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评法批儒：毛、周关系的结束
一九七四年新年伊始，大有第二次文革之势的沘林批孔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迅猛展开。同九年前发动文化大革命时的情形如出一辙，这次又是毛泽东和江青这对政治夫妻合伙上演的双簧戏。
对于这场运动的锋芒所指，普通老百姓开始大都感到茫然不解，但在当时的政治核心阁中却不是什么秘密，彼此都心照不宣，不过是把一个多月前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周恩来的内容直接捅向了社会。
其实，发动这场运动的玄机，在此之前发表的中央两报一刊《元旦献词》中就已经隐晦地透露出来，宣称"中外反动派和历次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都是尊孔的"，要求"党委要抓大事"，"大事不讨论，埋头于小事，这样很危险，势必要搞修正主义"。而这正是把毛泽东在半年前"七·四"谈话中批周的那四句点睛之语"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出修正"改头换面地端了出来。
毛发动批林批孔运动的两大情结
毛泽东发动批林批孔运动，是他内心深处文革情结和反儒情结作祟的结果，而批周则把两者融会贯通起来：毛把周恩来视为可施在他身后否定文革的挂帅人物，同时也是儒家思想道德影响在中共党内的集大成者。毛决心在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上作一根本的解决。评法批儒便为此而来。
当然，毛泽东发动批林批孔运动的动机是复杂的，并不单是内心和周恩来个人过下去，而是还有更深层的原因，确切地说，是毛内心深处两个情结作祟的结果。其一是现实政治中的文革情结；其二是文化历史观上的反儒情结。而批周不过是把两者融会贯通起来罢了。
首先，让我们来看毛泽东的文革情结。
林彪事件后，毛泽东在政治上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困境：不批林彪不行，一批又怕否定文革。眼见文革已经破产，毛却不想认错服输，从此改弦更张，还要硬着头皮搞下去。与其说这是毛对自己政治理念的执着，不如说是忧惧他本人身后的存秋褒贬。
毛泽东心里很清楚，文革倾注了他全部的政治资本，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遗产，一旦文革被否定，他的一世英名也就毁了大半。将会在历史上留下骂名。这成为熟读史籍中人物传记、渴望成为旷古一人的毛晚年最大的心病，为此食不甘味，夜难成寝，绞尽脑汁寻找解救之道。
为了摆脱困境，稳住文革的阵脚，毛泽东在林彪事件后就想方设法来洗刷他和林彪之间的关系，诸如公布《"57l 工程"纪要》和在文革发动之初写给江青的信这一类东西，要求文革中挨整的老干部要"三个正确对待"(即所谓"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一作者注)，封杀周恩来批判极左思潮的主张，对批林整风运动画地为牢，只许批右，不准批左，等等。凡此种种，无一不是出自毛担心批林会危及整个文革遗产的心态。
然而，毛泽东这样做在政治上所面临的难题是：林彪判明是文革"左家店"的二掌柜，却硬要去批他的"极右实质"，实在是有些生拉硬扯，在政治上难以服人。更让毛恼火的是，其心可诛的周恩来偏偏哪壶不开提哪壶，在下面挑动批极左，使得这出戏更加难以唱下去。尽管批左很快就给压了下去，但毛泽东深知这种主张在党内外却大有市场，已经成为政治上集合各种反对势力对文革进行秋后算账的一杆旗子，而周恩来则是其中的挂帅人物。如果不及早根除这股势力，非但文革迟早会被断送，毛本人最后也难逃脱被清算的命运。
对于这一点，毛泽东是决然不能容忍的，为此决定在政治上发动一场保卫文革的圣战。除此之外，原来发动文革的那套说辞已经破绽百出，很难再自圆其说了，也需要换一个角度来为它辩护。
其次，再来看毛泽东的反儒情结。
毛泽东出身寒微，投身共产革命前只是湖南一个穷山沟里的农家子弟。其祖上世代务农，大字都识不了几个，自然更谈不上有什么像一般读书人家里那种尊孔读经的家学薰陶。毛少年时代虽曾上过几年私塾，却对四书五经一类儒家正统文化并不感兴趣，而是贪读民间流传的各种传奇小说，深受中国下层社会文化的影响，崇拜向往《水浒》辩传》中梁山好汉的造反精神。当年在念私塾时，就曾带领同村伙伴干过砸孔子牌位这样一类的事情。
毛泽东这种自小就根植于内心深处的反对儒家正统文化的情结，在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的时代大潮的激荡下变得更加强烈，对封建礼教和儒学的厌恶相反叛远远超过时人之上。毛本人的人生哲学 - 一"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就是对儒家学说中所谓"天人合一"这一最高境界的离经叛道，存心反其道而行之。毛的这种特立独行、蔑视传统、挑战权威的思想性格，在其日后几十年的政治生涯中一再地显露出来。
当然，毛泽东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并非一概排斥，而是从实用的角度兼收并蓄，包括某些儒家思想。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不过，这丝毫也没有减弱毛氏思想性格中鲜明的反儒倾向。在先秦诸子百家中，虽说毛的不少政治主张和社会理想明显带有墨家学派的影子，但他本人却对法家思想情有独钟，格外推崇厉行严刑峻法。在历史上有"暴君"之名的秦始皇，自称他本人是"马克思加秦始皇"，乃至一再为他翻案，在"焚书坑儒"的问题上公开与秦始皇自比，毫不讳言自己"超过秦始皇一百倍"。
毛泽东之所以如此偏爱法家，究其原因，固然是推崇其富国强兵的主张以及在中国完成大一统的历史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其实更主要的还是因为法家的理念与他本人"以阶级斗争为纲"、"全面专政"的治国指导思想相合，而且还为统治者提供了一套儒表法里、霸王道杂之的统驭之术。这就是为什么法术之学在历史上总是博得那些好大喜功、渴望建立千古霸业的专制帝王青睐的缘故。在这一点上，毛泽东与秦始皇实在是一脉相传。
除此之外，毛泽东偏爱法家也还有性格上的因素。耐人寻味的是，毛的反儒情结是根源于小时反抗其父的封建家长制，而毛的尊法倾向却又明显地带有其父的性格烙印。毛在回忆自己的童年时，总是念念不忘提到他如何痛恨其父的冷酷、自私和专制，然而他们《i 子二人的性格特征却极为相似，正是所谓有其父必有其子。毛在许多方面部继承了他父亲的性格特点：狡黠、冷酷、专断、暴戾，而且青出于蓝，有过之而无不及。对毛这种充满霸气，喜欢独断乾纲而又喜欢玩弄权谋的政治人物来说，法家的主张自然正好投其所好，毛对其格外偏爱也就不足为奇了。
那么，为什么说批周汇集了毛泽东内心深处的两大情结呢？
其一，毛泽东把周恩来视为可能在他身后否定文革的挂帅人物。毛当年发动文革，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惧怕有人会在他身后像赫鲁晓夫那样作他的秘密报告，从政治上清算他。然而，在整死了刘少奇，逼死了林彪之后，毛却继续被这个噩梦所缠绕，内心的恐惧感非但没有稍减，反而因文革无可挽回的败局而与日俱增。
这一回，毛泽东心目中"赫鲁晓夫式的人物"锁定在周恩来的身上。他早就看出周虽然在政治上貌似忠顺，处处摆出一付俯首听命的姿态，骨子里却对他所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态度暧昧，始终有所保留，总是想伺机另搞一套。用毛自己的话来说是：周"不是不反，是时候没到。"毛的这种看法，在他发觉周趁他病重之际，打着批判极左思潮的旗号，暗中对文革所实行的一整套东西偷梁换柱以后，益发确信不移，由此心结日深，必欲整之而后才能心安。
其二，毛泽东一直把周恩来看作是儒家思想道德影响在中共党内的集大成者。尽管毛、周两人共事多年，更确切地说，是周辅佐毛打下红色江山，并为其管理一个庞大的国家，但是，长期以来他们之间的个人关系却相当冷淡，远不如政治上的合作那样密切。毛、周两人在私下很少往来，毛终其一生甚至连一次西花厅也没有去过，仅限于公事公办。究其原因，除了毛始终对当年宁都会议的一箭之仇存有心结以外，实在是因为两人的为人处事之道迥然不同，乃至格格不入的缘故。
在毛泽东看来，周恩来身上儒家那套东西的影响很深，为人城府极深，表面上一副谦谦君子的模样，讲求隐忍克己，委曲求全，凡事总是不偏不倚，而骨子里则圆滑、世故、虚伪，在政治上缺少原则，总是和稀泥，随风倒，摇摆不定。凡此种种，无不渗透着儒家的那套处世哲学和假道学的气味。这种为人自然是怀有反儒情结的毛所鄙夷的。
不过，让毛泽东很有些愤愤下平的是，周恩来这种为人却总是博得党内外的好感乃至国际上的称誉，这种感觉越到他垂暮之年越发强烈。尤其是在林彪事件后，毛被弄得灰头土脸，一世英名毁了大半，相形之下，周却在内政外交上连连得分，在党内外声望大增，大有功高盖主之势。
毛泽东自视一生打遍天下无敌手，无论是党外的蒋介石，还是党内的张国焘、王明、彭德怀、刘少奇、林彪，都是手下败将，就连斯大林也不在话下，没有想到最后却碰上周恩来这个难剃的头，从当年中央苏区一直和他缠斗到现在。其间，毛曾几次动过整周的念头，但都被他的太极软功所化解，到头来总是不了了之。这是枭雄一世的毛无论如何也咽下下这门气的。
在这种情况下，自觉已经年迈体衰，急于安排后事的毛泽东决心联系眼下政治上否定文革的倾向和历史文化观上的尊儒传统作一根本的解决。批林批孔运动便是毛为此而精心发动的。
应该说，毛泽东是擅长抓题目做文章，实现自己政治意图的老手。他凭借其多年来与周恩来交手的经验，深知整周绝非一件易事，是一个比刘少奇、林彪更加难缠的对手，所以很早就开始用心机，寻找合适的题目。
林彪事件后，中央成立了审查林彪反党罪行的专案组，负责清查林彪一干人的问题。在表面上，专案组是以周恩来为首，实际上则由江青一手掌管，直接对毛泽东负责，所有重大问题都是由毛本人拍板决定的。清查中，林彪的住地毛家湾是重点。江青指派她的亲信迟群、谢静宜二人进驻其中，负责清查工作。迟、谢二人带人翻箱倒柜，不放过任何一张纸片，以期能够从中找到林彪反毛的证据，帮助毛在政冶上摆脱困境，同时严防任何可能损害毛泽东形象的东西扩散出去。
结果，皇天不负苦心人，虽然并没有找出什么林彪谋反的罪证，却歪打正着地翻出了不少林彪让人摘录的孔子、孟子等人的语录、读史心得卡片以及林彪、叶群互赠的诸如"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这样一类赞赏儒家思想的条幅。
目前还没有第一手材料披露毛泽东看过这批东西后的感想，但可以肯定的是触动了他内心深处的反儒情结。而且对于一直苦于找不到一套更好的说辞来为文革败局开脱的毛来说，这批宣扬儒家思想的东西，正是他日思夜想而求之不得的，可以在政治上加以利用，而且一箭双雕：既可从历史上儒法斗争的角度来为文革辩护，又找到了批周的题目。
因此，说毛泽东看到这批材料之后，便萌生了发动批林批孔运动的念头，大致是不错的。不过，毛当时并没有马上动手，而是在发觉周恩来在下面挑动批极左，想存政治上另搞一套后，才着手为发动批林批孔运动造舆论。由此也可以看出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
还在一九七三年八月中共十大召开前夕，毛泽东在接连对周恩来所主管的外交工作提出严厉批评的同时，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要学一点历史和批判孔子，开始为此造舆论。随后又不断通过江青放风，提出要展开对于"尊儒反法"思想的批判。一开始，毛开刀的对象选择的是中共官方头号御用文人、与周氏私交很深的郭沫若。
一九七三年春天，毛泽东先是写了一首打油体诗："郭老从柳退，不及柳宗元。名曰共产党，崇拜孔二先"。把郭氏几十年前写的《十批判书》翻出来，大批了一通。接着，毛又在同张春桥、王洪文进行的那次针对周的"七·四"谈话中暗藏伏笔，专门谈了"批孔"问题，表示不赞成骂秦姑皇，提出林彪和国民党一样，都是"尊孔反法"的。
不仅如此，毛泽东还在十大召开前夕，排周和批孔双管齐下，作了精心的部署。他一方面在政治局会议上借古喻今，大讲历史上汉高祖刘邦刑白马为盟，提出"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的典故，提出："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为什么不找一个姓'王'的？"有意把王洪文抬出来，以便彻底堵死周恩来在他身后接班的可能。
