憎恨月亮
今年深秋的一天，我终于寻到了席宗祥，在兰州市东城巷一栋很旧的楼房的顶层。听说我是专为了解夹边沟的情况来找他的，他大为惊讶。他一边叫我进房子一边问我，你怎么知道我是夹边沟出来的？又是怎么找到我家的？我说你叫我坐下呀，坐下我再跟你说。
席宗祥剪着一头很短的白发，面孔红润，运动员似的身材，根本就不像个六十七岁的老人。尤其是他听了我的话，一只手搔了搔后脑勺，笑着说请坐请坐，脸上出现难为情的神色，就像是个大孩子。
我坐下了，从书包里拿出一封信递给他：你看看这封信，看完信我再说。
他接过信坐下了，看信，仅仅看了个开头，就嘿儿嘿儿笑了：俞兆远，嘿嘿，是俞兆远介绍你来的呀。
我也笑了：对了，三年前去金塔县采访俞兆远，他就写了这封信。他说你们是好朋友，叫我拿着他的信来找你，你会接受采访的。他说你是个开朗的人，有什么说什么，不会藏藏掖掖躲躲闪闪。
那你怎么现在才来？老俞三年前给你的这封信嘛。
席宗祥一口的兰州方言，我便也用方言回答。
是三年了，主要是这几年来我都在河西采访，一个县一个县一个人一个人地找。再说，我也是二中毕业的，我想，等我采访完了河西的人，回过头来再采访你也不晚。
他似乎有点惊讶：你也是二中毕业？
我说，对呀，我们是校友呀，你不是五零年二中初中毕业的吗？我是六五年毕业的。
他说，我哪年毕业的你都知道了？
我笑了：那还能不知道吗？好几个人都跟我说过你。我还知道，你是怎么划成右派的。还知道你在夹边沟的戏剧性的故事……你就谈一谈吧，谈一谈你的故事。
席宗祥也笑了：嘿嘿，我有什么可谈的嘛。夹边沟的右派大都是知识分子，而我才是个中学生——连高中都没读完——我跟人家不一样。
这才是我千方百计要找到你的原因。我觉得太有意思了，不管是当右派或是在夹边沟，你跟别人都不一样。说吧，请从头说起。
经过一阵寒暄和聊天，我和席宗祥谈得很投机，就像是老朋友见面一样。很快地他就讲起自己的故事来——
要说我去夹边沟，那还得从 1951 年说起。你不是知道吗，我是 1950 年在二中初中毕业的。然后我就去师大附中上高中。师大附中是甘肃最好的中学，现在也是最好的中学——甘肃省的重点中学，高考录取比例全省第一。我上师大附中的目的，也就是想将来考个好大学，名牌大学，可是 1951 年出了一件事。
那年秋天的时候，我已经上高二了，天已经凉了，好像是 10 月中旬的一天。那时候学校条件不好，虽说是名牌中学，但课桌很旧了，桌面坑坑洼洼不平，我经常在桌子上铺一张报纸。那天，我往桌子上换了一张新报纸。换好之后在板凳上坐着，发现报纸上印着毛主席的大幅照片。也怪了，平常看见毛主席的照片也没有什么特殊的感觉，可是那天看着毛主席的照片，总觉得毛主席长得太秀气，有点女人相，不威风。也不知道为什么，那天我就是这种感觉，可能是当时我把他和斯大林相比的原因吧。那时候我们的教室里就挂着马恩列斯的伟人像，斯大林穿着元帅服，留着八字胡，很威风的样子。于是，我就拿起毛笔给毛主席画了一副胡子，斯大林的胡子。
画完胡子我还挺高兴的，觉得长胡子的毛主席很威风，像个男子汉，大人物。然后我就到操场上打篮球去了。我上学的时候特别爱打篮球，我的身体好，个子也高，是校篮球队的队员。一场篮球还没打完，有个同学就跑来叫我了，说班主任老师叫我到办公室去一下。
