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伟大的革命家，失败的建设者
本文指要：
在机遇期内必须采取的一个重大步骤是重新评毛。尊毛的意识形态，反毛的经济政策，这种“打左灯向右拐”的机会主义组合可以苟安于一时，但早晚要翻车。当今领导人须知：你们在意识形态领域毛泽东旗帜举得越高，在经济政策上的“错误”则越大，政治上的“左”凸显了经济上的“右”。真要以毛的是非为是非，你们就是“正在走的走资派”。如此尊毛是头顶石头砸自己的脚。在意识形态领域必须确立改革开放路线的正统地位。改革派只有行政权没有话语权是不行的。在当今中国，所谓“话语权”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承袭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搞改革开放，必然阻力重重，反对声浪不断。在野的反对改革开放的人气壮如虎，在朝的主持改革开放的人胆怯心虚，于是逼出个“打左灯向右拐”的策略来。只有改革开放的经济政策，没有保护这一经济政策的意识形态不能成事，刘少奇就是在这里失足的。他的“三自一包”（注：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和包产到户）政策，既挽狂澜于既倒，救了百姓，救了国家，却成了自己的紧箍咒，犯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所谓错误。被他救了驾的“伟大领袖”就是念着这个紧箍咒将他置于死地的。如今“三自一包”的继承者们尽管把改革开放搞得有声有色，但在旗帜网上天天受到批判，当局敬畏的正统意识形态视他们为“资改派”（资产阶级自由化改革派）。当务之急是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向人民群众特别是年轻一代说清楚毛泽东的空想社会主义错误的来龙去脉，回头看一看那个“左”祸肆虐、生灵涂炭的时代，揭穿毛泽东的假马克思主义、夺回话语权，使毛泽东的空想社会主义在中国彻底失去号召力。这就是邓小平留下话若干年后要重新评价毛的深谋远虑。本书就是要完成这样一个历史任务。
本书是拙作《毛泽东全传》（1993 年香港利文出版社初版，1997 年出新订本）的续篇，充实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史料，并增加了评论的分量，意在为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所允诺的在他的任期内重新评价毛泽东提供支持。
毛泽东一生，开国有功，建设有过，文革有罪。这是以讲真理不讲面子在中共党内深受敬重的元老陈云说过的话。这个认为毛泽东过大于功的评价是有群众基础的。1994 年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政治研究室、社会科学院政策研究室和国家教委联合搞了一次民意测验，就把两个问题进行问卷调查，第一个问题是：毛是功大于过还是过大于功？第二个问题是：毛泽东热是否正常？调查的结果如下：（1）高级干部：37% 认为毛过大于功，30% 认为功大于过，33% 不回答；（2）高级知识分子：67% 认为毛过大于功，8% 认为功大于过，25% 不回答；（3）记者和理论工作者：48% 认为毛过大于功，18% 认为功大于过，34% 不回答;(4) 教职员工和学生：40% 认为毛过大于功，34% 认为功大于过，26% 不回答。总的概念是过大于功。至于毛泽东热的问题，63—72% 的人认为不正常。（《你怎么看毛泽东？》《中国聚焦》(China scope)，1994 年英文版第二卷第一册第三页）
不回答的人实际上是认为过大于功，但明确表态有风险。如果把不回答的人列入过大于功行列，认为毛泽东过大于功者，高级干部占 70%，高级知识分子占 92%，记者和理论工作者占 82%，教职员工和学生占 66%，四部分认为毛泽东过大于功者平均数是 77.5%。所谓过大于功就是倒三七开，三分功劳，七分错误。这是个总的概念。
