饱食一顿
印象最深的事？你是要我讲在夹边沟经历过的事情当中印象最深的一件事吗？
对。就我所知，凡是从夹边沟走出来的人，都有许多难忘的事情。就你个人来说，你认为哪件事情叫你至今难忘，刻骨铭心……
这是 1999 年的初冬，我在兰州市七里河区建兰市场的一角——花卉市场——高吉义先生开设的花卉医院里。这个花卉市场不大，大约有四五十家花店围成个四合院。天气已经很冷了，夜间温度降到了零度之下。这是白天，花店的老板们为了招徕顾客，都把一盆一盆的鲜花摆在门外。许多盆花把四合院装扮得花团锦簇，香气扑人。
高先生的小铺外边一盆花也没有。他开设的是花卉医院，专门向那些养着几盆花但又缺乏养花经验的人讲授栽花知识，如何治疗和预防各类花卉疾病，同时出卖花药和花草肥料。他把对外的橱窗打开，在临窗处摆了一张桌子。桌上摆着许多装有药水的瓶瓶罐罐。他坐在一把常坐的椅子上，脊背倚着桌子。他叫我坐在靠近门口的一只矮椅子上。看来这只小椅是专为客人准备的。小铺也就三四平米的面积，一角上还堆着一堆种花用的腐殖质很多的土壤。土壤是出卖的，顾客要栽一盆花，他就用塑料袋装好一袋，收三五角钱。是个斗室，坐不下第三个人。
他似乎是在用力思考或者回忆，久久不语。他扬着灰白色头发的头颅，他的年龄并不是很大，——才六十四岁但他的胡茬子全白了。
我仰视着他，启发他：你想一想，在夹边沟三年，你一定经历过很多难忘的事，其中肯定有一两件是你印象最深和难以忘怀的
我这是第二次拜访高先生了。前两天，一位也是在夹边沟农场劳教过的老先生领着我来见他，我们相识了，且泛泛地谈了谈夹边沟。临别我曾嘱他，花点时间认真回忆一下夹边沟的生活，过两天我将正式采访他。
高先生思索片刻后说话了：难忘的事情是很多，还真有这么一件事叫我忘不掉……它在我的心里藏了几十年，我从没对人说起过，就是我的女人、我的子女也不知道，可是它又时时刻刻咬我的心，折磨我，有时把我从睡梦中惊醒……那是我亲身经历过的事，几十年了，但至今我也想不通，搞不明白，那件事我是做错了呢还是没做错……
第一次见高先生，他给我的印象是位性格开朗说话干脆且善于言谈的人，但今天他说话的口气却迟迟疑疑哕里哕嗦，有点欲说还休的样子。我挺了挺腰板，引项瞩目，耐心地等待他说话。就我的经验来说，听这些老先生谈话是不能着急的，不能催，不能追问。你越是催促急于了解下文，他可能谈得越是简洁，或者干脆就此打住。这些夹边沟农场的幸存者真是怕树叶子掉下来打破了头呀！
那是 1960 年的春天吧，也就是三四月份的时间……高先生的脸上呈现出努力回忆的神情说。对了，是四月初的日子。一天，领导从全场抽了八九个身体好的人，到酒泉县去拉洋芋（土豆）种子……里边有农业队和基建队的几个人，还有金振柱，——金振柱是基建大队的分队长，是个拐棍（劳教农场利用劳改犯和劳教分子管理犯人和劳教分子，此“以工代干”者被称为拐棍）——我们八个人由他带队。还有一个姓魏的二劳改（劳改犯刑满后在劳改农场或劳教农场就业者）也是管我们的。还有一个理发员也被挑上了。那天早晨天还黑黑的，我们八个人到伙房每人喝了一碗面糊糊，然后就坐上卡车出发了……。
我打断高吉义：高先生，问你个问题，拉种子是农业队的事，怎么叫你去，你不是木工组的人吗？金振柱是基建大队的呀，他怎么领着农业队的人出去干活？
高吉义说，那时间劳教已经两年多了，右派们都已经累垮了，也饿垮了，有些人死了，活着的也都身体虚弱，农业队挑不出几个能装车卸车的人来；遇上这种外出装卸货物的活，就要从全场挑人。我因为到夹边沟不久就到了木工组当木匠，木匠的活轻松，身体虽说比以前虚弱了，但比别人强健得多，就挑上了。再说我是农场最年轻的右派，进夹边沟的时候才二十一岁，身体最好的时候。
金振柱比你大多了。
金振柱是比我大几岁，可他到夹边沟以后就当分队长，管人，不下大田，体能消耗少；再说，领导为叫他管其他劳教分子，伙食上照顾他，每顿饭都多给他些吃的，他的身体也比较健壮。他长着五短身材，矮矮胖胖的，红润的面孔。你看见过他吗？
见过。我采访过他。和你说的一样。
卡车在路上跑了一个小时，到了酒泉，进了一个大院，从一间大房子里装洋芋……
我问，哪个大院？是在酒泉劳改分局的大院里吗？
不是，那不像个机关。除了看大门的，院子里再没有什么人。
为了印证我以前的采访，我又问，大院在什么地方？是在酒泉县城鼓楼的西北角上吗？那里曾经是酒泉劳改分局的服装厂，有大房子——做衣服的车间。
不知道。我只记得院子很空，没啥人，像是仓库。
你们进城从哪条路走的？那时的酒泉县城就是个大十字，有东南西北四条街，大致的方位总是知道的。你说的大房子，没啥人，是不是在城郊农场？城郊农场的库房？
不是，就是在城里。在城里什么地方没看下。那是早晨天刚亮的时间，风刮得很冷，我们坐在车槽里根本没往外看。
我不再问了。高先生继续说，那洋芋我判断是从外地调来的种子，因为大房子里堆了半房子，连点麦草都没苫嘛。我们就从大堆上往麻袋里装，往外抬，装车。四个人抬一麻袋，提着麻袋的四个角，第五个人钻到麻袋下头再扛一下，我们才能把麻袋装上车去。
到十点多钟汽车装满了，车要走了，那个二劳改叫我们从装好的麻袋里秤出十六斤洋芋来，说是一人二斤，煮着吃。自从进了夹边沟，近两年了，我就没吃过一顿饱饭。刚到夹边沟的时候伙食最好，也才吃个半饱。看着一汽车洋芋吃不进肚子里，我实在不甘心，就跟姓魏的二劳改说，你从那多秤出几斤来，叫我们吃饱一顿不行吗？你的肚子不饿吗？二劳改在农场里的地位比我们高，人家是挣工资，一月二十四元，在吃的问题上比我们办法多，但他们也是吃不了太饱，所以我才大着胆子那么说。可是那个二劳改说不行，不是不叫你们吃，是怕你们吃得太饱下午干不成活。结果我们就一人吃了二斤洋芋。肚子虽然没吃饱，但比起农场伙房的伙食来强多了。
我说，库房里不是堆了半房子洋芋吗，煮着吃不行吗？
高先生：不行，人家有保管员——就是那个看大门的，不叫我们动库房的土豆。装麻袋都是过秤的，人家要记数。
我们装了两天洋芋，一天两车，装了四车。我们只管装不管卸，晚上不回夹边沟，就住在那院子的一间空房里。第二天傍晚，最后一车洋芋装好了，行李都卷起来装上汽车了，二劳改说话了：今晚上叫你们吃一顿饱饭——卸下一麻袋来，煮上，吃。
那院子里有一盘不知什么人砌下的大灶，灶上有一口大锅，我们就把一麻袋洋芋煮上了。还是挑的装得最满的一麻袋洋芋，足有一百六十斤，煮了满满一锅。我们确是饿急了，不等洋芋煮熟半生半熟就吃开了。
洋芋烫得很，一时间吃不进肚里，我们就一边吃一边把洋芋掰开，放在地上晾着，一边晾一边吃。
长期挨下饿的人，可有一顿吃饱的机会了，吃的时候连嚼碎都来不及，人人都是嚼两下就吞下去。那真是狼吞虎咽呀，囫囵乔枣。吃呀吃呀，肚子吃饱了，吃胀了，但还是接着吃。大家都知道，这样饱吃一顿的机会是很难得的，可能就这么一次，今后再也不会有的。结果呢，我们都吃得洋芋顶到嗓子眼上了，在地上卜坐不住了，靠墙坐也坐不住了，一弯腰嗓子里的洋芋疙瘩就冒出来。冒出来还吃，站在院子里吃。吃不下去了，还伸着脖子瞪着眼睛用力往下咽。
结果，我们九个人——包括汽车司机——把一锅洋芋吃完了。
吃的时候所有的人都想吃得越多越好，不要命地吃，往回走的路上可是受罪了！坏事了！那时候的酒 (泉) 金 (塔) 公路不像现在的柏油马路，是土路上铺了点沙子，再加上保养不好，路面就像足搓板子。车一跑快了就嗒嗒嗒地哆嗦，遇到坑一颠老高。我们本来就吃得太胀坐不下也站不成，——装了一车洋芋往哪里站呀——汽车出了城遇上坑一颠就都吐开了，每颠一下都要吐出一堆洋芋疙瘩。不光是吐，胃还胀得痛。越颠越痛。我们都怪司机把车开得太快了，就砸车棚，叫他开慢些。开慢了吐得少些，但胃还是疼。没办法，只得忍着：挺着肚子坐在麻袋上，身子仰着，两手在身后撑在麻袋上竭力减缓汽车颠簸带来的振动。
忍着，坚持着，真是痛不欲生呀。终于坚持到夹边沟农场的场部了。司机把车停在场部办公室前边叫我们下车，——从这儿回农业队或基建大队各自都方便——他再把车开到粮食仓库去卸洋芋，那边有专门卸车的人。可是我们 8 个人只下去了两个人，金振柱和那个姓魏的二劳改。他们两个人比我们吃得少，痛苦还轻一些；再说他们是坐在驾驶室来的，下车也容易。其他的人包括我，车一停下不颠了，就势躺在麻袋上就动弹不了啦，下不去车了。我们痛苦得死去活来，身上一点力气都没有了，瘫痪了一样，有的还呻唤不止。这事叫基建大队的严队长从办公室出来看见了，走过来把那个二劳改骂了个狗血淋头：狗日的叫你领着人装洋芋去，你就叫他们往死里吃吗？你不会叫他们少吃一点吗？你就不怕他们吃得胀死吗？还真是被他言中了，农业队一个姓吴的天水市的右派在汽车上胃就被撑破了，被人扶到宿舍后于半夜时分就断气了。
严队长骂了一通，叫了八九个人来，把我们抬下汽车，扶回宿舍去。
扶进木工组的宿舍放在铺上，我的胃还是疼，而且疼得更厉害了，简直就疼了个七佛出世六佛升天，哎哟哎哟地呻唤，连哭带喊：哎哟我活不成了！哎哟我活不成了！身体在炕上翻过来覆过去——疼得躺不住也坐不住嘛。
