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在史料的从林中——读陈永发新著《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
一
本世纪中叶以后，国人写近世中国史，尤其在撰写涉及中共革命历史的著述方面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国共两党隔海对峙，无论在大陆或台湾，学人都受到严格的意识形态的限制，学人稍有闪失，立时就会遭遇无妄之灾。除此之外，还有史料搜集和史实判断方面的困难。因为可得的资料不仅数量很少，且多为单方面的资料，即便这些单方面的资料，许多也已经过删改和过滤。
上述两方面的困难使得中共党史研究领域在很长的时期内出现了一些独特且早已被国人司空见惯的现象：1、史官写作甚行，海峡两边皆有史官，无论在大陆或在台湾，基于民间立场的中共革命历史方面的著述难见踪迹。2、与第一种现象相联系，中共党史研究大多以集团写作的方式进行，这又以大陆为甚，台湾虽有少数私人写作，但作者身分泰半为史官，表达的仍是某一政治集团的解释学，具有个性色彩的写作不是完全没有，但确实不大多见。
意识形态控制严格和资料严加封锁，固然可以封杀住官方以外的任何研究，但是，当意识形态的控制有所放松，资料逐步对外开放后，新一轮的问题又出现了。中共革命为 20 世纪所发生的重大现象，近代以来，出版业渐趋发达，在 30-40 年代就已有许多有关中共革命问题的论述问世，如今这些资料都可由学者自由使用。80 年代后，国内政局朝开明方向发展，官方已陆续出版大量资料。与一般理解相反，目前有关中共革命的资料不是很少，而是很多，既有中共历史文件的正式刊印，又有大批回忆资料出版，从数量上讲，近 20 年来这类史料和论著，已到了车载船运、汗牛充栋的程度，以至有学人感叹有消化不了之虞。
“消化”问题即史料研读和判断的问题，此为研究中共革命历史的关键。80 年代后，大陆虽陆续开放史料，但许多重要史料迄今仍束之于秘阁，已开放的各类史料和出版的文字大多又零碎缺少系统性，资料有真伪之分，有的并非有意造假，而是由其他各种复杂原因所造成。学者如何对各类资料加以鉴别并与其他资料互相印证，以辨别真伪，这都是治中共史学者不得不认真对待的棘手的问题。
暮冬时分，我读到陈永发教授的最新著作《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细细读毕，深感这是一部近年少见的全面研究中共革命历史问题的力作。陈著是中国人站在民间立场，跳出国共两党意识形态解释学的束缚，以个人之力研究中共革命历史的第一部大型历史著作。陈教授以精深的学养，从容驾驭如此宏大的题目，在占有大量资料基础之上对中共革命条分缕析，卓然成一家之言。但陈著亦有缺失，直言之，存在一些原本可以避免的史实和判断方面的错误。
二
中共是一个在长期革命战争中为生存而奋斗的列宁主义政党，一贯高度重视保守党的秘密，无论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建国后的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共都严格控制有关党的历史文献的出版和传播，即使为加强党员思想训练而编印的党史资料，几乎都被列为党内或内部资料，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发行和阅读，最典型的事例是中共对《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的保护。1941 年，毛泽东为了批判王明等，亲自编纂了这部党的历史文献集，仅印行了 500 套，全部编号登记发至中央局和中央分局以及若干重要领导人。1947 年，中共撤出延安，除保留几部外，其余全部销毁，为此，刘少奇还专门致电毛泽东，向其汇报《六大以来》的销毁情况。由于中共方面如此高度重视党的重要资料的保存，外界对中共革命内情一直难于真正了解。1935 年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 (中统) 编印了一本流传颇广的《中共透视》一书，因缺少准确资料，在对中共内部情况的介绍方面，错误百出。例如该书称王明等国际派一进苏区即被毛泽东逮捕，就纯系滥用想象力。