毛泽东是伟大的革命家，失败的建设者。建设失败了，革命并没有搞错。肯定和发展他缔造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功劳，否定和纠正他使国家陷入空想社会主义迷途的错误，是我们的历史责任。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创建了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毛泽东作为一个使受尽压迫和欺凌的中国人民在全世界面前抬起头来、挺起腰来的历史人物，将受到世世代代中国人民的纪念。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是毛泽东革命事业的光辉顶点，也是毛泽东思想的光辉顶点。这些业绩在《毛泽东全传》中用了三卷的篇幅记录在案，本书不再重复。本书将要记述毛泽东由空想社会主义者到封建社会主义者发展过程。封建社会主义当然也是空想社会主义，但它比空想社会主义更落后、更反动，它是打着社会主义的幌子搞专制独裁，搞世袭制和家天下。笔者将要根据自己掌握的史料，赤裸裸但绝无夸张地揭露毛泽东的暴力社会主义的种种错误和罪行，并着重分析他铸成种种大错的历史根源和理论根源，是非常必要的。
1945 年 4 月 24 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中说：
我们这样肯定要广泛地发展资本主义，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对于这个问题，在我们的内有些人相当长的时间里搞不清楚，存在一种民粹派的思想。这种思想，在农民出身的党员占多数的党内是会长期存在的。所谓民粹主义，就是要直接由封建经济发展到社会主义经济，中间不经过发展资本主义的阶段。（《毛泽东文选》第三卷）
历史的遗憾是毛泽东取得政权以后，背离了自己正确的东西，走上了民粹主义道路。1953 年 6 月 15 日毛泽东主持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他抛弃了新民主主义建国纲领。废止了受到各阶层人民广泛拥护的新民主主义建国纲领—起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急于废除私有制，推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一个左转弯，中国走上了以暴力为后盾的空想社会主义大实验，酿成了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大悲剧—饿死三千七百五十五万人。研究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要抓住这个重大历史事件。这是破解毛泽东之谜的一把钥匙。毛泽东晚年的种种政治举措，都是为了掩盖这个空前绝后的大错误，推卸自己的责任。所谓“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变”和“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那是为了把饿死人的空想社会主义神圣化；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揪出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则是要主动出击，打倒那些采取务实的经济政策，领导国家走出危机、救人民于水火的领导人。为此，他悍然发动所谓“文化大革命”作破釜沉舟地一搏。没有三年大跃进的错误，就不会有十年文化大革命。他打接班人这副牌，将刘少奇迫害致死，提拔林彪又逼走林彪，起用邓小平又打倒邓小平，选一个“最没有能力”的华国锋，给华的密诏是“你办事，我放心；有问题，找江青。”其实最终目的是要把班交给江青。他披着最现代、最革命的理论外衣，做着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六百多年前干的事情：为了让江青顺利接班，通过“文化大革命”，他把勋臣宿将几乎全收拾了。十年浩劫，政治舞台上的人物像接力赛一样换了一茬又一茬，绕这么大的弯子，就是为了一棒一棒地把“大王”传到江青手里，在毛晏驾的时候不失时机地接班。毛泽东搞家天下的阴谋一曝光，将善良的知识分子对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崇高动机的种种猜测彻底粉碎了。如果没有三年大跃进的错误，他不一定出此下策。他传位给江青，带有一点儿无奈，他并没有万世一系的信心，他盘算只要有两代人（江青一代、毛远新一代）的时间，就能根本改写这一段历史，赖掉他饿死 3755 万人的历史责任。这段历史是不能抹掉也不能修改的。要用浓墨重彩在这里做一个标记。中国人用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牺牲最多的惨痛代价，证明“共产主义”行不通，这个实验是对人类文明的一大贡献。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坐标，这是空想社会主义在中国、在世界、在人类文明史上彻底失败的坐标。这个坐标的正面意义就是，让后世那些憧憬大同世界（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是共产主义）的中外仁人志士们到此骇然止步！让世界不再发生由于道路选择的错误几百万、几千万饿死人的事情。