那天晚上也碰巧了：夹边沟农场在西边十五六里的地方有个分场叫新添墩作业站，那里有八九百右派分子、反党分子、坏分子和反革命分子。那边大干渠上的闸门叫水冲坏了，领导叫我们木工组连夜赶过去抢修。我的胃疼得受不了也去不成，还要留下个人照看我，我们的组长石思良就把一个名叫牛天德的岁数最大的右派留下了，叫他照看我，也看着点木工房不要叫人把木头偷了。四月份在兰州已经是麦苗出土的日子，但在河西走廊西端的夹边沟，夜间温度仍然降到零度以下；劳教分子的房子里没有煤烧，有些人总是偷木工房的木头取暖。
牛天德是旧社会的大学生，解放前就是东北一家工厂的工程师。五十年代国家大力开发大西北，从上海、天津和东北来了许多人支援大西北的建设。他从东北来到兰州，在省建工局当工程师。他那时已有五十多岁了，快六十岁了，身体很弱，一副儒雅书生的样子，干不动大田里的农业活。我们木工组的组长石思良是省建工局送到夹边沟来劳动教养的木匠，认识他，也同情他可怜他，就跟领导说牛天德会干木工活，把他要到木工组来了。木工组的活比在大田劳动轻松得多，石思良要他来实际上就是照顾和保护他不要累死。
在木工组我和牛天德的关系非常好。我是夹边沟农场第一个到木工组的右派，是木工组的元老：那是五八年夏季的时候，大批的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和被戴上坏分子帽子但实际上是政治犯的人来到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那时候劳动工具不够用，——原先的劳改犯留下来的铁锨和洋镐才有几百把——农场新买来的锨头和锨把在院子里堆着，可是没有木工安装起来。我年轻，胆子大，就跟管教干部自告奋勇地要求去安装铁锨把。我说我虽然没当过木工，但小时在农村安装过自己家的锨把撅把，那没有多难。管教干部说那你就试试看吧。于是，我把劳改犯们留下的几件工具斧子刨子锯子收拾了一下，日以继夜地安装铁锨把。铁锨洋镐装完，我就留在木工房当木匠了。后来从白银市的有色金属公司和省建工局送来了几个真正的木匠，——都是有右派言论的工人——手艺好得很，进了木工组。我跟他们学了些手艺，还就成了个好木匠。我们木工组还有两个木匠是兰州建筑公司的工程师，干了两年木匠活，也都成了好木匠。
我和牛天德关系好，是因为我看他学问大，对人又和善：我年轻，衣裳破了也不补；他看见了，就说，小高，把你的衣裳脱下来，我给你补一补。他是个很爱干净的人，看见我的衣裳实在脏得看不过眼去，就逼着我把衣裳脱下来他给我洗。我呢，给管教干部们修修门窗，做个板凳饭桌，总能带回一盒香烟或者人家给一个馍，拿回来我都要分给他一些。他没有手艺，一点额外的吃食都搞不到，饿得瘦成了一把骨头。在木工组他的活还最累，因为他没技术，只能干拉大锯解板子的活。我和他解板的时候，除了往我这边拉大锯，还往他那边送，——就是往他那边推——叫他省点力气。
由于他是个和善本分的人，再加上我和他关系好，这天夜里他把我伺候得特别好。我一呕，他就把洗脸盆端过来，叫我吐。后来我的胃吐得空了一点，但肚子疼得实在不行，他就叫我靠着被子斜倚着，他给我揉肚子。一开始，他的手一挨我的肚子，肚子就疼得受不了，因为我的肠肚里都塞满了土豆疙瘩，把肚子要胀破了。于是他轻轻地揉，在我能够承受疼痛的情况下轻轻地揉。揉呀揉呀，终于我的肠胃通窍了；我开始拉，也吐，上吐下泻。他呢，一会儿接我吐的，一会儿接我泻的，然后把污秽物端出去倒掉，再回来接。
我吐呀拉呀整整折腾了一夜，他就一整夜忙来忙去伺候我，一刻也没闭眼。
大概是天亮的时候吧，我上吐下泻终于把肠胃都腾空了。胃部虽然还有点疼，但不那么难以忍受了。这时候我又乏又累，睡意上来了，再加上牛天德把一个土炉子里烧上了木柴，把房子烧得暖烘烘的，我便既舒服又昏沉沉地睡着了。
大概是又吐又泻把我搞得太累了，我这一觉睡得特别的深沉，一觉醒来，胃也不痛了，身上又有力气了，我喝了一碗凉水穿好衣服走出了宿舍，看看太阳的位置偏西得厉害，估计已经是下午三四点钟了。我们木工组的人住在农业队大院后边的杂工大院里，挨着我们的住房就是木工房。杂工大院的人们都出工去了，大院里空旷无人。
我从木工房前走过，想到磨坊去。我在农场里最年轻，闲不住，平常就爱到处乱跑。这时候我觉得肚子又饿了，胃空空的，就想到磨坊去，找些吃的什么的。可是我走了几步就发现了一个奇怪的情况：木工房门口原先是扔着一个坏耙子来的。耙子你知道吗，一个像短梯子一样的长方形木框子，下面钉了许多大铁钉，是用来压碎土块平整土地的农具。这耙子是农业大队拿来叫我们修的，因为太破没有修理的价值了，扔在门口很多天了。这天我却发现有人把它搬到木工房的侧面去了，立在墙上。我判断有人拿它当梯子使了，上房了，我便也踩着耙子的横档爬了上去，想看看是谁上了木工房，他想干什么。
我的半截身体超过房顶了，我站在“梯子”上看见有个人在离我几公尺远处趴着，他的屁股和两条长拖拖的腿朝着我，我看不见他的脸。虽然看不见脸，但我认出他就是牛天德。我对他太熟悉了。我觉得奇怪：牛天德可不是个登高爬低的人，他的岁数也大了，身体也虚弱，胆子也小，平时干活很小心，惟恐碰着哪儿磕着哪儿，可今天他竞爬到房顶上来了。他在干什么呢？看他平平趴在房顶上的样子，他是在干一件不愿叫人看见的事情。
我觉得奇怪，便也没有出声，静悄悄地爬上房顶，蹑手蹑足慢慢地悄无声息地接近了他。好奇心驱使着我，我想弄清楚他究竟在干什么？
我站到他的身后了，从他肩头上看过去。他的面前铺着一块方形的蓝色包袱皮，布上均匀地摊晒着一层粘稠的东西。粘稠的东西已经凝固了，凸起着许多白色的和略带黄色的洋芋疙瘩；有些粘稠物我简直没法形容它的颜色，是褐色的、黄色的和略呈绿色的混合色……我的心一下子揪紧了！天啊，他在自己两年来包裹着几件衣裳当枕头用的蓝地白花的包袱布上晾晒着我昨夜吐出来和排泄出来的污秽物，而他正从那些污秽物里拣着小小的像指头蛋蛋大的洋芋疙瘩往嘴里塞。塞上一两个洋芋蛋蛋之后，他从粘稠物的边缘掰一块已经凝固的粘稠物放进嘴里，如同掰了千层饼的一角……
我的心真揪紧了！一刹那间，像是电流击中了我，我的脑子嗡地响了一声。我木雕泥塑般站着，大脑一片空白。我不知道自己僵住了多久，几秒钟？十几秒钟？然后就几步上前朝着包袱皮踢了一脚。我原想一脚把那些东西踢下房子的，可是我的脚只是把包袱布连同那层粘稠物踢得卷了起来。我又连踢两脚，才把那些东西踢飞，踢到房下去了。
可能牛天德一点也没想到会有人爬上房来，没想到有飞来横祸的一只脚踢飞他的吃食，所以我踢第一脚的时候他吓得闪了一下头，嗓子眼里发出了轻轻的哦声。可是当我连踢二三脚把他的吃食踢飞之后，他的嗓子里就发出了一声撕裂心肺的尖厉的啸叫声：啊——
随着这声尖叫，他以从来没有过的矫健动作一跃而起向我扑来。
他的凄厉的叫声，那一声惨叫，是我从来没有听到过的，使我的心灵震颤了一下。继而他又向我扑来，我以为他是要打我，要把我推下房去。我惊了一下，我没想到那么老实、善良的老人会像头狮子一样发怒，扑人。我吓得往后退，可是退了两步没处退了，再退就要掉下去厂，我只好站住，举起双拳摆出一副反击的样子。从他扑来的气势，从他愤怒的表情看，他一定要打我的，但他冲到我的跟前之后却用双手抓住了我的两只手腕，停顿了一下，剧烈地摇晃着我的两只胳臂说：
小高呀，我把你当成亲兄弟，我以为你是个好人，没想到你竞这么坏！
他没有打我，没有推我，他根本就不是能打人的人，没有险恶之心的人，他只是使劲儿摇动我的双手，用语言发泄他的愤怒：
啊呀，你太坏了，小高啊，你太可恶了……
我说，老牛，那东西能吃吗？
他严厉地大声说，怎么不能吃，那东西怎么就不能吃！
我说，不能吃，那东西就是不能吃！
那一阵，我的心翻腾得很厉害，我想说那东西很脏，不能吃，只有猪狗才吃那样的东西，你是人，你不能吃它。但我又清楚，说这样的话如同骂他是猪狗，这会伤害他的心的。可我又想不出更恰当的语言来说服他不要生气，也想不出什么理由为自己的行为辩解。于是我就只是反复地说那东西不能吃。
他说，能吃！
我说，不能吃，就是不能吃！
我们争执了几句，我突然心里一阵悲哀：一个文质彬彬的上了年纪令人尊敬的老工程师，竟然吃起别人的呕吐物和排泄物，人怎么能这样作践自己呀。同时，我也感到委屈：我是为了维护他的尊严，可他竟然认为我是个坏人，夺去了他的口中食……我的眼睛！巳涌出泪水来了，我哽咽着说，老牛呀，咱们不要吵了。你是大学生，是知识分子，你懂，你心里非常清楚，那东西能吃不能吃……
听我这么说，他怔住了，慢慢松开了双手，但他又猛地把我抱在怀里，哇哇地哭起来：小高呀，小高呀，我的小高呀，哇哇哇……
他的眼睛里滚滚而下的泪水流到我的脸上。我不由自主地也哇哇大哭起来：老牛，老牛，你不要哭……啊啊啊……
我当时劝他不要哭，但我却抱紧了他哭个不止。结果是我们两人站在房顶上，互相搂抱得紧紧的大哭了一场。
这件事情过去近四十年了，再差四五个月就整整四十年了，可是现在说起来却是历历在目，就像昨天发生的事情一样，老牛那声凄惨的喊叫依然在我的耳畔回响，我永远也忘不了。可是，这件事深深地在我的心里藏着，我对谁也没讲过；就是那天傍晚木工组的那五个人从新添墩回来，我也没对他们说。当时我想不通，老牛说我可恶，是坏人，难道我真是坏人吗？现在时间过去了已近四十年，我也还是没想通，没搞明白，那件事我做错了吗？张记者，你现在说一下，那件事我做错了还是做对了？