班主任老师叫我是正常的事，我是班里的体育委员，经常为开展全班的体育活动和老师商量这事那事，班主任还对我挺好的。谁知那天到了办公室，班主任脸色很难看，问我为什么给毛主席像画胡子。我当时没把那事情当什么严重的事，就承认是我给毛主席画胡子了，还说了为什么画的。班主任听我说完，训起来了，说，是这么简单的事吗？这可是政治问题呀！他说是政治问题，我还不服气，说这是什么政治问题，不就是画个胡子吗。老师很生气，又说我，你这是污辱毛主席。我更不服气了，说，去年夏天教导处的老师把半抽屉没用的学生照片倒在垃圾堆上，有几个同学把照片拿到教室里，给女的画胡子，给男的画辫子，你也看见了，也没说是污辱同学。我这句话的潜台词是说，给同学们画胡子不是污辱，为什么给毛主席画胡子就成了污辱了？这句话我当时没说，因为我看老师的脸色很严肃，很难看，我有点胆怯。
当时，老师似乎也被我的话说得语塞了，有一阵子没说话。过了一会儿他才说，你这个席宗祥呀，你考虑问题的方式成问题呀！你惹下祸了，你还没认识到怎么惹下祸了。你回去好好想一想写个检查，明天给我交上来。
老师叫我写检查，我回去就写了。说实在的，我那时候脑子里缺根政治斗争的弦。不光是我，我们的同学当中有很多人都缺政治斗争的弦。我们都认为，上中学嘛，就是为了将来考大学，将来有个好工作。什么要求进步呀，入党入团呀，为共产主义奋斗呀，那时候还没有在脑子里扎下根来，班里要求入团入党的人还是少数。如果哪个同学入团了，批下来了，其他同学还笑话人家：哎呀，成了团员了，将来能当官呀。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的，共产党建国才两年，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想入党入团，还没认识到入党入团的重要性。那时候同学们当中还流传着这么一句话：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可不像后来：把入团入党放在一切事情之上。
当时的思想状况就是这样，可是那天回去之后我还是动了脑子，认真写了个检讨书，给自己扣大帽子：我的行为是对毛主席的不尊重，是污辱了毛主席。毕竟那时候共产党已经建国两年多了，天天喊毛主席万岁，我也怕把这件事扯到政治立场上去，说我反对毛主席反对共产党。
但就是这样，过了一天，老师还是叫我在全班作检查。作检查的时候，学校教导处主任都参加了；检查完之后，班上的积极分子们发言批判我，还喊了口号：打倒席宗祥的反动思想！
没有，没有喊打倒席宗祥。到底，那时候的政治气氛还不像五七年的浓厚，阶级斗争的螺丝拧得还不是特别紧，还讲一点政策性——没把我当阶级敌人来批斗。
陆陆续续开了四五次批判会，批判会就停了，这件事就算过去了。可是这时候我的心里灰溜溜的，觉得丢人现眼得很，这个学再也不能上了。放寒假的时候我就交了个退学报告，回家去了。
回家去干什么呀。我们家在水磨沟住，就是桦林坪和四墩坪之间的那条沟里。那边离阿干镇煤矿近，我们家已经在那里住了两代人了，从我爷爷那一代开始就是烧砂锅的：夏天把煤买下，合泥做成砂锅坯子，再烧好放着，冬季的时候卖给农民或者挑担子沿街叫卖的小贩，三毛钱一个大的，七毛钱一套——一大一中一小。小本生意，我父亲和一个叔叔一年四季做砂锅，忙的时候再雇一两个人，不忙的时候就自家人做，全家人忙。我实在不愿意做这个活，心想读了十年书，就一辈子挖泥蛋蛋吗？我在家里帮我父亲做了半年砂锅，就又离开家了。是我表叔介绍的，到市建筑公司的建筑工地当个管理员。对于这个工作，我从心里是不满意的，虽然算个干部，但却是成年累月在工地上待着，什么吃喝拉撒睡都要管，一天到晚乱糟糟的，但又找不到好工作，就一直凑合着。到了 1954 年的元月，建筑公司搞冬训，实际就是内部肃反，叫大家交待解放前干过什么。我是五二年才参加工作的，觉得事情与我无关，开会时不发言，结果领导却不指名地点我：有的人历史上犯过错误，有严重问题，可是不主动交待。我一听是点我，气就不打一处来，心想不就是给毛主席像画了个胡子吗，怎么抓住不放呢。第二天我就不去开会了，写了个假条说我要考大学，请长假——又回家了。
