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天下大乱中的双重角色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毛泽东重返一线，直接掌握指导文革运动，按照既定方针，继续放手大干，以期造成天下大乱的局面。与此同时，他把设法维持国家和社会日常生活运作的任务交给了周恩来，指定其主持中央政治局的工作，负责处理党、政、军的日常事务。这样，周氏上任伊始，就陷入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冲突之中，处境困窘，左支右绌，穷于应付。

执两用中的应乱之道

自文革全面发动以后，周恩来自觉或不自觉地扮演着双重角色：一方面贯彻落实毛泽东发动文革，实现"天下大乱"的意图，另一方面又在设法维持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日常运作。这是两个互相矛盾，很难协调的目标，然而周却使出浑身解数，试图在这两者之间寻找到某种平衡点，尽可能地将它们统一起来。

毛泽东之所以在废黜了刘少奇的接班人地位后还不想收兵，是因为他深知眼前的胜利是不稳固的，刘只是暂时处于下风，并没有真正认错服输，随时可能卷土重来。刘在全会上的检讨发言虽然在表面上承认了错误，表示"对这次的决定思想上早有准备，完全没有抵触情绪"，但实际上却并非如此。他在小组会议的发言中公开抱怨被毛和群众"夹在中间"，"上挤下压"。甚至借检讨之机发泄不满情绪，意在言外地影射说："老虎屁股摸不得，结果就要被革掉，要让人家革，让人家摸，摸个痛快"。况且，在毛泽东看来，刘少奇已经在党内经营多年，树大根深，影响远未肃清，从中央到地方各省、市都有他的人，目前各地的党政机构对文革运动普遍存在的消极抵制就是证明。而且在一般群众中，刘少奇的影响也不可低估。就在八届十一全会期间，刘去北京建工学院看大字报的时候，围观的群众中还有人喊"刘少奇万岁"的。因此必须趁势穷追猛打，彻底肃清刘在政治上的影响，摧毁他的权力基础。否则的话，刘随时有可能利用党内的不满情绪杀回马枪，进行秋后算账，就像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会时那样。这是让毛深为忧虑的。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决心采取非常之举，全力支持红卫兵的大串连，利用青年学生作为突击力量，冲垮各地党政机关对运动的抗拒，把文化大革命的烈火燃遍全国。八届十一中全会刚一结束，毛就刻意穿上军装，佩戴红卫兵袖章，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检阅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上百万红卫兵代表和革命师生。林彪在大会讲话中特别代表毛支持红卫兵"敢闯、敢干、敢革命、敢造反"的精神，并宣称"最高司今是我们毛主席"。

历来喜欢从群众运动中寻找灵感的毛泽东则从"八一八"接见时盛大狂热的场面中，受到了启发，那就是在人民群众中营造对他本人狂热的个人崇拜，以此来作为对付刘少奇的利器。于是，毛随即提出要继续接见下去，要同全国几千万红卫兵直接见面，为此还找了一套说辞，称这是为了接受苏联的教训--在苏联直接见过列宁的人太少，后来苏联变修，把列宁主义丢了，与此不无关系。根据毛泽东的这一想法，中央随后宣布进行全国大串连的红卫兵乘车、吃饭、住宿一律不要钱，完全由国家来负担。在毛泽东的鼓动下，红卫兵运动迅猛异常地席卷全国，势不可当。"毛主席为我们撑腰，我们为毛主席争气"。年轻、单纯而又狂热、冲动的中学红卫兵怀着革命造反、改天换地的强烈愿望，首先冲出校门，杀向社会，在"破四旧"(即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 的旗号下，打人，抄家，剪长发，剁高跟，焚书画，砸商店，改街名，毁庙宇，横冲直闯，为所欲为。

随后，北京大、中学校的部分红卫兵又奉中央文革之命，到全国各地去"煽革命之风，点造反之火"。每到一地，不问青红皂白，便大兴问罪之师，炮轰一切，并以查收工作组"黑材料"的名义，冲击当地党政机关，揪斗领导干部，鼓动当地群众起来造反。这样，混乱的局面迅速由学校扩大到整个社会，严重地打乱了社会生活的正常秩序。

这种局面，自然让刚刚接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感到忧心忡忡。尽管他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举过手，赞成开展文革运动的决定，但眼前的这种搞法还是和他自己对文革的理解和设想相去甚远，且不说已经严重地违背了多年来党所奉行的一贯政策，就是用八届十一中全会才通过的《十六条》来衡量，也大大出了格，闹得已经不像话了。如果不设法采取措施加以制止的话，很快便会一发而不可收。不过，已经被交过底的周恩来知道这种"天下大乱"的局面，正是毛泽东本人有意制造的，意在把文革这把火烧向全国。在这种情况下，在政治上"保持晚节"的心态令他不敢违抗毛的意志，只能跟着走。可是，他又不能完全坐视这种混乱的局面蔓延下去不管，因为一旦局势恶化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他本人也无法向毛交代。这种困处"夹缝"中的境况，使周左右为难，欲言又止。不过，他毕竟是善于在政治上走钢丝的老手，懂得如何见机而作，因势趋便而又不失分寸，落下把柄。

在红卫兵破"四旧"这场狂潮中，许多民主党派人士首先遭难。他们大都是在当年中共打天下的过程中，与共产党风雨同舟的老朋友，如今却大祸临头。有的被抄家，有的被揪斗，不少人家中珍藏多年的文物古籍被洗劫一空，甚至被付之一炬。这让多年来负责统战工作，一直同他们打交道的周恩来深感不安，一直想出面制止这种状况。但是，不久前毛泽东对周恩来不能同这些人"过于接近"的敲打，言犹在耳，让他不敢贸然行事，不得不暂且忍耐，等待时机。恰好就在这时，一直和毛私交很深的湖南名士章士钊写信向毛求救，详述被北京大学红卫兵抄家批斗的情况，恳请他能"在可能范围内稍梢转圜一下，当有解铃之望"。毛泽东阅后在信上批示："送总理酌处，应当予以保护。"有了毛泽东的尚方宝剑，周恩来马上趁机行事，除了立即对章氏采取了保护措施外，更进一步发挥了毛在批示中的精神，开列了一份应予保护不受冲击的民主党派负责人名单，其中包括孙夫人宋庆龄、国民党军队起义将领傅作义、前国民党副总统李宗仁等十三人。不仅如此，周在所开列的名单末尾又将保护的范围推而广之，提出对人大、政协、国务院等党和国家以及政府各部门的领导人也应进行保护。

随后，在周恩来的安排下，对列入名单的人采取了不同形式的保护措施：有的派人动员他们暂时离家躲避一下，有的被送到解放军三〇一医院，有的干跪被送到外地疗养，还有的由公安警卫人员进驻家中，劝阻前来抄家的红卫兵。

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对宋庆龄的保护。在红卫兵横扫一切的浪潮中，宋氏在上海的寓所也未能幸免，连续受到红卫兵的冲击，其中缘由是因为末庆龄得罪了江青。起因是文革发动以后，毛泽东曾派江青专门探访宋，向她打招呼，解释开展文革运动的必要性。然而，宋对自命不凡的江青并不买账，反而直言批评红卫兵不应伤害无辜。结果两人的会面不欢而散，宋对文革的态度令毛很不满意，江青更是耿耿于怀，宋由此大祸临头。在江青的策动下，宋庆龄因而成为红卫兵运动的斗争目标，勒令她剪掉保持了几十年的盘在脑后的发髻，改成三八式齐耳短发。接着宋氏双亲在上海万国公墓的墓地被毁坏，石碑被推倒在地。深爱自己父母的宋氏知道后，禁不住失声恸哭，精神上受到很大刺激，当即病倒下来。为了保护自己父母的坟墓不再遭受横祸，宋甚至强撐病躯修改了自己的遗嘱，向中央正式提出她死后一定要与父母葬在一起的要求。

宋庆龄的这种遭遇，令与她交往多年、彼此相知很深的周恩来心里很不好受。不过他对文革女老板江青有所顾忌，上海又是文革派的大本营，不便插手。为了避免与江青正面冲突，周采取了"惹不起躲得起"的办法，劝说宋到北京来住，并指定负责他的警卫工作人员主管宋氏在北京的安全保卫工作。这期间，周恩来还数次出面对红卫兵做说服工作，设法借助毛泽东的权威，劝阻红卫兵不要到宋氏的家里去贴大字报，说：宋庆龄是孙中山的夫人。孙中山的功绩，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就肯定了的，他的夫人自与我们合作以后，从来没有向蒋介石低过头。她同共产党的长期合作是始终如一的。我们应当尊重她。不能因为她妹妹是蒋介石的妻子就要打倒她。

后来，周恩来又下令上海市有关部门立即将宋氏墓地修复，并交待在竣工后拍照片寄给宋庆龄。此外，他还顶住江青的压力，借纪念孙中山诞辰一百周年的机会进行补救，指示人民出版社重印《孙中山选集》，并为新编选的《宋庆龄选集》题写了书名，以便多少安抚一下精神上受到创伤的宋氏。

针对红卫兵运动中普遍存在的乱打乱斗的问题，周恩来在八、九月间花了很大精力去做红卫兵的思想工作。同中央文革一味鼓动怂恿的态度有所不同，周在肯定红卫兵运动大方向的前提下，重点放在宣传解释党的政策，力图减少其狂热性与破坏性，设法引导到可以控制的轨道上来。在那些日子里，他不分昼夜地出席各种形式的座谈会、报告会，与红卫兵频繁接触，广为交谈，苦口婆心地进行劝说，要求他们要学习掌握党的政策，严格遵守纪律，团结大多数，要文斗，不要武斗。

鉴于红卫兵到处套用毛泽东"炮打司令部"的提法而炮轰一切的作法，周恩来在做红卫兵工作时，小心翼翼地回避了对手这一提法本身的表态，而是强调说：不能把炮打司令部认为是毛主席号召打所有的党政机关，不能乱打一通，不能对一切司令部都炮击，不能把一切领导都打成黑帮。并不是所有党政领导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如果那样看，把党中央放到哪里？这样看法，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不是落空了吗？并提醒说："黑帮"、"黑线"，现在中央不讲这个话了，这个说法不容易把界限定准。"黑帮"，到底这个"帮"有多大？越搞"帮"越大；"黑线"，这个线有多长？越摸"线"越长。这正是毛主席思想。

这段期间，最让周恩来焦头烂额的，还是承担接待毛泽东八次检阅红卫兵的组织工作和应付红卫兵大串连所造成的全国铁路运输全面紧张的局面。在此之前，虽说他已经对毛实行"天下大乱"的战略意图有所了解，但对运动如此大张旗鼓的搞法还是缺少足够的精神准备。在红卫兵大串连之初，周就担心此举会影响国民经济的命脉--铁路交通运输，从而打乱整个社会的正常秩序，因此力主不要一哄而起，主张要分期分批地进行。但是，这个提议却受到了毛的批评。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不再说什么，而是把庞大的接待组织工作承担下来，作为他本人支持开展文革运动的一个实际行动。为了保证毛每次接见的顺利进行，周想方设法克服各种困难，临时从各机关、学校、驻京部队抽调了大批干部，并紧急腾出大量校舍、办公室组成接待站。他本人则全力以赴，亲自调度粮食、火车，筹划安排来京外地师生的衣、食、住、行、医。对毛泽东的安全保卫工作更是尽心竭虑，不敢有一点疏忽，反复推敲其中的每一个细节，确保万无一失。