另一方面，毛泽东又把江青找来吹风，专门讲述中国历史上儒法斗争的情况，提出：历代有作为有成就的政治家都是法家，他们都主张法治，厚今薄古。而儒家则满口仁义道德，主张厚古薄今，开历史倒车。毛并念了一首后来流传甚广的《读〈封建论〉呈郭老》的七律诗：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
祖龙虽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定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起初，对于毛泽东突然劈头盖脸地批评本来大有起色的外交工作，同时又不同寻常地大讲历史上的儒法斗争的举动，周恩来还弄不人清楚这葫芦里究竟卖的是什么药。这年七月间，他在随同毛会见杨振宁时，还在插话中表示：秦始皇代表统治阶级，不可以捧上天。不过，他很快便发觉毛并非无的放矢，空发思古之幽情，而是其中大有名堂，联系毛毫无来由地对外交工作大加指责，此举很有可能就是冲着他来的。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再一次施展顺守之道，用"大极软功"来应对。他一方面赶紧就惹毛泽东发火的外交部《新情况》第一五三期简报一事检讨认错，尽量缓和事态。同时带头表态拥护毛指定王洪文作为接班人的决策，并利用各种场合做党内军中老干部的说服工作，甚至为此在中央的会议上同讥讽王洪文是"儿童团"的许世友当场争辩起来。
另一方面，周恩来对毛泽东要批判"尊儒反法"思想的意见却按兵不动。当江青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要把毛有关儒法斗争的谈话内容写入十大政治报告时，周让她碰了一个软钉子，表示：对此需理解、消化一段时间，不必马上公布。
对周恩来的这一手，毛泽东早就有所防备，暗中作了上下布置。就在江青向政治局会议传达毛关于儒法斗争谈话内容的第二天，《人民日报》奉毛之命连续发表了广州中山大学教授杨篆闽的批孔文章，手法和当年批判《诲瑞罢官》时一样。
接下来，十大刚刚开过，江青便指挥她的一班人马行动起来，贯彻毛泽东的意图。他们利用手中所掌握的舆论宣传工具，连篇累牍地刊载所谓"评法批儒"的文章，为发动批林批孔运动造势。与此同时，大搞影射史学，借古讽今亨指桑骂槐，批"周公"，批"大儒"，批"宰相"，蓄意将矛头指向周氏。
譬如，在其中打头阵的是直接听命于江青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两校大批判组，即后来屡屡用笔名"粱效"的写作班子，仅在十大结束的几天之后，他们便抢先在《北京日报》上发表了题为《儒家和儒家的反动思想》一文。文中有意从孔子扯到相传制订周礼的周公旦，指其为旧奴隶制的"政治代表"'，而"周公"正是党内外为人们所熟知的对周恩来的尊称。
由姚文元一手控制的《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也推波助澜，借"评法批儒"之机，接连发表或转载影射周恩来的文章。姚本人虽然没有像当年批判《海瑞罢官》那样直接捉刀动笔，却在幕后出题目，亲自指点重点文章的写作。在布置《秦王朝建立过程中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兼论儒法论争的社会基础》一文的写作时，姚强调要突出批秦朝丞相吕不韦，并点出"要害"是"要批折衷主义"。
这篇文章后来在这年十一月的《红旗》杂志上发表，文中影射当今政治，称"吕不韦在秦国执政以后，竭力推行的是一条复辟奴隶制的反动的政治路线"，但是，由于秦国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是法家，因此，这时在秦国要公开亮出儒家的旗号是不行了，而是只能标榜"折衷主义"。据说，江青在文章发表后大为赞赏，并一语道破天机："这篇文章的好处，是批吕不韦 - 一吕是宰相。"
大概是觉得这样写还不够劲，因为不便在党报、党刊上做得太露骨，于是一本名为《学习与批判》的杂志便在上海应运而生。它由张春桥、姚文元一手操控，在批周的问题上更加赤裸裸，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组经常在上面以"罗思鼎"的笔名对周恩来施放暗箭，借评点历史人物的机会，指桑骂槐，极尽攻讦中伤之能事，诸如"这是一个相当圆滑的老官僚"，"他善于摆平关系，模棱两可，始终不表态，最后各方面都不得罪"一类的影射文字在这本杂志中随处可见，让明眼人一看而知其矛头所指。
对于这种充斥报刊的隐射诋毁，周恩来自然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加敏感，联系到近来毛泽东对他的明显不满，很快便觉察出所谓"评法批儒"实际上是冲着他而来的。而且江青手下一班人马敢在十大后这样公开另搞一套，显然是大有来头，背后有人在支持。在这种情况下，周知道与他们正面交锋是不明智的。但听任这样搞下去，又会让他们得寸进尺，必须作出某种反击。
为此，周恩来避开江青，专门找她的"炮手"、时任国务院科教组负责人的迟群谈了一次话，批评他在教育上标新立异，另搞一套，提出"要把批孔作为贯彻党的十大精神、深入批林整风的一件大事来抓"的做法。
周恩来的这种抵制自然无力扭转整个形势。自恃握有尚方宝剑的江青一干人根本不买他的账，继续在批孔的问题上大做文章，施放明枪暗箭。迟群甚至还对周的批评反咬一口，宣称："反对批孔，就是复辟。"仅仅一个多月后，周恩来便因基辛格访华一事而灾祸临头，毛泽东下令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批判周在政治上的"修正主义路线"。这出戏恰好为毛随后发动的批林批孔运动的真实目的作了历史的注脚。
目前大陆官方在评述批林批孔运动时，出于政治上的考虑，总是有意无意地为毛泽东开脱，而把责任一股脑地推到江青身上，指这是江青打着毛的旗号，"另搞一套"的结果。事实上，历史的真相并非如此。江青固然十分活跃，在前台呼风唤雨，发号施令，但实际上毛泽东才是真正的主帅，只不过一直躲在幕后罢了。这一点，仅从当时屡屡见诸报端的"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批林批孔运动"的提法便可以看出来。
毛泽东之所以放江青出来充当批林批孔运动前台的领军人物，除了他一向喜欢在幕后当导演外，还有想让党内文革派在政治上建功立业，为而后的掌权创造条件。当然，毛十分了解江青志大才疏，目空一切的为人，但却从不怀疑她在政治上对自己的忠心，而且还格外欣赏和看重她在斗刘少奇、林彪和批周时所表现出来的敢打敢冲的劲头，认为是个可以挑大旗的人。
正是由于这一点，毛泽东对江青虽多有批评，却主要是恨铁不成钢，而在实际上总是多方偏护，刻意扶植。一直把她作为手中对付政敌的一张王牌。这一次又派上了用场。
另一方面，老于权谋的毛泽东深知整周绝非一件易事，在政治上风险很大，弄不好将会激起党内军中的强烈反弹，导致局面失控。这是年老体衰，自感己经力不从心的毛所不愿意看到的。但不这样做，又无法消除心头的霉忧。在这种情况下，毛采取了投石问路的手法，有意把江青推到前台打头阵。
毛泽东的如意算盘是：如果这样搞得手的话，既可去掉自己的心病，又可帮助江青在政治上立威，壮大党内文革派的力量。反之，如果搞不下去的话，则可相机收兵，由江青来承担骂名。即便如此，也仍然可以给党内外企图否定文革的势力以当头棒暍，在政治上收到遏阻之效。批林批孔运动后来的实际发展也正是如此。
与政治险境缠斗
面对铺天盖地而来的倒周势头，周恩来再次拖展顺守之道，以"太极软功"来化解政治上岌岌可危的处境。他明知道这场运动是冲着他来的，却故意不捅破，更不硬顶，而是设法厕身其中，小心翼翼地与江青周旋，尽量做到滴水不漏，同时设法打消毛泽东对他的疑虑，釜底抽薪。
一九七四年一月十八日，毛泽东批准了王洪文和江青两人联名的建议，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所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作为这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转发全国，批林批孔运动由此全面展开。
这场运动从一开始就异常凶猛吊诡，充满火药味。江青自恃奉旨行事，俨然以批林批孔运动的负责人自居，对政治局颐指气使，发号施令。她一面频频以个人名义写信，送材料，召开动员大会，一面又指派亲信党羽四处点火发难。各地文革中的造反派闻风而动，更新拉起山头，纷纷起来揪斗当地"翻案复辟势力"的代表人物，闹得生产下降，人心惶惶，政局再度出现大乱之势。
同政治局的大多数人一样，刚刚经历一场劫难的周恩来开始也被完全蒙在鼓里，对这场铺天盖地而来的运动事先毫无所知，新年伊始，他在向毛泽东书面汇报工作时提的还是"批林整风"，而不是"批林批孔"。他这样写道："现在已进入一九七四年，祝主席吃好，睡好、身体好，领导我们依靠人民，进行批林整风、拉美整苏的斗争走向胜利，并随时准备打仗！"
不过，周恩来很快便从这场运动的来势汹汹和他完全被撇在一边的搞法中，看出了其中的名堂，知道年前政治局扩大会议批他的事并没有完，毛还要做更大的文章，只是一时还弄不清楚究竟要搞到哪一步。
在这种情况下，刚刚松了一口气的周恩来心又提了起来，不得不为自己的政治险境而苦战，甚至作了最坏的打算，随时被点名抛出来。因为眼前的情形和当年搞刘少奇的做法如出一辙。在这种情况下，深谙顺守之道的周恩来再次施展"太极软功"来应对，化解困境。他明知道这场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是冲着他来的，却故意不捅破，更不硬顶，而是设法厕身其中，决不轻易撤离自己的岗位，小心翼翼地与江青等人周旋，尽量做到滴水不漏。
关于这一点，周恩来在批林批孔运动之初曾送给当时因被江青大会点名而想辞职不干的中联部部长耿钢三句话："第一，人家要打倒你，不论怎么打，你自己不要倒；第二，人家要赶你，不管他怎样赶，你自己不要走；第三，人家整你，不管他怎样整，你自己不要死。"这一番劝说老部下打消辞职念头的交心之言，实际上正是周氏本人此时内心想法的真实写照。
周恩来这种隐忍顺守的因应之道在"一·二五"大会上表现得淋漓尽致。江青为了贯彻毛泽东发动批林批孔运动的意图，在这一年春节放假期间，接连召开了军队和中央党、政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实际上，这两次万人大会并不是像大陆官方所说的那样是江青"擅自"召开的，毛事先就已获知，王海容、唐闻生向他报告了这件事，但他并没有采取措施加以制止。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虽知来者不善，但看毛泽东是一种默许的态度后，就不再说话了，马上积极布置，亲自起草了要求在京中央政治局全体成员参加"一·二五"大会的通知。根据江青的提议当晚政治局会议上准备讨论的内容，随后并主持了中央和国家机关的动员大会。
在"一·二五"大会上，按照事先的安排，江青的两名亲信、当时还名不见经传的迟群，谢静宜主讲他们奉毛泽东之命编辑《林彪与孔孟之道》的经过，江青、姚文元等则在一旁坐镇帮腔。迟、谢二人在报告中东拉西扯，大放厥词，当众又把毛批周"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出修正"那四句话端了出来。姚文元则在插话中旁敲侧击，大批"折衷主义"和"中庸之道"，称："凡是主张中庸之道的人，其实是很毒辣的"。江青更是直截了当地批评周恩来对批林批孔运动"行动迟缓，跟不上形势"。
会上，迟群、谢静宜两人还扯出"走后门"的问题，针对叶剑英把自己的女儿送到福建当兵一事，把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中和周恩来一道挨批的叶也捎带批了一通，声色俱厉地指称这"完全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背叛"。不仅如此，江青在会上有意杀鸡给猴看，郭沫若被几次点名，当众罚站。整个会场气氛十分紧张。
面对江青一干人的挑衅，周恩来在会上始终正襟危坐，不动声色。他心里很清楚，江青之所以敢这样嚣张，完全是因为背后有毛泽东支持的缘故，即便不全是在奉旨行事，也在很人程度上得到了毛本人的默许。如果不识时务，赶紧对批林批孔运动有所表态的话，恐怕是过不去的。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最后打破沉默，在大会上当众作了检讨，承认这次会"开晚了"，"抓晚了'，并带头喊了"向江青同志学习！"的口号。后来在事情过去以后，毛泽东又故作姿态，反过来批评这件事时，周又出来为此作了自我批评，为"一·二五"大会承担责任，说是他"怂"起来的'。不过，这已是后话了。
