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乱局中的隐忍顺守之道

自从文化大革命按照毛泽东的部署，进入"全面夺权"的阶段以后，各地展开了激烈的夺权斗争。尽管中央文革掌握的宣传机器开足马力，竭力宣扬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伟大的创举"和"最盛大的节日"，然而，墨写的谎言决然掩盖不住血写的事实，整个国家陷入了巨大的分裂和内战之中。

一九六七年二月中旬，中共党内高层中积聚已久的不满文革的愤懑情绪，在周恩来所主持的怀仁堂碰头会上爆发出来。与会的党内军中元老们拍案而起，慷慨陈词，痛斥中央文革的种种恶行，酿成政坛上的一场轩然大波。最后在毛泽东的雷霆震怒之下，这场抗争被强力压了下去，党内元老派几近全军覆没。而周本人则安然度过这场劫波，充分表现了其政治上的隐忍之道和顺守哲学，同时也把他表里不一的双重人格展现得淋漓尽致。

大闹怀仁堂

中共党内元老派的集体谏诤被毛泽东强力压下去，溃不成军。善于在政治风浪中游泳的周恩来虽然度过劫波，却失去了与文革派相抗衡的阵地，势单力孤，沦为中央文革的小伙计，不得不对江青一干人低首下心，甚至说出这样的话来："以后你们作决定，我给你们办事。"

这场史称"二月逆流"的抗争，首先是从军队开始的。自从去年十月间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根据林彪的提议，发出《紧急指示》后，军队院校的造反派也像地方院校一样蜂拥而起，成立了五花八门的群众组织，踢开党委闹奉命，四处串连，在查找"黑材料"的名义下，冲击上级军事领导机关，进而围攻国防部大楼，军队由此日益卷入文革的狂澜之中。

本来，林彪此举是想配合毛泽东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战略部署，并趁机在军中排除异己，结果却引火烧身，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包括国防部等最高统帅在内的各级军事领导机关不断遭到冲击，军队的各级领导人也遭到和地方党政领导干部一样的厄运，被揪斗、游街，罚跪、撕掉领章和帽徽，甚至性命不保。像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就惨死在造反派的手里，就连林彪的亲信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也未能幸免造反派的揪斗，不是被迫东躲西藏，就是被关在地下室里，闷得半死。一时间，各军区纷纷来电告急求救，叫苦不迭。

对这种自毁长城的搞法，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军中老帅忧心忡忡，认为内忧必然引起外患，因此力主保持军队的稳定，提出"地方越乱，军队越要稳"。这样，在军队是否也像地方一样开展"四大"(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 的问题上，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叶帅等人始终按兵不动，与急于把文革祸水引向军队的中央文革形成顶牛，双方发生过多次面对面的交锋。林彪则首鼠两端，既不想改变紧跟毛泽东的姿态，同中央文革闹翻，又不愿意军队大乱，祸及自身，一直躲在幕后避免明确表态。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九日，中央军委在京西宾馆召开扩大的常委碰头会，商讨军队开展"四大"的问题。会上，几位老帅与江青、陈伯达的意见针锋相对，互不相让。陈、江转而迁怒于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萧华，指责军队运动没有发动起来，总和中央文革唱对台戏，责任在总政，宣称"解放军已经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并给萧华戴上了"资产阶级政客"的帽子，责令萧华当晚到他们已经通知召开的工人体育场十万人大会上作检查。对此，叶剑英、聂荣臻两位老帅提前退出会场，以示抗议，并立即向毛泽东，周恩来报告此事。

周恩来看出这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萧华一倒，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叶剑英也将难保，军队势必大乱。于是，他立即回话：没有我的命令，萧华不能去大会作检查。并和叶一同赶到毛泽东那里请示汇报，制止了这次大会的召开。但是，还没等毛保萧的指示传达下来，军内造反派已经闻"风"而动，连夜抄家揪人。萧华从后门逃脱，跑到西山叶剑英家躲了起来。

第二天，军委当委碰头会在京西宾馆继续开会。参加会议的各大军区负责人知道了毛泽东不同意揪斗萧华的态度后，纷纷向中央文革开炮，批驳他们企图搞乱军队的作法，有的还指名道姓地批评了江青。像当时任广州军区司令员的黄永胜就在发言中提出："希望中央文革多听毛主席的话，特别是江青同志要多听毛主席的话。"江青也不甘示弱，继续在会上纠缠萧华的问题，追问他昨晚躲到哪里去了？刚刚担任改组后的全军文革小组组长的徐向前被夹在当中，既责问了中央文革搞乱军队的作法，也跟着批评了萧华，并拍了桌子。

在这种情况下，看出江青是在杀鸡儆猴，冲着自己而来的叶剑英也拍案而起，为昨夜收留萧华一事承担责任，说："如果有窝藏之罪，我来担当！"他严辞抨击中央文革企图把文革祸水引向军队的作法，警告说：谁要想搞乱军队，决不会有好结果！说话间，按捺不住一肚子怒火，猛拍桌子，伤及右掌骨。

与会的军中高级将领见两位老帅对拍桌子，谁也不敢说话，有的见势不好，干脆溜走了。一时会场大乱。会后，叶剑英以军委日常工作主持人的身份，向顶头上司林彪告了江青、陈伯达的状，把中央文革一干人对军队的指责攻击全部端给了林彪。这就是所谓"大闹京西宾馆"的来龙去脉。

这件事情一直闹到毛泽东那里。毛深知军方将领和地方党政领导干部不同，得罪不得，弄不好会逼反。再加上毛这时正在为各地开展夺权斗争后，不少地方的左派组织 (即造反派) 势单力孤，而领导权落入保守派手中而伤脑筋。在这种情况下，出于笼络军队支持造反派夺权斗争的政治需要，毛不得不出面安抚群情激愤的军方高级将领。一月二十二日，毛泽东接见了他们，一方面要求军队要站在革命左派一边，不要吃老本，要立新功；另一方面又捺着性子听取了军方将帅们诉说挨整被斗的情形，表态说军队要抓紧战备，要稳定，要团结，不要闹分裂。

在这种情况下，一直在一旁窥测形势的林彪，这回也站在军方将帅与中央文革斗争的行列里，对中央文革责难军队的作法表了态，说：叫他们也来打倒我好了。随后，他把江青叫到毛家湾家中，对她大发了一顿脾气，说解放军是毛主席缔造和领导的，现在走到了修正主义边缘，怎么解释？我这个国防部长怎么交待？是修正主义，我们国家还有什么希望，不就完了吗？! 盛怒之下，林彪把跟前的茶几都给掀翻了，喝令叶群把江青赶走，并要到毛泽东那里告状，辞职不干了。叶群吓得大哭，拼命拉住林彪，劝说他千万不能和江青闹翻，无论如何也不能得罪江青。

在叶群的死活劝说下，林彪的气慢慢消了下来，打消了要到毛那里告状的念头。挨了一顿斥骂的江青自知理亏，见林彪正在火头上，只好老老实实听着，勉强作了自我批评。不过，江青这次着实领教了林彪的厉害，两人之间从此结下心结，成为日后庐山会议双方闹翻的远因。

林彪的态度转趋明朗，给军中老帅们很大鼓舞。他们又趁热打铁，由徐向前登门当面向他反映情况，敦促他参与制定了旨在稳定军队的中央军委《八条命令》，并报送给了毛泽东。周恩来对此表示很赞赏，积极拉住中央文革进行讨论，虽然最后作了一些让步，但总算获得通过。在毛表示同意照发后，林彪也如释重负，高兴地对毛说："你批了八条，真是万岁，万岁，万万岁！"这样，以毛亲自批准军委《八条命令》的下发执行为标志，军方老帅打赢了二月抗争的第一个回台。

毛泽东在安抚军方将领的同时，作出了派军队"支左"的决定 (后来演变为"三支两军"，即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这是因为自全国开展夺权斗争后，局势益发混乱，各地区、各部门的两大派组织为争夺领导权打得不可开交，情形远比原来所设想的要复杂严重得多。在党政系统已经完全瘫痪的情况下，毛手中只剩下军队这一张牌可以利用了。

为此，毛泽东决定让军队介入运动，以期控制局面，帮助拥护响应文革的造反派完成夺权。"大闹京西宾馆"的风波，让毛意识到军队与中央文革的关系紧张。为了平息军方将领的不满，善于玩弄权谋的毛泽东故作姿态，拿军队意见最大的陈伯达、江青两人"开刀"，题目选的是擅自点名打倒陶铸一事。

二月十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批评陈伯达是"一个常委打倒另一个常委"，过去专门在他和刘少奇之间搞投机；批评江青"眼里只有一个人，眼高手低，志大才疏"。并提出中央文革小组要开会批评陈、江二人，不过只限于文革小组内部范围。

其实，批陶的决定正是毛泽东亲自作出的，陶铸在政治上被抛出来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江青不过是拉上陈伯达将此事提前捅了出去罢了，就像早先在文革运动中屡屡干过的一样。毛对此虽然不大高兴，但事后已经表态默认了这一点，因此并不真想算江、陈二人的账，还陶铸一个公道，以免损及中央文革的声名。

实际上，毛泽东在发动全面夺权的同时，正刻意抬高中央文革小组的地位，让其企实际上取代中央书记处。比如，前述中央对上海夺权的贺电，就是毛亲自提议把中央文革小组同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并列署名的。这样一来，中央文革成了党政军的最高领导机构之一。二月初，毛更在小范围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以谈论"既成事实"的方式，造舆论说：现在是文革小组代替了书记处。

可惜，当时中共党内高层的多数人并没有看透毛泽东极力扶植中央文革的真实用心，相反却为表面的假象所迷惑。一时间，毛批评陈伯达、江青的消息在党内高层中不胫而走，大快人心；再加上副统帅林彪也狠批了江青一顿，表态支持稳定军队的措施。这种形势使党内军中的元老们士气大振。他们早就对文革运动的这种搞法憋了一肚子气，对中央文革的种种胡作非为更是深恶痛绝，于是借毛批评中央文革的东风起来进行反击。

应该说，周恩来是当时中共党内高层中真正看出毛泽东用心的少数人之一。他并没有因表面上有利的形势而过于乐观，知道事情并不那样简单，毛批中央文革不过是故作姿态，所以从一开始就有意识地和党内军中元老的抗争保持某种距离，冷眼旁观。其实，他的心情和老帅们是相通的，对于他们展开的反击也乐观其成，希望借此遏止一下中央文革的嚣张势头，同时规劝毛适可而止。不过，经过几十年政治斗争的磨练，周深知政治上的攻守往往转于一瞬之间，所以十分担心老总们开炮走火，过犹不及，导致整个形势逆转，把他自己也给牵连进去。

因此，在随之而来的"大闹怀仁堂"这一幕中，作为会议主持人的周恩来从一开始就刻意降低姿态，保持中立，尽量避免直接介入双方的斗争之中，至少在表面上如此。与此同时，他又利用会议主持人的身份，以默许的态度听任老总们痛快淋漓地向中央文革一干人开火，只是偶尔出来纠正一下发言中过火的地方，以防在政治上落下把柄。

二月十一日，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原定议题是研究"抓革命，促生产"等问题。会上，军方老帅首先站出来批驳中央文革。叶剑英指斥陈伯达说：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下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徐向前激愤地拍着桌子说：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这样把军队乱下去，还要不要这个支柱？难道我们这些人都不行了啦？要蒯大富 (当时清华大学造反派领袖--作者注) 这类人来指挥军队吗？

中央文革一干人因为刚刚挨了毛泽东的批评，收敛了许多，在会，正处于守势，只是偶尔出来强词辩解，周恩来则一直静听双方的争论，同时批阅处理压在手上的文件，始终没有表态，听任双方交锋，直到最后才以会议主持人的身份，宣布散会，说：今天的议程没有你们争论的问题。你们愿意争论，可在以后再说。

二月十二日继续开会时，双方斗得更加激烈。这次在会上唱主角的是国务院的两位副总理谭震林和陈毅。素有党内"大炮"之称的谭震林早就对张春桥借口"群众不答应"而扣住上海第一书记陈丕显不让来北京一事火气很大，在会前指斥中央文革一干人：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老干部一个一个被整，四十年的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谭震林越说越激愤，最后表示："让你们这些人干，我不干了！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说着夹起皮包，拂袖而去。

接下来，陈毅讲得更厉害，已经超出对中央文革的批驳，直接针对林彪，而且影射毛泽东了。说："这些家伙上台，就是搞修正主义。斯大林不是把班交给了赫鲁晓夫，他一上台不是搞修正主义吗？"激愤冲动之下，陈毅又提到了延安整风，说：在延安，刘少奇、邓小平、彭真，还有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这些人，还不是拥护毛泽东思想最起劲！他们没有反过毛主席，他们根本没有见过毛主席！反毛主席，挨整的是我们这些人。总理不是挨整吗？历史不是证明了到底谁是反对毛主席吗？! 以后还要看，还会证明。