50-70 年代西人研究中共也有类似情况。著名的史华慈教授的经典性著作《中国共产主义和毛的崛起》竟使用了李昂的《红色舞台》的资料。李昂不是一个真实的姓名，《红色舞台》也不是一本严肃的历史著作，作为一本政治内幕性读物，读来确实兴味盎然，但若加以引用，则差之甚矣。当然，这只是那个特定年代所发生的个别情况，史华慈教授的学术功力和水平得到学界一致公认，此等小的失误确实难免。
在当今华语世界内，陈教授可称上是中共党史研究领域取得最多贡献和突出成就的学者之一，陈著《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的一个突出优点就是重视使用大陆的资料，在该书中，大陆资料的使用比重远远超过其他资料。陈著除动用了大陆出版的第一手的档案文件外，也充分利用了大陆学者的研究论著以及大陆出版的各类回忆资料。
陈教授重视利用大陆出版的资料是十分有眼光的。研究中共革命，大陆方面的资料肯定是主体，另外 80 年代后，大陆有关权威机构已陆续编纂许多历史文献资料和研究论著，虽然都有意识形态方面的考量，在资料和史实叙述方面也有所取舍，但基本已杜绝了以往改写、编造历史的现象，所以这些资料经分析、判别后，是完全可以使用的。
然而问题还是有的，由于大陆中共党史研究还存有许多禁忌，历史上许多关键问题的资料至今还未全面公开，所以研究者仍需小心。
1930 年代初期江西苏区“肃 AB 团”事件是一个牵涉到毛泽东个人责任的重大事件，任何严肃的学者在研究中共革命历史时都不应回避这一问题。80 年代后，在撇开毛泽东责任的前提下，大陆的党史编纂学对此问题有新解释，但“肃 AB 团”具体受害者的数目并未正式公布。然而我们知道，在 80 年代初思想解放运动期间及 80 年代中期一段时间内，中共党史学界一度十分活跃，在那个特定的环境里，个别权威机构曾出版了有关中共党史的系列资料集，这些资料集中的一些重要文献以后没有收入到官方正式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和《毛泽东文集》。
在这些被官方文件集舍弃未收的文献中，就有毛泽东对“肃 AB 团”死亡人数的直接或间接的描述。1930 年 12 月 20 日，毛泽东在《总前委的一封答辩信》中称，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在 4 万多余红军中就肃出 4400 余名“AB 团”分子。1
对于“肃 AB 团”死亡者的数目，中共党史权威廖盖隆教授在 80 年代初有过两次讲话。1980 年 12 月 10 日，廖盖隆引用毛泽东的话：“毛主席说：我们杀了四千五百人，但我们保存了四万红军。”21981 年 9 月 23 日，廖盖隆说，“红一方面军当时在苏区不过三、四万人，前后两次肃反，搞了六千多人，其中一半是杀掉了，就是说，十个红军中有一个被杀掉了，而且差不多都是干部”。2毛泽东在 1930 年 12 月谈到肃出 4400“AB 团”分子，尚不包括 1931 年 4 月后，由任弼时为首的中央代表团抵达中央苏区后重开杀戒，捕杀“AB 团”牺牲者的数目。因此，即使用毛泽东当年说的数字和廖盖隆在 80 年代初提供的数字，“肃 AB 团”死亡者人数也不是陈著中所说的 500 人，陈著且没有提供这个数字的资料来源 (陈著，页 260)。
对中共江西时期的研究在台湾进行的最早，概因 1934 年末，国民党陈诚部攻陷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首府瑞金后搜寻到大批中共史料。80 年代后，大陆学者戴向青、蒋伯英等长期搜集散失在江西、福建的江西苏维埃时期的史料，编有若干史料集，并写有研究论著，皆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为以后的研究者提供了很好的基础。
关于毛泽东在江西时期受压的情况，历史资料与道听途说有很大的区别。毛在 1931 年 11 月后确实开始受到苏区中央局的排挤，但毛受压的具体情况则比较复杂，并非像毛掌权以后所说的那样。在 1931-1934 的几年中，毛一直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主席，在党内也一直是中央政治局委员，陈著说，毛因查田运动失败被国际派撤除其政治局委员一职并非事实 (陈著，页 278 注释 1)。
江西时期，中央苏区经济因国民党的封锁和国际派厉行极左政策而极端困难，此时中共还未学会动员部队、机关生产自救一套方法，在农民耕作方面，也还是沿用传统方式，陈著中说“中共从江西时期以来，为鼓励农民成立集体组织，总是在资金、技术和化肥等方面对其提供种种优惠措施……”(陈著，页 589)。在这段话之后，又有“到延安时期”，致使产生疑问，在瑞金时期，农民耕作何来“化肥”？
