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人有病,天知否?
一九七三年,毛泽东已届八十高龄。年初,批判一九七二年的“右倾回潮”。在这年夏天召开的中共十大上,“文革”理论体系再次被全面肯定,王洪文、张春桥等进入中央核心层。在维护“文革”理论体系的前题下,毛也安排邓小平等老干部逐渐复出,形成了一种新的权力平衡。环顾神州,是不是四海晏清了呢?他并没有稍稍松弛,中共十大后,又开始酝酿批林批孔运动。
毛泽东从容坚定,老而弥坚,却早已步入垂暮之年,心情是沉郁和凝重的。就在他频频就批林批孔运动发出“最新指示”的同时,他也像一般老人那样,对自己过去的诗文重又燃起兴趣,就在这年的冬天,毛泽东捡拾起搁置多时的旧诗文,并对其中的一部分作了新的修改订正。
毛泽东一生写有大量文稿,在其生前公开出版的只占其中的一部分,未公开发表的原因大致有几个方面:
一、自觉不成熟、或公开出版会与当下政治斗争有违的文稿,如在六十年代初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记录;
二、涉及党内上层斗争的机密,公开后会有损现今领导人威信的文稿,如在四十年代初批判王明路线涉及周恩来的《九篇文章》;
三、在布署某些重大政治斗争前夜对若干重要问题进行思考的文稿,如在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写给江青的信,以及生前从未公开、写于一九六六年六月的《七律·有所思》;
四、完全属于个人情感领域的诗文。
在一九七三年冬毛泽东重新改定的诗文中,有一首写于五十年前的《贺新郎》,直至他逝世后的一九七八年九月九日,才在《人民日报》公开发表。
《贺新郎》是作于一九二三年的一首咏毛杨之恋的爱情诗,也是目前仅见的毛泽东唯一的一首爱情诗。毛泽东与杨开慧由相知、相恋于一九二○年结婚后,夫妻情爱笃深,然他此时已是一职业革命家,常常奔走四方,与杨开慧分多聚少。杨虽系五四新女性,但仍深受其家庭传统文化氛围之渲染,情感丰富细腻,不仅深佩毛泽东之魄力、学识,且对他依恋极深。杨善诗词,写有一些旧体诗和日记,常咏对毛泽东的爱恋,(一九二七年后,杨开慧将这些诗文藏于其家中的墙壁内,一九八三年老屋翻修才偶然发现)。杨开慧希望夫妇长相守,毛泽东却难以做到。因此夫妻间难免有口角抵牾,毛泽东曾抄写一首唐代诗人元稹的《菟丝》给杨开慧:
人生莫依倚,依倚事不成。
君看菟丝蔓,依倚榛和荆。
下有狐兔穴,奔走亦纵横。
樵童砍将去,柔蔓与之并。
此事对杨开慧刺伤很深,毛泽东虽多次解释,均未得冰释误会。一九二三年,他奉中共中央命,又要前往上海转广州,此次远行,杨开慧也未去送行。他写下这首柔情缱绻的《贺新郎》:
挥手从兹去。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零还往。知误会前番书语。过眼滔滔云共雾,算人间知己吾和汝。重感慨,泪如雨。今朝霜重东门路,照横塘半天残月,凄清如许。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凭割断愁丝恨缕。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像台风扫寰宇。重比翼,和云翥。
毛泽东的一生有一半时间是在战争年代度过的,他常说自己的那些诗词是在“马背上哼出来的”。一九五五年,他对法国前总理富尔说,很留恋那种马背上的生活。毛诗意像雄迈,豪迈慷慨,他虽“不废婉约”,但更重“豪放”。就创作内容而言,毛诗中更多反映的是政治、理想和斗争。一九六二年毛泽东接见越南南方客人,在谈到自己的诗词时,他说,“我也是写阶级斗争”。
一九五七年,毛泽东、杨开慧的故旧李淑一将她回忆的一些毛杨诗词寄给毛,请他帮助回忆考证,其中就有李淑一忆及的当年毛泽东给杨的《虞美人》的残句。毛泽东复信曰:“开慧所述那一首不好。”他说“不好”,未知是否为真心话,却有一种过分政治化的感觉。然而在私底下,在他激越高亢的潜层,在其不予示人的个人天地之一角,还留有一份对“婉约”的欣赏。
毛泽东晚年一再圈点柳永词。一九七三年冬,他将那首《贺新郎》又作了最后的修定。他将原词中“重感慨,泪如雨”一句改为“人有病,天知否?”
“重感慨,泪如雨”,虽浅露直白,却饱含平常人之情暖,将其改成为“人有病,天知否”,则更精彩,一下跃升到“形而上”的层次。
“人有病,天知否”究竟是何含义?毛泽东之问天,胸中又有何等强烈的愤懑?五十年白云苍狗,此时之“病”与彼时夫妻间的感慨难道仍是同一物吗?
毛泽东不太喜欢别人对他的诗词作注释,他说,“诗不宜注”。但他也不反对诗家从不同的角度来注解他的诗词。他在一九六四年对他的老友、也是注毛诗的名家周世钊先生说,注毛诗“可以意为之”。他的《贺新郎》在一九七八年发表后,注家蜂起,李淑一以毛、杨老友的身份发表学习体会,称诗中之“人有病”乃是指人民在三座大山压迫下所造成的苦痛,“天知否”,有唤起人民革命推翻三座大山的含义。注毛诗的另一名家周振甫先生也持类似说法。李淑一等的解释或许可以说得通,但我总觉得隔了一层,我更相信毛泽东在一九二三年写作该诗时,主要是咏夫妻间的情爱,而一九七三年修改此句则意蕴深远。
毛泽东晚年的心境极为复杂,在壮怀激烈的同时,又日显幽深苍凉。他的一生,事功厥伟,然改造人性又何等艰难!毛泽东虽早已一言九鼎,一呼百应,但“真懂马列”又有几许人?万千众生,有待拯救,却懵然不知,又怎不让人焦虑!
一九七五年,毛泽东曾三次让工作人员为他诵读瘐信的《枯树赋》:
昔年树柳,依依江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情何以堪!
当他一遍遍听读《枯树赋》时,是否也有一种夕阳西照,而壮志难酬的慨叹与无奈?
在毛泽东生命的最后阶段,他让文化部抽调名家为自己灌录了一批配乐古诗词。在这些古诗词清唱中,他最喜爱南宋张元幹的《贺新郎·送胡邦衡待制赴新州》,词云:“……天意从来高难问,况人情老易悲难诉。”晚年毛泽东的心思又有谁能猜透呢?
近读陈徒手《人有病,天知否:一九四九年中国文坛记实》,对作者何以用毛词之佳句作书名再三体味。以吾观之,此“病”似病又非病也。病者,有待改造的人性之痼疾,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腐朽思想也;非病者,精神,灵魂之痛也,对焉,错焉?
二000年十一月五日
(原载万象 2001 年第 2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