"一．二五"大会后，批周的形势已经十分明显。根据王洪文的提议并经毛泽东批准，中央政治局内部成立了主管批林批孔运动的七人小组，除周恩来一人以外，其余六人即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华国锋、汪东兴都是年前政治局扩大会议中批周"帮助小组"的成员。而周之所以还被名列其中，如果不是一个幌子的话，那么也是让他应付处理日常局面，和文革发动之初一样。
对于这场运动的矛头所指，当时首当其冲的郭沫若已经看出了这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一·二五"大会后，张春桥和江青轮流登门，逼郭氏写检查，要他承认当年写历史剧《屈原》和《十批判书》等作品是王明路线的产物，张甚至要郭写文章"骂秦始皇的那个宰相"。江青则暗示，当时在长江局和王明一道工作的周恩来也有责任。
在这种情况下，当周恩来派秘书看望郭沬若时，深为周担忧的郭氏见到来人后，失声痛哭，连连表示自己对不起总理，连累了总理。对于这一点，江青本人也不讳言，而且对周恩来的退避忍让颇为得意，眉飞色舞地对手下人表示："周总理都叫我搞得没办法了！"在江青的挑唆下，各地的造反派也在倒周的问题上掀涛作浪，遥相呼应。安徽等地甚至还公然贴出了"打倒当代孔老二"和"打倒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大标语。
在这种情势下，周恩来继续采取顺守之道，以隐忍退避的太极软功来化解政治上岌岌可危的处境。他明知江青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执意要板倒自己，但因为这场运动是毛泽东所发动的，所以绝不流露出任何怀疑抵触情绪，相反表现得很主动，亲自起草有关会议通知，在政治局内部组织学习讨论，不让人抓住任何辫子。对江青的意见，周也大都表示附和，避免与她正面冲突。
比如，急于为批林批孔运动造势的江青在"一·二五"大会的两天后，将反映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决心把运动抓上去的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批给周恩来，建议将此件转发给省、市、自治区党委。周当即表示同意，并代拟了中央转发的还知。其中强调"要继续革命，反对复辟"，还根据"一·二五"大会提出反对"走后门"的意见，专门加写了一段要教育好干部子女的内容。
两天后，周恩来又根据江青的提议，为中共中央起草了转发《河南省唐河县马振扶公社中学情况简报》的通知，这份简报是江青抓住该地的一位中学生因不会英文考试而在试卷上写了一首打油诗，受到校方批评后自杀一事大做文章，指派迟群、谢静宜前去调查后写出的，意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把它作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复辟回潮"的典型。
尽管周恩来在这个问题上刻意迎合江青的意见，但还是让张春桥从中挑出了毛病。因为周所起草的中央通知中要求河南省委"严肃处理这一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进行复辟的严重后果"的同时，提出"各地也应注意检查有无类似的个别情况"，张春桥认为这一提法在政治上有问题，指出："个别"二字建议删去。复辟现象不是个别的。周氏随之知趣地改了过来。
周恩来如此退避隐忍，以求自保，但是江青一干人仍不肯善罢甘休，除了继续在报刊媒体上找各种题目批"折衷主义"、"中庸之道"以外，又制造了电视片"《中国》事件"、"蜗牛事件"，举办"黑画展览"等，向周大兴问罪之师。
《中国》是意大利一个访华摄制组拍摄的一部介绍中国的电视片。江青抓住美籍物理学家杨振宁向周恩来反映"此片很坏"，而周并没有马上处理一事，大做文章。在政治局调看这部片子时，江青边看边骂：这是与帝国主义开办的合股公司，究竟是爱国还是卖国！并且又把年前政治局扩大会议给周加的罪名端出来，说：当然也不奇怪，外交路线上出了大问题，出了修正主义、投降主义，坏人自然都进来了。
根据江青定下的调子，中央组织部的调查组随后给中央的报告中，更明白点出"对这样一个触目惊心的丧权辱国、反华反共的重大问题，竟然放弃原则，丧失立场，是典型的右倾投锋主义"。
"蜗牛事件"则是江青抓住四机部向美国派出的彩电显像管考察组接受美方赠送的礼品玻璃蜗牛一事，横加指责，一口咬定这是美方包藏祸心，侮蔑中国的电子工业"爬行"，接受这种礼品是"屈辱于帝国主义的压力"。而此事是经过周恩来批准的。
"黑画展览"则是江青在文化部的亲信，抓住周恩来在林彪事件后，指示美术界组织创作一批供国内务大宾馆装饰和外贸出口的中国画一事，横挑鼻子竖挑眼，把它们集中起来作为"美术界的复辟逆流"的典型而举办的。
对于江青一干人这种搞法，周恩来明知这是射向他的明枪暗箭，不过还是装聋作哑，避免正面应战，尽量化解这些挑衅。对电视片《中国》，周以当时曾让陪同他会见杨振宁的人"查查"，但以"记录非熟手，未记入"的解释给挡了回去。对于"蜗牛事件"，周恩来则以事关中美关系大局为由，建议外交部进行调查核实后再作定夺，当外交部查明事情原委后，认为美方送"蜗牛"礼品并无恶意，建议不必退回礼品和作外交交涉，周随即表示同意，并在政治局会议上作出对江青在四机部批评此事的讲话不印发、不传达的决定。不过，为了照顾江青的面子，取消了从美国引进彩电显像管生产线的计划，对江青点名要他参观"黑画展览"的提议，周恩来也并不回绝，应邀前往。参观中，他神色不动，对画展中的各种影射诋毁的语言不置一词，让举办者碰了一个软钉子，最后也不了了之。
这期间，周恩来对江青一些实在过份的挑衅，还是作了某种程度上的辩驳。比如，江青在参加会见澳大利亚共产党 (马列) 主席希尔时，在谈话中当众给周的脸上抹黑，说："我们没有读过《四书》，《五经》，大概我们这里就是总理读过。"周随即以"我们在五四运动中就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来回答，令江青讨了个没趣。
当然，周恩来明白解铃还需系铃人，江青这样搞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毛泽东默许的缘故，反映了毛在政治上对他不放心。因此，只有设法打消毛对他的疑虑，才能釜底抽薪，化解眼前的险境。为此，他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一方面与江青小心周旋，守时待机；另一方面则在毛最为关注的维护文革、反对复辟的问题上尽量站稳立场，利用各种机会表明自己的态度，以解除毛泽东的疑虑，对他高抬贵手。
还在批林批孔运动发动之初，周恩来因担心局面失控，再度出现文革初起时那样的天下大乱，曾向毛泽东建议对军队、党政机关和生产部门"应早一点规定一些政策界限下达"。不过，他马上便觉察出此举对运动有"划框框"之嫌，将会招致毛对他更大的疑心。于是，周恩来赶紧改变态度，在二月六日向毛报告政治局会议讨论情况时，收回这一提议，表示："目前批林批孔运动在各地各单位还处在发展不平衡状态。因此经验还不够多，如果过早地规定政策界限，可能对群众的发动定了一些框框，不如看一看。"
不仅如此，深知毛泽东心病所在的周恩来还刻意在政治上表白自己，与党内老干部中普遍存在的对文革不满，复出后所搞的"右倾回潮"划清界限，特意在报告中向毛建议让邓小平现身说法，说："现在确实有些单位、有些省的个别领导者和个别老干部在'回潮'，在谈'复旧'的政治局面，如请小平同志在适当场合批判这些错误，会较别人有力，当然要为他提供典型可靠的材料。"
周恩来这种低首下心的姿态，让毛泽东一时不便再施以重手，更令毛不好继续往下做文章的是，江青一干人实在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从一开始就把事情搞砸了，批林批孔又夹着批"走后门"，虽然用意是借此向"复辟势力"-一党内军中的老干部开刀，但打击面太宽了，搞得人心惶惶，不仅干扰了原定在外交上批透肃清周恩来影响的部署，而且把毛本人也给牵了进去。因为毛就曾批过不少条子，让在他自己身边工作过的年轻女服务员去上学参军。这怎么能不让毛感到难堪和恼火呢？
问题还不止于此。江青还对"走后门"的问题穷追猛打，在政治局会议上揪住叶剑英不放，非逼他检讨认错不可。然而，叶剑英也并不是等闲之辈，马上以守为攻，郑重其事地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表面上是检讨自己，实际上告了江青一状，而周恩来则趁机在一旁为叶帮腔，对批"走后门"问题向毛委婉进言，说："只研究'走后门'一个问题，这又太窄了，不正之风决不止此，而'走后门'又要进行分析，区别处理，才能收效。"
周恩来和叶剑英联手唱的这出戏，委实将了毛泽东一军，迫使他不得不在权衡利害之后，对"走后门"的问题有所表态。在毛看来，江青实在是有勇无谋，虽说贯彻他发动批林批孔运动的意图很卖力，却脱裤子放屁，在"走后门"这样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上大动干戈，不分青红皂白，四面结怨树敌，实在太蠢。用后来毛自己的话说，这是在搞"三箭齐发"(即批林、批孔又夹着批"走后门"-一作者注)，干扰了斗争的大方向。况且叶剑英是毛掌握军队，需要倚重的人。此外，毛也不愿意在这个问题上让周恩来充当好人而他自己当恶人，得罪党内军中为数众多的老干部。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决定出面约束一下江青这种打击面太宽的搞法，同时在政治上作个顺水人情，拉拢一下饱受文革之苦的老干部。二月十五日，毛对叶剑英的检讨信作了批示，表示："开后门来的也有好人，从前门来的也有坏人"，并指出："现在，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批林批孔又夹着 (批) 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小谢、迟群讲话有缺点，不宜向下发。"
随后，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专门发下通知，要求对领导干部"走后门"送子女参军、入学等问题要放在运动后期"妥善解决"，实际上后来不了了之。
"抬邓排周"的权力布局
毛泽东急于安排后事，用邓小平取代周恩来，完成权力布局中的换马。为此，他煞费苦心地安排了一个使左派和右派各得其所的权力格局：让左派保卫文革的成果，让右派维持国家日常生活的运转，最后由他本人来掌舵。左派的头领非江青莫属；而右派的领班，毛则选中了邓。
毛泽东在批"走后门"的问题上制止了江青的蠢动，却继续让她在批林批几运动中打冲锋，同时也没有放弃通过这场运动来伺机更换周恩来的打算，重新安排权力格局。毛这种考虑已经酝酿了很长一段时间，这当然是与周恩来已经罹患癌症有关，需要另外找一个人来顶替他管事。不过在这背后，更多的还隐藏着毛对周极大的戒心而预先作出的防范，是自感已经老迈多病的毛对自己整个陵车安排的一部分。可以说，江青正是在了解毛的这个心思后，才敢这样露骨地搞"批林批孔批周公"的。
当然，毛泽东也很清楚江青这样卖劲批周所夹杂的个人目的，是想借倒周之机在政治上取而代之。不过，毛并不想在这个问题上依从江青。这当然不是出于内举避亲的缘故，也不是怀疑江青在政治上的忠诚，而是因为毛太了解江青眼高手低、志大才疏的为人了。在政治上街锋陷阵还可以，实际工作却做不来，无法担起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担子。
为此，深谙权谋的毛泽东煞费苦心地安排了一个使党内左派和右派各得其所的权力布局：让左派"抓革命"一 - 保卫文化大革命的成果；而让右派"促生产"-一维持国家日常生活的运转；最后由他本人来掌舵，掌握两者之间的平衡。左派的头领自然非江青莫属；而右派的领班，毛则选中了刚刚复出的"党内第二号走资派，邓小平。
顺便一提的是，长期以来，人们总是喜欢把邓小平的东山再起说成是周恩来促成的结果。实际上，毛泽东才是这件事幕后真正的推手，其目的恰恰是针对周的。本书上一章在分析周、邓两人的关系时已经提到过，邓其实早就是毛手中挟制周的一张王牌。早在一九五六年中共八大之后，毛泽东就指定邓小平以总书记的身份总揽党、政、军日常事务。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虽然身为党内第三号人物兼国务院总理，却不得不事事向邓所主持的中央书记处请示汇报工作。