在上述"大闹怀仁堂"的整个过程中，周恩来出于保持晚节和隐忍顺守的双重心态，一直严守中立，很少说话，对双方的争论基本上没有参与，也没行出来制止。只是在一旁听着。这与"三老四帅"拍案而起、慷慨陈词的态度大相径庭，形成鲜明对照。他只是在李先念提到"从《红旗》十三期社论开始，那样大规模地在群众中进行两条路线斗争，老干部统统打掉了"时，责问了康生一句：这么大的事情，你为什么不叫我们看看？

不仅如此，周恩来还有意和会上"出格"的言行划清界限。比如，当谭震林准备拂袖而去，以示抗议时，他对谭是拍了桌子的，叫他回来。目前大陆官方出版物在涉及"大闹怀仁堂"时，出于政治上的考虑，都有意回避了周对谭拍桌子的这件事，而这恰恰是后来周本人在修改怀仁堂会议记录时亲笔加进去的。

又如，当陈毅提到周恩来当年曾在延安整风中挨整一事时，他立即表示：应该检讨，整得对嘛！我有错误，对当时的批评，从来没有意见。再如，当陈毅讲了前述明显针对林彪，并且对毛泽东有所影射的话后，周又马上接过来说：所以才搞文化大革命。

然而，周恩来在会下却又换了另一番面孔。显然，老总们大闹怀仁堂，对中央文革一干人痛快淋漓的批驳，乃至延安整风中的种种往事，深深地触动了他，道出了他郁结心中多时的块垒，令他忍不住也要一吐为快。"大闹怀仁堂"后的第二天，周在连续接见财贸部和国防工业部的造反派代表和干部和讲话中，对文革运动中要不要党的领导、该不该把老干部统统打倒等问题，态度十分鲜明，措辞严厉，与"三老四帅"在会上的讲法并无不同。

比如，周恩来在申斥造反派夺权后让党委靠边站的作法时，说：你们简直没有边了！部党委上面还有中央，不能叫党委靠边站，革命不能革到无产阶级司令部，革到毛主席头上；并宣布：中央各部夺权，凡是未经中央同意的，不能算数，国务院各部党组要恢复，责任还是部长、厅局长负。

在谈到揪斗干部的问题时，周恩来更是痛心疾首，激愤之情难以自抑，反复强调老干部是党的财富，不能搞无休止的斗争，揪住不放，用对待敌人的办法来对待他们。他甚至把现在对干部的批斗同三十年代肃反扩大化相提并论，还联系到延安整风审干时的经验教训，说：这次对干部的批判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时间不到一年，发展速度却超过十七年。想到这，我就难过。"这不是毛主席的作风，这是左倾路线的恶劣作风。如果不告诉同志们，这样发展下去，我就有罪了。"

在二月十六日"大闹怀仁堂"时，周恩来知道事情闹得有些"出格"，特别是陈毅的发言和谭震林的拂袖而去，肯定会让中央文革一干人抓住。他本人作为会议的主持者脱不了干系。所以他采取主动，在会议中间打电话向毛泽东报告了此事。为此毛派汪东兴前来听会，不过等汪赶来时，高潮已经过去。会后，周采取了息事宁人的态度，不想把事情闹大，因此没有再向毛作进一步的汇报，希望通过冷处理来平息这件事。

然而，中央文革那边却不想放过在政治上转守为攻的机会。散会后，张春桥、王力、姚文元马上向江青作了汇报。为了逃避批评而在家称"病"不出的江青知道已经抓住对手的把柄，马上精神大振，对此定调说：这是一次大的路线斗争，陈毅、谭震林、徐向前是错误路线的代表，叶剑英、李先念、余秋里附和错误路线，周恩来、康生在路线斗争中动摇，只有谢富治 (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长--作者注) 一人站在正确路线一边。并立即安排张、王、姚二人连夜向毛泽东当面汇报。

毛泽东早已分别从不同的渠道获知了"大闹怀仁堂"的一些情况。一开始似乎并没有把问题看得很严重，当叶剑英向他报告说"今天和伯达打了一仗"时，甚至还表态支持叶的看法。不过，毛的态度很快就发生了变化。据作者当年采访前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时，他回忆说，毛在听取张春桥、王力、姚文元三人汇报时，开始还面带笑容，像是在听笑话，但在听到陈毅发言中讲到延安整风那一段后，随即变色，不过当场雊没有发作，只是在张春桥汇报周恩来对《红旗》第十三期社论没有送给他看有意见时，毛说了一句：党章上没有这一条，党报党刊上的社论要送常委审查。在听完汇报后，毛沉吟了一会儿，表示：第一要抓军队，第二要抓地方，第三要抓干部，第四要抓铁路和煤炭。

显然，这次党内高层集体"大闹怀仁堂"事件，让毛泽东内心受到很大的震动。他非常清楚其中的矛头所指，名为批中央文革，实则是冲着他发动的文革运动而来的。中央文革不过是替罪羊。这么多人竟然在党的高层会议上对他发动的文革群起而攻之，情绪如此激愤，批评得如此尖锐，建国以来前所未有。特别是陈毅关于延安整风的那段话，更是触到了毛泽东的痛处，这不啻是揭了毛在党内一贯玩弄权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打一派拉一派的老底。在当年的延安整风中，毛正是依靠了刘少奇这一派人为他打天下，斗垮了所谓党内教条和经验两个宗派，才确立了他自己在党内至高无上的地位。而如今刘少奇一干人又被他一脚踢开，沦为文革的斗争目标，罪名比当年的王明还大。

被人当众揭了老底，对习惯了被承旨逢迎的毛泽东来说，还是多年来的第一次，其内心的恼怒可想而知。他很清楚，如果不马上采取断然手段，把这次党内高层的反对声浪压下去的话，不仅文革运动会半途而废，而且他本人也将威信扫地，刘少奇一干人也将乘机杀回马枪，在政治上清算自己，这样一来，他的一世英名就会毁于一旦。这是毛无论如何也咽不下这口气的。

不过，毛泽东在着手反击前，是做过精心的盘算和准备的。这也是他没有急于发作的原因。在毛看来，在党内高层中，有两个人是必须争取的：首先是林彪，其次是周恩来。林彪的重要性自不待言，只要掌握军权的林彪和他一条心，大局就乱不了，就不怕这些老家伙闹翻天。而争取林彪支持最好的办法，就是把陈毅在"大闹怀仁堂"中影射林彪的那段话端出来，告诉他的接班人地位不稳，在党内军中有很多人不服。

为此，毛泽东在反击前，特意把叶群找来单独谈话，做了工作，说：现在老帅们不听我的，我准备带着林彪到南方去闹革命，打游击，重建一支解放军。为了笼络林彪，毛并特许叶群今后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随后，毛又专门指派江青代表他去做林彪的工作。江青虽然刚刚挨了林彪一顿臭骂，不过她知道拉住林彪在政治上的重要性，军队和文革小组是毛泽东的左膀右臂，关系不能搞僵，一定要搞好团结，共同保护文革大局。为此，她暂时把心里的不快放在一边，执行毛的意图，登门拜访，做通了林彪的工作。

至于周恩来，毛泽东很清楚他在"大闹怀仁堂"中的暧昧态度和实际所扮演的角色。对此，毛当然不悦，不过还是准备放他一马。这并不是对周有意迁就，而是着眼于大局的缘故，在目前乱局的情况下实在离不开他，需要依靠他来维持支应局面。所以毛在着手反击时有意保护了周一下，制止了中央文革准备印发涉及周的材料。毛相信周是聪明人，只要自己表明态度，他就会紧跟上来。对此，毛是心中有数的，

二月十八日午夜，毛泽东召集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开会，其中包括周恩来、康生、李富春、叶剑英、李先念、谢富治以及代表林彪出席的叶群。会上，毛发了雷霆震怒，指责"大闹怀仁堂"的矛头是指向他和林彪的，是为刘少奇、邓小平黑司令部的复辟鸣锣开道，是为王明、张国焘翻案，等等。其实，这还是后来在传达时经过阁恩来修改得比较委婉的说法。毛的原话远比这个厉害得多，大意是：中央文革小组执行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错误是百分之一、二、三，百分之九十七都是正确的。谁反对中央文革，我就坚决反对谁！你们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办不到！

接下来，惯于逢场作戏的毛泽东又故意对叶群说：你告诉林彪，他的地位不稳啊，有人要夺他的权哩。然后又危言耸听地说：这次文化大革命失败了，我就和林彪离开北京南下，再上井冈山打游击，让刘少奇、邓小平上台，陈伯达、江青枪毙，康生充军，文革小组改组，让陈毅当组长、谭震林当副组长，余秋里、薄一波当组员。再不够，把王明、张国焘请回来。力量还不够，请美国、苏联一块来。

在场的人无不被毛泽东这一番盛怒之下说出的充满要挟的语言所震慑住，一个个面面相觑，没有人敢吭声。用后来康生的话说是：我跟主席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见过主席发这么大脾气，主席发的是无产阶级的震怒。其实，毛发这样大的火，有相当成分是在做戏，因为不如此就无法压住党内强大的反对声浪，文革运动也将半途而废。同时，毛做得十分老到，有意不点周恩来的名字，把他与党内元老派分割开来。这样对周既是一种拉拢，也是一种警告，让他好自为之。

在这种情况下，一直试图在政治上走钢丝的周恩来已经没有回旋余地：或是跟着毛泽东走而与直言谏诤的老总们划清界限，或是站在老总们一边而与毛决裂，两者必择其一。周在认明形势后，既为"保持晚节"的心态所困，也深知硬顶无异于以卵投石。为了缓和当时会上的紧张气氛，周恩来出来打圆场，为几个老总缓颊转圆，主动检讨承担了责任，说在怀仁堂会议上，他们几个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发了脾气，讲了过头话，这主要责任在于他自己没有掌握好会议，恳请主席息怒。

毛泽东则趁势下台阶，要求政治局立即开会认真讨论这件事，一次不行就开两次，一个月不行就两个月，政治局解决不了，就发动全体党员来解决，并责令陈毅、谭震林、徐向前三人"请假检讨"。就这样，这场文革期间在党内高层中仅有的一次集体抗争，在毛泽东的淫威和周恩来的帮衬下，顷刻瓦解，整个形势随之逆转。

周恩来这种在政治上对毛泽东的隐忍屈从和帮衬迎合一直是最为人诟病之处，同时也是目前海内外评周分歧的焦点。褒者认为这是周氏实出无奈，不得已而为之，是一种"以柔克刚"的斗争方式。批评者则认为恰恰是由于周的屈从和退让，逢君之恶，毛才更加一意孤行，为所欲为，因此周恩来实乃毛泽东祸国殃民的帮凶。

其实，这种不同看法并非始自今日。中共党内高层中对周恩来的这种做法早就存有非议。当年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就对周恩来明知国民经济面临的困难形势，却不敢在会上讲出来，担心"误会成泄气"，"像诉苦会"的作法，非常有意见，曾当面指他"人情世故太深了，老奸巨滑"。这次"大闹怀仁堂"的风波后，气犹未平的谭震林写信给当年在井冈山共过事的林彪，斥责江青"手段毒辣是党内没有见过的"，"真比武则天还凶"，同时也提到了这个问题。他写道：我想了好久，最后下了决心，准备牺牲。但我决不自杀，也不叛国，但决不允许他们再如此蛮干。总理，已被他们整得够呛了，总理胸襟宽，想得开，忍下去，等候等候。等更何时，难道等到所有老干部都倒下去再说吗？不行，不行，一万个下行。这个反，我造定了，下定决心，准备牺牲，斗下去，碰下去。请你放心，我不会自杀。"

邓小平后来在党内高层谈到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作用时，曾说过两句值得玩味的话。一句是：如果没有总理，文化大革命的局面可能更糟。另一句是：没有总理，文化大革命也不会拖得那么久。尽管历史是无法假设的，但邓小平对周的这段评价却切中要害，点出了周氏在文革期间所扮演的双重历史角色--既减轻了历史灾难，又延长了历史灾难，周恩来所扮演的这种近乎悖论的矛盾角色，正是目前人们在评周时见仁见智，各执一端，结论判若天渊的原因所在。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这种站在不同的立场，出于不同的动机对周恩来其人的争论仍将继续下去。本书的写作只是为此提供基本的历史事实，以供人们作出自己的判断。

毛泽东在以自己"无产阶级的震怒"压服了党内高层"大闹怀仁堂"的反抗后，并不想轻易放过这件事，他还要做更大的文章，那就是索性趁势肃清文革的反对势力，把他们从中央领导层中清除出去。根据毛的决定，中央政治局从二月二十五日到三月十八日，在怀仁堂连续召开了七次政治局生活会，批斗谭震林、陈毅、徐向前等人。