高吉义先生讲述完了他亲身经历过的故事，把他白发苍苍的脸对着我问。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因为从他的故事里我也得不出结论：这件事他做得正确与否。恰好这时候有个老太太来买杀灭红蜘蛛的药水，他从一个深褐色的瓶子里倒出二毫升药液在一个洗净并用棉花擦干的小瓶里递给老太太。老太太问价格，他说一元。老太太说八毛钱行吗？他说行。老太太给他八毛饯后拿着药水走了。
在他讲述夹边沟故事的时候，几次有人来买花药，跟他讲价钱：五毛钱行吗？四毛钱卖吗？他都说行，不讨价还价。
老太太走后他又问我：张记者，你跟我说说，那件事我做错了还是做对了。
我还是无法解答。我反问，那个老牛还在世吗？
他回答没有了，在明水农场就作古了。
出了那件事之后，你们的友谊结束了吗？
没有。我们的关系更紧密更亲近。作为木匠，我不是个合格的木匠，在当时来说，但是我是夹边沟农场木工组的元老，人熟，所以我总是能搞到点吃的：给蔬菜队修农具，我从菜地里拔些胡萝卜来，吃时分给他一些。到磨坊干活我就偷些面来打糊糊，也分给他一点。我在夹边沟有一件特殊的工作：夹边沟农场近两千右派吃饭，有两个大灶，基建队一个大灶，农业队一个大灶。灶房蒸馍馍的笼屉总坏，——里边的木头条折了或者跷了——总是叫我去修理。每次去修屉，我都要从屉上刮下一大捧馍渣子回来，或者正大光明地拿几块发糕，炊事员们都睁一眼闭一眼不管我。不管是刮下来的馍渣渣还是偷回来的发糕，我都要给牛天德分一点。
可是到了夏收季节，他被调到农业队去了。再说，夏收之后，我们的口粮减少到了二十四斤，粮食空前紧张，我也很难搞到吃的东西。搞到了也不给他送去了，因为我自己也饿得够呛了。于是，好长时间我再也没见到他。
大概是十月下旬的时候吧，那已经是迁移到明水农场以后了，我又见了一次牛天德。我们从夹边沟迁往明水的时候，木工组就已经撤销了，木工组就留下了我一个人，其他的人都编到农业队去了。在明水农场的山水沟里，我一个人住在一孔两米深一米二三十公分宽，跪下后头能挨着窑顶的窑洞里。这是领导的安排，说丁能还有什么零碎木匠活要干，叫我从夹边沟带了斧刨锯锛几件简单的木匠工具，就放在我的窑洞里。到明水后右派们就再也干不动活了，因为口粮减少到十五斤了，躺着不动也不能够维持生命了。有些人跑到草滩上去捋草籽充饥。我没去，我认为草籽没什么营养，补充不了捋草籽消耗的热量，得不偿失。我从草滩上拾螳牛粪，在窑洞里点上一小堆火取暖，窑洞口挂着个破毯子挡风。我一天到晚在窑洞里躺着，挨着日子。那时候我也浮肿了，把单的棉的衣裳都穿在身上用来保暖，人臃肿得像个大胖子。
是十月下旬的一天，我躺在被窝里，听见悉悉索索的声音响，扭头看时洞口的挡风毯子掀起了一个角。我吓了一跳，以为是狼来了。那些天人死得多，山水沟附近狼也很多。可能是狼也会传递消息，明水农场有死人吃，远远近近的狼都集中到明水农场来了。天还不黑，狼群就出动了，围着山水沟转来转去的。它们专门吃死后刚刚埋葬但又埋得很草率的尸体，有时还向活人进攻，一只只都吃得肥肥的油光锃亮的。狼的胆子真是大，它们像是知道这山水沟里的人没力量和它们作斗争了，竟然敢顺着山水沟跑过来跑过去，见了人都不躲避。有一天夜里一只狼用嘴挑起我的窑洞的门帘把头探了进来。由于窑洞里烧着一小堆牛粪放着红光，我又拿起斧子挥舞，才把狼吓跑了。这天毯子又被掀起了一角，我惊了一下，心想这狼胆子也太大了，大白天就敢往住人的山水沟里跑，就敢进窑洞。我急忙坐起，抓起放在身旁的斧子。但这时一个人尖细的声音叫了一声：小高，小高，你在这里住吗？我听不出是谁的声音，把门帘拨开往外看，原来是牛天德。他挣扎着找到我住的窑洞来了，在门口坐下就再也爬不进来了，张着大嘴喘息。我赶紧走出去拉他，想把他拉进窑洞来暖和暖和。他不进来，他说看见我就行了。他说他不行了，活不了几天了，住在山水沟南头的一间临时病房里——就是一间大地窝子。他说他是专门来找我的，托付我一件事。他气喘吁吁地从怀里掏出一把棕刷子和一个针线包，说，如果你能活着回到兰州去，一定要到我家去一趟，把我的情况讲给我女人听。你拿着这把刷子去，不管是我的女人还是我的姑娘，他们能认出这把刷子和针线包来，这是我从家里带来的。我离开家的时候，女人叫我带上这个刷子，叫我刷鞋用；我的姑娘把这个针线包放进书包里面，说是衣裳破了好补。她们见了刷子和针线包，就会相信你讲的都是实话。
我收下了牛天德的刷子和针线包，我再也没说什么安慰呀宽心呀的话，我答应如果我活着回去，就一定把刷子和针线包给他家送去。牛天德的身体情况，以我看再活不过三天了。我从夹边沟到明水，已经看到许多人死去了。他们在死前要浮肿，浮肿消下去隔上几天再肿起来，生命就要结束了。这时候的人脸肿得像大南瓜，上眼泡和下眼泡肿得如同兰州人冬天吃的软儿梨，里边包着一包水。眼睛睁不大，就像是用刀片划了一道口子那么细的缝隙。他们走路时仰着脸，因为眼睛的视线窄得看不清路了，把头抬高一点才能看远。他们摇晃着身体走路，每迈一步需要停顿几秒钟用以积蓄力量和保持平衡，再把另一只脚迈出去。他们的嘴肿得往两边咧着，就像是咧着嘴笑。他们的头发都竖了起来。嗓音变了：说话时发出尖尖的如同小狗叫的声音，嗷嗷嗷的。这天牛天德的样子、说话的声音和走路的姿势就是这样子的。
过了四五天，我就逃离了明水农场。我为啥要逃跑，就因为我还想活。我还年轻，我不想死，可我看不到生还的希望。我怕再过几天就会变得和牛天德一样了，想跑也跑不动了，我就趁还能跑得动逃跑了。那是十一月初的一天夜晚，我提了一根棍子防备狼的进攻。我的财产什么也没有带，只是用一个布兜装了几本医学书和老牛的刷子针线包。我是个医生，医学书对我来说是最珍贵的财产，当然要带上。我是从明水河车站上的火车，大约是晚上九十点钟，天黑透了。第四天的傍晚我到了兰州，因为没有钱买车票，也没有介绍信作凭证买火车票，我在路上被乘警撵下去送到铁路派出所的收容站。我从收容站逃跑出来扒车到了兰州。我的工作单位是兰州市中医门诊部，但我不敢回单位去：我估计关于我的通缉令已发到了兰州所有的派出所和街道办事处，我一回去就会把我抓起来。我是等到夜里十点钟才到我姐姐家去的，姐姐是解放前从陕北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解放后在三爱堂的解放军总医院当医生。母亲在我划成右派之前离开了陕北佳县，把家门锁了投奔姐姐和姐夫在一起生活。我的突然归来令母亲十分惊喜，一连声地问，你回来了，释放你了吗？再不去了吧？我告诉母亲是逃出来的。母亲说回来了就好，回来了就好，只要不再去劳教就好、可是姐姐吓坏了，一连声地说，这可怎么办？这可怎么办？你是逃跑出来的，公安局会到家里来搜你的。我明白，姐姐是担心我连累她和她的家庭，我就说，姐姐，你放心，我不会连累你们的。我就和这里住一夜，明天早晨我就走。姐姐问我去哪儿，难道一辈子住外边逃亡吗？我对姐姐说，我回陕北的老家去，只要公安局不到那里去抓我，我就在那里当农民。姐姐说只有这一条路了。看姐姐同意，我就又说，姐姐，我求你一件事，明早晨你到火车站给我买一张明天去西安的火车票。我没有介绍信买不上火车票，你是解放军，穿上军装去买车票，不要介绍信。
姐姐穿上军装说，我现在就去吧、
姐姐走后母亲流着泪和我说话：你不要怪你姐姐．现在社会上抓得紧；你回到老家可怎么过日子呀，没吃的，也没烧的，冰锅冷灶的……
我告诉母亲：不要担心，央边沟那么严酷的生活我都经历过来了，回到老家还能把我饿死吗？说着话我突然想起牛天德托付的事来，我就拿过自己的布兜，掏出那把棕刷子和针线包递给母亲我说，妈，你这几天抽个时间到畅家巷去一趟，到一个名叫牛天德的人家里，把这个刷子和针线包交给他们家的人。我在一张纸上写下牛天德家的门牌号，他的女人和姑娘的名字。我叫母亲把纸张收起来，不要叫姐姐知道。然后我又对母亲讲了牛天德的故事……牛天德的故事还没讲完，姐姐就回来了，她说买了早晨六点钟的火车票……于是，转天早晨天还没亮，我就登上了去西安的列车
我在陕北佳县农村我家的窑洞里住完了一个冬季，春天到来的时候听到了夹边沟的右派回到原单位的消息。我想打听一下回单位的右派是怎么安置的，六一年的四月我又回了兰州一趟。这次我在姐姐家住了几天，母亲告诉我，她把棕刷子和针线包送到牛天德家去了。牛天德的女人和姑娘看见棕刷子和针线包就哭了，哭得很伤心，眼泪擦不于……
听完牛天德的故事我沉默良久，然后说，你能不能讲一讲你从明水农场逃跑的过程。就我知道的，其他逃跑的人都不敢从明水河车站上火车，因为离农场太近，有人巡逻，有人追捕……
高吉义先生说，要说我的逃跑过程，那可又是一件叫人想不通的事，惊心动魄……我们明天再谈吧，我一辈子都在逃跑，关于这个问题，没个三天两天是说不完的……
我告别高先生离开他的花卉医院。花卉市场的鲜花开得万紫干红。建兰市场人流如水，摩肩接踵。小贩的叫卖声、顾客的喧嚣声和廉价的音响轰然入耳令人头晕。
逃亡
高先生，咱们接着昨天的话题谈吧。昨天您谈了一段您和牛天德之间的故事，是很动人的，后来您逃跑了，跑回老家去了。今天我想请您谈一谈您是怎么逃跑的——逃跑的过程。我访问过许多在夹边沟劳教过的人，有几个人讲述他们逃跑的历程，也是很动人的。我想，您的逃跑的路上也会有许多曲折、危险和艰辛。