国庆节前夕，全国各地师生云集北京，等待毛泽东的接见，总数达到一百五十万人以上。由于来京的人数实在太多，北京市各接待单位虽然已经尽了最大努力，甚至连许多党政机关的办公室和干部的家中都住了人，但还是应接不暇，仍然有三十万人安排不下。为此，周恩来不得不出面向毛反映目前已经大大超出了北京的接待能力，再来就有困难了。对此，毛泽东毫不以为意，坚持开展全国大串连，表示现在才刚开始，他要接见两千万人，称他自己在中南海的住所也可以腾出来让给外地红卫兵住。中央文革则借机指责周恩来所主持的接待工作，让"毛主席请来的客人露宿街头"。在这种情况下，周只好检讨自己的工作没有做好，并带头将他的住处腾出来接待红卫兵；另一方面，召开紧急动员会议，向各单位下达接待红卫兵的包干任务，并紧急动用部队搭建临时帐篷，这样才总算应付过去。

更让周恩来感到头疼的则是红卫兵大串连对全国铁路运输的冲击。当时铁路的客运量早已超过极限，客运列车无一不严重超载，已到人满为患的程度。每节车厢、过道里都挤满了人，行李架上坐著人，椅子底下躺着人。甚至连厕所里也都站着人。人们上厕所必须从别人肩膀上踩过，上下车则需要从车窗爬进爬出。在这种情况下，只好抽调货运列车暂时用来载人。但这样一来，又造成各地货运物资的大量积压。由于物资运不出去，很多工厂只好停工待料。再加上部分铁路工人已经起来造反，脱产"闹革命"，更加剧了整个铁路运输秩序的混乱。

然而，由于毛泽东执意实行"天下大乱"的方针，根本不在乎对社会生活造成的影响，周恩来虽然心急如焚，却无法对问题作根本的解决，只好被动应付，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他每天深夜都要把铁道部长吕正操找来，了解铁路运输的情况，甚至亲自担任铁路总调度，直接指挥疏导交通堵塞最为严重的路段，以解燃眉之急。他还批发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铁路企业单位分期分批开展文革运动和整顿车站、列车秩序的通知，并征得毛的同意，号召进行徒步串连。

但是，这些努力实际上并没有起到多大的作用。最后还是因为进入隆冬时节，天寒地冻，毛泽东的注意力也转到其他方面，这场全国大串连才逐渐停止下来。不过，铁路运输的混乱局面并没有因此而得到缓解，相反却由于各地两派之间愈演愈烈的派斗而变得更加严重。

自文革全面发动以来，周恩来作为中央日常工作的主持者，一直处在文革运动实际执行者的地位，总在自觉或不自觉地扮演着双重角色：一方面贯彻落实毛泽东发动文革，实现"天下大乱"的意图，另一方面又在设法维持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日常运作。本来这是两个互相矛盾，很难协调的目标，擅长在政治上走钢丝的周氏却使出浑身解数，试图在这两者之间寻找到某种平衡点，尽可能地将它们在一定程度上统一起来。

不过平心而论，周恩来在扮演前者时，总是显得被动迟疑，有些做作，好像是在"做戏"；而在扮演后者时则表现得积极主动的多，是一种"本色"的表演。换句话说，周虽然决心在政治上紧跟毛泽东，竭力勉励自己以一种热情投身到文革战斗中去，但还是无法斩断尘缘，不食人间烟火，内心更关注的还是大乱之中的国计民生问题，这种情况随着文革运动的深入开展，上述两者矛盾的进一步加剧而表现得愈加明显。

这年九月间，因红卫兵大串连而造成的混乱局面，已经开始波及到工农业生产的各个方面。当时正值秋收大忙季节，但是出于运动的冲击，不少县和公社一级党政机关陷于瘫痪，大片成熟的庄稼亟待收割，却无人过问。作为国家的总理、七亿人的大管家，周恩来深知问题的严重性，三年困难时期因国库缺粮而大批饿死人的惨剧殷鉴不远，如果对眼前这种局面听任不管的话，到头来老百姓势必再度遭殃，他本人也难辞其咎，在毛泽东那里无法交待。

当然，周恩来很清楚目前运动正处于发动阶段，毛泽东真正关心的是如何排除阻力，把文革运动深入搞下去的问题。因此，如果这时出来对运动设限，强调抓生产，势必会惹毛不快。况且，就在八届十一中全会结束后，林彪在以接班人的身份布置工作时，特别强调说：这一次一定要大搞，要以主席为轴心，不能再有两个方针，两个司令部。并意有所指地说："我们有许多同志，容易埋头于粮、油，还有钢铁、煤炭的指标，而忽视政治思想。"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决定尽量向毛泽东反映这方面的问题，力争取得毛的支持，因为他相信不管怎么说，毛还是懂得天下吃饭的问题最大的道理。他继续采取了见机而作的做法。九月三日，黑龙江省双城县的一个干部向中央反映该县的县委书记、县长被批斗，生产陷于瘫痪的问题。周立即把这一简报批送给毛，因事不宜迟，又责成人民日报社立即起草一篇《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先行发出。随后，他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专门讨论这一问题。会议决定起草一个中央关于农村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文件，做出明确规定，解决这一问题。同时，鉴于不少工矿企业的工人已经起来"造反"，导致生产指标大幅度下降，周恩来决定趁势起草一个中央关于工矿企业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通知，一并送毛泽东审阅。九月八日，他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修改通过了中央关于农村和工矿企业开展文化大革命的规定草案，其中规定县以下农村的文革运动，仍按"四清"的部署结合进行，红卫兵不准到县以下各机关和社、队去串连。秋收大忙时，应集中力量搞好秋收秋种秋耕，运动可以暂时停下来。对工矿企业则强调：应当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迅速组成两个班子：一个班子抓革命，一个班子抓生产、抓业务。职工应坚守工作岗位，文化大革命运动可放在业余时间去搞。并重申了红卫兵下要进入工矿企业、科学研究设计单位去串连，等等。

文件搞出来后，行事谨慎的周恩来知道兹事体大，除了必须征得毛泽东的同意外，还需听取各方意见。于是，他先让陶铸以个人的名义向华东局传达了这两个通知的基本内容，投石问路。果然，对此出现了两种尖锐对立的意见。广大干部、工人、农民普遍认为这是中央说了他们想说的话，为他们撑了腰，以后可以安心搞生产了。而青年学生们则大都不理解，甚至有的认为这是个"大阴谋"，有的人还发火急电报给江青，称"这个所谓文件是完全违背毛泽东思想的，是和十六条不相符的"。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为了避免生出事端，马上采取主动行动，写信给毛泽东，表示："我认为有关农业和工矿企业文化大革命问题，需要在政治局讨论一次，议定政策，然后才好批发关于这两方面的通知。"这时正在考虑如何突破运动阻力的毛自然对这两个束缚群众手脚的规定感到有些不快，不过他也知道如果不加以解决的话，后果严重，在踌躇了几天之后，只好表态："可印发，不要讨论了"

有了毛泽东的尚方宝剑后，周恩来终于松了口气，可以名正言顺地抓工农业生产了。就在中央关于农村、工矿企业开展文革运动的两个规定下发后的第二天，他借着毛第三次接见红卫兵的机会，在大会上着重讲了"抓革命，促生产"的问题，强调搞好工农业生产的重要性，要求广大干部和群众坚守生产岗位，说："我们一定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一手抓革命，一手抓生产，保证文化大革命和工农业生产双胜利"。最后，他还带领全场高呼口号："抓革命，促生产，迎接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高潮。"接着，周恩来又一鼓作气，搞出来一个财贸战线上的政策规定，以供下面遵照执行。但是，经过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讨论通过后，却被中央文革扣压下来。他不甘心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无疾而终，为此专门写信给文革小组的女老板江青，催促他们抓紧核阅，尽快发下去，说："文化革命中有关经济政策方面，农业和工业、科研两个通知发出后，对生产很有利，财贸和手工业一个通知修改稿，已送文革小组几天，务请陈伯达同志抓一下，以便议好后再提请中央政治局讨论。"

江青早就对周恩来这样到处制定条条框框，充当"灭火队长"的作法很不满意，只是因为他行事谨慎老练，处处注意取得毛泽东的支持而暂时无可奈何罢了。这次，她故意采取拖延战术，以忙于其他事情为借口压着不办。后来经过周的一再催促，最后总算勉强松口，改由中央批转了这个规定草案。尽管如此，周氏上述设法维持工农业生产所做的努力，在实际上并没有起到多大的作用，很快便被毛泽东发动文革新的部署给冲掉了。

"新文革与旧政府"的对垒

在文革初期的权力格局中，周恩来所主持的政治局常委碰头会同以江青为老板的文革小组形成两军对垒的局面，由于文革小组贯彻执行的是毛泽东"天下大乱"的意图，因而总能得到毛的支持而占上风；而周这一方则因往往不合毛的意图，显得"理不直气不壮"而屡屡败下阵来。

文革全面发动后，毛泽东采取的是"两手抓"的策略，所依靠的也是两套班子：一方面通过由江青一手控制的中央文革小组指挥运动，贯彻他的各种意图；另一方面则依靠周恩来所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维持和应付日常局面。尽管在《五一六通知》中明文规定文革小组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下，不过出于对运动发号拖令的需要，毛泽东更倚重的是前者而不是后者，经常绕过周所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而直接向文革小组布置任务。在毛泽东的支持下，文革小组的权力变得越来越大，与周恩来所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形成分庭抗礼之势。由于这两者所担负的角色截然下同，看问题的立场角度也大相径庭，因而双方的摩擦和冲突下可避免。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首当其冲。虽然他善于隐忍周旋，尽可能地与中央文革求同存异，避免与之正面冲突，但双方的关系还是日益紧张，成为文革女老板江青的眼中钉印发泄的对象。比如，从一开始，江青就对周奉毛泽东之命过问清华大学运动时，有意不点刘少奇的妻子王光美的名 (王当时任该校工作组成员--作者注) 很有意见，认为周旗帜不鲜明，对前述周所开列的"保护名单"，江青也很下高兴，特别是对宋庆龄的保护，更是让她憋了一肚子火。据知情人回忆，曾发生过这样的一幕：当江青看到摆在自己桌上的由周恩来题写书名的《宋庆龄选集》时，竟然歇斯底里大发作，伸手把书扔到地上，抬起双脚践踏，一边用劲踩一边气冲冲地说："总理真是!……还给她题字！"

由于中央文革多是奉旨行事，贯彻执行的是毛泽东"天下大乱"的战略意图，因而在两军对阵中，总是能得到毛的支持和撑腰而占上风，而周恩来这一方则因往往不台毛的意图，显得"理不直气不壮"而屡屡败下阵来。比如，八月下旬，针对日趋严重的红卫兵以查抄工作组"黑材料"的名义，冲击党政机关的问题，周与陶铸商量后，起草了一份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保护党和国家机密和要害部门的通知，送毛泽东、林彪审阅和中央文革披阅。江青对这个把属于党和国家机密要害部门的范围规定得极其详尽，几乎无所不包的通知，十分不满，认定这是周恩来借机划框框，束缚群众的手脚。于是她在上面批道："建议中央常委讨论一下，更加应请主席和林彪同志仔细阅读和批改。"毛阅后支持了江青的意见，批示："此件不发""，把文件退了回去。又如，周恩来针对当时运动中出现的乱打乱斗问题，花了不少精力起草了一份《有关红卫兵的几点意见》，对红卫兵的纲领、性质、条件、组织、纪律等问题作了阐述，强调红卫兵要学习掌握政策，遵守纪律。随后，他又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对此进行讨论，准备印发全国贯彻执行。与会的多数人表示赞成，认为现在该是强调讲政策的时候了。

然而，中央文革却从中作梗，康生表示要慎重考虑，否则"有包办代替的危险"。姚文元则强调要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讲政策。康、姚二人在会上一唱一和，挑刺刁难，是因为文革女老板江青早就非常不满周恩来自文革发动以来，不断出面制止红卫兵乱揪乱门的做法。她曾多次讥讽周足"灭火队长"，甚至当面责骂周："这个你也不让批，那个你也下让斗，你的的确确打击了群众和红卫兵的积极性。"就这样，由于中央文革的反对，这份文件最后胎死腹中。