当然了，大学我是考不上的，我连高二都没有读完嘛。我就又在家待下了。待到五五年底，公私合营，我们家的砂锅作坊和其他五六家砂锅作坊合在了一起，成了个陶器手工业合作社。当时合作社没有一个文化人，合作社的领导就来动员我，说你都二十几岁的人了，没个工作，在家里闲着，叫你老爹养你呀！干脆参加合作社吧，给我们当个会计。我那时已经结婚了，没有合作社的时候依靠父亲生活还可以，可是一搞合作化，父亲一个人才挣几十元钱，生活发生了困难，我也就同意到合作社工作了，月工资六十元。
在陶器合作社当了两个月会计，五六年初七里河区轻工业联社又成立了一个职工业余学校，在小西湖的骆驼巷小学租了一间教室上课。那时候没老师，就又把我调去当专职教师了。业余学校都是夜里上课，白天跟着领导这里跑那里跑，叫我替他们写材料搞宣传，一天到晚挺忙的，可是把我的工资降到三十元了。我对降工资有意见，就说工作比过去多了，怎么工资倒降了？领导对我说，你过去是工人，现在是干部了，政治待遇高了。工资就少些呗。我当然不满意，就说，我要养家口，三十元的工资哪够用的？国民党的时候，一个小学老师一个月要挣两三个警察的工资，现在是共产党领导，当老师的连半个警察的工资都挣不上，我怎么养家口？当时我就提出来不当老师了，还回合作社当会计去，领导不同意。
当了一年多不到两年老师，整风运动开始了。整个大鸣大放我就没说一句话，因为给毛主席像画胡子的那件事我晦气了五六年，上不了大学，找不上个好工作，我还敢再提什么意见吗！那时候我们那个学校归七里河区政府合作科和市手工业管理局双重领导，整风时与七里河区文教科在一起学习和开会。一天下午开会时，我和一个叫姚家达的夜校老师坐在一起吸烟。当时整风小组的组长已经宣布现在开会，大家不要说话了，但很多人都在说话，没理会他，他就点我的名说，席宗祥，你再不要说话了！我根本就没有说话嘛，我在那儿吸烟嘛，他无缘无故点我的名，我就心里很反感，就顶了他一句：你看见我说话了吗？你怎么胡点名哩！
第二天就开始批判我，又是大字报，又是积极分子们发言，说我某年某月某日在某地方给毛主席像画胡子，这是反对毛主席，反对共产党，说我对毛主席、共产党有刻骨仇恨；还说我某年某月某日在某地方还说过什么什么……对于这些断章取义的批判我当然不服气，就顶，就吵，结果，我就成右派了。
我的右派是 1958 年 4 月 10 日，由整风小组的领导宣布的：问题严重，态度恶劣，定为右派，保留公职，劳动教养。
宣布我劳动教养之后，领导还组织我们几个去劳动教养的人学习了一个劳动教养条例，说，劳动教养并不是劳改，只是行政处分的最高手段，你们去了好好劳动，改造思想，如果改造得好，几个月就回来了，回来以后还可以回原单位工作。领导宣读条例，目的是叫我们去了好好劳动，改造思想，我却记下了这么一句话：不愿意去农场劳动教养的，可以开除公职，自谋生计。于是，领导刚讲完话，我就说了：你们就把我开除公职吧，我要自谋生计，我不去农场劳动教养。
其实，劳动教养条例是骗人的。这天晚上我回到家里，我妈就告诉我，早晨我上班走了之后，学校的负责人安殿策就到我家去了，说是要户口本用一下，中午就送回来了。我问我妈他要户口本干什么，我妈说她也不知道人家把户口本拿去干了啥事。我妈是个不识字的人，她把户口本拿过来叫我看，说你看一下，到底人家拿去做啥了。我接过来一看，才发现我的户口被注销了，写着一行字：迁往夹边沟农场。