周恩来本来就和这些直言谏诤的党内元老派在思想上有着不少共鸣，历史上也有着很深的关系，被认为是他们的"总后台"。因而批斗他们，对周本人来说，无异于是陪绑。更令他难受的是，毛泽东偏偏又不放过他去，指定由他来主持这一批斗会，让他自己打自己的嘴巴。虽说周本心并不愿意这样干，但在中央文革一班人马全部出动，大张挞伐的情况下，又岂能独善其身？为了保持政治上的晚节，周恩来再次屈从毛的意志，硬著头皮充当了会议主持者这一尴尬的角色。

不过应该说，周恩来不愧是个善于在政治旋涡中游泳的老手，能够在各种情况下恪守中庸之道，左右兼顾，最大限度地保持自身的政治平衡。为了打消毛泽东对他的疑虑，表白自己在重大原则问题上与党内元老派的过激言行是有过斗争的，他特意让王力整理了一份二月十六日怀仁堂会议记录，并在紧要之处作了若干修改，以供政治局生活会上批判之用。比如，前面已经提到过的当谭震林准备拂袖而去时，记录稿中原只注明"总理要谭回来"，周本人添加了"拍了桌子"四个字。又如，当陈毅提及周恩来曾在延安整风中挨整时，周除了加上了自己当时的对答："应该检讨，整得对嘛"，还特别注明："陈先挑拨康老，后挑周"。

另一方面，周恩来又在政治局生活批评会中刻意保持低调，同赤膊上阵，大张挞伐的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拉开距离，宁可被指为在路线斗争中"动摇"、"和稀泥"，也不愿对党内军中的老总们无限上纲。他利用自己担任会议主持者的身份，在多数时间里保持缄默，只是在最后作会议总结时，对谭震林、陈毅等进行了批评帮助，按照毛泽东定下的调子，对他们所犯的"错误"在政治上从严进行批判，同时又为他们作了某种开脱，认为他们所担错误的性质还是属于"思想认识"问题，是一时冲动而讲了错话。

与此同时，周恩来检讨了他作为会议的主持者没有掌握好会议，应对"大闹怀仁堂"事件负责，同时也为自己作了某种辩护，委婉地反驳了江青一干人对他在路线斗争中"动摇"、"和稀泥"的指责，只是承认他自己在路线斗争上"有些迟钝"，"不那么敏锐"，说：我这个人，对待党内问题，是不那么尖锐的，但牵涉到原则性问题，第一，在敌我问题上，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我从来是明确的，是坚持原则的；第二，在组织纪律问题上，我也是从不含糊的，党员总要遵守纪律。并举例说明对谭震林、陈毅等人的出格言行，他自己当时没有也不可能支持。

在"大闹怀仁堂"这一回合中，中共党内元老派的集体谏诤大败亏输，不仅未能扭转时局，反而遭受灭顶之灾，被打得七零八落，溃不成军：原先由周恩来所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这一在党内高层中曾与文革派相抗衡的元老派阵营，从此不复存在。参加碰头会的几位国务院副总理和军委副主席不是被责令请假检讨，就是陷入听命于中央文革的造反派"炮轰"、"火烧"的纠缠之中，即使一时"打而未倒"，也无法再正常工作下去。在这种情况下，原有处理党政军日常事务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被迫中断，在无形中散摊，被中央文革碰头会所取代。

这种局面，正是毛泽东所期待和有意造成的。更确切地说，是他的全盘谋划中，在中央完成全面夺权部署的组成部分。对此，大陆学术界和官方出版物避免论及这一点，不敢触及毛本人在这场近乎宫廷政变的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而只是笼统地把它说成是林彪，江青一伙"篡党夺权的一个严重步骤"。实际上，毛泽东本人才是这场"逼宫''戏中的幕后主角，中央文革不过是在前台奉旨行事罢了。

"大闹怀仁堂"事件后，先是张春桥，后是江青轮番找周恩来谈话，打着贯彻毛泽东关于"文革小组代替了书记处"指示的旗号，提醒周要把中央文革当作中央书记处来看待，今后党和国家的重大问题要首先提到文革小组讨论，逼他把各省、市、自治区筹备建立革委会的权交给文革小组。很显然，在这样重大的问题上，如果没有毛的首肯，江、张等人是不会如此明日张胆地进行要挟，逼周恩来交权的。

如前所述，周恩来已经在这个问题上与江青暗中周旋多时，几次挫败了其觊觎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图谋，但这一次却不得不吞下这一苦果，让党内文革派的逼宫如愿以偿。无独有偶，周氏这时所表现出来的软弱和退让，恰好和当年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前后的情形如出一辙。这就是周为人弱点的故态复萌，同时也是当年历史在某种程度上的重演，是周个人政治生涯中的宿命。当年正是在周恩来心目中享有绝对权威的共产国际极力扶植王明为首的党内教条宗派上台，而如今则是他矢志效忠的毛泽东有意让中央文革全面接管权力中枢。在看出这是毛泽东本人的意图后，一心想保持"革命晚节"的周恩来明知这是违背党章规定和组织原则的，却不敢有任何异议，对毛的这一决定俯首听命，把处理中央日常事务的权力拱手交给中央文革。

此后，中央文革取代厂原有的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成为行使党内最高权力的执行机构。党内文革派由此完全掌挫了大局，文革女掌柜江青更是权势大增，骄横跋扈。而周恩来则失去了原有的权力基础，沦为中央文革的小伙计，在文革碰头会中势单力孤，事事受制于人，不得不对江青一干人低首下心，逆来顺受，乃至说出这样的话来："以后你们作决定，我给你们办事。"

随著文革运动的全面展开，特别是"大闹怀仁堂"事件夭折以后，周恩来已经愈来愈清楚地看出毛泽东发动文革这场运动的实质，不过是在冠冕堂皇的旗号下所进行的一场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政治大清洗。在这种情况下，既为保持晚节的心态所困，同时又善于在政治上求生存的周氏对文革采取的态度有了一个明显的变化，更加谨言慎行，对毛亦步亦趋，而把他内心的真实想法深深地隐匿起来。

如果说，周恩来以前对文革运动还有几分真诚投入的话，那么此后则更多的是采行顺守之道了，在各种场合的讲话中，已经很难再找到原先那种对文革运动屡屡流露出来的内心忧疑和困惑，改为一概高唱赞歌，充满颂扬吹捧之辞。

与此同时，周恩来在政治上的处境也变得更加尴尬。由于党内元老派在"大闹怀仁堂"事件后几乎全军覆没，他已经失去了原先抗衡文革派的屏障和助力而成为"光杆司令"，不得不在由清一色的文革派所组成的中央文革碰头会中觅得栖身之地。后来，毛泽东出于大局的考虑，看文革小组的组长陈伯达纯粹是个书生，办事能力很差，根本应付不了眼前的乱局，才转而指定由周来主持中央文革碰头会。

但是，中央文革的女老板江青却并不买账，相反还感到愤惯不平。在江青看来，没有追究周恩来在"大闹怀仁堂"事件中实际护湏的角色已经是手下留情了，现在他竟然来染指它的领地，而且罩喧宾夺主，成为中央文革碰头会的牵头人。这是江青无论如何也咽不下这口气的。她虽然对毛的这一决定无可奈何，却更加迁怒于周，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动辄训斥辱骂，找碴刁难，极尽拆台排声之能事，令周恩来的日子十分不好过。

不过，周恩来在政治上的隐忍功夫堪称超一流，远非一般常人所能相比。无论江青怎样胡搅蛮缠，他始终不动声色，表现得极为克制，甚至到了唾面自干的地步。他之所以对江青如此忍让，说到底还是因为已经看出毛泽东有意让江青在政治上扮演越来越重声的角色，所谓文化大革命，不过是毛、江两人合开的夫妻店而已，就连"副统帅"林彪也还要让江青三分。在这种情况下，得罪了江青，也就冒犯了毛。陶铸的垮台就是前车之鉴，落得晚节不保的下场。这是让周恩来内心深为忧惧的地方。

当然，周恩来这样做也有另一方面的考虑，那就是决不轻易退出政治舞台，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相忍为党"。这是周氏对他自己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前后心境的剖白，而他此时的处境正好和当年相仿。作为一个深受中国儒家思想传统影响的政治家，周本人除了有相当浓厚的忠君思想外，儒家思想中匡济时艰的传统，对他也有很大的影响。

周恩来非常清楚，一旦离开了权力圈，就意味着政治生命的结束。反之，则总可以有所作为，对政局施加自己的影响。在目前天下大乱的情况下，更是需要有人出来支撑危局。在这一点上，周十分清楚自己所起的作用是毛泽东所需要的，也是江青一干文革派所无法取代的。只要他本人在对待文化大革命的态度上站稳脚根，就让江青无理取闹，而他则可以利用继续留在权力核心的地位，对时局发挥自己的影响。

在以后的岁月中，周恩来一直是这样做的，

这年三月，正值春耕大忙季节，但是许多省、市，自治区由于激烈的夺权斗争，处于无政府状态，农业生产无人过问，工矿企业生产大幅下降，纷纷吃紧告急，鉴于这种情况，毛泽东不得不在支持左派夺权之外，赋予军队更大的责任，表示："军队不但要协同地方管农业，对工业也要管"，"军队不能坐视工业生产下降而置之不理"。随后，他又作出派军队对局势混乱的地方实施军事管制的决定，说："凡条件不成熟者，要等待条件成热，然后举行，处于无政府状态者，则先实行军管"。

早就为这种局面而焦虑的周恩来立即见机而作，在毛泽东作出这一决策的当天，就起草了中央复广州军区的指示电，要其立即对地处中国南大门的广东省实行军事管制，提出："军管会之下，可设两个班子，一个抓革命，可名为革命委员会或支左委员会，领导全省文化大革命，加强和促进真正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推动和实现革命'三结合'(即军队、革命领导干部和革命群众组织代表三方面的结合--作者注) 的夺权斗争。另一个促生产，可名为生产委员会，把农业、工交、财贸，卫生等都管起来。"

随后，周恩来又把实行军管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到国务院所属部委，首先从隶属国防工业部的各个机械工业部入手，然后扩及其他。骂此，他专门向毛泽东写了报告，说："国务院、工交、财贸、农林、卫生各部门正遵照主席指示分别进行排队，拟在工作瘫痪部门，亦实行军管"。在征得毛的同意后，他迅速对铁道、交通、邮电等部门实施了军管，其余的部委则是派出军代表。

与此同时，周恩来又借毛泽东上述批示的东风，在各种场合大声疾呼，敦促军队帮助地方春耕生产和大力做好支工工作。并亲自起草电文，向全国推广北京市怀柔县成立"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的经验，将电文转送毛批阅，说："成立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接近于'三结合'的筹备小组，但以抓生产为重点，或者就是军管会下抓生产的班子。如能组成，不论何属，都是好事。"

当然，周恩来在做这些事情时，十分注意站稳自己的政治立场，总是不忘强调"要以文化大革命为中心"，"争取革命、生产双丰收"一类的话，尽量左右兼顾，以免在政治上落下把柄。周这种心态在对待那几个在"大闹怀仁堂"中陷进去的副总理的态度上，表现得更为明显。

四月下旬，毛泽东在成功地平息了党内对文革运动的反对声浪之后，有意松动一下与党内元老派的关系，亲自出面找他们谈话，表示"团结"的愿望，说：碰头会上的发言，对运动有意见，是老帅发牢骚，是阳谋，不是阴谋。毛还笑着问谭震林：谭老板，你的气消了没有？我的气已经消了，咱们订个君子协定，不许骂娘。这次谈话后，周恩来马上见机而作，拟定了参加五一节庆祝活动的名单，将"大闹怀仁堂''的几位主角一一列上，报请毛批准，希望通过这种在天安门城楼上的"亮相"，多少改善一下他们的政治处境。

但是，周恩来在做完这件事之后，又担心这几位"炮筒子"因此而"翘尾巴"，再度惹事闯祸，随即又给陈毅等人写了一封信，预先对他们进行敲打。这封信的全文如下：

陈毅、震林、先念、秋里、谷牧五同志并告富春同志：

五一团结，不要又造成你们五位同志错觉。否认二月逆流，再压造反派，支持保守派，实行打击报复，那就又来一个新的反复。你们在人民中，在党内信用将要失尽。对党、对革命来说，并没有什么了不起。这也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对革命小将们将是深刻的一课。为着预防你们五位同志走入绝路，专此警告，勿谓言之。

