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人有病，天知否？

一九七三年，毛泽东已届八十高龄。年初，批判一九七二年的“右倾回潮”。在这年夏天召开的中共十大上，“文革”理论体系再次被全面肯定，王洪文、张春桥等进入中央核心层。在维护“文革”理论体系的前题下，毛也安排邓小平等老干部逐渐复出，形成了一种新的权力平衡。环顾神州，是不是四海晏清了呢？他并没有稍稍松弛，中共十大后，又开始酝酿批林批孔运动。

毛泽东从容坚定，老而弥坚，却早已步入垂暮之年，心情是沉郁和凝重的。就在他频频就批林批孔运动发出“最新指示”的同时，他也像一般老人那样，对自己过去的诗文重又燃起兴趣，就在这年的冬天，毛泽东捡拾起搁置多时的旧诗文，并对其中的一部分作了新的修改订正。

毛泽东一生写有大量文稿，在其生前公开出版的只占其中的一部分，未公开发表的原因大致有几个方面：

一、自觉不成熟、或公开出版会与当下政治斗争有违的文稿，如在六十年代初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记录；

二、涉及党内上层斗争的机密，公开后会有损现今领导人威信的文稿，如在四十年代初批判王明路线涉及周恩来的《九篇文章》；

三、在布署某些重大政治斗争前夜对若干重要问题进行思考的文稿，如在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写给江青的信，以及生前从未公开、写于一九六六年六月的《七律·有所思》；

四、完全属于个人情感领域的诗文。

在一九七三年冬毛泽东重新改定的诗文中，有一首写于五十年前的《贺新郎》，直至他逝世后的一九七八年九月九日，才在《人民日报》公开发表。

《贺新郎》是作于一九二三年的一首咏毛杨之恋的爱情诗，也是目前仅见的毛泽东唯一的一首爱情诗。毛泽东与杨开慧由相知、相恋于一九二○年结婚后，夫妻情爱笃深，然他此时已是一职业革命家，常常奔走四方，与杨开慧分多聚少。杨虽系五四新女性，但仍深受其家庭传统文化氛围之渲染，情感丰富细腻，不仅深佩毛泽东之魄力、学识，且对他依恋极深。杨善诗词，写有一些旧体诗和日记，常咏对毛泽东的爱恋，（一九二七年后，杨开慧将这些诗文藏于其家中的墙壁内，一九八三年老屋翻修才偶然发现）。杨开慧希望夫妇长相守，毛泽东却难以做到。因此夫妻间难免有口角抵牾，毛泽东曾抄写一首唐代诗人元稹的《菟丝》给杨开慧：

人生莫依倚，依倚事不成。

君看菟丝蔓，依倚榛和荆。

下有狐兔穴，奔走亦纵横。

樵童砍将去，柔蔓与之并。

此事对杨开慧刺伤很深，毛泽东虽多次解释，均未得冰释误会。一九二三年，他奉中共中央命，又要前往上海转广州，此次远行，杨开慧也未去送行。他写下这首柔情缱绻的《贺新郎》：

挥手从兹去。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零还往。知误会前番书语。过眼滔滔云共雾，算人间知己吾和汝。重感慨，泪如雨。今朝霜重东门路，照横塘半天残月，凄清如许。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凭割断愁丝恨缕。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像台风扫寰宇。重比翼，和云翥。

毛泽东的一生有一半时间是在战争年代度过的，他常说自己的那些诗词是在“马背上哼出来的”。一九五五年，他对法国前总理富尔说，很留恋那种马背上的生活。毛诗意像雄迈，豪迈慷慨，他虽“不废婉约”，但更重“豪放”。就创作内容而言，毛诗中更多反映的是政治、理想和斗争。一九六二年毛泽东接见越南南方客人，在谈到自己的诗词时，他说，“我也是写阶级斗争”。

一九五七年，毛泽东、杨开慧的故旧李淑一将她回忆的一些毛杨诗词寄给毛，请他帮助回忆考证，其中就有李淑一忆及的当年毛泽东给杨的《虞美人》的残句。毛泽东复信曰：“开慧所述那一首不好。”他说“不好”，未知是否为真心话，却有一种过分政治化的感觉。然而在私底下，在他激越高亢的潜层，在其不予示人的个人天地之一角，还留有一份对“婉约”的欣赏。

毛泽东晚年一再圈点柳永词。一九七三年冬，他将那首《贺新郎》又作了最后的修定。他将原词中“重感慨，泪如雨”一句改为“人有病，天知否？”

“重感慨，泪如雨”，虽浅露直白，却饱含平常人之情暖，将其改成为“人有病，天知否”，则更精彩，一下跃升到“形而上”的层次。

“人有病，天知否”究竟是何含义？毛泽东之问天，胸中又有何等强烈的愤懑？五十年白云苍狗，此时之“病”与彼时夫妻间的感慨难道仍是同一物吗？

毛泽东不太喜欢别人对他的诗词作注释，他说，“诗不宜注”。但他也不反对诗家从不同的角度来注解他的诗词。他在一九六四年对他的老友、也是注毛诗的名家周世钊先生说，注毛诗“可以意为之”。他的《贺新郎》在一九七八年发表后，注家蜂起，李淑一以毛、杨老友的身份发表学习体会，称诗中之“人有病”乃是指人民在三座大山压迫下所造成的苦痛，“天知否”，有唤起人民革命推翻三座大山的含义。注毛诗的另一名家周振甫先生也持类似说法。李淑一等的解释或许可以说得通，但我总觉得隔了一层，我更相信毛泽东在一九二三年写作该诗时，主要是咏夫妻间的情爱，而一九七三年修改此句则意蕴深远。

毛泽东晚年的心境极为复杂，在壮怀激烈的同时，又日显幽深苍凉。他的一生，事功厥伟，然改造人性又何等艰难！毛泽东虽早已一言九鼎，一呼百应，但“真懂马列”又有几许人？万千众生，有待拯救，却懵然不知，又怎不让人焦虑！

一九七五年，毛泽东曾三次让工作人员为他诵读瘐信的《枯树赋》：

昔年树柳，依依江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情何以堪！

当他一遍遍听读《枯树赋》时，是否也有一种夕阳西照，而壮志难酬的慨叹与无奈？

在毛泽东生命的最后阶段，他让文化部抽调名家为自己灌录了一批配乐古诗词。在这些古诗词清唱中，他最喜爱南宋张元幹的《贺新郎·送胡邦衡待制赴新州》，词云：“……天意从来高难问，况人情老易悲难诉。”晚年毛泽东的心思又有谁能猜透呢？

近读陈徒手《人有病，天知否：一九四九年中国文坛记实》，对作者何以用毛词之佳句作书名再三体味。以吾观之，此“病”似病又非病也。病者，有待改造的人性之痼疾，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腐朽思想也；非病者，精神，灵魂之痛也，对焉，错焉？

二０００年十一月五日

（原载万象 2001 年第 2 期）