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章 毛死江囚

1976 年 9 月 9 日○点十分，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伟大的革命家，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毛泽东逝世。

丧仪是超级隆重的。11 日至 17 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七天隆重的吊唁，三十万群众瞻仰了毛泽东的遗容。18 日，首都百万群众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极其隆重的追悼大会。大会由王洪文主持，华国锋致悼词。广大人民群众行礼如仪，感情是复杂的。有一部分人对毛迷信很深，他们接受了“奸臣祸国，皇上英名”的公式，许多人拭泪的场面是真实的。就人民群众中的大多数来说，对毛的敬畏多于爱戴但敬畏不是为了祈福，而是为了免祸。文革初期最崇拜毛泽东的那些青年学生，那些红卫兵小将们，南抄北打，东砸西杀，为毛泽东打倒了一大批政敌—各级走资派，当年许诺他们当革命接班人，后来才知道这个革命接班人的当法，不是到政府去做官，而是与那些成分不好的“狗崽子”一起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这些青年人的心中充满了被利用、被愚弄、被欺骗的愤慨，“四五”运动（天安门事件）是他们觉醒的证明。天安门追悼会一结束，在返回的路上，大多数人有一种轻松之感，好像参加完“十一”游行一样，那感情同周恩来逝世时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民心的向背由此可见。

追随了毛泽东一辈子的广大中高级干部开始觉醒。军事学院院务部政委（正军级）董铁城是“三八式”老干部，笔者的老上级，彼此能说过心话而不必担心被出卖。他对“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怎么也转不过弯子来，亲口对我说：“党内同志希望毛主席早点走，他不死，国家没有希望。‘四人帮’要上了台，我们就准备上山打游击。”“他说这话时时严肃而沉重的。他说联系的更高级的军队将领对”四人帮“上台应变计划没有问。我隐约感觉到”四人帮“真的上台会有一场血战。

那时军队中还流传一首“枪杆诗”：

娘们秀才太猖狂，三起三落不应当。

谁敢杀我诸葛亮，老子打他三百枪。

“三起三落”、“诸葛亮”指的邓小平、这首诗说是出自许世友将军，我看是假托他的名义。不管版权是否属于他，这反映了军队的一种情绪——要跟“四人帮”动武的情绪。

一位网友在网上发表文章，讲了亲历的一件事：

1976 年，我在合江县城当工人，妻子在农村当中学教师。9 月 10 日下午。我正在乡下家里听广播，突然，半导体收音机里传来中共中央关于毛泽东逝世讣告。消息来的太突然，我吃了一惊。我的邻居，六十多岁的“三代老贫农”叶老太爷正在我家与妻子聊天、我连忙告诉他这个消息。哪知他毫无反应，我以为他没听清楚，又重复一遍。他连脸也不转过来，一字一句地说：“毛泽东早就该死了！”

我吓了一跳。当时我虽然对文革后毛泽东的一套做法相当不满，但尚未达到盼望毛泽东早点死去的地步。叶老太爷这种话，如果在城市，被人告发，会被定为现行反革命，甚至可能被枪毙。我连忙说：“叶老太爷，话不能这么说，不过，毛主席死得太不是时候。”我的言外之意是，国内这么乱，毛泽东骤然去世，不知中国会发生什么变化。

叶老太爷说：“新社会还不如烂政府（指解放前的国民党政府），烂政府时期，我帮地主当‘秋二’（雇工），遇到农忙季节，犁田耙田。栽秧打谷，东家要把酒肉送到田边，天热了还给我打扇。现在的农业社，我三个儿子是全劳力，一年到头做活路，连苞谷红苕都吃不饱。”我无言以对。

叶老太爷是地地道道的贫农，是共产党在农村中的依靠力量。全家从未受过任何政治运动的迫害。他家的生活在当时合江农村属中等水平。他却盼望毛泽东早死，为什么？以前叶老太爷曾对我讲，“三年困难时期”，邓小平侄子邓自立在宜宾地区当地委书记，大搞刘少奇、邓小平的“三自一包”（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包产到户），合江才少饿死许多人。