当然，江青对周恩来并不完全是一味的打压拆台，也还有拉拢争取的另一手。这究竟是出于江青本人的智谋，还是背后另有高人指点，不得而知。自从周受命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处理党、政、军日常事务后，江青曾几次表示"欢迎"他参加由她一手把持的中央文革碰头会。周心里当然清楚江青此举所打的如意算盘，是要他放弃所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把两者合二为一，形成由中央文革一统天下的局面。这是周所不能接受的。一方面是因为他所主持的中央常委碰头会是经毛泽东授权的，不经毛的同意，他不会拱手相让，另一方面这也是他在眼前的乱局中唯一可以对时局发挥影响的阵地。于是，周恩来婉言谢绝了江青的这番"好意"，并且不动声色地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施展自己擅长团结各种人的本事，把党内的第四号人物、同时兼任中央文革小组顾问的陶铸拉到他这一边，并尽可能地与文革小组的另一个顾问康生保持好关系，在遇到问题时，注意尊重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的意见，即便是对中央文革中的"小字辈"，诸如王力、关峰、戚本禹等人，周也纡尊降贵，注意请教听取他们的意见。对江青本人，周更是格外恭敬，小心周旋，决不与她正面冲突。凡此种种，在一定程度上分化了中央文革小组。

江青见拉拢不成，反而被周恩来挖了墙脚，十分恼火，于是迁怒于陶铸，不断地找他的碴。在后来陶铸被打倒以后，江青的一腔怨恨借机发泄出来，指着周的鼻子骂道："你一贯地与中央文革分庭抗礼，长期搞一个政治局碰头会，还有国务院碰头会，把中央文革里的常委拉到你那里，成心拆散中央文革。"

江青见拉拢这一手不起作用，便开始整周恩来，用她自己的话说是"让总理知道一下老娘的厉害"。她一方面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不断地向毛泽东告状吹风，说周的坏话，另一方面私下挑唆学生造反派中的头面人物出来反周。

九月下旬，江青指定她的亲信张春桥主持由中央文革召集的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座谈会。会上，清华大学造反派领袖蒯大富在江青的授意下，公开点了周恩来的名，指责他在重大问题上"和稀泥"，搞"折衷主义"。还提出真正怀疑现在是否还有一个暗中与党中央、毛主席对抗的"司令部"。江青在听取汇报后，立即表态同意蒯大富的看法，说周恩来"就是和稀泥，搞折衷主义"。陈伯达也附和说：总理就是旗帜不鲜明。文革小组会议随即作出决定，把座谈会的记录送毛泽东，并由王力、关峰起草一篇《红旗》杂志国庆社论，批判"折衷主义"，强调要旗帜鲜明地支持造反派。这就是后来社会上出现炮打周恩来的大字报，散布文革是"新文革与旧政府之间的斗争"的流言的由来。

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由来

文革运动从一开始就遭到党内外的抵制，陷入骑虎难下的困境，但毛泽东决意硬着头皮搞下去。毛在国庆节之夜天安门城楼上语惊四座地表示："文化大革命一定要搞到底，要枪毙的话，我和你们一起枪毙。"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是毛为了排除阻力而发动的一场新战役。

毛泽东对江青不断反映周恩来在政治上的暧昧态度自然感到不快，对他所主持的工作也有意见，不过毛此刻更关注的还是整个运动的形势，对近来青岛、长沙、西安等地不断发生工农群众围攻学生的情况甚感忧虑。毛十分清楚在工农群众干预学生运动的背后，是党内各级干部对他发动的文革运动存在抵触情绪，而根子则在于刘少奇的阴魂不散。因此必须在下一步运动中解决这个问题。

善于从历史中寻找灵感的毛泽东很快便从延安整风期间通过批判"错误路线"，斗垮王明一事中得到启发，决定用批判刘少奇所代表的"错误路线"来统领全局，作为下一步运动的突破口。

正是出于这种考虑，九月下旬，毛泽东对八、九两月运动的形势，提出了这样的看法：整个运动的主流是向前的，但是许多问题并没有解决，特别是批判错误路线的坚定性和彻底性。在这里，毛一石数鸟：其一，把刘少奇的问题正式提到"路线错误"的高度，这在党内斗争中是性质最为严重的错误，作为错误路线的代表人物更是意味著在政治上永无翻身之日。其二，又可用来对付刘少奇线上的人，特别是那些对文革存有抵触情绪而又不肯转弯的党内反对力量，以"顽固坚持错误路线"的罪名将他们打下去。其三，含蓄地敲打了周恩来，警告他不要在两条路线斗争中态度暧昧，左右摇摆，重犯以往历史上的错误。毛的这一思想，就是后来在全国范围内形成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浪潮的由来。

顺便一提的是，目前大陆官方和学术界为了在政治上维护毛泽东早已摇摇欲堕的偶像，而把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一曾在文革中搞乱全国的提法，不是归咎于林彪，就是归咎于陈伯达等中央文革的秀才们。其实，这一提法的始作俑者和最后定夺的正是毛本人。毛泽东要开展对刘少奇"错误路线"批判的意图，随后由林彪在国庆大会上的讲话中转述出来，宣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

这其中还有一段插曲。陈伯达、张春桥在起草林彪国庆讲话时最初使用的是"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的提法。但是，当时主管宣传工作的陶铸认为这一提法太重，建议改为"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被毛泽东所采纳。心有不甘的张春桥在林彪讲话后的当晚向毛提出，"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的提法在语法上不通，建议再改回来。毛经过考虑后，表示不要再改回来了，以后可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法。

就这样，毛泽东一槌定音。随后《红旗》杂志第十三期社论向全国传达阐述了毛的这一思想，号召"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其中并专门写了一段针对周恩来的内容，说："要不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能不能贯彻执行文化革命的十六条，能不能正确进行广泛的斗批改的关键。在这里，不能采取折衷主义。"以《红旗》杂志第十三期社论为肇端，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这是毛泽东面对党内抵制文革的强大阻力而发动的一场新战役。尽管毛事先对此已经有所估计，但党内抵触情绪竟然如此之大，还是出乎意料，陷入了骑虎难下的困境：运动已经一发而不可收，而继续搞下去的话，又困难重重，前途难以逆料，弄不好会身败名裂。但是，对毛来说在政治上已经没有退路，只好铤而走险，硬著头皮搞下去。毛泽东的这种心境，在国庆节之夜天安门城楼上同周恩来和部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谈话中，曾经不加掩饰地流露出来。他语惊四座，说："文化大革命，定要搞到底，要枪毙的话，我和你们一起枪毙。"为此，毛泽东改变了最初文革运动搞三个月收兵的设想，用大批判开路，继续放手大搞，采取双管齐下的办法，一方面在下面发动群众召开有十万人参加的全国在京师生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的誓师大会，营造声势，向党内反对势力施压；另一方面决定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试图对党内各级领导干部"打通思想"，说服他们接受自己发动的文化大革命。

然而，随后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的结果却令毛泽东大失所望。更准确地说，经过这次会议，毛已经对说服与他本人离心离德的党内高级干部失去了信心，会议一开始，林彪和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轮番上阵，大讲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张挞伐，指名道姓地抨击刘少奇，邓小平执行的是"一条压制群众、反对革命的路线"，是把国民党的"训政"那一套搬了出来；宣称"两条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

尽管林彪和陈伯达两人在会上讲话的调门很高，却无法打消与会者对文革运动的思想顾虑和抵触情绪。这些普遍受到冲击的各省、市、自治区的方面大员迫于形势，不得不检讨对这场运动"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但在私下里却纷纷倒苦水，吐怨言，谈忧虑，摆自己或本地区，本部门各级干部被揪斗、"坐喷气式飞机"和戴高帽子游街的情况。更有甚者，有人还公然提出要对工作组的问题"重新估计"，企图翻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案，虽然会期后来一延再延，但仍然无法打通与会者的思想，相反倒更像一次"诉苦大会"。这样，毛泽东的设想完全落空。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知道自己发动的文革运动已经大大地得罪了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大批党政高级干部，这批人在党内人数众多，在政治上的能量不可小视，是日后刘少奇搞翻案，清算文革的党内基础。毛是那种对人不得罪则已，一旦得罪就索性得罪到底的人。大约就从这个时候开始，毛暗中盘算寻找一条彻底的解决之道，把这批盘踞党内要津的人统统踢出去。

不过，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还是故作姿态，出面安抚这些被红卫兵冲得不亦乐乎的党内高级干部，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宽容和谅解，说：文化大革命这个火是我放起来的；我这个人闯了这么个大祸，所以你们有怨言，有抵触，也是难怪的，是可以理解的。路线错误，改了就是了。谁人要打倒你们呀？我是不要打倒你们的，我看红卫兵也不一定要打倒你们。你们过不了关，我也苦急呀。甚至还表示：万万不能承认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你们都成了黑帮，我就不好混了。不过另一方面，毛还是坚持认为：我看冲一下也有好处，你们回去后要振奋精神，好好工作。总有那么一些人不通，有少数人是要对立的。

对于毛泽东发动的这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战役，周恩来从一开始就有些不同的意见。这倒不完全是因为其中部分矛头是针对他而来的，是对他所主持的八、九两月的工作提出的批评。更主要的是，周深知这样一来，不仅对刘少奇的批判将大大升级，而且运动的规模也将进一步扩大，将有更多的人被牵连其中。在这种情况下，运动的收场将更加遥遥无期。这是他内心最关心的问题。因为眼前的乱局已经把他弄得焦头烂额了，顾此失彼，实在难以招架。

为此，周恩来专门找了《红旗》杂志第十三期社论的起草人、中央文单小组成员关锋谈这个问题，提出路线上的问题终归还是党内问题，不同意使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样的提法。关锋则坚持民主革命时期与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对于路线的提法可以有所不同。但这并不能说服他。踌躇再三之后，周又去向毛泽东反映这个问题，小心翼翼地问道：党内历来提路线问题，都是说左倾右倾，并没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法，这样提合适吗？当毛讲了这个提法的来龙文脉后，周明白这是毛本人的意思，只好表示"我懂了"，不再吭声了。

当然，周恩来的内心疑问并没有真正打消，只不过出于"保持晚节"的心态而强迫自己接受毛泽东的主张罢了。周的这种思想状况在十月中央工作会议前后表现得十分明显。比如，他在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前夕，按照毛的部署，出面劝说党内高级干部打通思想时，就着重强调了"保持晚节"的问题，在闭幕会的讲话中也专门谈了一段"保持晚节"的问题，说："我们在座的都是五十岁以上的人了，都是半辈子以后的人了，我们的晚年就是主席所说的，如何保持晚节，这不是消极的口号，应该说是积极的，在晚年也要前进嘛，也要革命麻！"

其实，对文革运动的这种搞法，周恩来自己也是满腹疑云，思想上有许多不解之处，所以只好讲些空泛的大道理来努力说服满腹牢骚的党内高级干部，同时也努力说服自己。比如，周恩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生在这个伟大光荣的时代，能够亲自参加这个伟大的斗争，是光荣的幸福的，自己犯了一些错误，无关大小，都应该把它丢掉，应当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奋勇前进，这个年代比斯大林三十年代、四十年代更伟大。我们还有世界革命的问题，个人还有什么舍下得丢掉的？还说，"轰一下怕什么？不是敌人，打错了是误会，不打不相识。要受得住才行，要经得起考验。过去革命是敌人考验我们，现在则是在群众运动中考验我们。""群众斗争你，批判你，把你说得一无是处，说得很严重，顶得住，这就是毛泽东同志的好学生。"又如，周恩来在中央工作会议小组会上说："群众的批评是不那么好受的，不如顺耳的话那么好听，但是它对你有好处，是真正的爱护领导。良药苦口利于病。"提出：要敢于革命，敢于革自己的命，当然不是革你的整个政治生命，这是要革自己思想上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命"。"这次文化大革命，我们都是没有充分思想准备，也没有经验，但毛主席对运动的前景是看得清楚的。我们看不清下要紧，要紧跟主席，不要掉队。只要紧跟主席，立场对头了，就有可能不致掉队太远，或掉到资产阶级道路上去。"周的这一番话，与其说是在打通别人的思想，倒不如说是讲给自己听的，是他那茫然而又困惑心情的流露。

