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八章“任四凶苟活，民祈速死；伍豪壮逝，民祝永生”

1976 年 1 月 8 日九点五十七分，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同志逝世。官方宣布成立毛泽东、王洪文、叶剑英、邓小平、朱德等一百零七人组成的治丧委员会。9 日首都天安门、新华门、劳动人民文化宫、外交部下半旗志哀。10 日和 11 日，党和国家领导人及首都各界群众代表一万多人前往北京医院向周恩来的遗体告别。

要求向总理遗体告别的北京市民有几十万。本来可以在中山公园、劳动人民文化宫或人民大会堂举行告别仪式。满足人民的要求。当局有意要降低规格缩小影响。选在位于东单的北京医院告别厅一个狭小的场地。周恩来并不是在北京医院去世的，安排在这里举行告别仪式毫无道理。11 日下午，周恩来的遗体由王洪文、汪东兴、邓颖超护送到八宝山革命公墓火花时，从北京医院到八宝山东西数十里的长安街上，出现了百万群众哭灵送殡的场面。

1976 年 1 月 12 日，邓颖超对总理生前的两位警卫高振普和张树迎说：“恩来不保留骨灰的请求，毛主席、党中央已批准。你们俩跟随恩来同志工作多年，已向中央请示并得到批准，由你们二人执行撒骨灰的任务，这是你们俩为恩来同志办的最后一件事……”

邓颖超说到这里嗓子哽咽了，她强忍着眼泪，克制住自己的感情，继续对他们说：“接到中央批准的消息，我高兴。高兴的是，恩来说过，他担心我替他办不成这件事，今天可以办成，就要成为现实了。咱们要共同为实现他这一愿望而继续工作。我很想亲自去撒，但是，目前条件不允许我去做。再说，天气太冷，我岁数也大了，出动目标大。恩来同志是党的人，我委托你们二人去办，你们二人是党支部成员，我们靠基层支部。我相信，你们俩会很好地做好这一工作的。”大约晚八时许，高振普和张树迎到达坐落在北京东郊的通县机场，迈着沉重的步伐，登上飞机。这是一架平时撒农药用的安—2 型农用飞机。巨大的马达轰鸣声掩盖不住送行人的哭泣声，飞机缓缓升起。总理骨灰撒放地点，是邓颖超根据总理生前的遗愿确定的，极具象征意义。第一个地点是长城，这是中华民族的象征，使我们民族的灵魂，周总理曾提议将长城作为国徽和国歌歌词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此激励民心、凝聚民心；第二个地点是北京密云水库，这是总理多次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与劳动人民一起劳动的地方，在这里他与人民群众结下了深情厚谊，这里也倾注着他对首都建设的心血和对首都人民的关爱；第三个地点是天津海河，这是总理参加革命的发祥地，他在这里认定了自己终生不渝的奋斗目标，他也是在这里播下了爱的种子；第四个地点黄河入海口（原垦利县，现在的滨州），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她为中华名族哺育了无数的志士仁人，最后又无私地融入浩瀚的大海。总理正是从这里走向世界，走向全人类。

要用一句话概括一下周恩来去世在中国党政军各级干部和亿万百姓心灵中引起的重大震撼，笔者的答卷是：恩来去世，神州陆沉。笔者当时在京汉路火车的软席包厢里。那时乘车讲级别，这个车厢都是地师级以上干部。9 日凌晨火车上的早间新闻一播放哀乐，大家心头一沉。周恩来逝世的消息一播出，整个车厢哭声一片。那绝对是真情实感的自然流露。总理走了，小平靠边站了，国家怎么办？人民怎么办？这是大家的共同心声。车到汉口，在我出站坐上汽车前往军区招待所的大街上，行人表情肃穆，有的流着泪，或戴白花，或戴黑纱。一队队群众，捧着周恩来画像，捧着花圈，去参加追悼会。机关、工厂、学校遍设灵堂。一家新华书店门口出示告白“总理画像售完，请到别处购买。”

预告 15 日下午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首都各界群众代表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追悼会。毛泽东是否出席周恩来的追悼会成为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瞩目的焦点。