叶老太爷代表了当时中国农村的多少农民？我不能回答，因为我没有做过系统调查。不过，据我观察，他对毛泽东的看法至少代表了四川的相当一部分农民。

有一首民谣，入木三分地刻画了毛泽东时代：

毛泽东时代面子好，世界穷国齐来朝。粮食给人做工事，自己百姓饿死了。

毛泽东时代工厂好，物资奇缺都要票。产品质次只求量，反正不怕卖不掉。

毛泽东时代工人好，饭碗铁做砸不了。干多干少一个样，谁敢动我一毫毛。

毛泽东时代农民好，种植计划官管了。大寨工分大锅饭，天天开会好睡觉。

毛泽东时代学生好，无法无天把反造。阶级斗争天天讲，国家主席命难保。

毛泽东时代媒体好，党的喉舌墙头草。昨日最最敬爱的，今天口诛笔伐讨。

毛泽东时代大家好，全国人民一个脑。主席挥手我前进，刀山火海往前跑。

家天下的交班部署是毛泽东露出了长长的封建尾巴。他的那些理论，诸如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等等都成了骗人的鬼话。他头上那些耀眼的光环，诸如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人民的大救星、伟大的领袖等等也骤然黯淡下来。“八大”形成的人才济济阵容强大的领导班子忽然全不行了，政治局常委全修了，政治局、书记处成员全修了，中央委员会 79% 以上被打倒了。这样毛泽东的老婆和侄子才是最纯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才是够资格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这就是十年文化大革命斗来斗去所要达到的目的。人们看清这一切之后，深深失望，摇头叹息。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都不能接受这样一个结局。

追悼会一结束，尖锐的争权斗争就开始了。

关于接班的安排，毛泽东先后留下了三个名单，第一个名单明确江青是党的主席，后两个名单又把毛远新排在了第一位，把江青排在了第三位。究竟谁当第一把手，后党内就引起了纷争。这就需要第一副主席华国锋召开政治局会议推举确定，江青还不能在“先王”殡天之后立即就“女皇”位，仍由华国锋主持中央工作。这就留下了变数。

毛泽东晚年多疑寡信，刻薄少恩。他没有一个亲密战友，没有一个可以“托孤”的重臣。后党集团内部首先发生了分裂。华国锋、汪东兴站出来在叶剑英为首的元老派的支持下，于 1976 年 19 月 6 日晚上秘密逮捕了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以及毛远新，彻底粉碎了毛泽东复辟封建主义，搞家天下的图谋。“四人帮”的被捕，标志着祸乱全国的文化大革命的彻底失败，标志着毛泽东时代的结束。

1977 年 7 月 16 日至 21 日在北京召开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会议公报指出，全会一致通过《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的决议》。根据党章规定，全会一致决议：

一、永远开除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王洪文的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

二、永远开除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国民党特务分子张春桥的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

三、永远开除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叛徒江青的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

四、永远开除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阶级异己分子姚文元的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

1980 年 3 月 17 日，刚刚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在中南海勤政殿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审批林彪、江青集团的问题。最后确定，林彪、江青集团十六名主犯，其中林彪、康生、谢富治、叶群、林立果、周宇驰六名已死，只列入起诉书，不审判。出庭受审的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江腾蛟十人。会议决定成立中央“两案”审判指导委员会，统一领导“两案”的审判工作。确定彭真为中央“两案”审判指导委员会主任，成员有中央书记处书记彭冲、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黄火青、公安部部长赵苍壁、中纪委书记王鹤寿。

1979 年 2 月，彭真获得平反后，担任了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主任，七月又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真认为，“文化大革命”的发生，主要是因为没有法制，要防止“文化大革命”的再度发生，就要制定法律。因此，他复出后仅三个月，就主持起草了《刑法》、《刑事诉讼法》、《人民法院组织法》等七部法律，是“；‘案”审判有了法律上的依据。

彭真调阅了对林彪、江青集团的起诉书后其他材料后，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经过深思熟虑，他在 1980 年 3 月底的中央书记处讨论“两案”审判方案的会议上提出：我们是审理罪行的，路线问题我们管不着，公、检、法没有资格审查党的路线问题，也不应过问这件事。他认为林彪、“四人帮”的犯罪和党犯错误，是两个性质不同的事情，罪行和错误要分开，决不能审判党的错误。据原公安部副部长凌云回忆，彭真曾多次找他到家里谈话，强调要把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罪行同党的路线错误分开。路线错误是党犯的错误，不能审《我的一张大字报》、九大决议等问题。