我想自谋生计的幻想也落空了。那时候派出所三天两头查户口，谁家从外地来个客人住三天以上都要去派出所报临时户口，不报临时户口，街道干部就天天来撵，再要是不走，派出所就来人把你带走。我没有户口了，当然就不能在兰州待了。4 月 20 日，整风领导小组又宣布了几个劳动教养的右派，公安局来了两个警察，把我们都送到夹边沟去了。
我当右派就是这样一个过程。我在前边跟你说了，夹边沟的右派大部分都是知识分子，有不少高级知识分子，有共产党的不少高级干部，都是有文化有思想的。我既没有文化，又没什么思想，把我弄到夹边沟去真是滑稽得很。
说到这儿，席宗祥就要结束他的故事，他说，我在夹边沟的事情就不说了吧。你这两年采访了不少人，可能已经知道得不少了，说起来没啥意思。
我说，不行不行，你一定要谈谈在夹边沟的经历。我好不容易找到你，就是要听你在夹边沟的故事的。好几个人都跟我谈到了你在夹边沟的事，说是很滑稽，但谁都说不清楚。你一定要详细谈一谈。
看我坚持要他谈夹边沟亲身经历过的事，他静了一下，搔搔白花花的头顶，脸上出现天真的窘态，他说——
夹边沟，咳，在夹边沟的事说起来可就多了，一时半时说不完的，我就挑一两件跟你说说吧。初到夹边沟的时候，我的确是老老实实，非常努力地改造思想了。为什么呢？我认真把自己的人生经历思考了一下，我觉得自己真倒霉：旧社会我还是个学生，也没参加过什么反动党团，新社会也没有反对过共产党，也没有参加过反革命组织，怎么就落到了劳动教养的下场？经过反复的思考，我认识到自己的确是有错误：没有写过入团入党申请，没有靠拢过党组织，思想里没有突出政治要求进步的意识。我的思想是资产阶级思想，因为我的家庭是个小业主——公私合营的时候，我们家的财产入进合作社里，还给我家作了一千元的价。想通了这些，我就努力地改造思想了，积极地劳动，还向领导写了保证书、思想认识。我下决心要洗心革面，脱胎换骨，重新做人。那时候我在基建队挖排碱渠，定额是一人一天挖十方土，我每天都超额完成；后来调到农业队，翻地的定额是一天一人翻一亩地，用铁锨翻，我一天翻二亩。五八年五九年大跃进，夹边沟农场也大跃进大干苦干搞打擂台争红旗，有一天我半夜里一个人下地，翻地到天亮，白天又翻了一天，翻到天黑透了，看不见铁锨了。这一天翻了三亩半地，挣了个全场第一。那时候为什么这样干？就是为了把自己改造好，早日摘掉右派帽子。那次打擂台争了个第一，人们都议论，国庆节的时候肯定要给一批右派摘帽子，我打擂台立了一次大功，一定会给我摘掉的。盼呀盼呀，终于盼到了那年的国庆节开大会，三千名右派摘了三个人的帽子。摘了帽子也不叫回家，给他们的待遇是劳改期满留场就业人员的待遇，一月 24 元的工资，和就业人员在一起劳动。我们进场的时候，夹边沟有几十个就业人员，他们的任务是领着我们这些劳教分子下地劳动。
这件事对我的打击是很大的，对全体右派的打击也是很大的。我们被宣布送夹边沟劳教前，领导讲过，到了夹边沟如果劳动得好，改造得好，几个月就回家了，可是现在摘了帽子的人也不叫回家，这不是成了无期徒刑吗？已经两年了，我忍饥挨饿，拼命地干。本来，我的身体已经累垮了，也饿垮了，再加上这次思想上的打击，我一下子精神就垮了：国庆节过完，我就起不了床了，去伙房打饭连路都走不动了。