周恩来去世后，有四十名军队高级将领给毛泽东写信，要求和盼望主席出席追悼会，哪怕到场一下。毛泽东看了信说：

老帅、老将军对总理爱得很深，是为总理委屈、抱不平，是在借题促我反思文化大革命。（据张玉凤提供的资料）

后来政治局讨论毛是否出席的问题，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朱德表态，请主席出席；华国锋、陈锡联、吴德、纪登奎、王洪文、姚文元表态，请主席酌情；江青、张春桥、汪东兴表态，反对主席出席。毛泽东最后拍板时圈了华国锋等人的意见。对由谁主持追悼会的争论，毛说：“争什么？还是由总理的亲密战友加同志主持好。”据这次会议的参加者姚文元解释，“亲密战友加同志”指的是邓小平、毛“抬邓压周”，封邓小平为毛派的代表，一路提拔。就是想把邓小平争取过来，为己所用，辅佐江青坐天下、由于邓小平对文化大革命不认同，坚持为百姓不为君王。反对毛泽东搞家天下。还是成了周恩来的“亲密战友加同志”，从此不再是“毛派的代表”。这是毛泽东政治生涯中的一大败笔。他只好用自己不出席追悼会的办法表示他对周恩来的嫉恨，并为日后批周埋下伏笔。

1 月 12 日，毛泽东说：

为什么要我参加总理的追悼会？我还有不参加的权力嘛！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谁送给总理的？我和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总理，就斗争了不少于十次，不要勉强，建议其他政治局同志都参加。总理是反对我搞文化大革命的；有一批，不是小批，还是老的，都听他的；拥护我，高呼我万岁，是无奈的、这点我和总理的鸿沟是没法弥补的。（根据张玉凤提供的材料）

在邓小平致的悼词中，对周恩来盖棺定论的评价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人民久经考验的卓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悼词中原来有“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被毛泽东勾掉了。在共产主义的神庙里，“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最高规格的谥号，只有没有犯过路线错误、一贯正确如毛泽东者才能当此殊荣。对此群众硬是不服，因为毛泽东犯的错误比谁都大。后来在清明节悼念总理时，群众对周恩来的第一个谥号就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谷牧在一篇怀念周恩来的文章中对周公的历史贡献有公正的评价，是悼词之外的悼词：

在向四化进军的征途上，党和人民不会忘记周总理，不会忘记这位为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出生入死、履建丰功的人，不会忘记这位在三年困难时期指挥若定、力挽狂澜的人，不会忘记这位在“文革”动乱极其复杂的历史情况下，竭尽全部精力，发挥高超才智。力使新中国航船免遭沉没的人，不会忘记这位把整个身心都献给共产主义事业，与人民群众甘苦与共，心心相印的好总理。

周恩来死后声誉鹊起，成为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抵制毛泽东家天下的阴谋，反对江青后党接班，坚持民主共和的斗争旗帜。

就在周恩来追悼会的前一天，“四人帮”不顾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痛悼周总理的感情，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通栏发表《大批判带来大变化》的文章，强奸民意，硬说全国人民最关心的是“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给教育战线带来的大变化。长期以来，宣传报道的主旋律是和民心对着干。1 月 13 日一天之内，姚文元三次给新华社下达指示：“不要因为刊登悼念总理的活动把日常抓革命促生产的报道挤掉了”，还指示说“这几天报纸登唁电数量太多，太集中”，并具体指示以后唁电版面往后放。人们对压低总理丧事的宣传规格不满。心中的怒火淤积着。

3 月 5 日，上海《文汇报》在刊载新华社一篇通稿时，删掉了周恩来关于学习雷锋的题词；在 3 月 25 日自编的一篇新闻稿中说：“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悔改的走资派扶上台。”人们一看，一箭双雕，要把死去的周恩来和活着的邓小平都打成“走资派”，人民的愤怒像火山一样爆发了。《文汇报》数日之内接到抗议电话一千多次。抗议信件、电报四百二十一件。这一事件成了“反昏君，颂贤相”的“四五”运动的导火线。为捍卫周恩来的一世英名，全国各大城市陆续发生群众自发地抬着周恩来巨幅画像的示威游行。

在北京由于不许各单位设灵堂祭奠。人民群众发现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是最好的祭奠场所。3 月 19 日，朝阳区牛坊小学的学生在纪念碑前献上了第一个悼念周总理的花圈，随着越聚越多，铺天盖地，成了花圈山，还出现各种各样的诗文悼词，贴在纪念碑上。执勤人员奉命每天清理撤走花圈，引起群众不满，轮流派人看守自己的花圈。4 月 2 日，北京重型机械厂工人们做了一个搬不动、撕不坏的钢花圈。用起重机送到天安门广场、中国科学院一○九工厂职工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南面竖起四块钢铁做的巨大诗牌：“红心已结胜利果”、“碧血再开革命花”、“倘有妖魔喷毒火”、“自有擒魔打鬼人”。矛头直指“四人帮”。