这就是说，由于政治上的需要，毛泽东的旗帜表面上不能倒，不能丢，但又要让千千万万受害者和中国人民出一出十年的恶气，让毛泽东的威信扫地以尽，从今以后再没有阻止改革开放和左右党的路线政策的影响力。要达到这个目的，审判毛的未亡人江青，让江青代毛受过是最妙的办法。这表现了中国人民的智慧和中国政治的矫情。京剧里有一出戏叫《打龙袍》，是说皇帝犯了错误，但不能责罚皇帝，用打他的衣服来代替。这次审判是演出现代版的《打龙袍》。幕后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台前的审判官，台下的阶下囚，旁听席上的文革受害者们，大家心照不宣，都知道是这么回事，但又都激昂慷慨地坚决否认说不是这么回事。

根据彭真提出的指导思想，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届常务委员会第 16 次会议，于 1980 年 9 月 29 日决定：

一、成立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

二、成立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

任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兼特别法庭庭长，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伍修权、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曾汉周、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黄玉昆为副庭长；任命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黄火青兼任特别检察厅厅长，特别检察厅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等进行检察起诉。

公元 1980 年 11 月 20 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是值得大书一笔，永志史册的日子。这天下午三时，在北京正义路七号，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开庭公审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这是九亿人们的审判、历史的审判、正义的审判。

这是全国人民期望已久的一天。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时辰一到，一定要报。这是中国人笃信的格言。为了等待这一天，中国人民走过了心惊胆战、苦难艰险的十年，付出了沉重而巨大的代价。而这一天终于来到了。

法庭庄严肃穆，审判台灰色幕布中央高悬的特大国徽，天安门上方的五颗金星闪耀着耀眼的光辉，使人感到今天的国徽特别神圣而威严。

来自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中共中央机关、中央国家机关、人民团体、民主党派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八百八十名旁听代表分别在一楼和二楼的旁听席上就坐，其中有：刘少奇夫人王光美、彭德怀夫人浦安修、贺龙夫人薛明、罗瑞卿夫人郝治平，还有许多遭受江青迫害的三十年代文艺界人士。王光美回忆说，1967 年夏，刘少奇曾说过：“破坏宪法的人，是要受到法律制裁的!”他的这个信念终于实现了；受尽迫害的贺龙多次向薛明说过：“林彪、康生、江青等，不是好人，他们没有好下场。”今天他的预言也应验了。当时传抄一首《好了歌》据说是赵朴初所作，颇能反映人们的心情，今照录如下：

好了歌

——《红楼梦旧曲新编》

受审公堂，当年趾气扬；今日惶惶，曾醉歌舞场；横行十年露锋芒，栅栏今却在铁窗上。说什么人正红、屁正香，为何炎日又降霜？昨日四人聚谋藏密室，今朝万民声讨遍城乡，钢满箱，帽满箱，到处扣人人遭殃；整人嫌人命太长，哪知自己归来丧。巧伪装，原是叛徒装贤良。厌膏粱，听不见怨言在城街巷。因嫌纱帽小，致使铁枷扛；能绕三寸舌，却断九廻肠。乱哄哄你吹我捧闹登场，反诬他人野心狼。甚荒唐，撕下来只有一层马列外衣裳。

本书作者释：毛泽东曾批评江青开两个公司，钢铁公司和帽子公司，到处整人。

法庭人员均已入席，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兼特别法庭庭长江华坐在审判席前排中央，他的右边是副庭长伍修权、曾汉周、黄玉昆，后边是特别法庭全体审判员，他们都身着藏青色毛料制服。坐在左侧的，是出庭支持公审的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厅长黄火青，副厅长喻屏、史进前，后面是特别检察厅的全体检察员，他们均身穿灰色毛料制服。审判席两边分别是法庭书记员席和辩护人席。四名身着蓝色新制服，身材魁梧的法警分列两旁。