应该说，周恩来这时已经开始看出文革运动这种搞法的种种乖谬之处，用他自己的说法是"做梦也没有想到这样一个大局面"，"这样一想，就不寒而栗，而且汗流浃背"。但是，他还是努力在政治上跟着毛泽东走。

十月二十六日，周恩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了个人的正式发言，表态拥护毛泽东和林彪在会上的讲话，表示自己要努力紧跟毛、林，说：学主席，可学而不可及，但应学习主席的接班人林彪，不能有任何动摇。对毛泽东最新提出的文化大革命要搞五年的设想，周恩来含蓄地谈了自己的看法，首先承认毛在政治上"有远见"，然后又对毛的设想加以解释，提出运动应该分阶段，有步骤地进行，说："我们应该设想，有缓有急，有张有弛，客观上也要松弛波浪式发展。"对运动的态度，他结合个人的体会，强调说："首先，放手支持；其次，挺身而出欢迎；第三，敢于讲政策。"当然，周恩来很清楚如果不按照毛泽东定下的调子，从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批刘少奇、邓小平的话，在政治上是过不了关的。不过，他还是用了一番心思，采取转弯抹角的说法，避免直接使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法，代之以"错误路线"，并暗示其在党内并不占统治地位。他在讲话提纲中这样写道：

"这次会议对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错误路线，反对和阻碍以毛主席为代表占全党主要统治地位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贯彻执行，做了比较深刻的揭发和批判。对于以刘少奇、邓小平两同志为代表的错误路线的揭发和批判，大家都有深刻的体会。刘、邓两同志的检讨，也较以前进了一步。但是，少奇同志对于长期以来不宣传毛泽东思想，自搞一套，与主席分庭抗礼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宗派情绪，还没有从思想作风和历史社会根源上挖深挖透。因为对这些根本问题，我们高级干部不能简单地以保证今后遵守纪律来回答。小平同志对于近十年来辜负主席和全党的信任和期望，距离毛泽东思想日远，甚至格格不入，做官当老爷，脱离群众，脱离实际日久，思想作风日益退化，把书记处形成独立王国，以至党中央各部委没有一个不发生严重问题的根本原因，没有做更深刻的揭发，在检讨中又还有一蹶不振的思想情绪，这是值得小平同志深省的。我个人在这五个月中，前五十天虽有两次外出，但在京时也没有做好助手的作用，对工作组只提过改良主义的办法，没有及时向伯达同志请示和深入到群众中学习，这是我的主要错误。在十一中全会后，我努力紧跟主席和林彪同志，向文革小组密切联系，有时仍有掉队之虞。但我有一个信心和认识，如果掉了队，犯了错，有人提醒我或自己觉察到，我必下定决心，知过必改，努力赶上。"

中央工作会议后，毛泽东《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连同刘少奇、邓小平两人的检讨不陉而走，很快地散播全国。在此之前，中央又向全党转发了根据林彪提议而起草的《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宣布"必须把那些束缚群众运动的框框统统取消"。于是，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浪潮，纷纷踢开党委闹革命，"炮轰"、"火烧"、"砸烂"、"打倒"之风遍及全国城乡，各地党政机关受到更严重的冲击，混乱的局面开始向工矿企业和农村蔓延。

在时局恶化的同时，周恩来的处境也日见困难，与中央文革的关系越来越难处。江青指挥造反派在社会上刮起打倒刘少奇、邓小平风暴的同时，也没有放过周。十月间，清华大学校园出现了炮打周恩来的大字报，批评他搞"折衷主义"，盲称文化大革命是"新文革与旧政府之间"的斗争。一时间，弄得满城风雨，在政治上给周造成很大的压力。

接着，中央文革又利用召开纪念鲁迅逝世三十周年大会之机，由姚文元出面，在讲话中借鲁迅之口，提出批判"折衷、公允、调和、平正"，公开影射在场的周恩来。在随后出版的《红旗》杂志社论中，更为露骨地批驳所谓在两军对垒中那种貌似公允、平正的"和事佬"和不偏不倚的"骑墙派"，说："在这两条路线的斗争中，进行调和、折衷。这实际上就是维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对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对于中央文革的这种搞法，周恩来虽然知道这不一定就是毛泽东本人的意思，却无论如何是对他在眼下这场党内两条路线斗争中所持态度的一次警告。的确，在批刘的问题上，周一直小心翼翼地保持低调，除了在会上必要的表态之外，并不想过于积极，给人当枪使，而是一直恪守这是"党内问题"的界限，宣称刘、邓的问题"中央已经解决"。他曾和陶铸一道不止一次地出面制止社会上的倒刘风潮，对造反派进行进行说服劝阻。比如，周恩来在九月间一次接见各地红卫兵代表的大会上讲话时，会场的一个角落里突然响起"打倒刘少奇！"的口号声，接着众人响应，会场上一片哗然。周见状，立刻转过身去，背向会场，以示他本人不同意这个口号的态度。等会场平静下来后，他才转过身来，并专门讲了一段话，回顾了党的历史，以他的亲身体会，强调说犯路线错误的同志，不能说就是不革命的，更不能说是反革命的，这和反革命集团、独立王国以及分裂出去另组织一个党是不同的。并表示：我是过来人，在长征以前，我犯过路线上的错误，但是，毛主席并不因此不让我改正错误。如果有的同志有不同意见，我愿意与他坐在一起说理、辩论。

又如，在国庆节安排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天安门城楼上排列位置的问题上，周恩来也是煞费苦心。虽然刘少奇在党内的地位已经从第二位降至第八位，但仍然是国家主席。周觉得"十一"既然是国庆日，国家主帝就应该排在显要的位置上，但这样一来，就不能按照八届十一中全会确定的中央常委的排列次序，在中央文革那里肯定通不过。经过再三考虑，他最后拟定了这样一个方案：毛泽东居中，右边按照常委的顺序排列，左边则按照国家领导职务排列，这样便把刘少奇安排在毛的身边。江青那边对这一方案虽很不满意，但也拿不出更好的办法来，只好同意。

在保刘、邓的问题上，周恩来当时并不是孤军作战，在中央常委中，陶铸也持同样的态度，而且表现得更加率直和大胆。比如，陶铸在审查国庆节新闻照片时，发现其中缺少邓小平的镜头。他认为邓虽然犯了路线错误，但仍是八届十一中全会选出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为了补救这一点，陶铸决定让新华社对新闻照片做了技术处理，将一帧照片中陈毅的头像抹去，而把邓在另一张照片上的头像移过来见报发表，这就是后来闹成轩然大波的"换头术"事件的由来，成了陶铸作为"中国最大的保皇派"的罪名之一。

周恩来之所以在这段期间曾多次出面保刘少奇，应该说，主要还不是出于对刘个人的格外关照，而是他清楚批刘调子的升级是一种政治信号，意味着运动规模的扩大和乱局的加剧，这是他所不愿意看到的。不过，来自中央文革方面的警告，他也不能置之不理，而是小心行事，尽量揣摩毛泽东的意图，拿毛来作挡箭牌，利用毛在表面上与江青之间对刘少奇的态度存在的某些差别，从中做点文章。这就是周比陶铸更加老到圆滑之处。

比如，还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周恩来得知哈尔滨工业大学红卫兵准备到天安门去贴"打倒刘少奇"的大字报后，便连夜接见他们，进行劝阻。他表示：少奇同志是政治局常委，是国家元首，不是普通的党员，也不是普通的领导，就是撤换也不需要这样发动群众制造舆论。并有意点出：你们往天安门贴少奇同志的大字报，外国人就会认为是中央默认的，就会使中央处于被动地位，连主席也会被动。

十一月八日，被毛泽东称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作者聂元梓等人又贴出炮打邓小平的大字报，称邓是"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国内外引起轰动。就在第二天，周恩来在会见来访的越南党政领导人黎笋等的谈话中回答了这个问题，承认刘、邓两人"犯了路线错误"，同时表示：犯路线错误并不是反党，我们还是采取团结教育的方针，希望他们改正错误，我们帮助他们改。此外，周恩来还借机回应了中央文革攻击他搞"折衷主义"的指责，说：中央决定让我去解决清华大学的工作组问题，我去了不提刘少奇同志，也不提王光美同志，我当时应该这样做，这是党的决定，在这方面我们要守纪律，任何时候我们都不向群众解释，让群众责备我。可是另外也有好处。我这个人总是有一点妥协性，不可能每一句话都说得那么尖锐、明确。"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番话既巧妙地对这件事进行了解释，又不失分寸地承认了自己的弱点，给了江青面子，从而暂时化解了这场风波。

工交座谈会上的转向

工交座谈会本来是根据周恩来的布置召开的，研究工交系统如何"抓革命、促生产"的问题，以扭转工业生产节节下降的局面。但是，当触犯了急于把文革这把火烧向工矿企业的毛泽东后，周马上随风转舵，为了自保，并没有出来承担责任，听任为他背黑锅的陶铸中箭落马。

中央工作会议后，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已成燎原之势，迅速烧向工矿企业和农村。这种局面正是毛泽东暗中期待的。更确切地说，是他有意造成的，是他在党内遭遇重重阻力，进退维谷的情况下，希望借此找到一条摆脱困境的出路来。当然，天机下可泄漏，毛并没有把这张底牌公开亮出来，只是在暗中向中央文革的少数人打了招呼，要他们为此作准备。与此同时，善于玩弄权谋的毛却在表面上敷衍渴望运动早日结束的党内各级领导干部，开出同意运动大体在明年春节前后结束的空头支票。

在这个问题上，周恩来起初也不大清楚毛泽东的底牌，一直寄希望文革运动会很快结束，不过，他已经预感到局势的严峻，毛在政治上可能还会有更大的动作。他在中央工作会让上的讲话中就不无忧虑地表示：会后还会出现新高潮，遇到新冲击。在这一点上，他和党内许多人的心情是相通的，曾对协助他在国务院抓经济工作的余秋里、谷牧两人说："你们可得帮我把住经济工作这个关啊！经济基础不乱，局面还能维持。经济基础一乱，局面就没法收拾了。所以，经济工作一定要紧紧抓住，生产绝不能停。生产停了，国家怎么办？不种田了，没有粮食吃，人民怎么能活下去？还闹什么革命？"不过应该说，周恩来比一般人更识"时务"。他已经看出文革的势头锐不可当，因此并不想硬顶，而是采取顺守之道，伺机因势利导，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当时的形势是"方兴末艾，欲罢不能，大势所趋，因势利导"。为此，他利用毛泽东在会议期间曾经过问各地"抓革命、促生产"的情况，在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就主持讨论《人民日报》社论稿《再论抓革命、促生产》，强调经济建设不能中断的重要性，防止把文革的祸水引向生产领域。他并利用接见群众组织的机会，反复重申两条：第一，工矿企业和农村不能停产闹革命；第二，工矿企业不许成立跨行业的群众组织。可是，随后发生的上海"安亭事件"，把周恩来所坚守的这两条也给冲掉了。