我在高吉义先生花卉医院的斗室里那把小板凳上坐定之后，对高先生说。我这是第三次采访他了。第一次他就概括地淡过他开设花卉医院的经历了：他是 1957 年在位于中央广场的兰州市中医门诊部定为右派的，——那时还没有兰州市中医医院——1978 年落实政策，兰州市卫生局安排他到市第一人民医院工作，医院的领导要他重操旧业当医生，他没有同意。他跟医院领导说，自从定为右派之后，他已经二十几年没当过医生了，在医学迅速发展了这么多年之后再当医生，他只能是个庸医，而庸医是要害人的。医院领导问他，那么安排你干什么好呢，去做个按摩师行吗？他也没同意，他说，我恐怕连个按摩师都当不好；你看看我的手，我这是当农民种地当木工拿锯子的手，能去给病人作按摩吗？你们就随便安排我当个工人吧，烧锅炉呀，扫院子呀，都行。只要给我发工资就行。医院领导面露难色：那哪行呀，你是医生，国家干部，我们要是安排你当工人，市卫生局会批评的，说我们落实政策的工作没做好。他的工作安排问题拖了几天：领导看他真不愿当医生，就想安排他当个行政科科长。领导也是好意，觉得他受了二十年苦，给个官当吧，也算是补偿。可他坚决地拒绝了领导的好意，说，当官的事我是坚决不干的，你们就叫我当工人吧。他自告奋勇自我推荐说，我给你们养花吧，就当个花工；咱们医院里光秃秃的，一块草坪也没有，一盆花也没有，这哪像个医院呀。当时医院领导的心动了一下，因为市政府绿化委员会已经几次批评过医院了，绿化工作做得不好；医院正想在绿化上花点钱。医院领导问他，你会养花么？他回答，我打成右派从夹边沟跑回陕北的老家之后专门务劳果园，种过花。他看领导有点动心，就又说，你们只要买点木头，什么事就都不要操心了，我自己盖花房，我保证三年之内叫咱们医院评上绿化合格单位。领导看他真的不想当官，愿意去养花，就很痛快地答应了，并说，你还是干部编制，科长待遇。
高吉义在兰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养了十几年花。他叫领导买了几方木头，自己解板子，自己盖花房。他报名参加了一次北京《花卉》杂志举办的培训班。他建起了一个很好的闻名遐迩的花房，把兰州各单位花房的名贵花卉引进了第一人民医院的花房，把市场上最为时尚的品种引了进来。医院各科室办公室摆满了四季花卉。仅一年的时间，市人民医院的门口挂上了市绿化委员会颁发的牌匾……当年整过他把他定为右派而现在是高官的人都来他的花房参观，向他要花……当市场经济的大潮涌来的时候，他又向领导建议把花房推向市场，自负盈亏。
他在五十八岁的时候申请退休，受聘于崔家崖的一家花卉生产基地。后来花卉基地易主，他因看不惯新主人的霸道愤而辞职，自己开了这个简陋的花卉医院。因为名声远播，几家花卉公司的老板来请他，愿出高薪，但他拒绝了。他告诉我，从夹边沟出来之后，他就立志永世不当干部；离开崔家崖花卉基地之后又下了决心：不受雇于任何人。他说，现在不缺吃不缺穿，不担惊受怕，不逃亡不怕公安机关通缉追拿，开个花卉医院给不会养花的人讲讲养花知识，一天挣个十元二十元或是三十元，真是逍遥自在……
高先生仍然坐在那把铺着棉垫的高背椅子上，他的左手放在堆满瓶瓶罐罐的桌子边上，把他农民样的脸朝着我。他是 50 年代的中专毕业生。他还不算很老，才六十四岁，脸上皱纹不多，但一条横贯前额的抬头纹很深，像是刀子刻出来的沟壑。他的面孔总是给人很严肃的感觉，皮肤粗糙，少有笑容。他也笑，但笑容还没在脸上荡漾开来就突然凝固，笑声戛然而止。他的脸上，只有那双眼睛很有特点：很黑，很亮，显出智慧、机灵、严峻和柔和的神情。嗓门于巴但却洪亮。
他久久地用黑亮的目光看我，干巴巴的声音说，逃跑的经过嘛，那确实是惊险、曲折。昨天我不是跟你说了嘛，那是 11 月初的一个深夜，也就是牛天德到我的窑洞里来托付后事之后的三四天……不，不，我记错了，不是深夜，是七八点钟的时间。我那时没有表，——原来有一块的，是梅花表，到夹边沟不久就叫分队长收走了。刚到夹边沟的时候我在劳业队劳动，分队长叫陈风林。陈风林是商业厅的一名科长，积极得很，为了向领导邀功，对下边的人很严厉。是他有一天把我逼住，叫我把表抹下来交给他。我说为啥把我的表收走，他说防止我逃跑——但我从开过晚饭后间隔的时间估计，那时也就八点钟的时间，我提了个棍，穿上一件棉大衣，悄悄地出了窑洞，往明水河车站走去……
说到这儿，高先生停顿了。他似乎是在努力地回忆什么，又像是思考，俄而又说下去：
到了车站列车还没来。我早就打听好了，从那些酒泉、玉门和嘉峪关来探望丈夫的妇女们嘴里我早就探听好了，夜里九点钟左右，有一趟从西边开过来的慢车在明水河车站停车。我就在那儿等了一会儿，等着列车进站……
我打断高先生的话：我听说晚上有人巡逻……
对，你说的对，是有人巡逻，但那天我走的时间早，天黑不久就走了，巡逻的干部和分队长们都是八点半钟才出门巡逻或者追捕逃犯的。从明水的山水沟到火车站才五六里路，半个小时就能走到。他们去车站截人，或者追捕某某人，都是车快进站的时候才赶到车站去。他们知道，人只要是逃跑，那都是计划好的，在路上很难截住：人家随便往哪个沙堆子后边一藏，他们就找不着。但他们知道，逃跑的人总是要到火车站去买车票的，火车进站前总要从藏身的地方走出来的，总是要上火车嘛。他们就在你临上车时抓住你。抓住了逃跑的人，回来就升级——因为逃跑罪加一等，正式逮捕，五花大绑或者戴上手铐送到饮马农场劳改；最轻的也要关禁闭、开批斗会，然后送到严管队去。因为走得早，我那天运气好，没遇上巡逻的。那时候买火车票是要介绍信的，我没介绍信，就也没进候车室，就在路基下边的黑暗处趴着。等待时机。
你遇到狼没有？我又一次打断高先生的话说，你昨天不是说了吗，明水农场因为死的人多，周围狼也多，成群结伙地跑到坟地吃死人，也扑活人。你没遇到狼吗？
狼，你说狼吗？高先生怔了一下，说话也停顿了一下。狼，我是碰见了两只。那天夜色很黑，伸手不见五指，我专门选的这样的日子。我看见了两只狼的眼睛，眼珠子绿莹莹的，也隐约看见了两只狼的影子，可是它们没有扑我，没有靠近我。可能它们看见我手里的棍子了，怕我。也可能那两只狼吃得太饱了，不想吃我。
你没害怕吗？
也没怎么害怕。那时间我虽然浮肿了，但我到底年轻，手里提个棍，一两只狼我还是能抵挡得住的，它对我还下不了手。
你走过去它们也没追你？
没追。可能狼看见我手里提的棍了。
高先生回答完我的问题又接着说下去：等了一会儿，火车进站了。当火车头上的大灯从候车室和票房前掠过的时候，我看见没有站台的路基上没有几个上车的人，也看不见有追捕者。只有一两个手提信号灯穿蓝制服的铁路工作人员。车停下了。火车车厢的门一个个打开了，车厢里灯火通明，列车员下了车站在门口。这是上车的好时机，但我趴着没动。我没有车票，怕走到门口列车员不叫上车，也怕像我一样躲藏在黑暗处的追捕者扑上来把我抓住。后来，列车员上车了，车门关上了，有个提信号灯的人往车头车尾摇了几下，火车呜地鸣了一声笛，就听一阵响，车开动了。这时我才从黑暗里一跃而起，急忙忙跑上路基，一下子扑在列车门口的台阶上，我的一只手抓住了门旁的铁扶手。我估计车站值班员没有看见我。他要是看见了，给车头发个信号，车就会停下。那是我最害怕的，我就跑不了啦。可是车并没有停，而是加速了，越驶越快，一眨眼的功夫驶过了扳道房。过了扳道房我就放心了。我挣扎着在台阶上站了起来，手紧紧地抓住铁扶手，把身体贴在门上。门是锁着的，也看不见列车员，我就开始用拳头砸门。
在呼啸的从巴丹吉林沙漠刮来的寒风中，在列车卷起的风声中，在列车咣当咣当的响声里，我的拳头砸在门上的声音太微弱了。列车员已经走进车厢去了，或者是到他的乘务员室休息去了，根本就听不见我砸门的声音。——再说，我也不敢胡来，真要是把玻璃砸碎了，我就是进去了，也没钱赔人家，那就麻烦啦。但是，我必须砸门，砸到列车员听见。我不能总在门口站着：我已经冻僵了，我的手抓不住扶手了，时间一长我会坚持不住的，就会掉下车去摔死，或者卷进车轮下边碎尸万段。
我砸呀砸呀，终于，有一位穿越车厢的旅客看见了我。他走到门口看了看我，隔着玻璃喊了声什么，走进车厢去了。不一会儿，他领着列车员走过来了。列车员打开了门。这是名男列车员，他气哼哼地从胸前抓住了我的衣裳，一把将我拉进车里。他关上上门这才开始训我：你怎么趴在门上！你想死呀，不想活啦！训完了又问我有车票吗？我说我买了车票。我装出掏车票的样子来，这个口袋摸摸，那个口袋摸摸。我穿的是一件小棉袄，外边套了一件华达呢的中山装，是我存着没穿过的新制服。我的样子并不像一个逃犯的样子，并且由于逃跑前收拾过头发刮过脸，所以尽管我没掏出车票来，但他对我的态度还是客气的，他把我叫到了乘务员室，没再说什么就关上门出去了。我在心理上觉得已经离开劳教农场了，有所宽心，再说经过这么一番剧烈的折腾，我虚弱的身体已经累垮了，他一走我就歪在椅子上睡着了。睡了一会儿，突然我的脑门上一疼，我醒了，看见面前站着一名乘警。是因为身体太虚弱太疲惫了，虽然面前站了一位警察，但我的眼皮睁不开，又沉重地合上了。结果是我的脑门又疼了一下，而且比第一次疼得厉害。我再次挣扎着睁开眼睛，看见那警察笑着说，嘿，你还睡得挺香呀！醒一醒，醒一醒！说着话，那警察又在我的前额上弹了个脑嘣儿。我赶紧坐起来，接着又站起来。这时我清醒了，知道遇到麻烦了。但我嘴里咕噜着说出一句话来，显示出我不怕他对他毫不在意的意思。
