的耍弄而心气难平。在林彪看来，这是毛预设圈套，成心整人。先是在他讲话的问题『欲擒放纵，诱骗自己上钩，然后又翻脸不认账，大兴问罪之师，抓住不放。
更让林彪气愤的是，毛泽东为换取他对抛出陈伯达的支持，补八月二十五日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前的单独谈话中还继续哄骗他，佯作公允，对双方各打五十大板，说对张春桥、姚文元烧一烧可以，但不要烧焦，现在要降温了，压缩一下空气。甚至还表示：张春桥这个人再看他两年，两年以后我不干了，交给你处理。而实际上却明显偏护江青那一边，将张、姚他们轻轻放过。而对支持他讲话的人却严厉追究，非但陈伯达被老账新账一起算，就连还没上山的黄永胜也成了被追查的重点，同时却又放过了同样跳得很高的汪东兴，显然这是在存心和他过不去。
在这种情况下，林彪对毛泽东自然心里有气，怨愤不平，但又不好当面对毛发泄，只好给主持追查工作的周恩来、康生两人脸色看。相对而言，林彪对周还算比较客气，对康生就更不给面子了。比如，当康生向林彪汇报说，这次会议是"吴法宪造谣，汪东兴点火，陈伯达起哄，陈毅跳出来"时，林彪当场给顶了回去，说：吴法宪我了解，从一军团到四野跟我几十年，没有发现他造过谣。并在私下里对吴法宪说，你没有错，不要检讨，此外，林彪还对外放风，保他手下几员大将过关，说军队的老干部都是炮筒子，说话走火，他们是经过几十年枪林弹雨的，国家还得靠这些老干部。
对林彪的消极对抗，毛泽东装聋作哑，继续按照既定方针在陈伯达身上做文章。实际上，毛早就对总是脚踩两只船的陈伯达十分反感。还在九大时，毛就曾想把他一脚踢出中央常委，似被周恩来、康生所拦阻，一起进言说这样做在政治上牵动太大，会影响大局，一心想营造九大"团结胜利"局面的毛这才打消了念头。这回陈伯达又公开倒向林彪一边，旧恨未悄，又添新账，促使毛下决心除掉这位曾给他担任过多年的政治秘书。
不过，开始时毛泽东曾一度苦于找不到做文章的合适题目。因为如果拿造成全会混乱的华北组二号简报开刀的话，那么就会首先整到他自己身边的汪东兴头上，该简报所摘登的汪东兴的发言，无论在篇幅上还是在内容上都超过陈伯达。毛为此对汪大为恼火，却不好拿他来开刀。因为这样一来就背离了主攻方向，他本人也脱不掉失察的责任。不过，汪东兴在痛哭流涕之后，马上戴罪立功，揭发出陈伯达私下选编的《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这件事，为毛解决了这个难题。
经过三天考虑，毛泽东在陈伯达所编的这份论天才的语录上，写下了《我的一点意见》，对这位"天才理论家"大张挞伐，老账新账一起算，在政治上宣判了他的死刑。毛宣称陈伯达和他"共事二十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这一次，他却配合得很好了，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惟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把陈伯达在政治上的居心形容为"大概是良心吧，可决不是野心"。与此同时，毛泽东在《我的一点意见》中有意稳住林彪，把他与陈暂时分割开来，声称"我同林彪同志交换过意见，我们两人一致认为"云云。随后，全会围绕学习《我的一点意见》，转入对陈伯达的揭发批判。这时，毛泽东已经动了在政治上与林彪分道扬镳的念头。知情人说，当江青在叶群登门求见后，跑到毛那里为她求情，结果挨了毛的一顿训，要她"在关键时刻头脑要清醒"，"屁股别坐错了位置"。与此同时，毛开始不动声色地对此作出部署，找人谈话，寻求当年被他打入冷宫的军中老帅们的支持，他在周恩来的陪同下，一天深夜召见了叶剑英，吹风打招呼，希望他能支持批陈的决定，随后又指定叶作为担任陈伯达专案小组组长周恩来的特别顾问，代表中央前往福建、广东调查陈的"历史问题"。
与此同时，毛泽东又放出风来，声称对犯错误的人不要一棍子打死。对陈伯达的问题也故作大度，表示：如果没有政治历史问题，我的意见还是保留中央委员。在谈到陈以及其他跟着一起犯错误的人时，毛还有意当著林彪的面引用历史上的典故，说："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意思是：纣王虽然不好，但并不如人们所说的那样坏，以此来暂时稳住林彪一干人。不仅如此，为了给林彪吃定心丸，惯于玩弄权谋的毛泽东还在写完《我的一点意见》后，专门找林彪谈了一次话，刻意进行安抚，然后又大摆迷魂阵，拿出当年着手整刘少奇之前，声称让刘结束"挂帅"的同样手法，当面向林彪许诺自己准备交班，说：张春桥这个人要再看他两年，现在还是保留他吧。两年以后我就不干了，把班交给你，由你主持工作。"
在全会转入批陈以后，周恩来成为一个大忙人。他连日同党内各方人物频繁接谈，贯彻毛泽东的意图，既要劝说点火闹事的人作出检讨，又要做众多中央委员的思想转弯工作，还要分出身来，轮流参加各组的讨论，掌握引导会议，防止发言走偏。为此，周在不同场合的发言中，带头表态拥护毛批陈的决定，指出："陈伯达不守纪律，搞突然袭击是由来已久的。这个人脚踩两只船，特点是欺软怕硬，过去是靠刘 (少奇) 和邓 (小平)，现在是二陈 (陈伯达、陈毅) 合流了。"为了防止在批陈时否定文革，周还特别强调说，不管出了王 (力)、关 (锋)、戚 (本禹)、陈伯达，文革小组的历史作用是不容抹杀的，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的伟人功绩。周恩来在全力贯彻毛泽东批陈意图的同时，还在百忙中兼顾了原本被列入全会议程的讨论国民经济计划的问题。会前，他曾为此花了不少精力，做了许多准备工作。但是由于这场风波，会议的议程被完全打乱，根本无暇再从容讨论这个问题了。为此，周心里很着急，只好见缝插针地听取国家计委关于"四五"国民经济计划草案起草情况的汇报，自己加班加点，动手加以修改。由于连日劳累，加上中央领导的内部出了这么大的事，精神上一直高度紧张，导致周恩来的心脏病发作，在一次参加会议的路上竟昏倒在地，不得不开始吸氧，由医护人员守护在旁。
九月六日，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草草通过了宪法修改草案，批准了国民经济计划等报告后闭幕。会上，毛泽东的谈笑风生和林彪的沉默寡言恰成鲜明的对照。一直在两人之间周旋的周恩来比在场的任何人都更能感受到毛、林交恶的不祥之兆，并且为此忧心忡忡。
从后来发表的新闻照片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点。因为这样一来，政局又将再度陷入动荡不安之中，周恩来本来想好好抓一下国家经济建设的想法也将落空，自己的日子也不会好过。这又怎么能不令他忧从中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