不仅如此，邓小平甚至还在事关周恩来政治浮沉的问题上扮演了重要角色。一九五八年南宁会议后，周因毛泽东严厉批评"反冒进"问题，并有意让柯庆施取而代之，于是主动向中央提出了辞职请求。当时党内领导层中的大多数人并不赞成由柯来取代周。中央政治局常委为此召开扩大会议进行讨论，一致意见挽留周继续担任总理职务。但毛那里也需要有人去为周说情，后来是邓小平根据会议讨论的结果，出面起草了建议周继续担任总理的会议纪要报送毛后，这场风波才算告一段落。
人们大都注意到，毛泽东在林彪事件后即开始考虑重新起用邓小平的问题，为此不断放风造舆论，却往往忽略了这其实是一石两鸟之举：在政治上安抚文革中被打倒的老干部的同时，暗中祭出的一招防范周恩来的杀手锏。林彪事件后，就在毛本人威信一落千丈之际，却发觉文革中态度暧昧的周恩来反而在党内外的声望大起，而且手中的权力越来越大，在中央无人制衡。
由此，毛泽东对周恩来的戒心护意日深，以至萌生了重新起用邓小平的念头。在毛看来，无论是从个性、能力还是与他本人的历史渊源来说，邓都是能够在政治上挟制乃更取代周的合适人选，
以周恩来多年来对毛泽东为人的了解，当然明白毛让邓小平复出的用心所在。不过，善于在政治上争取同盟军的周氏自信能将邓团结争取过来。况且周为人一向委曲求全，对毛的决定从不违抗，总是遵行照办，顶多是在执行的过程中做点文章。周很了解邓的为人个性，虽说他是毛安在身边挟制自己的人，但已经看出邓与江青为首的文革派很难相容，一旦复出，反倒会在政治上助自己一臂之力，成为扭转文革困局的帮手。
应该说，在这一点上，周恩来要比毛泽东看得更准。所以当毛在陈毅追悼会上透露出这种意向后，周立即示意陈毅的家人把毛的谈话内容传出去，为邓小平的复出造舆论：而且还有意当着江青等人的面，对外宣传毛的这一意图，讲邓还是人民内部矛盾，而林彪想把邓搞成敌我矛盾，是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尽量扩大这件事的影响，从全局上推动解放干部的工作。
然而，让邓小平重新复出并非易事，解放在文革中被打倒的"党内第二号走资派"需要在政治上转很大的弯子，作党内外的说服工作，办起来费力耗时，况且还有党内文革派从中作梗。江青当年配合林彪在倒邓的问题上出了大力，现在虽说毛泽东为邓说了话，但她为此结下的心结却不是那么容易解开的，对毛的决定不大买账，不断找借口阻挠。而周本人也不愿意逼得太紧，得罪江青。
因此，邓复出这件事一波三折，进展缓慢。从毛泽东最初发话算起，一直拖了一年多也没有真正落实下来。
毛泽东对此很不满意，疑心这是周恩来有意拖着不办，但又不便明说，因为毕竟没有抓住什么把柄。一九七三年三月，就在中央政治局连续开会讨论邓小平复出问题之际，惯于"借古喻今"的毛有意向周氏推荐读《史记》中的《汲黯·郑庄列传》，特别称许其中"太史公曰"的一段话："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以此来暗中敲打周不应对在政治上落难的邓小平坐视不管，而应对当年旅欧动工俭学的老友援之以手，这样才对得起几十年的交情。
周恩来是个聪明人，马上便领会出毛泽东此举所含的用意。他随即抽空读了《史记》的有关章节，并在随后给毛的信中表示要让邓更上一层楼，出任政治局的秘书长 (相当于中共八大后党的总书记)，但被邓所婉拒。
尽管如此，邓小平重返权力核心的速度和方式都是极不寻常的，仅仅凭毛泽东的一席话，就从一般的中央委员重返政治局，甚至事先都没有经过中央全会的形式走走过场。这种情形在中共党史上是从来没有过先例的，即便是在当年白色恐怖的情况下，共产国际扶植王明进入中共领导核心，也还是经过了六届四中全会的手续。由此可见，毛对邓的期望之殷，这背后则是他迫不及待地想用邓来取代周的打算。
让我们还是继续看毛泽东是如何利用批林批孔运动重新安排权力格局的。
一九七四年三月，联大第六届特别会议召开在即。主管这件事情的外交部绕过周恩来，由毛泽东的联络员王海容、唐闻生直接向毛本人报告了此事，探询对中国代表团团长人选的意见。本来，各国出席这一届特别联大的多是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照理中国也应派出具有对等身份的周恩来参加，然而毛却属意让邓小平率团前往，由乔冠华做助手。
这当然是和周恩来本人的病情恶化有关 (这一点下面还要谈到)，但实际上毛泽东考虑问题的着眼点却并不在此，而是急于想让邓取代周，完成权力格局中的换马。因为即使周身体没有病，一直对"周恩来外交"耿耿于怀的毛也决然不愿意再给他一个在国际舞台上大出风头的机会。不然的话，毛在此前就不会借故突发无名业火，以"莫须有"的罪名，下令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对周大张挞伐了。
不仅如此，毛泽东此举还有更深一层的用意，那就是通过这一为各方所瞩目的举动，向外界施放"抬邓排周"的信号，暗示周恩来的总理职位即将不保。这在无形之中更加助长了本来已经甚嚣尘上的倒周势头。不过，毛毕竟是惯于玩弄权谋的老手，并不想在这件事情上做得太露骨。为此，他在提议邓小平担任中国出席联大特别会议代表团团长的同时，又叮嘱王海容、唐闻生不要讲是他的意见，可以由外交部写个报告送上来。这样既可不露痕迹地按照毛的意图行事，又可借以观察周的态度，以决定下一步运动的搞法，如果他敢于阻难这一决定的话。
周恩来当然不清楚毛泽东在背后所搞的名堂，不过凭其多年的政治经验，不难判断出外交部不和他通气，就直接提议邓小平出任中国出席联大特别会议的代表团肯定是有来头的，很可能就是毛本人的意思。对于一个曾经亲手创立中国的外交事业、并且为之耗费了大半生心血的国务活动家，在自己的晚年终于有了可以在联合国大会这个世界讲坛上发表演讲的机会时，却又因身体和政治的双重原因与之无缘，周内心的遗憾可想而知。实际上，这正是他多年来的夙愿，希望能在有生之年去一趟联台国，他曾不止一次地向人流露过这种想法。
不过，更让周恩来担心的还是这一安排的背后所隐含的政治信息，意识到毛泽东正在暗中观察自己的态度，如果露出任何遗憾不满之意的话，就会坐实毛对自己的猜忌，导致处境更加恶化。这是周不能不小心提防的。为此，在政治上隐忍功夫极深的周恩来在处理这件事时，有意超身事外，既没有表现出有任何情绪，也不查问外交部为什么绕过他，同时抓得很紧，毫不耽搁，立即批准了外交部提议由邓小平率团出席联大特别会议的报告，并在随后主持政治局会议加以讨论。
令毛泽东没有料到的是，出来阻挠邓小平率团出席联大特别会议的并不是周恩来，而是江青。在政治局会议上，江青搬出种种理由反对这一安排，坚持要外交部撤回这一报告。江青这样闹，是因为她很清楚这并不是一次普通的出访活动，而是一次在政治上的亮相，事关由谁来接替周出任总理一职的问题。为此，江青为首的党内文革派已经觊觎忍耐了多时，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如此卖劲反周也是出于这种盘算。岂知天意难测，到头来却让邓小平摘了桃子。一心想在政治上露峥嵘的江青又怎么能咽下这口气来？由于江青的执意反对，政治局的多数人大部保持沉默，会议最后议而未决。
这种局面让毛泽东相当尴尬和恼火。本来，他希望在排除周恩来后，由江青为首的左派和邓小平领头的右派在新的权力格局中通力合作，共同稳住文革的大局，却没有想到江青竟然如此不识上体，自暴其短。不过，由于需要依靠江青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打冲锋，毛对江青这样闹，一开始还是表现得相当克制。他让张玉凤传话给周：邓小平出席联大，是我的意见，如果政治局同志都不同意，那就算了。
一直在守时待机的周恩来看出改善一下自己政治处境的时机已到，正好可以借这件事做点文章，毛泽东在抬邓的问题上迁怒于江青，就会多少缓和一下对他的压力。于是，周立即表态拥护毛的决定。另一方面，行事老到的周也没有刻意亮出毛的旗号紧逼江青。他在表态同意外交部所提方案的同时，又尽量给江青留下面子，提出："我意，小平同志可只出席头一周，除讲话外，与各方重要人物进行接触，创造局面后便回。"与此同时，周还在下面做了工作，分别向政治局其他人打了招呼，告以这是毛本人的意见，希望不要跟江青一起闹。
这样一来，在随后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江青被完全孤立起来。就连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等人也都不再跟着附和。对此，江青非但不知收敛，反而气急败坏地又吵又闹，声言"保留意见"，要政治局"再研究、考虑"。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不得不从幕后出来进行干预，解决这个问题。他写信警告江青："邓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要她"小心谨慎"。
从这以后，毛泽东对江青的态度有了某种变化，尽管继续让她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打冲锋，来对付党内外的翻案复辟势力，但却对江青总是无理取闹，难以担当大任的毛病十分反感和失望，而且日渐生厌，开始有意疏远她。
治病要服从大局
由于一再耽误，周恩来所患的膀眈癌已在体内扩散转移，出现大量尿血的情况。即便如此，仍无法住院动手术。毛泽东决定周住院治病要服从大局，至少要等接待完即将来访的几起外国首脑后再说。为了执行中央暂不考虑手术的决定，周只好靠输血坚持工作，实践"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自勉了。
就在周恩来忙于躲避来自台前幕后的明枪暗箭之际，却祸不单行，病情急剧发展，已经到了大量尿血的地步。本来在一九七三年十月间，周就已经再次出现血尿，但是相应的治疗措施却因随后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而拖延下来。会上，周被横加上种种"莫须有"的罪名，无端蒙冤受辱，挨批斗，受围攻，心情极坏。在这种情况下，他的病情明显恶化，以至到会议后期，要频频上厕所，每次都要花很长时间才能出来。
然而，事情并没有因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结束而收场。还没有等周恩来从这场涛天大祸的打击中喘过一口气来，批林批孔运动就又铺天盖地而来。面对其势汹汹的倒周势头，周本人虽然在表面上不露声色，实际却在精神上承受了极大的压力，不得不强撑病体，为自己在政治上的生存而苦战。多年来的过度劳累再加上蒙冤受辱后的郁闷和忧惧晚节不保的心理压力，终于使周恩来体内一度得到控制的癌瘤大发作。
从一九七四年三月上旬开始，周恩来每日尿血多达一百多毫升，不得不住进三〇五医院接受检查和电灼术治疗。但是，术后的效果却不理想。没有多久，他体内的癌瘤便再度复发，而且来势很猛，伴以大量血尿，最多时每日达二百多毫升。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的身体明显垮了下来，人已经很虚弱，饱受病痛的折磨。周的保健医生张佐良在回忆录中详述了当时的情况。他在书中写道：
由于肿瘤迅速长大、溃烂，出血量增多，流血速度加快，膀胱里蓄积了大量的血液，凝结成血块，堵住了尿道内口，使排尿发生困难。起初，小的血块堵塞，解小便时稍用力还能排出去，但较大的血块不容易从尿道排出，以致周恩来在排尿时十分痛苦。每当我见到他摆晃著身体，扭动腰部，不由自主地跳动，想借此把堵在尿道口的血块移开，我真恨不得自己能替总理生病，替总理去承受这种苦痛。当一些小的血块随尿流一起比较痛快地排出来，这时，总理会长长地嘘出口气，他的额头微微地沁出了些许汗珠。这个时候，周恩来己受尽了病痛的折磨，筋疲力竭，自己再躺到沙发上去静养一会儿，准备下一个"回合"，因为小便还没有排出来。
周恩来的病情发展得这样快，弄得毛泽东有些措手不及。在此之前，尽管毛已经开始在考虑换马，起用邓小平来顶替周的角色，但事到临头还是有些抓瞎。多年来，毛虽然独揽大权，却只是个甩手掌柜，内政外交上的日常事务一直是依靠周恩来掌管处理。现在周这个大管家病倒了，而邓小平又一时接不上手，这样一来，整个国家的运转就发生了问题，许多事情压了下来，没有人处理。为此，毛决定周住院治病的问题要服从大局，至少要等接待完即将来访的几位外国元首和政府首脑后再说。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医疗组心急如火，从医学专家的角度，一再向中央反映周氏膀胱内肿瘤加速增大恶化的情况，出血不断且量多，如果仍外出活动，确实有危险，很容易因贫血摔倒，心脏出现问题，因此请求中央尽早批准他住院施行手术，但不是没人理睬，就是给碰了回来，以至于周恩来住院开刀的日期一直定不下来，一拖再拖。