做啥呀，你把我打疼了？
那警察似是一怔，但又笑着说，打疼了？你还觉着疼呀？我还当你没醒呢。喂，车票呢，拿出来看看．
我知道骗不过他的，就说，车票，哪还有钱买车票？我两天没吃饭了，你们要有吃的，先给我点吃的吧。
警察眨巴着眼睛看我片刻．说，你是干什么的？
我回答，我是陕西扶风县委组织部的秘书，到明水农场搞外调的，．
有江件吗？
证件？什么证件？我在来明水的路上连挎包一起叫贼偷了，连吃饭的钱都没有了，饿了两天。
那警察将信将疑，又停顿了片刻，才又问我叫什么名字，还问扶风县的县长是谁，县委书记叫什么名字。这一切我都对答如流。当然了，我的姓名是假的，除此之外，县长县委书记都是真的，因为前几天扶凤县的一位干部来看望他的在明水劳教的右派亲戚，说话时我听下了，且都烂记于心。
那位警察问了几句，看问不出什么破绽来，——可能他也不清楚扶凤县在哪里，县长县委书记叫什么——但他对我的疑虑并没消除，说，叫贼偷了你就该给县上发电报嘛，怎么半夜里扒车？
我说，好我的警察同志，你知道明水农场是干啥的吗？那是劳教农场，饭都吃不上了，饿死人，我还能在那里坐着等汇款吗？我跟他说话，口气很随便，叫他觉不出我有什么慌张和胆怯。这一来他不好再说什么了，跟我说话的口气也变了，说，不管怎么说，你不买车票是不行的。你先到车厢里坐着去吧，到了张掖就下车。前边是临泽，小站，你下了车不方便。到张掖下车，你去张掖地委请他们帮你解决一下吧。你总不能饿着肚子回陕西去吧？
我知道，硬赖着坐车不符合我的“身份”，会露出破绽来，便顺水推舟说，那好那好，我计划就是在张掖下车的，到张掖县委去请他们帮助解决一下我的困难……
到目前为止，我的逃跑还是很顺利的，我认为自己骗过了乘警。可是车到张掖火车站，他把十几名无票乘客撵了过来，叫他们和我一起下了车。下了车我想独自走开，再混上车去，但却被他喝住了。他和车站上的一位警察说了几句话，那位警察就很严厉地对我们十几个人吼道，过来过来，到这边来！我还想像在列车上一样对这位警察讲些我早就编好的瞎话，但这位警察连听都不听，大声喝道，走！往前走！这边！
没有办法，我只好跟着那群人走，进了一座黑乎乎的院子。
进了院子我就发现坏事了：院子里黑压压都是人，有站着的有坐着的，有些人叽叽喳喳说话，有四川口音有河南口音，而且我们的身后还有人被赶进来。一间大房子亮着灯，那位警察叫我们往那间房子走，说是叫我们登记。走到门口，我看见房间中央放了两张桌子，坐着两名警察。我在心里立即做出决定不能登记：这是个收容所。1958 年的春天，还没有宣布我为极右分子送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之前我就听人说，公安局派出所把外地流窜来兰的无业游民送进收容所，集体押上火车送往河西走廊的赤金农场、蘑菇滩农场强制劳动，每月发二十四元工资。我可不能脱离虎口又进狼窝。
那位警察把我们领到房门口叫大家排好队就又走了。我正好排在最后边灯光照不到的地方，我找个机会就离开队列混进院子里的人群里。我在人群里走了走，搞清楚这些人都是从河南、山东、四川等省来的农民，盲流，他们想到新疆去谋生，但在张掖被赶下了火车。我看见院墙不高，也就一人高，便对两名站在我身旁的四川姑娘说：你们怎么不跑？一个姑娘说，天亮了管饭，等吃完饭再说。我说我现在就要跑，请你们帮帮忙。我用双手扒住墙头，两个姑娘从下边推我，我翻过墙头跑了，跑到候车室去。
候车室里偶尔有警察走动，但我很镇静地坐在椅子上看书，装成候车的样子。我自信自己的穿着举止不像个盲流，也不像逃犯。
警察还真带出去了几个人，却没来盘问我。我坐到了天亮。天亮后太阳出来了，外边开始暖和一点了，我走出候车室。经过一夜的折腾，我的肚子饿得扁扁的，又饥又乏，我得想办法搞点吃的。离车站很近就是通往张掖县的马路，有几家饭馆，还有烧饼铺，门口的玻璃柜里码着很多烧饼，但是我没有钱也没有粮票买烧饼。我身上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只有手里提的一个布兜，布兜里装着我心爱的两本书。我从兰州到夹边沟带着它们，从夹边沟迁移明水还保存着它们。在明水很多人把书撕掉烧火取暖了，我没舍得烧。我从草滩上捡牛粪取暖。可现在我决定卖掉它们。我需要食品：我已经饿得双腿发软、眼冒金星了，如果不补充点营养，我就要倒在街头了。
我把两本书从布兜里拿出来，双手托着沿街走动，寻找买主。我寻找在我看来是念过书的人。我认为，那些不识字的人是不会买我的书的。当然，卖给搞医的人最好，但我无法辨认出这种人来。遇到像是识字的人，我就走过去问，我这里有两本好书，你要不要？有的人瞅我一眼就走过去了，看都不看书一眼。有的人站住了，看一眼书，或者接过去翻一下又合上，递给我：没用，我不是搞医的。
一上午我也没有卖出书去。到了下午，我几乎都绝望了：我已经饿得头晕眼花，脚步蹒跚，快要走不动路了。我觉得麻烦了，我非得倒毙在张掖火车站的街口上不可了。我想，与其倒在街上，还不如到候车室坐着去。在候车室倒毙，铁路工作人员可能还要管一管，说不定在我气息奄奄之际给我一点吃的，或者把我送到收容所去。这时候我突然就改变了昨夜的想法，进收容所就进收容所，总是要给口饭吃的，饿不死。我的脑子里突然就想起了昨夜那两个四川姑娘说的话：吃完饭再说。——她们比我有主意呀！
我走近火车站了，快要走完那段马路了，这时我发现两个蓄着长胡子的老人在一间房门口晒太阳。我看得出来，这是两位有文化的老人。他们的穿着和脸色气度表现出他们不是引车卖浆者流。我想再试一次我的运气，便走近他们，以谦恭的口气说，老爷爷，我这里有两本好书，你们买下好不好？两位老人看了看我，接过书去了。他们两人交换着翻了翻书，不说书好书坏，问我，你是哪里来的？我告诉他们，我是陕北人，家庭是中医世家；由于家乡遭了灾，想到新疆去谋生，到张掖没盘缠了，不得不把这两本书卖了。其中一位老人说，陕西也遭灾了吗？另一位老人站起来说，娃娃，你把这两本书留下，我给你买两个烧饼。在火车站的附近转悠了一天，我已经了解到饥饿在张掖地区的惨烈，——街头上卧着饿倒了的人——知道食品在张掖地区同样的金贵，所以我二话没说就同意了。那两本书一本是《针灸大全》，一本是《针灸学》，要是放到现在，就是秤斤卖也能买三四个烧饼。
老人在一家国营饭馆里买了两块半斤的烧饼，还给我要了一碗开水放在桌子上，就走了。我稀哩呼噜就把两块烧饼吃了，开水也喝光了。我自己又要了一碗开水也喝干了。
二碗开水和两块烧饼下肚，我的身体立即就发热了，觉得又有了力气。我又回到候车室，开始想办法上火车。
可是一下午一整夜我也没上了火车。现在回忆起来，兰州往西的这一段铁路上当时总共就跑着两三趟列车，一趟快车，一趟慢车……可能还有开往上海来的一趟快车吧……我也记不清了，反正车不多。每一列往东的列车进站，我都跑到站台上去，但是上不了车。车一进站，列车员就站在门口查票，没票的人不叫上车。我亲眼看见没票又想上车的几个背着包袱的河南农民叫站台上的铁路警察带走了。我就没敢靠前。
第二天白天我也没能上了火车。
好在这个白天我从候车室外的台阶上拾到一张废票，等到半夜里我曾乘坐过的那趟列车进站又要开动的时候，我手里捏着废票跑到车门口去，口里喊着不要关门不要关门，朝着列车员晃了晃票，装出很急的样子上了车。
一进了车厢我就跑到另一节车厢去了。坐在门口的椅子上东张西望一阵子，看没有人注意我我就钻进座椅下边去了。肚子是空的，又不用上厕所，我一直在椅子下边蜷缩着到了兰州。在兰州的事我就不说了吧，昨天已经说过了。在姐姐家只待了一夜，好好吃了两顿饭，一顿是我妈做的酸汤疙瘩，一顿是我姐姐擀下的长面，然后就接过我姐给的四十元钱，趁着夜色赶到火车站，用买好的车票上了火车，一帆风顺地到了西安。
临出门姐姐还给了我四盒香烟。我说我不吸烟，姐姐说不吸也拿上吧，回老家的路关口重重，说不定用得上。姐姐说，兰州的职工一月发一张票，可以买四合烟；这是供给姐夫的，再想多要一盒也没有。