十一月九日，上海工人中的造反派王洪文等人在由中央文革派出的北京大专院校红卫兵第三司令部驻沪联络站的支持下，在上海文化广场召开批判控诉上海市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宣布成立全市性的工人造反组织"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中共上海市委经过研究，认为这样做违反中央有关工人要坚守岗位，不许成立跨行业组织等规定精神，决定采取"不赞成、不支持、不参加"的方针。工总司因没有得到市委的承认，就在会后组织了请愿游行，并冲进上海火车站，强行登车赴京告状。后来这列火车奉命停在上海附近的安亭车站。于是，王洪文等率众闹事，卧轨拦车，造成南北交通动脉沪宁线中断三十小时。周恩来得到上海市委关于"安亭事件"的报告后，深知兹事体大，牵一发而动全身，马上和陶铸一道赶到中央文革驻地，进行紧急磋商，决定以陈伯达名义致电中共华东局，要他们坚决顶住，不能承认"工总司"是合法组织，不能承认卧轨拦车是革命行动，同时做说服工作，劝他们回厂抓革命，促生产。随后，中央文革决定派张春桥回上海处理这一事件。然而，张春桥这时已经通过江青摸到了毛泽东期待：工人起来造反，以冲破党内阻力的意图，因而根本不理睬周恩来、陶铸和陈伯达一起商量出来的意见。在此之前，他在接见北京航空学院的造反派代表时就已经闪烁其辞地透露了毛的这一意图，说："搞工厂是个方向问题，我们打算下一步应该这样走。"随后，张以中央钦差大臣的身份，在处理"安亭事件"中贯彻毛的意图，签字同意了承认"工总司"是合法组织和赴京上告是革命行动等五项要求。

张春桥之所以敢这样做，并非是自作主张，或是像后来所宣传的那样"先斩后奏"，而是在事先绕过中央包括自己的顶头上司、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直接请示了毛泽东本人。这一点，他自己在十一月十三日下午签字前同工人的座谈中转弯抹角地露了出来，说："安亭事件向主席报告了"，"上海工人起来了，这是好事，这是中央希望的。"很显然，在文革那种人人自危的年代中，如果没有事先得到毛的首肯的话，张春桥是无论如何也不敢在如此重大的问题上擅作主张的。

张春桥的这一举动，引起了包括周恩来在内的从中央到上海地方各级领导人的强烈反应：在随后召开的中央政治同常委碰头会上，当时被蒙在鼓里的周和陶铸严厉批评了上海"工总司"卧轨拦车造成沪宁铁路全线中断的做法，指出张春桥"擅自"签字是错误的，要坚持中央的既定方针，采取补救措施。性情刚烈的陶铸表示了强硬的态度，说："就是要把它压下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在电话中质问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一个中央文革成员，究竟有没有权不同华东局和上海市委商量，就在群众组织反华东局和上海市委的五条上签字，还要不要国家的法律？党中央的指示还算不算数？"弄得同样不知情的陈伯达有苦难言。

这时，一直在幕后充当导演的毛泽东出面讲话了，亲自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明确表态支持张春桥对"安亭事件"的处理，说：可以先斩后奏，总是先有事实，后有政策。毛并拿宪法中"结社自由"的条文，批评陶铸和陈丕显对上海工人所持的态度。"就这样，毛一言九鼎，压住了各方强烈的反对意见，就连一向敢于放炮的陶铸也不再吭声。整个形势随之逆转。自周恩来以下的中央、地方各级领导人下得不吞下这一苦果。

与此相反，毛泽东却从"安亭事件"中受到很大的鼓舞，认为"革命工人起来了"，这正是冲破目前运动阻力的好途径，由此形成了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全面开展阶级斗争"的新设想：先从学校和机关搞起，再到工厂、农村去，把工人和农民像红卫兵那样组织起来，为此，毛泽东认为九月间中央下发的关于工矿企业和农村开展文革运动的两个文件已经过时，需要重新作出规定，要陈伯达一班文革秀才们尽快搞出来。"

在此之前，由于第四季度全国经济形势明显恶化，已经出现了生产节节下降，建设濒临停滞的局面，为此周恩来把佘秋里和谷牧找去，布置他们抓紧准备召开计划会议，力求把一九六七年的计划安排得早些、好些，并组织一个小班子，研究一下工交系统如何"抓革命、促生产"的问题。正好就在这时，陈伯达已经奉命搞出关于工交系统开展文革运动新规定的文件初稿。为了防止中央文革起草的这个文件过于放任群众起来造反，从而失去对运动的约束力，周建议将这一文件提到正在召开的工交座谈会上去讨论。不料，这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中央文革的稿子在工交座谈会上遭到激烈反对。参加会议的部长们哄堂而起，大加批驳，认为工厂搞大民主，势必影响生产，在工人中成立五花八门的造反组织，不是打架就是停产，主张取消已经建立起来的全市性工人造反组织，并要求在文件上写上"下能让学生和工人结合起来造反"。还有的故意说反话，表示如果允许生产受影响，那怕是允许有个"马鞍形"，就可以放手去闹革命，等等，把陈伯达起草的稿子批得体无完肤，会议又另外搞出了一个修改稿，强调工矿企业不能停产闹革命，运动只能在业余时间进行，学生不能到工厂去串连等。本来，这些意见正是周恩来自文革发动以后所一直坚持的主张。不过，善于在政治上观风的周已经从"安亭事件"的处理上看出了毛泽东的态度，因而开始有所退却，谨言慎行，凡事不轻易表态。可是，他的感情和看法毕竟和他的部属们是相通的，因此当看到他们站出来慷慨陈词时，不能不受到某种感染。在这种情况下，他在十一月十九日到工交座谈会讲话时，当场并没有制止会上的过激言论，相反还鼓励大家要抱着"我不入苦海谁入苦海"的态度，挺身而出，为了保卫党和国家的利益，个人被冲垮了也要毫无抱怨。

但是，三天之后，周恩来与陶铸、李富春一道向毛泽东汇报工交座谈会的情况后，态度有了明显的变化。关于这次汇报的情况，目前并没有原始的档案材料，多是引述辗转传达的内容，而且说法不一，前后抵牾。不过，座谈会上表现出来的情绪和提出的主张正好与毛想把文革这把火引向工矿企业的意图背道而驰，令毛大为恼火，则是可以肯定的。再加上这时中央文革的王力在私下已经向周打了招呼，告以毛对陶铸的种种不满，批评陶铸提出的工矿企业开展文化大革命要依靠各级党组织和老工人的观点是错误的。很显然，工交座谈会触怒了毛，陶铸也在政治上凶多吉少，一场风暴即将来临。

在这种情况下，善于在政治浪涛中弄潮的周恩来立即随风转舵，采行顺守之道，有意和工交座谈会一上的论调保持距离，同时尽力说服掩护他的部属退却。十一月二十四日，他再一次到工交座谈会上讲话时，不再提"为了保卫党和国家的利益，个人被冲垮了也要毫无抱怨"一类话了，而是强调说："浪潮来了，要站在浪潮的头里，因势利导叫形势搞下去，才能领导，背着浪头会被浪头冲掉"，既然已经"挡不住，不如疏导"。并语重心长地表示："这个惩罚是我们过去造成的。我们不来承受谁承受？我们不来入地狱谁入地狱？我们不来入虎穴谁入虎穴？"周氏的这一番话可谓五味俱全，意在言外，把他的为人处世之道和在政治上隐忍退避的顺守哲学表现得淋滩尽致。

后来的事态发展果然不出周恩来所料。根据毛泽东的决定，十二月四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名为听取工交座谈会的汇报，实则展开围攻批判。林彪亲自出马，坐镇会议，连刘少奇、邓小平这样早已靠边站的人都被叫来与会。会上，中央文革的成员轮番上阵，集中向陶铸、谷牧等人开火，指责他们以生产压革命，"代表了一小撮走资派的情绪"。会议接连开了三天，最后由林彪作结论，说这次工交会议是完全错误的，思想很不对头，需要来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如果完全从生产收获的多少来评议文化大革命的成败，那是大错特错的！大概是奉毛之命，林彪还专门敲打了周恩来一下，针对他不久前说过的运动形势是"方兴未艾，欲罢不能，势不可挡"，指出现在不应该是挡不挡的问题，而是主动迎接的问题，不是刹车的问题，而是要扩大的问题，要让这场革命席卷全国每一个领域。

会议的气氛十分紧张，被称之为"万吨水压机"。在政治高压下，与会者纷纷作了检讨。首当其冲的陶铸在发言中有意识地出面承担了"堵"、"压"工厂、农村开展文革运动的"主要责任"，表示：这次会议把我这个盖子揭开，中央拿我这样一个例子来批判，来教育各地，我看很好。实际上，陶铸是在代周恩来受过，顶下了本来应该由周出来承担的责任。关于周本人在会中的表现，当事人谷牧这样回忆道：

令人寻味的是，林彪主持的这三个半天会，周总理虽然参加，但在会议进行中很少说话。直到林彪作了长篇批判讲话后，他才讲了一番话，主要是谈过程，说他们 (指我们这些人) 有一个最大的担心，就是怕运动影响国民经济建设，反过来再影响运动的进展，我多次找他们谈过话，但他们还是转不过弯来，所以在这个文件中，又出现了这方面的观点。总理的这些话是在为我们开脱责任。

既然自己主管的事情闯了这么大的"祸"，周恩来就不能不对毛泽东行所交代。会后，他把工交座谈会的汇报提纲送给毛看，不过并没有站出来为此承担责任，也没有给陶铸等人开脱，听由他顶下全部的责任，相反还注意撇清和其中的干系。他在给毛的书面报告中，以超身事外的口吻写道："这是谷牧同志在十二月四日政治局会议上的书面报告。它集中地代表了这次座谈会上的共同认识，也暴露了工交战线上对两条路线斗争的错误立场和看法，因而受到常委几位同志特别是文革小组同志的严厉批评，使他们开始有了觉悟。最后，林彪同志做了结论，认为座谈会是失败的。但在政治局会议上暴露出来受到批判又是好事，问题的关键在于领导。要看个人回去后能否通过实践和斗争，得到教益，搞好革命。"

毛泽东对周恩来这种不关痛痒的表态并不感兴趣，也不想追究他的责仟，他这时所感兴趣的是尽快将陈伯达起草的中央关于工矿企业开展文革运动的新规定发下去。不过，完全清楚周在其中所扮演角色的毛泽东也下想轻易放过他去，随后指定他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评帮助"陶铸。

陶铸原来是中南局第一书记，在五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后上调中央，接替彭真担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又被破格拔擢，进入中央常委，成为党内第四号人物。当初，毛泽东看重陶铸是因为他在历史：他与刘少奇有过节，再加上为人耿直，敢于放炮，又是林彪的老部下，正好可以用来作为他于中对付刘少奇的一门大炮。但是，陶铸到中央后的表现，却让毛泽东大失所望。他在政治上处处跟着周恩来走，有意识地和中央文革保持距离。更让毛不满意的是，陶铸非但没有成为一门向刘、邓开火的大炮，相反还总是和他本人的意图顶牛，在运动中屡屡充当"保皇"和"灭火"的角色。再加上江青也不断告状，说他为人霸道，在很多事情上欺负她，根本不把中央文革放在眼里。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对陶铸日益反感，认为他已经成为运动的绊脚石，遂决定批陶，为下一步运动扫清障碍。

顺便一提的是，阔铸当时对文革的女掌柜江青确实不大买账，甚至敢于当面顶撞她，当然是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这在文革那个年代的中共领导层中是很少有的。陶铸曾对他的妻子谈起过这一点：

"你不知道，江青对我们，经常像孙子那样训斥，总是命合的口吻，真是让人受不了！"

周恩来当然明白毛泽东让他主持批陶会议的目的，不光是杀鸡给猴看，而且也是在政治上对他的考察。同时，他心里也很清楚陶铸是在代己受过。的确，陶铸到中央来的时间不长，却一直视周恩来为自己的师长和领导，处处尊重，遇事请教，成为周的得力助手。在许多问题上，两人观点一致，配合默契，运动中的不少事情都是他们两人共同商量后，由陶铸出面办的。而且陶铸一直处在运动的第一线，为周挡住了不少棘手的事情，分担了来自各方的压力。从内心说，周恩来是很感激陶铸对他的支持的，也愿意身边有这样一个人能为自己分忧解难。所以当社会上出现炮轰陶铸的浪潮后，他一直明确采取保的态度，舌焦唇燥地劝说造反派不要这样搞。