三
从治史者的角度看，历史年代、数字的准确性是至关重要的，从事文学、哲学等研究或许不必注意某些具体的时间和日期，但研究历史者都必须注意这些细节。
陈著在这些方面有一些小疵，或者是因为校看不慎，有些可能是疏忽大意所致。例如：中国的国土面积是 960 多万平方公里，不是 700 多万平方公里 (陈著，页 3)；王明起草的《八一宣言》公开发表于 1935 年 10 月 1 日的巴黎《救国报》，而非发表于 1935 年 8 月 1 日的 (陈著，页 298)；新四军成立的时间是 1937 年 12 月至 1938 年初，不是陈著所言的 1937 年初 (陈著，页 317)；新四军政委项英遇难是在 1941 年 3 月 13 日，并非 1941 年 5 月 (陈著，页 353)；苏德战争爆发于 1941 年 6 月 22 日，而非 1940 年 6 月 (陈著，页 353)。在书中所附的照片说明也有个别错误，例如：陈著第 484 页上的照片是 1954 年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参加者的合影，说明中误为“1945 年 2 月中共七中全会出席者的合影”。再如整风运动中的西北局高干会议召开日期是 1942 年 10 月，而非 1941 年 10 月 (陈著，页 369)；张闻天在 1942 年初离延安前往晋西北调查，而非西北局高干会议结束后离延安 (陈著，页 37)。毛泽东第二次访苏是 1957 年 11 月，而非 1958 年 (陈著，页 460)。陈著说，50 年代大陆最流行的话剧是《霓虹灯下的哨兵》(陈著，页 496)，这也不确，该剧于 1963 年创作，走红于 1963-1966 年初。
陈著中还有一些错误可能是对史料研判不够所导致。在中共党史中，尤其在中共西北地区党史中，陕北肃反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在 1942 年 10 月至次年 1 月召开的西北局高干会议上，陕北肃反问题是会议重点讨论的议题之一，成为毛泽东批判国际派的一颗重磅炮弹。陈著中对陕北肃反有很客观的叙述，但是在一个关键问题上却弄成了大错。陈著说，朱理治等滥施肃反，“处死了包括刘志丹在内的数十人”(陈著，页 353)，事实是刘志丹当时只是被囚押，并未被处死，刘志丹阵亡于 1936 年的东征之役。有关刘志丹和西北党史的资料并不十分难寻，若稍加留心，是会避免这个史家最忌怕的“硬伤”的。
关于丁玲在延安的情况也有大量的资料予以反映，不仅有当年的历史文献可查，丁玲在 80 年代还写有很详细的回忆文章，丁玲的丈夫陈明，丁玲当年的同事黎辛，在 80-90 年代均写有十分有价值的回忆材料。1941 年 5 月，丁玲被博古调入延安《解放日报》办文艺栏，陈著却误将《解放日报》错成《人民日报》(陈著，页 374)，当时中共中央机关报是《解放日报》，《人民日报》是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机关报，创办于 1946 年 5 月。
有关彭德怀、70 年代的中苏关系和 60 年代后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近十年来已有各类研究专著问世，即以彭德怀研究为例，大陆已出版三部权威著作，一本为《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编辑部编写的《彭德怀传》，一本为王焰主编的《彭德怀年谱》，第三本为《彭德怀传记》编写组编写的《一个真正的人—彭德怀》。这三部书的最大优点是全部依据彭德怀的原始档案和其他珍贵资料写成。《一个真正的人—彭德怀》是《彭传》编辑组运用在写作《彭传》时因政治和其他方面的禁忌而割舍的珍贵史料写成的。《彭德怀年谱》甚至依据对彭的监护记录，逐日记下彭晚年被囚期间所讲的只言片语。这几部书前几年都已公开出版，并不难得到，如果仔细阅读，就不致得出彭德怀在 1962 年被开除中委身份的结论 (陈著，页 716)。彭德怀在 1959 年庐山会议上被罢官，但保留了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身份。在此之后，他依中共高层政治生活的惯例，以请假方式停止出席中共中央全会和政治局会议。1962 年后，他被停发各类文件，但他的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的身份一直未被正式剥夺，直到 1966 年 8 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新见报的政治局委员名单没有彭的名字，彭的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的身份才算正式中止。