一九六七年五月五日

周恩来在信中的用语虽然较重，但陈毅，谭震林几位在经历了"大闹怀仁堂"的风后，领教了毛泽东的翻脸动怒，看到了形势逆转后党内文革派的嚣张，都能体会到周在信中的一片苦心，知道祸从口出，处处谨慎多了，不敢再像以前那样随便乱放炮了。

"伍豪启事"的风波

"抓叛徒"本来是针对刘少奇做的文章，周恩来却遭受了一场无妄之灾。深谙统御之术的毛泽东有意不明确表态，把有关材料批给文革小组阅存，借机把周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令他俯首帖耳。"伍豪启事"从此成为周氏晚年的一大心病，定他对自己身后最不放心的两件事之一。

为了把自己发动的文革运动进行到底，毛泽东在坐镇指挥反击"二月逆流"的同时，继续在刘少奇的身上做文章。本来，刘早已败下阵来，成为网中之鱼，但毛对他仍不放心，一直在暗中监视他的态度，甚至亲自出马进行"火力侦察"。

在一九六七年初全面夺权展开之际，毛泽东找刘少奇谈了一次话。可惜，刘本人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是毛在玩猫捉老鼠的游戏，自己很快就要大难临头，相反还天真地向毛提出辞职的要求，说："一、这次路线错误的责任在我，广大干部是好的，特别是许多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主要责任由我来承担，尽快把广大干部解放出来，使党少受损失。二、辞去国家主席、中央常委和毛泽东著作编委会主任职务，和妻子儿女去延安或老家种地，以便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

对此，毛泽东当时并没有正面表态，而是顾左右而言它，继续给刘少奇灌迷魂汤，说什么党历届领导人犯错误的下少，但是改正错误的没有一个典范，希望刘能在改正路线错误上起到一个模范作用。毛还建议刘"好好看书学习，保重身体"。据知情人说，江青事后向毛泽东点出：刘少奇还是不服，文革要深入发展，不获全胜，决不收兵，干部是党的干部，是毛主席的干部，该打倒就打倒，该解放就解放，不用他多嘴！

应该说，江青的这番话正好说中了毛泽东的心病。实际上，毛之所以孤注一掷，采取全面夺权的非常之举，正是为了彻底锦除刘少奇日后东山再起的权力基础。在毛看来，刘提出引责辞官的要求，骨子里是包藏祸心的，是以退为进，在收揽人心的同时，把党内对文革的怨恨统统集中到他本人身上来，准备有朝一日利用这种不满情绪对他秋后算账。在这种情况下，如若不把刘少奇彻底斗倒批臭的话，毛是无论如何也睡不好觉的。

为此，毛泽东决定在政治上发动一场批刘的新战役，当时，毛的党外朋友章士钊已经看出毛决意翦除掉刘的意向，曾经斗胆上书劝告毛不要这样做。但毛婉拒了章氏的诤言，称："为大局计，彼此心同，个别人情况复杂，一时尚难肯定，尊计似宦缓行。"并专门派人把中央准备抛出的有关刘的罪行材料送给他阅读。但是，章氏并没有被说服，相反在看过之后，接连数日情绪低沉，对其养女章含之说："刘少奇同志的这些'罪状'，纯系蓄意致他于死地。"

这年三，四月间，按照毛泽东的部署，在全国范围内大张旗鼓地展开了一场旨在从政治上置刘少奇于死地的新战役，内容包括"抓叛徒"活动和"革命大批判运动"，两者互相呼应，齐头并进。三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印发了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六十一人自首叛变问题的调查材料，其中刻意点出："薄一波等人自首叛变出狱，是刘少奇策划和决定，张闻天同意，背着毛主席干的。"三月二十一日，毛亲自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了刘少奇的"历史问题"，正式批准了康生提出的对刘进行专案审查的报告。

与此同时，毛泽东亲自审阅修改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所写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一文，称赞"写得很好"，并指定作为批刘的重头文章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该文给刘少奇罗织了许多罪名，称他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假革命、反革命"和"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举国上下由此掀起了对刘少奇口诛笔伐的声讨浪潮。

在这场本来是针对刘少奇而来的狂澜中，正在忙于应付乱局的周恩来却遭受了一场无妄之灾，处境一度岌岌可危。不过，在幕后策动这场风波的倒不是毛泽东，而是江青。如上所述，自"大闹怀仁堂"事件后，江青一直对周耿耿于怀，接连寻衅发难。还在二月下旬，她抓住周为了敦促军队帮助地方春耕生产而提议召开军以上干部会议时，事先只请示了毛而疏于向林彪报告一事大做文章，指责周"目无林副主席"，"架空主席的接班人"，并和康生一起向毛告了他的状，提出"此例不开"。为此，周恩来不得不向林彪写了书面检讨，表示："这是一大错误。现行专此认错，业保证永不再犯。请予批评。"

接着，江青在组织反击"二月逆流"的活动中，有意把火引向周恩来，授意一些大专院校的造反派充当倒周的急先锋，在社会上掀起了倒周的浪潮。三月中下旬，北京街头连续出现了"炮轰周恩来"的大标语，扬言要"揪出二月逆流的总后台"。与此同时，中央文革控制的宣传机器不时地批所谓"折衷王义"和"调和主义"，为社会上的倒周浪潮推波助澜。

其间，在全国大举"抓叛徒"的浪潮中，南开大学造反派在查阅旧报纸时，发现了一则《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当他们得知"伍豪"是周恩来当年在党内的化名后，觉得事关重大，马上通过江青向毛泽东报告。一直苦于抓下到周多少把柄的江青得知这件事后，如获至宝，立即转报了毛。五月十七日，她写信给林彪、周恩来、康生，把这个问题正式端了出来，称"他们查到一个反共启事，为首的是伍豪 (周 XX)，要求同我面谈"，并附上这一启事的抄件，逼周作出交待。

事实上，这则反共启事是当年国民党特务机关伪造的，意在对中共组织内部挑拨离间，制造混乱，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一九三一年春夏，中共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和总书记向忠发接连被捕叛变，中共在上海的人员和组织面临被一网打尽的危险。当时在国民党中统特务头目徐恩曾身边担任机要秘书的中共地下党员钱壮飞及时通风报信，在周恩来的坐镇指挥下，抢在国民党特务机关动手之前，将人员和组织及时转移，挫败了国民党一举破获中共首脑机关的企图。随后，又临机处置了顾氏的一家老小，成为当时上海轰动一时的凶杀案。

为此，国民党特务机关恼羞成怒，对周恩来恨之入骨，先是"悬赏通缉"他，未果之后，又让中统的张街、黄凯伪造了这则《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刊登在一九三二年二月间的上海各报上。而在此之前两个月，周氏早已秘密离开上海，到达江西中央苏区，就任中共苏区中央总书记。

为了反击国民党伪造的启事，在上海的中共地下组织采取了当时所能采取的各种措施，间接或公开地进行辟谣。甚至远离上海的中央苏区也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的名义发表布告，指出："这显然是屠杀工农兵而出卖中国于帝国主义的国民党党徒的造谣诬蔑。"

作为参与核心决策的局内人，周恩来对这场"抓叛徒"风的矛头所指自然有所了解，因而对事情竟然搞到自己的头上来，一时有些措手不及。特别是江青杀气腾腾的架势，更是让他感到来者不善，精神上压力很大。周很清楚，弄清这件事情并不困难，人证物证俱在，况且他本人早已在延安整风期间原原本本地谈过。问题的关键不在事情的本身，而在于毛泽东的态度。倘若毛决意要整自己的话，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无论再怎样为自己辩白，也是在劫难逃。

不过，周恩来相信这不是毛泽东本人的意思，因为扪心自问，他一直小心翼翼地对文革的态度上站稳立场，在政治上努力跟毛走，并无二心，毛实在没有理由这样做。鉴于这个问题事关他的政治生命，周不敢拖延，决定直接向毛申述此事，为自己讨回清白。

五月十九日，周恩来对"伍豪启事"一事作了断然的否认，在江青的信上批道："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纯属敌人伪造。只举出二百四十三人，无另一姓名一事，便知为伪造无疑。我当时已在中央苏区，上海的康生、陈云等同志均知为敌人所为，故采取了措施。详情另报。"这一天，周氏放下了自己手头上所有的工作，亲自查阅了由工作人员从北京图书馆借回的当年上海各报，将其中有关事件编为《大事记》。不仅如此，他还留了个心眼，让身边的工作人员把有关的报纸一一拍照下来，印制了多份，以防原件被人销毁。

随后，周恩来又连夜写信给毛泽东，附送了登载有关"伍豪启事"的报纸合订本和他本人所编写的《大事记》，在信中详述了所查证的情况，为自己作了辩白，说："伪造启事和 (中共临时中央--作者注) 通过申报馆的处置，均在我到江西后发生的"，并表示："此事需否专写一报告，待主席，林彪、康生、江青各同志传阅送上各件后，请再约谈一次，好作定夺。"

毛泽东此时并无意整周恩来，但也不想轻易放过任何一个可以控制他的机会。对周在文革中的暧昧态度，毛早已看在眼里，记在心上，虽说不高兴，但因为需要依靠他应付乱局，所以一直采取某种容忍的态度。深谙统御之术的毛知道"伍豪启事"是一个可以随时在政治上做文章的题目，借此足以把周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令他俯首帖耳。为此，毛对"伍豪启事"问题故意不明确表态，只是在信封上批道："送林彪同志阅后，交文革小组各同志阅，存。"并在"存"字旁边重重地划了令人醒目的两道杠。

毛泽东的这种态度，令周恩来十分失望。本来，他寄希望于毛能够凭借其一言九鼎的地位说句公道话，迅速了结此案。但结果却相反，非但没有在政治上还他一个清白，而且还被留此存照，作为一桩悬案挂了起来。其中的用意不言自明。更令他感到心寒的是，毛竟指定由中央文革掌管这部分材料，这不啻是给了江青一把尚方宝剑，在很人程度上掌握了他本人的政治命运，随时可以借此事兴风作浪。

事实上，江青早就握有周恩来的把柄，手里存有一些周本人写的检讨条子，动不动就以此来要挟周。她曾在钓鱼台中央文革住地洋洋得意地对杨成武、吴法宪说：我这里什么人的材料都有，这一口袋是总理的材料。这回，在得到毛泽东对"伍豪启事"的批示后，江青更加有恃无恐，自认为掌握了周的一大把柄，因而更不把周放在眼里，处处为难他，态度益发放肆无礼，出言不逊，摆出文革老板娘的架势对周呼来喝去，胁迫他为自己跑腿办事。

在这种情况下，惧怕晚节不保的周恩来不得不更加小心翼翼地与江青周旋，看她的脸色行事，对江青的骄横霸道和胡作非为则忍气吞声，屈从附和，在政治上作出种种迁就、退让乃至逢迎吹捧的举动，可以说与此不无关系。

"伍豪启事"从此成为周氏晚年的一大心病，余生一直笼罩在这一阴影之下，挥之不去，是他对自己身后最不放心的两件事之一。

毛泽东对"伍豪启事"不置可否的态度，江青心领神会，更加明目张胆地反周。她利用毛决定在《五一六通知》一周年之际公开发表该文的机会，暗中发动了更大规模的倒周活动。中央文革通过各种渠道向造反派组织吹风打招呼，进行"路线交底"，暗示按照毛主席的战略部署，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就要开始，即将从中央揪出的大人物会"吓人一跳"。从五月中下旬开始，许多造反派组织四处张贴大字报、大标语，大造声势，在社会上掀起了炮打周恩来的浪潮。他们宣称："炮打周恩来是当前运动的大方向"，"不仅要揪出中国的赫鲁晓夫，而且要揪出中国的何西金"，"周恩来是老保，是二月逆流的总根子"，等等。其中外事口闹得最凶，提出"当前文化大革命的中心已由学校转移到外事口"，"要打倒陈毅，就必须动一动周恩来"，大有不扳倒周恩来誓不罢休的势头。

在这种情形下，后来在中国政坛上扮演特殊角色、人称"两位小姐"的王海容、唐闻生直接写信给毛泽东，反映社会上倒周的情况。这弄得毛有些哭笑不得。因为他决定公开发表《五一六通知》的本意，是想给翦除刘少奇的大批判运动提供思想武器，结果却阴差阳错地整到了周恩来的头上。这种干扰和转移斗争大方向的搞法，是毛所不愿意看到的。为此，毛泽东明确表态不同意这种搞法。五月二十九日，他对王、唐二人的来信作了批示："极左派的观点是错误的，请文革同志向他们作说服工作。"江青虽然不情愿，但既然毛表了态，也不得个敷衍搪塞一下，于是由中央文革出面接见了外事口的造反派，不着边际地放了一通空炮之后，便草草收场，这样，总算是多少刹了一下社会上倒周的风潮。