需要一提的是，大陆发表的有关知情人回忆周恩来治疗膀胱癌经过的文章大都把延误治疗的责任推给"四人帮"，说这是杀人不见血，有意对周进行"迫害"。可惜，这只说出了其一，没有道出事情的全部情况。实际上，在周氏治病的问题上，江青一干人并无决定权，更无法一手遮天。政治局主管周恩来治疗工作的，除了王洪文、张春桥外，还有叶剑英、汪东兴。而且这四个人也不过是个传声筒，大小事情必须听命于毛泽东。可以说如果要追究责任的话，毛才是整个事情的幕后主使。
本书前面已经谈过，自一九七一年五月周恩来被查出患有膀胱癌后，毛泽东便一直通过汪东兴在幕后遥控指挥，从一开始就对周恩来的治病原则定下了调子，下令要"保密"和"不开刀"。医疗组对此很不理解，提出周的病变尚在早期，如及时进行手术，治愈率很高，而一旦错过了治疗时机，后果是严重的。然而，奉旨行事的汪东兴却以"这是主席指示"压人，称：主席是考虑全局的，这样决定是保总理的，并要医疗组"要听主席的，要跟主席的思路"。这样整整拖延了九个月，直到一九七三年二月间周恩来的病情加重，在一天清晨小解时，突然排出大量鲜红色血尿，把整个抽水马捅里水都染红了。这样一来，已经无法再瞒下去了，才由叶剑英、张春桥、汪东兴三人找周氏夫妇谈话，告以实情。
即便在这时，汪东兴仍根据毛泽东所定的调子，阻止医疗组对同恩来作进一步的检查治疗。当医疗组的专家向上反映周的病情已经很严重，容不得再拖下去了时，汪不以为意，又把毛搬出来压医疗组，喝斥说："七老八十，做什么检查，不要慌么！"
在这种情况下，医疗组仍然没有放弃努力，通过各种渠道吁请中央批准他们对周恩来病情的诊疗报告，负责周警卫工作的杨德中甚至还带著装有血尿的瓶子去找汪东兴，让上面"眼见为实"，请求中央尽早批准他住院施行手术，但汪东兴仍然不予理睬。
后来还是叶剑英利用陪见外宾的机会，当面向毛泽东反映了周恩来的病情，毛这才批准治疗，但仍通过汪东兴对治疗划框框，命令医疗组只准做膀胱镜检查，不准电烧。但这一回，医疗组的专家们暗中抗命，在检查中还是悄悄地给周做了电灼术，烧掉了他膀胱内的癌症原发病灶。不过早已错过时机，一切都已经无可挽回了。
经过这样的一再延误，周恩来体内的癌瘤发展很快，一九七四年五月上旬，在尿病理检查中又发现了"膀胱乳头状癌组织块"。逼进一步证实了癌细胞已经开始在体内扩散转移。周恩来医疗组对此着急万分，认为无论如何也不能再这样拖延下去了。五月九日，医疗组组长、著名泌尿科专家吴阶平带领医疗组向中央负责周恩来医疗工作的领导人当面陈情，说明情况的严重，敦促中央下达批准周及早住院动手术。
这一回轮到张春桥代表中央表态。他继续按照毛泽东所定下的调子，驳回了医疗组的请求，表示：
"目前手术不能考虑，这一条给你们堵死。"理由是周"党、政、军、内政的总管，他的工作别人无法代替。"就连一向站在周恩来一边的叶剑英也不得不按同样的口径，婉转地对医疗组做说服工作，称张春桥所说的"是中央的意见，积极的意见，切除的办法，暂时放一下，不考虑。"
不仅如此，张舂桥甚至还企图隐瞒病情真相，提出要修改病理报告上的结论，被医疗组顶了回去。不过，在动手术的问题上，医疗组却胳膊扭不过大腿，周恩来的住院动手术的日期始终决定不下来，一推再推。
对于自己病情发展得如此之快，周恩来当然明白这意味著什么。他虽然在表面上神色不动，但是心里却非常着急，想尽快动手术切除体内的癌瘤，甚至考虑摘除整个器官，因为即便如此，也还仍有活下去的希望。为此，邓颖超曾专门调看了"人工肾"这类的科教片。在得知自己丈夫的病情急剧发展后，她更是急得不行，每天了解尿样化验的结果，督促医疗组采取措施。
然而令人可悲的是，周恩来在治病的问题上，却无法像普通人一样为自己作主，一切要听图毛泽东的摆布。实际上，他从一开始对这一点心中有数，知道从起初对他本人隐瞒病情，进而阻拦检查到后来不准做手术，全都是毛的意思。然而，一直信守为臣侍君之道的周对毛这样的决定既感到无奈，又不敢违拗。况且这是党内保健制度的规定，作为党员必须遵守服从。
面对张春桥搬出来的种种推迟住院开刀的理由，一向信守顾全大局的周恩来实在无言以对。在这种情况下，尽管这种安排明显带有"医疗为政治服务"的味道，完全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而根本不顾治病上的需要，周恩来也只好遵循"君命臣死，臣不敢不死"的古训，一切听由党安排，实践"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自勉了。
这期间，由于失血过多，周恩来的身体已经非常虑弱，随时可能休克，但是为了执行中央暂不考虑手术的决定，只好靠输血坚持工作。这是医疗组担心发生意外而采取的临时应急措施。每当遇有重人的外事会谈，医护人员都十分紧张，携带各种急救器材守候在门外，随时准备进行抢救。周氏在住院前接待的最后几起外国首脑都是在这种情况下支撐过来的。
一九七四年六月一日，周恩来终于住进了解放军三〇五医院，当天便做了膀胱癌切除手术。手术过程中，医疗组的专家们尽了最大的努力，摘除了所有可疑的地方。术后刀口愈合良好，血尿也很快消失。然而，医疗组却不敢对此过于乐观，因为耽搁的时间毕竟太久了，体内癌细胞很可能已经扩散了。
果然，仅仅两个月后，周恩来便又开始尿血，而且日渐增多。经专家诊断，确定为癌瘤在体内转移。八月十日，周又不得不做了第二次手术。这对周氏精神上的打击自不待言，在此之前，他还曾对战胜病魔抱有希望，而现在则知道自己剩下的日子已经不多了。为此，他在回答外宾的询问时，故作幽默地表示："好了就好了，好不了就了啦。"
与面对死亡的内心恐惧相比，此刻更搅扰周恩来心绪的还是政治命运未卜，不知能否在有生之年保住自己的晚节，在政治上善终，这是周氏晚年一直念兹在兹，看得比什么都重的事情。然而，眼下却并没有迹象表明这场冲着他而来的批林批孔运动有鸣金收兵之势。充当打手的江青虽然在邓小平出国的问题上碰了钉子，但在批周的问题上却并没有受到毛泽东的管束而有所收敛，依然十分嚣张，动作频频。
就在周恩来住院前后，江青一干人所控制的舆论宣传机器继续大搞影射史学，批"周公"、批"宰相"、批"党内大儒"，矛头所指呼之欲出。海内外有关周氏地位不保的风言风语满天飞，不少人都为他的政治命运而担心。有的外国访客甚至当面询问这个问题。对此，周恩来既不能承认，也无法断然否认，只好顾左右而言它，按照毛的口径，谈一番在政治上批孔的大道理搪塞过去。
应该说，周恩来的内心忧惧并非自寻烦恼。一九七四年六月间，就在江青四处放风批"党内大儒"之际，毛泽东又一次把他在延安整风期间所写的那九篇文章找出来重新加以修改，准备作为批周的重磅炮弹。本书前面已经介绍过，这九篇文章是毛当年在延安整风期间所写的九篇党内通信，是他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激愤之作，对当年在江西中央苏区时教条宗派和经验宗派联手整他这笔历史老账的总清算。
这些文章确实体现了毛泽东所特有的风格，是他内心郁积已久的怨愤情绪的大渲泄。文中对党内教条、经验两派左右开弓，严词挞伐，极尽讥讽挖苦之能事，把王明、博古等人批得狗血喷头。其中有两篇文章是专批经验主义的，点了周恩来的名，指其为"经验宗派的代表"，为教条宗派"跑腿抬轿"，充当"帮凶"。
在这次修改中，毛出于策略上的考虑，删去了周的名字以及有关称赞刘少奇的内容，但是整篇文章的锋芒所指还是让人一望而知。当然，毛泽东是个开展政治斗争的老手。他知道此举非同小可，一旦把自己当年批周的文章抛出来，不啻是第二张"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势必给林彪事件后好不容易才稳住阵脚的政局造成重大冲击。对此，毛已经感到有些力不从心，所以一直没有贸然行事。
实际上，早在一九七三年春，也就是毛泽东发觉周恩来打着批极左的旗号，企图对文革改弦更张以后，就开始考虑批周的问题了，选择的"石头"便是这九篇文章。当时，毛让人把文章找出来，印成大字本，在极小的范围内进行传阅，其中包括毛的侄子、后来在政治舞台上一度扮演了重要角色的毛远新，甚至准许他把其中涉及批周内容的两篇文章录下音来，带回辽宁。
正因为毛泽东事先已经向毛远新交了底，所以毛远新后来才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多次宣称："毛主席发动的这场批林批孔斗争，一个是解决九次路线回潮问题，一个是解决十次路线没有解决完的问题，能不能归结到十一次路线斗争，可不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现在还很难说。"其中"九次路线"指的是刘少奇的问题，"十次路线"是指林彪的问题，而"十一次路线"则是隐指周恩来的问题。这在政治核心圈中已经不是什么秘密，江青在一九七三年底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周时，就已经率先点明了。
应该说，毛远新的上述言论在无形之中道出了毛泽东在是否抛出周恩来的问题上踌躇未决的心态。不过，这并不是因为毛良心发现而不忍对周下手，实际上，毛在政治斗争中从来就没有念过旧情，无论是对彭德怀、刘少奇，还是对林彪都是如此。毛之所以一时下不了决心，是因为他深知周恩来是一个比刘少奇、林彪更难缠的对手，他在党内军中有众多的支持者和同情者，且为人处世一贯谨慎守分，从无二心。这是在党内外早就有定论的。
不仅如此，毛泽东很清楚林彪事件后，周恩来因趁势推动落实党的各项政策而在政治上大得人心。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硬要违背党心民意而大举批周的话，很有可能激起众怒，在政治上闹出乱子来。为此，毛不得不慎重行事，需要一个人静下心来认真考虑一下这个问题。于是，他决定离开京城这块喧嚣之地，赴南方休养一段。这是毛在政治上作出重大决定前的习惯，当年发动文革，向刘少奇展开攻击前就是这样做的。
七月中旬，毛泽东在离京前夕专门召开了一次中央政治局会盘。毛知道江青在贯彻他批林批孔的意图上锋芒太露，触犯了党内置中的一大批人，临行前必须设法调解一下这个矛盾。不过，老于权谋的毛却有意让江青为自己背这个黑锅。会上，毛在肯定批林批孔运动成绩的同时，不痛不痒地批评了江青，要她注意克服自己的毛病，不要"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也不要和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搞成"四人小宗派"，并当众宣布："她 (指江青) 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
不仅如此，毛泽东还在谈话中，特意提到了九篇文章的事，称：文件我收回了，而且烧了，不要了。其实，这不过是毛在故意放风，迷人眼目，因为他得知有人把他修改九篇文章这件事悄悄告诉了周恩来。实际上，毛一直没有打消抛出九篇文章批周的念头，甚至一直到周恩来死后，毛本人已经重病缠身，无法直接阅读的情况下，他还叫人把九篇文章整个念给他听了一遍，并作了若干修改。不过，这已经是后话了。
补过还账
毛泽东的表态总算是让周恩来稍稍松了口气。"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经过连续两次手术后，周恩来自知已经沉疴难起，来日无多。除了担心最后落得"晚节不忠，一笔勾销"的下场外，牵挂周恩来的另一桩心事则是想在有生之年尽量弥补一下在政治上所做过的亏心之事，以多少减轻一点内心的负疚。当然，这只能看毛的脸色见机行事。
这年"八一"建军节前夕，在武汉的毛泽东为了修补和党内军中老干部的关系，下令解放当年"因听了林彪一面之辞，而错整了的杨成武"等一批人，让他们在建军节招待会上公开露面。这正好给了周恩来一个为他当年的表现补过的机会。
事实上，周恩来一直为他本人在"杨、余、傅事件"中的所作所为而内疚于心。自文革运动全面发动以后，杨成武一直是他应付乱局的得力助手。"大闹怀仁堂"的风波后，杨更是因老帅们靠边站而一跃成为军队实际上的负责人，深受周的倚重乃至毛泽东的赏识，曾经一度是政坛上炙手可热的人物。在一九六七年夏天局势最混乱的时候，当时担任毛联络员的杨成武暗中协助周恩来向毛泽东奏了中央文革一本，促使毛不得不抛出王力，关锋等人作为乱局的替罪羊。这不仅成为整个时局的转折点，而且也帮助当时已经焦头烂额的周本人摆脱了政治上的困境。
然而，当林彪和江青随后联手整杨成武时，周恩来却明哲保身，不仅没有对他援之以手，反而还跟着一起批，说了不少"过头话"，像"永远忠于中央文革"、"誓死保卫江青"等，就是周在批杨的"三·二四"大会上带头喊出来的。对此，周本人一直心中有愧，感到对不起杨成武，以至后来一直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设法对他加以某种保护。比如，当康生、陈伯达建议组织小型军事法庭秘密审判杨时，周恩来和大概是出于同一心态的毛泽东 (杨曾在武汉"七·二〇"事件中保驾毛脱离险境) 一起把报告压了下来。