中苏关系在 60 年代初公开破裂是一件震动世界的大事，两党关系在 1966 年文革前夕因毛泽东拒绝派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出席苏共第 23 次代表大会而事实中断，但是，中苏两国的外交关系一直存在，即使 1969 年中苏边境爆发武装冲突，中苏外交关系也一天未中断，因此，陈著中有关文革爆发导致两国正式断绝外交关系的说法不实 (陈著，页 742)。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 1965 年取消军衔制度是毛泽东当年作出的一项重大举措，在其背后确实有意识形态的考虑，但是取消军衔并没有改变军队内部的基本建构，军队内原有的干部级别和工资待遇制度一往如常，所以“在军队内部恢复军事共产主义供给制度”(陈著，页 758) 一说不是事实。
中共组织沿革研究在中共党史全盘研究中占据极重要的地位，近十多年来，大陆有关机构已开展了对中共组织史的全面调查和研究，有关成果已陆续出版，虽然阅读范围有所限制，但亦不是完全指出看到，据笔者所知，海外某些研究单位就收藏有数量不少的中共组织史资料集。在中共组织沿革中，中共中央东南局是一个存在时间不长的机构。1937 年 12 月 14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听取项英就三年游击战争作的总结报告，并专题讨论南方红军和游击队改编问题，毛泽东在发言中提议项英担任中共中央东南分局主要负责人和中央军委分会主席 (即中央军委新四军军分会书记)。1938 年 1 月，项英主持召开东南分局成立会议，在党的隶属关系上，东南分局受延安和中共长江局双重领导。东南分局主要负责领导新四军和苏、浙、皖、赣、闽等地区的中共组织。1938 年 11 月，中共中央决定将东南分局升格为中共中央东南局、由项英任书记，曾山任副书记。有关东南分局—东南局—华中局的沿革。在不少资料中都有直接或间接的叙述，所以陈著中有关“王明把东南局变成东南分局”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 (陈著，页 313)。
四
在对历史过程的描述中，由认识的差异而引发的歧见是十分正常的现象，这一般均被视为是观点和解释体系的不同，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也。但是有些情况则不属于这个范围，因为在这类叙述中，判断建立的基础存在着资料掌握和认识方面的缺陷，换言之，维系判断的依据或是不正确的材料，或是作者超越资料基础作的主观推测，而这些主观推测又脱离了总体事实或总体事实的基本方向。在大陆中共党史研究领域，这类情况并不少见，尤其在驾驭中共革命历史的总体叙述时，如此复杂的过程，如此繁多的线索和众多的理论概念，都要一一道来，细细分析，即使学有专深的学者，也难免不会出现差池。陈教授对中共历史上的延安时期素有研究，对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的活动亦有相当深入的了解，然而在陈著《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中涉及延安时期的个别论述中也出现了差错。
有关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期间的史料迄今开放仍十分有限，中央政治局、书记处的会议记录，中央社会部、中央组织部在这一时期的档案基本都没开放，但是某些权威机构利用上述资料编写了若干著作，包括具有工具书性质的论著，却为研究者了解毛在整风期间的活动提供了一些线索，若再配之以其他资料，有关情况的大致轮廓还是可以看出的。
《毛泽东年谱 (1893-1949)》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一部重要著作，这部书在编辑方针上有非常明确的意识形态倾向性，凡与毛的官方解释有所不合的资料均已被排除，单据笔者仔细研究，却发现该年谱收入了大量珍贵史料，编者的态度也十分认真，《毛年谱》尽管在编排上存在着不够全面的缺点，但没有改写或伪造史料，而这种现象在 80 年代以前是普遍存在的，因此，《毛年谱》对研究者仍有重要价值。