没有什么“共产主义”大目标，这是一个被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早年提出来晚年抛弃了的命题。1847 年 10 月恩格斯写了《共产主义原理》一文，勾画了这位二十七岁的青年对未来理想社会的憧憬。1893 年 5 月 11 日恩格斯七十三岁时对法国《费加罗报》记者发表谈话，否定了年轻时设计的未来社会模式，他说：
我们没有终极目标，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关于未来社会组织方式的详细情况的预订看法吗？您在我们这里连他们的影子也找不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二卷第 628-629 页)
前苏共总书记勃列日涅夫的侄女柳芭发表回忆录，其中谈到，勃列日涅夫当年曾对自己的弟弟说：“什么共产主义，这都是哄哄老百姓听的空话。”前苏联领导人的错误不在于放弃共产主义目标——一旦发现这是不能实现的空想自然应该放弃——而在于拿自己不再相信的理论继续作为官方意识形态欺骗人民。中国共产党必须像恩格斯那样与时俱进地对自己的奋斗目标作出调整，并郑重地告诉人民。
恩格斯在 1890 年 9 月写的一封信中指出：“根据历史唯物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和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 1962 年版第 466 页）资本主义在出世之前就创造了高于封建制度的劳动生产率，所以资本主义制度所向披靡地战胜了封建制度；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暴力社会主义制度经过七十多年拼死努力，只苏联和中国为发展经济赶超资本主义国家就付出了饿死五千万人的代价（苏联饿死一千三百万，中国饿死三千七百万），在“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方面也没有赶上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暴力社会主义制度使出浑身解数也创造不出高于资本主义的劳动生产率来，理所当然地被历史所淘汰，其高级阶段共产主义自然也就幻灭了。
人类历史自然演进的趋势不是资本主义，也不是共产主义。现代资本主义吸收了社会主义政策而发生了自我改良，在所有制上走向了混合经济。社会主义通过改革吸收了资本主义的政策，也从单一的公有制走向了混合经济。这种混合经济叫新资本主义，又叫民主社会主义，在欧洲，在俄国，在中国和许多发达国家都出现了。
美国学者 W.E. 哈拉尔在《新资本主义》一书中说：
混合经济：一种沟通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世界秩序。
超越现有的“旧资本主义”和“旧社会主义”的僵化意识形态。
两种制度都在向共同的目标前进；利用自由企业有吸引力的特点，来避免寡头垄断资本主义和中央集权国家社会主义的种种弊端。（《新资本主义》，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9 年第 2 版，第 392、397 页）
法国经济学家让·拉佛（他和雅克·勒卡莱合著《混合经济》）也指出：“在大多数发达国家，整个国民经济都成了混合经济，以致看来已经成为一种特定的社会组织制度。混合经济作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混合模式’，从理论上正是针对计划经济中全面国有化的明显失败和自由主义思潮鼓吹国家退却解除管制、实现全面私有化的弊端而提出的具有双重意义的补救措施。”
他还指出：“根据 1982 年世界发展年报，十九个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制度都是混合型经济。因此若以经济实践，而不是以空洞的承诺来讨论哪一种制度更能解决问题，那么毫无疑问地，以市场为中心的混合经济是一种较优良的制度。”