4 月 4 日是清明节。市政府当局宣布要移风易俗，不许纪念，等于是火上浇油、这一天到天安门广场的人数达到二百万人次。上午七点。青云仪器厂职工分四路纵队，共一千多人。抬着三十四个花圈，从西单来到天安门广场，绕场一周，举行隆重的悼念仪式。

曙光电机厂三百多名工人，浩浩荡荡地开过来了。

北大、清华、人大的学生队伍开过来了。

中国科学院的队伍开过来了。

国家机关干部队伍开过来了。

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后勤部也送来了花圈。

朋友，如果您对“历史潮流”、“人心向背”这些抽象的政治概念缺少具体的、感性的认识，就请看看这堵不住、截不断的人流吧！这就是“历史潮流”！这就是“民心向背”！人民的抗议使毛泽东认识到“反周国必乱！”打消了批周恩来的念头。据公安局统计，那天在纪念碑前献花圈二千零七十三个，单位一千四百多个、诗词、悼词、小字报不计其数，有四十八起是“恶毒攻击主席、中央的。”

诗词中的上乘之作以陈明远的作品为代表。陈明远幼时学诗，得到郭沫若、田汉的指点，有诗坛神童的美誉。其作品十九首，因气派宏大，格调卓绝，文革初期被误认为是毛主席未发表的诗词在群众中辗转传抄。被打成“伪造”毛主席诗词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天安门传抄张贴他的诗词几十首（当然未署名），现录其《沁园春》、《总理魂》以飨读者。

沁园春 清明祭总理一首

春涌回声。三虎总理，万泪纵横。集岗兰庐菊，斑斑带雨①；银花铁蕊，耿耿含晶②。

海角天涯，朝思暮悼，亿众凝目望碑亭。灰云漫，亦难遮伟迹，正大光明。

惊涛直上黄庭③，君可见，江山意不平？任四凶苟活，民祈速死；伍豪壮逝，民祝永生。

民望崇山，民心洪水，谁敢欺凌谁敢轻？传花信，指殷红遍野，堪慰英灵！

原注释：

①“岗兰庐菊”，指井冈山之兰，庐山之菊。“岗兰”高洁清香，是朱德和周总理共同喜爱的花；“庐菊”傲霜耐寒，象征彭德怀的高尚品格。

②“银花铁蕊”，当时群众献的花圈，多为纸花或绢花，也有工人们用金属做的花圈。

③“黄庭”，《云笈七签》云：“黄者中央之色也，庭者四方之中也。”

这首词的后半阙，是给毛泽东下的战书。译成白话文就是：坐在黄庭上的人，你是否知道天下人义愤难平？你所保护信任的四人帮，人民咒他（她）们早死；你所嫉恨迫害的周恩来，在老百姓心中永生。民心如载舟覆舟的洪水，谁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玷污总理的英名，将被席卷以去。看来是“惊涛直上黄庭”，天安门二百万群众的呼声毛泽东听到了，所以才有“反周国必乱”的指示，使四人帮策划的批周阴谋胎死腹中。