陈教授在《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中运用了《毛年谱》中的资料，又是出于史家的谨慎，使用该书的频率较低，笔者完全理解陈教授的担心，但是过份的谨慎也会带来问题。
关于 1943 年 9 月开始的由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以清算中共历史上“路线错误”为主题的政治局会议，在陈著中有很好的描述。毛在会议上发表了重要的讲话，为会议定下了调子。讲话要点，在《毛泽东年谱》中有简略的反映，其他资料如：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任弼时传》、《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等对此都有说明，所以可以肯定毛参加了 1943 年 9 月政治局会议，这个情况是可知的，并非是“不得而知”(陈著，页 381)。
陈云和王稼祥是中共历史上的重要人物，在延安整风运动期间，此两人在党的核心层中的地位都曾发生过微妙的变化，陈著根据 1943 年 3 月 20 日政治局会议作出的几项组织决定，即陈云、王稼祥列名于新成立的中央组织委员会；王稼祥担任中央宣传委员会副书记，负责管理华北党政军民工作；陈云负责管理大后方工作—依此作出判断：陈云、王稼祥仍旧跻身于中共核心权力圈之中 (陈著，页 378)。但是，仅从这些任职名单上是看不出当时中共权力中枢变动的真实底蕴的，简言之，成立这个机构是毛泽东、刘少奇联手剥夺其他领导人权力的一项精心的安排。陈云、王稼祥进入这些机构后，其原有的权力已被剥夺大半。事实是，陈云长期担任的中央组织部部长一职在 1943 年初就被中予以中止，毛泽东派当时正蒙受他信任的彭真代理中组部部长。当时陈云确实身体虚弱，毛“关心”他的身体，叫他搬到自己居住的枣园休养，真正的原因乃是，陈云对当时正在兴起的审干、肃奸斗争有所怀疑，毛嫌陈云碍手碍脚，才让他“休息”。陈云尊重毛的权威，对自己境遇的变化毫无怨言，一年后，陈云复出，转任西北财经办事处领导，彭真正式就任中组部部长，从此，陈云从干部组织系统转业到财经系统。对陈云的高度党性，毛看在眼中，记在心里，1945 年中共七大后，老政治局委员陈云再度进入政治局，这才真正“跻身于核心权力圈”。至于王稼祥，在 1943 年 3 月“跻身核心权力圈”则更非事实。虽然王稼祥多年来一直效忠于毛泽东，整风之初还十分活跃，积极批判昔日的朋友王明，但终因其历史上曾属于国际派大将，在 1943 年后逐渐受到冷遇。王稼祥不甘落伍，在 1943 年 7 月首次提出“毛泽东思想”的概念，但是“错误路线”代表人物的身份却长期湮没了他的这份功劳，发明“毛泽东思想”概念只能是“正确路线”的代表刘少奇，而非王稼祥。在清算历史的 1943-1945 年，王稼祥终于病倒，虽与毛、刘等同住延安，却离“核心权力圈”不啻十万八千里。
陈著在谈到中共领袖在党内斗争的态度时提出一个看法，他说，“为了避免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的指责”，毛以外的中共领导人，“可能比毛泽东显得更残酷无情，刘、周、邓和彭德怀都免不了有这种问题，他们是等而上之者”(陈著，页 9-10)。陈著在提出这一看法时，没有举出任何证据。笔者认为，就“党内斗争”的范围，在对其对手“残酷无情”方面，中共党内实无人能与毛比肩，毛可以打破常规，不受任何党纪的约束，一口气杀掉 4500 名红军 (张国焘、夏曦大开杀戒是在毛之后)，刘、周、邓、彭比毛“等而上之”一说，没有事实依据。
陈著中对中共建国后一些事件的叙述也有少量错误。1955 年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所发生的一次震动全局的政治事件，80 年代后，围绕胡风案件，已出版若干著述，陈教授在撰写本书时都已注意并加以选择利用。然而陈著在分析胡风“三十万言书”时却断言，胡风没想到自己的言论根本便是和毛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背道而驰的 (陈著，页 658)，其实胡风早在 40 年代中叶就知道自己与毛的文艺观存有差距，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已有不少文献提及，1947 年中共在香港组织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评就完全证明了这一点，胡风对这其中的缘由是心知肚明的。去年公开的胡风 1949 年日记对此问题亦有相当详细的描述。另外，在反胡风及由此引起的肃反运动中，领导运动的组织是中央和各省、市级党委的十人小组，而非五人小组 (陈著，页 659)。