林彪事件后，周恩来趁势提出要杨成武重新出来工作的问题，曾先后写了三次报告，这次毛泽东拍板决定把杨成武解放出来，总算是给了他一个可以为当年所作过的亏心之事当面谢罪的机会。为此，动过手术不久的周恩来专门从医院赶到人大会堂，参加中央政治局接见杨成武等人的谈话，亲自传达了毛在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时对"杨、余、傅事件"所作的自我批评。
"八一"建军节招待会后，周又特意把杨成武留下来，作了推心置腹的长谈。多年后，杨成武对人回忆了这段往事：
一九七四年我被解放出来，七月三十一日参加建军节，宴会之后总理把我留下，从宴会厅向北京厅走的路上，周恩来很动感情地说："成武啊，我呀，对不起你了。我啊，在你被打倒的过程中，也说了错误的话，也说了违心的话，我向你道歉，我向你检讨……"我的眼圈湿了。我喊："总理，这是林彪他们搞的，我心里明白，您从根本上一直是想保护我们……"周恩来用手势止住我，继续说："我要向你检讨，把一切仇恨集中在林彪头上，一切幸福来自毛主席……""成武啊，我还要告诉你个不幸的消息。"周恩来那晚讲话很多，"本来不想跟你说，考虑再三，我还是要跟你说。你大女儿被整死了……"我怔楞住，似乎挨了一下重击。当我清醒些时，听到总理沉痛的声音："这是我的失职。杨易 (杨成武的大女儿--作者注) 的事情我知道一些，多好的孩子啊！当时她正在写林彪、吴法宪的材料，还没完成，这是阶级斗争啊。我当时正在准备接待尼克松、基辛格，没有来得及处理这件事情，结果出了悲剧。我已经作出批示：一、不许火化，保留遗体；二、要化妆；三、用棺木埋葬，埋葬后要做出标志、立碑，待你们出来之后，由剑英和空军党委来处理这个事情。我活不到明年的"八一"了，在我有生之年一定要查清这件事。今天我向你检讨，你不要告诉你爱人，缓一缓，革命总要付出代价的。"
同对杨成武的冤案相比，周恩来内心对贺龙的负疚感更大。因为贺龙早已病死于囚禁之中，即使想当面谢罪补过也已经不可能了，何况周本人在这个问题上陷得更深，直接分管贺龙专案，很多事情都经过他的手，如本书前面提到过的代表中央宣布对贺龙采取组织措施、批改对贺龙立案审查的报告等。
据后来接手负责对贺龙一案甄别平反的纪登奎说，所谓贺龙"通敌叛变"的历史问题，其中的疑点破绽很多，根本经不起推敲，显然是一桩出于政治目的而构陷的冤案。当年审查时，贺龙的老部下写的揭发材料固然在一定程度上搅混了水，但以周恩来在政治上的阅历和精明，应该不难看出这一点来。为此，周的形象在他的心目中打了不少折扣。
可是，周恩来当年在经办贺龙的案子时，明知其中有不实之处，却不敢得罪林彪，出来为贺龙辩诬，反而还从所谓"大局"出发，为维护林彪接班人的地位，给贺龙罗织罪名，充当了帮凶的角色。其实，周心里非常清楚贺龙的问题是林彪构陷的一桩冤案，所以当林彪一出事，他立即指派专人把贺龙的遗孀薛明从贵州的山沟里接回北京，并要她"把贺龙同志遭受林彪一伙迫害的情况，原原本本地写出来，报告中央"。
文革结束后，薛明揭发贺龙被林彪、江青迫害惨死的材料在京城政治圈中广为流传，曾引起很大的反响。为此，周恩来的遗孀邓颖超颇有些坐立不安，曾托人带话给薛明，说：要是总理知道这个情况，会难过死的。这不过是试图为自己的丈夫开脱罢了。周本人可能不完全清楚贺龙遭受迫害的某些细节，但也并非一无所知。因为当时各个专案审查小组都定期写有给中央的报告，汇报审查对象的思想、生活、身体等各方面情况，而作为中央文革碰头会牵头人、而且又挂名分管贺龙专案的周恩来应该是可以看到的。况且即便下面的人有意隐瞒真相，又岂能瞒过久经党内斗争的周恩来，他太清楚一旦沦为阶下囚后所处的悲惨境况了。正是因为周心里知道他本人对贺龙之死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而才极力想行所补救，以多少减轻他内心的负罪感。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周恩来有心补过，但是在为贺龙平反的问题上却瞻前顾后，小心翼翼。除了因为当年帮助林彪整倒贺龙的江青还在台上外，更让他顾虑的是，吃不太准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的真实态度。林彪事件后，毛为了缓和同党内军中老干部的关系，曾先后在不同的场台表示过：我看贺龙同志搞错了，都是林彪搞的，我听了林彪的一面之辞，要翻案呢！并在中央军委会议上当着众人还破天荒地表示："向同志们做点自我批评。"问题是就在毛泽东的上述谈话中，仍然流露出对贺龙的某种疑心，他在表示要给贺龙平反的同时，还加丁一句："不过这个人经常身上有武器。"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不得不小心行事，因为毛泽东正话反说、假戏真唱的事情实在太多了，如果不确实摸准毛的意图就贸然而动的话，反而可能会把事情搞糟。所以，尽管毛发了话，周一开始还是按兵不动，没有急于将贺龙平反的问题提到政治局会议上讨论，而只是让下面着手做些准备工作，交待当年那位曾咬过贺龙的老干部重新写一份证明材料，以备日后之用。其后，当分管中央组织部工作的纪登奎向他请示如何贯彻毛为贺龙平反的指示时，周也只是表示：不忙，再等等看。
直到一九七四年九月从武汉传回毛泽东关于要抓紧给贺龙恢复名誉的明确指示后，周恩来这才放心，让纪登奎和华国锋为中央起草一份通知稿供政治局成员传阅。他本人则对其中有关评价的地方作了画龙点睛的修改，强调贺龙几十年来曾为党的事业做出过"巨大的贡献"。就这样，拖延已久的为贺龙平反的问题基本上得到了解决，周本人也算是了结了一桩心事。
一九七四年九月三十日，在周恩来晚年的政治生涯中是一个重要的日子。这一天，他抱病主持了为国庆二十五周年举行的盛大招待会。周知道这大概是他最后一次主持这样的国庆招待会了，所以想借此机会尽可能多地关照一下在文革运动中受到伤害的党内外各方面人士，在政治上营造一个大团圆的局面。
为此，刚刚动完手术不久的周恩来仔细审阅了一份多达两千人的出席国庆招待会的人员名单，阅后又连夜致信代行主持政治局日常工作的王洪文，建议还应增补进去的一些在各方面有代表性的人物。
在周恩来的尽力运作下，这次国庆招待会开得很成功。劫后重逢的社会各方面代表齐聚一堂，互致问候，百感交集。周氏更是成了人们议论的话题。经过文革浩劫之后，当时人们普遍有种感觉：周的存在是对极左狂暴的某种遏制和对人们自身利益的些许保护。所以当批林批孔运动发动以后，党内外下少人为他捏了一把汗。周住院的消息传出后，更是牵动了人心，渴望寻找一个机会表达对他的祝福和敬意。
当面容消瘦的周恩来出现在国庆招待会上时，人们都站了起来，使劲鼓掌，不断地呼喊："周总理！周总理！"全场沸腾，掌声雷动，经久不息。前面的人一拥而上，争相向他握手问候；后面的人则翘足远望，甚至不拘礼节地站在椅子上，遥相挥手致意。周在招待会上所作的简短的官式祝酒词，被热烈的掌声打断十余次之多。
这样热烈的场面，在周恩来的整个政治生涯中并不多见，何况又是在唯毛独尊的文革年代。对此，刚刚任政治上度过劫波的周恩来自然在精神上感到某种慰藉 - 一毕竟公道自在人心，不过另一方面又暗自不安，唯恐惹毛泽东不快。他随即传话要求压低新闻报导的调子，删掉电视纪录片中诸如"敬爱的周总理"一类用词，以免在政治上犯忌。
毛泽东虽然远在外地，却对京城中的各种动向了如指掌。国庆招待会上出现拥周的场面，让早已惯于唯我独尊的毛心里很不是滋味，但是又抓不到什么把柄，因为周恩来在祝酒词中做得滴水不漏，口口声声称："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更让毛不敢小看的是这件事背后所显示的人心向背。本来，毛这次离京赴外地，明为养病，实际上暗中还在起批周的主意，一直在斟酌盘算此举在政治上的风险和得失。
这次国庆招待会上显露的民心向背，不啻给毛泽东当头浇了一瓢凉水，迫使他认识到，如果罔顾党心民意而公开批周的话，势必激起强烈的反弹，在政治上陷入四面树敌的处境，导致天下大乱。对此，已经年迈体衰的毛实在是有些力不从心了，当年驾驭文革的那种自信和胆力已经在林彪事件的重创下大打折扣了。
无奈之下，毛泽东不得不从长计议，把公开批周的打算搁暂时置起来。对此，毛曾向身边亲近的王海容等人作过这样的解释：
"周不是不反，是时候未到。全国人民觉悟不高，对周还缺少认识，现在反周会天下大乱。"。这就是当年在社会上流传很广的那句最高指示"反周民必反"的由来。这以后，由于批周的打算胎死腹中，批林批孔运动也就失去了政治上主攻的目标，不得不草草收场，不了了之。
组阁之斗
围绕四届人大组阁问题，毛泽东苦心安排的权力布局刚一出台，就引起一场风波。周恩来决定利用自己相对超脱的地位，暗中助邓小平一臂之力；同时借四届人大之机重提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对整个国家的发展方向作最后的进言，为摆脱文革困局寻找出路。
国庆节之后，毛泽东提出筹备召开拖延已久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建议。这是毛迫于党心民意的压力而暂且打消批周的念头后，在政治上采取的另一个相关决定，意在安抚显然已对连年政治运动感到厌倦的人心，以稳住文革败局的阵脚。为此，一生笃信斗争哲学的毛一反常态，发出"以安定团结为好"的指示。这样，自年初批林批孔运动发动后一直紧绷的国内政治气氛开始缓和下来，久乱思冶的中国老百姓总算是有了某种期盼。
然而，毛泽东是个惯于在政治上做表里文章的老手。他在用召开四届人大这张空头支票吊人们胃口的同时，暗中打的仍是排周的主意，准备利用四届人大组阁之机，先把周恩来"挂"起来，然后再逐步排出权力格局，用邓小平取而代之。
为此，毛泽东在筹组四届人大的问题上，从一开始就明显把周恩来晾在一边，既没有让他过问有关人事安排的问题，也没有明确表态是否由他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而是让张玉凤直接通知在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王洪文，提议由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摆出准备在政治上重用邓的架势。
结果一石激起干层浪。毛泽东的这一提议打破了权力格局中原先十分脆弱的平衡，引发了中共党内高层内部激烈的争斗。江青本来就因反对邓小平出席联大特别会议一事挨了毛的批，而对邓窝了一肚子火，这次见毛如此倚重邓，更是觉得难以咽下这口气。在江青看来，如果在倒周的问题上论功行赏的话，她应该是头一份，结果到头来却空忙一场，为他人作嫁衣裳。这怎么能让一心想当女皇的江青甘心呢？况且江青知道与沉隐内敛的周恩来不同，邓小平为人刚愎倔强，说一不二，以后更难相处。邓复出后，两人已经在一些问题上发生龃龉，像在总参谋长人选的问题上，两人的提名就不一样，相持不下。为此，江青决定先下手为强，寻机大闹一场，即便闹不出名堂来，也要给邓小平点颜色看看。这就是后来闹出"风庆轮事件"的由来。
一九七四年九月底，国产万吨级货轮"风庆"号远航欧洲归来。江青指挥手下人马借机大做文章，除了在公开的新闻报道中大做宣传外，还在内部传阅的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上发难，借记者之口告交通部的状，指其派驻风庆轮的干部"崇洋媚外"，公开散布"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洋奴哲学。十月十四日，江青将这份简报批给在京政治局全体成员，称这件事"引起我满腔无产阶级义愤"，并气势汹汹地质问："交通部是不是毛主席、党中央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部？国务院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关，但是交通部确有少数崇洋媚外。买办资产阶级思想的人专我们的政"，建议"政治面对这个问题应该有个表态，而且应该采取必要的措施。"
应该说，江青拿在远洋运输业中造船还是买船的问题开刀是有一番心计的，打算一箭双雕：在批周恩来的同时，将邓小平一军。因为问题出在国务院，当年正是周作出在远洋运输业中造船和买船并举的决定，并趁后来世界石油能源危机的时候，批准外贸部门廉价购买了一批外国轮船。现在周本人虽然已住进医院，没有再管这件事，但作为目前协助主持国务院工作的邓小平难辞其咎，江青所打的如意算盘是，如果邓小平在这个问题上跟着表态批的话，无异于自己打自己的耳光，而且周恩来也不会高兴。总之，则正好可以抓住邓的小辫子，趁势把他出任第一副总理的事闹黄。
邓小平并非等闲之辈，当然看出江青这一手的用心所在。见毛泽东如此重用他，邓的心情显然很复杂，一方面确实有知遇之感，想尽力做好工作，担起责任来，为毛分忧解难，不辜负他的信任和期望，另一方面则深知文革的烂摊子不好收拾，和江青为首的文革派很难共事，而他又缺少像周恩来那样的隐忍功夫，最后难免闹翻。既然如此，不如索性从一开始就摆正关系，对于江青的骄横霸道和无理取闹决不买账。用邓自己的话说是：横下一条心，不怕第二次被打倒。