在大乱中苦撑待变

一九六七年夏天，文革进入最为动乱的阶段。周恩来为应付内外乱局而忙得焦头烂额，同时又不得不为自己在政治上的生存而与江青一干人缠斗，苦撑待变。他抓住"火烧英国代办处"闯下大祸一事，转守为攻，向中央文革展开反击，并趁势敦促毛泽东结束文革乱局。

自从全国各地展开夺权斗争以后，除了前述最初的几个完成夺权的省、市以外，大多数地区进展迟缓，无一例外地陷入激烈的派斗之中，为争权打得你死我活。毛泽东所期待的那种可以看出胜负眉目的局面遥遥无期。为此，毛不得不转而号召各群众组织之间的大联合，并企图以对刘少奇的大批判来促进大联合。但是，这对热衷于独家掌权的两派对立组织来说，却是对牛弹琴，收效甚微。这令毛大为头痛。

不过，这时更令毛泽东担忧的还是奉命支左的军队普遍与当地造反派存在的紧张关系。二、三月间，青海、四川、湖北等地的驻军在支左的过程中，根据军委八条命令，宣布解散了一批搞打砸抢，冲击军事机关的造反派组织，并抓了其中的一些头目。毛对此很不满意，认为这是在压制革命左派，担心这样会影响决战胜负的力量对比，从而断送整个文化大革命。为此，毛泽东一再出面纠"偏"，强调：各地把冲击军事机关一事看得太严重了。四月间发出的所谓强调"正确对待群众"的《军委十条》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笼的。但是这样一来，更加剧了局势的混乱。各地造反派倍受鼓舞，变本加厉地冲击当地的军事机关，逼迫军队检讨承认前一段支左犯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误"。而对立面的组织则坚决站在军队一边，针锋相对地进行反击。由此导致各地两大派之间的武斗一再升级，由开始的棍棒、长矛发展为抢夺军队的武器装备，真刀真枪地对着干，大规模的流血事件不断发生。

进入六月份后，毛泽东似乎对眼前这种久拖不决的局面感到厌倦了，对各地两派之间无休止地打内战更是急于找出一条解决之道。他开始在认真考虑结束文革运动的时间表，随后提出：文化大革命一年开张，二年看眉目，定下基础，三年收尾。毛认为，文革运动中的群众发动阶段已经过去了，现在要转入就地解决问题，实现各派之间的大联合。

为此，六月下旬，毛泽东指派谢富治、王力作为中央代表到西南去，就地解决云南、四川等省的大联合、三结合问题，为成立革委会创造条件。到了七月中旬，毛又决定亲自出马，前往当时两派武斗严重的武汉地区，直接指导解决那里的问题，为全国树立一个样板。

对于毛泽东的这一决定，周恩来当时的心情很矛盾。一方面，他认为毛亲赴武汉，坐镇解决当地的问题，然后再就近解决江西，湖南问题，势必对时局产生重大影响，有利于把国家从混乱中摆脱出来。另一方面，他又担心目前正是天下大乱，毛的武汉之行要冒很大风险，生怕出现不测。因此在讨论此事的会议上，周起初同其他人一样从安全方面考虑，试图劝阻毛打消这个念头。但在毛的执意坚持下，他又带头表态支持毛的这一决定，并为此做了紧急布置，召开专门会议进行落实。

为了确保毛泽东此行的安全，周恩来决定派陆、海、空三军负责人随同前往，并由毛亲自点将的代总参谋长杨成武全权负责。作了安排布置后，周还不放心，又打长途电话给正在奉命解决西南问题的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长谢富治，要他即刻赶赴武汉，接受紧急任务。随后，周本人又连夜乘专机先期飞抵武汉，检查各项工作的落实情况，甚至连毛下榻房间的沙发和睡床都一一试过，生怕出现一点纰漏。

周恩来之所以对毛泽东武汉之行如此尽心竭力，除了时局正处于非常时期和这是他以君臣之道侍奉毛的一贯作法以外，还有两个不便为外人道的用心。其一，由于"伍豪启事"悬而未决，周氏当时在政治上还背著黑锅，精神负担很重，非常希望毛能够对他高抬贵手，因而有意以实际行动来处处表现自己对毛的尽忠尽职。其二，他当时已经看出武汉问题的背后是林彪，江青两大势力蓄意插手的结果，因而有意借重毛泽东的权威来遏阻林彪、江青联手整垮武汉军区、打倒陈再道的企图。

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曾是四方面军的一员战将，为人粗豪耿直，过去一直不大买林彪的账而被林记恨在心。文革中，他又仗义执言，在会议上公开保刘少奇，于是又上了中央文革的黑名单。三月间，武汉军区根据《军委八条命令》，取缔了当地造反派组织"工人总部"

(又称"钢工总")，并抓了其中的几个头目。这就成为林、江二人对陈再道及武汉军区大动干戈的题目。于是，"打倒陈再道，解放全中原"，"火烧武老谭"(即武汉地区的谭震林--作者注) 一类标语贴满武汉三镇的街头。

不过，毛泽东解决武汉问题的想法与林彪、江青两人有所不同。一方面，毛不满意武汉军区在支左中压制造反派的做法，一定要让陈再道承认错误：另一方面，毛也不同意打倒陈再道，准备保他过关，认为陈是个大老粗，在政治上并不是刘少奇的人，只要转而支持造反派，造反派是会拥护他的。在这个问题上，周恩来当然更赞成毛的意见，认为解决武汉问题，还是要依靠武汉军区，陈再道等军区领导是可以控制武汉局势的。

七月十四日，毛泽东乘专列抵达武汉，下榻东湖宾馆。根据毛的决定，先期赶到的周恩来暂留武汉，根据中央确定的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做审冢的思想转弯工作：周随即召开武汉军区师以上干部的会议，连续听取支左情况的汇报，苦口婆心地劝说陈再道、锺汉华等军区领导主动承认错误，把抓的人放了。为了打消他们的思想顾虑，他还对陈、锺交了底，说：要你们作检讨，不是要打倒你们，而是要保你们，并转告他们：临行前，主席说，走，到武汉去，保陈再道是真。

随后，周恩来按照中央确定的口径，作了总结讲话，在肯定了武汉军区抓革命、促生产成绩的同时，指出武汉军区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并为此承担了责任，说军区解散"工人总部"，是受了他一次讲话的影响；要求军区在支左中要支持造反派，尽快实现两派的大联合，稳定武汉的局势。周知道这样一来，将会给武汉军区造成很大的被动，需要一个思想转弯的过程，特别强调要维护军区的威信，并表示"工人总部"翻身以后，可能对另一派群众组织"百万雄师"进行报复，这个工作由中央来做。在好不容易说服陈再道等人同意作出检讨后，周恩来准备返京，临行前他已经预感到武汉军区思想转弯工作的难度很大，再加上在政治上唯江青马首是瞻的谢富治和同来的王力对整垮陈再道和武汉军区也不会善罢甘休，弄不好会惹出乱子，所以他又再三叮嘱谢、王二人，要坚决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妥善做好军区广大指战员的思想工作，促进两派的大联合，注意维护军区的威信，在部队没有转过弯子之前，不要轻易把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透露出去，以免在群众中造成思想混乱，激化矛盾。

但是，谢富治、王力根本不听周恩来的劝告。七月十八日晚，他们前脚送走了周氏，后脚就去了当时尚未平反的"工人总合"所在地，佩戴他们的袖标，视察据点工事，慰问武斗致伤人员，并发表演讲，把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和盘托出，宣称武汉军区支左的大方向错了，"工人总部"等组织是革命左派，而"百万雄师"则是保守派。谢、王这天晚上的活动，对于原本已经剑拔弩张的武汉局势来说，无异是火上浇油，挑起了两大派组织的激烈对抗，成为爆发"七·二〇事件"的导火索。

第二天，被封为革命左派的"工人总部"等造反派组织兴高彩烈，敲锣打鼓，在武汉三镇到处用高音喇叭广播谢富治、王力二人的讲话录音。而被打成保守组织的"百万雄师"则群情激愤，把对中央解决武汉问题方针的不满集中发泄在王力身上。当天声讨王力的大字报、大标语贴满武汉街头，并要求与王力当面辩论，讨回公道。但王力置之不理。在这种情况下，"百万雄师"一派组织被彻底激怒了。

七月二十日，"百万雄师"这一派采取了更加激烈的行动，愤怒的人群冲入武汉东湖宾馆中离毛泽东住地只有一箭之遥的地方，把王力揪到军区大院，痛打了一顿。随后，"百万雄师"一派群众和驻武汉部分官兵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武装示威游行，高呼"百万雄师过大江，牛鬼蛇神一扫光！"、"王力把矛头指向中国人民解放军，罪该万死"、"周总理到武汉，王力靠边站"等口号，史称"七·二〇事件"。

武汉军民这种企图迫使中央改变态度的大规模抗争，结果却适得其反，正好给了林彪、江青联手进一步大做文章的口实。事件发生的当天，林彪便在北京以接班人身份亲自召集紧急会议，一口咬定这是陈再道搞的"反革命兵变"，企图"谋害主席"，声称情况危急，必须对武汉采取断然措施。周恩来则和江青一样，更担心毛泽东的安全问题。鉴于局势已经失控，周提议要毛立即离开武汉，转移到上海去，并且自告奋勇重返武汉救驾，平息事态，做好事变的善后工作。

"七·二〇事件"对毛泽东来说，不啻是当头一棒，完全打乱了他原来准备就地解决武汉问题的设想，而且期待已久的重游长江的计划也随之泡汤。尽管毛不大相信林彪听说的这是陈再道预谋发动的一场"兵变"，但是愤怒的人群来势汹汹，竟然在他的眼皮子底下揪走王力作为人质，强迫中央改变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这种公然对抗中央的行动，还是令毛受到不小的震动，产生一种草木皆兵的感觉。

在这种情况下，本来已经开始有心结束文革运动的毛泽东思想上又出现了一个反复，对当时的局势作了异常严重的估计，认为自己进了"贼窝子"，右派正在进行反扑，现在不单是武汉的问题，而是全国的问题。在这种判断的驱使下，从来不坐飞机的毛接受了众人的劝说，在周恩来的安排下，趁夜色匆匆忙忙地飞离武汉，前往上海避难。

毛泽东这种对时局的严重估计，对本来已经大乱的局势更是火上浇油，给了林彪、江青对武汉军区大兴问罪之师的尚方宝剑，后来喧嚣一时的"揪军内一小摄"的浪潮便由此而来。在处理武汉"七·二〇事件"的问题上，林、江二人一唱一和，彼此有着共同的利益：林彪想通过整垮武汉军区来慑服军中原四方面军的众多将领，为他自己以后全面执掌军权立威；而江青则想借此杀一儆百，迫使军队在支左中听命于中央文革，协助各地的造反派掌权。

为此，林彪亲自出马，主持召开中央文革小组会议，把"七·二〇事件"定性为"反革命暴乱"，决定在北京召开百万人的群众集会和在全国各地举行三军武装游行，声讨"七·二〇事件"。林彪并决定亲临大会，称这样做"目的在于增加左派的威力，打击右派的气焰"，提出"应当壮大声势，并使这个声势扩大到全国去。"

中央文革则积极配合，从七月下旬开始，分别向各地造反派组织吹风打招呼，称当前文革运动的重心已经从地方转向军队，"揪军内一小撮"是两个司令部展开最后决战的"新阶段"。与此同时，中央文革开动了所有的宣传机器，连篇累牍地发表"揪军内一小撮"的新闻报道和社论文章，指称"这是斗争的大方向"。各地的造反派则闻风而动，到处冲击军事机关，揪"陈再道式的人物"及其"黑后台"。这样一来，局势愈发不可收拾。

应该指出的是，目前大陆官方把造成上述乱局的责任完全算在林彪、江青的头上并不公道，实际上祸首仍是毛泽东。毛在还没有从"七·二〇事件"的冲击中冷静下来的时候，不仅曾经同意了关于"揪军内一小撮"的提法，而且对整个形势作了极为严重的估计，认为全国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军区和驻军都是支持右派的，因此当前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要解决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武装左派"。八月四日，避居上海的毛以"毛润之"的署名单独写信给江青，表示同意林彪对时局的看法，提出"应大量武装左派"和实行"群众的专政"两个问题，称"如此左派声威大振，右派气焰就压下去了"。

毛泽东的这两条意见作为"最高指示"向下传达执行后，后果极为严重，不仅各地私设公堂成风，随意揪人关押拷打，而且各种群众组织明目张胆地抢夺部队的武器弹药，从一般的轻型武器发展到抢夺火炮、坦克等重型武器，导致各地两派之间的武斗规模大幅升级。八月上旬，南京、长春、沈阳，重庆、长沙等地接连发生大规模武斗流血事件。至此，文化大革命进入了最为动乱的阶段，出现了全面内战的局面。