在夹边沟农场我得感谢俞兆远。俞兆远是兰州市西固区劳资科的科长，还兼着民政科的科长。这个人是聪明人，他自从进了夹边沟农场，没要过家里一分钱，也没叫亲属寄过食品，到处偷吃的，劳动时偷懒耍滑，不出力，但他和分队长、管教干部关系还好，原因是他在农村长大的，会干活，领导经常叫他领着我们干这种活那种活，他把领导哄得好。他还有同情心，看我真的垮了，就跟队长说了说，要把我调到放水组去，专门给地里浇水。一开始我还不愿意去放水组。夹边沟的水金贵得很，我怕跑了水追究责任。俞兆远就说我：你不知道放水的好处——浇水是个轻松的工作，就是挖口子堵口子，不挖口子堵口子的时候就在田埂上坐着休息。平时还能从菜地偷个萝卜偷点菜吃，也能挖几个土豆吃。要是夏季庄稼成熟的时候，还能从麦田里搓点麦粒吃，吃不完的在地边上埋起来，困难时再挖出来充充饥。
于是我就调过去了。一调过去我才发现浇水真是个好活，五九年秋收，我就偷下了几十斤糜子埋在沙包里，把五九年的冬季熬过去了。那时候我也想通了，保命要紧，能偷就偷，能吃上一口就吃上一口。
到了 1960 年的春天，播种的时候，我偷下的糜谷都吃完了，人瘦得剩了一把骨头，可是要从早到晚种小麦。这时候，农场的右派有一半的人累垮了，下不了地，成天在房门口晒太阳，躺着，死亡也开始了，每天有一两个两三个人从卫生所的病房里抬到太平间去。
那是三月中旬的一天，夜里，因为有月亮，我们加班播种小麦。半夜时分，我们在田野上坐下来休息，主要是叫牲口也休息一下——牲口耧耙也累了。那天晚上月亮特别圆，特别亮，我坐着坐着，心里憎恨起月亮来。我对俞兆远说，我特别恨月亮。俞兆远很惊讶，他正在嚼一把拌过六六粉的麦子，把唾沫吐出去，把麦子咽下去之后问我：月亮怎么惹你了，你这么憎恨他？我说自从来了夹边沟，只要是有月亮的日子，夜里总是加班，翻地，割麦子，挖排碱沟，播种……狗日的月亮都要把我们的血汗榨干了。他说有本事你把月亮捺住，不要叫升起来，我们不就睡大觉去了吗？我说我不是后羿，我要是后羿，就用箭把它射下来。俞兆远哈哈大笑，说，你这个人呀，没球本事就不要胡撒气了！你就不能找个轻松的工作干吗？比如说到伙房当个炊事员，或者理发员、统计的活干干。我说我可没那办法，我不会巴结领导。
那天晚上我们几个人胡扯八道，扯着扯着，俞兆远突然说了一件事。他说，前几天他老家金塔县的一个女人来夹边沟看丈夫，说了她那个村里有一个人在酒泉城郊农场劳动改造，家属去探视后回来说：城郊农场的劳改犯的生活比夹边沟的右派好得多。劳改犯一月吃四十斤粮，劳动也是有时间的——一天八小时，因为劳改犯们从号子里出来劳动，警卫部队看押的时间就是八小时，八小时以后管教干部想延长时间，警卫部队不同意。另外，遇到刮风下雨，视线不好，警卫部队也不愿出来，劳改犯们就在号子里休息。所以城郊农场饿死累死犯人的事比夹边沟农场少得多。
俞兆远说这些话可能是无意的，但是我听完后却是怦然心动：在夹边沟待下去必死无疑，我何不想办法去城郊农场呢？还就在国庆节的时候，有个在严管队劳动的右派，半夜里打伤了看守逃跑，抓回来批斗后判了两年刑送到城郊农场去了。
此后好几天，我都在想这个问题：去城郊农场名声不好——劳改犯！将来释放了，人们也会指着脊梁说，这是个劳改释放犯。可是在夹边沟待下去，却有可能饿死，因为一个月才吃二十四斤粮食，劳动强度却比劳改犯大得多——一天要工作十四个小时。还有夹边沟农场的劳教生活没有个期限，就是摘帽之后也不许回家，这不是终身流放吗！而劳改农场劳改期满后刑事犯罪者是可以回家的。
两害相权取其轻，经过半个月的思考，我拿定主意了：来一次刑事犯罪，犯罪要轻一些——够判刑，判个一两年就行。