比如，当北京医学院红卫兵因陶铸曾出面保过卫生部党委而包围中南海，要求揪出"暴发户"陶铸时，周恩来曾几次出面做工作，说：陶铸同志是很老的同志，是中央委员，为什么不能来中央工作？"把第四号人物揪出来"，这是什么口号？你们是怎样看待毛主席的学生和战友的？你们这样写，我不同意，毛主席扪林彪同志也不会同意。

但是，当毛泽东决心要批陶铸时，周恩来在"保持晚节"心态的驱使下，纵然有心想保陶铸，也不敢违抗毛的意旨，只好让陶铸先"顾全大局"了。以周的阅历和见识，并非不知道唇亡齿寒的道理，但他却没有对陶铸援之以手，站出来为他缓颊，反而硬着头皮充当了批陶会议的主持人，让陶铸为自己背黑锅，听任自己的左膀右臂中箭落马。在这件事情上，充分显露了周在政治上明行保身的为人，是欠了陶铸账的，而他本人也很快便尝到了孤军作战的苦头。

在这次批陶的会议上，中央文革的全班人马出动，按照预先的布置，轮番上阵，向陶铸开火。先由王力、关锋、戚本禹打头阵，然后张春桥、姚文元横扫，最后主将出场，江青、陈伯达、康生进行重点批判，为陶铸所犯错误的性质定调，给他戴上了两顶帽子："中国最大的保皇派"和"刘、邓路线的代理人"。一个星期后，陶铸即被江青，陈伯达在群众大会上点名打倒。

"全面夺权"

毛泽东知道文革之举已经彻底得罪了党内各级领导干部，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来个釜底抽薪，随后号召全国展开"全面夺权"，接管党政机关的思想便由比而来。毛在自己七十三岁生日那天，请文革小组成员到家中吃寿面。席间，毛提议"为展开全国全面内战干杯！"

自中央工作会议后，毛泽东已经越来越感到党内各级领导干部与他离心离德，知道他所发动的文革之举己经彻底得罪了他们，再企图说服他们接受自己的主张无异于与虎谋皮。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还是按照以往搞运动的常规，几个月后就鸣金收兵的话，那么这一大批仍然在党内占据要津的各级领导干部日后势必成为刘少奇卷土重来的党内基础。因此，必须对问题作根本的解决，在政治上动大的手术才行。毛随后号召全国展开"全面夺权"，接管党政机关的思想便由此而来。这才是他内心深处不便对外人道的真实动机。至于后来把它形容成是毛"对马克思列宁丰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重大发展"等一类冠冕堂皇的说法，不过是中央文革一班秀才们奉旨进行的理论包装而已。

不过，毛泽东很清楚在政治上搞这样一个破釜沉舟，几近改朝换代的大动作需要师出有名，仅仅靠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制定和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问题无论再怎样渲染，充其量也只有五十天：况且路线问题说到底也还是党内问题，无法做太大的文章。因此必须在批刘的问题上另辟蹊径。

实际上，自文革发动以来，毛泽东在批刘问题上一直采取的是相机而动的作法，是随着文革运动的展开而不断"水涨船高"的。究竟对刘少奇整到什么程度，毛并没有一定之见，而是完全取决于政治上的需要。更确切地说，只有把刘的问题说得越严重，才越能表明发动文革这场运动的必要性。本来，毛还是准备把刘少奇的问题作为党内问题来处理的，即便是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也还是如此。他对刘、邓二人的检讨分别做了批语，给以某种肯定和鼓励，并在会上表示：刘、邓二人是搞公开的，不是搞秘密的，要准许他们革命。甚至还说过："对少奇同志不能一笔抹杀"。

但在会议结束后，当毛泽东发现需要借助批刘来排除党内对运动的阻力时，又改变了主意，决定采纳中央文革的意见，把他本人肯定刘少奇，邓小平二人检讨的批示扣下不发，而把他们的检讨单独发下去，作为全国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靶子。这次，毛为了政治上的需要，准备再一次拿刘少奇开刀，不过改从他的历史问题上入手，以便突破"五十天"和"党内问题"的界限，为即将展开的"全面夺权"制造口实。

善于揣摸毛泽东心思的康生在这件事情上扮演了发难者的角色。还在文革发动之初，康生就暗中授意天津南开大学红卫兵开始调查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和刘少奇本人的历史问题。九月间，他写信给毛，说："我长期怀疑少奇同志要安子文、薄一波等人自首出狱的决定"，"这一决定是完全错误的，是一个反共的决定。这些签字发表'反共启事'的人，并不是例行出狱手续，而是，坚决反共的叛党行为"。康生这一手十分老辣，既把安、薄这些属于刘少奇山头而又占据党内要津位置的人的历史问题端了出来，又把刘本人给牵连进去，可谓一箭双雕。

毛泽东接获康生的这一报告后，只是批了"已阅"两个字，并没有明确表态，实际上是采取了默许的态度，听任康生继续搞下去，同时他在盘算使用这块"石头"的时机。后来，这件事越搞越大。深知此案干系重大，牵连甚广的周恩来不得不出面，为红卫兵追查"六十一人案"中的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出狱问题请示毛，表示："这一集体自首案，牵连人甚多，而当时确为少奇同志代表中央所决定，七大、八大上均已审查过，故中央必须承认知道此事。否则，震动太大，而多年考验，其中也有好人。"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做了表里文章，一方面同意了周恩来的提议，暂时把这件事压了下来；另一方面又没有把门关死，让周覆电西北局，称"中央是知道的。如果他们有新的材料，可派代表送来中央查处，不要在大会上公布和追查"。然而，当毛泽东决心发动"全面夺权"之际，便动手抛出这块可以在政治上致刘少奇于死地的"石头"来。十二月十一日，毛亲自主持小范围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专门讨论了刘的"历史问题"，决定对此立案审查，成立了五人领导小组，最初的成员是：谢富治、江青、萧华，叶群、陈伯达 (顾问)。不过，由于刘仍然是八届十一中全会选出的中央常委，老于权谋的毛决定以"王光美专案组"的名义来审查刘的历史问题，并把江青换成汪东兴。

差不多与此同时，毛泽东还通过中央文革广为收集刘少奇在各个时期的政治言论，并对其中一份揭发刘一九五〇年一月十三日在东北提出"现在是剥削救人，要欢迎剥削"的材料上批示："资产阶级路线由来已久，此件是重要材料"。文革秀才陈伯达对此心领神会，立即利用宣传机器造势，将批刘的重点由批判在工作组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转为对十七年来刘少奇所推行的所谓"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全面批判和清算。

在实施全国"全面夺权"的部署上，毛泽东选择了上海作为突破口。毛之所以看重上海，不单是因为上海曾是文革运动发动的大本营，更重要的还是看重自"安亭事件"后，上海已经形成了一支势力强大，足以左右政局的工人造反派队伍。十二月间，工人农民开始起来响应造反后，毛曾多次找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吹风，谈他本人已考虑多时的对党政机关进行"接管"的思想，进行"路线交底"，说：两条路线斗争，实际上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更加尖锐、更加集中地暴露出来罢了，其实它是长期存在的东西。单反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是不够的，还要反我们党内的修正工义。过去做了一些，只是修修补补，没有当作整个阶级斗争去做。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是毛泽东的七十三岁生日。按照中国老的说法，七十三岁被认为是"命坎"，有所谓"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的说法。毛本人就曾多次说过这样的话。耐人寻味的是，一向不在自己生日主动请客的毛，却在七十三岁生日这一天，请了中央文革的大部分成员到他家中吃寿面。正是在这次生日晚宴上，毛最后定下"全面夺权"的大计，决心采取破釜沉舟之举，把自己发动的文革运动搞到底。席间，毛的兴致很高，谈笑风生，围绕着全面开展阶级斗争的问题讲了很多话，并站起来祝酒，一语惊人，提议："为展开全国全面内战干杯。"毛泽东的这些思想后来大都写入了《人民日报》、《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的元旦社论中。不过，社论中并没有直接使用"全面夺权"的字眼，而是用的"展开总攻击"的提法，而毛祝酒词中的"展开全国全面内战"也被中央文革的秀才们换了个说法，改成"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了。

根据毛泽东在生日宴会上的布置，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张春桥、姚文元以"中央文革小组调查员"的身份返回上海，紧急策划夺权。一月六日，以上海市"工总司"为首的三十二个造反派组织，召开了"打倒市委大会"，揪斗了自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上下几百名厅局级干部。随后，在张、姚的操纵下，建立了全市性的临时政权组织，宣布以"造反组织联络站"作为上海市的最高权力机构，全面接管了上海市的党政大权。

对于这出本来是由毛泽东在幕后一手导演的上海夺权，随后他又自导自演，出面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赞许，称："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响整个华东，影响全国各省市"。接着，毛又让中央文革小组代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起草一个致上海各造反团体的贺电，号召全国党、政、军、民学习上海的经验，一致行动起来，开展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夺权斗争。

接着，中央文革开足宣传机器，在报刊上连篇累牍地大张声势，使上海"一月夺权"的风暴迅猛席卷全国，山西、山东、贵州、黑龙江等省首先起来响应，其它各省也不甘落后，纷纷展开夺权斗争，各地党政机构完全瘫痪，领导干部被普遍批斗，正常工作无人过问。同派别之间的夺权斗争愈演愈烈，打得不可开交，演成恶性的武斗事件，全国陷入了更大的动乱之中。

在上海"一月夺权"风暴席卷全国之际，一直在第一线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的政治处境也变得更加尴尬。尽管他在打倒陶铸的问题上采取明哲保身的态度，以退让求生存，但文革女老板江青仍然不依不饶，挑唆造反派继续散布诸如"文革是新文革与旧政府的矛盾"等流言，年初在北京街头甚至连续出现了"打倒周恩来"的大标语。

更让周恩来感到被动和尴尬的是，在上海夺权这样大的问题上，他一直被蒙在鼓里，并没有被通知参加毛泽东作出重大决策的生日聚会和表态支持上海夺权的谈话。局势的突变令他措手不及，完全打乱了他原先解决上海问题的设想和安排。

本来，从运动一开始，周恩来就对上海市委一直采取保的态度，针对北京南下串连的红卫兵炮轰上海市委的作法，曾几次表态宣布：上海市委不是黑帮，是革命的。在对安亭事件的处理上，迫于毛泽东的干预，他不得不退而承认"工总司"是合法组织，但仍主张依靠上海市委解决自己的问题。甚至就在几天之前，鉴于上海的局势日益混乱，他还代表中央给陈丕显打电话，要他出来主持上海工作，叮嘱上海一定不能乱，交通不能中断，革命的秩序要搞好。上海的夺权行动，让周本人的政治信用破产。

问题还不仅于此。自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后，周恩来在政治上努力紧跟毛泽东的同时，内心一直希望运动能够早日结束。在他看来，既然接班人的问题已经解决，群众也已经充分发动起来，刘少奇也靠边站了，总之该解决的问题大体都已解决了，运动就没有必要再这样旷日持久地拖下去了。

为此，周恩来曾几次设想过结束运动的时间表，并积极为此创造条件。甚至可以说，周之所以在前一段全力支持毛放手发动群众，检阅多达一千一百万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也与此不无关系。因为中共历来搞运动的作法，都是一旦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运动也就将由高潮转入收尾阶段了。

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周恩来不止一次地流露出这样的想法，劝导与会的各省、市、自治区的领导干部打消思想顾虑，不要再犹犹豫豫，要敢字当头，回去以后赶快放手发动群众，说："如果群众运动不开展起来，我们春节就结束不了"，并为文革运动一再冲破原有的设想，何时结束仍然遥遥无期而着急。