今天出庭的辩护律师是：甘雨霖、韩学章、张思之、王舜华、王克昌。

下午二点五十六分，书记员郭志文向庭长江华报告：“特别检察厅厅长、副厅长、检察员现已到庭支持公诉。本案辩护人已到庭。本案被告人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江腾蛟现已传唤到法庭候审室候审。”

下午三时整，一阵急促的电铃声响过，法庭强光灯齐放，光明耀眼，法庭一片肃穆。庭长江华威严地宣布：“现在开庭！”

十名主犯被押进被告席上的铁栏里，左起：张春桥、陈伯达、王洪文、姚文元、江青、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江腾蛟。江青恰在正中。

下午三点十八分，计划庭长宣布宣读起诉书。

法庭上下一片肃静，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兼特别检察厅厅长黄火青，副厅长史进前交替宣读了长达两万多字的起诉书，列举了林彪、江青这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四大罪状四十八条罪行。

起诉书宣读完毕，庭长江华宣布：对本案的十名被告人，将由第一审判庭和第二审判庭分别进行审理。第一审判庭在公安部礼堂审判江青反革命集团，包括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陈伯达五名罪犯；第二审判庭在空军俱乐部（现空军学院）审判林彪反革命集团，包括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江腾蛟五名罪犯。

庭长江华在法庭上宣读了《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规则》，告知他们：被告在庭审过程中，必须听取法庭指挥，不得违反法庭规则。被告人有辩护权和最后陈述权。

1980 年 12 月 23 日，第一审判庭开庭继续审问江青诬陷迫害老干部的罪行。

法庭出示江青犯罪的证据，幻灯放映了几张照片：一位老干部头上戴着六十斤重的铁帽子，胸前挂着写有“彭真死党”的牌子，跪在地上，正在任人凌辱殴打—这是在批斗张霖之。

法庭陈述说：张霖之是位红军时期的老革命，1929 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原任煤炭工业部部长、中共八届中央候补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1966 年 12 月 14 日，江青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北京大专院校群众组织代表时，诬陷他是“彭真的死党”。张霖之在被关押的三十三天中，据有记录可查的逼供、审问就多达五十二次。1967 年 1 月 21 日，张霖之被迫戴着铁帽子，举着牌子，在北京矿业学院校园内外游斗。晚上又遭刑讯，身上被打伤三十多处，头部被打露出骨头，当夜就含冤惨死。

谁都知道毛刘决裂最后摊牌时的争论，刘少奇问：“谁是走资派？”毛泽东答：“张霖之就是。”是毛泽东“钦点”，使张霖之成为红卫兵第一批冲击对象，最后被活活打死。江青是在忠实执行毛泽东的指示，正如她自己所说：“我是毛泽东的一条狗，他叫我咬谁我咬谁。”

如今只追究走狗的责任，不追究那个发纵指令的人的责任，显然有失公道。

当指控江青有反党夺权的野心，攻击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华国锋时，江青高声叫板，把全场的目光都吸引到自己身上：“我要告诉你们一件事。”她对静下来的法庭宣布：“那天晚上毛主席给华国锋写‘你办事，我放心。’的话，”她环顾四周，她的眼镜成了法庭中照相机的焦点。“这不是毛主席给华国锋写的全部内容，至少还写了六个字：‘有问题，找江青’。”结果，法庭大乱。江青在混乱中冷笑：“我无法无天。”阵阵铃声中，江青再一次被拖出法庭，但旁听席上的人们鼓起掌来。这掌声是真心的喝彩，因为江青揭露了一个最重要的真相：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是她而不是华国锋，华国锋只是一个有事向女皇请示的办事的大臣。先王对华国锋办事放心，不是华想怎么办就怎么办，是得请示江青，按江青的指示办，他才放心。这时姚文元作为主犯。张玉凤作为证人都在场，如果他（她）们把毛最后拟定的要江青当党主席的政治局常委名单公布出来，就把毛泽东的家天下的身后布局彻底揭穿了。