在天下大乱的日子里，周恩来的处境也很不好过。这年夏天，在"伍豪事件"余波荡漾的同时，社会上掀起了打倒外交部长陈毅的浪潮。在这背后，倒周的势头暗潮汹涌，呼之欲出。为此，他不得不在支撑危局的同时，为自己在政治上的生存而挣扎苦战。

周恩来很清楚，由外事口发起的这股倒陈浪潮是冲著他来的，完全是中央文革一干人在幕后挑动的结果，而他本人的命运完全掌握在毛泽东的手里，朝不保夕，随时可能被抛出来，落得和刘少奇、陶铸等人一样的下场。在这种情况下，周的精神压力很大，整日提心吊胆，已经做好了最坏的精神准备。邓颖超甚至把装有洗漱用具的挎包挂在门厅的衣帽架上，以便一旦出事时，可以随身带走。

不过，让周恩来稍稍感到宽心的是，毛泽东此时还没有抛出他的意向，在应付乱局方面还得依靠他。但是，这并不能完全打消周心里的忧惧。周氏如果一任江青等人在打倒陈毅的问题上大搞下去的话，很快就会祸及他本人，最终逼迫毛在既成事实面前作出选择。到那时，毛泽东的态度就难说了。陶铸被打倒的情况就是前车之鉴。

周恩来本来就是一个政治生存欲望极强，善于摆脱困境，化险为夷的老手。这次，他更是使出浑身解数，设法渡过眼前的这场劫难。他深信只要他本人站稳立场，在政治上坚决跟着毛泽东走，毛就不会允许别人动他。这样，就可以釜底抽薪，化解眼前的困境。关于这一点，周本人曾几次对外事口的造反派这样说过：我不怕打倒！干了几十年革命还怕这个？除非我自己摔交，走向反面。又说，我要是不紧跟毛主席，你们不打我也得倒：我紧跟毛主席，你们打也打不倒。

两个月后，当这场风波终于逐渐平息下来的时候，周恩来有意当着中央文革一班人的面对造反派说：我知道有些人专门对我进行研究，把我历史上多少年的东西都找出来。我倒要感谢他们，如果是"好意"给我提出来的话。入党四十六年来，我犯过不少错误，但是，我最终是跟着毛主席走的！要做到老，学到老，改到死，跟到死，一直跟到最后一刻。

另一方面，周恩来对策动这场风波的幕后主使江青刻意低首下心，隐忍退让，避其锋芒，以政治上的太极软功来化解她咄咄逼人的攻势。这是周氏自文革发动以来最为难熬的一段日子。一方面，天下已经大乱，他每天都为应付乱局而忙得焦头烂额，就是回到家中仍然无法休息，因为当时中南海已经被各大这反派组织组成的"揪刘火线"团团围住，墙外的高音喇叭昼夜喧嚣不停。

与此同时，周恩来又不得下为自己在政治上的生存而苦战，处境狼狈，饱受煎熬。当时，在由清一色的文革派所组成的中央文革碰头会中，周十分孤立，经常遭到江青组织的集体围攻。江青更是摆出女掌柜的架式，对他随意训斥、辱骂、奚落，有些场面连在场参加围攻的人都看不下去。但是无论江青怎样撒泼，对他当众羞辱，周氏都始终咬紧牙关，默默忍受下来，绝不逞一时之忿去刺激江青，让她找到对他下手的机会。据当时担任空军司令员，军委看守小组组长，并开始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的吴法宪回忆说：这一段是总理最苦闷的时期，他那时情绪不高，很沉默。在碰头会中，总理孤家寡人，江青很凶，动不动就拍着桌子批总理，多次威胁说：你周恩来不要忘记，要不是我保你，你早就被打倒了，并要大家表态，当时没有什么人为总理讲话，总理总是一声不吭，很可怜，叫人看不下去，我当时既佩服总理真有涵养，又为这样一个老革命落到这步田地感到心寒。其实，吴法宪并不大了解周恩来这样退避忍让的心机，倒是毛泽东明白这一点，同时也觉得江青闹得太不像话，于是传话关照周说：你不要怕江青，她不对的，你要挺起胸膛跟她斗。对江青，对的我支持，不对的我反对。你总理无非是有几个条子存在她手里，你就怕这个？"

这里，毛泽东一语道破了周恩来的心病，并将了他一军。不过，毛似乎忘记了他本人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实际上，正是由于毛的放纵和对"伍豪启事"的态度，江青才敢骑在周的头上大发雌威。对此，周心里有难言之苦，不便明说，因为他太了解毛的为人以及毛、江两人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了。如果真的按照毛所说的话去做，挺起胸膛跟江青斗，到头来很可能落得和陶铸一样的结局。

不过，在保陈毅的问题上，周恩来却竭尽全力，毫不退让。这和他在保贺龙时的态度形成明显对照。与其说这是周更偏护陈毅，不如说是他深知唇亡齿寒的道理。多年来，周氏一直主管外交工作，陈毅是他的得力助手和搭档。他很清楚，一旦陈毅被打倒，造反派就势必顺藤摸瓜，殃及他本人。连毛泽东也看出了其中的名堂，他在事后就向周直截了当地挑明了这一点，说：陈毅打倒了，你就差不多了。因此，周决不能置身事外，撒手不管。此外，陈毅在党内的人缘不错，既无山头，也未树敌，与林彪、江青两人势力没有历史上的积怨和现实利益冲突。他只是生性率直，好发议论，在文革中屡屡放炮，抨击时政，在党内外群众中很有影响。这令毛泽东十分恼火，所以有意把陈毅交给造反派，采取"打而不倒"，"烧而不焦"的办法，奵好教训他一下。毛的这种态度，让周恩来在保陈毅时有了底数和可以凭借之处。

还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时候，周恩来就尽力保陈毅过关，曾多次接见外事口和军队院校的造反派，苦口婆心地做工作，劝说他们不要揪住陈毅不放，说：陈毅同志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是一肚好心肠，就是有时说话"走火"。你们不能把他一时失言、"走火"，都弄成"黑话"。强调把批判矛头指向陈毅是"搞错了方向"。在一月夺权以后，他更是煞费苦心，再三修改了陈毅的检查稿，并亲自坐镇主持国务院召开的万人大会，保陈毅检讨过关，成为国务院系统被"解放"的第一位副总理。

然而，陈毅并没有凶此"安分守己"。他本性难移，对文革运动中种种乖谬的搞法，如鲠在喉，不吐不快，因而不断惹祸。陈毅在检讨过关后，却又在接见造反派时翻悔，说他作检讨是江青逼的。然后又在"大闹怀仁堂"中充当主角，翻出历史旧账，把文革运动中的整人与延安整风相提并论，触到毛泽东的痛处。毛一气之下，责令陈毅请假检讨，清理思想。

陈毅这种不断惹祸的作法，让周恩来在政治上十分被动，不得不降低保陈的调子，转而同意对陈毅"一批二保"，同时有意和他保持距离，以免惹火烧身。像前述在五一节之后"警告"陈毅等人的那封信，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写的。不过，周在"打倒陈毅"的问题上始终不松口。无论造反派如何软磨硬缠，他都死守住这一条：陈毅有缺点错误，可以批判，但决不同意打倒。他多次强调说：你们想打倒陈毅，不能强加于我，在这个问题上，我是不会轻易举手赞成你们的。一直顶住外事口造反派揪斗陈毅。但是，造反派自恃背后有中央文革的支持，根本不理睬周恩来的劝说。他们借"反击二月逆流"的形势，对陈毅大张挞伐，批陈的调门越来越高，直至提出"誓与陈毅血战到底"的口号。七月中下旬，外事口的造反派采取联合行动，组成"揪陈大军"，在外交部门前安营扎寨，静坐示威，声言：不把陈毅交给他们批斗，决下收兵。这种搞法严重妨碍了文革期间仅有的一点外交活动，一时间成为西方各大新闻计争相报道的题目，有损国家的形象。为此，周曾几次出面劝阻，责令他们撤出，但都无济于事。

与此相反，中央文革一干人却蓄意推涛作浪，轮番前往慰问"揪陈火线"上的造反派，称赞这是"革命行动"，公开与周恩来唱对台戏。更有甚者，刚刚因武汉"七·二〇事件"而在政治上出足风头的王力，在八月七日专门召见了外交部造反派代表，对外交部运动中的各种问题发表了意见，极力为造反派撑腰打气，而且露骨地批驳了周恩来对外交部运动所一再坚持的观点，说：有人说你们方向、路线错了，揪陈的大方向当然对。我看没有什么过火的地方。文革小组对革命派总是支持的！并公开挑动造反派去夺属于中央的外交大权，说：部党委的班子没有动吧？这么大的革命，班子不动还行？! 那么"文明"啊？这是干革命！王力在接见之后，还幸灾乐祸地对手下的人说：总理可能要紧张，紧张一点也好。"

周恩来在看到王力的这篇讲话后，感到问题严重，因为不仅会对眼下的乱局火上浇油，而且还是一个危险的政治信号，矛头明显是冲着他来的，看来一场政治上的较量已经不可避免。不过，他还是试图先礼而后兵，尽量化解来自中央文革方面的寻衅，避免与其正面冲突。为此，周打电话给中央文革查问此事，并将一份印有王力讲话的传单，批给康生、王力，提议三人在一起"谈一谈"。

然而，周恩来的这一举动却被中央文革一干人视为软弱可欺，根本不予理睬。本来，王力在讲话之后，知道自己闯了祸，曾向江青、陈伯达作了汇报。但江、陈却为王力撑腰，夸他讲得好。康生也表态支持王力，认为他的讲话"同主席的精神是一致的"。这样一来，王力有恃无恐，根本不把周的提议放在眼里，任其"八七讲话"大量散发，传播全国。王本人也因此而获得了"王八七"的雅号。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只好被迫应战了。经过多年政治斗争的磨练，他深谙政治上的攻守之道，因此并不急于反击，而是采取后发制人的办法，在固守自己防线的同时，不动声色地等待出手的时机。为此，周以身作盾，倾全力保护陈毅。迫于形势，他不得不同意外事口召开已经拖延多时的批陈会议，但与外交部的造反派"约法三章"，坚持不能把"打倒陈毅"的口号强加给中央，要几派联合起来开，不许搞侮辱人格的变相武斗，并一定要亲自出席批判会，到场坐镇保驾。

比如，在外交合召开小范围的批判会时，已经来到会场门口的周恩来得知会场内挂有一条"打倒三反分子陈毅"的大标语时，当即拒绝入场，抱臂站在炎夏的烈日之下，坚持要求撤除这条标话，整整僵持了一个小时，直到造反派撤掉后才入场。几天后，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万人批陈大会的过程中，造反派又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从二楼吊下一条"打倒陈毅"的大标语。周氏见状，随即带领陈毅退场，以示抗议。

八月二十七日凌晨，周恩来在已经十八个小时连轴转而不得喘息的情况下，又强打精神接见外事口的造反派，谈批陈问题。造反派不听劝阻，执意坚持要按照他们所开的条件批斗陈毅，否则就要拦截陈毅的汽车，组织群众冲击会场。对此，周实在忍无可忍，愤然表示："你们谁要拦截陈毅同志的汽车，我马上挺身而出！你们谁要冲击会场，我就站在人民大会堂门口，让你们从我身上踏过去！"这天，由于连日劳累和过于激愤，周恩来的心脏病发作，终于病倒下来。

就在周恩来为保护陈毅和他本人苦战之际，事态的发展果然不出其所料。王力的"八七讲话"使得原本已经开始失控的外交乱局益发不可收拾。自"一月夺权"以来，外交领域受到严重的冲击，国家的正常外交活动几近瘫痪，自陈毅以下的外交部各级领导，包括副部长、司长，大使难逃被批斗的厄运，而且中国本来已经相当左的外交政策也受到批判，被指责为"三和一少"。

这样一来，中国的外交政策变得更左，把国内搞的一套搬到国外去，宣传文革，散发毛语录，鼓动当地人起来革命，带有强烈的"输出革命"的色彩，四面出击，到处树敌，造成中国对外关系的全面紧张。在短短的几个月时间里，就同缅甸，印度、印尼等十几个亚、非、欧国家发生了外交纠纷，有的甚至被迫中断两国的外交关系。

在这种背景下，王力的"八七讲话"成为一道动员令，促使狂热的造反派采取更加过激的行动。八月十六日，外交部造反派冲砸了外交部政治部，封闭了部党委，夺取了外交大权：他们把主管业务的副部长姬鹏飞、乔冠华等人关入地下室，而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业务监督小组"的名义行使部长职权，签发来往电报，强令各驻外使馆统一按照"打倒刘、邓、陈"的口径贯彻执行。此后，整个外交工作失主了控制，完全被极左狂潮所左右。几天之后，便发生了"火烧英国代办处"这样严重违反国际关系准则的外交事件。