从西安去铜川仍是坐火车，买票要介绍信。这一关我过得很容易。因为是持票坐车，在兰州去西安的列车上我和一位去铜川的旅客说话，混熟了；他用他的介绍信替我买了一张车票。只是他到铜川就不走了，从铜川去延安的汽车票可是成了最难过的一关。这里买车票不光是要介绍信，还要登记发号，轮到你的号才能买票。当时的情况是汽车站人山人海，登记了的已经有七百多人，而每天只发三辆卡车，一卡车只能坐三十几个人。我可是愁死了，怎么才能到延安呀！啥时间才能到延安！我坐在候车室里发愁，苦思冥想，这一关怎么过呀！正在那里发愁，我身旁走过来了一个人。这个人又像是汽车站职工，又像是公安派出所的便衣，他朝着我身旁坐着的一个小伙子说，把票拿出来，查票。那小伙子把车票拿出来了，他又叫小伙子掏证明。小伙子没有证明，他说没有证明你怎么买的票？车票没收！他还把小伙子赶了出去，不叫他在候车室坐着。我当时吓了一跳，心想这个汽车站怎么这样严格，随便没收人家的车票？这要是查着我怎么办？会不会把我当坏人交到派出所去？可是仔细看看之后，我又有点怀疑那个人是不是汽车站工作人员了。他贼头贼脑地转了一圈，再也没查别人的票，就出了候车室。我突然想，这是不是个歹徒或者本地的地痞流氓，专门欺负老实巴交的乡下人。我灵机一动就站起来跟上了他。他出了候车室进了一家饭馆，我也就进了那家饭馆。他坐在一张饭桌旁边，我也走过去坐在那张桌子旁。为了显得自然，我掏出一颗烟吸起来，并且斜着眼睛看他。我不知道他对于我有什么看法，抱着什么心理，他也斜着眼睛看我。看了一会儿他说，你是哪里来的？我说兰州来的。他又问在哪儿工作？我回答兰州中医门诊部。他停顿了一下又问，兰州的香烟供应紧张不紧张？我回答紧张，一名职工一个月供应四盒。但我又补充了一句：我是医生，比别人多搞两条烟没问题。这时他说话的口气变了，求我的口气说，你的烟让给我一盒好不好？我说那有什么关系，不就是盒烟吗？我掏出一盒烟给他，他要掏钱给我。我把他的手推开了。我说，烟钱就算了，我不要了；我从外边回来，在铜川人生地不熟买不到车票，你帮我买张车票行不行？他问我去哪儿，我说延安。他似乎很小心，四面环顾了一下，把没收的那张票掏了出来，说，我这里有一张替别人买的车票，就先让给你吧。我大喜过望，接过车票给了他钱，并且把四盒香烟除了我吸的那一颗全都给了他。
意想不到地搞到了一张那么难买的车票，啊呀，我心里那个高兴呀，就没法说了：我尾随他的目的就是搞到那张车票，我竟然如愿以偿啦！第二天早晨我正大光明地上了汽车到了延安。又过了一关！
到了延安。可是从延安到绥德的这一关又怎么过呀，汽车站还是挤挤嚷嚷的，又要介绍信，又要登记。没办法，我只好坐在候车室外边的台阶上等机会。真是老天有眼，前世修行得好呀，机会叫我等来了：一个票贩子手里拿着一张车票走到我跟前，偷偷地说，有绥德的票要不要？我说要，多少钱？他说五块。我说绥德的票不是二块五么？他说高价票，五块，五块。我毫不犹豫，一把将车票抢到手里了。可我身上这时候只剩下七八块钱了，——那时候到处都卖的是高价饭，我的钱快花光了，到绥德后离家还有一百三十里路，还不通汽车，我没钱怎么办呀——我就对他说，我身上只剩四块钱了，就给你三块钱吧，剩下一块钱我喝碗水。他说不行不行，就是五块。我说就给你三块，你卖也得卖，不卖也得卖，你要是不卖我就喊了！我看得出来，票贩子倒卖票也是偷偷摸摸地，害怕被人抓住，我就这样威胁他。他还真害怕，小声央求我说，别喊别喊，你给我四块吧。我说就三块，多一块也不行。他只好同意了。哎呀，人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啥事都能做出来——我把票贩子坑了一下！
第二天我就到绥德了。到绥德我就更困难了，身上只剩下四元钱了，可是前边还有一百三十里路要走，——不通汽车——要吃饭，要住店。再困难也得走呀，这天夜里我住宿在一家大车店里，花了一元钱，早晨起来连早饭都没敢吃就上了路。
出了绥德走了五六里路，我是又饿又累，有点走不动了。这时迎面走来了一个老汉。看老汉的样子也是赶了夜路的，头上用一块布包得严严的，只露着两只眼睛，肩上挎着鼓鼓囊囊的毛褡裢，露出糜子面的馍馍。老汉看出我是个走远路的人，就迎上来说，哎呀，你是不是昨天从延安来的汽车上下来的人？我说是的。他说，昨天晚上汽车站给我们乡上打电话，说我的儿子从延安坐车过来，在绥德汽车站饿倒了，你看见没有？我说看见了，有一堆人在汽车站上围着看，有个从青海来的小伙子倒在路上走不动了。你的儿子是不是在青海工作？老汉说就是，他还活着吗？我说还活着。听说活着，老汉立即数落起我来了：哎呀，你们这些在外头工作的人，心怎那么狠呀，到家门口了，看见人饿倒了，就给上些吃的嘛，救人一命嘛……我说，老大爷，你不要埋怨我，我的情况还没有你的儿子好。你可以背了甜馍馍去看他，我前边还有一百三十里路要走。从昨天早晨到现在，就没有一颗粮食沾过牙。老汉听说我是饿着肚子赶路，立即就放下褡裢，拿出六七个糜面馍馍往我的怀里塞，那个热情呀！然后就匆匆告别往绥德城里去了。
我就是靠着老汉给的那几个馍馍充饥，走了四天，整整走了四天，回到了我的老家——佳县高钟家洼村。我先在叔叔家住了一个月，调养身体，等身体好一点后才回到自家的家里，打开生了锈的锁子……整整休息了一个冬天，天气热起来了，身体也缓过来一些了，我就参加生产队的劳动了。
以后的事明天我们再谈吧，你看天都快黑了。高吉义先生讲完了他逃离夹边沟农场的故事。我说，好吧，明天谈就明天谈吧。我扭头看了看门外，有几家花店的老板正在把一盆盆鲜花抱进房子，似乎是准备收摊了，但是我的采访意犹未尽，我又说，高先生，你的逃跑的故事讲得的确生动、翔实，但我还有个问题想问问你：你那天从明水的山水沟逃跑就没有人发现吗？没有人追你吗？
高先生说，这个……
见他沉吟，我又说：据我了解，大凡从明水逃跑的人都不敢去明水河车站上火车，因为那儿离场部太近，管教人员很轻易就追捕回来。
他还是沉吟不语。
我又问，你跑回佳县老家之后，你家乡的公安局没来拘捕你吗？我访问过的逃跑成功了的人，大都是流落他乡不敢回家或者回老家，凡是跑回城市和乡下老家的，基本都被当地公安机关拘捕送回去了，因为一旦发现谁逃跑了，夹边沟农场就向他的原工作单位或老家所在地的公安机关发函，要求协助捉拿，或者直接派人去他家追捕……
高先生终于说话了：张记者，你问得好，问得好呀！我那天逃离山水沟，农场是派人追了的……
没捉到你，因为你藏得好？
不是，不是这么回事。张记者，这件事我原本是不想告诉你的，因为这又是一件我一辈子也没想通的事，我不知道我是做错了还是没做错。它比牛天德的事更加折磨我的心灵，使我寝食不安，经常在噩梦中惊醒……
我目不转睛地看着他。
他说，好吧，我今天就把事情的真相告诉你吧：那天晚上的逃跑，不是我一个人，而是两个人，我们是两个人一起逃跑的。
两个人？我惊讶极了。
他说，是的，两个人……你听我从头说。在夹边沟的木工组，我是元老，但是，这并不是说我的技术最好。技术最好的是我的师傅骆宏远。骆宏远是白银公司的木匠。其实他原本不是木匠，而是土木建筑行业的工程师，三十年代清华大学毕业，解放前就是工程师。解放后他在东北的一家建筑公司工作。因为解放前参加过国民党，五十年代初内部肃反后就不叫他当工程师了，下放当了工人，木匠。五十年代国家建设大西北，把他调到白银有色金属公司工作。1958 年的秋季，白银公司在反右斗争中老账新算，给他戴上历史反革命的帽子送到夹边沟劳动教养。作为工程师，他的水平怎么样我不知道，但作为木工，在我们的木工组，他的技术比兰州大庆木器厂的七级木工魏立之的手艺还高。魏立之是真正的工人，因为说反动话戴了个坏分子的帽子送来劳动教养的。魏立之手艺特别好，在我们七八个木工里是第一把手，活做得好，但是不识字，不认识图纸。骆宏远没有七级木工的级别，可是魏立之能干的活他都能干，学问大，能识图纸，还能设计和绘图。那时候的河西走廊，包括夹边沟农场，马拉的大车都是大轱辘车；木头轱辘，轱辘比车帮还高，马套在车辕里，车辕往下倾斜，叫人看着就不舒服，更不要说马拉着不舒服了。骆宏远到木工组之后，他就提出了把大轱辘车改进一下的意见。经过管教人员批准之后，他把车轱辘缩小了。马车轱辘九网十八条，他设计的轱辘小了，但仍然是九网十八条。九网十八条你懂吧？就是九块弯曲的木头盘成一个圆的车轮，十八根木头的辐条支撑，中问是车轴。你可不要小看车轱辘缩小这件事，那可是牵一发动全身的事，整个车型，各个部件都要变，而且变的系数都不同——真是很复杂的事。但是骆宏远把图纸画出来了，大家按他的图纸做各个部件，安装起来后既漂亮又好用。夹边沟的右派们赶着我们自制的马车去酒泉县拉粪，人们都围着看。
我为什么把骆宏远叫师傅呢？自从进了夹边沟，我就想这辈子完了，就是将来把我释放了，也不可能再叫我当医生了，再说，一个右派帽子把我也搞伤心了，我就下定了决心：将来就是再叫我当干部我也不当，我就当个工人去，凭力气吃饭，凭本事吃饭。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干脆不当医生不当干部了，你再能斗我个右派吗？我下决心要学个木匠，做个手艺人。于是，我在木工组里经过选择，选了骆宏远当我的师傅。我还给他磕了头，正式拜他当师傅。事实说明我当时的选择是非常正确的。我跑回陕北老家不久就跑出去搞副业，给生产队挣钱给自己挣钱，文化大革命中农村要斗我，我就又一次逃跑，在外边漂泊、揽活，把我的全家——女人和孩子——都接出去……在那动荡、激烈阶级斗争的时代里能生存下来，全都依靠了在夹边沟木工组学下的那点手艺，仰仗了我的师傅教给我的识图绘图的知识。