英国在 1951 年和 1971 年两次实行国有化，将包括英格兰银行在内的一大批企业收归国有，使英国经济成为典型的私人经济和国有经济相结合的混合经济。法国的国有经济比英国的有过之而无不及。1944 年至 1946 年法国根据第一个国家计划，对煤炭、电力、运输部门以及法兰西银行和四家全国性大商业银行实行国有化。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法国再度实施国有化，国有化的企业不仅涉及基础部门而且还扩大到某些竞争性很强的尖端工业部门，如达索飞机公司、马特拉军火公司等，德国、意大利等其他欧盟成员国也都不同程度地实行过国有化。
混合经济并不是一种人为设计的制度，而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互相影响演化的历史产物，历史自然形成的制度才是合理的和长存的。混合经济是民主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
民主社会主义道路正在成为人类共同认可的道路，将人类带入一个和平发展的新世纪。
中国二十七年改革开放最大的意义是脱离了毛泽东的以暴力为后盾的空想社会主义道路，逐步汇入世界主流文明，成为国际大家庭一个受尊敬的成员。由中国、前苏联以及东欧等国汇聚而成的这次社会转型过程，是从空想社会主义迷途回归民主社会主义，是自西方现代文明诞生以来人类社会的第二次大进步。改革开放是对空想社会主义的全盘否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暗中恢复新民主主义。与其暗中恢复，不如公开打出新民主主义旗帜。毛泽东在创立新民主主义理论时说，新民主主义就是新资本主义。从这里接轨，向民主社会主义前进，就彻底解决了改革开放的合法性和正统性问题。二十七年来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为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奠定了基础。重弹“左”的高调是自己否定自己。维护毛泽东的错误，与“左派”寻找共同语言，经济政策的“右倾”，意识形态的“左倾”，只能证明自己二十七年来搞错了，不能加强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只能削弱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不能给改革开放带来合法性，只能给反对改革开放的政治主张带来合法性。对中共执政地位形成挑战的，不是远在天边的西方势力，是“萧蔷”之内把毛泽东的错误当做旗帜挥舞的本党“左派”。看看旗帜网上那些蛊惑人心、杀气腾腾的言论吧！《只有毛泽东思想才能救中国》一文说：“不是文化大革命错了，而是邓小平把文化大革命完全否定了。……他的继承者搞的是一套修正主义货色，而这正需要再发动文化大革命以革除之。”（2003 年 11 月 1 日，作者马宝）邓小平临终留言：“要警惕右，主要是反‘左’。”实在是具有深邃的历史眼光。企图与“左派”共同维护毛泽东的错误以换取他们对改革开放的支持是不可能的，只能助长他们反对改革开放的气焰，“打左灯向右拐”的策略已走到了尽头。
2004 年 3 月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将保护私有制度重要条文载入宪法，与 1949 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接轨，标志着中国历经曲折以后回到了那个正确的出发点，走上了民主社会主义道路。
二十世纪末以苏联为首的华沙条约各社会主义国家出现整体性失败、制度性失败后，“民主社会主义仍然是推动进步的历史运动，然而，这是这样一种进步，他当旧的道路不再继续向前或者干脆引向谬误时将采取新的道路。民主社会主义的运动承担着为新型的进步充当辩护人和组织者的历史任务。”（社会党国际前主席维利·勃兰特：《民主社会主义的未来》）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晚年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想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它将像今日欧洲那样把这个建设成一个富裕文明、公正和谐的民主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向民主社会主义转变，是服膺马克思、恩格斯晚年遗教，继承新民主主义传统，彻底脱离苏联模式，回归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这是中国特色的历史定位。