事件发生后，周恩来知道这下闯出大乱子，在外交上输了理，苦心经营多年的中国在国际上的形象毁于一旦。而且外交不同于内政，对方势必报复，与英国的激烈对抗在所难免，而且弄不好还会引发国际上的连锁反应，形成与整个西方世界的对抗，后果难以逆料。

鉴于事态严重，周恩来立即出面制止，指派北京卫戍区部队前去维持秩序，保护被揪斗的英方代办处人员，进行善后补救工作。周知道自己在造反派心目中的权威不够，于是设法拉住江青、陈伯达、康生，紧急起草了一份由他和上述三人共同签名的广播讲话稿，在现场反复播出，劝阻疏导狂热的人群离去，随后，周恩来又和陈伯达一起连夜接见外事口各造反派组织代表，一反以往苦口婆心规劝的态度，极其严厉地批评了火烧英国代办处的作法，宣布外交部夺权"完全是非法的"，表示已经控制不住局势了，我们再不出来讲话就要犯罪了。中央文革一干人也知道这下闯了大祸，事情不好收拾了，一旦毛泽东追究起来，无法交待，于是陈伯达不得不出来宣布：从现在开始，所有外交的事情，由总理全权处理。

然而，隐忍多时的周恩来这回可不想就此罢休。他在盱情度势之后，决定在政治上转守为攻，抓住这件事情，向中央文革展开反击，同时伺机敦促毛泽东结束文革乱局。不过，他做得十分老到，只拿闯下大祸的王力开刀，而避免与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正面冲突。就在前述他严厉批评外事口造反派时，有人抬出王力的"八七讲话"为自己辩解，周当即表示：你们不要从王力讲话里捞稻草，一根稻草也捞不到。同时声明：中央文革跟我之间没有任何空子可钻，如果在这里面挑拨的话，那就要犯更严重的错误。

当然，周恩来十分清楚解铃还须系铃人，任何结束文革乱局的重大决定，只能由毛泽东本人作出。不过，一直在苦撑待变的周氏确信目前火候已到，该是他本人出面敦促毛下最后决心的时候了。八月二十四日午夜，他单独约见了当时担任毛联络员的杨成武，谈了他对时局的看法和忧虑，说目前局势十分严重，已经失去控制。王力有一个"八七讲话"，一讲就乱了，夺了外交部的权，火烧英国代办处，表示："这样下去怎么得了，我担心的是连锁反应。现在，一个是中央的领导不能动摇，一个是解放军的威信不能动摇！"要杨成武带上王力的"八七讲话"等材料立即返回上海向毛报告。

周恩来本来就一向行事慎密，这回更是深知这件事在政治上极为敏感，事关重大，生怕弄不好适得其反，引起毛泽东的疑心。因此在杨成武临行前，周又再三叮嘱说："对王力讲话，只谈情况，一定不要加任何评论，叫主席自己作决断。"随后，他又直接打电话给随毛在上海的汪东兴，报告了同样的问题。

这时，毛泽东本人也从"七二〇事件"后最初的冲动中冷静下来，意识到在宣传中连篇累牍的"揪军内一小撮"的提法不策略，发展下去，势必搞乱军队，使他失去手中控制局势的最后一张王牌。为此，他随后便提出"还我长城"，下令停止"揪军内一小撮"这一口号的宣传。不过，由于文革运动早已势成骑虎，欲罢不能，毛此时还在"治"、"乱"之间举棋不定。

周恩来的报告正好适得其时，而且分寸上也恰到好处，在不动声色之中摆明了形势，说中了毛泽东心头的隐忧，促使他下决心采取重大步骤，结束"天下大乱"的局面，实现由乱到治的转变。毛很清楚周所言并非危言耸听，不是到了最严重的关头，他也不会挺身进言的。如果再不采取行动，对造反派继续放纵下去的话，局势将会彻底失去控制，内乱之中再添外患，那就更加难于收场，到那时大概就要真的重上井冈山打游击去了。

经过数天考虑之后，毛泽东决心抛出中央文革的两员干将王力和关锋 (稍后又抛出戚本禹)，作为文革乱局的替罪羊，并且下令约束曾经为他冲锋陷阵的各地造反派，以便把局势重新控制起来。八月二十六日，毛对杨成武说：王力、关锋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是好人，要把他们抓起来，不要留在中央文革。你只单独向总理一人报告，由总理负责处理。毛并对王力的"八七讲话"批了"大、大、大毒草"五个字。随后，毛泽东又通过中央文革向北京造反派学生的五大领袖传达了一条"最新指示"："告诉小将，现在轮到他们自己犯错误的时候了。"

当然，毛泽东抛出文革派两员大将，实乃迫下得已之举，是在挥泪斩马谖。这里有一个插曲：王力被抓起来后，外交部保周反王这一派的王海容利用自己与毛的特殊关系，前去打探消息，摸毛对王力态度的底。刚从外地返京的毛随口念了两句唐诗："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随即下了逐客令。这两句诗是出自唐人罗隐凭吊诸葛亮的一首诗中，慨叹他虽有雄才大略，然而时运不济，壮志难酬的命数。

以笔者之见，毛泽东在这里用这两句诗来回答王海容，实际上流露出对抛出王力的复杂心情：前一句表面上说的是王力在"七二〇事件"后在政治上大出风头，成为万人迎接的"英雄"的景象，后一句则是说他时运已尽，现已沦为阶下囚。与此同时，隐隐地流露出毛为形势所迫，某种不得已的心境--主宰王力命运的毛本人也是"不自由"的，之所以把他抛出来，是受制于时局的无奈之举。

收拾文革烂摊子

周恩来知道这个差事不好干，却不想推辞，而是竭尽所能地担当起来。他在主持其事时始终小心翼翼，恪守政治底线，绝不触动文革本身，只是在一些局部的问题上纠偏补漏，避免惹怒毛泽东。虽然整个过程一拖再拖，但没有出现根本的逆转，总算把局势重新控制起来。就这样，以文革派的两员大将王力、关锋沦为阶下囚为标志，毛泽东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在经历了一年零三个月的大卜大乱之后，终于开始收场了。周恩来的政治处境也随之改善，不仅摆脱了曾经一度岌岌可危的处境，重新在政治上站稳了脚跟，而且令对手损兵折将，元气大伤，着实让中央文革一干人领教了他的手段，在对待他的态度上大大收敛。

更让周恩来大大松了一口气的是，毛泽东对他的态度也有了一个明显的变化，一再出面安抚笼络。在得知周心脏病发作病倒以后，毛特意从上海传话过来表示关心，要他注意休息，不要劳累过度。随后，毛又在接见各地党政军负责人的谈话中，提出要批评"极左派"，指出外事口有"黑手"和"阴谋集团"；并在审阅姚文元奉命写的《评陶铸的两本书》时特别加了一段话，点了前一段在社会上反周最力的造反派组织"五一六"的名。不仅如此，稍后，毛还打破缄默，对"伍豪启事"一事作了明确的表态："此事早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污蔑。"

对于毛泽东这一连串安抚的举动，周恩来不免感到受宠若惊，不过也明白毛的用意所在，无非是要依靠他去收拾文革的烂摊子，在政治上营造一个毛所设想的从"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局面，好对党内外有所交代。对此，周本人虽知这个差事不好干，却并不想推辞，而是竭尽所能地担当起来。实际上，从文革发动之初，他心里就在默默地等待着这一天，结束乱局，重新恢复国家社会的正常秩序。现在这一天终于到来了，可以施展自己治国平天下的身手了。

当然，周恩来也深知收拾文革乱局决非易事，而是困难重重，大乱之后国家正处于内忧外患之中，百端待举。不仅各地的造反派已成脱缰野马，难于控制，而且还将多方受制，投鼠忌器，只能在十分有限的范围内做些补救工作。与此同时，强邻环伺，中苏两国之间处于战争的边缘。尽管如此，周还是决意要把这件事情做下去，毕竟这样总要比天下大乱好得多，况且经过文革风暴以后，党内已经很难再找出第二个合适的人选来做这件事情了。对此，周氏内心深处是有着一种义不容辞的使命感的。

在以后一年多的时间里，周恩来按照毛泽东的意图，尽心竭力同时又小心翼翼地收拾文革乱局，为召开中共九大创造条件。他一个省一个省地做工作，解决当地的老大难问题，并以中央的名义发布多项布告、命令，严令禁止武斗扣需断交通运输，敦促两派拆除工事，封存武器，恢复生产，共同维护交通运输的通畅。对于一些武斗严重的地区，调集力量实行军管。与此同时，他要求各群众组织开展整风学习，消除派性，实现大联合。在此基础上，推动解放干部的工作，成立各级革委会，重新恢复社会正常秩序，引导全国各地相继转入了毛所设想的"斗、批、改"阶段。

正是放纵容易收束难。上述收拾文革乱局的过程步履艰难，其问几经周折，历时近两年，其中包括发生了一九六八年三月的"杨，余、傅事件"和其后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反击右倾翻案风"这样大的反复。但是，由于毛泽东的决心已下，周恩来在主持其事时又始终小心翼翼，恪守政治底线，绝不去触动文革本身，最多只是在一些局部的问题上纠偏补漏，避免触怒毛，所以虽然整个过程一波三折，一拖再拖，但没有出现根本的逆转，最后总算是把局势重新控制起来。到一九六八年九月，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全部建立了革委会，实现了所谓"全国山河一片红"。

在政治与良知之间的选择

在为刘少奇"历史问题"定案的问题上，周恩来从一开始就看出这是欲加之罪，不大愿意昧着良心去做亏心之事，无奈毛泽东执意要把他拉下水。在经历了一番内心的挣扎后，周最后还是"保持晚节"的念头占了上风，明知这是一杯苦酒，也只好硬著头皮喝下去，扮演了毛帮凶的角色。

在毛泽东结束文革运动的全盘考虑中，如何给刘少奇的历史问题定案占据很重的分量，远远超过他对诸如恢复生产、稳定社会秩序一类问题的关注程度、毛十分清楚他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已经把整个国家拖入一场空前的动乱和内战之中，如果拿不出开展这场运动的"丰硕成果"，他在政治上就无法交代。正是出于这种需要，毛泽东决意继续拿刘少奇开刀，在他的历史问题上大做文章。因为只有设法证明刘少奇的问题极其严重，才能显示出发动文革这场运动是"完全必要的"和"非常及时的"。

为此，毛泽东在一九六七年九月下旬刚从外地返回北京后，就亲自召集会议，把给刘少奇历史问题定案一事正式提了出来，要求把它作为召开党的九大各项准备工作中的一件大事来抓，并且一直抓得很紧。随后，在中央文革碰头会开始着手进行九大的筹备工作时，毛又就专门对"解决刘少奇的问题"作了部署，要求一定要抓紧刘案的审查工作，无论如何也要在九大前把刘少奇的历史问题"落实"下来。

这件事最初落到了周恩来的头上。他明知这是一件十分棘手的差事，却不好推辞。因为自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周本人一直兼任着中央专案审查委员会主任的职务 (文革之初由邓小平兼任)，因此给刘少奇的"历史问题"定案正是他份内的职责。况且此事又是毛泽东亲自交办的，在政治上有很重的分量，事关结束文革的大局。在这种情况下，一向信守"顾全大局"的周只好勉为其难，硬着头皮应承下来，担任中央审查刘少奇专案的牵头人。

不过平心而论，周恩来对抓这件事并不是那么卖劲，这和他收拾文革乱局时的态度很不一样，他在主管这件事时，在很大程度上是处于"听喝"的状态，拨一拨动一动。他在接见专案组的谈话中，总是不断地说两面的话，譬如"既要大胆地去设想，去调查，又要极其谨慎"，一方面强调说对刘少奇历史问题的审查工作在政治上"意义重大"，另一方面又强调要认真核实调查材料，没有把握的不要作为证据往上拿。周的这种态度，自然影响了办案的指导思想，使得对刘案的定案工作进展迟缓一直无法取得重大突破。

对此，毛泽东很不满意，认为周恩来是老病复发，想脚踩两只船，在政治上为自己留后路，有必要找机会敲打他一下。不过，当务之急还是要把刘少奇历史上的"罪行"定下来。眼看预定召开九大的日期日益迫近，而刘的历史问题却无法坐实。这令毛心急如火，于是决定中途换马，把周撤换下来，由江青接管对刘案的审查工作，并指定主管党内肃反工作多年的康生在中央常委分管此事，从旁协助，尽快把刘的历史问题定下案来。