邓小平敢于捅江青这个"马蜂窝"，既是他本人的性格使然，也是他看出毛泽东对江青日益反感，觉得事情总可以从毛那里讨回公道。所以在风庆轮问题上，当在京政治局成员大都表态附和江青的意见，甚至连久病不出的康生也批了一段话表示支持时，邓只是在传阅件上画了个圈，没有表态支持。
这样一来，江青火冒三丈，认为这是邓小平在故意和她作对。在十月七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江青大吵大闹，揪住邓不放。非要他当场表明对批"洋奴哲学"的态度。邓表示："对这件事我还要调查。"结果遭到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人的群起围攻。邓小平一开始还尽量忍耐，不想把事情闹大，但后来在一再追逼下，终于被激怒了，也不客气地和他们顶了起来。
姚文元事后在日记中描述了当时的场面，说："邓在昨天会议结束时，跳起来骂江，激动得连脸也扭曲了！"当然，这只是一面之辞。实际上，邓当时还是相当克制，只是表示：这是强加于人，一定要写上赞成你们的意见吗？这样政治局还能合作？最后在李先念的劝解下，邓小平离开了会场。
事情闹成这样，正是江青所期待的。散会后，她立刻在钓鱼台住地召集自己的人马碰头开会，商量向毛泽东告状的问题。他们知道邓小平眼下在毛那里正是走红的时候，若是直接告邓，很可能给碰回来；但如设法挑动毛对周恩来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不加掩饰的不满和戒心，而把邓和周往一块打的话，就会触动毛的心病而改变重用邓的态度。为此，江青等人决定把告状的对象锁定在周恩来身上，邓小平只是作为陪绑；同时为了避免引起毛不必要的反感，江青暂时不出面，而由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王洪文前往。
十月八日，王洪文匆匆赶赴长沙，抢先向毛泽东告状，因为两天后邓小平将要陪同毛会见外宾。根据事先商量好的口径，他扼要汇报了邓和江青在政治局会让上发生的争吵后，话锋一转，说：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我是着著危险来的。总理现在虽然有病，住在医院里，却昼夜都忙着找人谈话，经常去总理那里的有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人。他们这些人来往的这样频繁和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有关。
与此同时，在北京的江青担心王洪文的汇报说不到点子上，把当时很受毛泽东宠信的王海容、唐闻生找去，要她们也向毛反映情况，并画龙点睛地说：总理在医院也很忙，并不全是在养病。邓小平，叶剑英和总理是一起的，总理是后台。
虽然江青一班人马使出浑身解数向毛泽东大进谗言，却不料毛已决定在批周的问题上暂时偃旗息鼓，结果非但御状没有告成，反而碰了一鼻子灰。毛对周恩来根深蒂固的成见和戒心虽然并没有因暂时打消批周的念头而消除，但也并不相信周眼下真有林彪那样的反骨，敢和派来挟制他的邓小平联手"抢班夺权"。老于权谋的毛一眼便看出这是江青想借刀杀人，故意危言耸听来激怒自己，以达到倒周、贬邓，由她那一派独掌大权的目的。
毛泽东并非不想把大权交给党内文革派，实际上他一直在为此创造条件，只是因为江青太不争气，实在有点扶不起来。如果真的把权交给他们，非天下大乱不可。对于江青这样胡闹，毛十分恼火，因为这不仅打乱了他对今后权力格局的部署，而且还会使为政局营造某种安定团结气氛的打算落空。在毛看来，周恩来已经是病入膏肓的人，不打自倒，不必再冒天下之大不韪，干脱裤子放屁的蠢事了。此乃其一。
其二，毛泽东本来希望江青能和邓小平在他安排的权力格局中携起手来，在政治、经济两个方面为文革保驾护航，却不想江青竟然如此不顾大局，一再惹事生非。毛已经警觉到江青在政治上的胃口越来越大，越来越不听招呼和劝告，和张春桥等人抱成一团，在政治局内搞小宗派，称王称霸，已经引起了政治局大多数人的不满。现在竟然又要借他的手把周，邓二人同时搞掉，如果真的依了他们，势必造成江青一派独大的局面，到头来毛本人也不免被架空。这是深谙统驭之术的毛所不能答应的，即便是他的心腹嫡系也不行。
为此，毛泽东决定进一步抬举邓小平来反制江青，并让周恩来介入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监管唯江青马首是瞻的王洪文。而毛本人则有意利用这种两派对峙、互相牵制的局面，在幕后进行操柞。毛在听完王洪文的汇报后，当面教训了他一顿，要他跟邓小平搞好团结，回去后要多找周恩来和叶剑英谈谈，有时间多读些书，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
两天后，毛泽东又让王海容、唐闻生向北京传达他的意见，明确表示：总理还是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由总理和王洪文主持，同各方面商量办理。并赞许说"小平同志的办法好，对江青就是要顶"，再一次明确了由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同时兼总参谋长一职。
大概是还嫌这样做不够，稍后毛泽东又刻意作出和江青划清界限的姿态，让王海容、唐闻生二人把他对江青的看法转达给周恩来，称：现在要安定团结，江青就是不听，开"钢铁工厂"，开"帽子店"。别人心里不高兴她，她非跟很多人闹翻不可。叫她不要搞"上海帮"，她偏要搞。她的话不能全信，她只能代表她自己。我是三四年来只跟她吃过一顿饭，现在又是三四年了，一顿没吃。
这样一来，周恩来又再度成为政治舞台上的中心人物而忙碌起来。实际上，他在医院中确实如江青他们所说，并没有两耳不闻窗外事，完全静下心来养病。当政治局会议为"风庆轮"事件发生争吵后，他即分别找各方谈话，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设法进行调解，平息这场风波。鉴于江青是在蓄意闹事，闹到毛泽东那里已势所难免，而毛的态度则是关键。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决定不动声色地拉邓一把，利用自己相对超脱的地位，暗中助邓一臂之力，用"哀兵"之道争取毛的同情和支持，打赢这场官司。
不过，周恩来做得很老到，不动声色地在底下做了工作。他一方面向邓小平打了招呼，叮嘱他在陪外宾见毛泽东时不要为此事干扰毛，回来后慢慢解决；另一方面，他出面把"通天"的两位小姐王海容、唐闻生找到医院，向她们介绍整个事情的经过，着意替邓讲话，拜托她们向毛传话，说：经他向参加会议的同志了解，邓并非像江青宣传的那样扬长而去，而是李先念把他劝止的。邓走后，张春桥说，他早就知道邓要站出来。江青也说她是有意问邓对这个问题的意见。看来他们都事先准备好了要整邓，邓小平已经忍耐很久了。
周恩来在解决"风庆轮"风波的同时，开始着手进行四届人大的各项准备工作。毛泽东指定由他来主持这项工作的决定，使得自一九七三年底政治局扩大会议以来一直提心吊胆的周氏如释重负，甚至还有某种受宠若惊之感。他虽已重病在身，却不敢丝毫懈怠，随即连日在医院里约集在京政治局成员开会、找人谈话，部署落实四届人大的各项筹备工作。当各项安排大体落实后，周恩来又连夜提笔写信给毛泽东，报告工作的进展情况。信的全文如下：
主席：
海容、闻生两同志传达的主席的指示，并看了小平同志向洪文同志报告主席十月二十日嘱咐的几句话，我当坚决执行，决不违反。人事名单估计十一月下旬可搞出几个较满意人选，呈主席选择批准，关键在于中青干部。
我极端 (旁注：积极，误写为极端，已电话请东兴同志告王、唐两同志改正。周后注。) 支持主席提议的小平同志为第一副总理，还兼总参谋长，便于杨成武同志学习工作，成熟了，小平可不兼，好为党培养一个得力干部。如打起仗来，第一副总理与总参谋长还不是一回事，在主席领导下配合工作。
据洪文、春桥、小平同志估计，代表名单，宪法草案和报告，政府工作报告均可在十一月搞出呈批。
我的身体精神比七月十七日见主席时好多了，只是弱了些，如果十二月能开人大，定能吃得消，因只参加一头一尾就可口 (此处因手抖，字迹难辨 - 一作者注)，疗养情况已托王、唐两同志面报，即使照膀胱镜不烧不成，我还受得起再开刀，务请主席放心。照膀胱镜时情况，东兴同志参加我的两次治疗，请问他便知。
我最希望主席健康日好，这一过渡时期，只有主席健在，才能领导好。其他托王、唐面谈。
周恩来
74．11．6．4 时半
这是周恩来自六月份住院动手术后写给毛泽东的第一封信。从信中的字迹和内容可以看出，他为了写这封信是强撑病体，而且用了不少心思。周虽然极力想像以往那样把字写端正，却已经力不从心了，整篇字体颤抖，个别处已歪扭难认，甚至出现明显的笔误和前言不搭后语的地方。这是一贯精细严谨的周氏以前所未曾有过的。
司时，周恩来显然是已经看出毛泽东这次把他推出来主持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不过是因为一时在政治上摆不平的权宜之计，心里并没有真正打消对他的疑虑。为此，他在信中颇用了一番心思来表白自己，以图化解毛的心结。从信的一开始，周就主动对毛本来是敲打江青不要搞"上海帮"的话表示要引以为戒，到有意识地强调人事安排名单中"关键在于中青年干部"，乃至信的末尾刻意表示"只有主席健在，才能领导好"的那段话，无一不是出于这样一番用心。
此外，周恩来在信中对邓小平和江青两人在总参谋长人选问题上的争执，周也尽量不偏不倚，在表态支持毛泽东提议由邓本人兼飞的同时，又照顾江青的面子，为杨成武说了话，指出这是"为党培养一个得力干部。如打起仗来，第一副总理与总参谋长还不是一回事，在主席领导下配合工作。"
周恩来这种姿态，相形之下，让一心想在政治上露峥嵘的江青显得更加咄咄逼人，不知收敛。这令毛泽东感到既难堪又恼火。知妻莫若夫。毛固然欣赏江青敢打敢冲的性格，也需要她在政治上充当他的打手，但十分恼火她干涉太多，不断惹是生非，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更让毛生气的是，江青此举把正需要刻意笼络，用以辖制周恩来的邓小平得罪了，而让周从中做了好人。这使得毛精心心排的"抬邓排周"的部署破了局。
为此，毛泽东决意敲打一下江青，在十一月间接连批评江青伸手要官和插手四届人大人事安排的举动。毛一面在私下里点出"江青有野心"，要她"你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组阁，当后台老板，要做老夫人，不要做红娘"。另一方面又表示"有错误，改正就好"，叮嘱她"务望谨慎小心，注意团结不同意见的同志"。
毛泽东的敲打，迫使江青不得不有所收敛，从而帮助主持四届人大筹备工作的周恩来排除了一大障碍。尽管如此，周还是不敢掉以轻心，因为他太了解毛和江青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了。因此，他在主持其事时小心翼翼，尽量不偏不倚，一碗水端平。
比如，在审阅出席四届人大代表名额的分配方案时，周恩来认为老干部的名额太少。不过为了避嫌，他并没有单独提出这个问题，而是有意把它和其他类需要增补的代表名额一并提出，其中包括"红卫兵"(即造反派) 代表。更见心计的是，周恩来对其他如建议增补的代表名额都提出了具体数字，唯独对老干部的增选名额不提出具体数字，建议由政治局"考虑斟酌后加以决定"。
顺便指出的是，大陆官方的出版物在述及这件事情时，担心损及周恩来的形象，有意回避了他在提出增加四届人大代表中老干部名额的同时，也提出增加红卫兵代表名额这一点。其实，这大可不必，因为这正反映了周氏恪守中庸的为政之道和行事处世的精细之处，从中可以看出周恩来之所以成为其人的那种东西来。
在酝酿拟定人大和国务院机构的人选名单时，周恩来更是煞费苦心。从大局着眼，折衷各方意见，权衡轻重，有取有舍。鉴于江青一边对文化、教育、体委等部委的部长人选争得很厉害，张春桥又执意坚持要迟群出任教育部长，周恩来在和邓小平、李先念、纪登奎等人权衡利弊后，认为教育部长关系重大，不能让，以周荣掌管为宜，而文化部和体委则可作些让步，由他们去搞。
其后，当毛泽东否决了把谢静宜以及乔冠华、方毅列入人大副委员长和副总理的名单后，善于见机而作的周恩来又趁机进言："遵照主席指示，为保护谢、乔、方三同志能做好工作，可不列入人大委员长、副总理名单内，因此对吕 (玉兰)、杨 (坡兰) 两人也可以考虑。""而吕、杨两人正是当时在政治上作为培养的"新生力量"而安排进名单的，最后连江青提名的金祖敏也遭池鱼之殃，被一道刷了下来。