这次，毛泽东支持上海夺权之举，不仅使周恩来原先希望早日结束运动的想法完全落空，而且还使他陷入极大的困惑之中。很显然，文革的这种搞法已经大大地超出了以往搞运动的常规，势必会把整个党和国家拖入一场巨大的分裂和内战之中。然而，这场泼天大乱又是他本人矢言忠于的毛泽东行意造成的。在这种情况下，周的内心深处必然在两者之间何去何从的问题上经历过一番痛苦的挣扎，当然，最后还是"保持晚节"的心态占据了上风，强迫说服自己在政治上要跟着毛走。用他本人的话说是，只有"做个无产阶级彻底革命派才能想通"。

周恩来的这种内心困惑和挣扎，明明想不通却又要作大彻大悟状，强迫自己在政治上紧跟毛泽东的心态，在这一时期各种不同场合的讲话中不时地流露出来，有时甚至到了不加掩饰的地步，像"我们在运动中紧跟主席思想，紧学、紧跟、紧改、紧赶、还赶不上"。这样一类内心独白，差不多已经成了这期间周在接见讲话中的一个特色。这对一向城府很深，行事总是深藏不露的周氏来说，实在是很少见的。这种反常的情况，正好映照了他上述的内心困惑和挣扎，为了在政治上保持晚节，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不过，周恩来是一个深得中国儒家传统文化精髓的人物，为人处事总是恪守中庸之道，执两用中，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天性富于调和"，善于在各种矛盾的对立冲突中保持自身的平衡。他在努力说服自己在政治上跟毛泽东走的同时，又有意无意地把他自己摆在一种"跟不上"的位置上，小心翼翼地同毛保持一定的距离：他在贯彻毛的意图，充当文革执行者的同时，又尽力支撑危局，扮演了文革补救者的角色，对毛的极端，文革的狂暴起到了某种缓冲制衡的作用。

其实，周恩来本人对自己所扮演的这种双重角色非常清楚。他曾不止一次地袒露心曲：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只有八个字：鞠躬尽瘁，死而后己。这句话在周死后广为流传，不少人把它解释为周氏"高尚人格的表现"。其实，这不过是他备受上述双重角色内在矛盾的煎熬--明知毛泽东发动文革是在铤而走险，把整个国家拖入一场空前的动乱和灾难之中，但在"保持晚节"的心态下，又不得不跟着走。与此同时，他又良知未泯，不甘自我沉沦，为求心之所安，只好尽力补救--这一复杂心态的隐晦抖露罢了。

最能体现周恩来这种双重人格的，莫过于他在文革期间所精心选择并且始终佩带的那枚毛泽东的像章。像章的一端是毛的头像，表明了他决心在政治上跟着毛走的信念。像章的另一端刻有毛手书的"为人民服务"五个字，则是他政治信念中的另一方面，藉以求得某种心理上的平衡。周氏之所以选择佩带这枚像章绝非偶然，而是他在文革中扮演双重角色时内心冲突的外在表现，并试图在这两者之间寻求某种平衡的象征。

周恩来把这枚像章看得很重，犹如文革期间安身立命的精神支柱，一直佩带到死。其间当别人几次想更换这枚像章时，他都拒绝了。据知情人说，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他到外面参加会议，造反派专门送给他一枚非常精致的像章。为了不让他们扫兴，他当场并未拒绝佩带，不过回来后仍然换上了自己中意的这枚"为人民服务"的像章。

让我们还是回到"一月夺权"以后的叙述中来吧。

尽管周恩来被毛泽东排除在决策剖外，但事情出来后，他还是积极参加了进去。一月十一日，他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讨论修改了前面提到的由中央文革小组起草的中央对上海夺权的贺电，并和陈伯达、江青一起联名送毛审定。与此同时，周又设法应付由席卷全国的夺权浪潮而造成的乱局，有所为有而所下为。他有意避开了毛直接关注和掌握的各省市的夺权，而想办法限制中央和国家机关的夺权范围。

为此，周恩来借毛泽东在肯定左派夺权时说过"接管很好，只管政务，不管业务"的话，大大发挥了其中的意思，在各种场台强调说：夺权是指夺文革运动的领导权，对业务只能行使监督权。并一再申明：外交，国防、财政、宣传、国防工业等大权属于中央，不能夺。随后，周又不断扩大属于不能夺权的范围，提醒造反派对"业务监督要有分寸"，并针对两派为了夺权而打派仗的问题，说：夺权里头有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即更重要的是我们每个人要夺自己思想中的"私"字权，去掉私心杂念。

在费尽口舌劝说造反派不要胡来的同时，周恩来对于在劝说无效后发生的一些出格越轨的事情，也毫不手软地采取了制止措施。不过，他只拿参与其中的党内领导干部开刀而放过一般群众，以免落下"镇压群众"的把柄，触怒毛泽东。比如，二月十七日，周在接见财贸口造反派时，当场下令逮捕了拒不执行命令，在背后操纵造反派抢夺财政部业务权的一名财政部副部长，以儆效尤。他并在讲话中强硬地表示：这样的夺权走到邪路上去了。要夺中央的财政大权，我们非起来保卫不可，不然我们要犯罪。不起来保卫主席直接掌握的大权，怎么能算常委！"这件事当时引起的震动很大。中央文革一干人认为周恩来做得"太过份了"，很想报复一下，但终因抓不到什么把柄而作罢。

又如，一九六七年二月下旬，赵紫阳这位后来在中国政坛上崭露头角的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大概是已经看透了这场由毛泽东一手导演的"自下而上的夺权"的把戏，因而在省委机关只有二三个人起来造反的情况下，就主动让权，把省委、省政府所有的公章统统装在一个麻袋里交给了造反派。周恩来闻知后，非常生气，严厉批评了这件事情，指出各省的大权是中央授子的，决不能轻易送出去，要同中央打招呼，并说：小孩子做游戏总还要打一场嘛，怎么连儿戏都不如，随便就把权交出去？! 不过，周对赵的工作能力还是很欣赏的，在九大后安排各省市领导班子时，点名让他出来工作。

在"大树参天护英华"的背后

周恩来在文革期间确实保护了党内外的一批人，不过做得非常小心谨慎，更多的时候是看毛泽东的脸色行事。在所谓"大树参天护英华"的背后，他也干了不光彩的事情，签字批准抓了不少人，对文革中不少大的冤假错案都逃脱不了干系，有的更负有重大责任。

随着全国各地、各部门夺权斗争的展开，对高级领导干部的迫害也达到了空前的程度，从一般的批斗，发展到了搞人格污辱，变相体罚，诸如剃"阴阳头"，戴铁帽，画鬼脸，游街等，甚至私设公堂，关押拷打，严刑逼供。一月底二月初，就在周恩来的眼皮子底下，连续发生了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和国防科委副主任赵尔陆被造反派揪斗逼供致死的事件，特别是张死得不明不白，尸体上还留着累累鞭痕，却被安上"自杀"的罪名。

这两件事给周恩来的震动很大，悲愤之情溢于言表。应该说，这并非是在逢场作戏，而是确实感到自己的失职。作为国务院总理，没有尽到保护好部属的责任，无法向中央交待。对张霖之之死，周虽然明知其中大有问题，但却无法认真追究，甚至连向死者致哀都做不到。因为张背著"自杀叛党"的罪名，而且又是被毛泽东点过名的人，所以连追悼会也无法举行。他当时所能做的，只是让公安部报告张的尸体解剖结果，查明死因。

但是，在当时混乱的局势下很难查清，加之中央文革小组从中作梗，袒护造反派，使得调查最后不了了之。不过，周恩来，一直记着这件事情，等到大乱过后，他亲自为国务院起草了《关于张霖之同志死亡处理意见》，决定将张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其子女按革命干部家属看待。这已经是后话了。

有鉴于此，周恩来随后和李富春、陈毅、李先念、谭震林等几位副总理共同研究后，决定把国务院各部部长轮流接到中南海里小住，派专人进行照顾，使他们能够在外面频繁的批斗中可以稍稍喘口气，躲避一下。像余秋里、王震、谷牧、廖承志，姚依林等三四十人都曾到中南海里住过。与此同时，周又与上述几位副总理商量后提出名单，以"养病"的名义，把李井泉，宋任穷、叶飞、江华等二三十位大区书记和省委书记接到北京加以保护，安排在京西宾馆等地，指定专人负责他们的安全和生活。这些人经过文革劫后余生，对周恩来心存感激，写了很多缅怀文章，称他为"大树参天护英华"。曾经被保护过的一机部部长段君毅说过这样一句代表了这批老干部心情的话：上帝保佑，总理可别倒，总理倒了，我们这些人就成了没娘的孩子了。

不过，周恩来在保护干部的问题上做得非常小心谨慎，更多的时候是看毛泽东的脸色行事。平心而论，他并不想通过文革运动整什么人，但也绝下会出来对什么人都保。在保什么人的问题上，周煞费苦心，权衡掂量政治上的各种利害关系，除了要力争毛的支持外，还必须同时兼顾林彪和江青两方面的态度，尽可能地在毛、林、江三者往往各不相同的态度中，找出一个不得罪任何一方的立脚点来做这件事。像前述保护党内高级干部的两份名单中，周恩来为了争取毛泽东的首肯，就很少包括党内属于刘少奇、彭真，薄一波北方局系统的人，当然也不是绝对没有，像姚依林就是北方局的人。因此，这批人在后来东山再起后，对周的怨气很大，始终不能给予原谅，也是事出有因的。

这里还必须指出的是，周恩来在文革中利用手中拥有的职权，有选择地保护了一批党内老干部，民主党派和社会知名人士的同时，也签字批准抓了不少人，在所谓"大树参天护英华"的背后，也干了不光彩的事情。对此，大陆官方一直讳莫如深，极力封杀，唯恐捅出来有损周氏的形象。然而，历史的真相是掩盖不了的，总是要大白于天下的。周恩来当时作为中央专案审查委员会主任，同时又是中央文革碰头会的牵头人，而且作为中共最资深的领导人之一，熟知党内各方的历史情况，因此对文革中搞的不少大的冤假错案都逃脱不了干系，有的更负有重大责任。举其荦荦大者，像彭德怀、刘少奇、贺龙、彭真等人的专案，他都直接或间接地分管过，指导专案的审查，罗织罪名，拟定结论，对当事人的含冤而死实乃难辞其咎。

顺便说一下，文革期间，凡是逮捕人，都需要经过中央文革碰头会批准，大人物和北京的由碰头会直接管，各省市的也须上报备案。这些全都经过周恩来的手。在专案审查的问题上，周除了抓总以外，还挂名分管了其中的一些专案，如彭德怀专案、贺龙专案等。作者曾接触过其中的一部分专案审查材料，上面都有周的签名或批示，有的还作过多次批示。写了大段的批语，口气是很严厉的，笔下颇有绍兴师爷的遗风。

毫无疑问，这些东西都是站不住脚的，是周恩来本人历史上的污点，白纸黑字，是抹不掉的。因为其中的情况比较复杂，涉及到众多的人和事，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清楚的，这里就不专门展开叙述了，而是从中选择几个有代表性的案子放到本书的有关章节中去叙述。

至于被毛泽东，林彪、江青钦点而落难的，像刘少奇，彭德怀和贺龙等人，周恩来虽然内心不无同情，想做点好事，却十分注意把握政治上的分寸，绝不越雷池一步，最多只是在枝节上做点文章，或者始保终弃。前者如刘，彭，后者如贺龙。即便如此，也可以从中看出周非常会做人，手腕圆通，善于左右逢源。他为了自保，不会挺身而出为他们仗义执言，却会在职权范围内做出某种有人情味的表示和举动，让革难者感激不已。