陈明远有律诗八首，在群众中传抄，引起强烈共鸣，成为“四五”运动的先声。

总理魂（八首）

一

天下安危系此身，伍豪海量敌千人。一生吐哺归完璧，九死回旗阻逆轮。①

墓表山川谁敢诋？碑文星月莫能焚。从今更爱在华土，处处皆存总理魂！

二

临没难忘地母恩，里程终始天安门。弱冠去国惟怀夏，引剑横眉誓护春。

黄埔乱云杨浦夏，梅园骤雨枣园晨。血花尽洒天涯路，处处皆存总理魂！

三

遍野哀鸿微夜闻，倩谁拂晓净烟尘。长沙火海泪焦迹，重庆刀山血透痕。

心展虹桥严铁石，目随云席扫妖气。群情满仰春归日，处处皆存总理魂！

四

铁斧丛林开混沌，纺车窑洞纺经纶。拼将赤县天将亮，定使黄河浪不混。

手执钢铁铜粹美，汗挥水库水甘醇，山川锦绣谁描绘？处处皆存总理魂！

五

革命前驱昼夜奔，笑赢敌手誉如神。御仇争寸干喉舌，援友传戈卫当唇。

名共国名扬宇宙，志同众志劈乾坤。环球仰慕真君子，处处皆存总理魂！

六

手植青苗深扎根，足追红迹勉儿孙。惯教孺子开门笑，频对奸人怒眉嗔。

未现宏图三代恨，无名金字亿民尊。百年所树待林立，处处皆存总理魂！②

七

五岳巍峨烈士坟，一声总理泪纷纷。血溶国脉连心跳，灵入民身暖体温。

广场披襟何坦荡，丰碑挺骨益坚贞。熏风化雨颂无尽，处处皆存总理魂！

八

衣未戎装真赤军，笔无遗嘱壮诗文。毕生风韵注川海，终古征程耀火云。

曾唤小名公笑永，常怀巨影我心沉。此生誓献中华土，处处皆存总理魂！③

①“九死回旗”：《三国演义》载：诸葛亮死后，蜀军秘不发丧，撤回川中时仍高举诸葛旗号，吓退司马懿大军。今民众高举周恩来旗帜，成功地阻止了江青后党临朝。

②“无名金字”，人民英雄纪念碑主文为周恩来书写。

③周总理生前见过陈明远，亲切地叫他“小远子”。

广大群众的诗文，直白犀利，直刺四人帮。

其中有一首《向总理请示》：

黄浦江上有座桥，江桥腐朽已动摇。

江桥摇（暗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眼看要垮掉。

请示总理，是拆还是烧？

有题名《赠某女士》的新诗，直指江青：

某女士真猖狂，

妄想当女皇，

给你镜子照一照，

看你是个啥模样！

纠集一小撮，兴奋又作浪；欺上瞒下跳得欢，好景终不长。

也有直批毛泽东的诗词：

中国已不是过去的中国，

人民也不是愚不可及；

秦始皇的封建社会已一去不复返了，

我们要的是真正的社会主义！

毛泽东自诩为中国唯一的马克思主义者，刘少奇被打倒了，邓小平是正在走的“走资派”，朱德是“老机”，陈云“一贯右倾”。林彪成了“叛徒、卖国贼”，连周恩来都不是，七个常委六个被他打倒或半打倒，剩下自己唯我独左，可人民群众不认同，认为他搞的是“秦始皇的封建社会”，是假社会主义。在毛泽东家天下的布局日益明显的时候，人们终于明白，成天叫嚷“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原来他要搞封建主义复辟！

首钢工人李铁华在天安门广场发表演说，歌颂周总理，批判“四人帮”。北京铁路分局工人王海力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展示血书：“誓死保卫周总理的英名不受玷污！”群众中还传唱一首歌曲：“人民的总理人民爱；人民的总理爱人民；总理和人民同甘苦，人民和总理心连心。”

悼念周总理，声讨“四人帮”的斗争是全国性的。南京、武汉、杭州、太原、西安、郑州、洛阳、天津、合肥、成都、广州、兰州、银川、昆明、贵阳、抚顺、上海以及青海、西藏都出现了群众性的自发斗争。

3 月 28 日深夜，安徽师范大学一位学生，芜湖一中的一位教师和芜湖缝纫机厂的一位工人，用“党的儿女”署名，在芜湖市安徽师大附中墙壁上刷出三条大标语：

周总理革命精神万岁！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意真。今日思总理，热血更沸腾！

小平小平，为党为民。何罪之有？遭此不幸！

还有三条没贴完，就被当做罪证把他们抓起来了。后三条更厉害：

全党全军团结起来，保住邓小平同志，挽救我们伟大的党，挽救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

春桥春桥，放屁造谣，诬陷总理，罪责难逃！

江青！江青！毒蛇妖精，残害忠良，祸国殃民！

4 月 4 日晚，王洪文主持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天安门广场群众悼念治理活动是什么性质的问题？认定：“性质是清楚的，就是反革命搞的事件。”决定“在全国揭露敌人的阴谋，发动群众追查政治谣言，立即清理天安门广场的花圈和标语，抓反革命。”“四人帮”认定“邓小平是右倾翻案风的总后台。”在讨论撤销邓小平一切职务时，叶剑英不表态，朱德离开了会场。在讨论开除邓小平党籍时，叶剑英起身说：“开除？把我也一起开除吧！”说罢就离开了会场。李先念不表态。华国锋、陈锡联、吴德、纪登奎提出：“要请示毛主席。”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了天安门情况和政治局的处理意见。张玉凤在场。据张披露，毛说：

是炮打我，是对总理的缅怀，是对江、张的声讨，是对翻案主帅下台抱不平，总之要推翻文化大革命。

据张玉凤回忆：

主席常在沉思回忆战争年代的生活已逝、牺牲的战友时，感到凄凉。主席常把毛远新、我叫到身边，说：“小毛（远新）、小张（玉凤），我能交得了心。我死后，可能不出一年，长了不出三、四年，会有翻天覆地。民心、军心，我看不在（我们）这边。你们要信！”对此，毛远新也有记录资料。