十二月下旬，四届人大的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大体就绪，由邓小平主持起草的政府工作报告经由周恩来审阅后基本上定稿，人事安排问题也在党内各方角力后搞出来三种方案，供毛泽东拍案定夺。然而，就在这节骨眼上，周恩来的病情又有了新的发展，大便里出现潜血。这让医疗组的专家们十分着急，建议马上进行检查治疗。
这样一来，使得原定准备和王洪文一道向毛当面汇报四届人大筹备情况的长沙之行成了问题。为此，叶剑英十分着急，因为他深知周恩来此行所负使命的重大，如果不能成行，正好给了江青他们可乘之机，利用单独进见的机会，影响毛泽东的最后决断。这样一来，整个安排就可能生变。
在这种情况下，素来关心周氏病情的叶剑英在和党内其他元老商量后，出面做医疗组的工作，表示：为了党和国家的最高利益，现在暂时不能提及此事，同时要他们要想尽一切办法护理好周恩来，确保长沙之行绝对不能出任何意外。
对于这种安排，周恩来欣然同意。他本来就是个一向以大局为重的人，这次更是清楚他长沙之行的分量。毛泽东已经年过八旬，缠绵病榻，不会撑很久了，显然正在考虑后事安排。因此这次四届人大组阁非比寻常，事关毛身后党内的权力格局。而他本人已经逐渐淡出政坛，将不久于人世，因此在政治上比较超脱，讲起话来更容易说服毛。在这种情况下，尽管周已经重病在身，却已然顾不得那么多了。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既然把我推上历史舞台，我就得完成历史任务。"
十二月二十三日，周恩来强撑病体，在医护人员护送下，乘专机飞赴长沙。据当年随行的机组人员回忆，周氏这时已经消瘦得很厉害，人也十分虚弱，登机时整个人被医护人员用大衣、帽子、围巾、口罩捂得严严的，而且走得很慢，很费劲，还有点晃。不过，相对于旅途颠簸中时时袭来的病痛而言，他考虑更多的还是如何设法完成使命，争取毛泽东的支持，最后敲定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方案。
实际上，周恩来已经看出毛泽东这次钦点邓小平、张春桥二人分别担任国务院第一、第二副总理的用心所在，是有意在党内权力格局中制造一种让邓、张二人互相牵制的局面。尽管一心想当"理论权威"的张本人并不大愿意做国务院的事务性工作，周明白毛这种对邓既重用又暗中防范的两手，说到底还是在政治上对邓不大放心，怕他翻文革的案。这和毛对他本人的戒心如出一辙。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深知最犯忌的，莫过于让毛泽东怀疑他和邓小平在政治上联手了。因此，周在向毛汇报人事安排的设想时，对涉及到邓的职务安排极为谨慎，宁可提得低些让毛去作最后决定，也决不往高里说，让毛起疑。
比如，在邓小平党内职务的调整上，周恩来就颇用了一番心思。毛泽东在提议邓担任第一副总理时，并未明确他在党内的职务。由于邓当时还只是政治局委员，而张春桥已是政治局常委，所以邓的党内职务至少也应该是中央常委或者更高。本来，以邓小平在下一届政府的身份和党内的资历，担任党的副主席是顺理成章的，但这样一来，又多少会打破毛所设计的邓、张两人之间的平衡，给人留下抬邓的印象，从而可能引起毛的疑心。
不过，周恩来毕竟是处理这类政治难题的老手，想出一个两全之策。他在汇报时小心翼翼地以"请示"的口吻向毛泽东建议："补邓小平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或中央副主席"。这里，请注意其中两者的先后次序 - 一常委在先，副主席在后。这样既提出了问题，又保护了自己，个中奥妙读者可自行玩味。
周恩来对邓小平暗中相助的同时，却对张春桥使出了杀手锏。将他在历史上有严重问题一事向毛泽东当面奏了一本。实际上，早在文革之初，周就从陈伯达那里对张有历史问题有所耳闻，但由于江青一直扣压他的档案而未得其详。批林批孔运动中，自庐山会议后一病不起的康生突然坐着担架到他那里专门谈这个问题，表示对张的历史问题"很不放心"，要他向毛报告。
但是，周恩来并没有贸然行事，因为他早就知道毛泽东不想追查张春桥历史问题的态度，所以按兵不动，把这件事压了下来，直到这次四届人人的组阁之斗中才又把它端了出来，以此来反制江青推张春桥出来当总理的图谋。
周恩来这样做，是因为他非常清楚张春桥在政治上的能量和行情 - 一他不仅是"四人帮"中摇羽毛扇的人物，而且得到毛泽东的赏识，认为是懂得他思想真传的人，甚至有意让他接班，林彪就为此栽在他的身上。因此如果不趁四届人大人事安排之际，把张的老底揭出来，就会坐失良机，贻害今后的大局。即使毛仍然不愿处理这个问题，继续庇护张春桥，至少也能起到阻止他更上一层楼的作用。
不过，周恩来深知此事十分敏感，弄不好反而会惹起毛泽东的疑心和反感。因此，他并不急于自己出面，而是先让王海容、唐闻生向毛报告这件事，然后在十二月二十六日同毛的单独谈话中才提出这个问题，而且还把康生抬出来。当时由于张玉凤在场，周只是"点到即止，并没有多讲。"
对毛泽东来说，张春桥有历史问题已经不是什么新闻了。他早就从江青那里知道这个情况，但却不想深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种态度和他当年大整刘少奇的历史问题判若两人。不过也没有什么奇怪之处。在毛的眼里，所谓"历史问题"可大可小，一切以政治上的需要为转移，张舂桥正是毛手中用来对付党内外翻案势力的一员大将，眼下正是用得着的时候，又怎么会临阵斩将呢？所以毛并没有理睬周的报告，相反还把举报此事的康生数落了一顿，说：他历来极左，在延安时期就这样。
不仅如此，毛泽东在听取汇报的过程中，还有意抬举张春桥，以保持和邓小平之间的平衡。他在称许邓"人才难得"的同时，也对张春桥表示赞赏，说他"有才干"，并亲自提议张出任总政治部主任一职。用这种"掺沙子"的办法，暗中对由叶剑英、邓小平主持的军委预作防范。
对于江青，毛泽东在谈话中强调要"一分为二"，既对她在政治局内部热衷搞"四人帮"小宗派和插手组阁的作法进行了批评，同时又肯定她在批刘、批林的问题上是对的，在批林批孔运动中"立了功"。不过说批林批孔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是不对的。
对周恩来本人，毛泽东并没有直截了当地作出评论，而是借用邓小平的话说他"办事细"，在重申"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后，毛又劝周"安心养病"，不要老闷在医院里面，经常出来走走，国务院的工作让邓小平去顶。
对毛泽东这番话的用意，周恩来心知肚明。所谓"办事细"，其实是反话正说，含着敲打他"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的毛病。对此，周马上就作了自我批评，随后又在最后一次主持国务院各部委领导人的会议上当众检讨自己，说：细，固然。细，抓小不抓大，有时候就要因小失大。现在我病了，小的抓不起来了，大的也抓不起来了，但还可以想一想。病有好处呢，把事务主义减少一点吧！"
此外，周恩来也明白在毛泽东让他"安心养病"的背后，打的主意是让他当个挂名的总理，退出政坛，由邓小平取而代之。不过平心而论，周对此并没有多少失落和伤感，相反更多的倒是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近一年多来，他一直处于晚节难保的忧惧之中，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人难豌头。现在，情势总算是有所缓和，大概可以像朱德一样全身而退了。这对周恩来的精神上来说，是一种莫大的解脱。
总之，周恩来的长沙之行在政治上大有斩获，争取毛泽东批准了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方案，对张春桥的状虽未告准，但是原来作为接班人来培养的王洪文却在毛面前明显失宠，被责令写检查。相形之下，毛对周的态度却有显著的改善。所有这一切都使得周恩来在长沙期间的心情格外的好，甚至在闲暇之余还有兴致和身边的工作人员一起打扑克。在十二月二十六日毛的生日那天，周还自己掏钱请了两桌客，为毛祝寿。
一九七五年元旦过后，刚从长沙返京的周恩来又主持了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原来并没有准备召开这次全会，完全是为了给邓小平重返权力中枢补办组织上的手续，才临时决定召开的。值得一提的是，周恩来在会议结束时的讲话中并没有把毛泽东在长沙期间所谈的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作为主调，而是着重强调了毛所说的另一句话：还是要安定团结为好。他这样做，自然是有他的考虑，是想借用毛的话来为他在四届人大上重提"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鸣锣开道，创造必要的政治气氛。
本书前面已经提到过，周恩来的治国理念和毛泽东有很大的不同。毛是以抓阶级斗争立国，用政治运动统领一切。而周则比较务实，注重国计民生问题，主张以经济建设为本。他的这种治国理念集中体现在提出实现国家"四个现代化"的发展目标上。可以说，他是在中共领导层中提出"四化"的第一人和鼓吹最力者，但由于和毛治国的指导思想格格不入，一直有志难酬。
不仅如此，周恩来这种以经济建设为本的思路，一直为毛泽东所不容，被视为反对政治挂帅。为此，周曾在五、六十年代挨过毛不少次批，被指为离右派"只剩下五十米了"，甚至一度到了被迫提出辞职的地步。在文革左倾狂潮中，实现"四化"之说更是成了政治上的禁忌，与鼓吹"唯生产力论"只是五十步与百步的区别。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只好暂时偃旗息鼓，退而求其次，用"抓革命，促生产"作为挡箭牌来支应局面。不过，他一直对此念念不忘，在暗中守时待变，寻找时机重新提出这一口号。
应该说，周恩来选择四届人大之际重新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发展日标，是他在审时度势后，对整个国家的发展方向所作的最后进言和努力。这既是抓住毛泽东不久前所说的"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句话见机而作，也是长久以来内心夙愿的吐露。周十分清楚毛发动的文革已经走入死胡同，现在该是帮助毛为摆脱文革困局而寻找出路的时候了。既然文革在政治上碰不得，那么从经济上人手，用实现"四化"的口号来牵析凝聚人心，转换国内的政治气氛，也不失为一条迂回缓进的解决之道。
而且作为一个务实的政治家，周恩来一直在关注着世界发展的大势，知道这些年来国内忙于文革运动，与外部世界的距离越来越大，"连台湾都走到前面去了"。况且国民经济本身经过这些年来的折腾也已百孔千疮，问题成堆，已经到了非抓不可的时候了。这一点，就连毛泽东本人都感到交代不过去了，提出"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在这种情况下，抓住时机，提出实现"四化"的问题，更容易争取毛的支持。为此，周恩来专门和主持《政府工作报告》起草工作的邓小平交换意见，确定把实现"四化"的思想作为经济部分的主题来写。
一九七五年一月十三日，四届人大开幕。周恩来抱病出席了大会，并唱了重头戏 - 一代表国务院作了《政府工作报告》。虽然他以往曾多次在人大会议上作过这样的报告，但是这一次的心情却显然不同。他知道这将是自己最后一次在这样的场台作《政府工作报告》了，可以说是政治生涯中的告别演说。眼下国步艰难，百端待举，正是需要有人出来为国家尽力的时候，而他却罹患绝症，来日无多，这怎么能不令周恩来百感交集呢？不过，可以让他多少聊以自慰的是，这次《政府工作报告》中重申了他多年来的愿望 - 一国家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发展目标，正好可以把它作为对国是的最后一点贡献。
当然，周恩来深知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支持是有限度的，一旦强调过分，就会惹来倡导"唯生产力论"之嫌。九大政治报告闹出的风波便是前车之鉴。因此，他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重申"四个现代化"的目标时十分小心翼翼，刻意打着毛的旗号行事，强调这是"遵照毛主席的指示"，而且点到即止，不作更多的渲染，以免在政治上落下把柄。
以四届人大的召开为契机，国内的政治形势出现了短暂的松动，曾经喧嚣了一年多的评法批儒斗争戛然而止，被指为"党内大儒"的周恩来总算是又逃过一劫，不过身体却整个垮了下来，不得不马上转入另一个战场 - 一同他体内正在不断吞噬生命的癌细胞苦战。他在世上剩下的日子确实已经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