但是这种判一两年刑的罪行怎么掌握分寸呢，我又久久地作不出决定。打人，打组长或者分队长？不行，省检察院的张雨沛因为和组长闹矛盾，用铁锨砍了组长的头，逃跑，在酒泉火车站抓获，没押回农场，在酒泉就被处决了！偷仓库的粮食，把锁撬开？也不行，这种罪行太轻了，只能进严管队，而且要捆一绳子——挨捆的罪可是不好受呀：绳子解开后胳膊上的肉被勒得一条楞一条楞的，像麻花一样……
我非常苦恼地思考如何犯罪的问题，久久未果，可是这个机会却突然地悄无声息地降临了。
那是五月初的一天夜里，我在场部门前的菜地里浇水，农场养猪场的一头小猪跑到地里来了，正在用它的长嘴拱地，啃食地下的那时候没长大的水萝卜。当时我突然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打死这头猪，可能就能实现我的愿望。去年秋季，有个叫李志的人就是在这块菜地里打死了一只兔子烧着吃掉了，被领导知道了，捆了一绳，开了一次批斗会，还记了一次大过——农场里有规定，记三次大过者，就要正式逮捕，送劳改农场。我这时想，打死一只兔子记一次大过，那么打死一头半大的猪，还不记三次大过吗？一只猪的价值比三只兔子的价值高多了。想到我终于有了这么一个好的机会能去劳改队了，我的心激动得艮艮地跳起来了。我提着铁锨悄悄地向猪走去。我还担心猪看见我逃跑。就故意装成是巡渠的，到了猪跟前先没有动手，而是一边往埂子上培土一边往它靠近。
我的担心纯属多余，其实那头猪早就看见我了，我离得它很近了，它还抬着头看了看我，但接着又拱地里的水萝卜了，对我理都不理。我突然明白了，夹边沟农场的猪平时在这里拱拱食在那里拱拱食，右派分子们根本就不敢打它，它根本就不害怕人。明白了这一点，我的胆子就大点了，我又往前挪了两步，抡起夹边沟的铁匠们锻打出来的又锋利又沉重的那种长方形铁锨，朝着猪背打下去。我是抡圆了打下去的，那一锨的力量是很大的，猪一下子就倒在地上了。猪并没有死，它尖利地吼叫着，挣扎了一下子，又爬了起来。它的两只后腿在地上拖着，两只前腿扒地，往前爬，爬的速度还不慢。它还吱哇吱哇地叫，叫声响极了。传到好远的地方去。看它不死，我就连着补了几铁锨，追着打，我嘴里还大声地吼着：你还想跑，狗日的你还想跑！
终于，我把那头猪打死了。它躺在地上不动了，也不叫唤了。
打死了猪，我的心情很兴奋，再加上一连打了十几锨，我的虚弱的身体也累了，出汗了，我便坐在田埂上休息休息，心里想着怎么把这件事传扬出去，叫队长们知道，可这时和我一起放水的曹怀德和俞兆远跑过来了，问我出什么事了。他们听见了猪的惨叫声。曹怀德看见猪了，吓得叫了起来，说我：老席，你惹下祸了，这下可要倒霉了。他吓得说话的声音都变了，可是我说，老曹你怕什么，这是我干的，我做的事我来承担。去，找个刀去，剥开，剥开了吃肉。曹怀德抖抖索索地说，我不吃，我可不敢吃，吃了肉可就说不清了。他还说了许多话：你干事太莽撞，这事叫领导知道了，我和老俞也要倒霉。俞兆远一点儿也不害怕，他说，老席，干得好，干得好，这头猪够咱们吃一个星期的。来，咱们拉到东边的沙窝子去，到那里剥皮去。记住，要严守秘密，谁也不准说出去，说出去我们三个人谁都跑不了，非得叫捆一绳子，进严管队不可！
这可是我没想到的：我原计划打死一头猪进劳改农场的，可是俞兆远和曹怀德却认为我是饿急了，想吃猪肉了。我也没办法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他们，也不好阻止他们吃肉。结果呢，我们把那头猪拖到东边的沙窝子里，像剥羊皮一样，用一把折叠小刀把猪皮剥了，把肉割下来，烧得半生不熟地吃了一顿。剩下的又用猪皮包起来埋好，每天夜里都去割一块烧着吃，吃了一个多星期。吃到后来，肉都臭了。我的计划落空了，我心里那个沮丧呀！