起诉书中以《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为罪证，证明林、江勾结，好像毛泽东根本不知道这件事情，是林彪心血来潮委托江青搞了这么个文件。《纪要》的主题是“专政论”说什么“在文化战线上存在着两条路线的尖锐斗争”；“文艺界在建国后……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相结合。”1967 年第九期《红旗》杂志发表社论《两个根本对立的文件》，说《纪要》是“无产阶级司令部发出的革命号令，它号召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群众，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纪要》的贯彻执行祸及整个思想文化领域，造成了灾难性的恶果。林彪、“四人帮”把《纪要》作为他们在文艺界大搞法西斯专政的理论根据，打着所谓批判“文艺黑线”的旗号，任意把香花打成毒草，诬陷、迫害、揪斗所谓“黑线人物”。全国文艺界受害的人数无法计算，仅文化部及直属单位就有二万六千多人被诬陷；祸及教育界，建国十七年来教育战线的成就也被全盘否定了，仅教育部所属单位和十七个省、市受诬陷、迫害的教师就有一十四万二千多人。

事实真相是：这个文件经过毛泽东审阅三次，亲笔修改十一处，加了“林彪同志委托”六个字，文件的名称原来是《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这样一改，文件的分量就提上去了。经毛批准认可，作为中发（66）211 号文件，于 1966 年 4 月 10 日发至县团级。

起诉书指控江青、康生勾结迫害八届中共中央委员会。说 1968 年中共召开八届十二中全会前夕，江青、康生等为了实现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从组织入手，对中共中央委员、中央监察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会委员的名单逐一进行了审查，把其中许多人诬陷为“叛徒”、“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不对！毛泽东在本届十二中全会上给刘少奇做叛徒、内工贼的结论，永远开除出党。如果按照民主程序办事，八届中央委员会肯定通不过，这才需要先对中央委员会动大手术，使其中的多数人不能到会，换上新选的革委会主任和造反派头头滥竽充数，以便毛泽东为所欲为。不是江青和康生，是毛泽东要给八届中央委员会大换血，江康只是执行者。

1968 年 7 月 21 日，康生亲笔写给江青亲启的信中写道：“送上你要的名单。”江青这时是个普通党员，九级干部（相当于司局级），康生是把她当作皇帝的代表——皇后来伺候的。没有毛泽东的指示。她（他）们俩敢办这种摧毁中国共产党的大事？

名单中中共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有八十八名被分别诬陷为“特务”、“叛徒”、“里通外国分子”、“反党分子”。名单中，列入“靠边站的尚未列入专案的”七名和“有错误的或历史要考查的”二十九名，绝大多数也先后受到康生、江青等人的诬陷、迫害，占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一百九十三名中的 70% 左右。他们是：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陈毅、彭德怀、贺龙、李先念、谭震林、李井泉、陶铸、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乌兰夫、张闻天、陆定一、薄一波、宋任穷、王稼祥、罗瑞卿、刘宁一、刘澜涛、杨尚昆、胡乔木、王任重、肖劲光、粟裕、萧克、陈少敏、王震、曾山、欧阳钦、王树声、王恩茂、邓华、邓子恢、谭政、刘晓、李维汉、杨秀峰、张际春、程子华、伍修权、钱瑛、王从吾、马明芳、李葆华、许光达、林铁、郑维三、徐海东、萧华、胡耀邦、习仲勋、安子文、吕正操、张经武、廖承志、叶飞、杨献珍、张鼎丞、舒同、潘自立、杨勇、黄火青、陈漫远、苏振华、冯白驹、范文澜、李坚真、高克林、钟期光、江华、李志民、杨成武、章汉夫、帅孟奇、刘仁、万毅、周扬、徐子荣、刘澜波、奎璧、欧梦觉、朱德海、张启龙、马文瑞、王世泰、廖汉生、洪学智、章蕴、徐冰、廖鲁言、宋时轮、周桓、陈丕显、赵建民、钱俊瑞、蒋南翔、韩光、李昌、王鹤寿、赵毅敏、孔原、张苏、杨一辰、赵伯平、张爱萍、姚依林、汪锋、方毅、王尚荣、刘震、张劲夫、李颉伯、廖志高、谭启龙、张仲良、张平化，共一百二十三名。

