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本书的写作，完全是一种命运的安排，同时也是为了了结自己过去的一段历史，给它划上句号。我曾在中共的体制内呆过，年纪轻轻便进入部一级的领导班子，整天泡在卷帙浩繁的档案堆里，为官方修史，撰写领袖人物的年谱、传记。

一九八九年发生的那场爱国民主运动改变了我的人生道路。当时，我和另外两个党务委员（他们都曾担任过胡耀邦的秘书) 一道带领中央文献研究室的机关干部上街游行，声援学生，并起草了致中共中央的公开信，要求倾听民众呼声，肯定八九爱国民主运动，并从最高领导人做起，惩治腐败，推进政治改革。在六四屠城后，我成了所在单位清查的重点，遭到整肃。

应该说，单位的领导还是想尽量保我过关的，在清查中替我遮掩一些"过激"的言论，在组织上从轻处理，并继续让我担任官方《毛泽东传》和《周恩来传》文革部份的执笔人，希望我"在哪里跌倒在哪里爬起来"，继续为党的文献研究事业做出贡献。

然而，哀莫大于心死。六四屠城血写的事实，让我无法再认同这样一个为了一党之私利，竟然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政权。与历次运动中落难挨整的老一辈相比，对我的处理实在已经很宽大了，但我的良心却让我无法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一样，继续充当官方御用的"学者"，做历史为政治服务的工具。

在六四后的清查中，我把自己关在屋子里"闭门思过"，一边写检讨，一边开始反省自己以往所扮演的角色，思考文革浩劫和六四镇压之间一脉相承的关系。我决意不再违心说谎，或者满足于在夹缝中做文章，而是要把自己所了解的文革浩劫的历史真相告诉国人，以史为鉴，从中汲取真正的教训。写书的念头最初就起于这个时候。

到海外后，我获得了自由写作的条件。经一位学界前辈的推荐，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给我提供了最初研究写作的条件，我的心愿遂得以实现。文革史和周恩来研究是我的本行，但由于文革研究在大陆一直是政治上的禁区，而周恩来又是中共神坛上供奉的偶像，所以当年只能写些奉命文章，深为不能畅言所苦。为此，我选择了《晚年周恩来》作为题目，把多年来潜心研究的心得整理出来，对国人有所交代。

本书的写作目的有两个：其一，重新评价周恩来，剥掉涂抹在周身上的油彩，还其历史本来面目；其二，揭露大陆官方刻意遮掩的文革黑幕以及高层政治的荒谬、黑暗和凶险，直挖中共政治文化的老根一 - 皇权专制主义。实际上周本人既是这种政治的参与者，也是这种政治的受害者。以期引起海内外学术界乃至大陆民众对文革这段历史的关注，检讨反思这场浩劫的制度根源，推动大陆自文革后换汤不换药的政治体制改革。

然而动手写起来却并非易事。因为周恩来本来就是一个很复杂的人物，在不同场台有着不同的面孔，且又处在文革大动荡的年代，头绪繁多，不易把握。而且需要考赞辨析各种对立的材料和观点，有所取舍，力求立论公道，既不讳过，也不苛责，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对我来说，还有一个向民间独立学者的角色转变的问题，需要与以往的思维定势作斗争。

在耗时五载，历经艰难之后，《晚年周恩来》一书终于问世了。总算是了却了自己的一桩心事，没有辜负众人的期望和嘱托。

我由衷感谢哈佛大学的傅高义、麦克法夸两位教授对本书写作的支持和指导，王军涛先生和明镜出版社对本书出版的鼎力相助，以及家人在精神上和物质上对我的鼓励和支持。没有这些帮助，本书的写作和出版是不可想像的。

高文谦二〇〇三年三月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