那头猪吃完了，我们又饿肚子了。于是我就又想，不行，这样饿肚子可不行，我还得再干一件坏事，一定要进劳改队去，不能等着饿死呀！
这第二次犯错误又是个天赐良机呀。有天傍晚，我正在麦田里浇水，看见农场的羊群归栏了。夹边沟农场总共有八群羊，估计有近两千只。那天我看着七群羊回来了，还有一群没回来。我灵机一动，就提了个铁锨到卧龙岗东边的羊群必经之路上站着，等最后一群羊归栏。夹边沟的羊经常是在东草洼那边的草滩上放牧。我等呀等呀，最后一群羊终于回来了，一个右派赶着羊群走到跟前了，我啥话也没说，冲上去就朝着一只绵羊的头上打了一锨。那只羊一声没叫就扑通一声栽倒了。那个右派是和我同一批从兰州来夹边沟的，是兰大附小的校长，一个老头子。他先是愣了一下，继而惊叫起来：小席，你疯了吗？你不想活啦！
我对他说，不是疯了，我是饿了，饿急了。他说饿也不能这样干呀，大白天的你这样干，你不想活了？我说正是想活才这么干的，不这样干就要饿死了。兰大附小的这位校长是位胆小谨慎但心地善良的人，他当时吓得够呛，数落我说，这怎么办呀，这怎么办呀，你打死了一只羊，我可怎么给领导交待呀？我对他说，你回去报告去，就说我把一只羊杀了吃肉了，你不就没责任了吗！
那位老右派战战兢兢地赶着羊群走了，我把那只羊拖到沙窝子里剥了皮开了肚，美美地吃了一顿，还是点着火烤着吃的。吃饱了我就在沙窝子里躺着，等着人来抓我。我想，那位校长肯定要去报告的，可是我等了好久，都睡了一觉，还是没来人找我。到了半夜，我就回宿舍睡觉去了。
第二天也没人来找我。后来我才知道，那位校长回去后跟组长汇报一只羊走失了。好几个右派在东草洼找了一天。
我连续四五天不是白天就是夜晚，偷偷地一个人跑到沙窝子里去，把羊挖出来烤着吃，剩下的用羊皮包起来埋好。我有时候白天故意大摇大摆地去吃羊肉。
我整整吃了一星期，把那只羊吃完了，谁也没有发现我打死一只羊吃了肉。这时候我的思想就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一心一意地想着要进监狱，有意识地去犯罪，却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反倒吃了个肚子圆。这不是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吗？那就算了吧，就在夹边沟待着吧，能偷就偷点，得吃就吃点，混日子吧。说不定再有个一年半载劳教就结束了，老天有眼叫右派回家。到那时还是劳教释放犯比劳改释放犯名声好一些。
可是，没想到的事突然降临了。
吃完羊肉才三天的一个傍晚，我刚刚吃完饭，我们的组长通知我梁队长叫我到他的房子去一趟。我走进农业大队的办公室，梁敬孝正在召集分队长们开会。看见我梁敬孝就说现在散会，但是大家先不要走，我们要举行个仪式。办公室是间大房子，一头有个套间，外边是会议室，还有一盘炕。梁敬孝刚说完举行个仪式，套间里走出个警察来，小小的个子大概就一点六米的样子，说，我现在宣读个逮捕证：兰州市城关区公安局逮捕令。查现行反革命分子席宗祥……
宣读完逮捕令，那警察说，席宗祥，为了你的安全把手铐戴上。并且他还说，今天晚上你就睡在这间房子里，不准出去。
我当时一头的雾水：我不就是宰了一只羊打死一头猪吗，怎么成现行反革命了？是不是给毛主席像画胡子的事又有新说法？我就问了一句：能不能说清楚一下，我怎么反革命了？