昨天我跟你讲了，在木工组我和牛天德的关系好，就像他说的像亲兄弟，亲如手足，这是事实，但和我关系最好的，真正好的，还是我的师傅骆宏远。我和骆宏远简直就亲如父子。古人说，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嘛。他每做一件活都要教给我做活的技术，不做活的时问又教我土木建筑方面的理论知识。我呢，给他洗衣裳，拆洗被褥，搞来什么吃的食物，总要先给他一点吃。他是个木匠，但他有知识分子的高贵的人格，从来不去偷不去要，所以就总是挨饿。还有，他是从东北支援大西北建设，和其他的白银公司的干部工人一样，是只身来到白银市的，家属孩子还都在东北，所以他在夹边沟劳教，生活上没有人接济他：家里人可能不了解劳教生活的艰难，也是因为路途遥远，来看望他或者送点吃的穿的不容易，所以他在夹边沟的处境就最艰难。我就尽可能地帮助他吃上点喝上点。有过这么一件事，有一次养兔场的人来叫我去给他们修篱笆墙。你知道吧，夹边沟农场场部的对面有两座不高的土岗子，不高，北边的那座一二十公尺高，南端的也就七八公尺高。不知为什么，劳教分子们把这两座土岗叫卧龙岗。因为南面的这座岗子小，农场就把它用篱笆围起来养兔子，叫兔子们在土岗上打洞做窝。那天我去修篱笆，也怪了，有几只兔子好像是没见过人，稀罕人，总往我跟前跑，蹲在旁边看我。我看看周围没人，就趁兔子不怕我的机会，用木尺打死了两只兔子。兔子好打得很，只要瞄准它的鼻梁，轻轻一打，它就扑噜一下翻倒了。我就把兔子装在工具箱里神不知鬼不觉背回来了，放在木工房的木头板子下边，想找个机会把它煮着吃了。还真是巧得很，天赐良机，就在我打死兔子的第二天，农场叫各队派一些人去打柴，给伙房烧饭烧水用。我们木工组要出两个人。打柴是在农场北边的沙漠里，木工组的人都不愿去，每次都是组长派，派年轻人去。那天我不等组长派就主动要求我和我的师傅去打柴。师傅不愿去，那是冬天，沙漠上西北风刮得冷彻肌骨，打柴不如在木工房干活舒服。于是我又是跺脚又是使眼色叫他不要反对我的提议。最终组长派定了，就是他和我去打柴。从场部出来往沙漠里走，他嘟嘟囔囔地说我，为什么要叫他去打柴。他气得要命。等到了没人看见的地方，我从怀里拿出死兔子叫他看，他就不再说我了，还笑了，还嗔怪我为什么不早说。我跟他说，这种事能说吗？叫人知道了汇报给领导，我就是不“升级”也得叫人捆一绳子呀！
那天呀，到了北边的沙漠，我们两个人避开了其他打柴的人，我从怀里——我穿着一件黄大衣，腰里系了一根麻绳，怀里能装很多东西——拽出兔子来，挖了些柴烧着吃。两只兔子我们一人一只吃得那个美那个香呀！
吃完兔子肉，我们把毛皮和肠肚挖个坑埋掉了。——小心不叫别人发现呀。
昨天我说了，到了 1960 年的夏收，木工组没啥活干了，木工组就差不多解散了，——四五个人编到农业队去了——剩下两三个木工了。我的师傅骆宏远也分到农业队去了，我们就很少见面了。
但是后来迁场，夹边沟的劳教人员迁移到高台县明水乡建农场，到达的第二天我就意外地见到了他。
来到明水的第一天，我露宿在荒滩上，因为先我们到达的人没有挖好足够的地窝子和窑洞。翌日清晨，喝了一碗糊糊，我就在伙房附近——当时的伙房建在山水沟外的台地上——在山水沟土坎上挖窑洞。领导准许我独自住一个窑洞，因为领导叫我带过来了一部分木匠工具，叫我保管好，以备干点零碎的木匠活。我挖窑洞的地方离场领导的办公室——是建在台地上的几间平房——很近，便于领导叫我。记得是挖窑洞的那天下午，师傅突然找我来了，他当时的样子糟糕透了，胡子一寸多长，头发像一把乱草，瘦得一把骨头，面色如土。他的衣裳破成了布条条，腿上从大腿往下，用麻绳缠着几块破布和油纸。我吓了一跳，问他，你怎么成这个样子了？在木工组的时候，他还经常刮胡子的，衣裳补缀得也比较整齐，保持着一个知识分子的模样。他没回答我的问题，而是说，我的行李丢了。问他怎么丢了，他说是坐闷罐火车来明水的路上，火车在一片很荒凉的远处有几排平房的地方停了一下，人们都喊明水到了，下车下车。有些人就把行李从车上推了下去。他也把行李推了下去。可是人还没下车，火车又开动了，加速了，往东走。到了明水，农场派马车去拉行李，他的行李和另外几个人的行李找不到了。
他说话的神情沮丧极了。我当时还给他宽心：丢了就丢了吧，发愁有啥用。你就和我住一起，我们用一套被褥，凑合吧。
我跟你说过我的窑洞很小，就一公尺略高一些一公尺二宽，一个直筒子，两公尺多深。这是开始的几天，我和师傅挤在一个被窝里睡。过了几天，我从其他窑洞里偷来了一床被子两条褥子，是死掉的人的财物，给他铺给他盖。这时我就在窑洞里边往右手方向挖了个偏洞，叫他睡在里边，我睡在外边。他岁数大，体质弱，睡在外头受不了，风大。
就这样睡了十几天，冷得实在招架不住，我就到草滩上去拾牛粪，在我的脚底下靠近洞口的地方生上一小堆火。这样还行，能抵挡一下初冬的寒冷。可是后来他病了，肝腹水。在夹边沟木工组的时候他就因为肝硬化腹部积水住过一次农场的卫生所。这次腹水比上次严重，他的腹部胀得圆鼓鼓的，腰粗得像个大胖子。加上全身浮肿，他竟然肥大得连衣裳都穿不上了。我把卫生所的邓大夫叫来看了看，叫他立即住院。卫生所的病房是离我的窑洞不远的一个大地窝子；我抱着被褥把他送到那间地窝子去，在几十个病号中间挤出一条条地方铺好被褥，他就躺下了。过了几天我再去看他，腹水似乎得到了抑制，腹部瘪了一点，但浮肿照旧，身体更虚弱了。他坐起来和我说话，连说话的力气都不够了，声音软软的，断断续续。
又过了几天，也就是牛天德来我的窑洞托付后事之后，我准备逃跑了，——那时候我的腿已经浮肿了，脸也浮肿了，我的身体觉到了明显的虚弱，心想必须跑了，再要是拖上几天，想跑也跑不动了——又去卫生所一次，看望师傅骆宏远。
我原想看看他就离开病房的，是去和他告别一下，因为我知道他将必死无疑，看看他有什么“后事”要嘱咐我。可是到了病房，和他说了几句话，一种临别的伤感之情揪住了我：我在他的身旁坐了许久。当时我心里很是难过，我要走了，而他，我的师傅，一个有学问的好木匠将要在这荒凉的明水农场的山水沟里作古，他的尸体将扔在荒滩上。这种伤感之情愈来愈浓，斤来我禁不住地在他的身旁躺了下去，把嘴对着他的耳朵小声地说，师傅，我要走了，你有什么话要托付吗？
他没有出声，但是我明显地感觉到他的身体颤动了一下。接着，他的手从被子下边伸了出来，捏住了我的手，并且捏得紧紧的。他的朝着房顶的脸朝我转了过来，身体也侧了过来。我知道他要跟我说话，便把耳朵靠近了他的嘴。他说，你真要走吗？
我没说话，点了点头。
他的因为脸部浮肿而显得细细的眼睛看着我：我跟你一起走。
我吓了一跳：像他这种身体衰弱到极点的人，哪能长途跋涉逃出明水农场呢！但是我知道，这也是他强烈的求生的愿望，可能他在“病房”的半个月里已经想过了：早些日子跑掉就好了。现在他的身体不行了，但是听说我要跑了，他立即就决定和我一起跑。我想告诉他：你跑不动了，你还是在这里躺着吧，熬几天，可能上级会放大家回家去的。但是我知道，说这样的话就如同说你在这儿等死吧。我不愿伤他的心，便没有点头也没有摇头，也没有说话。看我没说话，他静了一会儿又说，小高，带上我，我能走。
他的细细的眼睛里流出泪水来了：两滴浑黄的眼泪，一滴眼泪从鼻梁上流过流进另一只眼，和那只眼里渗出的泪水汇合，流过眼角。
我从心里认为他是走不动路的，跑不出明水农场，但此刻我的心咚咚地跳了起来，泪水在眼睛里打转，我把嘴贴到他的耳朵上，竭力控制自己不要哭出声来，小声说：
明天天黑，到我的窑洞来。穿厚些。
然后我起身快步走出“病房”。我怕自己哭出声来。
转天傍晚吃过了伙房供应的一碗糜子面糊糊汤，我就开始准备逃跑。其实也没什么准备的，就是把棉大衣穿好，腰里系了根麻绳，另外把我上午从伙房偷来的两块豆面菜团子吃下去以增加我的体力。然后我就装成睡觉，拉开被子盖在身上，躺着，等着天黑下来，等骆宏远来找我。经常有管教干部或者拐棍们突然闯进窑洞来，查看你是否有异常的行为：是否偷杀了农场的羊只煮肉吃？是否逃跑了，或者留下了逃跑的迹象？在等待的时间里，我反复思考，骆宏远会不会变卦不走了？他的身体过于虚弱了！我原计划是要往西跑的，跑到几十里外的元山子火车站去上火车，如果他真的跟我一起逃走，那就不能去元山子车站了，只能就近去明水河火车站。必须考虑到他的身体状况。从明水河火车站上车就增加了危险，可能被巡逻拐棍和管教干部抓住，但我又别无选择：他太虚弱了，根本就走不到元山子。我还给自己宽心，他就是走不动了，我背也能把他背到火车站的：我虽然体质也衰弱了，但他一个饿垮了的人能有多重……
我躺在窑洞里胡思乱想，天还没黑下来，骆宏远就来了。我惊了一下，说他：你这么早就来了，看护们不发现吗？
他说，天黑了出来才会引起注意：这么晚了你干什么去？
你出来没叫人看见？
我跟看护说了。到史思良那儿去一下：我觉得活不长丁，要跟史思良托付一下后事。
我觉得他的话有道理，就叫他坐下休息，等待天黑再动身。
天很快就黑下来了，黑透了，从我的窑洞看出去，对面二十公尺处的崖坎都看不见了，我们就动身了。
我选择了窑洞旁崖坎最低的地方，把他推上去，我再爬上去，从窑洞头顶的荒原往南走。我们不能从山水沟里往南走，任何一一个偶然走出窑洞或地窝子的人看见我们都会产生怀疑：大黑天的，这两个人要去哪儿？去干什么？那就要坏事。
从伙房后边几十公尺的地方走过去之后，我的心才放宽了一些：夜里没有人会来这个地方，漆黑的没有月亮的夜晚，伸手不见五指，就是有人从伙房和场部办公室走出来也看不见我们。而且，据我的了解，巡逻的干部和积极分子不会这么早就出动，所以我们绕过了伙房之后就走到那条被来明水探视劳改分子的亲人们踩出的荒滩里的小路上来了。沿着人们踩出的路走省力。