打倒一百二十三名中央委员，居然说是背着毛泽东干的，这可能吗？

毛泽东晚年心地阴暗，虚伪狡诈，既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既要把坏事做绝，又希望万古流芳。封建王朝老皇帝要传位，废立之争往往引起流血冲突，但这局限在宫廷范围内，与百姓无干。毛泽东要废刘少奇，立江青或毛远新，这么简单的事，他把它搞得比春秋战国还要复杂。他要以革命的名义搞帝制，实在说不出口，说出来也名不正言不顺。所以用一篇一篇的革命理论，一次一次的“伟大战略部署”，一场一场的政治运动，一套一套的阴谋诡计，把自己的真实意图隐藏起来，把全党全军和十亿人民“运动”起来，晕头转向地跟着他走，妄图达到他的不可告人的目的。我们不能永远为尊者讳过，时至今日，应该实事求是地承认，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是在毛泽东的卵翼下生成和发展起来的。特别是江青后党，一个婆娘几个秀才，没有毛泽东在后面撑着，怎么会有摧毁全党搞乱全国的能量？！江青在与公诉人江文对簿公堂时有惊人之论。江青说：“你们说林彪、江青集团，不对，林彪是一个集团，包括陈伯达。我、康老、张、姚、王是一个集团。林彪集团的头子是林彪，我们这个集团的头子不是我，是毛主席。”“党内有许多事只是你们这些人不知道罢了，你们清楚，在那个年代，共产党做了那些让你们抱怨的事，你们把什么都推到我身上。天啊，我好像是个创造奇迹、三头六臂的巨人。我只是党的一个领导人。我是站在毛主席一边的！逮捕我，审判我，就是诋毁毛泽东主席！”江青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言论 100% 都是信口雌黄，胡说八道，只有这几句是实事求是的，是说明了事实真相的。盘踞金字塔顶端作威作福，破坏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各级领导干部，愚弄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不止是那四个人，而是“五人帮”，帮主就是毛泽东。

经过两个月零五天的审理，1981 年 1 月 25 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宣布了如下判决：判处江青、张春桥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处姚文元有期徒刑二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判处王洪文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处陈伯达有期徒刑十八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判处黄永胜有期徒刑十八年，剥夺政治权利六年；判处我发现有期徒刑十七年，剥夺政治权利六年；判处李作鹏有期徒刑十七年，剥夺政治权利六年；判处邱会作有期徒刑十六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判处江腾蛟有期徒刑十八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从此，江青开始了漫长的、永无出头之日的牢狱生活。江青在秦城监狱呆的地方就是彭真多年住过的牢房。让毛泽东的未亡人活着，就是为了羞辱那个躺在纪念堂水晶棺里的毛泽东，让她偿还毛泽东所欠下的罄竹难书的孽债。

1989 年 11 月，中央领导层决定，允许江青过软禁生活。中共中央办公厅为她在酒仙桥附近找了一栋两层小楼，并有护士陪同一起居住。这一安排，是为了加强每周一次到公安医院接受治疗。

1991 年 3 月 15 日，江青在北京酒仙桥的住处高烧不退，因而被送进公安医院。与其他病人一样，江青要填写住院单。这次，她写的名字是“李润青”，表示她对毛泽东的怀念。“李”是江青的本姓，“润”是毛泽东早期使用的字，“青”则是江青的“青”。

5 月 13 日，她在一张《人民日报》的头版上潦草地写着：“历史上值得纪念的一天。”二十五年前的今天，文化大革命中的 1966 年 5 月 13 日，政治局召开会议，在毛泽东的提议下，江青被任命为中央文革小组的领导人。她叱咤风云地登上了历史舞台，权势，荣耀，享受，风光无限。如今，江青的健康每况愈下，被捕已经十二个年头过去了。从前的支持者依然没有任何令人鼓舞的消息，自己也依然没有任何可能重登政治舞台的迹象。今昔的反差使她气愤、悲哀、绝望。5 月 14 日凌晨一点三十分，护士离开江青的卧室。将近三点的时候，江青从卧室来到卫生间。她用几个手帕结成了一个绳套，栓在浴盆上方的铁架上，将被子和枕头垫在脚下，以便将头伸进手帕打成的绳套里，接着又踢开垫脚的被子等物……三点三十分，一名护士进来，发现她已两脚悬空吊死在铁架上。其他的护士和医生闻讯赶来，但已经太晚了。这位差一点成了中国女皇的毛泽东的妻子，在她七十七岁的时候离开了被她捣乱了十年的中国。当天下午，李纳得到了消息，来到医院签署了死亡通知书。李纳不同意举行任何形式的葬礼。三天以后的 5 月 18 日，江青的遗体被火化了。李纳没有在场，江青或毛泽东的任何亲属都没有到场。官方发表了公告，全文如下：