改革开放之初，为了发展多种经济成分，改革派把国有经济占主体地位写进宪法以“安抚”左派，如今作茧自缚地把自己套住了，“左”派要出来“护宪”，拿着宪法叫板，在 2006 年 3 月“两会”期间，某政协委员质问：“我国宪法第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1992 年，国有经济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占 48%。现在，国有经济在我国国民经济中还占多大比重？这些年，国有经济被大量地廉价卖给私人，或改制为私人所有，这是否违犯宪法？应当追究谁的责任？”政府自觉理亏，无人敢出来应对。改革开放以来各届各级领导人是拼命想保持国有经济的主体地位的，因为这是是最后一块“社会主义阵地”。尽管出现了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企业也进来了，改革派手里必须保留“国企占主要地位不动摇”这张牌，以应付那些以“毛主席革命路线捍卫者”自居的“左”派。但这个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国企实在是不争气，年年亏损。于是由国家和地方财政无偿划拨，用农民和私营企业交上来的国税养国企；国家实在养不起了，就推给了银行，银行每年发放贷款约一万五千亿元，贷给国企的占 70%；由于国企只贷不换，欠下天文数字的呆账，一旦爆发金融风潮，势必国本动摇。于是又把国企推到了证卷市场。前些年的上市公司几乎是清一色的国企。股民们发财心切，被圈走了一万五千亿元，为国企输血作了奉献。就是这样，也没把国企救活。“据辽吉黑三省经贸委负责同志介绍，有的企业机器一开，煤、电、水等费用进去了，可职工工资、贷款利息和税后利润几乎一样也干不出来，只好冲减净资产维持职工生存；有的通过贷款支付职工工资和银行利息，有的设备、厂房等逐渐贬值，账面统计实际成了‘虚拟资产’了；有的企业利润率只有 1—3%，与五年期的国债收益基本持平，有的甚至还低。”（据 2003 年 2 月 21 日《中国青年报》报道）为了把国企“激活”，改革方案一个个制定，管理机构一次次整合，搞了二十年还是一个亏损。于是才有了股份制、私有化改革方案。
中共十五大以后国企改革的路子是“抓大放小”，大企业引进私人资本和外国资本，实行股份制；小企业实行私有化。现在中央仅管辖一千二百家（原来是九千家）关系国家命脉的大型国企。这种做法和世界先进国家类似。世界发达国家实行混合经济制度的都有国有企业，主要是必须由国家垄断的企业（如铁路、航空、银行），私人无力兴办的企业（如核电站、石油、天然气），以及公益性企业（如城市公共交通、邮政、自来水、电力），这些企业不以赢利为主，有些就是补贴性企业，带有全民福利性质的，要靠国家投资和补贴。但它在国民经济的比重不能大，更不能为主，大约占国民经济的 15—20%。据国际金融公司公布，1996 年中国有十一万四千家国有企业，2005 年这个数字下降到二万七千家，77% 的公司部分或全部私有化，国有经济的比重下降到 23%，接近发达国家的比例关系，这本是由不正常变为正常，在“左”派看来，这是动了社会主义的命根子。
西谚有云：“如果几何公理违背了人们的利益，人们也会把它推翻的。”因此，必须修改宪法。其理由是 1978 年中国国有经济比重比主体还大得多，占 99.1%，但全年国内生产总值仅为三千六百二十四亿元；今年国有经济不占主体地位了，全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了十八万二千三百亿元。我们面临这样的选择：是要十七万八千六百七十七亿财富呢？还是要那个“主体”地位的虚名？不要把那个比例关系看得那么重，如今，新资本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已经是一枚硬币的两面，都是实行混合经济制度，我们应该从自己制造的国企占主导地位的枷锁中解放出来。
勿庸讳言，国企改制也出现了一些问题，诸如大量工人下岗，弱势群体看病难、上学难、养老难，官员贪污腐败，特别是分配不公导致的两极分化，闹得沸沸扬扬，人心浮动。
国企改制，基本上都是由各级政府主持。政府参与设计公司管理机构，为国企作价，甚至承担部分债务。由于较大的国企资本存量大难以卖掉，就干脆由主事的官员将其从“全民所有制”“界定”为内部人所有，在内部人中又指定改制后的“经营者持大股”。这种类型的改革被称为“界定”式的改革。所谓“界定”，说穿了就是行政划拨，这就给官商勾结发“改制财”留下了广阔的运作空间。如果主持者是个贪官，为了国企脱困提高经济效益而改制的这本“经”就被彻底念歪了，在巨大的利益唾手可得的诱惑下，官员们是很难洁身自好的，只要在领导集团内部按权力大小把利益摆平，政府、党委和人大一路绿灯通过，大家既有了资本，又有了政党；既合乎政策，又合乎法律。于是形成了受现行制度和政策法律保护的所谓“利益集团”的问题。