为了节省骆宏远的体力，我叫他扶着我的肩膀走。
但是，走了不到二里路，他就走不动了。我把他的一只胳膊拉过来搭在我的脖子上，我的一条胳膊揽住他的腰拖着他走。我们的样子就像电影上演的一个战士搀扶着另一个受伤了的战友。
就是这样，又走了三二百公尺之后他还是走不动了，扑通一声跪在地上。他急剧地喘了几口气之后说，你走吧小高，我真走不动了。
我明白，他已经竭尽全力了，否则，一个有着强烈求生欲望的人是不会说出这样绝望的话来的。他比我大三十多岁，他不是个孩子，不是个意志薄弱者。我说，站起来，你站起来，我背着你。
他说，你走吧，你自己走吧，我的确是走不动了，你自己到车站去吧。
我说，你说的什么话，我能把你丢下不管吗！起来，我背你。
他说，不行，那不行。
我说，行，能行。你快站起来吧！
在我的拉拽之下他站起来了。我背起了他，我说了一声：抱紧我的脖子。
我背上他之后还掂了掂，心里就暗暗叫苦。他并不像我原先估计的那么轻：他虽然饿垮了，体质虚弱，但是因为浮肿，他的腰很粗，腿也浮肿了，他的脸肿得像个大南瓜。他身体的每一部分都像充了水的水囊，很大很重。
我背着他走了百多公尺，当我走到一片很暄的沙土地上之后，我就累得气喘吁吁，心跳得要从嗓子里跳出来。我的身体真是衰弱了，两腿发软，浑身出汗。我对他说，师傅，你下来一下，我们休息一会儿。
我放下了他。我们站着，我直喘粗气，我对他说，不行了，身体真不行了，才走了几步，你看我就成这样了。要是从前，我一口气能把你背到车站去。
他没说话，站着看我。我也看他，但我看不清他的面孔。天太黑了。黑沉沉的天空，黑沉沉的沙滩，只有密集的星星明明灭灭眨着眼睛，但星星的微弱的光照不亮人的面孔。空旷的沙滩非常寂静，只有强劲的夜风从我们身旁呼啸而过。河西走廊的西端，人说一年刮一场风，从初一刮到冬，但最大的风季是从 10 月刮到 4 月
休息了一会儿，身体被风刮透了，汗水冰凉。我说，来，师傅，我们走。
我转过身来，弯腰背他，但是他躲开了，说，不要背，我不要你背。
我拉他，说，你来吧。
他推开我的手说，小高，你还是自己走吧。你前边走，我后边慢慢走。
我说，你胡说个啥呀！我前边走了，你能走到车站去吗？来，快点，我背着你。快，要快走，要不就赶不上火车了。
我说着话又一次拉他，但他又往后退了一步，说，小高，你听我说，你背不动我，再背就要把你累垮了；不光我走不了，你也就走不了啦。
我一惊，说，你这是说你不走了？
他说，我想走，但我估计错自己了，我走不到火车站了。
我说，那就我背你嘛。
他说，不行，我不能叫你背我。小高，你快走吧，你再要磨蹭，有人追上来，你就走不脱了。
他说得有道理，可能这时候管教干部或者拐棍们已经发现我和他逃跑了，已经来追拿我们了，但是，我哪能丢下师傅叫人捉回去，而我自己逃跑呢。
我说，师傅，这样好不好：你既然不叫我背，那就还是你扶着我的肩膀走。我们慢慢走，我估计，巡逻的人还得一会儿才能出来，说不定他们还没发现我们走了。
他说，发现了，肯定发现了。每天晚上都挨个地窝子、挨个窑洞查人数。
我拉住他的胳膊说，那就快走吧。来，我扶着你走。
我硬是拉着他往前走了几十步，他栽倒了。我又拉起他来，像战士扶着受伤的战友那样又前行了几十步，他又跌倒了。我再拉，就再也拉不起来了。
这时候我有点着急了，说，师傅，你得挣扎着走呀，坐下怎么办？叫人家把我们抓回去吗？再升个级吗？
他已经累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良久，喘息方定，说，我的确走不了啦，我不想连累你，你快跑吧。
我看他实在无力行走，而我呢，也已经喘得不行了，也是两腿发软，软弱无力，没有能力背他或者拖着他走了。我仰脸看了看天空，看了看满天眨眼的星星，心乱如麻。我说：师傅，你真走不动了，那我们就回去吧，我送你回去。
他因为喘息而低垂着的头抬起来了，他的嗓子发出惊讶的声音：你送我回去？你不怕升级？我说，升级就升级吧，我不能把你一个人撇在这里冻死，或者叫他们抓回去。
他没有立即说话，他静了一下，以非常深情的口气说，小高呀，你怎么这么糊涂，跑掉一个总比把两个人抓回去好吧。反正我已经病成这个样子了，抓回去还能把我怎么样？送到饮马农场去吗？叫我进严管队吗？你可就不一样了，说捆你一绳就捆你一绳，说把你送走就把你送走……
我知道捉回去后的严重性，不是捆绑关禁闭就是正式逮捕送劳改农场，但我还是不忍心扔下我的师傅。
师傅看我不言语，又说，小高呀，你还认不认我是你的师傅？你要真把我当师傅，你就听我的话，你走，你快走！冻不死，你放心我冻不死！等一下就有人追上来了，他们会把我拖回去的……
眼泪突然就涌上了我的眼睛，我哭着说，师傅，回去后你可要保重呀……
师傅在地上坐着，挥了一下手：走吧，你快走吧！
我转身往车站方向走去。我走了几步，站住，脱下自己的大衣又回到师傅跟前：师傅，你躺下，躺下，我给你把大衣盖上。
师傅说，你快穿上，快走，路上冷！
我说，师傅，你就昕徒弟一句话，躺下，我给你盖上，暖和些。我年轻，不怕冷。你坐着不动，会冻死的。
师傅说，你回家的路长，天寒地冻……
我说，师傅，你要不听我的话，我就不走了。
师傅立即就躺在沙土地上了。我把大衣盖在他的身上，蒙住他的头颅。他的声音还从大衣下边发出来：快走……你快走……
我抹掉眼角上的泪水，大步向明水河车站走去……把我的师傅……扔在……扔在……荒滩……
高吉义先生讲到这里，嗓门哽咽泣不成声，泪水从他粗糙的脸皮上流下来。他用像农民一样粗硬的手掌擦眼睛。我的心也揪紧了，泪水涌上眼睛。良久，我才问：你的师傅还……在世吗？高吉义先生原本干巴的嗓门此刻被泪水渍得苦巴巴的，涩涩地说：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1961 年的 4 月，我从老家回到兰州，探听回到各单位的右派是如何安排的？不，我不是为了这事回兰州的，我是不放心师傅才回到兰州的。我根本就没回单位去，因为我早就下了决心，就是给我摘帽叫我回原单位当医生我也不回去了——我再也不当什么干部了，今后我就当农民，或是去当木匠，凭我的劳动吃饭过日子。回到兰州我问了几个右派，都说我师傅跑掉了。对于人们的回答我很吃惊：怎么会呢，他怎么会跑掉呢，他已经衰竭不堪了呀。对于我的提问谁也解答不了，他们说听管教干部讲的，我师傅逃跑了。且逃跑成功了。
就在我从兰州返回老家前的一天，我搞清楚了：我的师傅叫狼吃掉了。
我跟你讲了，我有一块梅花表被我们的分队长陈风林抹走了。离开兰州前的一天，我跑到商业厅陈风林家去要我的梅花表。我打听到他家的住址，敲门，进去的时候，可是把他吓了一跳。不是因为要表，而是因为看见了我：是他给我开的门，但门开了以后，看见我，他吓得尖叫起来：鬼！鬼……鬼来了！他扑通一声跌倒在地，身体筛糠一般哆嗦。他的家人听见他的尖叫跑过来扶他，我也去扶他，他竞不敢握我的手。好半天，他才惊魂稍定，才跟我讲了把他吓成那个样子的原因。
他说，那天夜里八点半钟，他和一个姓侯的小组长巡夜，发现我逃跑了，就向管教干部汇报了。管教干部叫他们两个人往明水火车站追我。追到半路上，他们发现了一件部队发的棉大衣。棉大衣血迹斑斑。他们每人拿着一只手电筒，用手电筒照照衣领里边，写着我的名字。他们在附近找了找，还发现一个被狼啃得只剩下一小块头皮的颅骨。于是他们认定我被狼吃掉了，就用手里提着的打狼棍挑着我的棉大衣回明水向领导汇报去了，没再往车站去追。
那件棉大衣是我在中医门诊部当医生时我的老师给我的。我的老师是名军医，曾经在北京协和医院学习，医术非常高，在中医门诊部我曾拜他为师。我和他都定成了右派，我是极右，他是中右留在兰州降职使用，我送夹边沟劳教。临走，他把自己一件还没穿过的崭新军大衣给了我，说酒泉那边冷。夹边沟的后期偷盗成风，怕大衣丢了找不回来，我在衣领处写上了高吉义三个字。
我当时问了陈风林：你们认为我被狼吃了，那么骆宏远哪去了你们知道吗？陈风林回答：过了两三天我才昕严队长说骆宏远不见了。严队长说，这老家伙还真跑掉了，想不到，真想不到。他到底什么时间跑的嘛，怎么就没人知道呢！看来他的病是装出来的，迷惑人的！陈风林还说，严队长向管教股汇报了骆宏远逃跑的事，管教股就向白银市公安局和骆宏远的东北老家的公安局发了公函，请那边的公安局缉拿在逃犯骆宏远，但都没有回复。东北离明水农场也太远，领导就没有派人去追捕。
最后我才问陈风林，我的手表呢？陈风林说手表交给管教干部了。
高吉义先生讲完了当年逃离夹边沟的故事后又说，想不通呀，一辈子也想不通呀，我师傅之死是怪我呢还是不怪我呢。当初我要是不带着他跑就好了。带着他跑，跑不动我把他送回山水沟就对了……
我无言以对。高先生不停地抹眼泪。良久，我说，高先生，收拾摊子回家吧，花市都打烊了。
花市打烊了，但是我们从花市的小院子转出来，建兰市场灯火通明。市场的无数盏灯光和城市的万家灯火把兰州市的夜窄照亮了，看不见一颗星星。
我和高先生约定，明天他向我讲述夹边沟农场有关狼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