新华社北京 6 月 4 日电：本社记者获悉，“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江青，在保外就医期间于 1991 年 5 月 14 日凌晨，在北京她居住地自杀身亡。江青在 1981 年 1 月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83 年 1 月改判无期徒刑，1984 年 5 月 4 日保外就医。

关于文化大革命动乱十年造成的生命和财产的损失，在 1978 年 12 月 13 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透露了一个数字：

文化大革命死了二千万人，整了一亿人，浪费了八千亿人民币。

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暴力社会主义的恶性发展，大跃进三年，全国有三千七百五十五万人被活活饿死。损失约一千二百亿元。文革十年，照叶剑英的说法，整了一亿人，死了二千万人。浪费了八千亿亿人民币，如果再加上李先念（1977 年 12 月 20 日在全国计划会议上）说的国民收入损失五千亿，浪费和减收共计一万三千亿人民币，从新中国成立到 1976 年毛泽东去世，没有内战，没有重大自然灾害，非正常死亡者在五千七百五十五万人以上，经济损失一万四千二百亿元。近三十年国家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为六千五百亿元，两次大折腾的损失，是我国前三十年基建投资总额的两倍多。就是说，本来可以用于建设国家和改善人民生活的宝贵资金，有三分之二以上被毛泽东折腾掉了。这就是毛泽东以阶级斗争为纲治理国家的总成绩单。

1992 年春，香港《镜报》报道，北京市某宣传机构进行了一次民意调查，采用问卷笔答方法，让被调查者写出自己最尊敬的十位领导人，按照获选票高低排出的前十位是：

一、周恩来，获选率 100%；

二、邓小平，获选率 97%；

三、邓颖超，获选率 90%；

四、刘少奇，获选率 88%；

五、朱德，获选率 84%；

六、万里，获选率 835;

七、胡耀邦，获选率 80%；

八、杨尚昆，获选率 78%；

九、江泽民，获选率 76%；

十、彭真，获选率 72%

答卷中提到毛泽东的不到 2%，看到这里，笔者心中有些茫然，甚至觉得难以置信。怎么？文革中地动山摇地被亿万人民三呼“万岁”的毛泽东，在人们心目中的威望竟跌落得这么惨么？然而这是事实。细思之，也在情理之中。在大跃进运动中，毛泽东视人民为刍狗；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以全党为敌人，犯了滔天大罪，民心党心的变化是必然的。回想文革十年，兴师动众，开动全国的舆论工具，辅以铺天盖地的大字报，要把刘少奇、邓小平批倒批臭，永世不得翻身。结果呢，历史才过去了十五年，文革中被打倒的两个最大的“走资派”，邓小平获选率 97%，刘少奇获选率 88%，大批判的幕后主持者毛泽东获选率不到 1%。正是：一时是非在于力，千古是非在于理。刘少奇临终前说：“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信哉斯言。人民既已觉醒，继续把毛泽东的肖像悬挂在天安门，继续把毛泽东的遗体作为神物供奉在纪念堂，就有些落后于群众了，应作妥善处置，使我们的国家彻底从毛泽东的阴影中走出来。

这次民意测验有一点值得注意。人民群众是把共产党和毛泽东作了区别的。并没有因为毛泽东威信骤降动摇了对共产党的信任。选出来的前十位最受尊敬的领导人，还都是共产党人。这就告诉我们一个真理，不要把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寄托在维护毛泽东错误的基点上，改正了毛泽东的错误，共产党才有执政的合法性，改正得越多，合法性越大，全部改正了。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就有了全部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