国企改制发生的那些问题在民主社会主义国家都曾经发生过。他们不是退回去让国企继续亏损“化”掉，而是以民主私有化反对权贵私有化，私有化的方向道路不变。什么叫“权贵私有化”？就是官商勾结，攫取国家和人民的财富，实行市场经济没有政治民主化配套，必然要产生官商勾结，想给改制国企怎么估价就怎么估价，想把国有资产给谁就给谁，想把工人推向社会就推向社会，这就是官僚资本主义的厉害。假如我们启动民主进程，进行政治改革，把宪法规定的民主权利真正给予工人，支持国企工人监督改制，用民主去争取公平和正义，维护自己的权益，问题是不难解决的。这里需要强调指出的是：一定不是党和政府代表工人去主持公平和正义，你再派一个纪委或检察院的干部去监督主事官员，一旦被拉下水，就变成了另一只更为强大有力的黑手。怎样支持工人呢？例如允许工人组织独立工会、新闻自由等等。只要有新闻自由，及时把瓜分国企的黑箱操作曝光，就能斩断借改制攫取国家财富的黑手。以“稳定压倒一切”为借口不让工人参与和知情，控制媒体，实际上是为官员坐地分赃保驾护航，引发工人举着毛泽东的画像游行示威，造成更大的不稳定。只有政治改革才能解决这个问题，这是关心中国稳定与民主、市场化与公正、自由与秩序的人们希望的最好的结果。
由于政治改革没有跟上，凸显了改革开放的消极面，使反对改革开放和对改革开放不满的人数迅速增加。1979 年到 1982 年，全国上访的数量是二万起，去年（2005 年）全国上访的数量是三千万起，增加了一千五百倍。这就是说我们的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了一千五百倍。有些“左”派分子认为这是可以利用的形势，在网上煽风点火，兴风作浪，蒙蔽群众，拢络青年，他们认为“国退民进”是走了资本主义道路，鼓吹退回到毛泽东时代去，挑起了又一轮姓“资”姓“社”的争论。
“左”的理论一旦掌握了这些群众，就会转化为巨大的破坏力量。文化大革命的干柴在聚集着。“左”派兴风作浪还是文革的老套路，打起反对“资本主义道路”的旗帜，先把知识分子推上祭坛，点名批判一些对改革开放建言献策，作出过贡献的“主流学者”，说他们推动建立市场经济的主张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又把领导主持改革开放的各级领导干部分成“资改派”（资产阶级自由化改革派）和“社改派”，鼓吹在党内外开展一场大斗争，向“资改派”夺权，打倒“资改派”。特别值得警惕的是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综合处处长张勤德擂响了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的战鼓。他宣告：“即将到来的这场决战，实质上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资改派掌权还是社改派掌权、作美帝国主义的附庸还是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两种前途、两种命运的生死搏杀。”（2005 年 10 月张勤德文：《庸俗发展观是“百病之根”》）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动向。文化大革命的野蛮性、残酷性、专制性和乌托邦特色，对现存的一切可以进行玉石俱焚的彻底破坏。一旦民众被“左”派煽动组织起来把解惑和寻求出路的视线投给毛泽东幽灵，并且以毛泽东教给的方式去发泄自己的不满，打起当局不敢反对还作秀支持的毛泽东旗帜，揪斗“资改派”，局面就不好收拾了。这是中国未来十年最大的隐患，只有实行认真的而不是敷衍的政治改革，包括意识形态的改革和政治体制的改革，才能避免一场新的浩劫。不实行民主宪政。迟早要引发第二次文化大革命。
历史的教训是，政治改革的“机遇期”是不容易抓住的。执政者在他们自己认为有力量控制局势的时候，往往是顽固地拒绝改革，或优柔寡断掉以轻心，直到大势已去，才想起政治改革来，但这时危机已经爆发，他们已经失去主导政治改革的资格，只能被历史的潮流席卷而去了。例如 1945 年下半年至 1946 年上半年是蒋介石国民党的机遇期，蒋如抓住国共两党共商国是的机会，不打内战，进行政治改革，放弃一党独裁，与共产党组织联合政府，则不致被赶出大陆，最坏的情况是两党轮替，有时侯国民党执政，有时候共产党执政，为要争取选民，谁都要往好处做，谁也不敢胡来，中国就此建立起了良性循环的民主制度。再如 1961 年是刘少奇的机遇期，那时候，大跃进惨败，饿死几千万人，毛泽东在世界面子丢光，在国内人心丧尽，在七千人大会上敦促毛泽东下野的力量一度占了优势，那是毛泽东政治上最脆弱的时刻，刘少奇如趁势召开九大，团结全党，彻底清算空想社会主义路线，总结饿死几千万人的惨痛教训，给毛安排荣誉职务养老，废除个人独裁的政治体制，实行民主宪政，与民更始，可以使改革开放提前二十年。国家避免一场浩劫，刘本人也不至于是那样一个悲惨结局。刘少奇当断不断，等到毛泽东缓过神来准备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他才想召开九大；等到他在中南海被造反派揪斗的时候，他才想起了宪法。