反周批邓，毛泽东万万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后果。他太迷信自己权威了，太迷信自己的威信了。“913”事件后，是因为他倚周用邓，全党继续拥护他，全军继续拥护他，人民继续拥护他。当他抛弃这两个人要把班交给江青的时候，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都跟他翻了脸。

毛泽东决心一意孤行到底，批准镇压在天安门前表达民意的群众。

4 月 5 日下午六点二十五分，天安门广场高音喇叭反复播送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吴德的讲话，宣布：“在天安门广场有坏人进行破坏捣乱，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动员群众离开，“不要上当。”晚九点三十五分，卫戍部队五个营、公安干警三千人、民兵一万人，对尚未撤离的群众大打出手，当场逮捕三十八人，“四五”前后共逮捕三百八十八人，收走花圈，刷掉了大小字报。

4 月 7 日上午八点○五分至九点十五分，毛泽东躺在病榻上听取民意在汇报。根据毛远新的手记，毛泽东指示：“开除邓的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华国锋任总理。”

后又补充说：“兼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毛的这些指示，需要政治局在形式上通过一下才合乎组织原则。他特别叮嘱，不叫邓小平、叶剑英、苏振华参加会议，以保证决议一致通过。由此可见，毛虽沉疴在身，但头脑清醒，大事绝不含糊。有人说对天安门事件的处理，是“中央作出的一系列错误决定”，让重病的毛“负责显然是不合适的。”这是为尊者帏过。

4 月 7 日晚上，中央政治局开会“一致”通过了《关于华国锋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的决议》和《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

《决议》在 4 月 8 日《人民日报》上公布。人心硬是不服。12 日报社收到署名“一个现场工人民兵”的群众来信，寄回 8 日的《人民日报》，在决议和社论旁批着：“令人震惊！党报堕落了！成为一小撮法西斯野心家的传声筒！”并建议：“从今日起改为：法西斯机关党报！打倒野心家、阴谋家江、张、姚！”广州半导体材料厂青年工人辛辛写信给《人民日报》：“支持邓小平！打倒张春桥！打倒姚文元！打倒江青！”北京部队某部副营长王勤，听完广播写了一张小字报，贴在营房附近十字路口一颗白杨树上：“邓副主席是我们的贴心人！向天安门广场的英雄们学习！”

当局为了壮胆，下令北京和各省省会，组织大规模游行，表示拥护两个决议。

6 月 15 日，毛泽东在病情加重的情况下，召见江青、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汪东兴、王海容等人，说了如下一番话：

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吧，总可以定论了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打进北京，总算进了紫禁城，的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毛泽东说这话的时候，头脑非常清醒。他回顾、总结了自己的一生，说干了两件事，一件是打败蒋介石，赶走日本；一件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就是说，从 1949 年到 1965 年，十七年建国他没有插手，什么事也没管，什么事也没干。从“三大改造”到大跃进，饿死三千七百五十五万人，损失一千二百个亿，把十七年的一切错误、罪责全部推给刘少奇。这个大的历史框架，文革之初他就想好了，一以贯之，一直坚持到最后。他希望后人这样写他的历史。

实事求是地说，在 1953 年以后，毛泽东推行了一条以空想社会主义为特征的“左”倾错误路线。这条错误路线比历史上的“立三”路线、“王明路线”危害大得多，那只是局部的革命失败，丢掉几个县的革命根据地，损失了几万部队，而毛的错误路线的后果是三千七百五十五万人被饿死。一个将解放人民、服务人民、造福人民挂在嘴边的党的领袖，犯下如此罪行，拒不认错，拒不引咎辞职，反而发动文化大革命，将不同意他胡来，抵制过他，对他提过不同意见，约占 80% 以上的正直的共产党员撤职、打倒甚至斗死、害死，这与王明路线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比较起来，要残酷多少倍，无情多少倍！如果没有毛泽东的“左”倾错误路线的干扰乃至取得主导地位，他真的退居二线，垂拱而治，没有 1953 年对刘少奇“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批判，没有 1955 年批邓子恢的“小脚女人”，没有 1958 年反周恩来的右倾，没有公社化和三年大跃进，没有庐山会议反对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决不会造成饿死三千七百五十五万人的空前绝后的大惨案。毛泽东驱使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跟着他胡折腾四分之一世纪。到 1978 年又回到新民主主义，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这才走上了民主社会主义的轨道。建设时期党的正确路线的代表应该是坚持党的“八大”路线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心中的改革开放是这条正确路线的继承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