根据毛泽东的这一决定，当时具体掌管刘少奇专案的谢富治立即对下作了传达布置，提出："大叛徒刘少奇一案，主要工作都是由江青同志亲自抓的。今后一切重要情况的报告和请示都要直接先报告江青同志。"江青见毛泽东如此重用自己，把这样重大的任务交给她去"攻坚"，自然十分卖力。她曾多次不无得意地表示：我现在忙得很，担负着中国第一大专案，不过，江青也确实不负重托，指挥刘少奇专案组日夜奋战，查阅大量敌伪档案，从中寻找出以做文章的蛛丝马迹，突击审讯，采取各种手段，诱骗逼供，勒取伪证，无所不用其极，甚至连危重病人也不放过。最后总算是如愿以偿，靠屈打成招的伪证和断章取义的编造，整理出所谓刘少奇三次被捕叛变的"罪证材料"，于一九六八年九月中旬正式报送中央。

不仅如此，急于向毛泽东报功的江青还把在中央领导核心中传阅刘少奇的有关"罪证材料"，变成一次对毛个人的效忠表态。她带头在上面批道："我愤怒！我憎恨！一定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刘少奇是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大特务、大反革命，可以说是五毒俱全的最阴险、最凶狠、最狡猾、最歹毒的阶级敌人。""要是没有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中国革命前途是不堪设想的。我作为一个革命的中国共产党员，书此以明我的无产阶级、中国共产党员的忠心和气节，我将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永远忠于革命的人民，做一辈子毛主席的小学生"。

显然是对周恩来主管刘少奇专案时的消极态度不满，江青在批转中央文革碰头会其他成员审阅时，有意将了周一军，并把文革派摇羽毛扇的军师康生作为暗绑，点名说："请你们把各自知道材料 (重要的) 批注一下，特别是恩来同志和康老，你们知道的可能比我多，因为你们工作经历决定这点。"对此，康生心有灵犀，在第二天便表态，跟着批了一篇话，表态完全赞成江青"充满无产阶级愤怒的批语"，

江青的将军和康生的表态让周恩来在政治上陷入窘境，面临无法回避的事态。本来，以周氏为人的精细和饱经党内肃反斗争的阅历，不难看出这份拼凑而成的所谓刘少奇历史问题"罪证材料"中的疑点和破绽，然而，大陆官方的《周恩来传》却极力为周开脱，说他"不清楚"江青一伙有意制造伪证，"不掌握真实情况"而最终相信了专案组的报告。这种解释未免太低估周恩来在政治上的判断力了，再说周为人的精细也不是那么容易就被下面蒙骗的。况且周自己也刚刚因"伍豪启事"的风波而在政治上经受了一场不小的虚惊，从而使他更容易看出事情的真相--不过是毛泽东欲加之罪，出于政治上的需要而拿刘少奇的历史问题开刀罢了。

实际上，周恩来本人早已意识到这一点，看出刘少奇一案中存有不少疑点，许多材料靠不住。在这种情况下，周一开始不愿意完全昧着良心去做亏心之事，所以在审议刘案时一直采取比较谨慎的态度，不想急于下结论，为此和江青、康生一度顶牛，双方争得很厉害。江、康曾几次对周拍桌子，批他是"怀疑派"，并告到毛泽东那里，传下话来敲打他，弄得周压力很大，最后只好退让，表示：要改你们改。周大概认为，这样做似乎就可以逃避良心的审判了，求得心之所安。后来当毛决定由江青替换周来主管刘案时，他乐得就此撒手。正好躲开这个难题。

但是，这一次周恩来却无处逃遁，不得不在政治与良知两者之间作出选择。现在无法确切知道当年周氏在作出决定时的心路历程，不过必然经历过一番内心的挣扎和灵魂的拷问则是无疑的。邓颖超生前曾对给她写传的作者谈过，周在作出这一决定时心里很痛苦，连续几天一个人在屋里来回踱步，彻夜未眠，办公室的灯一直是亮着的。

当然，周恩来在当时的政治压力下，明知给刘少奇定案的材料不实，存有不少疑点，最后还是"保持晚节"的念头占了上风，在政治上"顾全大局"，和刘少奇一刀两断，再加上周已经意识到他在这个问题上的消极态度，已经引起毛泽东的不快，这回江青将他的军，和康生联手一唱一和，很明显就是在奉旨敲打他。如果再不赶紧表示一个斩钉截铁的态度，毛是决不会轻易放过他的。至于这样做带来良知上的谴责和审判，周只好以"相忍为党"、"顾全大局"一类的说法来为自己开脱，求得心之所安了。

对此，周恩来的遗孀邓颖超在九年之后，为她丈夫当年在刘少奇一案上的所作所为，对英籍作家韩素音曾经作过这样的开脱：

"开除刘少奇出党的文件是恩来签署的……我们为此而道歉就成了吗？这件事对恩来说来是非常痛苦的，但是他不得不这样做……这样做是为了顾全大局。"

十大之后，周恩来终于打破缄默，对刘少奇一案正式表态。一九六八年九月二十五日，周执笔起草了由他本人和陈伯达、康生、江青共同签名上送的报告，把刘少奇所谓历史上三次叛变的"罪行材料"送给毛泽东、林彪审阅。报告称："刘贼少奇是长期埋伏在党内的大叛徒、大工贼、大内奸、大特务、大汉奸，现在专案组所掌握的人证、物证和旁证材料足以证明刘贼是一个五毒俱全、十恶不赦的反革命分子。"

不仅如此，周氏知道在刘的问题上，是毛泽东在政治上对他的一次考验，江青不过是毛的传声筒，他只有按照江青的口径表态，才能过关。为此，他在刘少奇被捕叛变"罪证材料"的传阅件上也批了一大篇话，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回应江青。他写道：

我完全同意你的批注和看法，我也是以无比愤怒的心情看着、想着、批注着这三本刘贼叛卖我们党和牺牲同志们的材料。刘贼是大叛徒、大工贼、大内奸、大特务、大汉奸，真是五毒俱全、十恶不赦的反革命分子！我们要首先欢呼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没有这种大革命，怎么能够把刘贼及其一伙人的叛党卖国、杀害同志的罪状，挖得这样深，这样广？当然我们还要继续挖下去，不能有丝毫松懈，不能失掉警惕，如果挖不完，我们要交给后来人！我们要万分感谢林副主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毛泽东思想、毛主席声音 (语录) 广泛地传达到几百万解放军和几亿劳动人民中去。没有几亿劳动人民和几百万解放军战士掌握了毛泽东思想，如何能够发动这场有亿万革命人民参加的自下而上又是自上而下的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思想的传播，毛主席声音的传达，毛主席指示的执行，这是考验我们够不够做一个共产党员，能不能保持革命晚节的尺度。在这点上，我们要向你学习！我更要向你学习!(江青阅后在此处批道：向恩来同志学习！共勉励，保晚节!)

尽管周恩来在批语中狠狠地踹了刘少奇一脚，所用的语言和江青如出一辙，并且用相当肉麻的言词向毛泽东表态效忠，对文化大革命大唱赞歌，吹捧林彪和江青两人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但却没有打消毛内心对他的疑虑，因而不想轻易放过他。为此，毛有意指定由周恩来在随即召开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代表中央作关于刘少奇历史问题的审查报告。这一手十分老辣，既然周在这个问题上态度暧昧，想独善其身，那就索性把他彻底拉下水，让他为刘少奇一案承担历史责任，以后即使翻案变天，周也是有口难辩。为了在政治上保持自己的晚节，周恩来明知这是一杯苦酒，也只好硬著头皮喝下去，为毛泽东火中取栗，扮演了帮凶的角色。

一九六八年十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批准了周恩来代表中央所作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并通过决议，宣布"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伙叛党叛国的罪行。"这件事成为周氏在文革中一大历史污点。知夫莫若妻，前面邓颖超所提到的就是指的这件事。她曾对中共党内一批总想"扬周贬毛"的老干部说过这样的话：你们不要这么搞，恩来什么时候反对过毛主席？他这个人你们不是不了解，路线对了，他就对了，路线错了，他就错了。你们那样说，那样搞，能够向历史向后人交代么。应该说，邓颖超在这一点上还是有点自知之明的，知道有些事情在历史上是回避不了的，也无法为自己的丈夫辩白，只能听任历史来评判。

在本章结束之前，围绕着涉及周恩来历史责任的专案审查问题，再选几个引起海内外关注的案子作点说明。目前坊问流传一种说法，说周恩来在处理王光美的问题上，主张处以极刑，而被毛泽东保了下来。这种说法在海外学术界很有市场，被广泛引用。更有人移花接木，指周比毛更恶，主张杀掉刘少奇，言之凿凿。以作者曾在大陆多年从事文革史研究的经历，翻阅了大量当年的历史文献，其中包括许多被列为绝密的档案，并没有看到过"此人该杀"一类的原始批件。这只是一种道听途说，以讹传讹，拿不出确凿的证据来，同时也太不了解毛、周各自的为人。

应该说，在整刘少奇的问题上，毛泽东是主谋，周恩来是跟着干的，更确切地说是被毛拖下水的。毛虽执意要在政治上置刘少奇于死地，却不愿意背上公然杀他的罪名，这是他对待政敌的一贯作法，无论是在建国前对张国焘、王明，还是建国后对彭德怀都是如此。在毛泽东看来，根本用不着干这种脱了裤子放屁的蠢事，只要在政治上宣判这些人的死刑，然后给他们吃饭、拉屎、睡觉"三大任务"，一直关到死完事。这样既在政治上达到了目的，又不必在历史上承担骂名，还可以显示毛本人的"宽宏大量"。当刘少奇在监禁之中患了急性肺炎，高烧不退，毛就曾批示：政治上划清界限，生活标准不降低。"应该说，毛所惯用的这一手，比斯大林为了除掉自己的政敌而在肃反扩大化中大开杀戒更为阴毒老辣。

既然毛泽东不想杀刘少奇，一向善于观风而又很会做人的周恩来实在没有什么必要再来充当恶人，这并不符合他一贯的为人处世之道。这一点，从他对处理刘少奇与邓小斗专案大相径庭的态度上，也可以看出来。这并不是他有意厚邓薄刘，而是他在看毛泽东的脸色行事。文革一开始，毛泽东在一面批邓的同时，一面又在私下谈话中多次表示对刘、邓要有所区别，要把两人"拆开来"。周恩来是个聪明人，岂有看不出毛的用心之理？所以在处理邓小平专案的问题上，周自然有了较大的回旋余地，可以不大理会林彪、江青的态度。

比如，邓小平专案组当时曾要求周恩来对邓本人历史上的几个"疑点"提供线索，进行"帮助指导"。他先是把这份报告压了下来，不予理睬，后又在邓入团、转党的问题上，亲自出来作证明。在邓下放江西的问题上，周氏也作了格外关照，坚持把他安排在南昌附近，在生活上给予照顾。在庐山会议毛、林交恶以后，周更是干脆趁机把邓小平专案组撤销掉了。

至于目前海内外流传周恩来主张杀王光美的说法，则并非空穴来风，而是事出有因。刘少奇平反后，他的子女在回忆文章中提到当时林彪、江青一伙要给王光美判死刑，毛泽东批了"刀下留人"。不过，根据作者所接触过的档案材料和访问有关知情人，情况并非如此。事实上，当时主张杀王光美的，是江青而不是周恩来。不过江青并没有在正式会议上提出，而是个别同毛讲的。

后来在一九七〇年六月间，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向中央正式报送了《关于王光美特务罪行的审查报告》，提出："鉴于王光美是一个长期隐藏在我们党内的美国战略情报局特务，罪行严重，建议永远开除她的党籍，并依法惩办。"在这里，专案组并没有言明其中所谓"依法惩办"，是处死还是判刑。

对此，当时在中央主管这一专案的江青首先作了批示："拟同意。"然后送给毛泽东、林彪、周恩来、谢富治、汪东兴审批。林彪批了"同意"，周恩来则批示："应予判刑"。最后，毛在上面批了一段话："暂时还不宜判刑。一切这类专案，对罪犯部分调研从严，处理从宽，保护犯人，使他们感觉到出路，以便保留活证据，对将来有利。此事请中央一议。"其中"保留活证据"便是所谓"刀下留人"的由来。就这样，王光美一直被关押在秦城监狱，直到毛死后两年多才被放了出来。

历史总是在不断捉弄人的。毛泽东在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翦除掉心腹大患刘少奇后，到头来却发现扶植起林彪这样一个更加难于驾驭的对手，这完全打乱了毛原本想通过召开中共九大来巩固文化大革命既成格局的部署。实际上，九大召开之日，就是毛、林两人在政治上分道扬镳之时。在刻意营造的"团结、胜利"的表面气氛之下，新的一轮党内权力斗争已经悄然展开。

在这种情况下，早已被文革乱局弄得心力交瘁的周恩来还没有来得及稍稍喘一口气，就被卷入到另一场你死我活的角斗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