因此在机遇期内必须采取一个重大步骤是重新评毛。尊毛的意识形态，反毛的经济政策，这种“打左灯，向右拐”的机会主义组合可以苟安一时，但早晚要翻车。当今领导人须知：你们在意识形态领域毛泽东旗帜举得越高，在经济政策上的“错误”则越大，政治上的“左”凸显了经济上的“右”。真要以毛的是非为是非，你们就是“正在走的走资派”。如此尊毛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在意识形态领域必须确立改革开放路线的正统地位。改革派只有行政权没有话语权是不行的，在当今中国，所谓“话语权”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承袭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搞改革开放，必然阻力重重，反对声浪不断。在野的反对改革开放的人气壮如虎，在朝的主持改革开放的人胆怯心虚，于是逼出“打左灯向右拐”的策略来。只有改革开放的经济政策，没有保护这一经济政策的意识形态不能成事，刘少奇就是在这里失足的。他的“三自一包”（注：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和包产到户）政策，挽狂澜于既倒，救了百姓，救了国家，却成了自己的紧箍咒，犯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所谓错误。被他救了驾的“伟大领袖”就是念着这个紧箍咒将他置于死地的。如今“三自一包”的继承者们尽管把改革开放搞得有声有色，但在旗帜网上天天受批判，当局敬畏的正统意识形态视他们为“资改派”（资产阶级自由化改革派）。当务之急是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向人民群众特别是年轻一代说清楚毛泽东的空想社会主义错误的来龙去脉，回头看一看那个“左”祸肆虐、生灵涂炭的时代，揭穿毛泽东的假马克思主义，夺回话语权，使毛泽东的空想社会主义在中国彻底失去号召力。这就是邓小平留下话若干年后要重新评价毛的深谋远虑。本书就是要完成这样一个历史任务。
为了雅俗共享，笔者采用生动活泼的写作形式，使政治家看了不觉得浅薄，大学生看了不觉得艰深，历史事件和背景材料都是有根有据的。滔滔六十万言，就是要用毛泽东的历史性错误警示后人：空想社会主义道路走不得，走不通，那个想像中没有阶级、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共产主义天堂”，是一个饿死过三千七百五十五万人的人间地狱。走了这一步，才能从根本上打败那些神圣不可侵犯的极左教条，改革派和他们的路线才能摆脱“打左灯，向右拐”的扭秧歌状态，站稳历史的脚跟。
笔者行年七十，经历了中国空想社会主义年代，是反右派、三大改造、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亲历者，长期在高等军事学府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思想历程是紧跟毛泽东的，否则不可能经历那么多政治运动而不被淘汰。毛泽东是我青年时代的偶像，在讲课和撰文中都曾真心实意地鼓吹过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鼓吹过他所推行的空想社会主义；甚至曲解马克思主义，为毛的错误作辩护，把这看作是一个理论工作者的天职，一个共产党人的党性。在颂毛的浪潮里也有我的浪花。从这个意义上说，对本党的错误，我也有一份责任。甚于这种负疚感，我愿意把我经历的真实历史告诉后辈，不要像我年轻时侯那样狂热了。对毛泽东重新评价将是二十一世纪的一个重大话题。许多重大事件的历史档案尚未解密，这是本书无法超越的历史局限性，史实的迷误和评论的不当在所难免，作为抛砖引玉，欢迎各界的朋友指教。
辛子陵 2006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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