比如，清华大学造反派在中央文革的挑唆下，为了揪斗刘少奇的妻子王光美，设下圈套，谎称刘的女儿在车祸中轧断了腿，将王骗到医院，当场扣押，演了一出"智擒王光美"的闹剧，周恩来闻讯后连夜派秘书前去交涉，把王要了回来。在随后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候，他又亲自给王打电话，说："光美呀，要经得起考验。"十四年后，当刘少奇的冤案卒反昭雪后，他的儿女们撰文回顾这一往事时写道："这在当时是多么大的信任和同情呀！一句话激起妈妈心中的千言万语，然而，几句言语又如何能表达呢？妈妈只说了一句：'总理，你真好。'"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下旬，北京地质学院和航空学院的造反派学生奉中央文革之命把彭德怀从四川成都劫往北京批斗。周恩来获知后，下达了三条电话指示：一、由成都军区派部队与红卫兵一道护送彭德怀同志到北京，沿途不许任何人截留，不得对他有任何污辱性的言行，绝对保证他的安全。二、不坐飞机，由成都军区联系火车来京。三、由北京卫戍区派部队在北京站等候，并负责安排彭德怀同志的住宿和学习。

彭德怀的警卫员后来在《在彭总身边》一书中回忆了当时的情景时，这样写道："趁没人的时候，我向彭总传达了周总理的三条指示。彭总沉思了一会儿，问：'真的？'我说：'真的？'他又问：'还称我同志？'我说：'对！对！两次，清清楚楚。'彭总抱着头，转向墙壁。我看到他双肩在激动地抽搐。好一阵，他才转过身来……"

在贺龙的问题上，周恩来和毛泽东一样，一开始是采取保的态度。应该说，毛、周两人对贺龙是很了解的，特别是周与贺龙的交往更是长达四十年，是对贺龙投身革命乃王整个人生产有过重大影响的人物。尽管贺龙并不在毛发动文革的打倒之列，却是林彪必欲剪除的对象。

林彪之所以视贺龙为眼中钉，有着历史和现实两方面的原因。贺龙的战功虽然远比不上林彪，但军中资历却比林彪老得多。当年南昌暴动时，贺龙是起义军的总指挥，而林彪才只是一个连长。加之贺龙为人豪爽，重义气，关心部下，在军队中享有很高的威望，而且还有他自己二方面军的山头，是军中唯一有实力和林彪抗衡的人物，被老帅们称为"龙头大哥"。就连毛泽东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称贺龙是"二方面军的一面旗子"。更让林彪窝了一肚子火的是，文革前，贺龙在代他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期间，与罗瑞卿打得火热，一唱一和，在全队中搞大比武，获得了毛泽东以及中央一线领导人的好评，大出风头，而把他这个军委第一副主席抛在一旁。

文革一开始，林彪在扳倒罗瑞卿之后，为了让自己手下的人马在军中形成一统天下的局面，很快便开始对贺龙下手，指使他的亲信纷纷向毛泽东写告状信，指贺龙插手军委总部和各军、兵稀的运动，企图篡军夺权。并且通过康生散布贺龙私自调动军队，搞"二月兵变"的谣言，弄得满城风雨。稍后，林彪亲自出马，以接班人的身份，在军委常委扩大会上向各方打招呼说：贺龙的问题很严重，担心主席百年之后，贺龙会闹事。在倒贺的问题上，林彪和江青两人联手，不断掀风鼓浪，社会上打倒贺龙"之风愈演愈烈。

毛泽东本来对贺龙一直怀有好感。虽说在打下红色江山的过程中，贺龙并没有立下多少战功，但毛对他的评价却很高，称赞他对党忠诚，团结同志，在军队中有威信。原因在于行伍出身的贺龙曾在历史上帮过毛的大忙，一件事是当毛执意要和江青结婚而遭到党内众人反对时，时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的贺龙力排众议，乃至耍起粗来，说："堂堂一个大主席，讨个女人有什么了不起，谁再议论我枪毙了他。"另一件是毛泽东在与王明争夺党内领导权的斗争中，贺龙虽只是一介武夫，却坚决站在毛这一边，说：毛主席的方向就是我们党的方向，王明懂什么？他要骑在主席头上，我就一枪撂倒他。贺龙的这番话当时轰动了整个延安。文革中，毛泽东一开始的态度是保贺龙的，试图调解林彪与贺龙之间的矛盾，撮合两人在一起谈谈，但没有成功，不得已退而考虑在林、贺二人之间的取舍。这里有一个插曲，可以说明毛在这个问题上的踌躇心态。在一次毛主持召开的中央碰头会上，在倒贺的问题上，与林彪联手的江青突然出来将毛的军，离开会议原定的议题，提出"为什么下把贺龙揪出来？"毛沉吟了一下，表示："此事现在不议，"谁知江青不依不饶，说："主席，不让群众起来，我要造你的反！"弄得毛当众出丑，尴尬已极，只得宣布散会，匆匆离去。

周恩来本来也是力主保贺龙的，而且可以说是文革初期在几位副总理和老帅中花精力最多的一个，曾多次出面为贺龙讲话，化解社会上的倒贺风波，鲜为人知的是，为了表明贺龙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给处境困难的贺龙一点支持，周还利用毛泽东第二次检阅红卫兵的机会，有意把贺龙安排在毛所乘坐的第一辆检阅车上，而把林彪放在第二辆车上。为此，周恩来遭到了中央文革的围攻，说这张新闻照片不能发，因为不能反映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双方斗了一个晚上，最后还是周本人想出来个补救的办法，提出在林彪的那张新闻照片中，另外加上"毛主席的亲密战友"的文字说明。这样，林彪在政治上的分量超过了贺龙，这场风波才算过去。这也是林彪在文革中被称为毛的"亲密战友"的由来。

但是，后来"打倒贺龙"的势头越来越猛。周恩来看出来者不善，背后是林彪在指使时，态度开始有了变化，对保贺龙的顾虑日深--他不愿意为此而得罪身为副统帅的林彪。不过，好在毛泽东的态度还没有大变，因此还可以利用毛作为挡箭牌，来抵挡来自林彪、江青两方面的压力。一九六六年底，随着整个形势的恶化，贺龙的处境也愈加困难，在北京东交民巷的家数次被抄。国家体委的造反派日夜纠缠，逼得贺龙东躲西藏，无处安身。在这种情况下，周代表组织出面建议贺龙暂停工作，搬到西郊新六所去休息，表示"家中的事情由我来管"。关于周恩来把贺龙接到自己家中加以保护一事，早已成为表现他在文革动乱中"大树参天护英华"的一段广为流传的佳话。其实，真实情况并不完全如此，应该说，并不是周主动去"接"的，而是贺龙"谏宫"的结果。根据大陆官方出版的《贺龙传》说，贺龙搬至新六所后，造反派立即追踪而来，扬言要结队前来揪斗贺龙。为此，贺龙的妻子薛明曾三次向周告急，但都没有得到答复。在不得已之下，贺龙决心返回东交民巷的家中，坐等被揪。在路过中南海时，贺龙觉得应该向周报告一下，就临时决定去了西花厅。当时周不在家，他的秘书经请示后，贺龙夫妇便留在西花厅暂时住了下来。

贺龙夫妇的不请自来，对周恩来来说不啻是一个"烫土豆"。但在当时情况下，无论于公于私都不能把落难的贺龙推出门外。据知情者说，贺龙与周见面后的第一句话就是：总理，贺龙今日有难，我这次是来求你来了！在贺龙看来，四十年前，大革命失败后，正是中共最困难的时候，周代表党组织请求他率部参加南昌起义，如今自己有难，周理应搭救。周本人当然也不会忘记这一点，而且眼下贺龙确实无处可去，在这种情况下，周只好硬着头皮，顶住外界的压力，把贺龙暂时收留在自己的家中。

在此期问，周恩来大妇对贺龙大妇在生活上关怀备至，嘘寒问暖，不过却敬而远之，竭力避免谈论贺龙本人的问题。因为他深知这件事在政治上的利害，知道贺龙有一肚子的委屈，急于找他倾吐，而他却不愿为此得罪林彪。周的这种回避态度，让贺龙感到相当失望和伤心。当时他每天站在窗前，盼着周恩来回来，渴望能够有一个机会向了解自己的老领导说说心里话，申辩一下林彪横加在自己头上种种罪名，希望为他说句公道话，而周却始终没有给他这样一个机会。

后来真正导致贺龙大难临头的，是毛泽东的态度有了变化。毛出于发动"全面夺权"的考虑，在政治上需要林彪的支持，因而在贺龙的问题上开始改变态度，听任林彪搞下去，就像一年前对待罗瑞卿那样。有了毛的默认，林彪立即升高了批贺的调子。一九六七年一月九日，他在军委碰头会上说：贺龙是个土匪，几十年来灵魂深处是个大野心家，经常请客吃饭，拉拢干部，在各军区、各兵种都有他的人，是反毛主席的。他到处夺权，是个"刀客"。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就非常为难了。既然毛泽东改变了态度，他也就失去了保护贺龙的挡箭牌，本来，他还想再拖一下，但林彪追得很紧，亲自出面找他谈话，向他摊牌。在这种情况下，周权衡政治上的利害关系，即使此时对贸龙心存同情，也只好对不起他了，屈从林彪的压力，把贺龙从家中交出来。不仅如此，周本人还奉命扮演了一个十分尴尬的角色，代表中央找贺龙正式谈话，实际上是宣布在组织上对贺龙采取隔离措施。

关于这一幕，大陆官方的《贺龙传》这样写道：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九日下午四时，周恩来与李富春一起来找贺龙正式谈话，周恩来说："本来这次谈话还有江青同志，但她临时说有事不来了。"周恩来告诉贺龙：林彪说你在背后散布他历史上有问题，说你在总参、海军、空军、装甲兵、通信兵到处插手，不宣传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百年之后他不放心，还有，关于洪湖肃反扩大化问题，你、夏曦、关向应都有责任。你要好好想一想。贺龙几次按捺不住，站起来想说话，但没有等他说话，周恩来紧接着说："你不要再说了。毛主席不是保你嘛。我也是保你的。给你找个地方，先去休息一下，等秋天我去接你回来。"周恩来还勉励贺龙说："要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贺龙听了周恩来的话，伤心地说："我没有想到把我看成这样的人。"

贺龙的厄运并没有到此结束。在他被周恩来送到西山象鼻子沟军委前指所在地，名为"保护"实则失去人身自由以后，当年派遣熊贡卿充当说客前往对贺龙进行劝降的国民党南昌行营第二厅厅长晏勋甫之子晏章炎写信给中央文革，把这件事翻腾出来，诬指贺龙向蒋介石"乞降"，企图"叛变投敌"。这正好给了林彪等人做文章的由头，立即批转周、江等人，并指派空军组织人"调查"。

本来弄清这件事情并不难，贺龙当即处决了熊贡卿一事，领导层中很多人都知道，而且当年湘鄂西中央局为此事写给中央的报告就存放在中央档案馆里。可以说，身为中共资深领导人的周恩来对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很清楚，不过当调查组按照林彪的旨意给贺龙加上"叛变投敌未遂"的罪名上报以后，他却没有出面为贺龙辩诬，相反还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附和了叶群的提议，正式决定对贺龙立案审查。

就在这一年的秋天，正当贺龙在囚禁之地天天望着通向山下的小路，眼巴巴地盼着周恩来兑现许愿而接他出去的时候，中央在九月十三日正式批准了对贺龙立案审查。而向中央报送的审查报告正是经过周本人的手。他在上面亲自动手作了修改，写下了大段的批诰，无论人们可以找出多少理由来为周恩来辩护开脱，诸则贺龙平日重用的某人向中央写信揭发贺龙的"历史问题"，从背后捅了一刀，让中央一时真假难辨，但周在贺龙后来被迫书致死的问题上，是无论如何也难辞其咎的。"

事实上，周恩来本人心里是非常清楚自己是欠了贺龙的账的，为此一直受到良心的谴责，后来在他病重的时候，强撑着一定要去参加贺龙的骨灰安放仪式。当人们再三劝阻时，周表示：我已经对不起贺老总了，我不能不来啊！并在贺龙的遗像前先后连连鞠了七个躬，以多少减轻一下他内心的负疚。这已经是后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