研究中共党史，若仅从文献字面加以理解或过份依赖于官方文字而缺少必要的分析，肯定也会造成理解上的误区。陈著说，反右派运动以后，整风继续进行，效果甚大 (陈著，页 674)，这种说法来源于当年官方的出版物。事实上，反右以后，整风无疾而终，根本没有进行，仅仅从当年官方的文件和报章中是不可能看清真实情况的。陈著举出两例作为上述判断的依据：军队高级将领下连队当兵，扩大发行《参考消息》，但这些都不足以支持上述的判断。因为将军下连队当兵是大跃进期间“发扬共产主义精神”的产物，与反右以后继续开展整风，基本不搭界，况且军队系统在反右时也不是重点单位。至于扩大发行《参考消息》早在 1956-1957 年上半年就已实行了。
至于陈著中说 1979 年后中共宣布对右派分子实行了“平反”(陈著，页 870)，这也不确。官方的正式说法是“改正”，两词的涵义区别大也，所以史家在使用这些话语时，还需察微觉疑。
陈著中还有一些错误可能是过份依靠推测而未及详细研判史料而造成的。例如，陈著提到中共建国后，“虽然保持农村和城市的基本体制，例如保甲制度，但他们强调群众动员，以镇压反革命的名义，在基层展开逮捕，并开始初步改造工作”(陈著，页 495)，这样的描述总体上是符合当时社会情况的，但仍欠准确性。中共革命成功后，在城市第一步做的就是“城市民主改革”，在农村则是建立村组建制，通过这些措施，废除了保甲制等旧的社会基层结构，以后又经土改、镇反运动，完全建立起中共在城乡的基层社会结构，所以不存在一段时期内保留保甲制度的事实。
陈著中还提到建国初，中共将知识分子编入各种协会，“参加这种团体……有固定工资可领”(陈著，页 688)，事实也不是这样。当时被吸收进各协会的多为知识分子中的头面人物，并非所有知识分子都被编入各学会，被接纳进学会主要是一种政治荣誉，各学会并不给知识分子开工资，开工资的是他们各自所属的单位。另外，50 年代初不少知识分子处于失业状态，以后或被政府安置就业，或通过参加革命大学，经过审查、重新分配工作才领到薪金。
陈著中提到刘少奇在 1962 年提出“三和一少”(陈著，页 741)，这是文革期间批判刘少奇的说辞，此主张实际上是由时任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的王稼祥提出，与刘少奇无涉，尽管刘少奇倾向于接受王稼祥的意见，但版权归王而非刘。
陈著说，文革期间，“无论城市和农村，老百姓都基本无失业之虞”(陈著，页 849)，在城市，此说还可以成立 (事实是当时城市也有少量无业人员)，但在农村，就业、失业的概念似乎用不上。
又言，“70 年代初，因为与美国恢复关系，中国大陆电视观众已经注意到中国比资本主义国家落后”(陈著，页 850)，实际情况并非如此。70 年代初，中国电视节目和电视机的数量都极少，一般百姓根本看不到电视，而且电视上的所有节目都已作了彻底的政治过滤，从电视上，观众根本无法了解外部世界的情况。笔者在 70 年代初看过中国乒乓球队访日、访美的记录片，这两部记录片都在当时的电视台播映过，所有镜头都在比赛场内，几乎没有一个场外的镜头。
以国人而言，站在民间立场研究中共历史，确是一项艰难而寂寞的事业，治史尤如在攀登高山险岭，山间道路崎岖，云雾环绕，说不尽艰难苦涩，治史者只能小心翼翼，迂迂而行。然而这又是一项有意义的工作，正如陈教授所言，凡我国人，怎能忽略中共革命这一本世纪最重要的现象呢？陈教授有感此问题之重要，特别有感于台湾岛内不少人有与大陆渐行渐远的心态，以一人之力，历时数年，完成这一扛鼎之作。陈教授秉持学术中立的立场，努力贴近中共革命，在宏观把握、专题分析、理论开掘等方面，皆获很高的成就。笔者这篇文章仅从史料运用的层面对陈著发表了一些意见，陈著的重大价值还有待专门论及，这是特别需要加以说明的。陈著中的若干缺失，与全书的成就相比，只是个别小疵，丝毫不影响该书的整体价值。走笔至此，深深感到，写信史难，写中共信史更难，转念又思之，难，固然是也，可是这其中何尝未另有一番研究乐趣呢？
（本文发表于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1999 年 6 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