跟在小个子后边出来的一个警察凶狠地吼了一声：上去，睡下！不准说话！我躺在外间的土炕上了。
第二天早晨农场的汽车送我们到酒泉火车站上车，回到兰州押在畅家巷看守所。1961 年 4 月宣判，判我五年劳改。但是到了 1962 年，又宣布，通过复查，复议庭认为我没有罪，予以释放。
席宗祥先生讲完了他的夹边沟的故事。他在讲述的时候，讲到滑稽的地方，自己就笑起来，讲完了，他也很平静，点烟，给我倒水，然后他似乎有点不好意思地对我说，我在夹边沟就这么点事，没有什么叫你感兴趣的故事，是吧？我没有回答他，反问，关于你在夹边沟被捕的事，别人也跟我讲了，但谁也搞不清你是犯什么罪被捕的，请你讲讲这件事，还有你后来的经历。
组织反革命集团。他答。
组织反革命集团？他的回答太令我惊讶了。
这话说起来就又长了。我在手工业联社的业余学校当老师的时候，认识个叫姚家达的，还有个叫马鑫的。这两个人都是业余学校的老师，也都跟我差不多年纪。两个人都是高中毕业，出身都不好，没上了大学。我们有几乎相同的经历，所以平时在一起的时候多，有共同的话题。1957 年反右，我被送到夹边沟去了，姚家达也是右派，但留用了，降职降薪。马鑫因为态度好，没定右派，但也下放到一个农场劳动锻炼去了。我前边说了，我是 1958 年 4 月 10 日宣布劳动教养的，4 月 20 日去夹边沟的，这中间的十天，我的心情特别不好，不知道到了夹边沟会遇到什么倒霉事。由于是好朋友，姚家达和马鑫就天天陪着我，叫我散散心。有一天姚家达还说咱们照一张相去吧。过几天就要分手了，这辈子不知再能见着面不能，照个相留个纪念吧。相片照出来了，马鑫的字写得好，在相片上写了一行字：让我们的友情像森林长青。我们都把相片拿回家挂在镜框里。大概就是我们三个人常在一起的原因吧，这时就有人向领导反映，说我们准备偷越国境，跑到外国去。领导还找我谈过话。那时候我的心情很不好，火气正没处撒，领导一谈话我一下子就爆发了，我说哪个王八蛋造的谣，狗日的怎么恨人不死——这不是想把我往监狱里送吗？
到了夹边沟，我们三个人还互相通信，讲述各自的情况。有一次，姚家达说他已经不在业余学校当老师了，退职了，经人介绍到兰州的陶乐春饭店当服务员去了。他说他宁愿端碟子洗碗，也不愿叫原单位的那些人瞧不起他。他还说，在陶乐春饭店他认识了一个人，饭做得特别好，人特别聪明。我在给他的信中说，我们组里也有个人特别聪明，生活能力非常强，家里没给他寄过一斤炒面，但他也没怎么饿着，他的名字叫俞兆远。
城关区公安局把我带到兰州，审讯中叫我交待发展了哪些人参加了反革命组织，我才知道自从我去了夹边沟之后，公安局一直在盯着我们三个人，检查我们几个人所有的信件。他们得出的结论是我们三个人是个反革命组织，我们在劳动教养和监督劳动期间还在发展反革命成员。结果判了我五年，判了姚家达四年，马鑫八年。
法院宣布释放我的当天，街道干部就到我家来通知，到派出所参加学习。虽然宣布了无罪释放，但要经常到派出所去汇报思想，把自己置于专政机关的监督之下。生活上的问题嘛，工作当然是找不到的，街道正好组织了一个架子车队，我就买了一辆架子车，加入架子车队拉货挣钱吃饭。到了文化大革命又遣送回原籍——皋兰县青白石公社——种地。
我的婆娘娃娃由我父亲照看。为了拉扯我的娃娃，我父亲七十岁还没退休，拉架子车。
1979 年落实政策，我又在水磨沟小学上班了。教学是不行了，搞总务。
现在的情况好了，席宗祥笑着说，你看，我们能够坐在一起谈谈从前的事情了。社会真是进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